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文学的思考研究论文

【摘要】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重新评估，其中包含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甚至有些人认为，苏东剧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对比较文学的思考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对比较文学的思考研究论文 篇1：

“理论”背后的诗意人生：陈永国教授访谈录

內容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研究热情一直居高不下。作为国内译介和研究西方文论的先驱者之一，陈永国教授丰富的著述和理论译作为中国学者的文学研究道路拓宽了视野，其对理论研究的坚持、对文学批评的深思和对诗歌创作的热忱同样格外引人注目，发人深省。为深化学界对西方文论研究以及其与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关系的理解，促进对当下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思考，这次访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陈教授回顾了自己早期的学术经历，分享了自己对文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并谈论了对文论的跨学科性质和中国学者“失语”问题的看法。然后，陈教授对其基于当下的文学研究现状而提出的文学生态阅读、文艺的社会科学等概念做了说明，就诗歌鉴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最后，结合自身诗歌创作的感悟，陈教授探讨了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割裂的常态现象，并勉励青年研究者以兴趣为引领，坚持前行。

关键词：陈永国;西方文论;诗歌创作;生态阅读;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CCNU19TD016）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美国现当代小说中城郊书写研究”（项目编号：CCNU20A06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美国文学的研究。陈永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外国文学。

Key words： Chen Yongguo;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poetry creation; ecological reading; social sciences

Authors： Liu F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armenliu@126.com. Chen Yongguo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is recent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iterature. E-mail： chenyg@mail.tsinghua.edu.cn

一、西方文论与我的学术之路

刘芳（以下简称刘）：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的访谈邀请。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您就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这个领域里耕耘，而且是译介和研究西方文论的先驱者之一。您能否谈一谈中国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是怎样一种状态？您是如何走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的？

陈永国（以下简称陈）：这次访谈被耽搁了很久，本该在疫情之前就完成的。疫情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还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往大里说，如何对待疫情之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往小里说，如何对待我们今天这样的采访？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说心里话，我对这次采访思考了很久，首先是我不想随便应付一下了事，同時更不想把它变成一种“名人秀”或“权威话语”。

我从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从字母开始学习英语。四年后主动支援边疆去了拉萨的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开始教英语。1982年回到吉林大学继续从教，一点一滴地从非常有限的英美文学阅读中接触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绝大部分人（专业和非专业的学外语的学生和年轻教师）都把精力放在语言应用上，力主经济商业往来方面的交往，很多人乘经济改革之风下了海，很少有人喜欢“不赚钱的”文学和理论研究。而且，由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相关方面的书籍和阅读资料也并不多，直到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连续出版了“美学译文丛书”、“文艺美学丛书”、“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等，才算真正接触到偏重美学的西方理论译著。而就我个人而言，真正开始阅读西方文学理论及相关领域的原著，还是从1990年去佛罗里达大学访学开始的。

刘：对比您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习条件，当下中国学者开拓学术视野的途径非常多，但对很多人而言，文论研究仍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除了语言障碍带来的困难，还因为现当代文论既有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与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这些知识构架如果薄弱，就造成了更大的研究障碍。您在学术成长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心得？

陈：文学理论确实很难，是典型的跨学科领域，涉及到你提到的和没提到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认知。不仅涉及各方知识的交叉和融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建基于感性的文学阅读经验之上的理性思维和分析能力，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切不可急于求成。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书也要一本一本地读。

我个人的理论之路开始于文学的爱好和对不同文化的接触。最早开始的文学阅读和翻译还是在拉萨期间（1979-1982），曾为当时的《西藏文艺》翻译过包括叶芝在内的一些英美现代诗歌，同时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翻译过关于西藏的民族文化、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农奴制度等三种书籍（内部出版），虽然这几部书的内容与文学相对较远，但从文化认知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却开启了我持续至今的另一条学习道路，即翻译，也拓宽了我对文化的了解，加深了对人本身的认识。回想起来，在拉萨的三年是我青年时代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表面看起来似乎与现在的我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来自大东北乡村的青年来说，接触西藏文化、与藏族人民共饮青稞酒、同跳踢踏舞，这是我当时接触到的除东北乡土文化、大学里的所谓“学术”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文化，除了我所熟悉的朴实、豪放之外，藏族人民特有的情感结构和忠厚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再经过我在翻译相关书籍时对藏族文化的精神内化，这对我后来对西方文学的理解和对理论的接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无论是文学的理解还是理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自身、对物自身、对世界自身的理解。恰恰是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知识和思考，能够帮助提高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人的能力，所涉及的不是学科领域内的知识，而是一种综合性思维方式的形成。

刘：我大致统计了一下，您在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方面发表的各类书籍有近40部，很多都是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您在介绍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在选择书目时，有着怎样的学术考量？

陈：如果加上合作的译著，四十部肯定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但是，我早期翻译的理论著述其实并不成体系，虽然数量较大，但谈不上重要贡献。回想起来，早期翻译的一些著述确实像有些人所批评的，非常粗糙，基本上是应出版之需和急于发表而作，并无明确的学术考量。与当时（甚或现在）的一些年轻学子一样，能够得到出版者的青睐或老一辈学者的器重，能在有限的学术发表资源中分一杯羹就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还去管什么体系。但对于我而言，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除非是文学以及相关领域的著述，其他领域（如经济、商业、旅游等）概不涉及。总结起来，我所译著述的学科领域大约包括：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思想史等。在这些著述的翻译方面，尤其在入门阶段，我参加过王逢振老师、刘象愚老师、罗钢老师、申丹老师以及汪民安教授主编的系列书籍，这些是基础的基础，为我后来自己主编或参与主编的书籍框定了范围。

