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研究论文

2022-04-26

[摘要]空间正义是对社会空间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它通过相应的价值指引和制度安排来实现城市空间发展成果国民共享，符合并体现“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中，平等原则和差异性原则，两者的生成与运动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空间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研究论文篇1：

元哲学语境下的全球都市化：当代出场与叙事逻辑

摘要：全球都市化是都市从地方体向全球文明体转变的进程中，对传统意义上原始地方的摒弃和对全球尺度的自我理解、自我批判与自我奠基。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是对传统都市尺度的颠覆，遵循着都市地理学和都市政治两条逻辑铺展开来，是对都市整体性、矛盾性和潜在性的深刻体现，与传统哲学在认识论中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因此，构建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需要构建以对话、实践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话语，打造全新的人文主义，从都市实践中升华理论。

关键词：全球都市化;尺度转向;内在矛盾;元哲学

作者简介：赫曦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E-mail：he-xi-ying@163.com;吉林长春 130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空间正义重塑研究”（18CZX004）

都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性的空间范畴，也表征着思想、想象或者行动，是理论抽象过程的“副产品”，成为当前学术界理解全球发展状况的元叙事。都市化创造了全新的都市言说情境，差异性的事物有序存在并传达着社会关系的本质。在全球化语境中，对都市化的批判、反思与审视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理论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无论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都市社会”、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的“全球尺度城市化”，抑或是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克里斯蒂安·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的“重建都市性”，他们共同的理论指向都是对全球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矛盾和危机进行反思，为研究建成环境和重构城市理论提供结构性框架。就理论脉络而言，当前的全球都市化研究多由新马克思主义者引领，倾向于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全球尺度下的都市体系，超越城乡二元观念，“进化”都市研究的范式。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市化的“尺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革，从地域尺度上升到全球尺度，都市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转型的呈现。此时，对都市理论进行反思的迫切性不仅仅反映在来自于全球都市化时代所引发的理论困境层面，更是应对来自于城市化对人类发展带来的现实冲击，迫使人们探寻超越全球危机的现实路径，探究都市元叙事的理论逻辑。

无论是对经典作品的研读，还是对都市现实的诠释，对都市问题的反思总是立基于理论上的切问近思，即所谓的切己之问与近身之思。这种切问近思隐含着对城市元问题与元叙事的探求。

所谓对当代都市问题进行元哲学的把握与叙事逻辑的清理，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当下如火如荼的都市化，实际上反映了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人类交往突破了城市、区域和国家的界限，世界的所有角落都成为统一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为全球都市化提供了根本发展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结合都市实践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都市哲学，是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路径的重要尝试。从本文探讨的主题而言，主要是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探讨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阐明都市发展的“尺度”转向，审视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与哲学危机，进而构建都市元哲学，创新都市哲学的出场范式。

一现实诠释与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

众所周知，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全球都市化”的概念，并论述了“完全都市化”和“都市社会”的图景。对于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出现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爾通过建立都市化空间的全球“结构”或“网络”，预见了资本主义都市化的“泛化”[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6页。。他的论述为我们探究当前的都市化进程的走向提供了可参考的起点。本文的中心并非是探讨“全球都市化”的是非功过，也并非宣扬整个世界已经成为单一、完全集中化的都市。相反，我们要触及这样一个命题：人类社会生活的命运将会随着都市化的不断运动而发生轨迹上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命运。

1.全球都市化的现实诠释

新世纪以降，全新的都市化时代已经来临，城乡区分的预设区分已经被打破，都市已经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和地方尺度，成为了具有全球尺度的网络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研究方法和创新理论，以“全球都市化”为切入点重新认识都市的发展。全球都市化具有如下典型症候：

其一，从地理模式角度看，都市化正展现出地理规模不断扩大的新形态，横穿和渗透的不断加剧最终打破了城乡二元格局。一度局限于历史中心的城市概念已经被全新的都市生活方式所打破，过去的郊区、农村都已经变为城市副中心，人口集聚、多中心的城市聚落正在形成。

其二，从经济联系角度看，纵观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和区域经济组织，针对空间施策的经济行为正在不断增加，这促进了横跨广大区域的跨国投资和城市发展。在全球都市化时代跨国资本不会仅仅关注传统的都市中心，而是将目光转向洲际交通廊道和大规模的跨国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覆盖全球的通讯和能源网络、自由贸易区和跨国经济组织形成广泛的空间管制和积累网络。

其三，从空间管理和社会重构的角度看，随着全球都市化的推进，都市社会运动将会孕育出新的载体，固化新的利益集团。当代都市作为社会运动的发源地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都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策源地，其空间的公共性和差异性将会给集体行动提供新的地域基础。

综合上述理解，我们所谓的全球都市化乃是指都市由一个地方体向全球文明体转变的过程中，对传统意义上原始地方的摒弃和对全球尺度的自我理解、自我批判与自我奠基。传统意义上的地方被不断更新与重塑，自然界演化与都市化进程趋于同步，具体内容体现为地方的衰落与全球话语的纷呈，在丧失了地方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包含差异的自由与公正的全球空间是全球都市化关注的核心所在。具体来讲，都市空间已经成为理解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角，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生态都可以在全球都市化制度的重构中获得全新的理解。

2.全球都市化研究的当代出场

全球都市化是将都市体系放置于全球的尺度下加以考量，意味着经过长期的衍化，传统上远离都市的乡村地区也被纳入都市化探讨的范畴。构建全新研究视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超越城乡二元论，进而实现都市研究范式的“进化”与变革。全球都市化的当代出场需要对都市研究的内涵与理论进行全面“升级”，为了证明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其内容应当涵盖如下研究尺度的转换：（1）都市化的概念尺度从点状分布的城市拓展到城市群、城市带或巨型城市走廊;（2）都市的功能从中心向外蔓延，逐渐扩展到城市副中心或城市外围;（3）都市社会已经涵盖了传统的乡村和自然界，成为其组成部分;（4）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界已经走向终结，一切自然环境都已经统摄于都市化的影响之下BRENNER N. Implosions/Explosions：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JovisVerlag，2014，p16.。所以，都市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形态，“空间修复”已经在全球尺度下展开MERRIFIELD A.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3，37（3）：909-922.。毫无疑问，要恰当地理解当今社会，都市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尺度，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现代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本质的重要维度[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第47页。。全球都市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已经长期存在的学术问题。但是，在都市研究的思想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对都市重要性的强调始终不足。因此，我们现在探讨“全球都市化”就是为了恢复都市在当代社会研究的中心位置。从两条逻辑线索出发，勾勒全球都市化研究的图景，厘清其当代出场的路径。

全球都市化研究的历史虽不漫长，但由于其复杂性和多样化，其研究逻辑经历了多次流变与转换，要准确地将其分类并非易事。从历史的长视角加以分析，城市研究可以从外化的地理现象和内化的政治意义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由此可以将其分为两条逻辑：其一，是强调从都市地理学的视角研究都市全球化，注重对都市化现象进行动态解析，从流变性与动态性角度把握不同尺度和边界的城市现象。都市地理学受哲学、现代技术和邻近科学的多重影响，通过消化西方的各种城市理论形成了理解城市空间形态的路径。布伦纳认为如果城鄉边界意识被打破，城市认识论的基础就将被打破，我们需要重构“表象”（nominal essence）和“本质”（constitutive essence）两种认识论。前者注重对空间现象与构造进行描述，后者则侧重探讨其机理与演化进程。全球都市化注重对后者的研究BRENNER N. Theses on Urbanization. Public Culture，2013，25（1）：85-114.，认为空间形态并非是固化的，也不会被时间序列所割裂，而是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MARCUSE P，VAN KEMPEN R. Globalizing Cities：A New Spatial Order？.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128.。全球都市化研究主要关注三个层次的空间生产，即建成环境生产、知识生产和意义生产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Blackwell，1991，P89.，这是列斐伏尔对全球都市化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研究方法上，他们探索了“去边界”的空间可视化表达方式LEFEBVRE H. State，Space，World：Selected Essays.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45.，探索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从都市空间构型的角度看，全球都市化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1）探讨城市景观的“创造性毁灭”问题，研究新旧空间如何互动，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政治根源;（2）构建都市地理学，探讨都市化与社会演进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扩张对都市化进程的影响;（3）研究都市社会和政治运动问题，分析都市化对社会环境、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影响BRENNER N. Theses on Urbanization. Public Culture，2013，25（1）：85-114.。

