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介机构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新常态下长三角创业环境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以浙江和江苏两个省为例，运用全球创业观察模型（GEM），分别从金融支持、政府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与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文化与社会规范几个方面，对这两个省的创业环境进行比较评述，以期以点带面，为政府部门和创业者提出相关建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教育中介机构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教育中介机构研究论文 篇1：

近二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内知识论研究的成就及趋势

摘要：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内的知识论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近二十年，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聚焦于职业教育领域内的知识特性、知识选择、知识组织以及课程的作用等内容，并深入开展了对技术知识、隐性知识等实践性知识的研究，以及在这些知识论指导下的课程建设研究。以知识论为基础，构建出职业教育知识分类的新方式;基于知识论开展校企融合的研究;工作化知识、专业知识、隐性知识等实践性知识的组织研究;以知识论为指导的课程与教学研究将成为该研究的四个拓展领域。

关键词：职业教育;知识论;课程

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知识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知识的推动，人类社会将止步不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来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同时，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也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职业教育中，知识是人才培养的深厚根基和推动职业教育向前发展的源动力，职业教育知识与人才能力的形成密切相关。知识论是职业教育其他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通过对近二十年来职业教育领域内知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有助于了解职业教育内的知识论研究现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而建立起对职业教育知识论更为清晰的認识。

一、研究热点及文献分析

基于知网数据库展开文献搜索，笔者以“职业教育知识”为主题搜索到中文文献1 680篇，其中硕博论文45篇;先以“职业教育”为主题，再以“知识”为关键词，搜索到中文文献101篇，其中硕博论文5篇;先以“职业教育”为主题，再以“知识论”为关键词，搜索到中文文献17篇。最终共筛选出178篇职业教育领域内与知识论研究相关的文献。在所筛选的文献里，最早的一篇是刘德恩在2000年发表的《知识论视野的职教课程改革》，这表明职业教育领域内对知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通过对所筛选文献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得到如下发文量的趋势图（见图1）。

某一领域的期刊发文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一领域研究的活跃程度和水准。从图1可知，2000—2020年，每年职业教育领域内知识论研究的发文量始终低于20篇，这说明虽已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一研究领域，但对知识论的总体关注度还不够。另外，图1显示，虽然近二十年来职业教育领域内的知识论研究总体变化不大，但仍出现了几个小高峰，分别出现在2005年、2010年、2013年、2017年和2019年，这与职业教育的政策及发展态势息息相关。

2000—2005年是职业教育领域内的知识观转型期，学者们致力于对新型知识观的理解。2002—2005年，国务院先后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制定并颁布的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重振的希望，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因此，在2005年出现对职业教育知识论研究的第一个小高峰。这个时期，社会力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强调淡化“学科教育”和满足市场劳动力需求，随之职业教育的知识观发生了转型，坚持实践课程观，学者们认识到实践知识、隐性知识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主张按照工作逻辑开展课程内容的组织。

2005—2010年是职业教育领域内知识论与课程的结合期。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推进了职业教育办学思想的转变，建立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坚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着力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因此，在2010年出现了对职业教育知识论研究的第二个小高峰。一些学者将知识论与课程紧密结合，从知识论的角度对课程价值、课程内容与教学展开讨论，同时，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步深化了对技术知识的认识。

2010—2015年是职业教育领域内知识的转化期，强调校企知识与理实知识的转化。进入2010年，我国建立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即建立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这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同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也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现代学徒制。新的改革方向对学者们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新问题，即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和知识内容能够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一些学者纷纷关注到了这一领域，因此，在2013年出现了职业教育知识论研究的第三个小高峰。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化，使得这个时期更加关注校企之间的深度协作与有效沟通，强调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知识转移。除此之外，也更加关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2015—2020年是职业教育领域内知识论对产业发展作用的关注期。2014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现代学徒制的兴起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产业与教育的结合，隐性知识和专业知识由于与实践活动的强相关性，成为这一时期知识论研究的重点对象。2017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为推进校企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与路径，深化产教融合的任务使得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最根本的问题，即“职业教育应该传递什么样的知识？怎样传递？”，因此，在2017年出现了第四个小高峰。201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由此社会各界以及各学界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上升，自然对于职业教育知识论研究的关注度也会上升，因此，在2019年出现了第五个小高峰。这一时期知识论的研究重点在校企之间的知识转化与校企知识的协同生产。