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有什么学术（其实我非常不愿意用“学术”这个词）成长途径的话，那就是翻译。尽管所译看起来零零碎碎，不成体系，但一旦达到一定的量，在翻译过程中所细化和内化的东西就会自行组合，按其学科分类进入大脑中的不同储存库，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的库存也会越来越多，构成一个可随手使用的百宝箱，虽然残破不全，但用于“修修补补”还是很有效用的。

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些虽然是陈老师的个人经历，却同样是那个“理论热”的时代的写照。从宏观上来看，那一段时间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并非是盲目的，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去译介、引进和调用一些西方理论资源，以便更好地阐释全新的文化现实。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大家实际上参与、推动和见证了这一实则功在千秋的事业。您曾经提出用话语（discourse）代替理论（theory），理论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创一种话语形式。①您认为当今的青年学者在介绍和研究西方文论的时候，应该关注哪些问题，采用怎样的态度来建构中国的“话语形式”？

陈：的确如此。中国学者的译介确实不是盲目的。首先，所译介的都是国内短缺的，这是供需关系。其次，多年来，西方理论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总是有新思潮出现，必须及时译介，否则无法参与讨论，争不到话语权，也就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但是，理论跟风的现象也是有的，尤其是欧陆理论经过美国人的改造，顺道被拐进了中国，有很多是打了折扣的，所以，不负责任的跟风给我们国内的译介和研究设置了障碍，甚至导致了“失语”。其实，所谓的“失语”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接受，有些“学者”为了打快拳，甚至不读原文，不读全书，见书名、目录便随即望文生义，致使在真正参与国际对话时，各说各话，驴唇不对马嘴。我们都有说话的能力，都能表达思想，但说什么话，表达什么思想，在不在一个轨道上，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文论而言，并不存在“西方文论家”或“东方文论家”之别。我们谈论的文论是世界性的，西方文论、中国文论、各个国别文论，本应是一家，既然文学是没有国籍的，关于文学的理论也就同样没有国籍。更何况文论是思想史的基础，我们利用相似性和差异性来区别文化的异同，人种的异同，国族的异同，但文学归根结底是以人、人性和人的生活为对象的，不管异同多大，最终关于文学的话语、关于人性的话语，都应该是一致的，它所构成的是人类的思想宝库。我们可以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讨论国别文学的理论，但理论始终是理论，是关于某一命题、母题或主题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以话语的形式进入思想史。所以我并不赞成建构所谓的中国的话语形式。我们可以说自己的话，讲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但就文学话语而言，最终应属于世界文学。

二、文学阅读与批评的哲思

刘：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文化和学术语境总在不断改变，对理论的探讨要始终立足于当下的变化和问题，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践行我们的文学批评。您在这方面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您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到“文艺的社会科学”②。刚看到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想象性再现，文艺研究必然关注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其次，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汲取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您提出的“文艺的社会科学”似乎并不是上述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也不是简单的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的交叉。您能否谈一谈这个概念？

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谈。首先文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因此自然离不开哲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但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和反映论而言，文学是给社会照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到文学文本中来。就19世纪中叶以来的整体社会发展来看，我们先后经历了三个时代。首先是马克思本人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这个时期典型的特征之一体现为金钱对人性的扭曲，文学艺术则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接着我们转向本雅明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时期，其重要特征是技术官僚对真理的遮蔽，文学艺术则趋向于机械复制，导致原作光晕的喪失。随之进而转向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数控时代，信息符号导致了语言的沉默，即对语言自身的遮蔽，文学艺术则趋向于生物控制式的复制，智能、克隆、机器翻译、机器写作等。

实际上，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社会已经不是文学艺术理论所侈谈的那种解构，而恰恰是其反面，即空前高度的结构化，人正经受着史无前例的技术控制，而一旦人工智能真的取代了人类大脑、机器翻译和写作取代了人工翻译和写作，那么现行的理论视角，即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等一系列视角批评还能行之有效吗？这就是我所说的文艺的社会科学批评的另一方面，即从社会发展的技术层面思考人自身的未来，进而思考文学艺术的命运。其实这种思考在马克思那里、甚至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被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意识形态、过多的主义所淹没。所谓的文艺的社会科学无非就是从当下的技术控制来思考当下的文艺，进而回归人的科学自身，如果还有这个可能的话。

刘：从2013年以来，您以“阅读”为题发表了数篇论文，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文学阅读和批评。③在2018年，您在不同场合都提到“阅读的生态”和“生态的阅读”。这两个概念似乎与生态批评密切相关，与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有关，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陈：所谓阅读的生态或生态的阅读不外乎指文学批评的一块清净之地。文学和作品本身是干净无瑕的。但多年的“理论热”把文学这块净土变成了各种主义的竞技场，变成了理论的兵家必争之地。任何一种文学的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被事先框定某种“视角”或“框架”，或被想方设法引入某种“主义”的歧途，这直接违背了文学和批评的本质，即批评必须自文学的文本阅读而来，而非相反。因此，文学的生态阅读简单说就是祛除各种先知先觉的理论的阅读，不是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的阅读，而是回归文本本体的阅读。

刘：您曾经也提出“阅读中包含着可读性和不可读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④，这句话是否包含了您对作者、读者、文本和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文学批评者如何对待您所提到的可读性等？