其二，是强调从政治意义上理解全球都市化，探讨都市化的政治影响，将全球“城市社会”的到来看做资本扩张的根本结果MERRIFIELD A.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3，37（3）：909-922.。在全球都市化时代，地域联系明显增强，利益博弈、都市政治和空间权力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传统的政治理念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WACHSMUTH D，BRENNER N. Introduction to Henri Lefebvre’s“Dissolving City，Planetary Metamorphosi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2014，32（2）：199-202.。由此，在全球都市化的带动下，全新的政治格局正在酝酿。

对以上进行综合分析可见，两条逻辑的表现形态虽有差异，但皆具备一个共同点，即以全球化为问题呈现的背景，目的是实现都市化的研究转向，表现出认识论的二元分裂。一方面，对全球视野的强调使都市化的传统概念受到挑战，围绕都市化的全球变革将引起总体性的都市革命。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全球都市化”命题，天然带有激进的批判意味，强调了全球变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一些“后现代”和“比较城市化”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验方面，希望引进多样性来推动方法革新和观念升级SCOTT A J，STORPER M. The Nature of Cities：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5，39（1）：1-15.。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但不可否认全球都市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研究命题和新的理论增长点。

二全球都市化的检视：思维特点与内在矛盾

全球都市化是社会的普遍变革，都市不仅仅是工业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且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从历史角度和共时性的角度看，都市化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除了建筑环境与物质结构发生变革外，个体与群体安身立命之基础也被重新设定，这是来自于对都市现象普遍性、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理性”思考。都市化是时空交错的过程，必须通过辩证的总体现象才能理解那种不可归类和原始的混沌性。全球都市化标志着批判城市理论的转折点，全新的“都市”思维正在孕育，关于都市社会的探讨始终处于冲突与紧张中，以至于反对乃至颠覆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因此，我们需要对全球都市化进行全面的检视，既抓住这股思潮的思维特点，又分析其内在矛盾，从构建全球都市化元哲学的高度剖析其内在逻辑。

全球都市化理论的问题意识，是和当代社会的转制紧密联系的，其核心的问题意识是如何论证全球化都市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及如何确立其文化法权地位。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检视，可以梳理其如下思维特点：（1）将城市研究的重点从形态研究拉回到过程研究，肯定空间性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次生特征与景观，而是其基本存在基础。同时，都市形态的短暂性与浮动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存在，只有从整体性角度把握才能真正了解其轨迹与变化节奏;（2）都市化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集中化以及一种广泛的爆裂，都市社会中充满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形态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才能完美地理解，都市化的结果不仅仅是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也变革了市民的生活体验与日常生活;（3）全球都市化并非是一个完成形态的定义，而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潜在性存在，城市空间作为一个越界和替代性的社会想象，在“差异化”“多样性”“具体乌托邦”和“城市权利”等概念中都会投射出能量。

通过对全球都市化的检视，我们发现都市化在造成物质形态变迁的同时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认识矛盾，这种矛盾需要从元哲学的角度加以矫治。列斐伏尔在《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一书中，向我们分析了全球都市化理论与传统哲学在认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与分歧，以及他对一些基本哲学概念的认识。

第一，哲学的范畴问题。在传统的认知中，哲学家处理的是抽象的思想，纯粹的概念，往往没有社会内容，而且他们往往不太與日常公众接触。日常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哲学的层面，没有被哲学所打动。因此，哲学遇到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分裂。列斐伏尔认为，全球都市化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扎根，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诗意的和活跃的冲动，实际上是三者的结合，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形成转化和创造性的突变，变成一种富有成效的对抗。列斐伏尔说：“全球都市化应该是元哲学的思想，去想象和提出新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风格，它可以在实践中构建自己，通过改变日常生活来实现哲学的追求。”LEFEBVRE H. Metaphilosophy. Verso，2016，p89.

第二，实践问题。传统哲学认为，哲学不涉及具体的问题，而是研究宏观的人类问题。二元论的分野往往会造成存在与思想之间的矛盾，表现出分裂和冲突。要在统一中达到差异，统一性必须被实现或重新发现。只有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思想，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性强的能量形式，才能跨越分歧、矛盾、对立、矛盾的界限，才能克服无穷无尽的斗争中相互对立、僵化。构建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理解的问题，而是在生活中化解问题。

第三，普遍性问题。哲学家宣称哲学思想是普遍的，它已经吸收了非哲学世界，即整个世界都在哲学统筹之下。因此，在哲学的开端，在推论的原则和前提里，既可以找到普遍性，也可以找到真理。由此，哲学成为了封闭的系统，与现实相割裂。要摆脱这一矛盾，唯有让哲学成为世界，成为在世界上实现的存在。那么哲学世界和非哲学世界就会失去它们的片面性，都将被克服。

第四，整体性问题。哲学强调整体性，没有整体性的认识，知识就会分散，世界会出现碎片化。整体、群体、形式既是事实，又是个体现象、片段和部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人类整体是一个破碎的整体。文化本身是分离的，是一种“马赛克的文化”。它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领域、部门、观点、技术、艺术和知识的并置。除了质疑整体性的概念，如何能对整体性进行连贯的讨论呢？哲学寻求成为人类经验或人类知识的总和。然而，它既不能达到全体，也不能达到普遍性，于是整体化的概念应运而生。如果总是有新的、强加于自身的、知识或生活经验上的、不断重复和重新开始的总和，那么哲学家就无法保证这种总和是哲学的。因此，一体化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第五，主体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家喜欢宣称自己是主体性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反对科学技术的客观主义和教条的非人格化。制度世界努力修剪主观性，切断一切试图取代的东西。一方面，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技巧，压制主观性的发挥。大量人际关系的物化、物化到极致的对象异化。另一方面，从外部影响主体性的操作，使用的是主观手段：神话、符号、意象。因此，主体性在主张其存在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难以摆脱对其产生影响和异化的因素。因此，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它超越了专业科学和技术的狭窄视野，符合一种摆脱传统哲学框架的思想要求。对于主体性和个体性的辩护，借助于一种主观的哲学绝对主义，带有主观的幻想，在这种哲学绝对主义中，人很容易迷失方向。因此，我们首先要摆脱“主体—物化”的抽象辩证法。

综上，与这些内在矛盾相联系的是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哲学家陷入了两难的状态，要么不考虑现实的政治需要，一意孤行的探讨哲学问题。另一种选择是进入政治生活，将政治和国家纳入哲学的探讨范畴。抑或是选择折衷主义，而这种折衷主义几乎没有连贯性或系统性。很显然这两条道路在哲学上都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此，要构建一种元哲学，重新思考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与概念框架等哲学基本问题，让哲学为社会思想观念提供支撑或者思想基础，将其改造为一种关于世界观念的构造。

