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人制度优势论文

2022-04-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抓好经济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个人人制度优势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个人人制度优势论文篇1：

国家治理视野下提升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研究

摘要：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具有双重价值意蕴，既有利于开拓弘扬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境界，又有利于彰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增强制度自信的新追求。从教化于人来看，法治环境文化是自信之基;从固化于制来看，法治制度文化是自信之本;从内化于心来看，法治精神文化是自信之魂;从外化于行来看，法治行为文化是自信之效。以良法善治为理性引领、以全民普法为基本抓手、以道德滋养为强大支撑、以载体建设为重要依托，构成了国家治理视野下提升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法治文化;法治文化自信

法治文化是法治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的统一，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法治精神追求，影响着人的法治价值理念、思维观念与行为习惯方式。新时代的法治文化自信涵盖法治环境文化、法治制度文化、法治精神文化和法治行为文化的自信，既是文化自信的直接内容，也是制度自信的题中之义，成为理解中国之治的一把钥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可谓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可为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提供强大支撑，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持久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系统研究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一、意义维度：国家治理视野下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谓国家治理新的历史起点。不论是制度的成熟和完善或制度的执行，都需要法治文化做支撑。自信是对某事物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前途命运之坚定信念与实践信心。因此，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需要法治文化自信才能有效实现。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精神来看，国家治理视野下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有着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和与时偕行、增强制度自信的双重价值意蕴。

（一）有利于制度真正生根：开拓弘扬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们的制度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进行了充分肯定。显然，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具有守正创新的基本品格，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向心力，有利于制度真正生根。

一方面，有利于不忘本来。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都必然带有本民族的文化烙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我们制度的选择和建构深刻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中华文明的传承。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长期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是新时代法治的底蕴支撑。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法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德法共治”“从实际出发的立法传统”“严治官的考课与监察”[2]，具有重要价值。通过有效治理达至良善社会秩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些纠偏性传统法治文化资源比如“义务承担思想”[3]，值得发掘整理并合理运用。古时不少法律格言中蕴含了法治精神、法治思想、法治原则，诸如准绳所以正曲直，德主刑辅，等等，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代表性的法律典籍中内含有益养分，在某些方面也值得我们借鉴。可以说，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是厚积薄发的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有助于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知之明走向自觉之举。

另一方面，有利于面向未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需要面向未来薪火相传、保持繁荣兴盛。坚定自信，不是故步自封，而要继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正是党领导人民秉持去粗取精原则，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把握时代特点，着眼中国之治，在法治实践创新发展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复兴，因为其有合理内核，具有时代价值。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可谓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的融通契合点。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之魂，礼法并用、法与时转、明刑弼教、执法如山等思想可谓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让文化自信坚实可靠[4]。新时代是推进法治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时代，必将日积月累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实践表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新时代法治文化的信心与信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新时代良法善治的引领下，在法治文化自信的持续滋养与不断熏陶作用下，特别是伴随全民普法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协同推进，随着法治价值理念、法治思维观念等在全社会的树立和落实，社会成员将逐步展现出与新时代法治社会相适应相匹配的精神面貌。

（二）有利于制度真正生效：彰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增强制度自信的新追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显然，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具有与时偕行的鲜明标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有利于制度真正生效。这种与时偕行，体现为从强调法制到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按下了“快进键”、驶入“快车道”，再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新时代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法治之魂魄”[5]，从而更好地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

一方面，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是形成治理新格局的题中之义，就是要发挥法治制度文化、法治精神文化、法治环境文化、法治行为文化在新时代的立威信、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古时徙木立信，初衷即为了树立法令权威，促进治理。如今，“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为依托”[6]，正是着眼于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新时代大力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法治”“公正”等内容，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价值、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秉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注重以文化人，支撑了“德治与法治协同、党规与国法并举的国家治理”[7]，更是有利于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保证，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另一方面，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法治文化自信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自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制度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密码，我们的制度与治理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得人民拥护。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也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基于现实效果来讲，因为有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倡导以良法善治为要义的法治理念、法治信仰、法治思维、法治习惯，从而能在全社会建立起全面的制度文化认同和制度优势认同。其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不仅产出精神文明成果，而且产出制度文明成果，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激发人们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热情和信心”[8]，从而增强制度自信。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一个鲜明例证是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新时代法治理论之根本价值，也是新时代法治话语体系之根本追求[9]。其题中之义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方向清晰、方向笃定、方向自觉，为人民幸福、社会安宁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让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更加充实，有利于激发和增强制度自信。

二、內涵维度：国家治理视野下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基本架构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精神的内生动力，既是重要现实问题，也是重要理论问题。结构主义进路有助于人们系统把握并丰富对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理解。据此看来，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有着教化于人、固化于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四位一体基本架构。从逻辑展开来看，坚定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必须立基固本、铸魂增效。