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可读性就是可译性，指的是语言之间可以互译互通的部分;而不可读性通常也是不可译性（但不可译性并非不可读性）指的是语言之间不可互译的部分，称之为纯语言。纯语言也是诗歌语言。朱光潜先生说读译诗就是读诗，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意即：诗歌是不可译的;翻译的诗是诗，也就是用译入语写的诗，因此已经不是原文的诗了。严格说来，文学批评所要关注的恰恰是这部分。一般而言，上面括弧中所说的不可译性并非不可读性，指的就是语言中不可互译者，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读。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即：可言者，言;不可言者，沉默;或：可言者，言;不可言者，展示。对于艺术家或诗人来说，沉默或展示的方式各有不同，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象、图像、隐喻等，或空白、删节甚至破折号（如狄金森的诗），甚或是颜色的涂抹、抽象的图案或重拾的物品。对这种不可读性或不可译性的读解只能是读者与诗人或艺术家的一种心灵契合，也即瞬间发生的灵魂震颤，而绝不是事先规定好的各种“视角式”批评。

刘：相对于小说和戏剧，我觉得诗歌的鉴赏尤其难，特别符合您说的不可译性和不可读性。一般来说，我们会从诗歌这个文类的基本元素入手，结合文学流派的知识和运用文学批评方法来解读。您在诗歌批评方面更多地思考什么？

陈：诗歌的确与小说和戏剧不同，因此对其阅读和阐释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就文学总体而言，其区别于视觉艺术的最大特征是语言再现，因此就文学内部的要素而言，语言才是形式和内容本身。在我看来，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形象的完整性和语言的破碎性。形象的完整性体现在意象的应用。一个完整的形象可能会以不同的意象表现出来，以便讲述一个故事，或揭示一个主题。但语言却不是完整的，拆解的句式，零碎的短语，不连贯的断片，要想读懂一首诗，首先必得把这些破碎的语言残片贯穿起来，使其与意象达成逻辑关联，才能看到诗的思想和情感所在。一首诗与一幅画一样，写在纸页上的文字只是出现在画框之内的画面，它由各种色彩、线条、形状构成。但画的真实含义或许不在画框之内，而在画框之外，就如同诗的真意不在所说出的言语之中，而在未表达的沉默之中，在文字间的空白之中。这就是之所以字面意义不能读作诗之真意的原因之所在。

三、作为自我表达的诗歌创作

刘：据我所知，您在从事文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之余，同样还进行诗歌创作，并出版了三部诗集。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诗歌创作？

陈：写作诗歌是中学时代起就有的爱好。大概是由于少年时阅读了许多古诗、古文所致。学了英文后，业余时间也尝试译一些英文诗，但没有发表。遗憾的是，我既不是文学理论家，也不是诗人。我写过一些文学批评和讨论西方理论的文章，但大多是介绍，很少有阐述自己独到的观点的。我一向觉得，对于理论这东西，只要能说清楚了，也就不错了。我多年来坚持的译法基本是直译，力主保持原文的风格和原意，初译时尤其如此。后来学会了拆解长句，表达略微顺畅，但也不敢苟且转译，所以读来还是略显生硬。但无论如何，我自觉吃透了原文的思想，长年累月的积淀以及对诸种理论的深入认知，使我感到一个文学批评者和译介者，如果自己不懂如何写作，就难以谈论写作;如果自己没有创作的经验，就没有资格对别人的创作说长论短。于是，就在译介和讨论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尝试诗歌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之后，再拿起笔来书写文学问题，觉得很多问题自然通畅了，比如诗歌写作中的情感宣泄问题、思想深度问题、文字与图画的关系问题，以及现行文学理论所讨论的身份、族裔、性别等问题，其实在诗歌写作之时几乎是零度，也就是说，都是后来读者或批评者读出来的。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重要的是一种吸引，一种唤起，一种要说话的冲动。思想也好，情感也好，艺术中的一切都扎根于坚实的大地，而大地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周围被人忘记、被人忽视但却依然快活地或悲伤地存在的那些事与物。一旦它们吸引了你，你就有话要说，有欲望要表达，有快乐或悲伤要分享。一件简单的物或极其平凡的事就会唤起无数的联想，导致无数的可能性，从中你会发现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所寻找的，所追求的，所要说的。对于我，这是人生的真谛。

刘：我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创作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三者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互促共生。您能否谈一谈您的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您会有意识地遵循文学原则来创作诗歌吗？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陈：独立和互动是非常恰当的描述。但我只能说写诗的過程是认知的过程。没有哪个诗人会在诗歌理论的指导下去写诗，除非那些所谓的实验派。如前面说过的，一物的吸引令你产生写作的欲望，你要发泄这股力比多，在一定的互文状态下和思想与情感的召唤之中，你挥笔成诗，达成对该物的认知，欲望得以满足。

就自己而言，我从不字句斟酌，大幅度修改，充其量事后对个别字句细究一番，免生笑话，仅此而已。就写作而论，过程是重要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读者而写，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只是表达一下当时当地的心境而已。况且，我不认为刻意遵照某项原则或原理去写，会写出好诗来。译诗也是同样。不论原诗多好，经过译写之后，它依然是译诗;读者读的是诗，但却是以译诗身份出现的诗。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关于文学/诗歌的研究与写诗并不冲突，虽然不受理论的指导和干扰，但思想和情感的深度或学识的渊博或短浅，却可以直接决定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刘：大部分理论家和批评家热衷于阐释文学现象和作品，高屋建瓴地探讨文学问题，但并不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批评实践和文学创作似乎被割裂开，您认为这是否是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者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陈：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在译介和理论研究方面用力比较多，这在那个“理论”相对匮乏的时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的大半学术生涯都致力于理论译著，直到最近十年左右，我开始自己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写作。但这不意味着理论没有用了，也不说明我放弃理论的译介和评著，最近我还收到了达姆罗什的一部关于文学之比较研究的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买了版权，并已开始翻译。我对理论和翻译的热情有增无减。但是，如果一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译介和评论，而不去走一走对自己来说最能发现自我的路径，也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割裂是常态，也是必然。单纯从事批评和理论研究同样会很出色，很优秀，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眼界放宽一些，看一看我们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文学家，比如伍尔夫、艾略特、叶芝、雪莱，甚或但丁、彼得拉克、贺拉斯等，更或如哲学领域的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他们之所以思想深邃，人生理解入微，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认知独到，既能理性地探知，又能感性地体味，是直接从事创作的思想者。我不认为每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可以是作家，但我以为尝试一下肯定是有益的。

