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信息系统医疗保障论文

2022-04-28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有效缓解民族地区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应从明确政府责任、建立筹资机制和加强新农合软硬件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农合信息系统医疗保障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新农合信息系统医疗保障论文篇1：

新农合实施十周年纪实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新农合实施十年来，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农合自实施起至2011年，参合人数达8.32亿，参合率97.5%，人均筹资标准从2003年的30元提高到2011年的246元，受益人次数从2004年的0.76亿人次提高到2011年的13.15亿人次，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以上，补偿封顶线达8万元。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

新农合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 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5年山西省高平县在农业社保健站中采取社员群众出保健费与生产合作社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办法建立起了合作医疗。直至1962年，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已经接近50%。1968年，毛泽东主席批示推广湖北省长阳县乐阳公社兴办合作医疗的经验，掀起了兴办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1979年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试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章程，全国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试行了合作医疗，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将卫生筹资，卫生服务的提供和监督管理统一在一起，用较低的投入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基本医疗。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农村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状况发生显著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这个决定再次提出了发展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并提出多渠道筹资，多种形式举办的原则。但也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政策，这项工作在大部分地区进行缓慢，农村人口覆盖率一直在10%左右浮动。

农村合作医疗处于困境原因首先是原有筹资机制不适应农村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作为合作医疗主要的筹资来源的集体经济失去了继续支持的能力，政府缺乏明确的资金支持，只靠农民个人筹资，农民缺乏积极性。第二是农村合作医疗自身存在的缺陷：统筹规模小、筹资水平低、保障程度不高。第三，在农村新形势下，对于“要求办合作医疗，怎么办合作医疗的问题”，相关部门认识不一致，政策不协调，制约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和成长。

2. 新农合成为农村医疗保障

进入21世纪，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卫生公平性要求出发，建立一种基本的农村医疗保障形式势在必行。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还难以建立覆盖城乡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可能用商业医疗保险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医疗制度，探索建立适应国情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成为农村医疗保障现实和必然的选择。2000年初开始，根据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批示，国务院体改办会同卫生部、农业部进行了农村卫生联合调研。2000年9月15日李岚清同志主持了体改办牵头，卫生部、农业部、国家纪委、财政部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发布了相关的调研报告，并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农村卫生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

2002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召开之前，李岚清同志明确指示要加强对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视，卫生部要把农村卫生工作放在第一位。随后，有关部委在体改办的牵头协调下，在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基础上形成了文件初稿，并反复沟通讨论逐步形成共识。国务院办公厅又两次召开会议听取各层意见，共有16个省市区参加了讨论修改稿的工作。2002年10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主持常务会议专题讨论，又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审批，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新农合制度，到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群众。

2002年10月2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3年1月，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文件，明确了国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原则，以及组织实施，基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等政策，新农合政策开始正式启动。从2003年起，中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合农民每年按10元标准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补助不低于人均10元，具体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对此，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曾在国务院常委会议上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这不是中央拿10块钱的问题，而是建立起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3. 新农合试点工作全面稳步推进

2003年下半年开始，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卫生部门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推进新农合试点工作，在组织发动、完善政策、探索机制、规范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试点工作推进顺利，新农合制度迅速发展。2004年1月，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等11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做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试点的目标任务，细化有关原则要求，对制度探索的重点环节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完善了新农合有关政策，推动了新农合的健康发展。从2003年7月开始各地逐步开展新农合试点工作起，到2004年年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有333个县市开展了试点工作。2005年8月，温家宝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01次常委会议，专题听取工作汇报，确定了今后几年新农合发展的目标，并加大了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快了发展的速度。2006年1月，卫生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各地财政补助政策，补助力度，扩大中央财政对新农合补助范围，对加快推进新农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开展新农合试点县达到1456个，占全国县市区的50.7%，参合农民达到4.1亿人，参合率达到80.7%。截至2007年6月30日，参合人口达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2008年，新农合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参合率达到91.5%。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司长杨青在2012年2月27日卫生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7%，全年受益13.15亿人次。

4. 农民切实感受新农合带来的实惠

新农合制度的建立，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了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2004年～2008年，中央财政投入了169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也加大投入，加强了农村卫生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改善农村机构服务条件，采取了综合措施，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

新农合为农村居民带来的直接利益还有医疗服务利用率明显提高。根据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总调查，2008年的数据与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比较，农村居民2周就诊率增加了0.5%，2周患病未就诊率比例从44.7%下降到37.7%，下降7个百分点，其中因经济原因未治疗的水平从40.4%，下降到28.4%，下降了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年住院率从2003年的3.4%提高到6.5%，增加了3.1个百分点。应住院未住院的比例从34.7%下降到27.9%，下降了6.8个百分点，其中因经济困难未住院的比例从76%下降到70.7%，下降了5.3个百分点。新农合让农民们从此敢走进医院看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就医思想。

可以说，新农合既方便了农民就医，降低了医疗费用，也促进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新农合制度的主要特点

新农合制度在建设和组织管理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进。与1955年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有了很重大的改进创新，当前的新农合制度主要有6方面的特点。

