创业选择论文

10年前我们那一拨创业者，都是仰望美国、硅谷的追随者，那个时候很多业务都是从CopytoChina开始的。我算是当时那个时代很少数不是CopytoChina的创业者。我们发展得很快，体量也很大，开始觉得不管是业务规模，还是公司的估值、融资额、影响力，能快速追上美国，跟他们平起平坐。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创业选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创业选择论文 篇1：

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

摘要：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rey，简称CHFS）数据库的研究样本，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的加入缓解了农村家庭融资约束，对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探讨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异质性影响时发现，非正规金融对受银行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创业激励效果较明显;非正规金融对风险厌恶型家庭的创业激励效果要优于风险偏好型;非正规金融促进了财富水平分布于25%～50%、50%～75%、75%～100%的农村家庭创业，但对财富水平分布位于0～25%的农村家庭创业影响不显著;另外，非正规金融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家庭创业促进作用较明显，而農村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农村家庭创业。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农村家庭;信贷约束;创业选择;CHFS数据;新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2017-10-17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2016M591863）;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项目（编号：SK2016020）。

作者简介：陈俊聪（1984—），男，江苏宜兴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与保险研究。E-mail：jcchen@njau.edu.cn。

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农户由于缺乏抵押物而遭受银行信贷配给程度十分严重[2]。相比于对抵押品有严格要求的正规金融，内生于农村金融的非正规金融对于缺乏抵押品的农户而言更具有优势，且非正规金融在信息获取以及运作机制灵活性方面也相对良好[3]。通过非正规金融有助于缓解农户信贷约束、促进贫困减缓，提升农民福利水平[3-4]。

党中央提出，要在2020年让7 000万人脱离贫困，通过积极鼓励农户创业，以创业带动农村家庭就业、脱贫，这对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创业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5-6]，创业者是培育创新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创业活动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创业通常存在一定的投入资本要求，缺乏资金是阻碍农户创业的重要原因[7-8]。大量研究显示，信贷约束对创业选择具有抑制作用[9]，并且对我国农村地区创业的抑制作用更大[10]。由于农户贷款具有规模小、风险高等特点，银行面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11]，而农户又缺少抵押物，出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考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往往拒绝向农户发放贷款[12-13]。并且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银行大多撤销农村营业网点，因此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现象十分严重[14]。相比于贷款条件苛刻的正规金融，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非正规金融，在信息获取上具有巨大的优势[15]，通过农村熟人社会网络内部的声誉机制、共同利益和道德规范等进行信息密集型审查和监督[16]，有助于降低信贷风险，缓解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是以社会网络为载体，非正规金融越发达的地方，其创业活动越活跃[17]。非正规金融通过缓解供给型与需求型信贷约束进而影响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并促使其发现创业机会和资源，进而成为机会型创业者[18]。

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现有文献未能厘清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创业的理论机制，本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的创业影响;第二，现有文献在探讨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时，未考虑农村家庭的异质性问题，本研究在探讨非正规金融是否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基础上，进一步从风险偏好、信贷配给程度、财富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对农户进行分层，进一步分析非正规金融对异质性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第三，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数据库，研究对象包含全国范围内的样本，研究结论相对更具有代表性。此外，本研究试图通过相应的研究结论，为促进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中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思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1.1 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二元Probit模型来考察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借鉴以往研究，以下分析将每一个农村家庭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假设农村家庭效用函数的误差项是独立同分布，则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为

式中：因变量y是一个分类变量，y=1表示农村家庭已经创业，y=0表示农村家庭未创业;X表示农村家庭的非正规金融借贷情况;M为农村家庭特征控制变量;Z为地区控制变量;α、β、θ分别为变量X、M、Z的系数。

非正规金融影响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计量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p为二分位农户是否创业变量;Bor表示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情况;Cre表示农户正规金融借贷情况;Ris表示农户风险偏好;Wea表示农户拥有资产水平;Age表示农户实际年龄;Edu表示农户受教育水平;Hea表示农户健康状况;Sex表示农户性别;Mem表示农户是否为党员;Lab表示农户家庭劳动力情况。