刘：最后，对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以及从事文学教育的青年教师，您能否谈谈您的期待和建议？

陈：我其实只是停不下来。谈不上贡献，更不能说是什么楷模。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方向，并发生了兴趣，那就随心去做，尽力去做，能否修成正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我想对青年学者所说的，是为共勉。

刘：非常感谢陈老师在全球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接受这次访谈！

注释【Notes】

①参见聂珍钊、吴笛、陈永国，“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前沿问题”三人谈，《山东外语教学》3（2018）：70-77。

②参见陈永国，经济、技术和数字：文艺研究中交叉的社会科学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0）：108-118。

③有关的论述请参见陈永国，阅读的意义和阅读的艺术，《外文研究》6（2013）：43-49;陈永国，再现不再：只为阅读的写作，《文艺研究》5（2017）：5-17;陈永国，回归物本体的生态阅读，《江西社会科学》1（2020）：150-156。

④参见陈永国，再现不再：只为阅读的写作，《文艺研究》5（2017）：5-17。

责任编辑：何卫华

作者：刘芳 陈永国

对比较文学的思考研究论文 篇2：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反思与探索

【摘要】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重新评估，其中包含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甚至有些人认为，苏东剧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中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并对此进行了较为周密的论证。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思考，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3.004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派别。1923年，匈牙利哲学家捷尔吉·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德国哲学家卡尔·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后，遭到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猛烈批评，由此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的，它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的诞生。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生态等现实问题，批判重心从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认真思考和重新探索。

认真反思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东剧变后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苏东剧变的根源和影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观点，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公认的“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苏东剧变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毅然顶住压力，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看待苏东剧变呢？哈贝马斯认为，苏东剧变是一种“矫正的革命”。一方面，他反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他也反对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苏东剧变是朝向一种更合理社会的革命性过渡；完全按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苏联和东欧定向是行不通的，恢复斯大林国家社会主义也行不通。那么，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也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一样已是穷途末路呢？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是不是意味着西欧左派汲取理论灵感和指导价值的源泉已经枯竭了？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有它的现实性，社会主义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向前发展。①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苏东剧变是符合历史文明的逻辑的。

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荣誉教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重要代表。该流派的共同特征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根源，尊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思想典范，并由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延续而来。在苏东剧变的特殊形势下，梅扎罗斯根据自己一生的理论实践，坚持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问题，剖析苏东剧变的原因，探讨英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梅扎罗斯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资本控制的结果。在分析了苏联式体制导致灾难性失败的原因以及各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的尝试后，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形式下，资本在苏联式体制中的继续统治被看作要对这种失败负主要责任。”②他认为，后革命的发展在斯大林手下得到了巩固，并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关的路线相伴随，从而仍然被维持在资本制度的限制之内。在高度等级制度的分工之下——它以最高的实际可能的比率对剩余劳动进行了政治上强制的榨取——他们继续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他认为，由此导致的资本的结构性危机促成了苏联的解体。③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是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讲座教授，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因其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而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詹姆逊在西方世界以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历史责任感而著称。苏东剧变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感更加强烈。詹姆逊认为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点与一般人对于苏联解体的后果的认识完全不同。那么，詹姆逊为什么认为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呢？他说：“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该说它是成功而不是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人们只是把这看作是现代化的策略的話。”④简单地说，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苏联斯大林式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而是当这种体制使苏联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后，其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当然这种体制的崩溃也就是自然的了。詹姆逊还分析了有关苏联解体的三个观点。他认为，关于苏联解体有三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确证。第一个观点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分裂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分裂的一部分，这包含在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结构性腐败之中。第二个观点是，诸如效率、生产力和财政能力等范畴是一些比较性的范畴，它们只有在若干不平等的现象相互竞争的场合才会产生影响。第三个观点是，当苏联试图把自己与世界体系一体化时，它便“变得”无效，并最终解体。从这些方面看，苏联的解体与社会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也就很难说明，苏联的解体是共产主义的失败。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东剧变根源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坚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苏东剧变的根源。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并不认为苏东剧变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有些人甚至认为，苏东剧变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健康发展的，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这里面有一些观点我们可能并不能认同，但为我们探讨苏东剧变的原因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是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呢？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思考、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证明，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是没有道理的，“破产”的只是一种变了味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作为这种理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哈贝马斯着重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观念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及其直接的继承者，对早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做的一切分析的批判，深深地植根于早期工业化的生产条件和狭小的领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缺陷和不足，这些错误和缺点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直到考茨基的理论传统中，到斯大林整理过后，这种马克思主义就堕落成了一种完全非人性的意识形态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确实已经过时了。⑤但是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过时，并不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哈贝马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前提。社会主义在未来西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西方社会对自身弊端认识的程度。同时，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发展自己潜能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带来各种风险和危害，而这些风险和危害又永远不可能完全彻底消除，那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将是社会主义永远的使命。不过，哈贝马斯也指出，在现存的两种起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已经过时，而西欧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念虽然有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更能令人接受的方面，并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它自身也面临着很多困难。

