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论文

【摘要】搞好劳动力转移工作，提高务工人员整体素质，以职业院校为技能培训平台，根据用人单位的用工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各种技能的培训，积极引导劳动力由苦力型向技能型转变。根据不同企业对劳动力技能的不同要求，对劳动力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专业技术和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市场就业竞争能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论文 篇1：

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职业教育的功能限度与对策

摘要：职业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既有必要也是可能的，高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发展、促进农民个人发展，因此必须从职业教育本身、现存制度环境等多视角来讨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目前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三个方面的限度：职业教育效能不高影响转移培训的质量；劳动力转移培训带来的人才外流效应影响了农村建设与发展；职业教育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实现真正转移。要在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功能、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优质服务的基础上，通过树立城乡统筹发展思想，逐步完善相关政策安排，以高水平的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发展，并实现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最大程度突出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水平。

关键词：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统筹发展

作者简介：唐智彬（1980-），男，湖南衡阳人，湖南省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石伟平（1957-），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2010）“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上海市重点学科（79003099）“职业技术教育学”阶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石伟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经济体制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举措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存在种种现实问题，影响了转移的效率，因此，如何通过服务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论述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和必要性，分析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功能的限度，并试图从多个角度讨论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的策略。

一、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1]在我国，从现状看，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贡献巨大，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自铎(2004)的研究表明，外来农民工创造的GDP分别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2%、上海的31%、广东的30%[2]，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较大的特殊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方式和转移之后在城市的发展等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推动因素

1.城乡的巨大差距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主要诱因。在收入差距上，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近万元，比例为3.33：1，且在持续扩大；而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农民清楚地意识到，“务农”这一职业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因，对“非农职业”的追求成为农民的重要选择。因此，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由此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群体。

2.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条件。宏观地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总体调整是第一、第二产业结构比例逐步缩小，第三产业迅速扩大。从2008年的相关数据看，我国2008年三次产业比重为11.3：48.6：40.1，而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还将缩小，二、三产业门类迅速增加，且由于农业发展受土地规模和劳动力需求特征限制，劳动力需求弹性较小，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降低了农业从业人员的规模。因此，我国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将进一步减少，同时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缺口还比较大，需要大量劳动力补充，证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准备了条件。

3.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国际经验看，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的临界值时，将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从我国的实际状况看，2003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0.50%，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根据预测，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7亿，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按我国13亿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城市人口将增加1300万人。至2020年，我国将有8亿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化率达到6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10年，我国将有1.06亿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2020年还将有3.20亿左右农村人口转移，剔除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今后数年间平均每年将有1400万-15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3]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有力地拉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二）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功能分析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转移前的农民适应城市生产生活需要的程度来看，农村转移劳动力亟待加强培训，以提高转移的效率。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存在“技术断裂”的现象，即工业化对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在逐步提高，而农村劳动力在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过程中原有的农业生产知识技能已不适应工业生产的需求，但又尚未掌握新的劳动技能的一种的技术断裂现象。[4]技术断裂导致农民工转移后就业困难，每年都有部分农民工因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而返乡，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农村人力资源供给之间存在较突出的矛盾。农村劳动力通过接受培训，具备基本技能，将减少盲目流动，提高转移的针对性。

2.从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来看，也有加强培训的必要。现实状况是，农民工要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在排除政府的政策歧视等外在因素之后，更多的是经济理性的影响。[5]即农民工必须通过强化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身禀赋，并因此实现收入、工作环境等方面的改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Kremer与哈佛大学的合作者Maskin（1996）研究发现，正是由于劳动力的技能差别，导致了职业分离（segregation）和员工在工资上的巨大差异。[6]从一项全国调查的统计数据看，农民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达88%，其中农民工流动的就业人群中，初中及以下的占83%，未接受技能培训的占72%，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工作辛苦且工资较低。[7]从外出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看，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8]转移劳动力未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的现状不但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其在城市无法立足，进而引发其他问题。

