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生态农业论文

2022-04-21

摘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别于区域之外，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基础上重新审视区域的比较优势，投资对象的选择也要以本地农村学生为主体;同时，建立区域内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可或缺;并且，由于“生态”功能的需要，农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人力资本投资也不能“孤军深入”，需要与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本“齐头并进”。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洞庭湖区生态农业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洞庭湖区生态农业论文篇1：

洞庭湖 “江湖”求解

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核心功能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迫在眉睫。图为2013年12月4日，一群反嘴鹬在湖南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翅起飞

“围湖造田，竭泽而渔，天灾人祸之中，洞庭湖从中国第一大湖退为第二，一度美人迟暮，日益憔悴，在不当的开发中，落下一身病痛。倾国倾城貌不再，多灾多难身依然。”一位学者面对着洞庭湖，连连叹息。

季节性缺水频发，持续的旱灾使得湖区水域面积缩小。牵一发而动全身。“水”的减少，给整个湖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仅如此，全球气候异常，湖区蒸发量上升等诸多气候问题蜂拥而至。《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洞庭湖的过程中发现，在湖水蒸干季节，原本需要乘船上岛的地方，均可徒步抵达。

有着多年洞庭湖水域研究经验的地质研究员童潜明说：“在缺水与防洪相对立的矛盾中，缺水是主要矛盾。”

对于洞庭湖这个世界水文形势最为复杂的湖泊而言，让水“听话”，并非易事。自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之后，备受关注、命运多舛的洞庭湖将如何破题？

生态经济区的诞生

69岁的柳思维对6年前的一幕记忆犹新。

2010年4月19日，他刚主持完一个研讨会，在与参会专家聚餐时，收到洞庭湖研究会一名负责人的手机信息，“4月14日，国务院已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为了响应国务院的批复，研究会拟于近期召开一次专家座谈会，请您做个发言准备。”

柳思维丢下碗筷、迅速起身，大声向在场专家们宣告，“国务院正式批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了。”

柳思维，这位土生土长的湖区人有着不少头衔——经济学家、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南大学博导，等等，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作为首个提出“洞庭湖经济带”概念，一直忙于呼吁奔走的专家，柳思维对此事翘首已久。他说，国务院正式批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对洞庭湖的关注，源自柳思维的青少年时代。

在柳思维的印象中，老家北面是一望无际、波涛翻滚的湖水，夜色降临，可听到湖边传来一阵阵浪涛拍打声，“我真切地领略到了‘洞庭天下水’的浩浩荡荡与横无际涯”。

但随后的数十年间，洞庭湖却“翻开”了它的另一面：多灾多难。其时，柳思维的父亲在镇上工作，每每回家，均要遭受洪涝的考验。遇到春、夏季涨水，其父要搭乘帆船回家，起风浪时，令人胆战心惊。

1954年夏，洞庭湖遭遇历史罕见大水，柳思维所在的新民村所有田土被洪水淹没，全村所有房子无一幸免。

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促使柳思维萌生推动洞庭湖治理和发展的梦想。如何变“灾”为“宝”？

柳思维坦言，尽管洞庭湖多年遭受洪涝灾害，但同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他看来，洞庭湖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基地，是重要的农业产区。
2016年4月28日，商水位下洞庭湖城陵矶水文站

多年来，他跋涉于洞庭湖周边的岳阳、常德、益阳等地考察调研，撰写了“关于建设湘北环洞庭湖经济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996年，带着这个报告，他参加了湖南省政协第七届第四次会议，首次提出建设洞庭湖经济带。

柳思维和湖南一批学者商定，首先从民间和学术研究上来推动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其后获湖南省领导认可。

2010年4月14日，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支点”洞庭

实际上，洞庭湖的发展曾多次引起国家高层的关注。

“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不少岳阳政界人士清晰记得，15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考察湖南时，面对洞庭湖日渐萎缩的“天下水”，写下了这句话。

本刊记者从岳阳市政府获悉，据历史资料统计，1825年洞庭湖湖泊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而今洞庭湖面积减少到了2600多平方公里，且生态恶化、湿地萎缩、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环保部门统计，环湖地区每年直接间接入湖的工业废水达到5亿立方米，城镇生活污水达到了1.5亿吨。