二、 职业教育领域内的知识论研究概况

（一）知识论与知识的概念

一般认为，知识论来源于希腊语中的知识和演讲（Epistemology），它是探讨知识的本质、起源和范围的一个哲学分支[1]。波伊曼认为，知识论是有关知识的本质、形成条件、范围和证实的学问， 被认为是哲学的中心领域[2]。关于知识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野出发提出自己的认识，众说纷纭，至今依然没有得到统一的概念解释。《现代汉语大词典》对知识的解释有两项，第一项解释为认知动作，即“了解，辨识”;第二项解释为人们认识的结果，即“人类对客观事物和人自身研究的成果”。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对知识的解释为：“人对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认识。即个体通过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信息及其组织。”杜威对知识的定义是：“所谓知识， 就是认识一个事物和各方面的联系， 这些联系决定知识能否适用于特定的环境。[3]”倪延年认为：“知识是人类社会成员在认识或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的、以经验或理论为表现形式的、认识和识别特定事物能力的总和，具有社会性、实践性、个别性、层次性和技能性的特点。[4]”还有学者认为“知识是人类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及其组织和转化，除了学校里教授的书本知识，还有认识和作用于世界的认知技能和动作技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动机、态度等非智力因素”[5]。笔者更为赞同最后两位学者对知识的界定，在职业教育领域内，技术知识是职业教育知识的核心，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的特征。因此，职业教育中除了以书本为载体的学科知识外，蕴含在工作过程中的技能领域的知识和情感领域的知识，也是职业教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基于知识论的整体研究

基于知识论对职业教育领域内相关问题的整体研究，涉及职业教育的知识论基础、知识发展趋势、知识发展启示、知识本质属性、知识发展限制性因素等高层次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在众多学者的观点中，关于知识论的整体研究较为突出的是对职业教育知识本质属性的论述。杨艳运用比较分析法探究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知识的内容范畴、组织逻辑和施受对象方面的差异，指出职业教育知识的内容范畴是：以职业需要为唯一准则;知识与活动、情境紧密联系;偏重程序性知识;技术知识的大部分内容是规定性和默会性的;知识的组织遵循工作逻辑[6]。刘文华从知识论的视角分析了职业教育向学术教育渗透的问题，总结了职业知识与学科知识的区别与联系。认为职业教育知识的利他性价值突出，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对理论知识有重要的验证作用，以实际工作过程为主要载体，知识传播方式为行动形式化传播[7]。王雅文、韩玉在对关于职业教育知识本质属性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指出职业能力生成性是职业教育知识的本质属性[8]。综上可见，职业教育知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默会性，知识的习得依托实践活动和工作过程中的情境，知识的组织遵循工作逻辑。

三、职业教育中知识论的专题研究

（一）知识的选择与确定

職业教育知识的选择与传递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同时影响着职业教育目的的达成。徐国庆是我国职业教育知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自2002年以来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他对职业教育知识选择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整体变化。徐国庆有关职业教育知识选择的观点经历了“实践知识—技术知识—技术实践知识—工作知识—职业知识—专业知识”等六个发展阶段。2002年，他认为职业教育知识以实践知识为主，它应处于职业教育课程的核心地位，同时也看到了实践知识中技术规则与经验的重要性。2003年，他把技术知识定位在职业教育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2004年，他提出“技术实践知识”和“技术理论知识”概念，但并非所有的实践过程都需要技术理论知识，不同场合对技术理论知识的需求不同，只有在情景难题中难以完成操作时，才需要操作者深刻全面地理解操作背后的基本原理，而技术实践知识是学生在任何场合下必须掌握的知识内容。2006年，他强调整体化知识的重要地位，将技术实践知识确立为处于独立地位的知识类型，突出了技术实践知识与技术实践能力的直接相关性。2009年，他认为职业教育知识应该以工作知识为主体，因为工作知识的来源要比技术知识更为丰富，主张以工作知识取代技术知识，将工作知识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知识进行课程开发，由此拓宽了对职业教育知识核心的内涵理解。2013年，他把工作知识更替为职业知识，其依据在于新职业主义时代工作任务的不确定性要求从业者掌握与工作任务相关的更为广泛的知识，由此拓展了职业教育知识的外延与内涵，逐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知识体系。2019年，他提出“专业化知识”术语，认为它具有“以深厚的基础理论知识为基础，以灵活的工作情境分析与判断为核心，以熟练的规范操作与权变创新为表征，以崇高的职业理想与道德为追求”的特征[9]。可见，他的观点与实际工作过程的联系渐趋紧密，不断接近职业教育知识的内核，对职业教育知识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

此外，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职业教育知识选择的看法，但大都与徐国庆的观点相类似。徐涵将技术知识、工作知识都视为职业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10]。肖化移认为程序性知识与职业领域更为接近，与职业劳动行为具有直接的联系，指出基于程序性知识的教学是培养职业能力的主要方式[11]。王玉苗从教师专业化发展角度指出技术知识比科学知识更有价值，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知识;相对于技术理论知识，技术实践知识的价值更高，相对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价值更高[12]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多数学者意识到了职业教育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性，以及缄默的隐性知识在职业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二）知识的组织与生产