（一）教化于人：法治环境文化是自信之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新时代的法治环境文化基础的形成和强化，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法治环境文化自信是奠定整体自信的基础。一是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社会文化环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这已经成为时代强音。其中，法治社会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基础中的基础。面向全社会的全民普法，可谓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的基本抓手。二是发挥法治创建活动的典型示范作用。社会主体的法治需要必须依托高质量的法治发展才能得以满足[10]。公权力要率先作信法守法的榜样，法治政府是践行与引领法治文化建设的标杆。政府基于法律而行政，职能转变需要法治来引领。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政府优化法治环境也就是在优化营商环境，优化生产和生活环境。这也是进一步坚定和增强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重要环境基础。三是通过法治场馆阵地教化人。法治环境文化体现在纪念、宣传、陈列、展览、教育、符号表达、器物设置等方面。这些物质设施等具有直观性，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法治文化内涵。首先，要加强对我国法治历史遗迹的保护。其次，“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开馆，有利于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公众的宪法意识。此外，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各类教育基地特别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可作为展示文化精华的场所，彰显文化自信的阵地，有助于把宪法法律教育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建立健全法文化博物馆、廉政教育基地等场馆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廉政文化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最后，要重视基层单位、窗口单位的法治文化形象塑造。要探索和促进法治文化旅游景观的内容建设。四是统筹推进大中小学相关课程育人。新时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的完善成为促进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重要举措，有利于培育崇尚法律学习之时代新风。为此，要通过相关课程育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使之真正认同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与文化底蕴，从而进一步坚定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

（二）固化于制：法治制度文化是自信之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无疑，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社会主义优越性显著体现为制度的优越性，新时代的法治制度文化自信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之中。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新时代法治体系，内含“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体系”[11]，发挥着卓越而强大的制度效能与制度优势。制度能够自我完善、彰显治理效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比如，我们的民生保障制度能够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能够有效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提升我们的法治制度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全景图，为中国之治进一步完善了顶层设计，生成了新时代法治制度文化自信的科学依据。如今，正是在新时代的科学立法以及着力打好执法、司法和守法组合拳的过程中，各方面制度逐步成熟、逐步完善，崇尚宪法、维护法律的良好风尚逐步形成。这也是我们坚定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重要底气所在。二是开展好国家宪法日活动，实施好宪法宣誓制度。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等法治理念。每年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推动了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宪法宣誓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激励和教育宣誓人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激发和凝聚法治责任意识，增强遵守宪法的文化自觉。这是新时代法治制度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三是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法律文书反映和体现了法治原则、法治思维。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有助于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提公信，彰显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建构阳光司法的法治制度文化。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提升制度执行能力。制度执行能力与法治制度文化自信具有必然联系，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清醒。从场域理论来看，治理是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法治制度文化自信无法脱离制度执行实践，必须提升到制度自觉的高度——制度的制定和制度的执行必须同行并重。要加快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着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要实施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总之，唯有切实提升制度执行能力，才能有效提升治理能力，从而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

（三）内化于心：法治精神文化是自信之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们的制度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优势进行了强调。“从精神层面看，法治是一种文明的国家精神”[12]，唯有让新时代的法治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核心价值内化于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精神文化塑魂功能的深刻认识和对其内化作用的深切期盼。一方面，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人们的法治信仰。新时代内蕴着新治理，法治精神塑造着制度实体的形成，全民守法之动力源自对法治的内心拥护与真诚信仰。树牢法治信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巩固守法护法的法治信仰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依托不断健全和完善的法治，保障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崇尚法治精神，将法治信仰融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增强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法治创建和新时代道德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内，引导人们自觉增强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文化育人功能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位，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与优势。文化是重要的引领和激励机制，让法治精神文化入脑入心，推动形成新时代法治文化自觉。2019年10月公开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立足新时代强化了“法治意识”“依法管网治网”尤其是“法治文化建设”等内容[13]，对彰显新时代法治精神文化自信、推动文明进步具有重要价值。建设法治文化是一项持久的社会文化事业，持续彰显新时代法治精神文化自信，还要将法治核心价值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传播之中，将法治文化建设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网络类等法治文艺精品，切实增强法治文化软实力。

