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论文

新增长理论论文（通用8篇）

篇1：新增长理论论文

新经济增长理论

引言

农业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支农政策是国家的主要政策，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具有其他农业经济政策无法取代的作用。财政支农经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贴，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解决了许多外部问题。这几年来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不断的完善[1]。考虑到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都是偏向于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2-4]。本文参考现有研究[6-10]，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面着手，实证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合新经济理论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研究设计

1.1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其相关年鉴。根据搜集的数据，整理得出我国—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支农支出表现相对较好，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一直保持相对较少，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若要继续拓展其上升空间，则应该继续加大政策支农资金力度。

1.2模型构建

本文中选取的变量包括：农业增加量以Y表示;X1代表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资金支出以及补贴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其他资金的财政支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支出用X2表示;农业方面相关科研和开发的费用以X3表示;农村救济费以X4表示。如果直接利用Y对X1、X2、X3、X4创建回归模型，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合理性，导致统计检验无法通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时间段会较长，因此一般将这一过程称为滞后期。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确定各项财政支农的滞后期。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目的在于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是存在依存关系就代表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些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几个变量拟合度反而更高，即使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互换，仍然不会影响拟合度。由此可见，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并不能够证明变量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用于判断变量因果关系是否存在[8]。通常时间序列变量X、Y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在具有经济变量X、Y几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其中，X对于Y变量的预测结果相对于仅对过去的Y变量进行预测的结果更加完善，可以得知变量X有利于模型对变量Y的预测结果。即经济变量X的变化会影响Y变量，是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步骤1：首先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影响Y变量的X变量，即变量Y对变量X的.滞后项Xt-1，Xt-2，…，Xt-q及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代入X滞后项，这是因为该回归有条件限制，使得最终回归得到的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平方和RSSR。步骤2：根据步骤1，利用模型回归具有X滞后项这一特点，即在公式里加入滞后项X，得到的将是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因此，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残差平方和RSSUR。步骤3：零假设的含义H0：α1=α2=…=αq=0，表示滞后项X不属于此回归。步骤4：本文为了验证假设，采用F检验：上式必须按照自由度为q和(n-k)的F分布。其中的n代表的是样本容量，滞后项X的个数以q表示，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模型中，参数数量用k表示。步骤5：假设必须在a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利用模型回归F值的临界值Fa，也就是对于零假设的否定。步骤6：为了验证变量Y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变量X，需要反复地将X、Y不停地交换回归，继续上述步骤1—步骤5步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处于敏感时期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变量平稳性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不一样的滞后期会造成不一样的检验结果，因此，需要检验长度不同的滞后期。为了能够使滞后期更加明确，需要验证对那些不是序列关系的变量的滞后期长短进行验证。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构建统计模型公式如下：公式中Yt代表第t年的农业增加值;εt代表随机扰动项，X1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c代表常数;X3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3财政支出;X4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b1、b2、b3、b4各自代表X1、X2、X3、X4的回归系数，X2t-4代表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为了减少误差模型简化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说明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对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使研究数据更能体现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水平，符合对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本文以吉林省—20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作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可知，吉林省的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在与分别达到最小值与最大值，且通过图1可以看出，农业GDP增长在20波动幅度较大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变化都较为平稳。据图数据趋势可知，随着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执行，农业GDP实现了一定的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具体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吉林省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要明显低于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如图2所示，但吉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由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理念可以证明吉林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对其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吉林省要增加农业财政支出，使其维持在一定增长水平与规模，从而满足吉林省农业经济增长绩效需求。

2.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和主要的农业增加值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格3检验结果可以得到每项变量的滞后期。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6%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增加值增长,本文中具有滞后期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没有把滞后那一期的作用体现出来，只是体现了那一期和因变量存在的关系，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四年后才能够体现出来，其他项目只需要一年，即可将其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体现出来。

2.3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对Y和X1、X2、X3、X4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R2较大,F检验合格,回归的拟合度较好;但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不符合t检验，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分析得出估计值缺乏意义，因此模型不可用。如果将常数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无法遵循t检验,因此不能把常数代入公式分析,扣除影响因素X1、X4后得到的模型是合理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1情况下，系数X2和X3的估计值都满足t检验。其中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0,修正的R2为0.89,两者的数值都大于0.8,表明整个模型拟合度较高,并且系数X2、X3对Y的影响效果明显。回归结果中模型的D-W值为1.86,根据相关数据可知，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35,并且D-W值在(du,4-du)内。符合D-W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具备一阶自相关，即本文构建的模型回归拟合度较高,系数X2、X3可以合理解释农业增加值。按照表格5回归结果，将系数X2、X3代入回归模型Yt=b2X2t-4+b3X3t-1+εt，可以得到以下公式:上述公式表明，假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就会增加68个单位;在农业科技三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更多个单位,甚至可以达到了800个单位。这一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效益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当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中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在农业技术研发方面。

3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吉林省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发现：(1)以吉林省为例，农业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且农业财政支出投入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推动作用。(2)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对农业增加值呈倍增效益。(3)财政支农具有一定滞后期，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远低于财政支农增长率。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下几条财政支出对策完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第一，建立农业财政支农稳定与长效机制。保证财政支农投入是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稳定与高效的前提，国家政府应当重视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农业经济绩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第二，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及提升农业生产总值。第三，加速促进财政支农绩效增长。目前农业财政支出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提高支农支出效益是发展农业绩效的主要问题。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嘉芬.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以山西省为例[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6.