相关的研究和近年的转移培训实践表明，有针对性的转移劳动力培训将能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在技能水平上的差距，为其可持续发展储备人力资本。此外，相关的转移培训，也是使农村劳动力能够接受工作和生活的现代理念，获得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技能，同时建立对所在单位的归属感及对社区的亲近感的重要方式，否则他们就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快乐，更谈不上积极参与建立一种有效并且和谐的工作单位环境。[9]

此外，服务转移劳动力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巨大契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传统生源不断减少，导致职业院校，尤其是城市中职学校招生困难。要改变这一现状，职业教育必须改变单一生源的现状，实现生源结构多元化，才能摆脱生源危机，而将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做大做强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策略选择。转移劳动力数量大，需要接受培训的人数众多，职业院校通过积极发展非正规的中、短期培训，既能解决生源问题，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作为解决三农问题整体战略的一个环节，将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

二、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局限

我们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实现有效转移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以及经济社会总体的发展与进步，这一点在前文已有明确论述和充分的数据说明。第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是以农业荒废、农村人力资源流失和农村更进一步边缘化和凋敝为代价，而应该是城乡互动发展，逐步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发展。第三，转移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实现个人可持续发展，这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转移成本降低，寻找工作的时间缩短，工作稳定性增强，工作环境改善等，并能逐步实现个人的提升；二是转移劳动力在城市能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不再只是城市的边缘人，融入城市生活。以上三个方面都得到了满足才是高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如前文所述，要实现高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的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参照以上三个方面的衡量标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服务功能发挥受到了较多的限制。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困难重重，农民参与意愿不高，[10]在收效方面，也极为有限。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高转移水平方面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表现在：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并未通过农民工的培训项目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农业与农村并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得到发展，相反却是农村不断败落，农业衰退，农村不断边缘化，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出现这些问题，除了职业教育自身的功能发挥不足之外，还与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密切相关。虽然体制性问题并非职业教育自身的问题，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职业教育功能的发挥，某些时候甚至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具体分析来看，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效能不高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水平

影响职业教育效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正是由于目前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质量不高的状况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水平。有研究者调查发现，认识不明确、尚未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转移后培训不足、培训内容不适应农民的学习需求等问题影响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果。[11]我们从各类政府文件、报告以及研究论文中将职业教育服务转移劳动力培训的问题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费问题。我国近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工程”、“计划”等项目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供了部分资金，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06-2008年各级财政安排的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资金支出累计达到80亿元。但是相对于数量巨大的待培训人群来说，还是“杯水车薪”，造成“广种薄收”的状况。经费投入方式上，以“运动式”和“项目化”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导致许多培训项目有计划无实施。如某省建设部门的农民工技能培训情况汇报中就反映：由于经费问题，2008年该部门实际培训的人数只有计划人数的20%，而且完成的部分中，政府经费补助都难到位。[12]

2.管理协调问题。目前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部门多，各部门、各有关单位的职责范围没有明确划分，自成体系，互不联通。纵向层面省、市、县、乡建立的科技素质培训资源未能相互有效地衔接。横向层面涉及农民培训工作的部门有农业、科技、教育、劳动、财政、妇联、共青团等近20家，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重复培训等。[13]以2004年开始实施的“阳光工程”为例，就涉及到农业、教育、财政、扶贫等多个部门。多部门参与培训是为了解决培训本身和培训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职业资格证书、就业安排等。由于未形成政府统筹，各部门之间没有形成深度参与、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缺乏有力有效的领导、组织和管理机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部门之间无法形成合力，造成了培训资源浪费。

3.培训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目前的劳动力转移培训多是以“运动式”开展，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和工程进行运作，缺乏长效培训机制。虽然项目化运作能够将有限的资源以最集中的方式来利用，但是，“运动”过后往往不能形成持续运行的培训机制，导致培训缺乏可持续性，没有稳定的培训机构、人员和场地，不利于转移培训实力的整体壮大。由于对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认识问题，造成了政府重视、但培训机构和农民本人参与培训意识淡薄的状况。同时因为相关监管机制的缺失，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培训机构行贿购买农民工培训指标套取培训经费的违法行为，[14]浪费了公共资源，影响了转移培训的严肃性。