三、全球都市化的反思：元哲学的构建

全球都市化的智识与元哲学扎根于马克思主义，认同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的城市形态，主要关注一种生产方式和城市化模式如何向另一種生产方式和城市化模式的转型，提出城市化在历史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列斐伏尔认为应当把工业社会视为全球城市化的前兆。城市既是一个虚拟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是一个可能的目标——一个自由乌托邦的姿态——随着世界越来越都市化，一些中心性的转型已经发生。为了创造替代性、可能的城市世界，列斐伏尔大胆推测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将会如何变得上下颠倒。他进一步预言，当完全城市化在全球尺度上实现时，即意味着城市肌理将会不息地与整个世界交织在一起，包括陆地表面、海洋、大气和地下，这些领域将会被直接工具化和功能化（instrumentalized and operationalized），用来服务于贪婪追求工业资本主义增长的目的。

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叙事是一种对话和实践，为社会的思想观念提供了“支撑”和观念基础，并将哲学“进化”为观念上的构造，进而统一于具有问题意识和话语逻辑的哲学共同体。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表现为如下几点叙述方式：其一，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是一种对话。从罗蒂的观点看，哲学的根本目的并非发现实在的真理，而是挖掘我们的精神生活，实现现实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对话，元哲学正是沟通两者的桥梁;其二，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是一种实践，即元哲学的叙述逻辑是与都市化实践逻辑相同步的，是使我们更好认识都市化的工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这一论断有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哲学的关键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美国的很多实用主义者也认为哲学的最终价值追求是为人类谋幸福，而非单纯刻画物质世界;其三，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话语的内在发展与律动，不仅要为社会思想观念提供支撑和观念基础，而且要成为改造世界的观念构造。从历史长视角看，宗教、常识与科学常常能够成为思想观念的基础，构建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重塑认知都市的维度，尽可能地精确刻画外部世界的实在。因此，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是对传统哲学方法的创新，将以往思想资源转化为一场哲学的彻底变革。哲学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需要将视野扩展到现代生活的日常方面。因此，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也是日常生活的元哲学，是扎根于都市实践的方法论体系。

借用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术语，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是“官学话语”“主义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内在统一，其中个人层次是基础。元哲学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扎根，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诗意的和活跃的冲动，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通过转化和创造性的突变，变成一种富有成效的对抗。列斐伏尔说：“全球都市化应该是元哲学的思想，去想象和提出新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风格，它可以在实践中构建自己，通过改变日常生活来实现哲学升华。”LEFEBVRE H. Metaphilosophy. Verso，2016，p89.

我们认为，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叙事方式有如下逻辑特征。

第一，全球城市化的元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僭越与解放。正如元哲学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的废墟之上一样，城市社会也是建立在传统城市的废墟之上的。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一书中认为，元哲学是“把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就像城市社会从爆裂的城市中诞生一样。”[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第77页。因此，城市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哲学范畴，是连续性中的不连续，一个重复的差异，是旧工业社会的崩溃。新城市的形式颠覆了传统城市和它的超周期性。因此，元哲学的深层反哲学问题被转移到城市社会的深层实践层面，成为一个复杂的理论和政治困境。

第二，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将自己置身于城市革命之中，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打造一种“新人文主义”。城市革命是一出统治阶级起主导作用的戏剧。统治阶级开创了把生产力累加起来的意志，在世界各地实行殖民统治，使土地商品化并从中榨取价值，使人民和自然成为价值源泉，从人性中榨取价值。正如他们将一切都资本化、货币化一样，统治阶级已经将触角深入人性，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攫取价值。城市进程实际上已经成为破碎的空间单元的渐进生产，成为残暴的中心、支配的中心、依附和剥削的中心，成为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一个经济、政治和生态转型的过程。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一书中表示：“城市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城市化，作为一种具有全球趋势的城市化，都是全球性的事实。”[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第194页。城市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第三，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汲取动力，从都市实践中升华理论。列斐伏尔对“全球城市化”和元哲学的影射在《城市革命》一书中随处可见。他认为威胁正在逼近我们，与其说是“全球城市化”的威胁，不如说是“城市的全球化”威胁。这个短语的顺序很能说明问题。城市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扩张，而是变成了一个漩涡，吞噬着地球上的一切：资本、财富、文化和人民。正是这种对人、商品和资本的吸收，使得城市生活充满活力，又充满威胁，因为这是一种集权力量，它也“驱逐”了人们，从而隐藏了城市的本质。正是这种驱逐过程使得城市空间扩大，而让更多的人被排斥于城市之外。它能产生外部推进力，实现指数级的外部膨胀。都市不仅是工业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且也变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在这个城市漩涡中，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革命的公民权”为基础。这种都市革命作为一种总体性战略，是遍及任何地方与时刻的微观实践活动。

四结论

全球都市化作为一种新的全球现象和概念，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回顾全球都市化的各种建构方式和叙事逻辑，我们认为其元哲学的构建有如下特点：

第一，全球都市化的研究框架继承了列斐伏尔对都市社会和都市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将大卫·哈维对空间的马克思主义构建纳入其中，力图超越传统的城市化研究范式，突出从地方到全球的研究尺度转换，强调空间的普遍性、去边界性，以及在都市内涵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趋势。同时，全球都市化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如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哈维的“埃迪里亚”等。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力图弥补城市发展的历史性困境和创伤记忆，来确证全球都市化的正确性。

第二，全球都市化将人类之“栖居”摆在了核心位置。与当前都市思想的无意识简化不同，全球都市化要求我们用一种尼采式和海德格尔式的元哲学沉思来复原栖居的意义，将生活体验和日常生活纳入研究，并超越它们形成一种普遍理论，形成一种哲学与元哲学。当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时，他便为恢复此词开辟了道路。这意味着把人类与自然及其自身的本质关系，人类与存在及其自身存在的关系置于栖居之中，并在栖居中得以实现与理解。全球都市化强调都市的首要性和栖居的优先性，主张空间充满独特的意义，具有完整的意味性。这些理念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三，全球都市化的分析框架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立场和政治经济分析倾向，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对于宏大叙事与理论化的一贯追求。但是，从全球尺度研究城市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无论是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新范式的建構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全球都市化的元哲学构建在叙事方式上还缺乏明确的边界意识，注重解构而轻建构，未能形成理论自觉。为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从以下几点把握叙述的界限，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1）把握叙述主体的边界性。都市的构建主体是人，通过行为和决策主体来建构城市景观，规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个人通过抛却日常生活而在更高层次上发展自身。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使决策和建设者成为“社会凝聚器”和“社会加速器”，不再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秩序而工作，而是为了移动与新建这些关系工作。因此，要把握城市建筑师、决策者和各种思想言说者的自身边界性;（2）叙事方式的边界性。虽然全球都市化研究渴求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模式，但无论是文献注疏诠释性的、都市描述的、哲学思辨的，还是个体心性的、发展见证的，每一种话语方式都仅仅反映了都市化的局部而非全貌;（3）研究问题的边界性。全球都市化理论叙事方式驳杂而多样，反映了城市矛盾的复杂性与城市发展的差异性，也展现了当代城市哲学不同话语方式之间的纠缠与张力。因此，元哲学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不宜包揽一切，而应当注意其边界性。形成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并服务于人类社会，引领城市发展的潮流，将是学术界重要的使命与必须解决的命题。这要求我们既要吸收和消化最新的西方思潮成果，同时也要进一步在知识学的意义上辨析全球都市化的优劣，反省西方现代性经验的不足，并用以指导中国的城市实践。

Global urb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eta-philosophy：

contemporary appearance and narrative logic

HE Xi-ying

作者：赫曦滢

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研究论文篇2：

论空间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摘要]空间正义是对社会空间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它通过相应的价值指引和制度安排来实现城市空间发展成果国民共享，符合并体现“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中，平等原则和差异性原则，两者的生成与运动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空间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空间正义在规范性上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性、丰富性和流动性的社会空间；要求关注普通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空间福利保障，对由于个体主客观诸多因素带来能力差异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公平进行补偿。唯有这些核心价值取向都得到应有重视与合理安排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公正与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空间正义；平等；差异性；核心价值观