[2]申家俊.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评价[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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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凌子淇.黑龙江省财政政策支农资金配置绩效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

[6]邢立良.县域农业支持政策及其绩效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

[7]胡玉杰.政策环境、农民参与度和组织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8]吴华增,兰庆高.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财政金融关系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0).

[9]邓蒙芝.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3).

[10]温涛，王汉杰.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启动了农村消费吗[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

篇2：新增长理论论文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教育,扩大技术和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 者：杨世君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G061.2 关键词：新增长理论   知识   农业经济增长  

篇3：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综述

关键词：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技术进步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斯密 (1776) 的《国富论》, 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内生于生产中的分工协作。而以索洛 (1957)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外生于技术进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否认了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 舒尔茨 (1961) 等认为上个世纪美国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 这种观点引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自20世纪初Fisher (1906) 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以来,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人力资本经济分析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早期的增长理论未能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如哈罗德-多马模型 (Harrod, 1939;Domar, 1946) 、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 (Rosenstein-Rodan, 1961) 、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Hagen, 1975)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经济之谜”出现 (Helpman, 1987) :

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快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速度。

二是日本和德国战后的兴起。日本和德国用了5年时间将经济回复到二战前的水平, 然后只用了10年时间就一跃成为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

三是“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禀赋论认为, 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 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 根据要素禀赋论, 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 (Leontief, 1953) 的实证结果却与要素禀赋论预测相悖。

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之谜”, 在这种背景下, 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Schultz (1961) 开始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 根据Schultz的表述,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学校教育、营养和健康投资、在职培训、个人或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等活动。Schultz (1961) 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农业增长的研究中, 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农业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后Becker (1964) 建立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微观基础, Becker还明确区分了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增长分析中, Becker将人力资本积累与专业化分工有机结合起来, 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经过Becker (1993) 从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方面有机的整合而得以完善。

二、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研究状况

(一) 阿罗“干中学”模型。

阿罗 (Arrow, 1962) 第一个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他试图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 假设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 是厂商生产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结果, 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而且由于溢出效应, 还会提高其他所有厂商的生产率。

阿罗认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源, 技术进步不依赖于R&D。如果把新知识看作是新资本生产的副产品, 那么知识存量可以表示为资本存量的函数。增加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增加产出, 而且通过其间接贡献, 即通过产生新知识使得其他资本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产出。阿罗的结论是: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 无政府干预的经济均衡是一种次优, 此时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由于阿罗模型必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 因而该模型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增长模型。

(二) 宇泽弘文“知识生产”模型。

宇泽弘文 (Uzawa, 1965) 在阿罗“干中学”的基础上首次用两部门模型分析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部门专门从事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的生产。两部门均利用全部的知识存量, 某种知识在一种场合的使用不会妨碍它在其他场合的使用, 所以知识存量无需在两个部门进行分割。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可增加有效劳动, 从而使得物质资本积累不再呈现收益递减的趋势。经济将以不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

(三) 罗默“知识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模型。

罗默 (Romer, 1986) 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发展了原有的人力资本理论, 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罗默把知识看成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 其边际产出递增, 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 从而刺激物质资本的扩张, 物质资本的扩张必然伴随着新知识的产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互相促进使得物质资本生产出现规模报酬递增。新知识最初是伴随着富有远见的厂商新的投资而产生的, 由于新知识的应用不可能完全保密, 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提高。与阿罗的结论不同的是罗默模型无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由于在产品生产中, 知识的边际产出递增, 经济增长越来越快, 且不受人口增长率的影响。由此, 罗默得出结论:知识或技术能够不断进步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四) 卢卡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模型。

卢卡斯将劳动划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两种形式, 其中后一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物质资本生产呈收益递增的趋势, 从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比不断增加, 因此即使是原始劳动, 其报酬也会增加。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会产生两种效应, 一种是内部效应, 即通过脱产教育获得人力资本会提高该生产者自身的生产率;另一种是外部效应, 即不脱产通过“干中学”获得人力资本, 会使得该生产者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卢卡斯认为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会在生产的过程中交互传递不断增进, 从而使得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都得以提高。即使人口增长率等于或小于0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可能实现。

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不是通过斯密阐述的分工所带来的, 而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

(五) 竞争性人力资本积累模型。

在本小节的 (三) 中罗默 (Romer, 1986) 模型强调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决定经济增长和内生技术进步, 该模型没有明确区分人力资本与抽象的知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现代技术进步更多地依赖于企业的R&D, 而非“干中学”, 因而Romer (1990) 、Becker、Murphy和Tamura (1990) 、Azariadis和Drazen (1990) 、Rebelo (1991) 、Mankiw、Romer和Weil (1992) 、Kremer和Thomson (1994) 这些经济学家开始强调人力资本的竞争性和排他性。