1. 筹资机制和政策措施更加完善：新农合制度的筹资机制是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规定了中央和地方财政资助的数量标准，这是新农合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它确定了以政府财政为主要筹资方，和过去集体经济或个人筹资为主有了很大突破。

2. 突出了以大病统筹为主要目的：新农合制度主要对大额费用或者住院费用进行补助，重点解决农民患大病而导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一农民生活中最迫切、最关注的问题，抓住了关键环节。

3. 统筹层次提高，抗风险和监管能力增强：新农合制度由县级进行管理，一般以县级为统筹单位，条件不具备的地方，也可以乡统筹起步，逐步向县统筹过渡。新农合资金实行以收定资，收支平衡和公开、公平、公正管理的原则，专款专用，专户储存。

4. 组织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国务院建立了新农合领导小组和户籍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各级省政府也成立了新农合领导小组，县级政府成立了新农合管理委员会，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立了新农合的管理机构。这些组织措施改变了过去合作医疗由卫生部门独家办，这是新农合取得成功非常重要的经验之一。

5. 监督机制强调民主公开：县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由相关部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新农合监督委员会，检查监督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同时实行定期审批、张榜公布等措施，保证新农合基金全部公正、有效地用在农民身上，提高制度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

6. 同步推进了农村合作医疗救助制度：重点资助救助是对新农合报销后的自费费用再给予一定的二次补偿，进一步改善了贫困人群的医疗卫生状况。

新农合典范项目遍地开花

新农合的开展延续了“试点先行”的办法，各地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开展了新农合的探索和实践，在改革支付方式、“一卡通”、单病种付费等方面涌现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成功典范。

1. 惠民之策——支付方式改革

今年5月，卫生部联合发改委、财政部下发《关于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新农合的支付方式将由单纯的按项目付费向混合支付方式转变，如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其核心是由后付制转向预付制。

《意见》指出，实行支付方式改革，有利于巩固完善新农合制度，增进新农合基金使用效益，提高参合人员的受益水平；有利于合理利用卫生资源，规范医疗机构服务行为，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对于新农合制度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让农村居民切实享受医改成果，保障参合农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将支付方式改革作为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重要手段，实现管理创新和激励机制转换。

湖北省在探索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湖北省卫生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医改办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控制医药费用上涨，提高参合农村居民的受益水平。《意见》提出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的主要目标：从2012年开始，在全省所有统筹地区建立覆盖区域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的新农合普通门诊总额预付和住院按病种定额付费、按床日付费、按单元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探索统筹区域内医疗集团住院费用总额预付的支付方式，争取到2015年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病种全覆盖的支付方式改革目标。

2. 便民之举——“一卡通”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在2011年召开的全国基层卫生和新农合工作会上指出，各地要根据卫生部制定的相关标准，积极推进新农合“一卡通”试点工作，满足参合农民异地就医的需求。今年，卫生部把新农合国家级信息平台建设作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快推进，各地要尽快完成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为部省信息系统联通提供必要条件。

以安徽省为例：2011年，安徽省在新农合定点医院即时结报工作会议上宣布，安徽省已完成全省新农合即时结报“一卡通”建设，2011年底前在省内各个省市级医院全面推广应用。即参合农民除了在自己户籍所在县看病能即时结报，在16家省级医院、147家市级医院住院治疗，都能享受“出院当时就报销”。卫生部农卫司司长杨青参加了安徽省新农合省级“一卡通”试点成功典礼，他表示：安徽新农合即时结报“一卡通”是率先在全国以省为单位试点成功的典范。

与此同时，新农合“一卡通”还将与健康档案、公共卫生、医院管理等信息系统整合衔接，使之成为涵盖农村居民参合、就医、结算、预防保健、健康信息的综合健康“一卡通”。

3. 随民之愿——提高报销比例

在8月17日举办的“2012中国卫生论坛“上，卫生部办公厅主任侯岩做了题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的报告，其中提到：新农合自实施起至2011年，人均筹资标准从2003年的30元提高到2011年的246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0%以上。2010年推行新农合大病保障，截至2011年底，已有近30万包括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心病、终末期肾病等8种重大疾病患者享受到补偿，实际补偿平均达65%。2012年，又将肺癌、食道癌、胃癌等12种常见多发大病纳入农村重大疾病保障试点范围，费用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0%。

新农合覆盖率和报销比例的提高对缓解农民看病贵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海南省为例，海南省卫生厅和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海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2012版）》，统一调整完善海南省新农合补偿政策，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和参合人员受益水平。调整后，海南省新农合住院报销比例将达75%左右，门诊报销比例将不低于50%。在住院补偿方面，市县级定点医院住院起付线进一步降低，由2011年的500元降至400元；住院补偿比例进一步提高，实行差别支付制度，合理分流病人。省内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由55%提高到60%；市县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由70%提高到75%；乡镇卫生院300元以下部分由50%提高到60%，300元以上部分由85%提高到90%，力争统筹区域内政策范围报销比例达75%以上。