[文献标识码] A

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看来，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范畴，是与经济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空间正义是对社会空间公平与正义的追求，通过相应的价值指引和制度安排来实现城市空间发展成果国民共享，符合并体现“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取向。

约翰·罗尔斯之后，政治哲学研究不能绕过的问题就是从哪个层面上讨论正义问题——是作为制度（社会结构）的正义？还是作为价值的正义？空间正义同样如此。一般而言，作为价值目标的空间正义，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空间发展的憧憬，是人们关于未来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这些抽象的价值目标在获得社会广泛接受后，就会成为一种公认的人文价值，成为人们反思空间不公正，反抗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源泉，成为影响空间政策制定者确立空间规划的基本价值尺度。人们需要的是，不仅合乎法律还有经得起公众和历史发展检验的价值定位。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基本原则问题。

一、平等：空间正义的规范原则

平等是政治哲学最基本的范畴，也是空间正义的首要价值诉求。马克思从政治、经济、人权等角度对平等范畴做了如下解释：“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 （P444）平等原则适用于人们的基本权利领域，既包括生存权、自由权、政治权利的平等，也包括经济权利的平等。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对平等的认识已基本趋于理性，摒弃了对“绝对平等”的追求，平等主要意味着机会平等，即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禁止根据不合理的理由而进行差别对待。在此意义上，空间正义首要强调的是空间生产领域起点和机会分布的均等。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城市空间生产，强调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不得被剥夺取得城市生活必要条件的权益，可以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增益，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得到平等的基本保障，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即社会保障广覆盖、公共服务无歧视、发展机会能均等。

其次，空间正义强调公民平等地享有一切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空间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平等地占有或拥有空间资源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中一项重要的内容”[2]。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至关重要的空间资源莫过于土地。自1928年以降，我国政府颁布多个土地法律，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让农民平等地占有和使用土地等生产资料。比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就明确规定集体所有土地的性质，强调发包方一经发包便不能违规收回承包土地，以保障承包方的空间权益。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往往打着公益的旗号进行征地。同时，一个追求空间正义的社会，也必定保障公民平等的享有购买空间产品的权力。如果大多数民众不能通过正常的合法收入购得属于他们基本需求的空间产品，那么就是在实质上剥夺了公民享有基本生存所需要的产品的空间权益。当前商品房的价格被资本和某些地方政府联合抬高到了暴利的程度，就是一种空间不公正。

再次，空间正义要保护民众对“空间形态”平等的支配权。“空间形态宏观地指一定的空间存在的规模、样态和形式，如山林或是平原，耕地或是城市用地，……微观地指某一特定空间（如民居建筑内部空间）的形状和结构等。”[2]在确切的意义上，空间构型是民众占有空间或支配空间的重要内容。只要没有违反《土地管理法》等“空间法”，民众有权支配、改变空间形态的自由权利。而现实的情况是一部分掌握特权的精英阶层和“技术官僚”具有普通民众所没有的任意支配和改变空间形态的权力，并且很轻易地导致城市社会空间构型的失衡。典型的表现是，各级城市政府出于城市美化、部门利益和官员政绩等诸多因素的考量，大肆拆除“城中村”和简易房，使农民工等底层群体面临失居的危险。尽管这些茅草屋和贫民窟配套不足、杂乱不堪，但因其区位价格优势，为农民工和外来移民提供了方便、低成本的立足之所。有关贫民窟的合理性问题，恩格斯早在《论住宅问题》中就表明穷人往往住在条件非常恶劣的、拥挤不堪的、不卫生的空间中，这“不是现代（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3] （P237）。当代美国著名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也对当时遍布美国各大城市的贫民窟的积极作用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关于空间的平等性问题，我们还要强调一下新马克思主义有关“集体消费”和新的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在笔者看来，这对于当前中国轰轰烈烈“大跃进式”的保障房空间营建工程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新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桑德斯（Peter Saunders）独辟蹊径，运用“集体消费”这一概念来分析城市社会，共同建构了一个集体消费——社会不平等的空间社会学分析的新图景。他们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人们的购买集体消费品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人们的阶级位置在直接的意义上决定了拥有财富的程度。即阶级地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不正义的根本因素。但是，当今到了市场化消费模式占主导的时代，随着政府开始对生产和消费领域进行干预，尤其是提供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这使得阶级地位不再是得到生活机会的唯一因素，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有了重要的意义。“公众消费能力的高低就同时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市场的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的多少。”[4]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平等不只沿着工作场所和生产关系展开，而围绕着“集体消费”供给形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如果说西方学者对“集体消费”不平等的关注是基于一个经济社会发达、民众生活水平较高、阶级矛盾相对缓合的社会，那么，当下中国社会则是生产领域的社会差别、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与新的集体消费导致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更加严重和复杂的状况。农民工社会群体，作为城市外来流动人口，不仅在工作场所中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他们还要为身份认同、住宅问题和后代教育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因为他们被城市政府排除在“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计划之外。

二、差异性：空间正义的效率原则

一般而言，正义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所得与所付相称或相适应，如贡献与报偿、功过与奖惩之间，相适应的就是正义，不相适应的就不是正义，也就是所谓的得所当得；二是指按同一原则或标准对待处于相同情况的人与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视同仁，它包含着平等的意义。”[5]（P44）这实质上指出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平等，另外一个就是差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公平正义”与“充满活力”两大诉求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关于平等与差异的关系。说到底，“平等关系是一种差异关系”[6]。

那么，什么是差异性？从哲学上讲，差异性和矛盾是相近的范畴，“差别已经是自在的矛盾”[7]（P121）。任平教授认为，“差异作为动态过程，是一种空间和历史连续性的断裂，或是一种格式塔转换，即整个利益格局的重新转换。在差异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连续与断裂的统一”[8]。简单地说，“差异”就是矛盾，但不是解构主义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意义上的那种否定统一底板、永远断裂和碎片化的“differance”；不是“碎片”或“撒播”行动，更不是本真意义上的纯粹“质变”。差异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差异就是矛盾性，矛盾就是各种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差异绝不是根本性的冲突或对抗性矛盾，不是打破同一性的现存结构、打破在场的“同一镜像”而造成的不同特性，而是差别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前提下包含着差别。因此，差异性范畴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必然的边界：一边是“对抗性矛盾”，一边是“完全同一”，差异则位居于两极之间。

为什么要提倡差异性？因为它是社会活力的源泉。如果一个社会不尊重差异性，那么它就会背离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上，我们忽视差异的分配原则，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低效，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质上，低效的均等主义历史时期并不是没有公平正义准则，只是这种正义原则却导致了高能力者向低能力者看齐的困境，压抑了人的能力。因此，差异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David Harvey）将差异性视为“不平衡性”。依他之见，不平衡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构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中轴。“任何一个城市体系都处在永恒的具有差异的不平衡状态中。”[9]（P56）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借助了不平衡发展，人类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资源运用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和政治形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都是特定规模上历史地理过程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利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公平的、合理的。差异的客观性和秩序性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必然结果。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是：打破完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机制，收入分配上拉开一定的差距，有利于激发广大民众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性。“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与活力程度，在于差异度与流动性。……差异大则激励程度相对大，活力显强；反之，差异小则激励程度轻，活力减弱。”[8]