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决定了知识组织与生产的必要性，与相对稳定的学科知识不同，职业教育知识需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实时更新，这造成了其组织与生产的复杂性。当前，姜大源、徐涵和徐国庆的职业教育内有关知识组织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他们都认识到要按照工作过程组织知识。姜大源指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知的心理顺序和典型的职业工作顺序都是自然形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情境中对知识的构建与其工作过程的行动能够实现融合[13]。徐国庆认为，工作逻辑是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组织的合理选择，技术知识应该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起来。对技术实践知识与技术理论知识的整合，他认为职教课程中的技术理论知识和技术实践知识的结合点是实践性问题，不是所有知识都需要实践和理论的整合，只有在特定场合下才需要技术实践知识和技术理论知识的整合，即第一种场合是个体迫切需要理解实践过程的时候;第二种场合是操作方法的改造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难以完成时[14]。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可知，无论哪种知识组织方式，都强调知识的编排要与工作任务相结合，要注重任务之间以及知识与任务的关系。学者们对知识生产的研究多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而对中等职业教育领域中的研究比较少见。另外也能看到，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探索职业教育知识生产的路径，但很少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分析知识生产的方法，因此无法为职业教育的知识生产提供一种切实可行、可参照的办法。

（三）知识的分类与管理

知识分类影响着职业教育的知识框架、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刘德恩从静态的角度将职业教育知识按照层次从低到高分为七类，即名称、事实、数据;常规技能;技能专长;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概念;规范与原则;价值观[15]。徐国庆将实践知识分为技术规则、经验、情境知识、判断力知识和实践化的学问知识[16]。董仁忠将职业教育中的默会知识分为基于个体技能的默会知识、基于组织惯例的默会知识和基于学校文化的默会知识[17]。侯维芝、董兆伟在知识分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高职课程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构建出高职课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组织结构[18]。马君从学科知识分类的视角来划分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将其分为科学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实践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19]。王川结合职业教育分别介绍了主观主义知识与客观主义知识、社会知识与个人知识以及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20]。谷丽洁基于知识分类对学生在学校和工作两种不同场所下的学习方式和心理机制进行研究，并探讨了两种场所下的教学模式[21]。

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知识的系统化获取、应用、评价和创造，使得知识之间的流动保持顺畅。学者们对职业教育知识管理大都聚焦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问题上，重视知识管理对课程与教学的作用，并且对隐性知识管理的关注度很高。韩晓虎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对高职的知识结构、课程模式以及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并为高职课程模式和教学模式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设想[22]。吴全全、姜大源以隐性知识管理为基础构建了职业教育教学论，论述了隐性知识管理对课程开发和教学效果的意义，指出“对于隐性知识的深入研究和有效管理将对职业教育的教学论的建立，包括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以致对整个教育教学过程的有效管理，对最终的教学效果和教育成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3]。张璇借鉴知识管理理论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建议：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目标，强化自身的专业自主性，构建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知识库，引导教师积极自我反思与共享交流，实现教师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点的转化[24]。邓琳运用知识管理理论对职业教育中知识的系统性获取、应用、评价和创造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非正式学习应是获取隐性知识的最佳手段[25]。刘素军根据野中郁次郎的知识管理理论阐释现代学徒制的学习与教学过程，根据场理论构建了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路径，即营造制度场、构建操作场、建立学习场、制定师傅激励和学徒激励的微观场[26]。欧阳波仪、程美根据企业知识链管理模型构建出了智慧课堂的知识链管理模型，模型以学习项目为核心，包含支持资源、基本过程和驱动要素三大部分[27]。上述可知，学者们对知识管理的研究集中在知识管理对课程和教学的作用与指导上，其中尤为重视对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

（四）知识的转移与传递

在知识转移研究中，谭宏历经了十年的持续跟进。他对知识转移的研究经历了“建立框架—划分知识场—分析障碍—寻求克服障碍办法—构建转移方式”的过程。2010年，谭宏构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知识转移的两个层次：组织层次即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个体层次即学校与个人、企业与个体间的知识转移。2012年，他发现校企之间出现知识转移障碍的根本原因是校企两个组织的责、权、利很难达成一致，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政府通过法律和经济措施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要协调好校企之间的关系，促进学校和企业间建成面对面、自觉、稳定的合作平台[28]。同年，他在先前建立的知识转移框架的基础上将校企合作中知识转移的场分为四种类型：源发场、系统场、演练场和对话场，要主动创造与知识转移相适应的知识场，克服校企之间的知识转移障碍。2019年，谭宏结合野中郁次郎知识转移的SECI模型和先前自己划分出的两个层次，构建出六种知识转移方式：个体层次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转化;个体层次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个体层次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组织层次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组织层次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组织层次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29]。六种知识转移方式为职业教育的知识转移提供了全面、具体、细致和可借鉴的路径。从谭宏的研究来看，他对知识转移的研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所构建出的框架模型也在趋于完善，对克服校企间知识转移障碍办法的探究不断深化。除了谭宏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知识转移进行了研究。徐升华、廖述梅提出了三个校企知识转移的研究定位：高校知识转移效率分析;利用校企知识转移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校企知识转移对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作用[30]。潘玉琴、印香俊立足成人职业教育组织，提出了知识转移的路径：显性知识在个体间转移;隐性知识在个体间转移;显性知识在个体与组织间转移[31]。