罗默 (Romer, 1990) 将知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抽象的非排他的知识, 它不以人力资本为载体;另一部分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排他性技术。研究部门的生产率增加可以提高经济均衡增长率。由于研究部门无法完全内部化其研究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因而均衡增长率小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我们对物质生产部门课税以补贴研究部门从而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

Jones (1995) 对罗默的新设计的生产函数提出了修正, Jones认为过去的设计只有一部分能对新设计产生贡献, 同时研究部门中不同的企业的研究会部分重叠。Jones内生技术模型不足之处在于该模型必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

(六) 贝克尔人力资本积累模型。

罗默 (Romer, 1986) 模型中的知识资本 (Knowledge Capital) 实为广义的人力资本, 罗默根据其边际产出递增的特性推导出经济增长率缺乏微观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基础, 不能阐释个体家庭对于增进整个社会知识资本的动力机制。

在Becker (1993) 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 人力资本被定义为孩子质量 (Children’s Quality) , 这种狭义的人力资本能更好地理解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机制。宏观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依赖于微观的家庭投资决策行为。家庭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 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与质量的影子价格决定了家庭对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权衡, 即决定了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Becker没有对构成家庭效用函数中的子女数量、质量和其他商品的消费的替代弹性做任何特定的假设条件, 因而Becker家庭决策理论对于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微观机制更具有一般性, 因而也更具有解释力。

三、结语

篇4：新增长理论论文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卷烟工厂；内部资源

内生增长理论自Romer（1990）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市场结构、金融市场、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史等各个领域，本文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对卷烟工厂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措施。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

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产生了不同方向不同路线的研究成果，如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干中学经济增长思路及与之思路不同的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研究与开发增长模型。

罗默提出由外部效应、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的收益递减3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竞争性均衡模式，随后卢卡斯、斯多克和阿温对这一思路逐渐完善，形成了3个模式：罗默的“知识外溢长期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在性增长模式”及阿温的“有限的边干边学增长模式”。在罗默的模式中，他认为均衡增长率受经济的总知识存量、厂商知识投资决策、储蓄率、跨时替代弹性、政府政策及规模效应的影响；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增长率；边干边学增长模式认为边干边学和发明活动共同作用，均衡增长率不仅仅依赖于发明活动的刺激，而且依赖于学习率。

与外在效应和边干边学增长思路不同的是，第二个理论体系更强调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刺激的产物，认为新思想的开发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它形成了3个基本模式：罗默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阿格辛-霍伟特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技术变化增长模式”及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产品质量阶梯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罗默假设经济中有四种基本投入：资本、劳动、竞争性人力资本和非竞争性的知识存量，在罗默的模式中，通过专业化中间产品的积累以及设计部门知识积累的外溢效应产生的外在经济的作用，持续增长就可以实现；阿格辛和霍伟特的模式中，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它为一部分创造垄断性利润的同时，又破坏了另一部分人的壟断利润；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式中，每一个产品都存在一个随机提高的质量阶梯，以现期最好的技术为基础，由研究者的研究发展努力来推动，发明者的垄断地位会被质量阶梯更高的产品而改变，新产品不断使旧产品老化，产品质量阶梯不断爬升。

近年来，在创建“优秀卷烟工厂”，全面落实“卷烟上水平”等的推动下，在行业、企业内外政策及制度的有效调控下，卷烟工厂通过技术进步等各项措施，不断提升竞争力，这与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相通的，因此卷烟工厂在推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探索内生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二、卷烟工厂增长影响内外部因素现状分析

1.卷烟工厂增长内部资源现状分析

按照资源基础论的观点，在不考虑外界环境时，陈耀年将企业系统分为实体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及知识子系统，它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收缩和扩张。实体子系统包括场地资源及资金资源，知识子系统主要是企业的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子系统主要指管理资源。对于卷烟企业而言，资源的整合尤为重要。

（1）部分企业缺乏“大市场、大品牌、大企业”意识

我国烟草行业经过近些年的大力整合，行业散、乱、小、弱的局面已有所改观，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烟草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但仍应清醒的认识到，与国外卷烟企业相比，我国的卷烟企业仍然存在着小经济规模运行的特点，各个卷烟工厂之间的管理资源难以共享，工厂内部的场地和资金资源也难以整合。

（2）部分企业对创新技术缺乏系统管理

在“四统一”管理模式下的卷烟厂，重点关注的是完成生产任务，对提高核心竞争力方面考虑较少。在技术进步方面，由于员工获取知识的渠道不全面，工厂对科研项目及技术课题的立项、认证及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不力，使得技术成果质量不高，推广困难，使用价值难以保证；在人力资源优化方面，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主要进行简单的劳动组织、档案管理、工资分配、考核升级等低层次的管理活动，并没有将它提升到企业的战略发展高度进行规划和配置，开发和利用。因人力资源的结构、数量和质量分布不合理，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员富余，真正具有烟草科研、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和公关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匮乏，失调的人才结构导致行业的人才贡献值降低，降低了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2.卷烟工厂增长外部资源分析