（四）外化于行：法治行为文化是自信之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自觉遵守者。显然，法治文化的价值在于行动，重视法治、倡导法治、厉行法治。新时代的法治行为文化自信反映和验证着国家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一方面，与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法治文化乃是人治社会往法治社会转型之根本保障，代表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在重视法治、倡导法治、厉行法治的当今时代，要摒弃“法不责众”“人情大于国法”等言行，反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等做法，决不可让任何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要深刻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这在很大程度上跟法治不彰是有关系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迈上新的台阶，必须坚定不移以法治应对挑战，把治理风险降至最小。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另一方面，其体现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中。法治终归以满足社会有序、稳定、健康运转之需要为功能取向。只有政府依法行政、民众依法行事的良好法治行为文化成为习惯，法治建设才能稳步推进。法治行为文化自信不只体现在自律修为上，更体现在处理矛盾问题中。为此，要用法治方式解决难题，要通过公正的司法裁判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为群众排忧解难，促进善治，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此外，法治的重要理念就是权由法定、权依法使，新时代日益显现的“新兴信息权”“新兴安全权”等，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通过法治行为方式来回应[14]。对于网络视频等，要完善法规制度，强化行业自律[15]。进一步推动法治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

三、实践维度：国家治理视野下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提升路径

新时代坚定法治文化自信不是凭空确立起来的，凭借的是产生這一自信的国家治理实践。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是国家治理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其“提高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性”[16]，彰显了实践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这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推进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良法善治为理性引领、以全民普法为基本抓手、以道德滋养为强大支撑、以载体建设为重要依托，这四者构成了国家治理视野下提升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路径。

（一）提升科学性：以良法善治为理性引领

在新发展阶段，要“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17]。以价值论的视角来说，法治不仅是法律之治，更应是蕴含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良法善治。要植根于中华民族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提升价值理念、制度规范、行为实践等层面的法治文化自信，从而以良法善治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在科学理性运行的轨道上。这无疑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一是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国家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实践证明，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建设需要法治文化层面的科学引领。法治文化为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完善提供思想基础。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践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等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理念，使法律法规更好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准则。要充分吸收民智、反映民意，提高立法质量，着力建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这也需要增强制度自觉，不断提升对制度发展和完善规律的正确把握的自觉能动性。二是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治文化的生命力在于维护法治权威、彰显法治精神，“使我们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做人的尊严”[18]。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发力的聚焦点。要真正将纸面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切实解决选择性执法等问题，防止形成破窗效应。为此，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要为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提供思想保证与舆论支持，要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三是坚持公正司法，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群众共同追求。公正也称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着公正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新时代法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彰显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可谓势在必行。为此，要深刻认识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和国家公信的基础，牢牢把握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建设和践行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文化，依靠我们的制度优势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得司法公信力、人民群众满意度等价值判断指标指数不断提升。从而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法治信仰的内心确信。

（二）提升广泛性：以全民普法为基本抓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要“接地气”，意味着全社会和全体人民要积极参与普法工作，最广泛地实现以文化人、以法育人。提升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过程是在全民普法的基础上逐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尚和信赖的过程。增强人民法治观念、内化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思维等是落实法治文化自信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坚持系统内普法和社会普法并重。法治文化自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应充分发挥系统内普法和社会普法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提升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同时，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群众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应以主人翁而非被动接受者的姿态参与普法。普法工作者要注意结合人民群众广为关注、具有时代特征并接地气的事件进行普法，使之真懂真信，促进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久久为功地将法治精神、法治价值等法治文化要素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文化，为发挥制度优势、治理优势提供良好法治文化条件。另一方面，坚持普法工作和法治实践相结合。法治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全民普法的成效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人民群众法治行为习惯的养成程度，也就是说要把制度规范、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转化到日常行为实践中去。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社会问题亦会不断产生，这就要在普法工作和法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强化人民群众的信法、尊法、守法、用法、护法观念，使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治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不断提升其法治素养，促其养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行为习惯和新风正气。在实际工作中，要整合资源，让普法工作、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及法治文化志愿服务等统筹推进。

（三）提升持久性：以道德滋养为强大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来自于对我们自己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有效治理的信心，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诚如专家指出的“融德于法”的法治之理与“法德共治”的实践之道[19]。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持续深化的过程，尤其需要道德滋养的有力支撑。概括而言，这种滋养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强化道德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是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强化道德滋养的关键。正所谓德通过价值凝聚功能形成法治的价值共识[20]。国家正是通过倡导核心价值观，使公正、法治等法治价值理念深入人心，使得制度体系更加优化、法治运行更加顺畅。要持续以此唤起人们对法治建设的亲切感，提升法治文化认同。二是增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的意识，夯实法律实施的规则文化基础。法治的德性体现在事先、明确、普遍的规则。就治理的相通性而言，法治与作为大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的旨趣即规则之治。法治信仰，究其核心意蕴，就是对规则的信赖。必须清醒地看到，法治若缺失广为认同的规则、伦理支持，就会削弱社会基础。为此，加强规则文化培育，自觉将法律规则作为生活准则，依据规则行事。要更好地完善规章、守则等，强化规则意识。三是提倡契约精神，将他律与自律紧密结合起来。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但其实质是公约。立约而不遵守，可谓对公平法治与正义伦理的破坏。要大力弘揚以明礼遵规、自强自律等为重要内容的品德，助推人们讲诚信、守契约、尊法治。在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实践中，“村务契约化管理可促进村民形成理性精神”[21]。也可以说，契约精神能成为协调农村各类社会关系的粘合剂与润滑剂，促进乡村治理。四是弘扬公序良俗，坚持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既要看到法治观念养成可谓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22]，也要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尽力实现德福统一和道德公正”[23]。要弘扬家规家训中的优秀法治内容，着力营造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引导人们崇德尚法、践行法治，促进法治与德治的良性互动。