1.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提供的2011年CHFS数据，该数据涉及全国25个省份、80个县、320个社区，共计8 438个家庭，其中的 2 659 个农业户籍家庭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实证研究中选取了如下变量。

1.2.1 创业 本研究以“农户是否进行创业”作为因变量，如果有以下2个方面的行为之一，都归结为创业。一是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二是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总成本在5万元以上。如果家庭有两者之一或都有，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在选取的2 659个农户家庭中，创业农户共有543户，其中515户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创业家庭有256户，占比为9.63%，中部地区创业家庭有204户，占比为7.67%，西部地区创业家庭有83户，占比为3.12%。可见，经济发展越发达，家庭创业活动越活跃。

1.2.2 非正规金融 当农户有创业需求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遭受拒绝时，部分农户会进行非正规金融借贷。如果农户在生产经营项目中有非正规金融借款，则变量为1，否则为0。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户通常向亲朋好友以及民间金融组织借款，从而获得资金支持其创业，提高创业概率。在 2 659 户家庭中，共有673户家庭有非正规金融借款，占比为25.31%;在543户创业家庭中有194进行非正规金融借款，占比为35.73%。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有154户进行非正规金融借款，占比为5.79%，中部地区有279户，占比为 10.49%，西部地区有240户，占比为9.03%。在受信贷约束的854户家庭中，有346户有非正规金融借贷，占比为 40.52%。在受信贷约束的139戶创业家庭中，有83户有非正规金融借贷，占比为59.71%。

1.2.3 正规信贷约束 在2 659户家庭中，共有854户家庭受到信贷约束，其中创业家庭有139户受到信贷约束，占比为5.23%，非创业家庭有715户受到信贷约束，占比为 26.89%。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有180户受到信贷约束，占比为6.77%;中部地区有412户受到信贷约束，占比为 15.49%;西部地区有262户受到信贷约束，占比为9.85%。可知创业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要低于非创业家庭，中部地区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高于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2 实证结果

2.1 全样本估计

非正规金融借贷对创业选择的影响系数为0.519 3，并在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表明非正规金融借贷每增长1%，农户创业的概率将会提高0.519 3%。信贷约束对创业选择的影响系数为-0.259 9，且在1%水平上影响显著，表明当农户存在创业资金需求向正规金融借贷时，由于农村金融排斥使得农户较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创业信贷支持，即信贷约束降低了农户的创业选择。风险态度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风险偏好者的创业概率要显著高于风险厌恶者。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创业选择的影响系数达到0.144 8，且在1%水平上影响显著，表明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农村家庭的创业概率将增加0.144 8%，受教育程度提升将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

户主年龄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户主年龄越大其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低，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农村家庭创业。身体健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创业选择，身体健康的农户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性别变量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影响不显著。家庭资产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创业选择，资产越是丰富的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越高。地区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影响创业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家庭劳动力比例在1%水平上显著抑制了家庭创业，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家庭劳动力比例越高，劳动收入多样化程度及可支配收入就越高，进而对农村家庭创业起到替代效应。户主是党员身份在10%的水平上促进了农村家庭创创业，说明党员创业的概率比非党员创业的概率要高，这可能是因为具有党员政治身份的农户具有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源，正如胡金焱等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通过促进非正规金融借贷进而促进农户创业[8]。

2.2 分组稳健性检验

上面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借贷可以提高农户创业的概率，但是对于不同资产水平、教育水平、风险态度以及受信贷约束程度的家庭，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创业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将农村家庭进行分组，探究非正规金融对异质性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2.2.1 按是否受信贷约束进行分组检验 将样本按家庭是否受信贷约束分为2个子样本，无论农村家庭是否受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借贷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变量系数均为正数。对于不受信贷约束的家庭，非正规金融每增长1%，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将提升 0.487 1%;对于受信贷约束的家庭，非正规金融每增长1%，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将提升0.544 1%。一般来说非正规金融借贷利率相对较高，对于融资能力较强不受正规金融机构排斥的农村家庭创业将会优先选择正规金融贷款;对于受正规金融机构排斥的农村家庭，创业融资将选择从非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即非正规金融借贷对受信贷约束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高于不受信贷约束的家庭。因此，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保障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提高农户福利水平。