企业无时不受到环境影响，对于卷烟企业而言，可分为竞争环境、资金环境及政策环境3个部分。我国卷烟企业众多，同行业之间的产品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的成长决定了对资金的大量需求，资金的有效配置和合理供给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的发展规划、税收政策对于烟草行业也影响重大。

三、提升卷烟工厂竞争力的对策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这些变量对政府政策具有敏感性，有效的政府政策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卷烟工厂内外环境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外部环境同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内生增长才能够促进企业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在卷烟工厂中，内生增长力主要可以通过优化人力配置及技术进步两个支柱，从深化团队专业化水平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着手，打造卓越团队，输出优质产品，实现企业经济持续增长。

1.明确企业定位，树立大品牌意识

从2003年到2015年，尤其是在创建“优秀卷烟工厂”期间，卷烟企业在生产管理、成本控制、产品制造和团队建设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品牌已经发展成为所有卷烟企业的公共资源，寻求树立大品牌，探索建设大企业，是卷烟工厂的生存根本，完成对成本控制水平、产品制造能力的再创造、再提升，努力提高产品竞争力。

1.打造专业化团队

贝克尔-墨菲模型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分工专业化的加深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在新形势下，烟草行业对团队的专业化水平要求更高。

一要加强知识培训。构建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长效培训机制，烟草行业的培训工作必须针对不同员工，在征求各部门需求的基础上，分层次进行，使培训真正达到知识更新、能力培养、思维变革和心理调整的目的。

二要建立企业知识库。形成企业内部知识共享，打造卷烟工厂核心競争力平台，结合工作实际，按照工种、岗位等通过内部培养及外部协作等方式，根据工作勤绩进行考核和晋升，储备覆盖各个专业领域的中高级专业性、复合型人才，建立知识主管，将企业的知识转变为企业的效益，建立企业内部网络平台。

三是培育专业人才成长及流通通道。将人力资源规划、招聘管理、培训管理、绩效考核、薪酬管理、职业生涯管理等职能科学部署，综合考虑自身企业的具体状况，为专业技术人员设计不同的成长通道，科学构建各类人才的横向流动渠道。

3.推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

更多的创新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品刺激资本积累，更多的资本积累也可以通过增加创新的利润促进创新，资本积累和创新都影响长期增长。因此，创新便成了企业内生增长中的竞争优势，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生命力。《烟草行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在这一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规划方向，未来的烟草制品，将朝着低焦油、清淡型、少危害的方向发展，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这要求卷烟企业从制丝工艺、卷包工艺、物流仓储、营销等各方面加强创新，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改善工作环境，利用环保型材料，加强资源循环利用，进一步落实卷烟工厂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履行保护国家利益、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责任。

要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需要从组织和机制等多方面着手：一是明确综合管理部门，对项目的立项、评审、实施、验证和确认进行全面管理；二是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对行之有效的项目实行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部门相结合的双重激励，指引员工加强学习；三是优化资源配置，对技术进步给予充足的人力资源、物资供给及财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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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斌.三种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J]教学与研究，2004（5）：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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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国华.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综述[J].经济前沿，2009（2）：96.

[6]张蕊.履行社会责任 提升烟草企业竞争力[J].市场周刊，2014（4）：25.

作者简介：

篇5：中国奇迹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中国奇迹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靠世界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作为更能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实际的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成本降低,制度创新使社会交易费用下降,从而总体上使经济实现持续、均衡的`增长.文章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并且借助这一分析,文章探讨了如何通过加速技术创新、完善、健全制度因素来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使中国奇迹持续下去.

作 者：沈波涛 李玉举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大连,116025 刊 名：经济师 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 “”(5) 分类号：F1 关键词：中国奇迹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内生化   制度内生化  

篇6：新增长理论论文

摘要：文章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的数据来建模验证，探讨了土地市场发展和土地出让金对区域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土地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出让金(土地成交价款)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三是土地市场发展结合着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是土地出让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并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

关键词：区域经济;土地市场;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对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大，而且国家在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时候开始尝试采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本文采用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土地市场通过土地财政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理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并将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政府共享的税种。与中央政府采取上收财权同时进行的是下方事权，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层层上移的情况。在这种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履行自身职责，必然会寻求扩大财源，这样巨大的土地收益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巨额的土地出让为地方投资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一是以低廉的土地出让费用招商引资，增加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扩张;二是高价出让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为地区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通过城市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土地市场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和投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

(二)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

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niseDipasquale和WilliamC.Wheaton提出的。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区域产出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房地产市场(包括了土地市场和地上建筑物)。

1、区域经济均衡模型。一个区域的产出需求Qd是价格P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产出需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房地产，且它们之间不具有替代作用。单位产出成本C=a1r+a2w，其中r、w分别为租金和工资，a1、a2分别为单位产出需要的固定数量的房地产和劳动力。房地产需求量和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Kd=a1Q和Ld=a2Q，由于生产要素间不存在替代作用，所以需求量仅依赖于生产量Q，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如图2、图3所示。其中劳动力市场纵轴表示相对工资，即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在图1中，如果产品的需求曲线已知，而工资和租金又决定了生产成本，通过图1可以求出总产出量。在图2、图3中产量又决定了要素需求，如果要素的供给已知，则可以求出要素的价格。如果这三个图相互符合，那么该区域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