信息化建设支撑新农合十年历程

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朱庆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对新农合实施十年来信息化提供的支撑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新农合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建设的支撑，新农合走过的这十年从拨算盘，到用计算机录入信息，到本地的实时结算，到省级平台建立后本省内的实时结算，再到现阶段建设的国家级平台建立后全国的异地实时结算，走过的每一步都因为信息化的支撑而逐渐深入。”卫生部在新农合的建设过程中，也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标准和规范。

1. 新农合信息系统发布指导意见

根据卫生部的要求，全国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要逐步建成以两级平台(国家级、省级)为主，多级业务网络(国家、省、市、县)并存的模式。提倡按照省级建立信息平台，县级建立业务操作网络，市级通过省级平台建立辖区虚拟信息管理网络的方式建立省以下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初期业务网络至少要覆盖到乡镇经办机构和同级的定点医疗机构，并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管理的需要进行适当扩展。市、县两级是否建立信息平台，由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本着合理、节约、高效的原则确定。这些规范都源自卫生部于2005年和2006年两年间连续发布的两个文件。

2005年5月30日，为了加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信息管理工作，规范全国各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各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平台的建设，促进信息系统与信息资源共享，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印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基本规范（试行）》的通知”。该规范作为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在采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软件或计算机企业开发相应软件时的基本技术标准。卫生部也将按照本规范的要求建立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数据交换中心，同时要求各省依照本规范上报数据。

2006年11月22日，卫生部颁布了“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是专门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管理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对新农合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该“意见”为全国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提高新农合的科学管理水平，保障和促进新农合制度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指导和规范作用。

该“意见”表示，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全国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的有关原则和指导意见，负责新农合国家级信息平台和数据库的建设和运行，协调、指导省级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行。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统一要求分别负责本辖区内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负责省级信息平台和数据库的建设和运行，对县（市）级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行进行监督与技术指导。与此同时，在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计算机网络资源和信息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由于各地新农合的组织机构设置、制度设计和实施模式尚不统一，因此，要在系统建设实施前和实施中对业务流程不断调整和完善，用科学的业务流程优化信息系统建设，利用高效的信息系统使业务流程更加规范。

2. 国家级平台实现跨区域结算

2011年，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加快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开展“一卡通”试点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尽快完成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加快县级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利用好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开展村卫生室信息化建设。在已经基本实现县乡两级即时结报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新农合省市级定点医疗机构的即时结报工作，结合门诊统筹和村卫生室信息化建设进展，推进村卫生室的即时结报工作。逐步达到农民持卡在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机构就医和结算的目标。

目前，全国已经有很多省建成了新农合省级平台，为农民在本省内的新农合实时结算提供了保障。以江苏省为例，2010年8月，该省新农合省级信息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需要外转就医的患者可以在当地合管办，通过省级信息平台向省级医院提出转诊申请。省级医院根据病人病情和医院收治能力及时作出答复，约定时间，并为参合人员开通接诊绿色通道。在省级医院医治结束后，参合人员在出院时只需交纳个人自付部分的医药费用，不需回到参合地办理补偿手续。

卫生部农卫司司长杨青在谈到新农合国家级平台解决参合农民实时结算时也曾表示，如果农民工参加了新农合，在省内70％的省市定点医疗机构是可以即时结报的。对于跨省的农民工，卫生部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农民工输出地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和输入地的有关部门协商，确定合作医疗的定点医疗机构，这样在务工地点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可以即时报销。二是正在努力建设新农合的国家级信息化系统平台，现已在一两个省进行试点。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进行互联互通，以后农民工到任何一个跨省的医疗机构就医，他的信息可以通过国家级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即时结报。

卫生部农卫司副司长聂春雷在中国农村卫生协会近期召开的“新农合实施十周年大会”上表示，在很多省都建成了省级新农合平台的基础上，要让这些省级与国家级平台进行连接，完成互联互通的工作，为全国的异地跨省实时结算奠定基础。截至今年年底，全国将有大约30%的省级平台与国家级平台实现互联互通。

新农合信息系统医疗保障论文篇2：

民族地区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思路研究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有效缓解民族地区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应从明确政府责任、建立筹资机制和加强新农合软硬件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在减轻民族地区农民医疗负担、提高卫生服务质量、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发挥着“保护伞”和“稳定器”的作用。由于受特殊的自然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民族地区的新农合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着就医成本高、农民参合积极性不高、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供给能力短缺、新农合运行监督不规范、语言障碍带来的就医困难等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民族地区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明确政府责任、建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筹资机制、探索适应民族地区新农合的报销补偿政策、加强新农合软硬件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明确政府责任，建立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

（一）明确政府在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险中的主要职责

国家应把加强民族地区新农合工作作为战略重点，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我国不仅城乡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民族地区的农民因为收入水平更低，他们比城镇职工更需要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的支持与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卫生政策不能仅仅使部分健康的人群更健康，而应当促使那些没有健康保障的人群得到基本的健康保障。同时，医疗保障尤其是公共卫生保障，是典型的社会“公共产品”，它要面向全社会，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城镇居民 [1] 。