（四）提升创新性：以载体建设为重要依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显然，提升国家治理视野下的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要与时偕行、因势而新，加强载体建设，用好新机遇新科技。一方面，加强法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及智库建设，创新教育教学方法。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科学指导，与时俱进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建设一流法学学科，建成一批一流法学专业点，建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问题。支持设置法治文化相关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法治智库建设，不断推出有理论分量、话语质量的创新成果，用中国智慧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这是提升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和智慧支撑。在教育教学中，创新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一步创新模拟类实践法治教育教学，推动以法育人、以理服人，提升法治文化自信。此外，要健全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24]。另一方面，创新性探索运用区块链、全媒体等科技载体来优化法治文化宣传教育。新时代法治文化自信建设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需要宣传思想文化层面的积极引导。新时代推进经常化、系统化的法治文化宣教工作，是提升全民族法治素养的现实需要。必须看到，日新月异的科技与媒体对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毋庸置疑，要用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更好把握网上法治文化动向及舆论动态，推动网络社会崇尚法治、向正向善。法治文化的媒体传播是现代国家运行和发展的重要课题，媒体对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法治战略、法治价值等信息传递，是培育社会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要依托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积极传播正能量，强化法治意识、确立法治信仰，不断提升法治文化建设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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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86.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Confidence of Leg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Wang Zib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責任编辑：孟筱

作者：王资博

个人人制度优势论文篇2：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探索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抓好经济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本课题以中国海油渤海油田（以下简称：渤海油田）为研究分析样本，探索党的领导向公司治理效能的“转化”问题，循着“为何转化-怎么转化-转化效果-转化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策略”的基本路径展开，着力探寻转化的机制、逻辑、着力点，努力探索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机理和规律，力求为更大范围内的“转化”实践提供镜鉴。
充分认识把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

历史逻辑：国有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历程，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历史必然性。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历史充分证明，国有企业从诞生之初便承担着党的职能的实现，把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转化为治理效能，这是国有企业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

理论逻辑：国有企业属性的内在要求

从经济属性看，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治理的特殊领域，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载体。从政治属性看，国有企业从诞生之初，就承担着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的重要功能。因此，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效能是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践逻辑：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客观需要

从实践出发，探索何种方式能有利于党的领导在企业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视角看，国企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企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渤海油田的实践探索和经验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现代企业制度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是把党中央政策落地转化为企业战略。面对国家日益严峻的能源形势，油田党委号召带领广大员工为党和国家“加油争气”。将油田开发建设积极主动融入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攻坚战”等党和国家重大部署之中。二是改革配套不停步，把党的领导融入现代企业管理，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将党的领导体系、组织体系、监督体系全面融入企业治理，建立和完善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一系列决策、执行、监督制度体系。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将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个环节。一是巩固优化“一肩挑”组织机制。公司及各所属单位已基本实现党委书记和业务负责人“一肩挑”；选优配全专职副书记，心无旁骛承担党建工作直接责任；行政班子成员中的党员担任党委委员，压紧压实“一岗双责”。二是积极建立“第一议题”常态化学习机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各级党组织会议的“第一议题”，实现理论素养和实践工作的“双提升”。三是建立无缝衔接、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 “双融合”，积极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无缝衔接、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牢牢把握住干部人才队伍，提升治理能力。一是紧扣“20字标准”，选拔、培养、管理干部。二是持续探索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机制，着力解决生产经营中最急最难最紧迫的问题。三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践中落地的长效机制，以扎实工作践行“两个维护”，保证党的领导落实到企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

以坚持新发展理念为目标，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

公司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让新发展理念在渤海油田落地生根，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渤海油田创新驱动的机制，走出了一条从依赖资源到依靠科技的健康发展之路。油田勘探开发尤其是海上油田勘探开发，是一个需要高科技的工业领域，过去核心技术一直由国外垄断。今天的渤海油田，不遗余力地探索一系列创新机制，很多方面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海上油田勘探开发领域的领跑者。

渤海油田协调发展的机制，找到了解决问题瓶颈的“制胜要诀”。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协调发展比作“制勝要诀”。在发展过程中，渤海油田注重同相关利益方、合作方的协同、协作，通过协调发展解决制约油田发展的瓶颈。探索建立了“中中合作模式”、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公司内部油公司、服务公司和专业公司共享共赢新机制。