4.培训内容的适切性问题。现有的培训中，培训机构难以做到从农民的技能需求特点出发来设置相关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时间和地点忽视农民群体的特点，导致农民主动参与培训的兴趣不浓。此外，由于缺乏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导致农民在参与培训之后，即使获得相关证书，在就业或收入上也没有明显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培训的有效性，接受培训并不能带来明显的区别，打击了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

5.用人单位的参与度问题。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岗位稳定性较差，流动性大，培训农民工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所以用人单位在农民工培训上缺乏积极性，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演戏”居多，很少真正将培训工作做到实处。此外，国家没有关于企业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规定和免税政策，导致企业没有参与的主动性。

（二）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教育抽水机”效应影响了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我国外出农村劳动力比农村劳动力整体的文化水平更高，因此可以推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并非均质进行，具有较强劳动能力（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的壮年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动到非农产业就业以获得更高的回报，[15]而年老体弱的劳动力则留守农村；但优质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务农人员的整体能力与素质降低，很难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这也就是近年来农村不断凋敝，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消除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技能差别，同时其关键又在于消除人力资本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但如果地区之间的教育和技能差别存在的话，劳动力流动反而可能会扩大这一差距。[16]有研究已经验证了这一观点，因为各种原因，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虽然为流入地带来比较高的GDP贡献率，但却进一步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17]因此，即使通过教育与培训，使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在城市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农村发展来说，却并不是好事。有研究者从我国近30年的数据中分析认为，教育在农村人力资本流失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本流失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者将其形容为“教育抽水机”。[18]目前，由于农村优质的劳动力转移而引起农田抛荒、农业减产，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前文述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农民富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互动发展。而目前由于缺乏城乡统筹的发展观，导致了人才的单向流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不是真正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的角色，而是抽取农村优质人力资源的“抽水机”，这与其服务功能是相悖的。虽然这一现象是城乡关系完善中的必经过程之一，但是我们应尽可能避免这一现象的影响扩大化。

表1 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8）（第五号）[R].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qgnypcgb/t200802 27_402 464718.htm，2009-12-10.

（三）职业教育无法改变农民身份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真正的转移”

在我国，由于实施的是“城乡分治”政策，只有那些拥有官方确认的城市户口的人才是国家（政府）承认的城市社会共同体正式成员，而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中的身份，则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外国移民，是“非公民”（noncitizens）。[19]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研究后发现，对于那些从农村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流动者来说，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缺乏由国家提供的维持日常生计所必需的条件，关键在于，由于不拥有城市户口，他们根本没有“资格”（ineligible）享有城市中的正常生计，没有“资格”享有城市居民作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因此，对于进入城市中的农民工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取维持生计的收入、福利、服务等，而是争取获得这些待遇和计划的资格，也就是争取“公民权”（contesting citizenship）。[20]可以说，如果不能改变现有制度，即使是有再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具备再高的技能，农民工始终是“外来人”，不可能享受到与城市职工平等的权利，职业教育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由于我国的“城乡分治”的政策现实，城镇居民与农民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都分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将自身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阶段奉献给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但一旦其人力资源枯竭，农民工无法再为城市奉献劳动力的时候，城市无法将其纳入任何保险及社会福利与保障的范围，而是逼其无奈地返回农村，将所有的福利性政策负担都转移给农村，加重农村的负担，因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上述由于“分治政策”而导致的不合理现象，造成了职业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虽然可能短期地改变农民的境遇，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与农民的问题。农民工是属于农村的，城市还是城里人的城市，不会真正成为农民工的城市。所以说，职业教育促使劳动力真正转移的功能有限。