职业教育内知识传递的研究集中在对技术知识、隐性知识的传递研究上。技術知识是职业教育知识的核心，王秋菊、乔佩科指出了我国职业教育中技术知识传递的问题是：对技术知识理解的偏差;轻视默会知识的传递;缺乏优秀的职业教育教师;技能训练条件匮乏;技能训练的课时安排少。为此提出了相关建议：教师要理解技术知识的特点和复杂性;要完善技能训练制度;要引导学生感悟默会知识;教师要善于总结反思与共享交流[32]。李忠霞在分析默会知识特性、分类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传递默会知识的有效策略：课程模式要将理论与实践整合起来;积极开拓实践教学基地;采用“多对多”的师徒制模式;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搭建网络交流平台，组织学习经验交流会[33]。张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不同，构建出了高职教育的知识传递模式：由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传统模式;由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主导模式;由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必要模式;由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生成模式[34]。王丹认为现代学徒制中的工作场所、师徒制度、企业课程开发、“做中学”的学习方法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她根据阿尔比诺（Albino）等人的知识传递过程及要素和库伯（Kolb）的学习圈理论模型，构建出现代学徒制中隐性知识的传递过程图：传递主体与传递内容、隐性知识接收者、反馈和传递环境四部分。她还确定了现代学徒制中影响隐性知识传递的四个要素，提出了现代学徒制中隐性知识传递的实现策略[35]。

（五）知识论对职业教育的独特价值

与产业间的紧密联系是职业教育区分于普通教育的重要标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不可避免涉及到产业研究。除此之外，在职业教育中，课程是知识的载体，知识体现在课程中，按何种标准选择、组织、传授知识，始终是职业教育课程研究关注的焦点。知识经济的到来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带来了诸多挑战，相应地培养人才所需知识的结构、内容与传递方式也应发生变化。李政指出，不同社会时期对技术型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不同，后工业社会是四维度知识结构，即经验型技术知识、实体型技术知识、理论型技术知识和方法型技术知识。现代学徒制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四维知识结构的最佳方式[36]。之后，他从知识论的视角剖析了现代学徒制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价值。

现有的知识论对课程价值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工作知识对课程的价值、技术知识对课程的价值、其他知识对课程的价值。徐涵论述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过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五个范畴：入门和概念性知识、职业关联性知识、具体知识和功能性知识、以经验为基础的专业系统化知识。在比较了课程开发的三种方式后，她认为按照职业科学的劳动研究的课程开发有利于建构理实一体化的教育模式[37]。赵昕指出职业教育教学应创设真实的工作情境并建立课程开发的团队，要求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38]。张健分析了工作化知识的内涵、特征、重要性，根据“应知”“应会”概念提出工作化知识课程体系的实施路径[39]。

四、研究内容的拓展

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的知识论研究涉及范围较广，包括对职业教育知识理论、知识类型、知识生产、知识与产业以及知识与课程的研究等方面，其中以“知识与课程”研究、“技术知识”研究以及“工作知识”研究居多。这些已有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进程，也为职业教育其他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该领域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和深化空间：一是对职业教育的知识分类、组织、生产以及转移的方式与路径研究还有待深化。如在旧的知识分类中，将职业教育知识分为学科知识与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下又分为技术理论知识和技术实践知识，那么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存在一种更加细化的，能够满足知识经济时代、智能化时代下契合人才培养能力需求的新的分类方式？应该如何对知识进行有序组织与整合，以便学习者能够高效获得？如何实现知识的创新与生成？如何形成校企间的知识转移路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二是在与产业相结合的知识研究中，校企间的知识转移、基于知识的校企合作路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三是在与课程结合的知识研究中，技术知识、工作知识与课程的结合研究虽已有一定数量，但其他的知识类型，如个人知识、社会知识、隐性知识、专业知识等与课程结合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专业知识与课程的研究。

基于上述认识，对职业教育领域内的知识论研究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一是加强对知识分类的研究。在深入探究知识分类理论、原理和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教育的知识特性和人才能力培养需求，努力探索出一种新的职业教育知识分类的方式。二是继续开展校企沟通方面的研究。从校企融合的角度分析知识转移和知识生产的路径，另外还可以基于校企间的知识沟通，研究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及课程与教学的改革。三是深化对职业教育知识组织的研究。以往学者对职业教育知识组织的研究大都在技术知识方面，新的研究应聚焦于技术知识中的技术理论知识的组织方面，即如何将难于理解的系统化理论知识转化为职业教育的学生能够轻松理解和吸收内化的知识形式;另外，技术实践知识、工作化知识、隐性知识的组织也应是研究的重点。四是结合新的知识类型或知识理论对课程与教学展开研究。五是拓展职业教育中的知识论的研究空间，在继续加强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加大对企业培训和社会教育（如我国技艺类非遗传承人的知识建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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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东菊）

The Achievement and Trend of Research on Knowledge Theor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20 Years

YANG Yong-bing1， CHENG Ying-zi1， YANG Yong2

（1.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2.Jiangx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Jiangxi 344000， China）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knowledge theory; curriculum