2.2.2 按风险态度差异进行分组检验 将研究样本按风险偏好、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进行分组检验。非正规金融借贷显著促进了风险偏好、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的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变量系数分别为0.462 7、0.610 3、0.513 2，且变量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非正规金融借贷对风险中立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风险厌恶家庭，最后是风险偏好家庭。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了风险中立及风险厌恶农村家庭的融资约束，提升了农村家庭理性创业。

信贷约束对风险中立家庭的创业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但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家庭分别在5%、1%的水平上显著抑制创业概率，说明信贷约束是抑制农村家庭创业的重要原因。此外受教育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家庭的创业可能性，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家庭的创业概率分别提高0.190 2%、0.147 6%。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家庭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合理运用金融工具理财增加家庭收入多样性和稳定性的能力就越高，其创业抗风险能力也就越高，因此教育水平提升了非风险偏好者的创业概率。

2.2.3 按财富水平差异进行分组检验 借鉴翁辰等的方法[7]将农村家庭财富水平按四分位数进行划分，其中0～25%、25%～50%、50%～75%、75%～100%分别为最低、中低、中高、最高财富水平，进一步探讨非正规金融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家庭的创业影响。非正规金融借贷对财富水平最低的家庭的创业概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他财富水平的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非正规金融借贷每增加1%，将使财富水平位于25%～50%、50%～75%、75%～100%的农村家庭创业概率分别提高0.763 7%、0.388 1%、0.687 4%，可见非正规金融借贷对中低财富水平家庭的创业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最高财富水平的家庭。

信贷约束对财富水平最低的家庭的创业概率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中低、中高和最高财富水平的家庭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变量系数分别为-0.294 9、-0.447 8、-0.218 2。相比较而言，信贷约束对财富水平中低的农村家庭创业抑制作用相对较强。可能原因是财富水平较高的家庭，当其受到信贷约束时，可能会通过非正规金融借贷或者自有资金进行创业。受教育程度对财富水平位于50%～75%、75%～100%的农村家庭创业概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变量系数分别0.234 6、0.109 1;对财富水平位于0～25%、25%～50%的农村家庭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财富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通过教育、培训、学习等途径积累人力资本和拓展创业经验，从而有助于促进财富水平较高的农村家庭创业。

2.2.4 按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组检验 将研究样本按中位数划分为2个子样本即初中（及以下）和初中以上2组，并展开分组研究。在1%的水平上，非正规金融借贷显著促进了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和初中以上的农户创业概率，变量系数分别为0.501 6、0.667 6。即非正规金融每增长1%，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的农户创业选择将提升0.667 6%，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户创业选择将提升0.501 6%。可见，非正规金融借贷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明显。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的样本，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的加入缓解了农村家庭融资约束，对农村家庭的创业概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探讨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异质性影响时发现，非正规金融对受信贷约束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未受信贷约束家庭;非正规金融对风险厌恶型家庭的创业激励效果要优于风险偏好型;非正规金融促进了财富分布位于25%～50%、50%～75%、75%～100%的农村家庭创业，但对财富水平分布位于0～25%的农村家庭创业影响不显著;非正规金融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家庭创业促进作用较明显，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农村家庭创业。

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非正规金融对信贷约束具有缓解作用，对农户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未来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并给予其明确的定位，保证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合法化。第二，创新贷款技术和金融产品，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将农户信息建档立案，实现金融机构之间信息共享，从而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贷约束问题。第三，进一步降低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的门槛，使农户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创新符合农村特点的抵押担保方式，如农地经营权抵押担保等，从而缓解创业农户因缺乏抵押品而遭受信贷约束问题。第四，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教育、培训、经验交流等途径积累农村家庭创业能力，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创业就业带来的负面冲击。

参考文献：

[1]平新乔，杨慕云. 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证据[J]. 金融研究，2009（3）：1-18.

[2]Stiglitz J E，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393-410.