建设环湖生态经济核心功能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迫在眉睫。而洞庭湖区域地处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腰部，承东启西、通江达海，且是连接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群的纽带。

柳思维介绍，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4350计划”，即把洞庭湖恢复到1949年时的状态，流域面积为4350平方公里。

“现在，龙头上海高昂，龙尾重庆也舞起来了，如果腰部的洞庭湖区域不硬，便会影响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也影响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群两型社会的建设。”湖南经济学学会理事长刘茂松把长江经济带比作一条巨龙。

这一江一湖的“江湖关系”，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意义非凡。从地理上来看，如果说长江是一根杠杆，那洞庭湖则是一个支点，江湖搭配，便可撬起整个长江经济带。

联手呵护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被视为湘、鄂协作的成果。它包括了湖南的岳阳、常德、益阳、长沙和湖北的荆州等地区。

规划获批，也让湖南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定位归为清晰。长江经济带中，长三角城市群为龙头，长江中游城市群为龙腰，成渝城市群为龙尾。这给湖南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和圆梦机会。

“它既是长江的胃，又是肾。”柳思维认为，洞庭湖对调蓄长江洪水及调节长江中游生态环境更具重要作用。

“胃肾的功能不能发挥，长江中游就会遭受洪水的灭顶之灾，江南生态环境也将严重恶化。”柳思维说，他期望未来这种状态能有较大改观。

2016年3月2日，湖南在益阳市启动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动。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表示，“要建设更加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十三五期间，湖南还将实施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十大重点工程，并与湖北省联手呵护洞庭湖。

2016年4月12日至13日，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岳阳督战增长极建设，要求以一往无前的勇气、敢闯敢试的精神、抓铁有痕的韧劲，推动岳阳新增长极建设，并举全省之力建设城陵矶港。

外界剖析，此举意在表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必须打通“江湖关系”，融入到长江经济带这一国家级宏观发展战略中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洞庭湖区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多、水少、水脏三个问题。柳思维认为，水多则发洪涝，水少则干旱，水脏易引水灾。此前，湖南的华容、安乡、南县等地就出现了“守着水窝子没水吃”的局面。

桥头堡的自我整治

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表示，岳阳要争当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先行者、引领者和推动者，进一步树牢生态底线理念。

为解决水脏的问题，湖南于2010年建立了130座污水处理厂，总计日处理能力518万吨。此前该省污水处理率为18%，全国排名倒数第二，2010年8月污水处理率已达59.2%，排全国第8位。

“去产能、调结构，力促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岳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程均介绍，自2012年起，岳阳市共淘汰了48家企业的88条落后生产线，关停了100余家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不符合产业发展布局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另外，推动了“岳阳市氮肥厂”等6家中大型企业搬迁转产。

程均说，时下该市正推动国际合作，经核准在境外投资的企业达26家，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美、欧、亚等三大洲。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强化项目前置审批，严格许可制度和安全准入制度，筑牢环评准入关，防止新增过剩产能。

湖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吴金明介绍，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岳阳是湖南的龙头，要充分借助“龙头”的作用，将长沙、常德、益阳、株洲、湘潭，以及整个湘中、湘北融入长江经济带。

外界注意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获批以来，湘鄂两省的多地区加大对环境的整治后，成效明显。

中部的“生态”经济腹地

解决了“水多、水少、水脏”三大难题，方可发挥其重要的经济作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湖南省长杜家毫表示，要以洞庭湖生态功能区建设为平台，在青山永驻、绿水长流中作出新贡献。这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数十年以来，洞庭湖是中国商品粮、油、棉等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地。洞庭湖区农业理所当然地成为洞庭湖乃至湖南省的重要经济支柱。但时代的变化发展，正在改写既有的游戏规则。

在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刘茂松先生看来，洞庭湖区域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中心的腹地，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中心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物流、人流，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回旋余地，也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

相比于城市群中几近饱和的消费市场，腹地有着巨大潜力，必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刘茂松认为，这仅是经济腹地在市场和消费上的一方面作用。对于洞庭湖这一传统农业区而言，腹地优势在水域经济、土地经济，是生态农业经济和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的轻工食品经济优势——简言之即为低碳经济优势。