三、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功能、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的对策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了自身质量、外部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导致职业教育并未能真正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这其中，职业教育自身的效能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制度性因素是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改进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效率；另一方面，必须从更宽广的思路、更深层次的视角来讨论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提升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改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质量的基础上，树立城乡统筹发展观，逐步实现相关政策安排与现实状况的互动，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能力，推进农村的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水平。其中，职业教育服务功能是基础，制度改善是职业教育服务功能发挥的保证，二者是相互推动的。

（一）加大投入，完善培训内容和培养方式，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服务

提供转移劳动力所真正需要的培训内容是决定职业教育服务能力的根本，因此，从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出发，从其学习能力特点出发，来选择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效率得到提高的关键性因素。从转移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需求特点来说，针对转移劳动力的培训一定要充分考虑实用性，短期内能够产生收益是这类培训的基本要求，转移前的培训主要是为定向转移服务，为农民培训一技之长，实现在转移后尽快就业；转移后的培训主要针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既有技能的发展培训，也应该将一些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卫生、自我保护等相关知识纳入培训范围。

从转移劳动力的技能基础和学习特点来看，要采用适合其知识和技能基础的教授方式，避免太难或者太空泛，保护其学习积极性，保证培训效果；在培训时间上，应考虑转移劳动力的工作特点，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培训，通过出台相关的规定，协调其工作和学习的时间。

要保证以上几个方面工作的顺利实施，一是要加大针对转移劳动力培训的经费投入，完善相关的硬件建设，提高补贴额度，并根据不同层次的培训需求决定政府补贴程度，分全额补贴与部分补贴；二是要培养面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师资；三是要完善培训内容，组织力量开发适合转移劳动力培训的相关教材。四是在市场机制不成熟的条件下，要通过建立全程的监督与评估机制，保证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的质量。五是要逐步完善二、三产业中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并强化执行“持证上岗”的有关规定，保障培训的有效性。

（二）创新管理方式，实现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分转移前教育和转移之后培训，前者着眼于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转移后的培训主要注重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的技能发展、素质提升和生涯发展。要通过改革管理方式，明确各方责任，实现农民（工）培训的职前职后统筹、城乡统筹和区域内统筹，城乡联动、互助合作，分工提供培训资源，提高管理绩效和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壮大。

首先，应实现转移前培训“常规化”。这既是保持培训工作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效率的手段。要通过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来保证转移劳动力这一基本权利的实现，并完善与职业教育密切相联系的就业准入制度来强化这一政策。

其次，应实现转移后培训“属地化”，即由转入受惠地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规划、实施农民工的培训。“属地化”的培训思路既明确了当地的责任，也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劳动力流入地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同时城市职业教育发展应该关注转移劳动力这个巨大的市场，统筹职前职后培训，

再次，应实现转移培训管理“专门化”。由于负责转移劳动力培训的部门较为复杂，而且缺乏严格的监管，形成“有事无人管，有利大家争”的局面，致使培训工作混乱和经费流失，降低了经费的利用程度，滋生了腐败，导致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对培训工作的强烈不信任。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协调统筹，由专门部门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管理的效率，避免因为管理部门过多而难以协调的局面。

创新管理方式，可以考虑总结浙江长兴和江苏徐州等地实施的发放“培训券”方面的经验，采用市场化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供给方式，通过向农民发放培训券，农民凭券到自己满意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培训机构再凭券到相关管理进行结算。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杜绝培训经费发放过程中的权力寻租问题，防止国家的补贴被套取，农民掌握了培训的自主权，自由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和项目，也有利于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市场一旦放开，众多的培训机构摆脱了体制的庇护，就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办学质量。这样不仅保障了培训的效果，也将大力推进各类培训机构、职业院校的发展，可谓一券多得，[21]民办的培训机构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迅速的成长。但是这个过程中同样要有一定的监管机制，避免培训机构与持券者之间的私下交易，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三）树立城乡统筹的发展观，完善制度安排，推动城乡互动发展和转移劳动力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充分实现职业教育的服务功能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发展”的矛盾与优质农村人力资本城乡之间的“推—拉”效应是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如果任由其发展将导致城乡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本质目标的实现，弱化职业教育的服务功能。因此，必须树立城乡统筹的发展观，即逐步改变“城乡分治”的做法，将农村与城市的发展通盘考虑，实现城乡产业、社会等方面协调发展。在这一发展思路下，一方面，职业教育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培训服务，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确保优质人力资源转移到城市后能顺利就业，并能实现自我发展；另一方面，要将“转移培训”和“留守培训”相结合，在保证转移劳动力的高素质的同时，重视留守农民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因为留守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扎根农村，是农村的希望。