作者：杨永兵 成英姿 杨勇

教育中介机构研究论文 篇2：

新常态下创业环境GEM分析及比较研究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长三角创业环境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以浙江和江苏两个省为例，运用全球创业观察模型（GEM），分别从金融支持、政府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与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文化与社会规范几个方面，对这两个省的创业环境进行比较评述，以期以点带面，为政府部门和创业者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长三角；创业环境；GEM模型；比较研究

一、引言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预计经济增长下调至7%左右。在2015年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突破7%，下降至6.9%。经济下行的压力也给创业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调，也伴随着深刻的结构变化、发展方式变化和体制变化。在经济形式变化的同时，创业环境也在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以浙江省和江苏省两个地区为例，运用全球创业观察模型（GEM），以点带面，从而给政府部门和创业者提出相关建议。这利于创业者更好地把创业机会、创业团队和创业资源等核心要素组合起来，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创业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创业环境的影响，创业环境也是创业研究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创业环境的定义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结论。GEM模型的全称是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是全球创业观察的英文简称。它是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旨在研究全球创业活动态势和变化、发掘国家创业活动的驱动力、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和评估国家创业政策的研究项目。GEM模型将创业环境分为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文化及社会规范等九个方面。GEM模型主要是应用于针对不同地区创业环境的比较研究。国内学者在研究创业环境时对于GEM模型的应用也比较广泛。王庆华（2012）基于GEM模型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创业环境进行评价和比较，他提出相比于珠三角来说，长三角的创业环境比较适合创业但也存在相应问题，比如市场进入壁垒较高、产业结构相似、创业成本比较高等。朱涵（2013）在基于GEM的区域创业环境优化研究一文中以GEM研究框架为切入视角，针对江苏省的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和层次分析，从多个角度深入探究创业环境的规律和发展特点，剖析了江苏省各市区域创业环境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他得出文化社会指标，金融支持指标、政府政策和项目指标对于区域创业环境的影响比较显著。而总量经济指标、教育培训指标对于区域创业环境的影响比较薄弱。创业一直是近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各种形式的创业公司也层出不穷。但是在全国经济形势放缓的这两年内，创业形势还能一直被看好吗？选取浙江省和江苏省两个地区为例，探究在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创业环境的变化，希望能以点带面，提出对创业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建议。

二、基于GEM模型的分析比较

（一）金融支持

2015年以来，全国经济逐步放缓，下行压力较大。开展创业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需要金融支持。金融支持指的是创业企业所能获得的金融支持和资源的程度。江苏省对创业的金融支持主要是对中小型企业创业的支持。截至2015年8月末，江苏省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达23 100亿元，位居全国前列，江苏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2.06%（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官网）。浙江省内企业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但是相比江苏省，浙江省在小微企业创业金融支持方面略显薄弱。据浙江银监局统计，截至2015年8月末，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20 934亿元。由此可见，江苏省对小微企业创业的支持力度要远大于浙江省。

（二）政府及政府项目支持

政府政策是指政府对创业的激励政策，包括对初次创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在税收和规章制度方面的支持政策等。政府项目是政府政策的具体化体现，是政府为创业企业所提供的直接项目支持。

自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各级政府对创业活动的支持更为积极。江苏省积极响应创业创新号召，推出了一系列创业计划，其中重点推进的有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农村创业富民计划、城镇失业人员创业促进计划、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计划等。不仅如此，江苏省将集成推进创业补贴政策，如创业培（实）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场地租金补贴等。与此同时，还将实施一系列创业培训，并且致力于提升政府的创业服务品质。江苏省还结合苏南地区实际情况，推进实施“创业中国”工程，积极完善苏南地区创业生态系统，加速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而创业大省浙江省为了进一步激发大众创业活力，其政府办公厅在2015年7月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其中涵盖了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致力于创造更为宽松公平的市场环境，打造更为有力的创业创新平台，培育更为活跃的创业创新主体，构筑更为活跃的创业创新投融资体系，建立更为完善的创业创新人才体系，建设更为完善的创业服务体系，健全更为高效的组织保障等。

（三）教育与培训

教育与培训水平对国民创业意识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为在创业过程中各个创业阶段的人所能接受到的职业教育或者培训。首先需要认清的是，我国在整个教育体系上是重基础知识而轻创业指导的，但近年来政府逐渐重视对创业的教育，浙江省和江苏省作为经济和教育改革先驱，不断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金和技术咨询，逐渐形成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成为创业最活跃的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创业方面的教育与培训体系算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高校创业氛围浓厚，成果显著。2015年8月举办了长三角高校创业创新成果展，签订创业基地协议等。（2）注重创建创业教育体。2015年7月，教育部副部长在长三角创业教育改革研讨会上表示要努力探索并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并且在数所高校中进行实施。（3）创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创业创新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发展为创业教育带来良好的契机与条件。教育部与2012年颁发《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后，高校设置本科专业与当地区域特征结合越来越紧密。

（四）研究开发转移

企业研究开发转移是否有效，即能否顺利将企业生产技术从创造源向市场转化，受到客观和主观因素，包括地区科学技术资金投入、政府高新技术政策扶持等因素影响。研究开发转移对创业活动的影响，通过企业研究成果体现。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科技体质改革，在新经济形势下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引领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年份。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及时做出政策调整，积极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投入、政策扶持，成效显著，为实现企业成果开发转移打下良好基础。