[3]譚燕芝，张子豪，眭张媛. 非正规金融能否促进农户脱贫——基于CFPS 2012年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7（2）：41-50.

[4]张 宁，张 兵. 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与贫困[J]. 经济科学，2015（1）：53-65.

[5]Schmitz J A. Imitation，entrepreneurship，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97（3）：721-739.

[6]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6，11（1）：3-22.

[7]翁 辰，张 兵. 信贷约束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基于CHFS调查数据[J]. 经济科学，2015（6）：92-102.

[8]胡金焱，张 博. 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城乡差异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2014（10）：148-163.

[9]Evans D S，Jovanovic B. An estimat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hoice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97（4）：808-827.

[10]张龙耀，张海宁. 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中国的城乡差异[J]. 金融研究，2013（9）：123-135.

[11]徐 升. 信贷约束与农户生产效率分析[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5（4）：106-120.

[12]Ghatak M. Group lending，local information and peer selec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60（1）：27-50.

[13]Karlan D S. Social connections and group banking[J]. Economics  Journal，2007，117（517）：F52-F84.

[14]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2005（7）：35-44.

[15]Hoff K，Stiglitz J E. Introduction：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rural credit markets：puzzles and policy perspectives[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0，4（3）：235-250.

[16]马光荣，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2011（3）：83-94.

[17]李祎雯，张 兵. 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J]. 经济科学，2016（2）：93-105.姚 文. 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消费行为归因分析——基于贵阳市的实证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5）：296-300.

作者：陈俊聪 陶茹

创业选择论文 篇2：

未来十年的创业选择

10年前我们那一拨创业者，都是仰望美国、硅谷的追随者，那个时候很多业务都是从Copy to China开始的。我算是当时那个时代很少数不是Copy to China的创业者。

我们发展得很快，体量也很大，开始觉得不管是业务规模，还是公司的估值、融资额、影响力，能快速追上美国，跟他们平起平坐。到了后来，我们内心不自觉有一种骄傲感、领先感，甚至有了自己所谓的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中除了高铁，全都和我们这10年的创业有关，比如共享单车、电商、移动支付，我们觉得已傲视全球了。

当我们开始出海，把模式复制到东南亚、印度、印尼，感觉已经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我们的心态在10年时间中发生了这么快速的变化。

那个时候，每年到纳斯达克上市几家公司就觉得已经很牛了。到今天为止，排队准备去美国上市的还有五六十家公司。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象。

过去，我们认为一个创业公司IPO了，就像迎娶白富美一样，走上了人生巅峰。实际上，到了今天，很多公司上市了，不是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甚至更悲惨。特别是去年和今年，上市的港美股可能有不到二百家，但大量公司的价值比一级市场低。

我们也出现了批量性制造所谓的独角兽公司，过去叫独角兽是因为凤毛麟角，现在却是一批一批的了，然而这些公司估值却在下降，融新的资金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不管是已经上市的公司，还是没有上市的公司，身上都沾满了泡沫。
用达观态度看待危与机

我作为亲历者，从2010年移动互联网那一波开始，非常快速地蓬勃向上，整个国家的宏观也是如此。到了最近，大家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拐点，好像氛围不一样了，是不是业务的成长性没那么好了，融资没那么顺利了，估值好像也不怎么样了。

我们心中有一点感受，但是又不愿意接受，这到底是一个短暂的调整，还是说时代真的变了？我个人更倾向于可能这不是一次短暂的调整，不是说有了5G、IoT、AI等新概念以后，我们就迅速会迎来一个比移动互联网更大的新周期。从宏观上来讲，有的人说叫不确定，有的人说叫低速，我更愿意用一种更残酷的表达：这可能是一个衰退的周期。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0年，我们再想创业的话，可能就是一种新命题。如何在衰退的周期里去创业？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一些悲观的说融资不好融了，宏观经济也下滑了等等，也有很多创业者、投资界的人士本能性地选择了乐观，他们说一个创业者怎么可以不乐观呢？