渤海油田绿色发展的路径，以理念和行动共同绘就发展底色。渤海油田主动作为，实施“三个零”攻坚计划，投入数十亿元，已经实现生产污水“零排放”、井喷失控“零记录”、溢油污染“零发生”。在生产中注重实施节能降耗的各种措施，加强对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践行绿色发展。今天的渤海油田，海鸥憩井船护航，海豚绕平台嬉戏，斑海豹在油区晒太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渤海油田坚持开放的理念，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渤海油田是石油领域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在“自营与合作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下大踏步前进，步入了海洋石油工业的现代化轨道。今天的渤海油田，对外开放合作将走出新境界。

渤海油田坚持共享的理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是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二是把企业做大的“蛋糕”分好，与职工群众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同时探索全民共享：提供清洁能源，缓解华北地区用气短缺问题，为京津冀绿色低碳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奋战在脱贫第一线，对口地区全部脱贫；发挥海上救援力量，年均海上救援数十次，营救各类遇险人员数百人次。

渤海油田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治理效能。突出表现在：打破了国际油价寒冬“上游亏损”的魔咒，实现了油气开发生产的高水平跨越，2020年一跃成为全国第三大油田和第二大原油生产基地。

以石油精神为支撑，把企业软实力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

将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理论武装作为新时代石油精神的根本。将爱国主义作为新时代石油精神的核心，将改革创新、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石油精神的精髓，将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作为新时代石油精神的本质，并将其融入企业发展、融入企业文化建设、融入党建工作之中。

大力弘扬“爱国、担当、奋斗、创新”的海油精神。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活动，全面落实“严实快新”好作风，立足本职、拼搏奋斗、创新创造已成為渤海油田开展新实践、作出新业绩、实现新作为的强大精神动力。

把精神力量转化为企业效能。立足“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发展定位，不断践行、发展和拓展石油精神的内涵外延，引导广大职工将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将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同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转化为推动企业治理的软实力。

中国海油渤海油田坚持探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发扬精神动力，通过制度、机制、模式等方式方法的创新探索，有效提升了企业治理效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连续10年贡献3 000万吨级产量规模，与近十家国际石油公司对标，多项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能源公司水平。
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机制模型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个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立制-执制-督制-提升”四个环节构成的完整链条。课题组尝试搭建起一种基于渤海油田工作实践的转化机制模型（如图示1）：

“立制”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基础

制度创设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基础性环节。一方面，立制必须进行系统的设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创设科学的企业制度，即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形成企业内部各方面各业务板块整体制度的联动和集成，在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执制”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关键

有效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力所在，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制度唯有靠人的有效执行，才能保证转化为高效的治理效能。一方面要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企业领导人员队伍；另一方面，要在企业培养形成“遇事找法、遇事找规”的习惯和文化，培养企业成员解决问题靠法靠规的意识和能力。

“督制”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保障

监督反馈，实际上依然是在强化制度的有效执行。首先，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是制度执行的标配，保障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刚性约束。其次，对不执行或执行不力问责。再次，对制度的监督反馈不仅限于负向的监督和问责，还应包括正向的引导手段。监督反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保障环节。

“提升”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动力

如果止步于前三个环节，企业可以维持现状不下滑；如果把立制、执制、督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教训加以总结，探索改进，修正提高，则可以推动企业向更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进提升环节是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动力环节，它推动企业进入下一个更高水平的循环。
需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和世界一流经营管理水准，国有企业在推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中仍存在一些亟待深入探索解决的问题。一是制度创设的慎重性有待加强；二是制度贯彻的执行力度有待提升；三是制度执行的公平监督环境尚需营造。

要进一步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效能，还必须进一步突出制度建设，推动和保障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其主要解决策略为：

绷紧“能用管用”弦，用制度建设夯实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基础

“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路径，是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长久之计。一是确保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有效性。二是确保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科学性。三是确保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可执行性。

抓住“关键少数”人，把制度执行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

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领头雁”效应，有效带动企业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一是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制度，不断改进执行方法。二是善于打造优秀高效执行团队。三是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为抓手，打造具备国际视野、具有市场竞争力、具有理想信念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坚守“制度平等”红线，用刚性约束保障国有企业治理效能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执行没有例外”。一是要坚决杜绝“破窗效应”，营造制度执行没有例外的环境；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深化核心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三是要强化执行制度的流程化，创设有利于制度执行的流程或系统，减少“人治”干扰的空间；四是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保障国有企业制度刚性运行的体系机制，实现制度的刚性运行，持续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能。