那么差异的正义与作为平等的正义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似乎有钱的人、富豪与明星住高级别墅，条件次的住一般的商品房小区，还有的人却只能住贫民窟，这些差别源于资本与权力、社会地位的不同，昭示着空间的不平等性。但实际上，平等性和差异性并不相悖。这两种正义是同时并存的，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二者谁也不能替代另一方，即谁也不比谁更具有优先的地位。平等正义原则指向的是相同的人得到相同的对待，而差异的正义原则的基本内涵是不同的人因为诸多因素得到不同的对待。一个社会不能只有平等性原则而没有差异性原则，或者只有差异性原则而没有平等性原则。如果社会只有平等性原则，一切都按平等原则处理、对待，一切都是平均分配，整个社会必然会成为一潭毫无活力的死水；但如果社会只有差异性原则，崇尚绝对差异、两极分化，那么人类社会就蜕变到强食弱肉的自然状态，没有同情和友爱，这也是不正义的。因此，平等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对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两者的生成与互动是推动整个社会空间不断走向和谐的内在动力。在确切的意义上，差异性与平等性都同时得到应有重视和合理安排的社会，才是一个公平与效率真正统一的正义的理想的社会空间形态。

差异性、多样性问题之所以在空间原则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首先是因为其实际承载着使人类从物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并回归人的本真状态的重任。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理论的精髓在于对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空间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建构。以他之见，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的某种天性，是城市空间彰显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它既存在于显性的物质空间构型中，又根植于无形的社会资本如生活习俗、尊重意识、包容能力之中。空间正义不是消除差异，而是确立种种制度，推进对无压迫的群体差异的再生产和对无压迫的群体差异的尊重。其次，差异的正义原则也是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以及抵制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差异性”政治的理论指南。当代中国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利益关系正在分化和不平衡化。但这种利益差异总体来说不是完全对抗性的，不是资本主义体制下没有任何束缚的无限差异化，而是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差异程度加以调节的有限差异与合理差异。因此，差异性构成了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它要求我们客观对待因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差异而表现出来的矛盾，“尽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10] （P137），而不能沿用一种“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属于差异性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空间生产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解决诸如土地征收拆迁和人民来信来访等属于人们内部差异性矛盾上，用“对抗性”的办法粗暴解决问题，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这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和抵制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的多元化、利益的多样性和生活样式的“差异性”原则，它是一种不加任何限制的差异，其结果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越拉越大，很容易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同一走向对抗，这显然与我们构建差异空间与和谐空间的价值取向是背道而驰的。

三、补偿：空间正义的矫正原则

空间正义不仅要求空间生产领域的起点和机会分布的均等，更重要的是，在再分配领域关注普通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基本的福利保障，并且由于个体主客观诸多因素带来能力差异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公平，这都需要第三个原则——补偿原则。空间正义是不可侵犯的，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公共利益）的名义也不能逾越，既不能为了一部分人享有更大空间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权益，也不能为了许多人享受更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如果城市空间生产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一部分人的空间权益，没有实现每个人得其应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不正义的，因而需要补偿价值加以协调。

如果说差异的正义原则主要保证的是效率，那么补偿原则更加关注实质平等。就形式而言，平等可以分为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就是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为公民追求利益、自我发展与完善，提供公平的机会和条件。但由于人们存在着先天天赋和后天社会条件等诸多差异，机会平等往往会导致事实上（实质）的不平等，因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弱势人群给予人道主义关注和分配政策上的倾斜，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共享而且应当从中拿出一部分对社会弱势阶层进行补偿，以增强他们利用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分配正义的基本内涵就是对弱者生存权利的关注和对强者意志的约束”[11]（P175）。正义更多地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权、就业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益，按照“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正义原则，对他们由于无法控制的环境而造成的不利境遇进行补偿，追求一种实质上的平等。

事实上，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社会空间的治理，都可能由于政策和制度的设计缺陷和“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造成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侵害。那么，如果确实不能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的空间剥夺和排斥，就应该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做出合理的补偿，维护弱势群体的空间生存和发展权益。目前，针对居高不下的房价，老百姓买不起房，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政策，都可归入补偿的价值取向。

当前中国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利益矛盾主要集中在土地征收、拆迁安置中的补偿上。因此有学者认为，土地征收和拆迁矛盾已成为现阶段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矛盾和危机，无论在深度、广度乃至激烈程度上都明显高于其他社会矛盾。甚至可以说，拆迁的矛盾已变为社会的首要矛盾。在笔者看来，拆迁的矛盾越演越烈，首先，因为空间生产实践中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城市更新，增加财政收入，调整城市空间布局，美化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竞争力；对开发商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最大偏好，因此他们就尽可能争取政府优惠政策，并压低对原住居民的补偿费用。甚至会通过偷工减料、减少配套面积，压缩建设时间等不正常手段，谋取利润；对于动迁居民来说，渴望得到最大化补偿和改善居住条件。其次，拆迁问题上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刚性。刚性是和柔润性（弹性）相对的一个范畴。所谓利益的刚性问题，是指社会整个利益分配的格局伸缩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既得利益一旦形成，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很难改变的。以住宅征收拆迁为例。房屋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是民众隐私权、财产权及其他众多权益保护的落脚点，是公民私生活的主要空间载体，是民众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当地方政府强行征收土地的时候，动迁居民所拥有的空间所有权实际上成为一种极其脆弱的权利，没有商量的余地，唯有通过暴力斗争才能得到维护。

因为上述缘故，很多人对于当代中国轰轰烈烈的拆迁安置工程持抵触的态度，认为拆迁将会导致动迁居民的边缘化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使动迁居民丧失了参与下一轮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实际上，“拆迁”本身可能并不直接导致这些问题，甚至很多人希望通过拆迁安置来改变家庭的命运——社会上有“拆迁富翁”的说法。问题其实出在补偿上。在补偿标准上，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以节约成本为主要依据，被拆迁人则以其再购置空间产品的能力为衡量标识，双方因为过大的差距而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一般情况下由于力量的悬殊，个人会服从政府的决定，但对开发商主导的拆迁持讨价还价的态度，这就是“钉子户”的由来。补偿过低、利益极大地受损增加了拆迁户的不满情绪，让拆迁矛盾激化。可以说，拆迁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前期的拆，而更多地集中在后期的补偿问题。因此，如何在不断拆和新建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保证弱势群体能够真正享有空间补偿的权利，需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笔者认为，如何真正把补偿原则落实到空间生产过程中，切实保证城市普通居民、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首先要面对的是怎么界定公共利益。其次，要明确何谓合理的补偿。空间正义要保证一部分人的空间利益的扩张以不损害另一部分人（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为前提，即以另一部分人的空间权益不受侵害为界限。如果为了实现空间生产力的发展而必须暂时剥夺一小部分人的空间利益的时候，空间资源主导者必须给被剥夺者以相应的补偿。但问题在于何谓合理？判断合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一般说来，地方拆迁补偿方案目前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但事实上，补偿的计算方式或者不公开，或者倾向于维护开发商的利益，到农民手里所剩无几。

四、开放性：空间正义的派生原则

马克思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空间上应该遵循真正的“共有、共建、共享”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人类构建不同层次社会空间的终极指向。以往一切人类社会空间中存在的断裂性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放性、丰富性、流动性的真正和谐的空间。列斐伏尔认为，我们关注的空间形态主要有物质、精神、社会三种。无论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应该被视为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列斐伏尔的学生苏贾（Edward W.Soja）根据这个思想，提出了“第三空间”概念——一种具有彻底的开放性，是彻底开放充满想象的空间。

在有关开放性、流动性的空间问题讨论中，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主要屏障的城市进入制度，一度被认为是问题的焦点之所在。由户籍制度带来的市民身份、非市民的地位差异及其带来的社会空间权益的差异，被视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要应对有关公平、正义的社会期待或政治压力，户籍制度逐渐松动、逐步开放，以吸纳外来资金和人力资源，但同时城市政府又逐步建立起了类型化、区别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减少城市开放所带来的社会保障的压力。这同样起到了制约城市的开放性与流动性的功能。比如外来务工者不能享受城市的保障房等公共资源，也不能在银行申请购房贷款。这实际上造成了双重意义上的排斥：空间排斥和住房排斥。