这种优势恰好符合新时代的农业发展要求，直接构成了洞庭湖区绿色生态农业消费品经济的优势。

本刊记者了解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已尝试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低碳、集约农业为长株潭城市群提供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而今，粮食、肉类、水产、果、茶、竹、药等优势商品已在岳阳、益阳、常德等区成为支柱产业。这些来自湖区的特色也正尝试着打出自主品牌，做大做强。
洞庭湖“候鸟天堂”一度沦为“蟹池藕塘”，图为2014年采桑湖的养蟹区域里，养蟹企业的工作人员在湖中围网里收蟹

区域合作短板的破解

然而，这种看似有些理想化的构想，在实际操作执行中并不简单。

本刊记者获悉，在区域合作之时，尤其是在交通和旅游方面需要相对紧密的区域协同方面，存在着一些协调难题。以湖南多地的旅游业发展为例，虽然景点众多，但分布较为零散，无形中分散了客源。这一直是此前旅游业发展受限的重要因素。

对此，有专家建议，从观光线路设计出发，串联起相邻的几个区域，再将合作从观光旅游上延伸出来，在建设交通过程中，势必要做好道路设计、水域治理。交通的便利能直接促进经贸、文化等多领域合作。

紧密的合作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区域间的互利意识，也是推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基础。

从洞庭湖经济圈来看，它包括岳阳、益阳、常德3个地级市的24个县（市、区）及15个国营农场，占湖南省总面积五分之一以上，GDP更是连年上升。

有专家指出，现在有了长株潭一体化建设经验，洞庭湖经济圈以生态经济为重心的发展可以效仿长株潭城市群，并摸索自身的发展模式。

问题在于，美好前景和构想在实践中未必一帆风顺。

面临的问题还有区域产业同构。因为区域间隔较近，自然、人文、劳动、技术等资源及发展情况也较为类似，这本应有利于合作继续，但由于各区间有较长时期的相对独立经营，域内利用大同小异资源生产出品种、品质差不多的产品，直接在内部形成了恶性竞争。对资源的重复利用，让区域合作，化学反应不足而聚合效果受限。

湖南大学教授李松龄认为，“资源同构情况下，洞庭湖区域坚持理论组资源、发展生产的道理，就必然会导致工农业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

如果从岳阳、常德和益阳来看，均有其优势，但对其内部而言，差异并不大。合作对三地而言反而造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尴尬境地。

本刊记者了解到，益阳依托农业资源，将粮、棉、楠竹、芦苇、淡水鱼等生产加工作为农业重点。而岳阳和常德也遵循了颇为相似的发展思路——这就造成了整体方向上的重合，农产品同构又导致了工业品同构。

加之行政区划的客观存在，财政、税收、投资等各体制政策难以统筹一体。城市群与经济腹地间亦尚未建立一种有效沟通机制。

条块局面未打破，区域壁垒一时难以克服，自然制约了洞庭湖区域发展。

对此，有专家建议，成立环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机构，让更高级别的领导担任负责人，便于协调各地区的关系，打破行政壁垒。

吴金明介绍，洞庭湖这一带的水保护和治理牵涉到耕地和湿地，牵涉到污染治理，现在湖南省正在努力做，可能在十三五期间，要投入数百亿元，湖南做到一定的时候，希望国家能够给千亿元级的支持。

“如何解决水的问题，要将这个项目纳入到长江委员会、三峡与洞庭湖的‘后三峡时代’中来，切实进入国家层面，重新定位这个‘江湖关系’。”吴金明说。

作者：傅天明林盈

洞庭湖区生态农业论文篇2：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市场失灵

继2009年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之后，2014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也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由长沙市望城区、湖北省荆州市及湖南省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总共33个县（市、区），构成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横跨了湖北和湖南两省，总面积达到6.0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2，200万，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8820亿元（根据各地统计公报汇总），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85.48%（吴国华，2018）。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不仅要实现区域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同时也要承担更大区域的生态义务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国家利益作贡献。也就是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样，区域的发展不仅要注重内部效益，也要注重外部经济效果。由此，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不论是在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上都有别于一般区域。