在此思路的基础上，应通过逐步改变我国目前“城乡分治”的政策现实，将城乡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统筹管理，逐步实现一体化，人员在城乡之间能够享受同等的政府各项服务。此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考虑统筹安排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发展和部分产业向农村转移的问题，让农村劳动力不仅能顺利留在城市，更要愿意回归农村，发展农村。这样才能实现“绿色的崛起”[22]，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只有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得以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发展”之间的矛盾才能得以根本解决，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依然严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转移劳动力基本被排斥在现行劳动力市场政策法规之外，[23]导致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职业生涯发展受限。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单纯依靠对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转移劳动力的地位，职业教育的作用也有限。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在通过职业教育提高转移劳动力素质的基础上，在改革二元社会体制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无论城乡，对所有劳动者，都应按照人力资本的含量多少及生产率水平高低决定其劳动力价值和报酬，实现同工同酬。[24]并逐步改革附生了教育、各类保险及福利的户籍制度，从制度层面保证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到城市之后，既能在收入水平上得到提高，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得到改善，更在社会地位上得到和城镇人口一样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根源上消除“农民工”这种“身份加职业”的奇特称谓方式，回归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本质特征，并实现转移劳动力在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融入城市，也就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水平，突出了职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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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韩云鹏

作者：唐智彬 石伟平

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论文 篇2：

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问题研究

【摘 要】搞好劳动力转移工作，提高务工人员整体素质，以职业院校为技能培训平台，根据用人单位的用工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各种技能的培训，积极引导劳动力由苦力型向技能型转变。根据不同企业对劳动力技能的不同要求，对劳动力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专业技术和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市场就业竞争能力。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职业教育 对策分析

河南省约有72%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青壮年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在全部外出从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占外出务工人员的63%。虽然总体上青壮年劳动力仍存在过剩现象，但经过常年的持续转移，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村青年富余劳动力正被吸纳殆尽。而且，在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有约77.6%的人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劳动力中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供给已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正从长期供过于求转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

一 劳动力转移分析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和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青壮年劳动力是转移的主体。通过招工渠道转移的劳动力，年龄均在18～40岁之间；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均是一些接受新事物快、意识强、有一定特长、年轻有文化的人，他们或有组织，或自发地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有的搞农产品加工及运销，有的搞餐饮商贸服务，有的搞建筑装璜，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转到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或板材加工企业及其他行业打工。

第二，“吃技术饭”的务工人员体现出就业愿望提高、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收入提高的三高特征。尤其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学习和掌握一些劳动技能的难度较小，生活质量相对较高，城市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但这部分务工人员所占比例较小。

第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初次转移后，由于缺乏技术和劳动技能，单纯依靠出卖劳动力。不仅劳动强度大、收入低，而且有时在用工单位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们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迫切需要掌握相应的技术知识和劳动技能来提高就业竞争能力。

第四，大部分务工人员没有一技之长，年龄偏大，缺乏技术和劳动技能。这些务工人员认为自己年龄偏大，视力下降，文化程度低，过了学习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不愿意接受职业培训、新知识，年年靠出卖劳动力挣钱。

第五，一部分农民有强烈的“宁愿穷守土，不愿富离家”的传统思想。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依然浓厚，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恋土恋家，对转移有所顾虑，不思进取，怕冒风险。