（二）建立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

新农合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酬资方式，造成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新农合资金筹集十分困难。因此为了提高民族地区农民参合的积极性，除了继续加强少数民族群众新农合政策的宣讲、科学的“生老病死观”教育、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教育之外，建议调整现行新农合资金拨付的顺序，采取政府资金先行拨付的方式，即：先由地方财政将合作医疗的补助金筹齐，再由中央财政拨付补助金，最后按到位的各级政府财政补助收缴农民个人负担部分。这种政府投入方式，既能让农民感受到新农合真实可靠，也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农民自愿参合的比例。

二、逐步建立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筹资机制

（一）在明确政府财政投入责任的基础上，制定差别化的筹资政策

在增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前提下，民族地区的筹资标准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于本地区收入水平的总体状况动态地确定，不同类型的农民可采取不同的参合形式与缴费标准：对于超过民族地区平均收入水平且不愿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要正确引导并逐步做到强制性参与；对于低于民族地区平均收入水平但超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农民，要鼓励其参加新农合，并给予适当的补助；对于民族地区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农村贫困人员，政府应免费让其参加新农合，个人筹资部分由政府进行补贴。

（二）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并保证资金及时到位

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筹资的责任更多应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同时应积极拓宽民族地区新农合筹资的其他渠道，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资助，积极争取外部援助以确保民族地区的新农合财政补助资金及时到位。

（三）积极探索简便易行的筹资方式

民族地区可根据自身实际采取“补贴”式筹资方式，即将新农合纳入政府支农涉农的优惠政策框架中统筹，变合作医疗向农民逐户逐人的直接筹资为从财政给农民的优惠补贴中统一抵扣，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地完成筹资。

三、积极探索适应民族地区新农合的报销补偿政策

对于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民族地区的农民而言，就医时高昂的治疗费用、高药品价格与报销比例偏低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应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适当调整报销比例、费用补偿标准及保障待遇，向大重病、疑难病参合患者倾斜，加大对落后贫困地区的财政补偿和贫困患者的补助力度，切实减轻参合患者家庭负担。

（一）降低起付线，扩大受益面

为进一步提高参合农民的收益水平，在保大病的同时，更要兼顾小病，降低起付线，将小病和门诊纳入报销范围，把更多的农民纳入到保障范围内。

（二）提高补偿比例

应根据民族地区新农合资金使用状况和农民的需求，及时调整新农合政策，增加可报销疾病、医用材料种类，将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75%左右，按照六部委《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做好大病保险与新农合大病保障工作的衔接，优先将儿童白血病、肺癌等20种重大疾病纳入新农合大病保险范围，扩大受益人群范围。

（三）适当调高封顶线

将民族地区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倍以上，且不低于6万元。同时以新农合为基础，不断完善特大病、特种病农民患者“先治疗、后结算”的救治方式，与民政部门大病救助相结合，患者在医院住院时，先由医院垫付绝大部分医疗费用，患者出院后再与新农合机构结算。

（四）扩大就医范围，提高异地报销比例

为方便民族地区外出务工农民就医，以及治疗大病、重病须异地就医时能够最大限度享受新农合政策，应加强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合作，促成新农合多区域、大范围联网，逐步实现报销异地结算或提高报销比例，推行省外异地结报，弥补农村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空白。同时还应做好二次补偿工作，合理使用基金，使新农合基金效益最大化。

四、加强新农合软硬件建设，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要解决民族地区农牧区卫生资源匮乏、医疗设施落后、基层医疗卫生条件差等问题，提高医疗服务管理水平，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能力

对符合当地区域卫生规划的村级卫生机构应加大支持力度，强化其初级预防保健能力；对乡（镇）卫生院的定位进行适当调整，使其在保留一定卫生服务能力的同时，把重点尽量放在社会健康服务管理方面，逐步成为农村社区卫生健康的管理中心[2] 。其中，贫困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可以适当发展，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应按照几个行政村的有效服务半径来规划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保留其检查、化验等功能，规范和普及民族地区农民定期体检，提高疾病预防能力。

（二）加大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硬件设施建设

对不达标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进行改扩建，购置一些必需的医疗设备，解决乡（镇）卫生院救护车的配置问题。在药品购置方面，由县级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招投标购置，对村卫生室所使用药品进行统一安排，使农民能用到质优价廉的放心药品。

（三）采取各种方式提升农村基层医疗队伍水平和服务能力

国家和各级政府应通过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一些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和各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或服务，使乡、村医生的整体水平上一个台阶，让一些大的疾病在乡医院里就能解决，使农民有大病不出乡。对于医疗条件差、交通不便的偏远贫困地区要定期组织上级医院专家开展巡回诊疗、专家坐诊和远程医疗，合理收费，解决这些地区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省（区）、州（市）级医院工作的医生，在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后分期分批到偏远贫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定期有偿服务，并将此作为职称职务晋升的重要标准。对民族地区现有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定期培训，在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同时，加强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培训，培养一批合格的能熟练运用双语为农民服务的医疗卫生队伍。