1 人力资本投资要正确认识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

前文所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在追求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生态效益和国家的粮食安全。因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主导产业就有别于一般区域。通常来说，要促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专业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的甄别;比较优势是选择专业部门的重要依据。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光、热、水、土资源都十分丰富，于是，2014年4月，国务院基于此颁布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该规划提出要立足湖区资源具有的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两型”产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旅游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与生态经济区定位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样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该区域的比较优势。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不能滞后;很显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基于本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就不同于区域之外。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虽然和其他区域一样，也需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但是，考虑到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普通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只能远远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发展绿色科技，培植绿色产业就应是产业发展的重点（李琳等，2014）。只有正确的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才能迈开万里长征的第二步;那么，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也就要适应这一要求。

2 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应以本地农村学生为主

人力资本投资涉及投资主体、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结构和投资对象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首先面临着的问题就是投资对象。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17年，该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为882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4.0万元，低于湖北省人均6.02万元和湖南人均4.96万元的水平;其中，益阳和荆州分别仅为3.39万元和278万元（根据各地统计公报数据计算而得）;虽然岳阳和常德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但较长株潭地区相差还是遥远。由此可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总体水平较低，而且还极不平衡。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区域外的事实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对象选择上比较困难。投资对象不足并不是区域内外缺乏合适的人力资本载体，而是理想的载体愿意成为该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在数量上不够。如果没有市场失灵，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缺失，是市场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理论界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的探讨不少，但基本上只是关注到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一个方面。仅仅这样，还不能解释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缺失或者难寻的问题。实际上，外部效应不仅存在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上，区域之外也不例外。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总结有四种类型，其中，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具有正确和诚实的偏好显示是在教育领域十分常见，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类;这就能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缺失做出较好的解释。具体而言，就是广大学生在接受教育时，没有或者不愿根据自身的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接受教育的层次与专业，大家都把自己看得“高大上”，都是争先恐后的挤“独木桥”;且所读专业大多与本区域经济发展不太吻合，毕业之后大多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很明显，很多学生的选择不理智、不正确;部分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不正确，部分学生可能意识到了，为了顾及所谓的脸面和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义无反顾”。广大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层次和专业选择时，“高大上”情节也已经根深蒂固，这便构成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缺乏的原因。

基于此，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对象选择上就要“向下看”，着眼于区域内的农村学生。尽管，全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已经低于了50%;但是洞庭湖生态經济区农村人口的占比还是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较于城镇学生，农村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要低得多，对职业和就业地域的选择也容易“落地”一些。因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要以本地农村学生为主。

3 农业人力资本投资比重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跟全国情况一样，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农业，“肩扛手提”是其典型特征，这样的农业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人力资本，广大农民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即可。由此，传统农业根本就不存在人力资本问题，只需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农业被现代农业所取代就是必然的趋势;然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的不仅是现代农业，更需要高效生态农业。高效生态农业由于在经营方式、生产方式、生产结构、和组织形式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它不仅不同于传统农业，甚至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现代农业”;这是区域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要求。

由此，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仅在结构上有别于其他区域，且在农业人力资本的要求上也“与众不同”。考虑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功能，就要求现代新型农民既懂得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也要能掌握现代农业机械设备的操作技能，还需要能研究市场。除此之外，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还特别需要新型农民了解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及农业生产负外部效应的处理等。

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一样，也存在负的外部效应;不同的是，政府处理的方法有异。对于工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主要办法是征税，这样就能实现生产上的帕累托最优;如果对农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也征税，结果会刚好相反，不仅不能实现农产品产量的帕累托改进，反而会使得产量更加小于帕累托最优水平。特别地，“高效生态”农业与通常的“现代农业”相比，要求农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能够全部内部化，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工业;否则，就不叫“生态”农业了。因而，对农业生产中的负外部效应只能由政府出资解决，由政府出资设立相应的机构，同时培训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能胜任“生态”工作。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与通常的“现代农业”不同。那么，在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上，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就需要给予政策倾斜，投资的比重就要求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4 要重视区域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与培训、卫生保健和迁移;通常，人们关注的是教育与培训，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较容易忽视;其实，劳动力能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自由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效果十分显著。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物质资本，更需要人力资本;由于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特殊要求，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也就不同于其他区域。