选取苏州市和杭州市为例，探究技术资金投入、政府政策扶持对企业科研成果的影响。国家火炬统计年报显示，苏州现有2 903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投入强度为4.22%，超过4%的城市，同比增长3.94%，可见苏州市政府对新科技研发的高度重视。此外，苏州市科学技术局近期出台科技创新政策，提出：“创新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增强其创新能力。”其中包括“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等，均为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产品科技含量提供资金扶持。杭州市政府也在积极打造城市科技创新要素密集区。近年来由杭州市政府启动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机制加快发展速度，杭州市科技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杭州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832家。此举大力推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成果转化和专业化保持良好态势，为打造浙江经济升级提供强大支撑。此外，2016年杭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扶持我市十大产业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国家、省高研发经费投入、各级政府科创政策扶持，实现了企业产品开发转移，并通过专利研发成果体现。2014年，苏州市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别达到10.3万件和5.5万件，其中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别占总量的90%和89%，占据主体地位（苏州专利局）。同年，杭州市专利申请量4.9万件，年均增长26.2%；专利授权量3.4万件，年均增长28.1%，位列省会城市第一（杭州专利局）。此外，苏杭两地高校众多，较高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教育环境，为科学技术研发提供了理论基础，使企业高新技术开发转移成为可能。

（五）商业与专业基础设施

商业与专业基础设施中很大一块是商务成本。其中生产要素是最主要的成本。近几年浙江省和江苏省两个地区的房价不断上涨，其中商业、住宅地区的房价增长均大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用地价格增长率，其中住宅用地房价增长最高，居于全国第一。基础设施是创业的必须条件，是创业活动的载体，是必要的硬件。对于有形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当中所能获得的成本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创业企业的工作效率。

2014年上半年江苏省全省基础设施完成投资2 608.5亿元，同比增长26.5%，增速比全部投资高9.3个百分点，比第三产业高5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为14.1%，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2%。浙江省在“十二五”规划前后地区生产总值由1 301.7亿元增长至2 084.3亿元。三次产业结构逐渐向服务产业迁移，城市化率增长4.2%。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浙江省的创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六）进入壁垒

近些年来，我国实行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支持民营企业加入垄断行业，试图通过市场力量来加快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进入壁垒通过妨碍企业进入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产业的市场结构以此来影响产业成绩。

对于创业活动来说，资本和技术都是亟待解决规模经济进入壁垒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体现为：（1）银行信贷融资空间狭小。因为缺乏国家政策支持，银行不愿意承担风险，所以即使是经营效益较好的企业，也很少考虑。银行贷款在大学生创业原始资金里所占到的比例非常小。（2）信贷市场不合理。我国提供商业金融服务较多的机构主要是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市场定位不准。（3）缺乏必要的金融中介机构。目前我国有关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并没有进行规范化管理，发展也比较慢，融资困难。一般而言，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规模比较小，资本不够，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和技术来源进行抵押获得贷款，而专门为中小企业创业提供担保服务的担保机构不是很多。即使有的地区有，也因为资金来源问题而没有得到良好的运作。

（七）文化与社会规范

文化及社会规范对创业意识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这个地区的文化氛围和社会价值观是否支持创业行为。文化价值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1）一个地区的冒险程度直接影响创业决策，创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传统文化下的保守和追求安稳会阻碍创业活动的进行。（2）文化开放程度也会对创业决策有影响，创业意味着吸收与开发，必须要有敢于引进和接受外来科技与文化的胆量，刚愎自用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创业决策。（3）合作精神对创业成果有影响，创业更多是一个团队的合作，个人主义会影响整个创业活动的融合。

浙江省和江苏省地方文化的共同特征就是追求创新、接受新事物、用于探索，所以整体来说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有利于本土的创业活动发展。作为中国经济的前沿阵地，江浙沪秉承文化吸收的原则在客观上已经出现优势文化的相互融合，并且可以看到在文化与经济的逐渐融合之下，创业便是这两个经济大省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创业事业方兴未艾的时期，更要注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三、结论及建议

总体而言，浙江省和江苏省这两个地区都比较适合创业活动，但是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差异。这两个地区都有经济基础优势，江苏省对微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大于浙江省。在政府支持方面，两省都积极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创业活动。在教育与培训方面，两省都存在以下问题。新兴企业的管理模式过于传统，而家族式管理模式不利于企业的新发展，更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的生存竞争模式，其次，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有限，不能提供更为宽广的创业教育途径。在研究开发转移方面这两个地区虽然都有高校支撑，但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产业化为目标、以企业为实施主体、以市场机制为保障的成果转化新机制尚未形成，缺少系统性的机制指导，科研成果向企业转化的能力未完全开发；缺少精通技术、经济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产、学、研不能有效结合，技术与生产脱节问题仍然存在。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展民间金融为创业活动进行创业融资。所谓民间金融，就是属于正式金融体制以外，虽然成立和经营也经过了管理机构批准，但没纳入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系统的金融活动。通过民间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困难的局面。在江浙地区，民间借贷向来活跃，通过民间金融融资的资本占总资本的大部分，并且借贷手续十分简单，不需复杂漫长的手续，满足了微小企业创业的资金需求。