二 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对策研究

外出务工人员多为青壮年，体力强，适应能力强，但由于其总体较低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导致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多为建筑业等单纯体力劳动行业，劳动强度大，报酬相对较低。如何让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拥有一技之长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以政府及职业院校为主导，实行校企合作、城乡统筹，同时职业教育者不以盈利为目的，充分考察市场劳动力需求，合理地设置专业，分层次设置，保证务工人员更好地接受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灵活的培训。以政府及职业院校主导有以下几点优势：

1.政府始终处于领导和主导地位

政府通过立法、制订规章制度和行政措施，对职业院校技能培训的发展起关键作用。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职业院校技能培训进行协调和业务指导。细化地区政府统筹管理的职能，让地区政府依法履行改革与发展职业院校技能培训的责任，发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

2.专业覆盖面广

河南现有的职业院校的专业有建筑、电气自动化、数控、食品、机械、会计、商务、外语等，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进行培训，不以盈利为目的，针对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基础的学习者传授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技能，让每个培训的务工人员都真正受益，真正学到技能，实现劳动力有序的、大范围的转移。

3.教师资源丰富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水平提升，成为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质量和效益的核心指标。河南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已达52.6%。专业教师在企业锻炼，带工作任务，奔赴工厂和车间、公司和企业，开展暑假顶岗实践，他们从企业带回的经验，又大量地、生动地应用于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中，使下企业的最终受益者是务工人员。

用最短的时间对务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而工厂师傅对本岗位的技术一般都保密，也是职业习惯，不轻易传给学徒。职业院校教师出于职责，会将自己知道的相关技能全部传授给务工人员，用最短的时间对务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三 小结

职业院校的教育是融知识和能力为一体的教育，并且理论知识占的比重要小于能力培养。职业院校能够充分考察市场劳动力需求，合理地设置专业，有针对性地、灵活地、快速地进行技能培训，以保证务工人员更好地接受教育，保证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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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秧虹.如何做好贫困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J].大众科技，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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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萍萍.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7]刘冰.企业在职培训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形成[D].浙江大学，2009

〔责任编辑：李冰〕

作者：卢易枫

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论文 篇3：

浅谈构建适应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 要]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应该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增加劳动力有序供给的治本之策。但通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需要政策法规的配套与健全，需要相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需要广大农民思想上的认同。

[关键词]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

[文献标识码]A

十六大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广大农村科技、文化、教育都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把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通过“农民”解决“农村”、“农业”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职业教育担负着双重任务：用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知识和经营知识培养现代农民；用专业技能、政策法规知识和公民道德规范等培训务工农民，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积极构建适应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

1．理顺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众多部门，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统筹规划。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日渐成为农村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领导机构，明确政府各部门职责，形成统筹协调的运行机制。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中的职能应该重新定位，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政府着重于宏观的指导、调控和管理，而对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教育机构内的具体运作的管理应该弱化。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达到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的最佳结合。

2．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实现职业教育的层级化。实现职业教育的全民化是当前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的职业教育应使每一个愿意且有能力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为不同背景的青年人提供多样化职业教育。实现职业教育的层级化，不仅对于学业成绩突出的人，而且对于学习起点低的人都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能在各自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还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学习困难的人、女性和社会特殊人群等，从而扩大他们的就业机会。