马克思早就说过“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12]（P480）。中国未来城市化也必然是乡村的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将迎来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其主体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2至3亿的农民将从乡村来到城市，城市空间生产无疑迎来重大的利好机遇：能极大地带动城市空间的消费需求。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性需求太大。但是这些城市新移民作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一个中间阶层，存在着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双重低下的困境。本土的城市居民对这些新移民是不信任的，反感、疏离和社会排斥力非常大。按照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说法，“异乡人有着物理上的邻近性，同时又保持了精神上的疏远性。……代表了一种令人不一致的、因而令人憎恶的‘相邻性和疏远性的综合’”[13]（P90）。鲍曼（Zygmunt Bauman）也曾指出，“没有一种反常现象比异乡人更加反常。他处在朋友和敌人、秩序与混乱、内与外之间。他代表了朋友的不可信任性，代表了敌人伪装的狡猾性，代表了秩序的不可靠性，代表了内心的易受伤害性”[13]（P92）。因此，农民工等“异乡人”群体寄居在“夹缝”空间中可谓适得其所。事实上，即使这些城市新移民竭尽全部力量获得了商品房或者保障房，他们的身份标识和文化水准也难以使他们完全融入到城市社区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住宅空间的原初功能是为普罗大众起居设施提供便利，但目前已成为一个危机或被社会排斥的同义词，这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剧烈撞击与艰难融合。2011年“6·6”广州潮州“打砍烧”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该事件后，古巷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相互仇视、互殴，外地人说古巷人是“吸血鬼”，而古巷镇人骂四川人为“疯子”，很多人没有了安全感。

把开放性作为空间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实基于城市相对于乡村而言的一个特质，即城市社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空间系统结构具有开放式功能，这是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本质性差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空间、活的机体，城市和外界不断地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空间上的交换与交流。在经济哲学层面上，城市的开放性要求地方破除障碍自由流动的体制壁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条块分割，构建有利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高效、无障碍流动的流动空间，建立开放、统一的大市场，实现机会均等前提下的高效率，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空间正义不仅要求起点的开放性，而且要求空间分配和再分配也遵循开放性原则。社区空间分配的原则应以不损害社会底层人口的利益为基础，应具有向所有城市居民开放的潜力。崇尚“谁购买谁享有”市场经济原则，一张园林门票动辑几十成百元，一张高尔夫会员证达数万元，使这些地方成为富人和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有的空间。“精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空间，构成了象征隔绝的社区，躲藏在地方价格的物质障碍之后……他们有意或无意对外围成员封锁发展机会，来尽力维护和发展他们的现有的生活方式，形成空间的排斥性壁垒。”[14]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间谱系学表明，权力就是借助城市空间及其建筑的布局来发挥作用的。整个街道被隔离成一个孤立的空间，让人固定下来，静止而不能移动。城市物化为一种非人格化的管制机器，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绝。卡斯特同样认为，“社会空间隔离的情形包括位居不同地方的区位以及只开放给精英的空间之安全控制，从文化的顶峰及其文化中心起始，组织了一系列象征性社会空间层级，而在一个隔离空间的层级性转移过程里，底层的管理者可以构成次级的空间社区，也将他们与其他人隔绝开来，以便模仿权力的象征并挪用这些象征，而这一切共同营造了社会空间的片段化”[15]（P511）。尽管城市政府也在努力营建城市的公共空间，或者一些原本属于经营的公共空间向普通市民免费开放，但开放式的市民广场等原本所有城市居民都可享受的公共空间，在不断的减少和异化是铁一般的事实。随着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公共空间日益被资本化、商业化和私有化了。“不准入内”牌子符号充斥城市各种街区、广场空间和小区门前。城市被私有性空间隔离得支离破碎。

作为空间正义的开放性原则还要求在空间规划决策上，建立开放的城市更新公众参与系统。当前城市规划决策的过程往往是在“黑箱”里操作进行的，是地方政府部门或者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协议的结果。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到决策中来。民众只能在决策出台后无奈地接受有利或不利的现实。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城市更新改造活动都是在政府内部封闭系统中完成的，那么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仅仅是把这个体制内的封闭系统拓展为政府、开发商组成的更大些的封闭系统，其实质仍然是“黑箱”操作。“市民无从得知他们的生活环境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这样的改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当然更谈不上去评价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地拒绝不合理的改变。”[16]当然，随着时代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并且由于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居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广大居民对城市规划决策的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工作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热点。但目前从总体看，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主要以规划教育居多，辅助决策少，属于典型的“象征性的参与”。因此，我们要构建出全新的开放式城市更新的公众参与体系，改变这种规划决策中公众被隔离的现状，增加听证会等法定参与程序，把公众参与贯彻到立项、设计、决策、建设乃至管理的每一个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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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百灵

作者：王志刚

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研究论文篇3：

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景观

摘要：时空观是认知与把握世界的基本坐标，从时空观的变迁中思考并定位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全球化导致传统时空观念和时空结构的转变，意味着一个新的时空样态的到来，也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新定位。在21世纪全新的时空场域中，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遭遇解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深刻把握全球化时代时空特征的基础上，建构起“向心—在场”的时空结构。“向心—在场”结构聚焦人类共同利益，建立平等的对话方式，构筑起多元立体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出全球时空新景观。

关鍵词：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景观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百年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与世界观’研究”（22NDJC149YB）。

作者简介：洪波（1970-），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空结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它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而是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本内容，并参与形成和建构社会的生产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时空的实践本性使其与人的实践活动、生存方式紧密相联。在新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空间上的不断拓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从社会主体视角检视时空本体论的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多元复杂的时空结构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都必须把握住空间和时间概念及实践之转变的复杂棘手问题。”[2]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传统时空结构的局限，在全面审视当今人类实践重大变化和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时空结构，展现出一个全球时空新景观。

一、时空观的变迁及转向

历史进入到当下的时空境遇，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空的变动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被强化，人类的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全面、更深入、更广泛，这就需要我们从时空观变迁中思考并定位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一）时空观的源流与发展

时空观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点与认知，它构成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文明诞生之初，人们对于时空的认知是基于朴素生活经验的累积和感性的想象，如古巴比伦人和古印度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南北较长、底部略凹的方盒，而古代中国在殷末周初提出的“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运动离不开时空的制约;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时空理论体系，为后人奠定了时空观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3]100，“空间是不能移动的容器”[3]100，而“时间是运动和运动存在的尺度”[3]129。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时空的认知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哥白尼的“日心说”为唯物主义时空观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布鲁诺和伽利略对时空观做了进一步阐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绝对形式，时间和空间都具有无限性;笛卡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指出时间具有持续性，而空间则表现出广延性;牛顿系统地阐发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提出了“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观点。与此同时，时空观与人类的主观感受也产生了密切勾连：贝克莱认为时间、空间是人的感觉的产物;莱布尼兹提出时空是精神性实体的单子的特殊表现形式;康德从“先验感性论”出发，论证了时空作为主体直观形式的先天普遍必然性;马赫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系列调整了的体系，是用以整理认识材料的工具;黑格尔则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观念“外化”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把时间、空间和物质及运动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已较为接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17世纪，经典力学的辉煌成就打破了古老的时空观，牛顿提出了脱离物质运动的绝对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同物质一样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由此确立了经典力学的时空框架;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时间与空间都具有相对性，而且时间和空间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相对时空观的提出不仅对物理学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哲学也具有深远影响。总之，人类对时空的认知和理解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由感性到理性、由浅显到深入不断演进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物理学时空观和哲学时空观的结合，为现当代的时空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二）马克思的时空观命题