（本文系中央企业党建政研会2020年度优秀课题成果二等奖。主要执笔人：侯红芳李京华）

（责任编辑：王超）

编者心语

本文以中国海油集团渤海油田为研究案例，深入探索了如何将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路径。循着“为何转化-怎么转化-转化效果-转化经验-转化规律-转化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策略”的基本路径展开，着力研究了转化的意义、机制、逻辑、着力点，尝试建立一种基于工作实践的转化机制模型——包括“制度创设、有效执行、监督反馈和改进提升”四要素的完整链条。本文积极探索破解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机理和规律，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模式贡献了中国海油的智慧和力量，为国企更大范围内“转化”创新实践提供了典型范例。

作者：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个人人制度优势论文篇3：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制度逻辑与效能改进

摘要：政党不能缺席社会治理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党建引领显示出相对稳定的结构体系特征，创造了积极的制度优势。在政治建设统领各方面工作的时代语境下，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政党角色与地位、成长路径、功能结构等必然发生进一步的变革，需要解决党建引领的价值导向、社会建构与制度更新等问题。基于此，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党建引领在方向把控、主观能动性激活、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以及党务与业务关系处理等方面，开拓出更加广阔、更有活力的实践空间。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效能转化

一、引言

中国社会治理体现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秩序优先、人民本位等政治特质，党建引领更是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经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法宝”之一，党的建设经历了长期实践检验和开放式体制机制完善的过程，已经显示出显著的制度优势。本文从党建引领的高度回应社会治理的实践命题，探究党建引领的制度逻辑、现行制度的优势、党建引领的制度路径，以及如何通过党建引领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效能。

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逻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突出党建对社会治理的引领，是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开创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逻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政党是国家范畴下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市民社会的产物，为了治理市民社会而存在的政党是政治国家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与国家理论是社会治理的理论指南，党建引领是这一立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表现为“作为整体代表的政党嵌入于国家权力结构之中，与此同时又没有脱离于社会。”[1]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政党体现出两大基础性的政治禀赋：一是政党来源于社会并终将消亡于社会，社会是政党的基础，党建引领不能打乱这个顺序。党的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和组织保障。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尚需要得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科学认识社会，“这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2]二是政党具有改造社会的政治条件，其相对稳定的使命价值和组织体系是政党发挥改造作用的政治基础，而党在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则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的治理优势，也是执政党的施政工具。毋庸置疑，中国社会治理的展开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之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

（二）尊重实践的演进逻辑

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显示出党建引领的实践特质。从制度试验到制度推广和制度成型，党建引领贯穿始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路径是从经济领域改革开始，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逐步推广到社会治理领域。这也被学者总结为“市场放权—政府授权—社会赋权”的演进规律。正是基于这个路径，深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纵向共演”的发展轨迹。[3]在经验上，各个地方的社会治理探索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是自我创新，有的是学习借鉴其他治理模式，但基本路径都是一致的，体现了渐进改革的路径特征。

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其制度预期是为了实现基层治理共同体。改革被赋予特定的政治期待，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的形成建立在对当下世情、国情、党情充分认知和判断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4]21可以说，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是一个制度整合的体系，集中了党、各级政府、社会力量（主要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能动性力量，在制度框架內形成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即“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

（三）依靠群众的组织逻辑

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之中，社会治理也不例外。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路线的工作经验得到有效总结，并在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中得到体现和发扬。一方面，人民本位的社会治理价值观决定了党建引领必需将群众作为治理的起点和终点。既要把人民群众当作能动的治理主体，又要把群众视为治理工作的核心。以党员干部联系点为例，这个具有原创特征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经过前后七十余年共十三部相关党内法规等制度设计，已经相对成熟。联系点群众工作方法已“渐进性地拓展到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社区治理、政治监督与民生改善等领域”。[5]

另一方面，以工作及资源重心下移落实群众路线。稳固的社会基础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力量之源。[6]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具体推动必须依靠群众，从而在资源服务下沉到基层的基础上，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激活基层参与的活力。上海基层治理工作创新的“四议五要”（商议要让居民知晓、决议要让居民参与、协议要让居民做主、评议要让居民监督和要让居民满意）[7]群众工作法就是典型，其将群众纳入治理的主体构成，进一步丰富了居民自治制度：以社区党建联席会议、社区共建联席会议等制度化途径，有效吸收“议论纷纷”的社区居民意见，以恳谈会、听证会、社区议事会、周会等制度吸纳的方式促进这些群众进入“议事”轨道，从而实现党的领导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四）学习创新的实践逻辑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重大领域改革，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引领也体现出“学习—创新”的实践逻辑。党的主动作为、顶层设计对于社会治理更加体现出指导价值，而其中的动力则来源于党的政治自觉。使命党的执政引领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建始终在场，并结合社会治理的情境，形成了党的主动建构和重构两种不同策略。从能动性的角度看，策略运用折射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党建引领的实践价值越高，对于执政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作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环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既要成熟的实践总结，要在学习中积累治理的知识体系，更要在公共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并提高执政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8]540