我们在悲观和乐观中争论，似乎也没有一个终局和答案，是不是有可能可以选择一个乐观、悲观争论之外的，一个新的态度：达观。

听起来很玄，达观是既不要盲目地选择乐观、侥幸，对未来的假设、选择都是基于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做判断，当然也不要悲观，不要什么都不做。

我觉得更应该是一种平衡的态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做一种前所未有的选择，那就是一定要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特别是对创业来说，比如融资真的没有那么好融，还要继续像过去的节奏一样烧钱再烧钱吗？

还是说只要业务还在快速的增长，我们的成本不需要调整，管理还可以继续那么粗放。我们是不是要为那些最坏的局面做好准备？

同时，要在“危”中努力看到“机”。大家总说融资不容易，但资本只是资源的一种，还有其他很多资源。衰退的周期反而很多资源都会过剩出来，我们要看到衰退时期的新资源、新机会、新模式。

比如，房租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便宜？人的成本是不是回归正常？别人都投不起广告了，可能广告就会大量地便宜下來，甚至他们会免费赠送给未来可能成长起来的幸运儿。

巨头们过去做了很多战略投资，从去年的投资数据，可以看到巨头们对战略投资的看法和整个策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很多战略协同性没有那么强的项目，甚至不投了;过去投的公司，如果没有战略协同性他们有可能会卖掉或者并掉。

我们应该努力看到，在这种衰退周期里面很多存量的资源以及巨头们新的选择，这些都可能是整合新资源的机会。
忘却成功向失败学习

我们应该忘掉那些仰望的成功、追逐的神话，忘掉梦想中的巅峰时刻。忘却，会让我们拥有更大的自由，这的确是我们这一代想创业、正在创业路上的人最大的优势，很多成功人的问题是，成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信，他们就总想复制自己的成功，有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老想守护自己的边界。

当他们拥有了一切，貌似很强大，实际上这些拥有的东西也就成为了障碍，他们没有办法或者不愿意相信和自身方法论不一样的新思考，他们不愿意踏入他们不熟悉的新的陌生的领域，他们不愿意尝试未曾成功过的方法。所以忘却，才能更好地前行。

如果真的想学习，不要向成功学习，而要向失败学习，尤其是向自己的失败学习。

学完后，我们会更加尊重规律，对未来的创业之路不心存侥幸、妄念，而是更加地顺势而为。

那么下一个10年的创业，应该如何开始呢？我们和极客公园一起创办了一个全新的项目——创始人工作坊，这不是一个商学院，也不是创业课程，更不是什么企业大学，主要针对那些真正有创业的真实想法的，但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创业的准创业者，帮助他们一起做实战的推演。我们希望能够在过程中加速准创业者的成长，在过程当中发现未来的企业家。

我在这两年的投资过程中，一直在想，如果当年创业的我，遇到今天投资的我该有多好。

当年创业的我犯了很多错误，这其中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如果我能够跟一个真实的人暴露我自己真实的弱点、困惑，能够有一个人真正地陪伴我成长，会是什么样？每个人在一个事情中间的时候，总是会有证明自己是对的心态。我非常希望有一个理性的、外部的人，他跟我站在同一个利益的立场，但是跟我以不同的视角对话，如果有这么一个伙伴，我一定会少犯很多错误，或者犯错后很快走出来，创业的过程可能就会走得更好。

那些成功者的问题是，成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信，他们就总想复制自己的成功，他们有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老想守护自己的边界。

后来，我们就试图搞出一个全新的模式，组织了几十位创业者，他们带着自己的创业合伙人，一起打磨、探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业项目。
建立与创始人的关系

大家都在谈投资就是投人，问题来了，到底怎么识别、发现、判断一个人呢？像我们现在聊项目，无非就是带着创业的想法或者产品，到一个投资机构聊一聊，再聊几次就差不多能做出一个判断。但是这种短暂的点状接触，实际上对人是很难有真正的判断的。因为偶尔的那一面印象非常主观，甚至偏差值非常大。

还有一点很重要，虽然很多时候有了投资关系，成为了创业者的股东，但是和创业者本身没有建立信赖的关系，没有成为真正可以陪伴的伙伴，他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你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这种关系需要一个过程来建立。我觉得对人的认识，跟人关系的建立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一个彼此陪伴的过程来发现真正的创业者。