与传统哲学抽象、机械和唯心地谈论时空问题不同，“马克思并不是从抽象的物质和运动出发来讨论时空问题的，即满足于谈‘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4]，而是将时空观置于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揭示了时空观的社会历史内涵，勾勒出人活动于其中的整体性世界图景，从而实现了由自然时空观到社会时空观的延伸和转换。马克思认为，时空不仅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表征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性和规模度。由此，实践活动就成为时空的载体，这是时空观发展史上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马克思有着强烈的时空直觉，通过对资本流通的分析，敏锐地发现了时空样态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重大转型，他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资本在空间上的扩张引发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是一个时间上持续演进和空间上不断拓展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此作了详尽描述和细致分析。他认为，尽管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世界历史的必然逻辑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在唯物史观意义上赋予时空观更多内涵与深意。马克思的时空观超越了物质论视域的自然时空观，实现了人类对时空认知的范式转向，“与传统的物质时空观相比，这种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6]。今天，我们所处的时空依然是按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展开的，它确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理性以及在当代的在场性。

（三）现代性视域下的时空观转向

时空问题不仅是现代社会理论的焦点，亦是后现代社会和当下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深入，时空结构和场景表现出新的内容与特质，进一步促进了20世纪学界对时空研究的转向，也开启了理解社会的一种全新视角和知识系统，它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如吉登斯从时空角度阐释其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7]，他把时空视为实践活动中的内在构成性因素，阐明了实践活动的时空特性，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二是借鉴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如列斐伏尔、索亚、福柯、詹姆逊、哈维分别从空间生产、人文地理、空间权力、后现代角度诠释空间，为人们深入认识时空结构与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权力和位置、流动和隔离等概念来认知和理解不同群体在不同时空中的生存境遇。其中，哈维对全球化时代的时空观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借鉴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时空矩阵”的解释框架，尝试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趋势进行解释，并对资本空间化的非正义性展开了总体上的批判与思考，实现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

任何现实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对当下的时空予以准确把握。今天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时空拓展与延展带来的结果，而民族、国家、地区与组织等则是人类在时空中的具体呈现。人类社会活动的时空变化影响着社会制度、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构成，进而影响人类的文化表达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时代时空的变动与重构打破了原先时空的相对独立性，部分瓦解了各个政治共同体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国家、民族、区域等不同层面的共同体已由空间上单向度的“平面式”存在转变为多向度的“复合式”存在。以等级制、控制式为特征的传统地缘政治体系已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变动，传统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着变化，面临着一种“再建构化”的现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向着一种共建、共商与民主的模式转换。

二、全球化时代时空的样态与特征

全球化导致传统时空观念和时空结构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生活的重新空间化。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代，时间被遮弊而空间的共时性凸显，人类实践的时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时空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呈现出新的样态与特征。

（一）时间与空间的“共谋”

时空的演变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互动、交错、重叠，时间与空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实现了“共谋”。全球化首先意味着空间障碍的不断克服、压缩与消除。伴随着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与传统空间叠加、交织，改变并重构着人类的活动以及思维方式”[8]，并影响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個面向。在全球化的时空结构中，随着时间的线性发展由连续到割裂与分离，空间由整体性转向分散化。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区域共同体等都无法在自我封闭的单向度时空中完成自身的历史转换与发展，必然由平面、线性的单向度转为复线、多向、交叠的状态。在一个没有围墙和疆界的世界里，西方与非西方，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制度形态并存，不同的制度与文化观念跨越了自身与他者存在的时空范围，形成时空交叠，并相互影响，其整体呈现出复杂动态的时空流变可能无法用“共时性”来加以描述和概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远近重叠、比肩并置的时代。

（二）“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交错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是哈维提出的关于资本与时空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准确地刻画了全球化在时空上的根本性变化。在哈维看来，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与运作诉求超越时空的边界，高效而快速地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促成了全球地方的同质化，表现为“时间压倒空间”;另一方面，在资本流动与运作过程中，不同地方对于资本力量的适应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空间秩序与社会关系，形成了地方差异，即“时间的空间化”。资本主导的时空压缩造成了地方的同质化，意味着世界整体性意识的增强。与哈维强调的“时空压缩”不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延伸的基本方面的表达……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9]。全球化意味着以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为基础的时间与空间向度上的社会系统的延伸过程，这一过程导致社会关系被不断地重组。时空延展的全球整体性空间能够最大程度跨越绝对空间的距离，带来强烈的共同在场感。“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交错使在场与缺场共在、同质与异质并进，这种混杂性极大地消解了传统场域的认同维系功能，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充满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三）“流动空间”与“空间异化”的并存

全球化的发展使先前的稳定和固化转变为流动和弹性。鲍曼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流动性成了最有力、最令人垂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每天，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其依据就是流动性。”[10]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技术的弹性与流动性，冲击和解构了自然物理空间所具有的固定性和不变性，使全球空间呈现出流动性和变化性的特质。在流动的空间中，传统样态的人类共同体面临挑战，距离与地方消失、等级制走向瓦解、空间边界变得模糊、空间的尺度和维度得到拓展。流动的空间引发了社会空间的分化，表征着全球化流动并非随机而动或漫无目的，而是在某一时段内体现出特定的选择性和方向性。空间的流动性首先体现为全球范围内各种因素的非对称性关系，主导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被边缘化的落后国家构成了全球化非对称的两极。可见，全球化并非在一个无差别的空间中呈现出来，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命运迥然相异。在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空间权力与权利配置的失衡、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均形成全球空间的异化。这种空间景观呈现为一种当代世界秩序无法克服的不平等的政治秩序，表征着国际等级性空间秩序的强化，突显出全球化进程中空间正义危机。

（四）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叠加

在传统认知中，全球化与地方性往往被设置为二元结构的两极，在这一结构中，全球化代表着一种高度的流动性、随机性、开放性以及空间的同质化过程;地方性则体现了本土性、稳定性、封闭性以及高度内生的文化传统和地理特性。然而，当代全球化力量打破了时空界限，以流动性、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的力量，消解了地方原有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边界，在全球空间同质化的过程中，基于身份认同的“地方感”与全球性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全球化是一种非线性的、辩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与地方的不再是作为两极而存在，而是作为并联在一起的、相互关联的原则而存在。这些过程不仅仅包括跨边界的相互联系，而且还要将内在于民族国家社会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加以转化。”[11]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快捷方便、即时广泛的全球互动平台消解了自然物理时空对社会时空的限制，使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共存、共融、交织和互动成为现实，体现出全球化进程中地方与全球的结构性变化。全球化与地方性相辅相成呈现出全球本土化的过程。当然，“二元交织”并不意味着地方性和地域正在变得无关紧要，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它们被整合进全球网络而需要重新划定和重新改造。

三、全球化时代解构与重构的时空共生演绎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每个时代也都会在特定的时空中面对新问题，产生新困惑，寻求新解答。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变化有其社会历史的现实性内容，而非一种意识形态幻象，正是这种现实性内容为我们辩证把握当下全球化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现实依据。既然我们已经置自身于一个全新的时空场域中，那么，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类面对时空的变化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为人类在新的时空场域中找到位置，从而确定和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传统“中心—边缘”的解构

任何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时空结构中发生和展开的。因此，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把握国际体系演变，才能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全球化时代时空变化的本质和趋势。“共时性”与“历时性”是索绪尔在语言研究中对系统观察研究的两个不同方向。历时性是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情况，共时性则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该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从历时性看，资本主义在近500年的发展中，通过殖民掠夺和资本输出获得了发展优势，并以其“复式增长”形成对全球统治与支配的权力体系，持续地造成国际体系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12]，历时性形态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压缩的形式体现在共时性形态中。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13]，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发展到當今的全球化阶段，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依旧是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表现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这一结构反映出控制与依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国与边缘国空间上的不平等性已然固化，并日益强化，一些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歧视、排斥和压迫，不断突显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非正义性。在此意义上，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话语体系，也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存在。