2、土地供给量增加与经济增长。假设区域最初处于均衡状态，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1、P1、L1、K1、w1、r1。当土地供给增加时，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将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租金下降，如图6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产出增加，如图4所示。产出增加使得要素需求量增加，要素需求曲线均向右平移，要素价格上升，如图5、图6垂直虚线所示，使得生产成本略有上身，但是仍低于初始成本。因为如果此时的成本高于初始成本，产量就会下降从而要素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成本必将下降。从分析可以得出，土地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将下降，最终使得区域的经济产出增加。再次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2、P2、L2、K2、w2、r2。

(三)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目前，根据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普遍研究方法，利用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伴随土地市场发展而来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Barro、Davoodi的研究，描述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包括三个变量：人均产出y，公共支出g，私人资本k。函数关系描述为：

y=f(k，g)①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来源主要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r，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f，所以

g=g(r，f)②

①、②式联立后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f(k，r) ③

把③式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下式：

y=α+β1k+β2r+β3f④

式④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r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表示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从④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受人均资本、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影响，其中，后面两项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模型来描述上述分析如下：

yi=a+β1ki+β2γi+β3fi+εi⑤

三、实证检验和结论

(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在做如下假设

一是土地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实证检验中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结果和分析

1、用20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代表区域土地市场发展水平，用各省和直辖市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我国区域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土地供应的支持，包括生产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需求都会催生地方土地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由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地方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增加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各省和直辖市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k、人均地方财政收入r、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f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代入上面的式⑤

yi=a+β1ki+β2γi+β3fi+εi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yi=2.457416+0.314275ki+0.138452ri+0.071486fi

t-value8.41694476.321623.7516 7.54150

AjustedR-squared：0.984405

从模型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②的成立即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0.07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使用而对经济产生推进作用的，所以现实中土地收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参考文献：

1、钱瑛瑛.房地产经济学[M].统计大学出版社,.

2、吴灿燕,陈多长.浙江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9(3).

3、张昕.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研究[J].建筑经济,2009(8).

4、赵国玲.“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7).

篇7：新国际分工理论述评论文

分工理论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经济学文献开始关注“分工”这一概念始于17世纪晚期。从18世纪开始，特别是亚当·斯密论证分工几乎是经济进步的惟一因素之后，直到19世纪末，分工问题在经济理论著作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分工问题不再是经济研究的主题，而被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这与马歇尔(1920)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有关，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这使得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工问题)变成了要素、产品数量与价格的相互影响(资源配置问题)。尽管随后就有扬格(1928)指出马歇尔这样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分工问题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回归起到了很大作用，一篇是豪客尔(1956)的，一篇是斯蒂格勒(1951)的。前者唤起人们分清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区别。该文指出，斯密的分工经济是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一般的概念：即使没有事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当事人关于专业化选择的决策不同，也有可能因为分工经济产生事后生产力的差别。后者延续扬格(1928)的研究，部分区分出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工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新国际分工是一个纷繁复杂、动态变化的过程，诸多层面的相关问题还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现有的理论范式还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国际分工。对近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重要观点

自从弗洛布尔(1978)的著名论文《新的国际分工》发表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展

弗洛布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作者通过对德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全球区位演变的分析论述道，此前形成的极少数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其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则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开始从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欠发达国家由此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生产”。

弗洛布尔认为，新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和地理位置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减少了；(2)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的改进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基本的简单步骤，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学会；(3)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赫里克(1982)论述的新国际分工与弗洛布尔比较接近。但他揭示出了资本—生产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改变。他选择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作为国际分工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传统的国际分工占主导地位，基本特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用制造品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之后，体现为第三世界国家用制造品换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品。这种改变显然也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结果。贝隆(1981)、拉斯蒂(1985)、马斯达帕(1998)定义的“新国际分工”与赫里克基本相同，也是从资本—生产—商品的关系来论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的。

(二)“新国际分工”是国际垂直一体化

在题为《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所有权的优势》这篇著名论文中，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并没有明确指出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但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他们对于垂直一体化的所有权优势提供了准确的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分工方式，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跨国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方式的FDI开始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1990—1995年，采用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长了20％，而1996—2000年间，则每年增长了40％(UNCTAD，2002)。

(三)“新国际分工”是“订单制造”(或者“外包”)

罗斯杰把订单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简称CM)称为网络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罗斯杰对订单制造的定义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设计、程序工艺、装配设备、后勤、营销渠道、仓储、售后服务等环节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和服务贴发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业则一般没有品牌。订单制造是IT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亮点，每年达到20％—25％的增长率。根据“技术预测者”的计算，2000年全球的订单制造达到了880亿美元。而IT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CM从“美国模式”变成了全球的大规模生产模式。CM不限于IT行业，通讯行业、汽车行业、空间技术等行业都有。订单制造导致了专门从事订单制造企业的产生。订单制造业开始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而订单企业则成为跨国分工网络的载体。