第二，地方政府和行业加强对新兴创业的扶持，例如杭州出台了一系列创业优惠政策，其余各地区也应效仿杭州对创业创新事业大力支持，从而获得经济活力。同时，加快技术研发，创新离不开技术支持，只有新的技术才能支持和维护新行业的发展。

第三，提升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规划建设管理要保持基础设施的整体性、系统性，避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要建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以道路为核心、地上和地下统筹协调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

第四，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当地人民政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监督、指导和协调力度，结合已有规划和各地实际，出台具体措施并抓好落实。人民政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职责，抓好项目落实，科学确定项目规模和投资需求，公布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和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做好基础建设各项具体工作。

参考文献：

[1] 王庆华.基于GEM框架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创业环境评价及比较[J].商业时代，2012，（27）：131-132.

[2] 朱涵.基于CEM的区域创业环境优化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 蔡莉，崔启国，史琳.创业环境研究框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50-56.

[4] 徐京.常州市海归人才创业环境评价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 司建华.GEM框架下创业环境对创业活动影响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 余路超.进入壁垒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6，（1）：20-22.

[7] 孙巧.中国民营企业创业环境研究——从进入壁垒角度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 杨晔.长三角创业环境GEM分析及政策建议[J].上海经济研究，2007，（7）：50-57.

[9] 蒋泰维.八方面政策扶持 建设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J].今日科技，2010，（7）：5-7.

[10] 韩晗，韩菁菁.基于PEST模型的长三角地区大学生创业环境分析[J].中国商论，2015，（26）：181-186.

[11] 杨海波.江苏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扶持政策研究[J].科技资讯，2013，（7）：142-143.

[12] 江苏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2608.5亿 增长26.5%[EB/OL].新华网，2014-07-30.

[责任编辑 吴 迪]

作者：费灿亚 余青如 赵家瑶 祁茗

教育中介机构研究论文 篇3：

基础教育国际化:合理性探寻与研究述评赵萱

一、教育国际化研究现状

1.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概念界定

(1)宏观考察：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

关于教育国际化的界定，学者们意见纷呈，如吴定初认为教育国际化是现代人类跨越教育的时空障碍，在空间范围内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又在时间尺度上描绘明日世界教育图景的一种自然进程。朱军文认为，国际化是用以表征人类由狭义的地域联系走向社会化普遍交往的程度和水平的范畴，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走向全球一体化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趋势，教育国际化是这一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少东认为，教育国际化是当今教育的整体特征和历史趋势，属于历史的范畴，也是发展的概念。袁利平认为，国际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厉史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出现的以经济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互动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趋势，教育国际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以上研究人员均从宏观层面出发，将教育国际化视为以经济为主的全球密切联系影响下教育发展所必然面临的历史进程和客观发展趋势。

(2)微观定义：教育国际化内容要素说

除了对教育国际化宏观层面的考察，不少学者立足于探索其微观定义，如李炳煌提出，教育国际化应注重：①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②培养具有国际眼光并为本国发展所需要的人；(3)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肖凤翔认为，教育国际化应该包括以下3方面：①培养受教育者适应国际化的能力；②增强学生国际意识，促进国际理解；③促进各国教育制度的开放性，加强各国教育界合作。王华丽认为，所谓教育国际化是站在国际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发展本国的教育，使本国的教育成为国际教育的一部分，为其他领域的国际化提供援助，其主要内容包括教育的国际交流、教育的国际理解和教育的国际合作，以培养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为目标。刘贵华提出，教育国际化包含以下5个要素：①教育观念的国际化，旨在培养面向世界，具备国际意识的开放型人才；②教育内容的国际化，主要是增设有关国际教育的专业或课程以及在已有课程中添加国际性内容；③师生互换、学者互访等国际交流；④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⑤教育技术、设施等资源的国际共享。以上研究人员从微观层面考察教育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和所应包含的要素，提出自己的观点。

2.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性探寻

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教育领域的日益密切的合作与关联成为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主要动因，主要包括：①物质基础，教育国际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必然要求，是基于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和趋势走向的主观能动的价值选择；②内在动力，当代世界政治主题与各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一致性；③技术支撑，信息化社会建设与通讯科技发展；④外在驱动，教育产业化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如WTO贸易原则促使教育服务市场不断开放，国际组织又推动这一发展。