“任何秩序都经历着解构与建构的循环过程，空间秩序也不例外。没有固定的世界，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秩序，当人类把某一阶段的空间秩序固定化、按照人的意愿对‘世界’加以操控时，空间秩序就会变得僵化，并与不断扩展的空间相冲击，导致人类社会的落后和混乱，促使人们要求秩序的重建。”[8]作为一个平衡系统，世界体系是动态变化的。进入21世纪后，世界体系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国际权力格局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二是霸权主义思维模式逐渐被新的地缘政治观所取代，更加强调全球的相互依存、相互合作。随着世界多极化力量的迅速崛起，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旧秩序已经无法适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变化而呈现出系统性危机，传统的“中心—边缘”秩序遭遇解构。在此背景下，一种共在共生的新型人类存在方式——全球共同体生存模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基于命运与共、利益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最大共识。

（二）“向心—在场”结构的建构

一个国家所处的时空方位决定了其追求的外交目标。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开启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4]11在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而提供的智识性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正确把握现时代时空变迁的基础上，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超越“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向心—在场”结构，推动形成一个公正、合理、均衡的全新时空。

“向心”源自于古典力学中的“向心力”。所谓“向心力”，指物体做圆周运动时指向圆心的合外力作用力，由此引申为群体成员以群体领导为中心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向心—在场”结构中的“中心”并非“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体系中的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而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向心”能够把共同体成员凝聚起来，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行动来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生命和生机的客观基础和强大动力。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向心”的人类共同利益并不否认各主权国家自身的核心利益，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以共同利益作为“向心—在场”结构的中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然与应然。从实然层面看，当今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解决，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对自身发展利益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维护;从应然层面看，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4]58-59的向往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利益交融的全球化时代，只有将人类共同利益汇聚成“向心”，激发各方热情，才能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才能走出人类生存发展的困境，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果说“向心”是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结构的基点的话，那么“在场”则是稳定这一结构的强力支撑。所谓“在场”，即人们彼此在同一个空间之中而没有“缺场者”，这是所有交往最重要的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是整个人类，而没有“缺场的他者”，包括“在时间中的缺场”和“在空间中的缺场”的他者。“在场”要求建立一种共同身份，破除依附关系，走出制衡与对抗的话语体系，建立平等的对话方式，实现成员角色的新型平衡。在以往单一平面化的世界体系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霸权国家掌握着话语权。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实力的相对衰落，国际权力格局的客观变化要求重新分配话语权，将新兴国家力量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国际社会的共同协商机制内，以“去中心”的“共同在场”实现对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认同。这种平等意味着各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当然也包含风险的共同承担与问题的共同解决。各主体共同在场的多元立体结构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对“边缘”的支配，以及“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只有共同在场，才能实现时空上的“在一起”，才能实现有效互动，从而保证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向心”与“在场”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向心—在场”结构突破了国家关系线性思维，超越了国别、意识形态和硬实力的差异，保证各成员在地位与权利上的平等，围绕当下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聚焦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关切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多元立体、共同在场的“引力中心”。这一全新的时空结构使世界成为处于同一空间下紧密联系的整体，显现出自身的包容度和吸纳力。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时空新景观

人类命運共同体以时空坐标的运思方式动态地考察国际体系，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倡导建立开放性的合作共赢的国际空间，并通过积极的主体性行为维护和实现空间正义，重塑全球时空新景观。

（一）“在场有效性”及其追问

从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看，一个正义的空间必然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丰富性，必然是植根于平等、理性的公共协商之中，并通过寻求差异性团结建立起正义的空间。那么，“向心—在场”结构中的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如何在合作中实现集体行动？这一时空结构的有效性何以实现？对此，我们不免会产生以下追问。

第一个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结构以“在场”为前提，那么，“在场”的价值指向是什么？吉登斯认为，“共同在场没有哪一种相关条件是可以孤立存在的（de novo），而是必须与影响当前互动的大量其他相互关系相结合”[15]，并提出了“在场有效性”（Presence availability）概念。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结构而言，“在场”指向的是共同体的“在场有效性”，这是因为“面对面互动情形下的共同在场作为行动空间性的第一个向度在行动空间性问题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6]。只有共同在场，才能沟通协商形成共识，才能实现集体行动。

第二个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结构中的“在场”要显示出什么？“在场”意味着对主体内涵的重新界定，它要求以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取代以往世界旧秩序中“不在场”的抽象体系。由于空间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世界秩序，因此，“在场”决定着在全球治理中各行为体承担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能否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产生具有身份地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否展示出其施动特性。

第三个追问：如何消除“缺场者”？如果把在场和缺场看作社会关系中相对的两极，那么，全球治理体系中无话语权的边缘国家就是“缺场者”。如何使“缺场者”产生一种新的“在场”关系，实现“共同在场”？这就需要通过合理化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加强各行为体的多边互动和民主协商，建立起均衡公正的全球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在场有效性”。

（二）共享发展的价值诉求

从价值诉求看，“向心—在场”结构追求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力求实现发展成果世界性共享的价值理念。“在现代价值哲学的理论视域内，作为思想史和社会史普遍使用的一个话语范式，‘共享是一个表示社会的财富分配和人际关系团结与和谐程度的概念’”[17]，其本质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和不懈追求。共享发展的实现需要切实保障和不断增进世界各国的发展能力，确保其享有普遍的、同等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以提升全球发展的均衡性、普惠性和公平性。在逻辑上，发展成果超越空间界限，由地域性共享扩展至世界性共享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共享发展的程度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同时，这一价值目标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旨归——“自由人的联合体”有着高度契合性，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历史性”的宏大视域对人类共同福祉的现实关切。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向心—在场”结构的价值诉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共享发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是通过层级递进与循序渐进达成的。为此，必须消除“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不公平和非均衡性，推进落后国家在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共享上的平等，由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渐进发展，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共享到全面共享的渐次推进，从机会共享、成果共享到权利共享的持续提升。二是在空间上，“向心—在场”结构拓展了全球治理主体，使其更具广度和均衡性。共享发展的主体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共享，而是全人类的共享，各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差异。为此，要超越区域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最大限度消除因机会、权利、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非均衡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在时空的耦合上，“向心—在场”结构的“多元共生、包容共进”进一步促进了时空的耦合度。这一时空结构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协同性的共商共建，实现耦合性的共享共赢，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悖论，建构起一个平衡、和谐、正义的全新时空景观，这是全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调一致的“同心同向同行”的必然结果。

（三）空间正义的践行探索

全球化进程在塑造时空的同时，时空也在塑造着全球化进程。当代时空问题首先是作为反思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造成的空间异化而提出的，缺失正义的全球空间异化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制资本逻辑在全球无限制、非正义的空间扩张，破除全球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霸权，改变全球空间非均衡性发展以实现全球空间正义，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在空间领域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立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合作共赢的国际空间，如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打造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体，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利用海洋、坚持各民族在海上和平友好交往为理念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空间次序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活动基本框架，以构建全球性的伙伴关系网络为主要路径，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空间布局。在大国关系上，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努力构建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周边关系上，着力营造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上，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東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着力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同时，突破国家间各种类型的边界，消解区隔，建立空间连接、谋求共赢的空间发展观，通过“空间修复”重塑全新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造互联互通、公平普惠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形成全球空间的共享发展模式，并逐渐获得“时空压缩”的条件，构建起一个一体多质性的空间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筑的差异性包容空间是实现全球空间正义的应然逻辑，它打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异化的全球空间秩序，展现出一个平等、合作、开放、互利的全球时空新景观，以此确立起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关联，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的高度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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