(四)“新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分工对福特制、丰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卢锋认为，分工首先是企业内分工，以始于20世纪初的福特制为代表。[9]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生产方式是：从大湖附近矿山运来煤炭和矿石，全部过程，包括热处理、制模、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总装等数百种工艺，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厂完成。克鲁格曼形象地说，雷格工厂一头吃进的是煤和矿，另一头吐出的是轿车。其次是企业间分工，以20世纪80年代风行世界的丰田制为代表。以丰田汽车为例：这是一种多层次生产方式，总公司只进行最终组装和基本原材料供应；数以百计的企业在第一层：次级组装，大部件生产；数以千计的企业在第二层：单个部件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在第三层：工程性服务。此后就是产品内分工，以产品为对象的分工——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开辟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为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契入点，这正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网络的细密化。

(五)“新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变化的国际分工

在《全球化与“更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弗朗西斯描述了比弗洛布尔(1978，1980)的“新”国际分工“更新”的国际分工。他认为，弗洛布尔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因而认为新国际分工的根本特征是中心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外围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被逼到外围。可是，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虎”的崛起否定了弗洛布尔的观点。[10]

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长。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来说明这一点。到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校生达到3540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3370万。其中技术类在校大学生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700万/580万)。技术类大学生在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分布最多，达到460万(其中中国120万，印度100万)，而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分别只有270万、200万。拉美地区的技术类大学生也达到了140万。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禀赋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里德尔(1996)的研究，一个国家有没有绝对数量的技术人力资源，对于这个国家能否参与基于知识的经济活动具有关键的意义。发展中国家技术类人力资源的增长将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分布决策，使发展中国家卷入新的国际分工。罗尔(2000)和伯曼、马欣(2000)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1]

(六)“新国际分工”是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

格里(1998)将“全球商品链”定义为：一系列企业围绕着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网络将居民、企业、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2] 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商品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其作用开始超越政府之间的经济交往作用。[12]

(七)“新国际分工”是基于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的国际分工

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的基本内涵：跨国公司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角，推动跨国公司促进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契约转让、生产一体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构成和生产组织的改革，新国际分工的直接动力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13] 新国际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的差异，以及分工中区域分工优势的升级转换规律。再之，新国际分工促使企业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因而企业、地方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地方、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各种利益的需要而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竞争，竞争成为新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

(八)“新国际分工”是市场价格引导的国际分工演变为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分工

冼国民(1994)认为，主权国家对于要素流动的限制，对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对国际分工的调节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成长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及其协调机制。[14] 随着传统国际分工部分被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场机制就被跨国公司的层级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见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调节资源在各国企业之间的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使当代国际分工出现了转型：在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由跨国公司内部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予以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这样，当代国际分工就成为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包括其他传统类型国际分工的混合结构。

(九)“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性质从“剥削”转向“经济互补”

多杜辛(1993)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尽管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不仅个人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国家之间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殖民地时代的阴影，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受“自立发展”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机会，拒绝参与国际分工。[15] 在《互补性——国际分工的新趋势》这本书中，多杜辛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国际分工是以“剥削”为特征的，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是以“经济互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要素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国内国外要素的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的更高效率。

(十)“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从为国家服务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服务

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后工业化》中，伍(1994)从市场功能/企业功能对比这一角度来研究新旧国际分工的对比。他引用了哥德斯丁(1976)提出的这一命题：企业内交换是一种后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机制具有某种替代作用，不过前者只能平衡企业内经济，不具备后者平衡整个社会经济的功能。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换”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的一半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近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使得企业内交换逐渐将市场平衡社会经济的功能弱化了，国际分工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新的国际分工与旧的国际分工相比，减少了传统剥削，增加了经济互补作用，但这是以扭曲所在国的市场功能为代价的。伍认为，跨国公司力量的来源是对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具有控制力，这使得它们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最终将发展为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参与国际分工，不如说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企业内分工。

二、对新国际分工理论的综合分析

我们注意到，上述研究几乎都论述了新的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有关。盎德深咨询公司的一篇工作论文形象地称跨国公司为“全球网络人”，这提示我们，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是一种基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分工，而不同的学者看到了网络的不同的部分，从而研究了不同的国际分工。下面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网络”吸收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推销自己的产品来增加企业利润；而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就开始在第三世界大量复制生产体系，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生产”，通过“生产网络”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价值，这正是弗洛布尔看到的“新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其他地方复制生产系统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对这个生产系统拥有所有权。如果需要，就是“垂直一体化”，如果不需要，就是“外包”。当生产地既可以是国内又可以是国外时，就可以有四种选择：国内垂直一体化、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外包、国外外包。跨国公司到底选择哪种分工模式，要看哪种模式有利于增长企业利润。这四种分工模式构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如果跨国公司选择拥有所有权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垂直一体化”，这正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理论预见的“新国际分工”。如果选择没有所有权控制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外包”，这正是罗斯杰(2002)看到的“新国际分工”。这里我们看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6](P25)

跨国公司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后，就会谋求生产网络的细密化，以便在全球捕获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理论上，从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这个分工细化的路径可能产生分工经济，于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采用产品内分工，这正是卢锋(2004)看到的“新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又可能采取四种分工模式：国内、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国际外包。可见后四种分工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

上述三种研究都只是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单一视角进行观察，因而掌握到的是新国际分工局部的性质。