3．整合教育资源，构建农民职业教育新体系。我国原有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基础上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对原有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创新和拓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要继续做好农科教结和“三教”统筹工作，重构县、乡、村三级农村职业教育网络，扩大农村地方办学的自主权，充分利用农业院校、农业广播学校、农村中小学、中等农业学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现有的培训场所、设备、师资等资源，开展包括学历教育、远程教育、短期培训、专题讲座等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要打破职业教育的城乡分割局面，城市职业学校可以面向农村、农民招生，不再农村职业教育囿于县及县以下农村的狭隘范畴，要使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同时服务于农民，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建议取消招生年龄限制，实行弹性学制，有条件的学校可实行注册入学制度，允许学员分阶段完成学业。大力发展民办农民职业教育，鼓励私人办学，开拓农村公私立教育并存的道路，同时，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并提倡振兴农村教育的公民捐资助学。逐步实现农村教育的市场化，逐步放开市场、放松管制，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公众投资的热门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建立和健全职业中介组织。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系。首先，要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把市场机制作为调节城乡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手段。其次，在搞好公共就业服务组织的同时，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劳务协会、劳务经纪人，走先发展、后规范的路子。政府培育市场而不干预市场，引导推动输出而非主导和包办输出。逐步形成以公共就业服务为主体，市场中介就业服务为补充，集择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教育为一体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的流动。对合法举办、以劳务输出为主要业务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要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税费减免政策，在资金信贷等方面与劳动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5．开辟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要不断增加各级财政投入的比重，特别是要加大对一般地區和贫困地区的投入。明确各级财政投入的用途，每年从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专项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使农民获得低成本的就业培训。政府要加大监管与协调力度，统筹资源，避免重复投资。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凡属公益性职能的农村职业教育，由政府加大投入。一般技术服务和经营服务职能，应从政府职能中剥离，由受益人或面向市场的技术服务组织承担。农业新项目推广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强制列支培训费用，由受益人承担。各级政府应把加大财政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强度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争取各级财政设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专项经费，完善培训条件，补贴农民转岗就业培训工作。制定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农民职业教育产业化是办好农民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根本出路。我国农村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人力资源投资需求旺盛，这使得对农民有偿职业教育、培训和服务，不仅变得必需，也有这个可能。

6．通过国家立法，切实推行劳动准入制度。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它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共同组成了科学、规范的劳动准入制度，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开始走上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然而，在劳动准入制度推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各级政府的推行力度不够，大批没有受过岗前培训的新生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不配套，没有全面实施“先培训、后就业”。尽管国家于1994年和1996年分别颁布实施了《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对劳动预备制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了明确的要求，但没有相应完善的法律与法规配套，各级政府的职责还不明确。目前我国实施劳动准入制的还仅局限在部分技术工种的范围内，执行的力度与范围都远远不够，尚还没有一个涵盖全部职业，按初、中、高层次等级分类，权威性的职业等级标准。学历与技能等级如何构成职业资格，关系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通过国家立法，形成健全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强化劳动准入制度的权威性，政府可用法律与经济手段，对劳动准入制度宏观调控，通过财政、税收、审计等政策引导职业培训。加大经费投入，完善职业技能标准与评价体系。要制定政策，更要严格执法，促使职业教育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7．建立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完善职业培训与职业资格鉴定体系。我国行业职业技能标准的推行、劳动准入制度的建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思想认识不足，进展缓慢。我们应学习借鉴国外职业教育领域的先进经验，在统一行业技能标准条件下，采用灵活的培训考核方式，充分利用职业教育资源，建立不同的学校、不同类的教育体系间能相互承认所学内容、接续学分的制度；严格培训制度、严格考核标准，使职业资格证书在各行业、全社会有良好的质量信誉，为我国的职业技能标准和劳动准入制度的推行奠定基础、形成氛围。由政府牵头，制定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推行规范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协调劳动部门、教育部门与行业部门，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并彻底打破目前部门分割的培训与职业资格鉴定体系。劳动部门作为政府的执行与管理机构，不再直接参与组织实施培训与鉴定的具体活动。各级职业资格鉴定机构，不仅限于劳动部门所属中介机构，凡符合条件的企业与各类职业学校均可成为培训与资格鉴定的中介机构，以构建一个统一协调的培训与鉴定体系。政府的职业培训职能从目前劳动与教育等部门分别管理改为统筹规划，统一指导。劳动部门与教育部门应尽快联合研究制定劳动预备教育的培训标准、模式，开发相应培训大纲、考核标准及教材。充分利用各类职业学校的教育资源。现有的一批全国及省市级重点职业学校，除承担学历教育外，可经过资格确认，将其建成实施劳动预备教育的培训基地。劳动预备教育既是学校的任务，又是政府劳动力市场的导向。要求地方政府落实未升高中阶段的初中生和未上大学的高中生在就业前接受1－2年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

[责任编辑：崔颖]

作者：蒋丽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