（四）加大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

各级政府要按照新农合管理信息系统的规范要求，建成省（区）级、县级、乡（镇）级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加快村卫生室信息化建设，在同一统筹地区，做到统一政策、统一业务流程、统一报销比例。结合农民健康卡的发放，推进新农合“一卡通”工作，逐步实现农民持卡在省、市、县、乡（镇）、村五级医疗机构就医和结算的目标。加强新农合与医疗救助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两项保障制度间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快推行农村地区“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方便困难群众就医。

五、将新农合纳入到法制化管理轨道，强化监管职能

当前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法律制度已经建立，但作为农村医疗保险主要形式的新农合，目前仍未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中。

（一）将新农合纳入立法体系，实现新农合的规范化法制化运行

在进行新农合立法时，要立足于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进行，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又要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使新农合法律制度成为符合各地农民实际利益的好法律。国家要尽快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条例》，就新农合的参加对象、资金筹集、资金管理、保险待遇、管理体制、医疗服务管理等做出具体规定。同时加强民族地区立法职能，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特征制定出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新农合地方性法规，以保障民族地区新农合的持续稳定运行，形成以《社会保险法》为统领，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条例》为主体，以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为补充的完整法律体系。

（二）强化监督管理职能

借鉴国际经验，可成立由政府和社会组织组成的专门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经办机构，建立新农合管理、经办、监管相对分离的管理运行机制，增强制度的公开性和财务的透明化，这样既能加强政府的监督又能提高基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

六、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新农合中的作用

在我国不仅中医药历史悠久，而且在民族地区还有独具特色、应用广泛的蒙药、藏药、苗药、维药等民族医药。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以其低廉的价格、良好的疗效对降低医药费用、减轻农民的看病负担起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大对中医民族医药的投入力度，将中医民族医疗机构纳入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设立中医民族医药事业专项补助经费，加强对贫困县、边境县、民族自治县的中医民族医院基础设施项目和专病专科建设，对民族医药的秘方要及时挖掘和开发利用，加强民族医药科研能力开发、民族药院内制剂的研发、民族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配方的筛选工作，不断提高民族医药研发能力、诊疗规范程度和诊疗水平。县、乡两级新农合报销医药目录应积极纳入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中医药和民族药，为民族地区提供优质的传统医药服务。通过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应少数民族农民生活习惯和诊疗费用低廉的优势，有效缓解部分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七、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新农合的有效运行提供内在动力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造成了农民收入水平处于全国的落后状态，其直接表现为民族地区新农合发展整体水平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各级政府要创新工作思路，将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和促进农民增收与合作医疗工作通盘考虑，积极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非农非牧收入，抓好本地区的脱贫致富、农民增收和社会互助及优抚工作，在促进农民居民不断增收的同时，鼓励并倡导农民依据自愿原则参与农村医疗保险。只有发展壮大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农民收入增加才有保证，农村医疗保险的持续发展才有保障，才能为新农合的有效运行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马侠.浅谈农村医疗保险[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6）：107-108.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评估组.发展中的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评估报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58.

作者：朱新武

新农合信息系统医疗保障论文篇3：

新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影响因素分析及方案设计

摘要：自辽宁省沈阳市建立新农合制度以来，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初步探索出一条以新农合为基础，全力解决特困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效途径，取得了政府得民心、农民得实惠、卫生事业得发展的显著成效。从新农合参合率影响因素的视角，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人口因素，地方财政支持和卫生服务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具有可行性的优化方案，对沈阳市新农合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沈阳市；新农合；参合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2004年12月，沈阳市在法库县进行新农合试点；2005年6月1日，沈阳市在全国率先全面建立新农合制度。2010年，沈阳市参合农民达到238.12万人，占常住农业人口的99.3%，农民最低筹资标准达到165元，参合农民住院报销最高封顶线提高到5.5万。沈阳市新农合基本实现全面覆盖，并不断推行新政策，比如，将年末结余资金全部用于对患重特大疾病发生费用较高的患者实行“二次补偿”；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足额到位，并全部用于农民医疗补偿，要求不得挤占挪用，做到“零结余”；针对特困农民推出了“事前救助”政策，包括双垫付①、零起付②、简便报销③等。以上这些优惠政策，形成了以“新农合+医疗救助”无缝对接为特点的新农合“沈阳模式”，最大限度地让参合农民受益。

目前很多关于新农合的文献都是对全国或各省份新农合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农合的基金运行情况、管理监督状况以及政策推进中遇到的问题等研究。有关辽宁省新农合方面的研究却比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方式和随机抽样方式对新农合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例如，隋福民和韩锋（2008）以辽宁省阜蒙县为调查对象，针对新农合运行的实际绩效未达到预想效果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建议[1]；杨成波（2009）以保费问题为视角，指出辽宁省新农合保费在筹集过程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2]；代英姿（2010）以辽宁地区家庭为样本，指出目前新农合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提出必须在融资、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的对策[3]。国内只有寥寥数篇关于沈阳市新农合方面的文章，郑锴和许伟（2006）以农民参合意愿为视角，对沈阳市试点县和非试点县的农户进行调查，得出农民有参与新农合愿望的结论[4]；吴琰和左志伟（2008）指出当前沈阳市新农合制度的实施取得一定成效，并提出了推进新农合的建议[5]。由于新农合是地方性政策，地方性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目前有关沈阳市新农合仅有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基础面上，提出的一些建议实际操作性不强。本文以沈阳市新农合参合率影响因素为视角，分析了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目前沈阳市参合状况，提出具有可行性的优化方案，而这也正是本文的最终落脚点和意义所在。