詹姆逊在苏东剧变后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看待苏联解体、晚期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和不朽的生命力之所在。詹姆逊认为，由于当前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自然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过时。他说：“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施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当代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并发症，而是一种需要加以历史解释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现实。”⑥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当今的资本主义那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但是，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它依靠两种基本策略达到上述目标：体系的扩张和新型的商品生产。尽管一定程度上说，资本主义依靠这两种策略增强了适应能力，但是这两种策略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⑦这样，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在詹姆逊看来，也就等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詹姆逊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简单的划分，并认为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现实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尽管这还不是我们目前意义上的‘全球化’），最终达到目前形式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动态。我认为这些是资本进化的不同阶段，对这些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⑧“马克思与费洛伊德两者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世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⑨可见，詹姆逊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发展变化的。这样，詹姆逊很自然地认为，产生于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

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认为，1989年及其后续年份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无非是继布尔什维党人所制造的迂回路线之后，对历史的一种复归，回复到马克思业已划定的轨道上来。⑩他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层次，由此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失去了有效性；从中短期看，起码在工业化国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指令性经济是无法获得成功的。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规约为上述三方面，因而，这三方面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馬克思主义现今已跟不上潮流，变得毫无是处了。”?他先从事实出发，认为，只要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活动不受惠于它。从中美洲、南美洲的自由神学，到过去几十年对英语世界编年史工作的几大经典贡献，再到某些文艺批评领域，所有这些学科同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互动，是引人注目的。然后，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和政治观念根源的方式，都是有很强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东剧变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考验的历史时期，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在现实社会中有着重要意义，并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可以帮助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重新评估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命运如何，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在坚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念。

哈贝马斯认为，东欧剧变后，存在着两种对待社会主义的错误态度。第一种态度认为，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人们必须退到纯粹道德立场，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一种观念或者一种理想，即“理想社会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观念或者理想，那就无异于把“社会主义缓和为一种在政治实践的彼岸指定给道德一个座位的规范性观念”。哈贝马斯不赞同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坚持社会主义观念的经验效力。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想——它应确定批判性考虑和现实的基准，同时它也需要一种经验关联，否则将失去其指导行动的力量。第二种态度主张，社会主义在东欧剧变后不再是一种目标了。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弃。在他看来，马克思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一样，在设想社会主义时是以生产领域为目标，即以把劳动从异己决定下解放出来为目标的。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在当前确实已经失去了说服力。

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重建了社会主义理念。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通过交往行为而产生的一种自主的公共领域。现代社会是通过金钱、权力和团结三种资源来满足自己完成控制功能的需要的。金钱、权力和团结三种调节手段的影响范围，必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哈贝马斯提出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理念，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基于交往而形成的无强制的理想共同体。按照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目标，而且是一种趋向目标的现实运动。同时，哈贝马斯也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社会福利。他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向它的人民和西方电视观众所提供的凄凉的、部分是灾难性的景象，似乎一开始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应当能够把社会财富、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转向彻底多元化和社会实践化。这样一种社会基本上可以说是民主的。”?他认为，长期以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强调市场，有时则强调计划，都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毫无疑问，决策分散化、改进管理、重视专门技术以及扩大灵活性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改革的重点首先应当在于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必须抓住症结之所在，即必须抓住官僚主义统治的弊端。开放的重点首先应该是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公共领域：亦即激活公共领域，促使公众舆论多元化，允许广泛参与决策过程。?从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探索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没有在这种剧变面前惊慌失措或者悲观失望，相反，他依然对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满怀信心。

梅扎罗斯认为，资本的结构性危机是比资本主义的危机严重得多的问题。因为在原则上，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方法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当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处于极深的困境之中时，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出现，不过这也不是一种可靠的解决方案，因为同一种矛盾会被复活，即对剩余劳动的政治榨取和经济榨取之间的矛盾。?因此，要解决资本的结构性危机，就必须超越资本。梅扎罗斯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目标是超越资本。要超越资本，必须从社会劳动过程中彻底根除资本。他说：“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目标——超越对国家和资本的人格化的否定——只能是建立一种自我维持的选择性的社会新陈代谢秩序。它是这样一种秩序，由此资本连同它的所有结果——包括所谓‘市场机制’（它事实上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机制’而被消除）——已经被不可回溯地消除。”?这样，不仅以不可避免的批判性超越的形式被消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自然界以及在社会成员之间，靠自治个人本身对新陈代谢交往的重要功能的肯定性占有和不断改进而被消除。总之，对社会主义的设计要求彻底取代资本对劳动的结构性统治。梅扎罗斯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持肯定态度，苏东剧变之后，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是超越资本，这一理论可以说十分难能可贵。特别是他指出资本的统治不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甚至于在后革命社会如苏联体制之下仍然存在，确实值得深入探讨和认真研究。

詹姆逊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与前途的揭示，来说明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依旧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说，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垮台也就等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垮台。但假如社会主义按其本来面目是另一种样子，那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垮台就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垮台。正是从这种思路出发，詹姆逊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从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詹姆逊说：“这里是指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一种历史发展，我们必须尊重它作为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作为一种未来规划，它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和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体制选择。”?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保健和退休补助的权利；自由结社、享受彻底的基层民主的权利；享受工作的权利；享受非殖民化的文化和休闲的权利。詹姆逊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挣脱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经济和物质束缚，就是自由的集体实践。”?这样，詹姆逊就不仅从马克思主義理论出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阐明，增强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又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注释

[德]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5、15页。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140页。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5、377、377～380页。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4、514～515页。

[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52、955页。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

责 编∕戴雨洁

作者：熊光清

对比较文学的思考研究论文 篇3：

外来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综述

摘要：我国对于翻译家系统性研究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近30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逐渐清晰的研究脉络。虽然探索研究翻译家的研究范式日益规范，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过于集中于名家名著，因而疏于对隐形价值翻译家的挖掘与探索;研究途径浮于表层的史料钩沉，缺乏理论的支撑。试以翻译家西德尼·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为历史语境，结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文献计量法，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对“沙博理”的相关研究，描述学界对外来译家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后续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翻译家研究;沙博理;“红色”翻译时期;描述性翻译研究;文献计量法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1.004