3.中国本土教育国际化研究

从词源上来看，国际性的“nternational)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fion)两个词汇是英语国家的舶来品。在我国，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贸组织规则规定其他国家申请加入必须将教育作为服务贸易向世界开放，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教育市场对外开放就会影响国家主权而颇有异议。2003年中国加人WTO组织时，143个成员国中仅40个左右承诺了教育市场开放，事实上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并未承诺开放教育市场。中国承诺教育市场开放但有所保留：(1)义务教育不做承诺；(2)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教育不做承诺；(3)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须接受国家调控；(4)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国籍人士担任校长。国内学者对教育国际化的讨论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涉及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征、动因、现状与对策等，注重与欧美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开展比较研究。出于对教育民族性和本土化的考虑，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讨论则是近几年才有所涉及。

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合理性探寻

1.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民族化博弈的产物

教育全球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发展进程，是科学知识无国界的本质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虽然教育全球化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消极影响，诸如人才外流、教育市场的旁落、意识形态的冲击等等，不可否认教育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教育理念，改革与优化本国的教育；有利于加快人才培养进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教育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共享；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增进民族国家之间的理解与交融，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教育民族化是指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安排课程内容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中，要始终体现国家民族传统、渗透民族精神，是民族国家发展教育的内在需求。教育国际化是以教育全球化发展为代表的外在客观趋势与教育维护民族国家传统和精神的内在需求的博弈的结果。

2.教育国际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教育现代化是在一定起点基础上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体现为对传统教育的不断扬弃和对现代教育的不断超越。教育现代化是教育全球化、教育民族化以及教育国际化的共同基点和发展方向。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教育现代化引领和规范，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策略和手段，其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现代化。

3.教育国际化并不排斥教育本土化

狭义的教育本土化可以理解为外来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的沟通与融合，是使外来教育思想转化为我国教育实际并体现出本土特征的过程。教育本土化的合理性根据在于它是基于对教育民族性的认同和深厚民族情感追求的、历史的、具体的教育理性。教育国际化作为客观发展趋势，并不排斥教育本土化，相反教育国际化可以促成本土教育特色与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措施开展对话，反观自身加以改进，在教育开放过程中走向世界。

4.基础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国际化的组成部分渐成潮流

20世纪末，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国际化逐渐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基础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新世纪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重点。在世界各国都在寻求更开放的教育市场，谋求教育新发展的同时，从长远看，人类教育的目标与价值可能是多元的，但终极目标与普遍价值则应当是统一的，这是教育国际化的理论前提。尽管国内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争论此起彼伏，但在大环境影响下，如何实现本土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平等对话和沟通交流，如何应对基础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教育界不

可规避的重大课题。

三、基础教育国际化研究综述

1.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表现和特征

虽然教育国际化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最初更多地聚焦于高等教育，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基础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国际化，重视外语教学，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教育服务贸易纵向拓展，推动着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进程。2005年以来有关国际交流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完善，为基础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政策依据，明确管理要求并规范其运行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从地区教育实际出发，引导当地中小学探索国际化形式，形成了合作办学模式、扩展国际业务模式、项目合作与交流模式、境外教育消费模式、专业研修模式等基本模式。研究中不少学者指出，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势头虽然强劲，但是呈现出不少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3类：(1)形式和数量较多，但是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2)政府在国际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仍需中小学师生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走出来”，不断“引进来”；(3)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抑或是中小学师生对国际化理念的认识水平均有待提升，基础教育国际化远非是几门国际课程的引进、频繁参与国际交流与互访这些形式与表象，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从中小学就开始注重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立足本土行动的世界公民，这是民族国家教育面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积极内化、提升，主动参与世界竞争的历史进程；(4)基础教育国际化在不同地区、学校、合作对象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发展，在经济发达的省市，部分城区中小学如示范性实验性学校，明显占优势，走在前列；(5)一些国际教育交流组织、社会中介机构逐渐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对此，政府部门需要引起重视并加强监管。

2.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理想路径

就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路径讨论中，学者陈如平、苏红等认为，可以从4个方面着手：(1)从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国际化；(2)承认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主体，鼓励其在国际化办学维度上展开竞争，优化教育资源配置；(3)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国际教育资源的监管；(4)师生流动趋势更加明显。吴定初认为，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肯定民族教育传统的基础之上，其理想境界是通过与他国平等交流与合作，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同时，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并扩大其国际影响，造就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中国灵魂的新型人才。笔者认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理想路径应包含以下4个层面：(1)通过纲要等政策、方针形式确定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地位。如《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2010-2020)》中将扩大教育开放单列为一章，提出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等方面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在《上海市教育中长期规划(2010-2020)》中提出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选择，明确要提升上海教育国际化水平，努力建设成为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城市。纲要中探讨上海推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可能途径有：设立若干所中外学生融合的学校，促进中外学生的文化认识和交流理解；试点高中国际课程，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开设由外籍教师执教的课程；开展国际高中合作项目。扩大高中学生国际交流的规模与渠道，拓展高中学生的国际视野等等。(2)明确培养目标。基础教育国际化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富有民族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人才。(3)拓宽实现途径，在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培养等方面扩大开放与交流，既借鉴世界先进教育成果，又传播本土教育特色。(4)在承认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国际化主体力量的基础上，对学校开展教育国际化的形式，如和国际教育交流组织、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教育监管与引导。

作者：张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