二、参合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部分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影响参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因为新农合保费属于生活费用支出，必然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挂钩，另一方面因为一些相关政策都是用这种静态标准来衡量的。例如，卫生部2009年规定“新农合补偿封顶线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沈阳市“农民住院个人支付费用占农民纯收入比例逐年降低”等。一般来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缴纳保费的水平越高，农民对新农合的需求就越大，参合率也会随之提高。表1[6]为2000-2009年沈阳市农村居民医疗消费状况。从沈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上来看，2000年为3115元，2009年增加到8 752.9元，是2000年的2.81倍；从沈阳市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上来看，2000年为80.5元，2009年达到478.41元，是2000年的5.94倍；从沈阳市农民医疗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上来看，2000-2004年发展趋势平稳，从2005年开始，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与新农合政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的关系，设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X，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为因变量Y。利用表1和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农民人均纯收入X与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Y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自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进入回归方程，没有被剔除。可决系数R2=0.970，表明模型拟合情况较为理想。在系数显著性检验中，t 统计量为15.959，其绝对值大于2，说明方程拟合度良好。双尾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Sig为0.000，说明回归方程预测性能良好。最终得到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的线性回归方程：

Y=-167.031+0.071X

回归模型表明，沈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增加0.071元。以上分析结果说明，沈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影响是成正相关的。因此，增加沈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促进医疗消费支出，有助于提高参合率，进而促进新农合的发展。

（二）农业人口因素

农业人口因素对参合率的影响主要包括农业人口数量和农业人口特征的影响。随着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化，农民对新农合的需求也会发生相应改变，进而影响参合率的高低。沈阳市13个区县（市）中涉农区县（市）为：东陵区、于洪区、苏家屯区、沈北新区、新民市、辽中县、康平县和法库县④。总体上讲，沈阳市农业人口少于非农业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会降低参合率。从2005年沈阳市实行新农合制度以来，从最初的184.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38.12万人，参合率从88.12%上升到99.3%。究其原因，新农合与城镇医保相比，个人缴费出资负担较低，局部城镇居民也选择了参与新农合，这就使得沈阳市新农合的参合率不断提升。人口流动因素对沈阳市农业人口数量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沈阳市，外出务工人员收入超过30%的县区包括苏家屯区、康平县和法库县三个县区。苏家屯区具备出国、外出打工的条件和习惯；而康、法两县则主要是由于本地的二、三产业发展不足，不能满足剩余农民就业，农民则不得以选择外出务工[7]，外出打工农民15岁～35岁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0%以上。因为这类人群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但常年在外，认为即使参加了合作医疗也无法享受，出现了“身体健康状况差的中老年农民参合积极性高于身体状况较好的中青年农民”的问题，形成参合人口的“逆向选择”。因此，有利于流动人口参合的制度设计是今后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向[8]。

农业人口特征对参合率的影响主要包括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从年龄结构上看，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发病率不同，对医疗费用的影响程度不同。通常情况下，年龄越大，对新农合的需求量就越大。老年人的身体素质相对较差，患病风险性相对较高，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较大，对新农合的需求也就更高，这部分人群可以提高参合率[9]。沈阳市人口老龄化情况比较严重，我们以1000户为统计口径来研究2000—2008年沈阳市农村住户的年龄结构。从图1[10]中可以看出，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一直以来都比较大，接近10%的警戒线，且并无减少的趋势，说明沈阳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新农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受教育程度上看，一般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问题，更加需要新农合这样的医疗保障。图2反映了2000—2008年沈阳市农村住户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可见，沈阳市农民教育水平多集中在初中文化，其次是高中和小学文化，中专、大专及文盲程度所占比例较小。由此可见，沈阳市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教育比较落后，这就容易导致大多数农民风险意识差、互助共济意识薄弱等，对新农合参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在实际参合过程中，教育程度低的人往往都是老年人，但年龄越大的人参合率越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青年人反而参合率较低，这就出现了理论分析与实际情况悖离的现象，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地方财政支持

由于参合农民在购买医疗服务时，可以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资金补偿，农民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增加了农民参合积极性，提高了参合率。目前，沈阳市新农合筹资中，个人需要缴纳的参合费，多为每人每年10元，20元或30元。这与不断增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相比，是不会给农民带来较大负担的，原因是各市区乡级财政补助占筹资的绝大部分。从近十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沈阳市在医疗卫生财政预算资金支出方面投入较大，且呈不断攀升趋势。作为政府和财政部门来讲，新农合筹资问题和补偿标准的制定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两方面对参合率有着很大影响。