学习心理学将反思性判断（reflective judgment）作为创新的基础，认为一定的反思性判断能力对于个体具有建设性，能够为个体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提供创新性的支撑。个体在评价和判断过程中所持的立场或态度越是开放，那么学习的效果就越是显著。比如，建立在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知识论，就需要开放地处理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知识的互补与统一。[9]不断反思为学习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可能性，为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提供了可能性，给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智力支撑，能够持续推动社会治理的实践演进与制度创新。

三、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逻辑呈现出结构化特质，对社会治理的结构、议题、绩效和过程能够产生实质性影响，因而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在社会治理的共时性层面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涉及同时代的“我者”与“他者”的矛盾，典型如利益冲突、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社会心理等问题。二是能够在历时性层面解决社会的变革性问题。主要是不同时代的“前人”与“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由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价值多元的冲突。无论矛盾以何种形式出现，必然要从制度上寻找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10]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治理上的政治承诺，也是社会对执政党的政治预期，构成了当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特质。

（一）“人民至上”的价值本位优势

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延展与实践，“人民至上”价值本位的确立，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党内法规中最具权威的党章对“人民至上”社会治理价值本位的定位进行了制度性确认，奠定了党建引领的制度基础。对于“五位一体”战略之一的社会建设而言，“人民至上”的价值本位是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人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的执政方略，党建引领有助于从制度高度推动社会治理的进程。

在终极价值的意义上，“人民至上”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治理的价值指向是人，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人民至上”的价值本位为定位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党的领导”“执政服务”是“为了谁”。无论是“提供什么服务”还是“如何提供服务”，党建引领的原则始终是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1）邓小平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11]157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他再次重申：“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2]142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党中央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目标指向是人民群众，要“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10]当下，“获得感”“执政为民”“民生改善”“人民中心”等关键词，已经落地开花，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有了可量化的衡量指标。党建引领的制度核心优势能够得以展现，是因为“人民至上”的价值本位成为了党的执政自觉。

（二）“尊重规律”的制度赋能优势

科学的制度构建一定是建立在对规律尊重与把握之基础上的。理论上看，改造社会是社会治理的固有含义，而作为承担领导者角色的执政党，改造社会的前提是执政党具备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在新时代，党已经走出了“战天斗地”的感性阶段[13]，迈入一个建构治理能力的新阶段。

首先，能够能动地认知社会存在，织密党建引领的制度“笼子”。按照执政愿景去改造社会，执政党首先需要准确地认知社会，做到了然于胸。在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大量认知社会的经验。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入，治理主体深入认知和接受治理的多样性规律，能够践行党建嵌入社会治理的理念与做法，以“动员、吸引和凝聚更多的民众”。[14]63

其次，能动地发现社会规律，在学习中完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长期以来，实事求是一直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而被坚持下来，在当下社会治理背景下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5]801。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具备把握社会治理规律的能力。中国快速社会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唯有科学地研究并总结社会治理的规律才能提供有价值的建设性方案。

再次，能动地预判社会发展趋势，通过科学决策提升赋能社会治理风险的质效。科学决策既来自于既往执政经验，也来自于科学知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要求党不但要能够有效解决现存的各种社会问题，还要能够对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做出预判。

（三）政治领航的组织动员优势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目标要使党一直扮演领航者角色，根本上是为了使党的领导转化为社会治理诸主体的自觉行动，创造性地开展社会治理工作。党建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服从并服务于党的战略部署，在治权结构上属于党的政治领导，[16]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肩负的执政使命和实施策略是不同的。政治领航的意义在于其对未来治理实践的方向指引。建立在原则、目标和行为引领基础上的创新引领，才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优势的内核。创新引领不能固守传统的旧思维，既要用创新的方式方法解决老问题，又要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新生的社会治理问题。就当前而论，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时代任务。[17]

而创新引领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具备否定旧有知识和传统做法的勇气，另一方面，要有勇于承担治理责任的政治意识和能力，敢于和善于改正错误的魄力。当前，我们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对“否定的勇气”和“改正的魄力”要求更加迫切，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误”，这对激发基层创新创造活力、为创新型的党建引领提供了政策保障。

（四）“干部当先”的头雁示范优势

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9191.4万名，建立了468.1万个基层党组织，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的干部队伍。这为引领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是社会治理最大的体制优势。正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近年来，为了充实基层一线干部队伍，为了破解地方基层治理困局，提高治理效能，中组部着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以干部下沉牵引财力、物力、信息、技术、资金、项目、服务等资源向基层下沉，尤其向贫困地区基层乡村倾斜，目前已经在精准扶贫等领域显示出优势。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是改造社会，将社会建设纳入党组织的领导轨道之中，从而达到缔结基层党组织同基层民众之间联系的目的，最终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党员干部是连接党和政府与社会的桥梁，担负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责任。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推进，示范引领和头雁效应的干部制度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四、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是党在新时代领导社会的新使命与新担当。制度优势是显性的，但转化为治理效能则需要党建引领付诸具体举措，寻找适当的完善路径。