翻譯史研究是存在于理论研究、描写研究边缘的翻译学研究分支，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史研究中，其研究的核心围绕翻译活动中的“人”展开，包括译者、委托人、赞助人和读者，而其中译者是其研究的重点。翻译史研究以翻译家为重点研究对象，故此，翻译家研究具有翻译的理论和描写意义，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回顾与概述、批评与瞻前的作用。

我国对于翻译家系统性研究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近30年来，探索出了逐渐清晰的研究脉络，即从五个方面分析与描述研究所要交代的问题，即何许人？为何译？译什么？怎样译？译效如何？虽然探索研究翻译家的研究范式日益规范，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过于集中在名家名著上，疏于对隐形价值翻译家的挖掘与探索;研究途径浮于表层的史料钩沉，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研究维度囿于单一层面的个体活动，缺乏多维度的探讨以及历时与共时性的研究。本研究拟通过对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为对象，结合特殊历史语境，对这一时期外来翻译家研究史料有一个宏观的梳理与认识。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种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含文献的各种外部特征，采取数学、统计学方法来描述、阐释和预测相关对象的现状、发展趋势[2]，它是集数学、统计学、文献学为一体，注重量化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其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即各种出版物，尤以期刊论文和引文居多;作者数，即个人集体或团体;词汇数，即各种文献标识，其中以叙词居多。

（二）描述性翻译研究

在霍姆斯（James S.Holmes）看来，翻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即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性翻译学。他认为，在“纯理论翻译学”中，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二：一是描述翻译现象;二是建立起普适性原则，用以解释、预测翻译现象[3]10-11。在霍姆斯描述的翻译学框架里，“纯理论翻译学”的描述分支就是所谓的“描述性翻译研究”，考察对象主要有：翻译作品、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翻译家研究隶属于纯理论翻译学分支下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所研究的范畴包含对翻译作品、翻译功能及翻译过程的研究。

本文所选取的中国“红色”翻译时期翻译家研究中包含了研究对象——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以及研究历史语境——“红色翻译时期”，属于翻译史研究分支下的断代史研究，将所选取的对象置于特定时期进行考量。

二、研究对象

（一）特殊历史语境：中国“红色”翻译时期

“红色”小说，也即“革命历史小说”，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创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红色”小说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成就，此时国家对外翻译的题材也以“红色”小说为主[4]20，目的是为了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事业也亟待规范化，政府机构直接介入、大政方针的指导，构成了这个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5]31，与新中国一同成立的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而其下的《中国文学》杂志则成为这一媒介的唯一官方传播载体[6]604。

这一时期对外翻译工作可大致做以下四个区分：中国学者对译本进行选择;中国译者对这些作品进行翻译;外国专家对翻译进行润色与校对;官方专家定稿[7]。

（二）外来翻译家“红色”翻译时期研究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记录显示[8]，这一时期，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红色”小说共18部，其中外来翻译家共翻译13部，分别是沙博理（Sidney Shapiro）7部、戴乃迭（Gladys Yang）2部、巴恩斯（A.C.Barnes）2部、康德伦（A.M.Condron）2部，具体译作见表1。

国家图书馆可查阅的资料显示，中国“红色”翻译时期，外来翻译家翻译的“红色”小说占到了其总出版发行量的76%，而其中沙博理以总数7部，占比41%的绝对优势，为这一时期“红色”题材的外来翻译家的典型代表人物。

结合文献计量法，笔者在中国知网分别以“沙博理”“戴乃迭”“巴恩斯”“康德伦”为关键词，共检索出戴乃迭585篇、沙博理418篇、巴恩斯3篇、康德伦0篇，共计1 006篇（截至2017年12月31日）相关文献，占以“翻译家”为关键词在知网所检索出的文章总数的9.1%，可以说译学界对于外来翻译家的研究存有一定缺失。

借助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关于外来翻译家戴乃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其先生杨宪益的共同翻译模式（53篇）的分析以及译作《红楼梦》（56篇）的探讨上，共获得了18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对于沙博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译作《水浒传》（46篇）、文化层面如身份、翻译行为、意识形态（20篇）上，共获得了14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对于巴恩斯的研究分布在其戏剧《雷雨》翻译与翻译策略的探讨上，未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

借助文献计量法与描述性翻译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译学界对于外来翻译家的研究集中于对其主要译作的探讨与分析上，疏于藉以“红色”题材的专门研究，反映特殊历史语境下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机制运作的影响。

三、翻译家研究综述

（一）国外翻译家研究现状

翻译家研究是翻译史研究密不可分的部分，在研究的初期，对史料的研究通常包含了对翻译家的研究。西方的翻译活动最早始于对圣经的翻译，当时，译者被认为是“上帝的指派”，就译者自身而言，没有所谓的自由与主体性发挥的空间。随后，译者被标上诸如“带着脚镣的舞者”等标签，并没有在翻译研究中得到重视。

到了20世纪，翻译研究受到了现代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影响，扩展了其研究维度。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64年在其著作《翻译的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解构主义所坚持的译者显性和创造性功能等，都强调了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20世纪80至90年代，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统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跳出了语言学研究的桎梏，开始向更多元的领域拓展。而这一“转向”使得译者真正走向翻译研究的舞台中央，译者以翻译活动的“主体”身份，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Lefevere（1992）认为，（文学）翻译实际上不是如何遵循某种作用规则，而是一个译者做出抉择的过程，是翻译家将译本介绍给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时，所使用的最有效的策略[9]。“文化”转向后的西方开始对翻译家有了专门的研究，而不再囿于史料研究，以霍姆斯和图里的纯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下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研究范式，重点考察翻译家的翻译作品、翻译功能及翻译过程。