区域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不同一般。前文所言，由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明显弱于周边区域，加上农业占比较高，对区域外的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因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就只能两眼盯着内部。这就要求区域内的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不仅要实现一个行政区内的自由流动，还需要区域内不同行政区之间的人口能无障碍迁徙;不仅是需要农村人口能自由进城，也要求城市劳动力可以“上山下乡”。

高城市化率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其结果;不断提升城市化率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率的提升，以此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也的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拔苗助长，更加不能本末倒置，要做到水到渠成。城市化率的提升要以人口自由流动为前提，在鼓励农村劳动力“洗脚进城”的同时，也要为愿意“上山下乡”的城镇劳动力在政策上提供必要的便利。当前的中国，农民进城取得城市户籍的难度相对较小;反而是城镇公民下乡，获得农村户口困难重重，特别是获得农村耕地还存在着较大的政策性与法律上的障碍。这种劳动力流动的“棘轮效应”在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被“加快城市化”所吸引，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决策者的关注。劳动力在区域间、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不仅是实现劳动力资源配资帕累托最优的要求，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条件。

然而，理想与现实常常是背离的;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失灵，它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改善。正如前文所言，作为劳动力后备大军的青年学生，在人力资本投资上都把自己看得“高大上”，不承认自己的比较劣势;那么，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国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上，不仅没有矫正市场的失灵，反而出现了政府失灵。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开始，教育部门就不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教育，而是“为了满足广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调整教育的结构。市场失灵还加上政府也失灵，导致了教育结构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本来就因行政壁垒导致了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还加上了一个教育结构扭曲也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失去了“自由”的基础。

5 人力资本投资要与物质资本、土地资本投资同步推进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需要重视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本投资，要求各种资本同步推进。仅一种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而避免和延缓边际报酬递减的措施就是同步增加其它相关要素的投入。由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的重点集中在“两型”产业、高效生态农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物流业;那么，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就要与此适应，也要与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本投资相适应。

土地资本的聚集是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必然要求;加快土地流转，不仅能促进土地聚集，也能促进人力资本投资（雷明全，2014），这对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当前，很容易形成的一个认识误区是，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的劳动力数量不仅在持续减少，并且还在加速下降;而化解此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农村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消除或抵消因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负面影响。其实，仅仅增加每个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物质资本与土地资本同步跟进，或者说，需要各种要素“并驾齐驱”;否则，仅仅增加单个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其报酬的大幅度增加，也就不能实现农业总产出的稳定;不论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高效生态农业都只会是纸上谈兵。

因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需要与土地资本和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同步推進，不能“孤军深入”。

6 结束语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需要考虑区域内的经济目标，也要兼顾社会和生态目标。该区域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本文从区域的特点出发，结合国家的政策取向，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其实，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还需要考虑投资的主体与投资资金来源问题，以及当前的教育与培训结构。

参考文献

[1]彭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竞合影响因素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3）.

[2]吴国华.地势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影响[J].经济地理，2018，（11）.

[3]李琳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比较[J].武陵学刊，2014，（4）.

[4]雷明全.加快土地流转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J].现代经济探讨，2014，（11）.

作者：吴文姬贺倩雷明全

洞庭湖区生态农业论文篇3：

控污水政策效果评价

摘要适当的环境政策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并存的关键，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能否同时并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就要求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共赢。洞庭湖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泊，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由于发展阶段及发展方式的制约，湖区的水环境不断恶化。文章以洞庭湖为例，分析控污水政策的环境改善效果，并为洞庭湖环境治理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控污水;政策效果;评价

DOI：10.19383/j.cnki.nyzhyj.2020.06.059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污染不断加剧，环境质量日益下降。其中，水资源污染尤为严重，据2007—2009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水污染事故突发频率最高。水资源污染不仅损害了环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还限制了经济发展。所以，对水污染的防治已经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重复提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而要获取经济与环境的双重红利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采取与环境现状相适应的环境政策。水污染作为环境污染中形势最严峻的污染之一，且水资源和国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可看出水资源污染严重威胁到国民生命安全[1]。