沈阳市农民最低筹资标准从2005年人均28元达到2010年人均165元，居辽宁省首位。近年来，农民医疗需求释放和提升速度很快，新农合基金平衡压力很大，新农合筹资标准逐步提高是个大趋势，这也加大了各级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的压力。加之新农合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缴纳，家中没有老年人或病人的农户缴纳新农合积极性不高，这无疑给筹资工作带来难度。另外，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这些新农合主要承担机构实行药物零差价制度之后，由此造成的医院收入降低部分，由地方财政补偿，因此地方财政配套压力加大，给新农合筹资带来很大困难。新农合筹资机制不稳定，同时也是地方难以准确把握偿付标准的原因之一。在补偿比例方面一直面临着“两难”问题，即如果补偿标准不高，会降低基金的使用率，造成年底结余资金过多的问题，农民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如果补偿标准过高，由于报销的人数和金额过多，则年底新农合基金可能会透支。

（四）卫生服务能力

卫生服务能力的考核主要包括对医院、卫生院数，床位数，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以及卫生防疫人员数等进行配比研究。为了研究方便，根据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习惯性划分，将沈阳市各区县（市）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区和铁西区；第二层次包括苏家屯区、东陵区、沈北新区和于洪区；第三层次包括辽中县、康平县、法库县和新民市。表2反映出了沈阳市各区县（市）卫生医疗条件对比情况。纵向数字一致表示配比情况优，较为一致表示配比情况良，余下情况为配比情况较差。根据表2的整理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划分地区医疗水平的差距和医疗配比的不合理情况。按照各项指标成正相关的原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辽中县医疗设备及医生配比情况优，沈河区、沈北新区医疗设备及医生配比情况不合理，其余区县配比情况为良。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目前沈阳市各区县（市）存在着资源、技术、人才配比不合理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结合各区县（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居民人口数量等因素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沈河区为例，其医院、卫生院数几乎是和平区的3倍，但在其他数量指标上却不及和平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沈河区的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比较多，而这些机构的“硬件”和“软件”都不及和平区的一些大型综合性医院，因此，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得出“沈河区医疗设备及医生配比情况不合理”的结论。可以说，和平区作为沈阳市的中心区域来讲，拥有着最高的医疗服务水平，而沈河区在基层卫生服务方面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

三、优化方案设计

本部分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促进农民增收

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增收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实行一系列有效措施。第一，发展县域经济。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可以用贷款贴息等方式扶持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引领县域经济的发展，推动县城和小城镇建设，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进入到其他产业领域。目前，沈阳市“一县一业”格局已初步形成，比如于洪家具、五金，沈北食品、农产品加工，苏家屯钢管，法库陶瓷，康平塑编以及辽中装备制造业配套等产业集群。第二，优化第一产业结构。目前，第一产业获得的收入是决定沈阳市农民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而单纯依靠传统种植业收入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大力发展以设施农业为主的现代高效农业，以畜牧业为重点发展领域，大力发展林、牧、渔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第三，转变产业发展方向。引导农民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发展，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增加非农产业收入比重，提高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第四，调整收入结构。增加工资性收入比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在于农村劳动力能够切实转移到二、三产业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是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途径。图3表示的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二）提高农业人口素质

在农业人口数量方面，苏家屯区、东陵区、沈北新区和于洪区与城区相连，处于半城半乡状态，农村和农业人口在加速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其中苏家屯区农业人口相对较多；辽中县、康平县、法库县和新民市农业人口偏多，处于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变初级阶段，其中新民市农业人口相对较多。因此，苏家屯区和新民市应该作为重点覆盖新农合的地区，也就是重点发展农业人口集中的地区，从密度到广度，真正达到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的目的。在实际工作中，苏家屯区在农村卫生院等医疗设施建设、新农合制度的推广普及和农村特困医疗救助体系等方面也是十分突出的，参合率接近99.9%。在流动人口方面，针对外来流入人口，可适当放宽新农合政策，将城市社区医疗机构确定为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执行新农合门诊统筹政策。而针对本地流出人口，由于很多外出农民没有合作医疗保障，应制定关于外出务工人员参加新农合的合理可行的政策，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完善信息系统，简化报销程序，与其他省市进行跨地区医疗合作，突破地区限制的束缚。

在农业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由于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缓解沈阳市人口老龄化应该作为工作重点，根据沈阳市实际情况，采取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并重的原则。在居家养老方面，对于生活相对困难的老人，应由政府买单、提供家政服务，建立老年康复服务中心和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对于在这方面有先进经验的地区，进行调研与学习，从而推广沈阳市农村居家养老的做法。在机构养老方面，加大力度补充农村中心养老院，使农村养老院数量与农村老年人数量相协调，同时要注重养老院的质量，解决农村养老院条件差、设施不完备的问题。在农村教育程度方面，主要是要提出提高新农合参合率的思想意识教育方案，不能够完全按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注重自身健康问题”的原则，而是要综合考虑农民自身健康状况的因素，主要是要加强对新农合的宣传教育。例如，通过大量印发宣传资料、电视媒体宣传教育等方式，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和各项补偿标准。各区县（市）政府主要领导要做到亲自动员发动，卫生主管部门领导深入镇、村进行宣传和发动，指导开展农民参合工作，尤其是要加大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宣传力度。