目前，通过两期的打样，我们初步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每一期免费申请、招募20位创业者，8?10个项目，而且我们特别主张创业者和联合创始人一起来，我们共同用3个月的时间，经过8个模块的实战，7个全天陪伴、1次真实路演，最终如果我们决定选择陪伴他，会马上帮助他开启一段真正的创业路。

这就是我们目前做的事情，也是我个人对未来10年的期望，希望我们上一个十年的经验、教训、几十年以来对创业形成新的认知，能够通过资本的方式带到下一个10年，能够帮助寒冬时期、衰退周期中真正想创业的创业者们走得更好，开启一段更有价值，并更值得用生命陪伴的下一个10年的创业。

作者：周航

创业选择论文 篇3：

医学毕业生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调查及分析

摘要：创新创业教育对提高毕业生和高校的社会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医学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据昆明医科大学115名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医学生的专业、学位、成绩、是否曾经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和家庭总收入等对其毕业后的创业选择有明显影响，其中是否曾经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是影响医学生创业选择的关键因素，也是校方可以加以干预的可变因素。因此，医学院校非常有必要将传统医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关键词：医学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影响因素

创新创业不仅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的竞争途径，也是目前大学生在毕业后面临就业压力下的择业途径之一，因此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对提高毕业生和高校的社会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医学高校普遍缺乏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在校园文化环境上缺乏对创新创业的引导；医学生课程压力较大，创新创业意识薄弱；而且医学教育体系缺乏创新创业的社会保障机制，科研成果难以转化；此外，目前针对医学院校的创新创业研究可谓寥若星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国外的研究，理论研究不足以支撑起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1]。因此，本文在对昆明医科大学毕业生调研的基础上，探究昆明医科大学毕业生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研究方法

1.调查问卷。在各个学位阶段随机挑选350名2014—2016年昆明医科大学的已毕业学生，其中100名专科毕业生、100名本科毕业生、100名硕士毕业生和50名博士毕业生，向其邮箱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其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在校情况（学位、专业、成绩、是否接受过创新创业培训）、家庭条件（独生子女、家庭收入）和毕业去向（是否创业、毕业去向的影响因素、目前收入），其中有115名毕业生进行了有效回复。

2.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和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两组计量资料间比较用t检验，两组计数资料间比较用皮尔森χ2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显著意义。

二、研究结果

这115名已毕业学生中，有15名学生在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76名学生按照自己的专业找到了相关工作岗位，有24名学生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并不相关的工作岗位。我们对这115名已毕业学生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校情况，包括专业、学位、成绩和是否接受过创新创业培训，是影响学生创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家庭因素中的家庭总收入也对学生的创业选择有重要影响，而年龄、性别、是不是独生子女与毕业生的创业选择无关。

结果显示在选择创业的毕业生构成比中，护理学和口腔学占比最大。约31.3%的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约30.0%的口腔专业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其他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的比例较小，其中我们调查的法医学专业毕业生中无人选择创业，而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毕业生中，仅7.7%和7.1%的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创业。此外，学位也是毕业生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有33.3%的专科学位学生选择创业，分别有13.9%的学士学位毕业生和11.1%的硕士学位毕业生在毕业后选择创业，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无人选择创业，可见学位越高的毕业生其选择创业的比例越少。在选择创业的学生中，53.3%的学生在校时的学习成绩位于班级后10位，而成绩排名班级前10位的学生只有4.8%在毕业后选择创业。

在家庭条件中，毕业生创业选择与是不是独生子女无关，而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选择创业的毕业生的家庭总收入明显高于不选择创业的毕业生，而且56%的家长曾经对学生的创业意向提出过反对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115位毕业生中，仅有25位学生曾经在就读期间接受过创新创业相关培训，并且都是在校外接受培训，这25位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12位（48%）在毕业后选择了创业，而在90位没有接受过创新创业培训的学生中，只有3位（3.3%）在毕业后选择了创业（见下表1），统计学分析表明接受过培训和没有接受培训对学生毕业后是否创业的影响有统计学差异（χ2=34.416，p<0.01）。在15位毕业后创业的学生之中，分别有11位（73.3%）学生和12位（80%）学生认为个人兴趣爱好和网络信息是促使他们创业的主要因素；而在100位没有选择创业的毕业生中，有77位（77%）学生认为父母的建议是促使他们选择当前职业的主要因素，有65位（65%）学生认为薪酬待遇是促使他们选择当前职业的主要因素。