格里和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的研究视角更大一些。格里定义的“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将观察视角从跨国公司一个特定的价值链扩展到跨国公司的商品网络，发现了新国际分工更多的性质。比如观察到生产网络对于其他企业、国家、地区的分工的整合性。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跨国公司对于这一网络的主动构建性，也没有对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予以足够的重视。孟庆民等比格里更加重视跨国公司在新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性，可是“跨国公司关系网络”这样的定义过于抽象和宽泛。

上述四种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弗朗西斯用动态的眼光考察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变化。理性的跨国公司必然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全球生产网络，以便动态地最大化企业价值。弗朗西斯看到的原来的附属企业在国际分工链中地位的上升可以看成是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这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结果：把更高的工序给资源条件更好的企业，选择资源条件更次一些的企业替代它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附属企业主动采用了新的技术框架，发生了分工地位的跃迁。

上述五种研究更加重视的是新国际分工的“现象”，而冼国民的研究更加重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分工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社会分工受市场机制的引导，企业分工受管理机制的引导。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时，社会分工的显性地位就被企业分工取代了，这势必带来世界经济联系的深刻变化。只不过，冼国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更进一步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具体生产活动，可以发现新国际分工更加生动的性质。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交易的商品，相对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卢锋论述的“企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上述五种研究都是实证的，多杜辛、伍的研究是规范的，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新国际分工的“好”或者“坏”。

三、启示：新国际分工引发的新问题及亟待研究的领域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新国际分工”可以概括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每一部分都由分工链(或者国际分工或者国内分工)组成，它将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种资源整合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形成一个基于分工网络的共同利益。[17] 总结起来，新国际分工“新”在：(1)新国际分工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主导的；(2)导致了新的生产现象——产品内分工：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霍布斯巴，1979)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瑞奇，1991)。

由于产品内分工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笔者提出应该寻求重新解读国际贸易数据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可能是由于B国(或者C国)跨国公司在A国的子公司通过企业内贸易方式出口引起的，而且A国的顺差反而是B国(或者C国)收入：比如A、B两国最初贸易平衡；A国跨国公司在A、B两国实行产品内分工，分别完成X、Y两部分工序，X是高端价值部分，Y是低端组装部分。A国出口X到B国，B出口X+Y(作为一个产品)到A国，A再将X+Y出售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海关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从事低端生产的B国比A国出口量还多，看似是B国打破了贸易平衡，实则主要由A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引起，而且利益的大部分仍然在A国。不过这里还有诸多问题没有研究，比如如何在理论层面上更新当前国际海关统计通行的原产地规则赖以建立的传统分工、贸易理论，等等。

篇8：新增长理论论文

新金融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混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 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行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混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

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 经济金融化己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中国新金融发展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新金融发展的需要日益增加。第二, 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日益扩大。第三,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深化, 金融产品定价和管理市场风险, 成为企业和家庭普遍的需求。第四, 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一定水平, 为正常合理的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融创新的大量涌现, 对整个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西方学者对此有较多的论述且观点各不相同。

(一) 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效应

金融创新微观效应主要分析金融创新对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学者们认为金融创新有利于金融机构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Van Horne (1985) 、Merton (1992) 和Tufano (2002) 等认为金融创新具有分散风险或重新配置风险的功能。Dow (1998) 研究了金融创新的风险套期作用, 认为风险规避者能以新证券套期他们原有的证券头寸。

(二) 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

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主要探讨了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关系、金融体系以及IS-LM模型的影响等。

在货币供求效应方面, 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表现为:改变货币需求的结构, 降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则表现在:增加货币供给主体的不确定性, 扩大货币乘数及金融机构货币创造能力的不确定性, 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 金融创新还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可控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发现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估测出的结果显著大于实际的货币余额, 即所谓的“失踪货币”现象, 而金融创新正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Ireland (l995) 对货币先行模型进行了扩展, 将金融创新加入到货币需求理论模型中, 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造成的影响。Arrau (1995) 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解释金融创新, 他以多个替代变量对金融创新的过程进行模拟,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发现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量及其波动有重要影响, 且影响程度随通胀率的提高而增加。

金融创新对IS-LM模型也造成较大的影响。Fanti (2001) 建立了有资本积累的动态IS-LM模型, 研究两种不同货币需求函数下的金融创新效应, 认为市场交易中产生的金融创新可以促进经济体系的稳定。我国学者张晓晶 (2002) 通过金融创新对交易效率、实际投资的利率弹性、金融投资的利率弹性的影响, 将金融创新纳入IS-LM模型, 并证明金融创新从长期而言对产出有促进作用, 短期作用则不确定, 可能对产出有负面影响。张明 (2011) 将金融创新引入到伯南克的CC-LM模型 (即引入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的IS-LM模型) 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影响, 认为我国的LM曲线因金融创新程度低而更为陡峭。

二、新金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机理分析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短期与长期之分,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往往集中于短期的分析。但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要全面地理解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还需进行长期分析, 而这只有通过考察经济增长模型才能实现。

考虑最简单的包含金融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即

其中, Y (t) 为产出;K (t) 为广义上的资本存量, 不仅包括实物资本, 而且还可以包括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E是一个常数, 用来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在这个生产函数中, 资本边际收益不变。