（一）强化方向引领，着力彰显治理的目标与重点

在实践中，党建引领要立足社会治理的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本位观，瞄准治理中的热点、难点、堵点甚至痛点，科学处理好“领导”与“服务”的关系，避免陷入事务主义的旋涡。首先，确立价值导向，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健全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制度，从效能上改善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解、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实践中的国家、政党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在历史上，因为价值对立而引发的社会割裂一度是西方国家无法回避的事实，“身份政治一开始就是由新社会运动所界定，其产生也是新社会运动的缘故。”[18]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中，这些是值得警惕的反证。其次，引领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集中力量解决“大问题”。比如，关于对社会组织的引领问题，如何发挥其利益代表与利益表达、政策倡导、公共服务参与等功能，是党建引领的重点领域之一。再比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其基本方向是确定社会机制的主体性、主导性和主动性，而不是重蹈“成立机构、配备人员、经费支持”的传统做法。最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过程，要实现全程跟踪。从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上判断，党建引领是为了使人民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党建引领的方向是以政治权威的身份定义社会道德观念、确立日常行为标尺、建立社会资源分配共享化机制。尤其是在网络和现代科技应用日益普遍的情况下，这种方向引领尤显必要。

（二）激发主观动能，系统整合“共建”的力量与资源

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体制，核心是人。能动性路径是指主动进取、积极创造的行为或过程。党建引领的要义是激活人民群众的首创潜力，鼓励基层的创新行动。通过动员、领导和协商等途径，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党建引领治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也包括广大党员主体。一方面，以党内民主调动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严格按照事前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的要求，通过党务公开提高党员对党务的知晓度，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扩大党内决策，认真执行事前问计问需、事中问策问难、事后问效果问满意度，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保障党员的参与权;通过基层党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制度化，发挥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激励党员“下沉”到基层，到实践一线建功立业。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都需要党员沉下来，接触群众，倾听社会呼声，发现社会痛点，参与公共服务供给。[19]再一方面，畅通人才成长渠道，为党组织吸纳社会精英提供保障。这是能动性路径的制度化吸纳，是打通体制内与体制外藩篱的必要环节。

（三）深化互动合作，主动拓展“共治”的领域与载体

互动合作是对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强政府弱社会”的非均衡态势并不有利于平等合作的展开。[20]在“强政府”格局下，政府在资源供给和分配、政策议题和政府规制、组织网络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良性合作”难有突破。互动合作为实现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创新性地提供了解决方案。一方面，作为连接政社关系的桥梁或媒介，党领导下的互动合作丰富了求同存异的机制，有助于发现最大公约数。党建工作能够拓展政社关系中的“交集”部分，即扩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共识，形成社会治理的新方案，实现党建工作的发展国家、武装全党、团结人民和凝聚社会等理论功能[21];另一方面，作为沟通机制，互动合作创新性地丰富了协商机制，有助于达成治理共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民主协商”补充到社会治理体系架构之中，通过党建引领来汇集社会治理的相关信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设有效沟通的新机制，使信息既能够自上而下地传达到基层社会，又能够自下而上地影响到政府决策和政策议程。

（四）优化服务质量，有效提升“共享”的“阈值”及实效

“党务”在确保政治引领的基础上，能夠以“优质服务”促“具体业务”的提升，有效放大治理成效，使群众感受到“阈值”，增强治理主体和受益者的获得感。在现实社会治理过程中，常见这样的现象：借口业务忙而无暇参加党组织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消极对待单位开展党建的现象。尽管党务和业务各自有不同的目标策略，但冲突的形成多是由于思维惯性和工作方式的差异造成的，二者并不存在本质的对立关系。实践中，有地方探索的“党务服务业务”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解决治理难题提供了有启发的方案。一方面，突出党建全面引领的服务性质，以党务活动拓展业务领域，为单位发展提供组织支撑。党组织在业务联络、信用担保、组织培训和干部遴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基础性的治理资源。另一方面，突出党建引领的“互动”策略，将党务有效融入单位的业务活动之中，使党务与业务发生互构，达到彼此促进的目的。再一方面，突出以人为本的党建原则，为党员群体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服务，将党员个人能力培养、心理素质教育和职业机遇纳入党员管理范畴，服务党员个体在职业态度、职业愿望与专业目标设定等方面的需要，最终实现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引领效应。

注释：

（1）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给全党提出两条戒律：“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这两条告诫在利益分化愈加明显、利益诉求愈加多样、利益表达途径愈加多元化化的当今时代更有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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