自20世纪起，政府陆续颁布了水污染防治的相关环境政策及法律法规。政府对水污染问题十分重视，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要加快对水污染的防治，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2015年国务院针对水污染问题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长江、黄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70%以上;到2030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75%以上;到205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1 文献综述

环境政策指的是为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而出台的一系列预防、抑制污染的措施，一项环境政策是否有效离不开对实施效果进行研究。环境政策的效果分析一直是学术界热点，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所研究[2]。关于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研究方向：第一个研究方向是环境政策对于控制环境污染有十分显著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不同环境政策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污染有明显抑制作用，合理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污染;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不仅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还能倒逼污染严重的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技术创新;另外，严苛的環境规制会设立进入壁垒同时有效调整资源配置使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产业退出该行业或设法减少污染、提高效率，促使整个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的速度。此外，环境规制能够依赖于有效的环保立法及严格的环保执法力度来达到良好的管控环境污染效果[3]。第二个研究方向是环境政策对于环境改善的作用不显著。首先，由于地方政府的绩效主要以经济增长为主，环境质量的考评分量不大，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度较低，最终导致环境政策的实际效用较低甚至无效。其次，环境政策没有正式严格的书面法律支撑，如此使得在环境政策颁布后没有有效的法律作为标准，特别是在处罚环境污染行为时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参考，导致处罚过轻，使得环境政策没有威慑力，也达不到预期要求的效果。再次，有研究表明即使有法律条文支撑的环境政策，其对环境污染现象的抑制所起的作用也不大，因为法律条文执行效率非常低，使得依赖于法律条文的环境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有限[4-5]。此外，也有研究显示在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时容易被当地一些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所影响，致使其在落实环境政策时有所松懈，削弱了环境政策的效果[6-7]。虽然政府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政策及法律，但效果不明显。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政府官员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对环境政策及法律执行不严格、监管不到位，导致政策效果不明显[8]。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对环境采取的结构唯一及内容空洞的管制手段是环境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9]。此外，环境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内容和标准太过笼统，没有具体化，使其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可供参考的依据，致使环境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0]。所以，检验环境政策对环境的改善效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有效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是预防和治理水资源污染的重要环节。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地跨湖南、湖北两省，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具有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患化险为夷。《湘妃庙记略》曾记载“洞庭盖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为洞庭之庭，故曰洞庭。后世以其汪洋一片，洪水滔天，无得而称，遂指洞庭之山以名湖曰洞庭湖。”这便是洞庭湖的由来。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洞庭湖湖区污染排放不断加剧，环境不断恶化。环洞庭湖区工业化进程发展迅猛的同时，洞庭湖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越发突出，受污染程度最严重的是洞庭湖湖区的水资源。工厂排放的污水，农药化肥过量使用产生的有害水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产生的大量生活废水都通过地表流入、地下渗透的方式汇集到洞庭湖中，这使得洞庭湖水质急剧下降[11]。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长江沿岸生态环境和发展建设情况，在调研洞庭湖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时，强调要修复湖区生态环境，守护好一江碧水。

目前关于洞庭湖水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治理水污染方向。王晶等[12]认为应通过吸取历史教训和借鉴有效经验、利用社会力量、创新安全管理模式、严格执法等措施来改善洞庭湖湖区水环境。王亚辉等[13]支持对洞庭湖水环境污染进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通过结合政府、企业、民众三方力量来建立多元主导共治的环境治理协同机制。宋颖[14]从完善洞庭湖区生态政府治理机制建设入手，通过健全湖区生态政府治理的实施推进机制与支持保障机制及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来优化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2 建议

2014年，国务院批复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东洞庭湖湿地和城陵矶水文站考察，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好一江碧水”。虽然这几年来，湖南、湖北两省大力推进洞庭湖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洞庭湖水环境治理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但是由于缺乏协同保护机制，以及近年来入湖江河水文节律的变化，洞庭湖综合治理当前仍面临很多困难，如湖区治理分散。为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提出以下建议[15-16]。