三、讨论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引导大学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知识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2]。开展医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提高医学生和医学高校社会竞争力的需要，但是目前医学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存在一定的缺陷。根据对我们调查结果的分析，目前医学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校、学生、家庭和社会四个方面。

1.从学校层面来看。首先，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对于创新创业教育认识不足，创新创业教育一直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引导学生创办企业，如何通过创业教育减轻来自就业方面的压力”。这种狭隘片面的功利主义思想，对创新创业教育缺乏战略性的认识是造成医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3]。其次，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在115位被调查的毕业生中，仅有25位毕业生在校期间接受过创新创业的相关培训，而且均来自校外，这说明医学高校的课程体系不完善，缺乏创新创业的相关课程和实践。医学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目前我国医学高校的课程体系主要采用“以科學为基础”的传统模式，各门课程强调各自的系统性，忽视了相关课程之间的交流。基础课程与临床课程之间界限分明，形态与功能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论脱离实际，基础脱离临床[4]。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无法得到提高。此外，由于医学教育评价方式的局限性，使得医学生愿意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专业学习上，而不愿花在与成绩无关的地方，创新创业意愿和热情低下。

2.从学生层面来看。医学生具有较高专业度和职业忠诚度，平均学历层次较高，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学位越高的毕业生其选择创业的比例越少，而且对于法医学和基础医学这样高专业度学科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此外，医学生专业课程繁重，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专业学习上，能使用在创新创业教育上的时间很少，这也是医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同时，医学生长期投身于专业知识学习中，与社会脱节严重，大部分信息来源于网络媒体而缺乏自身的实践经验，缺乏创业所必需的商业和法律等基本知识，在无形中对医学生的创新创业形成了障碍。

3.从家庭层面来看。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创业的毕业生的家庭总收入明显高于不选择创业的毕业生，可能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医学毕业生无法承担创业失败的风险而选择相对稳定的公立医院工作。尽管当今时代就业形势严峻，大多数父母的期望和学生的意愿还是偏向于能够稳步提升的职业，例如临床医生，很少有人愿意走上充满不确定性的创业之路。

4.从社会层面来看。一方面，大学和社会为学生提供的创业教育实践平台不足，大多数停留于就业指导类的理论课程或者仅限于形式的比赛；另一方面，社会激励与保障不足，缺少配套的优惠政策，学生们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风险大多选择知难而退[5]。尤其是对于医学毕业生，医疗服务行业的创业不仅有执业资格限制，而且其所面对的健康问题将比其他专业具有更多压力，选择医疗行业创业的学生将面对更多的困难，而有关行政部门对医学生的创业支持力度也不够[3]。此外，社会舆论倾向于将大学生创业看作是面对就业难的次选方案，多数家长认为成绩差或者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才会选择创业。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5位毕业后选择创业的学生中，就有12位学生曾经接受过创新创业培训。虽然专业和家庭收入也是影响毕业生创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可改变，而是否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培训则是校方可以进行干预的一个因素。因此，我国的医学院校非常有必要将传统医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在借鉴国际医学教育改革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培养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白江涛，龚理.“新常态”下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现状及对策[J].承德医学院学报，2016，33（2）：181-182.

[2]刘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思考[J].教育科学，2011，27（5）：64-67.

[3]孟赵，陶庆宇，张楠.医学生创业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2015，（10）.

[4]闻德亮.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与思考[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2，20（2）：215-217.

[5]田鑫，孔令泉，羅天友，等.辨析当代医学生创业教育构建“创新创业能力协同培养”模式[J].西北医学教育，2015，23（6）：903-909.

作者：付什 栾婷 黄应龙 李宁 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