（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新农合资金应该帮助农民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应该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加大投入财政补贴。根据前面的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是参合率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可以考虑用加大农业补贴促进农民收入的方法，间接地影响农民对医疗的支出和对新农合的参合率。图4表示的是财政支持和农民收入对医疗保健的双重作用。农民人均总支出主要体现在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而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主要包括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也就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支出，生活消费支出中主要研究对医疗保健消费的支出。财政支持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体现为农业补贴，在农民医疗方面的补贴体现为新农合补贴。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直接作用到提高农民收入上，而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多，生活水平就会提高，根据恩格尔定律，农民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逐渐减少，会更加注重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这一点从近些年沈阳市农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也可以得到验证。此时，财政新农合补贴与农民个人支出的双重作用都会促进农民对医疗保健的需求，而由于财政农业补助所带来的对农民医疗保健的间接作用，既提高了新农合参合率又缓解了财政压力。

另外，进一步完善筹资机制。建议在县（市）一级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救助基金，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等渠道筹集资金，缓解财政压力大的现状。同时与残联、扶贫办、红十字会等机构进行沟通，共同对农村特困群众患大病和因病造成困难的家庭给予救助。对于农村没有钱交纳参与新农合医疗费用的贫困家庭，当地政府应加大救助的力度。各级财政也应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扶持力度，并拿出专项资金对乡村医师进行在职培训，增加乡村医生的福利待遇，比如每月发放固定的预防保健津贴。经办机构和人员的工作经费应列入预算，不能将财政负担转移给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

（四）提高卫生服务能力

在第一层次（五个城区）中，沈河区、和平区并没有开展新农合，只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这表明，优质的医疗服务往往扎堆在中心城区。为了使沈阳市新农合更好地发展，应采取多项鼓励和激励措施，使得一部分医科院校毕业生，加入到基层卫生服务网络中，壮大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在第二层次（四个郊区）中，东陵区是沈阳市兼具城乡两种管理职能的新型城区，其新农合筹资水平也一直是全市最高的，目前，由于沈阳市行政区域的扩张，将东陵区划分到和平区、沈河区和浑南新区中，而新农合与城镇医保的调整和转换，将给这一区域带来一定的挑战。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卫生资源利用率低、管理混乱的一系列问题，应当完善新农合信息化管理网络，实现新农合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减少政府管理成本和负担，提高合作医疗的保障能力。新民市作为第三层次（一市三县）中比较发达的地区来说，可以作为本区域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榜样，逐步健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整个地区社会和谐。针对这样经济较为落后且医疗服务能力较低的区域，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村技术人员数量短缺的问题，应当提高农村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待遇，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城市过剩医疗资源吸引到农村来，进而解决农村人才短缺的问题。

根据对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我们按照“层次内横向传递和层次间纵向合作”的原则，制定出一系列传导机制，图5表示的是各层次内部和层次之间的传导机制。横向上看，在第一层次中，和平区的卫生服务能力比较强，因此可以将它的医疗经验传导到农业人口相对较多且服务能力较差的皇姑区；在第二层次中，东陵区的筹资水平虽然是全市最高的，但在卫生服务方面不及苏家屯区，因此应向其学习借鉴；在第三层次中，新民市的卫生服务能力比较强，因此可以将它的实践经验传导到服务能力较差的康平县。纵向上看，第一层次的卫生服务能力最强，第二层次居中，第三层次最弱。可以制定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纵向联动机制，提倡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之间在新农合方面的纵向合作，鼓励三个层次之间进行纵向合作和技术交流，构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协作平台，切实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和档次，降低农村医疗运行成本，提高农民参合率，从而促进沈阳市新农合的发展。

注释：

①由定点医院为住院患者垫付合作医疗补偿金、特困医疗救助补偿金。

②政策性减免、医院让利费用由医院承担，特困农民住院不用缴纳任何起付资金，只要拿总费用中实际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就能住院治疗。

③参加新农合的农民看完病，不用亲自去报销，全部由医院帮办。

④沈阳市13个区县（市）包括：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区、铁西区、东陵区、于洪区、苏家屯区、沈北新区、新民市、辽中县、康平县和法库县。其中，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区和铁西区属于城区范围内。但不意味着五个城区都不实行新农合制度，只有和平区和沈河区不实行此制度。

⑤为了将城区和乡镇的医疗水平进行对比，这里把沈阳市13个区县（市）都包含进来。

参考文献：

[1] 隋福民，韩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绩效的调查与研究—— 以辽宁省阜蒙县为例[J].农村经济，2008 （2）：70-73.

[2] 杨成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费问题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09（34）：49-50.

[3] 代英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问题与对策——以辽宁地区家庭为样本[J].社会科学辑刊，2010（4）：159-162.

[4] 郑锴，许伟.沈阳市农村居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意愿的调查研究[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2006（2）：99-100.

[5] 吴琰，左志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成效及新建议——以沈阳市为例[J].理论探索，2008（6）：1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