（二）国内翻译家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名家翻译的研究最早始于南朝梁僧佑的《出三藏集记》，是现存最早的目录，其中《述列传》记录了对译经人的传记，共收录了32位译经人，此传既是翻译史，又是名家翻译的研究心得[1]。清末民初研究名家翻译者以梁启超用力最著，在其《翻譯文学与佛典》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逐一评论著名译家的翻译及其文体[10]。这样看来，我国对翻译家的研究起步早于西方，但囿于单一的史料记载、翻译活动介绍或对其译作的赏析，且研究时期的分布零散，未成体系。

我国对翻译家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谢天振（1998）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该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作家（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件，还有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事件）[11]。许钧（1999）指出，翻译作为一项人类的实践活动，它首先是人的活动[12]。穆雷（2003）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现”了翻译家，翻译家的主体性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而且翻译界对翻译家主体性和翻译家的文化地位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国内翻译界肯定了翻译家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研究对象，对重构翻译规范，进而概括和提炼跨越不同翻译情景，适用于特定文类、领域的普适性翻译法则有着推陈出新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通讯》（现《中国翻译》）复刊，经常刊登翻译家本人的回忆录或别人撰写的翻译家介绍[1]，以介绍翻译家的翻译经历和主要成果为主，并未对翻译家作出个人评述以及其翻译思想的概括。

进入90年代，学界才开始对翻译家群体进行有系统、有目的、有主题的研究，主要有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李亚舒的《译海采珠：科学家谈翻译》（1993）、穆雷的《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青年翻译家研究》（1997）、许钧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2001）以及《巴别塔文丛》（2002）等。

进入21世纪，国内对翻译家的研究更具像化，如《福建翻译家研究》（林本椿等，2004）、《翻译家鲁迅》（王友贵，2005）、《浙江翻译家研究》（温中兰等，2010）、《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张旭，2011）、《翻译家巴金研究》（向洪全，2016）等。不难看出，新时期对翻译家的研究趋于具体化。

而机构与赞助人的支持，使得学界对翻译家的研究开启了总揽全局，从全方位、历史和共时的角度出发[13]关注翻译史的整体。先后发行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图书：中国翻译家译丛（首辑20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1998）、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林煌天、贺崇寅，199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方梦之、庄智象，2016）。这一阶段学界对翻译家的研究趋势顺应历史流脉，纵观统筹，全局策划，系统地整理历代和现当代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译学思想、译著译事和翻译经验，重塑我国翻译家的整体形象，凸显翻译事业对我国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期刊网数据库（CNKI，以下简称中国知网），以主题“翻译家”（模糊匹配，即：不对检索出的文献做任何人为筛选，下同）为检索条件（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检索出相关11 008篇文献，据此认为学界对翻译家的研究有三个特点：1）集中于民国时期以林语堂（152篇）、林纾（119篇）、严复（104篇）等为代表的翻译家研究;2）随着翻译家模式[1]以及译家描述[13]的提出，对于翻译家思想以及翻译实践的总结、译者主体性的描述性研究引起学界的日益关注;3）学界对于翻译家的研究往往是结合翻译思想、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策略为研究范式。

虽然学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翻译家研究模式，但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译学界疏于对外来译者的成体系的研究，使得翻译历史中具有隐藏价值的译家的学术价值被忽略，无法还原其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沙博理的研究未成体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沙译在美国发行的作品的评述[14]，诸如美国汉学家西里尔·伯奇（Cyril Birch）在《威尔逊季刊》对沙译《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es）的影响所进行的评述，但并未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兴趣。这是因为沙博理的翻译活动发生地主要在中国，且对外译介的作品大多是国外读者未曾接触的题材，并未能在西方读者群体中产生共鸣进而得到广泛关注，这也为目前和今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选材及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启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沙博理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初期，只限于零星的论述，并未形成特定的研究群体。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最早关于沙博理研究的

记录显示，在1983年，由新华通讯社主办的《瞭望》对沙博理的身份进行了探讨，发表题为《政协委员中的中国籍外国人》，但该研究只是对以沙博理为代表的特殊群体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未对其“翻译家”身份做任何深入的研究。

此后的近20年间，学界对沙博理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其“美裔中国人”这一身份和浅显的生平概述上。虽然沙博理在学界发出了自己对于英译《水浒传》的见解[15-16]，但并未引起同时期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沙译作品入手的第一篇研究性论文始于2001年[17]，且在接下来的16年间（截至2017年12月12日），对沙译《水浒传》的研究论文（通过相关性筛选后）共计141篇，约占关于沙博理研究总发文量的67%，成为了沙博理研究的主体[14]。

可以看出，学界对沙博理的研究缺少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对其翻译活动进行的系统研究。借助中国知网可量化分析，以主题为“沙博理”（模糊匹配）为检索条件（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检索出418篇相关文献，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见图1。

由图1可知，学界对于沙博理研究的第一个小高峰始于2006年，这可能是由于2005年正值沙博理90岁寿辰，引起了学界相关报道。自2006年以后，学界对沙博理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在2011至2013年到达了一个高峰，这可能是因为在此期间，沙博理先后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0）、“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11）等一些列獎项，引起了学界对其相关的研究与报道。