该函数对于资本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即对于任意的非负常数, 有cY (t) =E[cK (t) ]。该函数也可以用人均值来表示, 即y (t) =Ek (t) , 其中, y (t) 为人均产出, k (t) 为人均资本。

假设劳动的增长率为n, 因为E为常数, 所以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为0。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封闭经济中, 产出可分为消费和投资。假设储蓄率为s;假设只有比例的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 比例的储蓄在金融系统中流失掉, 如以存、贷款利差的形式流入到银行部门。另外, 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 则有:

分析表明, 资本存量的变动等于投资减去折旧。将上述关系式进一步运算, 可以得到:

这表明, 决定产出增长的是, 只要, 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 产出和资本存量也会一直增长。

进一步可以得到:

以上式子表明, 只要时, 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将以稳定的速率增长, k不会收敛于某一个稳定状态的值, 因此k及其他变量的增长是发散的。

从加入金融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可以看出, 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即 (1) 影响储蓄率; (2) 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3) 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例。

三、新金融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的设计与选择

1、新金融化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可以直接用于支付的金融资产, 根据货币层次的划分, 可以近似视为狭义货币M1。如果我们用FIL表示新金融发展程度, 则有FIL=FAT/FA=FAT/M1, FAT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 FA为金融资产总额,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这样几部分:货币 (M2) 和有价证券 (债券、股票等) 。有价证券是直接融资的工具, 反映了出资者的债权、股权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指标越大说明投资性金融资产数量的比例越大, 则金融创新程度越高, 越小则说明金融创新程度越低。

2、金融深化的存量指标 (FIR) , 金融资产总量 (FA) /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与金融深化相伴随的是流动性资产存量的增加, 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于实物资产, 因此在宏观上这一过程就体现为一国金融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的提高。

3、金融深化的流量指标 (GRI) , 财政支出/总投资, 随着金融深化的深入, 投资中财政所占的比重应当逐渐减少。

4、金融深化的价格指标R3, 三年期存款利率。

即用金融市场的各种价格水平来表征金融深化的程度。

(二) 实证研究

本文拟以中国为例, 采用Granger分解检验方法就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以反映我国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1、单位根检验

若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 该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回归模型的建立, 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对变量FIR、GRI、R3、FIL和GDP, 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下:R3在水平数据上是平稳的, GRI、FIR、FIL和GDP这几个变量在水平数据上是不平稳的, 而GRI、FIR、FIL和GDP一阶差分则是平稳的。

2、相关系数

我们首先观察FIL与三个金融深化指标之间的关系, 发现FIL与FIR、GRI正相关, 与R3负相关, 说明新金融与金融深化存量指标和流量指标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 而与金融深化价格指标存在很强的负向关系。

3、协整关系检验

为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在水平数据上的关系, 采用通常所用的协整分析方法进行考察。

检验结果表明, 除变量FIL与FIR不存在协整关系外, 其他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这也反映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可以得到如下关系式:

4、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前面的检验结果可知, 我们对变量FIL与GDP和GRI与FIL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见下表。

表1新金融与经济增长变量的因果检验

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GRI是FIL的格兰杰原因, 这说明金融深化流量指标是新金融化的解释因素。同时从新金融化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分析结果来看, GDP是FIL的格兰杰原因, 表明我国属于需求引导型。

5、结论

综合以上三种检验结果, 新金融化率 (FIL) 与金融深化存量指标 (FIR) 、金融深化流量指标 (GRI) 和金融深化价格指标 (R3) 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长期均衡关系;新金融化率 (FIL) 与经济增长指标 (GDP) 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我国新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也影响金融深化的存量指标和价格指标, 即金融规模和价格来影响经济增长。金融深化存量指标是新金融的解释因素。同时, 研究还表明中国属于需求引导型。

四、新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创新来源于竞争, 创新来源于差异化。大力发展微小银行机构, 一方面起到“鲶鱼效应”, 对大中型银行的创新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面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服务, 微小机构能实现差异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实现市场的有效细分。

银行管理层的考核指标需要更加合理。银行规模和利润考核都有其局限限性:银行时点规模可以做出来;利润考核只能考察当期情况, 对未来发展及银行创新的投入无法考核。银行股价虽然有其局限性, 但是千百万投资者用手投票的结果。

中小企业融资需要体系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球性问题, 问题不仅在银行, 而与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相关, 如信息不对称和道道风险, 所以需要配套的体系支持。国际和国内经验看, 比较有效的是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

大力发展二板市场、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市场等, 培育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市场体系。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政府要坚持民营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 重点推动达到一定规模的、高科技行业的、符合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 包括海外上市、买壳上市等多种模式。在有条件的中小企业, 可以进行发行企业债券的试点工作。应该培育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在大力改善银行间接融资方式的同时, 培育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公司、私人股权基金等多种市场主体, 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保持时间的延续性, 这不仅因为政策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一定的传导机制从而具有一定时滞, 而且被监管机构的理念与行为也有一定惯性, 因此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循序渐进, 制定切实可行的稳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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