第一，要进一步推动联动治理和综合施策。政府部门需要在构建洞庭湖流域联合管理机制上花功夫，首先要理清好洞庭湖与长江、洞庭湖湖泊的水体与湖区周边、直接的行政治理手段与间接的政策鼓励手段间的关系，其次，是着手建立湖区一体化的管理机制，保障水污染治理等工作的全面開展，维护好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源头机制。此外，政府部门还需大力统筹产业规划的力度，整理出流域内统一的产业负面清单，通过统筹推动调、禁、改、关、停等各项治理手段，促使区域内差异化、绿色化发展得到更好实现[17]。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洞庭湖湖区的治理修复工作重点放在对一些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与一些生态破损严重且大范围集中的区域的保护上，如壶瓶山、东洞庭湖与南洞庭湖大口鲶青虾中华鳖等地区。因此在这些重点的治理区范围内，有关政府管理部门需分别对应尝试去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工作，即在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省级重要湿地推行生态补偿制度，对有益于这些重点关注地区的行动政府要加以口头及资金上鼓励，提高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推动湖区修复工作的开展。通过加强对面积较大且水质不达标的湖泊，如大通湖、珊珀湖、天星湖等，生态治理与修复力度以及加强生态湖滨带等生态隔离带的推广，以期实现保障维护好湖区自然生态系统的目标。最主要是在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的前提下，还应加快调整对防风防浪林和抑螺林逐步进行种植。此外，政府部门还要严抓入湖流域水质的考核目标，通过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来刺激推动不能达到考核要求的管理人员进行湖区环境治理工作;通过领导在湖区内的统筹管理，进一步落实整个湖区范围，包括湖区边界处的水环境监管、水污染防治与修复工作，以促进湖区水质更快提升;同时也要因地制宜颁布有效的水环境治理政策，通过规范化各地政策的目标，实施方案与手段一体化生态保护治理[18-19]。

第二，划分环洞庭湖水质区域，对不同水质等级的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高效保护措施。预防和控制水污染是管理的关键，对此，政府可以在湖区内划分72个水环境控制单元，如果实施重点区域关注方案，则可以优先考虑其中17个水环境控制单元对洞庭湖水质产生重大影响，组合成立重点水污染控制区。此外，在该重点水污染控制区中又可全面划分3个处理区域，包括供水系统和允许排放污染源的系统以及实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系统，分系统确定每个区域功能，以达到有效的水环境治理与修复成果。

第三，引导生态受益者和社会投资者补偿湖区的生态保护者。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协调资金渠道，优化支出结构，突出治理重点，增加对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投资，同时避免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城市供水、生活与工业废水管理和废物管理的领域，规范和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PPP模式有效完善了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恢复了股份制资产，并积极吸引了社会资本。它为各种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创造了良好市场，引导环境受益者向环境保护者付款，并致使社会投资者向环境保护者付款。同时它还加快将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湿地和洞庭湖的县（市）纳入具有主要环境职能的国家县，增加中央预算资金支持，并实施中央政府环境补偿。此外，采取横向的政府环境支付措施建立多元化，跨区域的洞庭湖环境基金和核算平台，建立在洞庭湖地区出售被污染废物的利用系统;并通过经济补偿与合作、产业转移等手段来实现利益均衡[20]。

第四，在处理区域范围内，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新建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应严格执行A类排放标准。加快实施洞庭湖区生态敏感区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达到A类排放标准。新建立和升级的产业集群必须同时规划和建设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全面落实污染源固定排放许可证制度，促进重点行业氮、磷排放总量控制，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力度[21]。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促进应急体系建设更完善，全方面提高洞庭湖生态环境监测监督能力。研究并颁布湖南省《洞庭湖管理条例》，加强对洞庭湖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依法加强湖泊治理。完善环保信用评估，强制性信息披露，严惩重罚，将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宣传体系，建立环境污染“黑名单”制度[22-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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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石明.环境政策何以影响环境质量？——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9（2）：49–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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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景守武，张捷.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降低水污染强度了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0）：15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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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吴人坚.生态经济区建设原理初探[J].生态经济，20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