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发现（见下页图2），相关研究仍集中在其英译作品《水浒传》上，对其身份的探讨[18-19]以及翻译观[20]的梳理并不多见。但值得欣喜的是，学界对于沙博理的研究跳出了单一的《水浒传》译本研究模式，进而出现了对其翻译活动、翻译思想的概述性研究，研究的对象也开始向沙博理其他主题的译本进行扩展。

2014年，西德尼·沙博理于北京的家中，辞世长眠。同年，由中国外文局建立的沙博理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并下设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基地。学界对沙博理的研究至此有了国家机构层面的统筹。

随着翻译批评的文化行为视阈的转向，学者将翻译过程的内外相结合，对翻译本身的优劣评价逐渐减少，进而转向描述性研究。翻译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翻译家，翻译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翻译活动，而在翻译活动中翻译家为达到翻译目的，所采取的一系列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译者主体性[20]。

对于沙博理的主体性研究，在知网高级检索中，录入“沙博理”和“主体性”两个关键词，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检索出有效文献8份，分析总结出了国内的研究者对沙博理主体性研究的视角。前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结合不同理论对主体性的研究，如从主体间性和受制性角度出发，探讨译者如何平衡两者因素，从而确保译介效果的研究[21]，利用副文本相关内容，透视译者的翻译过程，从而把握译者主体性的研究[22]，从后殖民视角考察隐藏在翻译背后的不平等权力地位与译者主体性关系的研究[23]等;二是从翻译行为对主体性进行的研究，如译者的地位、作用、主体意识以及社会客观环境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影响[24]，“红色”文学翻译视角[25]等。从为数不多的前期研究中，可以看出，译学界对外来译者的研究相对较少，从译者自身出发，透过翻译行为，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下其翻译思想、素质等因素对译本译介影响的研究屈指可数。

五、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受限于对国外资料缺乏系统、条理的梳理，本研究对涉及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的国外研究现状的资料掌握差强人意。根据所搜集到的材料，国外关于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研究，限于对其第一部译介到美国市场的《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的评述，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题材与主题的“异质性”带给读者的“陌生化”，并未在读者群和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的研究滞后于对其译作《水浒传》的探讨。根据中国知网所收录的相关研究性论文情况，对于沙博理这一时期的研究始于2012年的一篇硕士论文[26]，其从译者的身份出发，探讨身份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的探讨，在其论文中所占比重不大，且为分章节的综述性研究。之后，有学者[8]从中国的“红色”小说外译角度出发，总览这一时期所有对外译介的“红色”小说，对沙博理进行了个案研究，但作者有抓“大”放“小”之嫌，并未对沙博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等做具体的分析。

2014年，随着中国外文局建立的沙博理研究中心以及下设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基地的相继成立，国内对沙博理的研究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中心，以中国海洋大学的任东升教授为先驱，开启了对沙博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活动的研究，尤以对沙博理在华翻译生涯的“高峰期”[18]即“红色”翻译时期的研究为重，先后出现了：从制度化翻译视角[27]探讨沙博理翻译行为;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28]分析沙译《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文化主体”标示以及沙博理翻译研究的价值[29];从意识形态及翻译行为视角[30]分析意识形态与沙译本对外译介的关系。但疏于对沙博理在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全局把握，使得上述研究略显零散，且未对这一时期有较为统筹性的研究。

之后关于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研究虽出现了对不同译本，如《小二黑结婚》[31]《林海雪原》[32]《小城春秋》[33]《平原烈火》[34]等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部分仍是从词法、语句层面分析，并未跳出语言层面的桎梏，从文化、行为批评视角看待翻译活动。令人欣喜的是，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了对其翻译观的总结[35-36]及其成因的探究[37]，更有从国家叙事层面对沙博理的翻译行为[38]进行批评与分析的。由此可以看出，学界对翻译家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的研究正日趋完善。

（三）沙博理“红色”翻译时期（1949—1966）的描述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中国翻译事业亟待规范化，政府机构直接介入、大政方针的指导以及系统化等，构成了这个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5]31。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坚定盟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采取坚决抵制和无情批判的态度[39]。

这一时期由苏联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学说称为一项政策，并作为一种权威的意识形态指导着包括翻译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领域[6]604。这一时期，文学翻译活动以“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主题，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首要任务，服务于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沙博理作为一位美裔中国籍译者，这一时期受聘于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的唯一官方传播载体《中国文学》，其不仅是“外国专家”，也是“中国译者”。这一时期新中国对外译介的大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题材的当代作品，对外翻译工作可大致分为四步：1）译本选取，即以中国学者为主对需要翻译的作品进行选择;2）翻译作品;3）外国专家对翻译进行校对;4）官方专家对译作进行定稿[7]。自1951年至1966年期间，沙博理以署名或匿名形式刊发在《中国文学》上的译文，共计3 237页，涉及111部文学作品，学界大致将这些作品分为三类。

（1）以抗日战争为题材，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见表2。

（2）以批判封建官僚主义为题材，反映解放战争后阶级斗争的小说，见表3。

（3）以展现新中国建设为题材，赞扬劳动人民的小说，見表4。

其中，《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作为沙博理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大背景下，其价值与意义值得深挖。

六、结束语

目前，国内翻译家研究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在资料与理论的融合上有所欠缺。夸大个体的主观作用，将翻译家翻译活动与历史背景割裂开来，对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史料等只进行简单罗列、堆砌，并未对其进行历史性、共时性研究与分析。这样简单的资料铺陈，未能达到丰富翻译史的最终目的。本研究选取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为研究对象，结合“红色”翻译时期这一历史语境，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外来翻译家在华翻译活动进行宏观梳理。藉此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翻译家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巨大贡献，从而更好地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通过对翻译家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史料的梳理、归纳与总结，以期为还原具有隐形价值译家沙博理应有的学术地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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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渭波）

作者：聂炜 张白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