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

2022-04-15

摘要：本文首先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现状：北京市档案部门自2006年开始介入非遗保护工作，在档案业务与非遗保护工作高度契合的具体领域都有参与开展相关工作，但整体来看，参与面相对较窄、参与状态相对比较被动。其次，论文分析了导致档案部门相对被动参与状态的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篇1：

1995年～2014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口述档案”逐步引起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学术界围绕“口述档案”的概念、价值、作用、范畴以及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等工作进行探讨。尤其是近十年来，口述档案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引申和发展。本文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从年度分布、核心作者、研究机构、文献关键词、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五个方面，对1995年～2014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近二十年来的研究状况，探讨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口述档案；口述历史；文献计量；统计分析

1 文献统计与分析

1.1 文献年度分布以“主题”为检索项，以“口述”与“档案”为检索词，对1995年～2014年发表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共获得644篇文献。经筛选，排除报道、年鉴，以及其他不相关文献，最后得到了文献量226篇。其年度发表量及所占比例，如表1 所示。

表1中，1995年～2005年口述档案研究成果趋于稳定，在2006年和2013年研究成果达到高峰。这表明，近十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后，口述档案研究引起档案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档案学术的热点之一。

1.2 文献作者分布。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应为文献总量的50%。普赖斯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m=0.749（nmax）1/2”，其中“nmax”是最高产作者发的论文数。统计显示，最高产的作者是云南大学的赵局建和衡水学院的薛鹤婵，他们的发文量均为7篇，所以“nmax=7，m=1.98”，取临近最大整数2，据此可得知，发表2篇文献的皆为核心作者。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发表2篇为24人，发表3篇为13人，表中只显示部分作者及单位）

由表2进行分析，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为126篇，占总文献量226篇的55.8%，核心作者为44人，因此，口述档案研究拥有符合普赖斯定律要求的核心作者群。

226篇文章涉及作者202人，作者独著、合著、合著度，见表3。统计得知，文献合著度为28.8%。在多人合著中，2人合著为主要形式，2人以上合著较少，整体合著度偏低。

1.3 研究机构分布。226篇文献的第一作者，主要分布在各大高校的院系、高校档案馆（室）、图书馆及地方档案馆（室）等机构。研究机构分布，见表4。

由表4可得知研究机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高校院系，发文量达到132篇；地方档案馆（室）和高校档案馆（室）为第二发文机构群，分别发布56篇、28篇；其他少数文献则来自研究院、银行等。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有：上海大学16篇，云南大学13篇，山东大学4篇。数据显示，档案工作者的发文量占总数的37.2%，档案理论工作者的发文量占总数的58.4%，高校是口述档案研究的主体。

1.4 文献关键词统计。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的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词汇出现频次的高低，可以间接反映口述档案领域的研究热点。[1]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口述档案作为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有80次，而口述历史有55次，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并不是仅仅围绕口述档案开展，同时也与口述历史结合展开对比分析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泛。

2 研究主要内容

2.1 年度、关键词分析。由表5可以看出，口述档案，口述历史为高频次关键词，这说明口述档案和口述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位于关键词频次前列的还有记录形式、历史事件、口述史，表明口述档案研究的是基础理论、概念、属性。[2]随着2006年口述档案研究进入高峰，在相关文献中出现档案工作、档案征集、少数民族等关键词，说明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在升温。刘伟晶和柳旭共同撰写的《口述档案管理方法探究》一文提出了档案部门在口述档案的管理过程中应该采取“对口述档案的运动过程进行动态保护”“加强口述档案保管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强化专业人员素质，提升专业队伍水平”等措施[3]的观点。表明口述档案研究的重心，表现在进行编研原则与方法的研究、收集征集技术手段和相关设备的研究等方面。

2.2 核心作者分析。由表2可知，发文最多的两位作者是云南大学的赵局建和衡水学院的薛鹤婵。赵局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口述档案基础理论和云南省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数据库的建设；而在口述档案数据资源建设领域，潘玉民也是重点的研究作者；文化遗产保护近十年来受到国家的更多重视，因此，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升，徐国英、子志月成为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研究的核心作者；在口述档案保护工作方面，尹敬媛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薛鹤婵则是对口述档案的价值进行了主要的论述；王玉龙的研究主题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及其利用开发策略，黄项飞则立足口述档案价值和立体记忆的研究；刘维荣的研究方向为国外口述档案的研究，给国内口述档案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示；朱天梅在口述档案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口述档案与民族文化间的传承和联系做出阐释；来自上海大学的黄桢和唐蔚进行了口述档案历史价值和证据价值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3 研究机构分析。一方面，口述档案的研究主体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高校院系、地方档案馆（室）及高校档案馆（室）。而在高校院系研究的重点由之前的口述档案理论研究逐渐向口述档案的实际工作转变。由于受地域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高校院系的作者也会将少数民族地区口述档案工作及口述档案的保护、开发等内容作为今后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政策的出台，部分名人档案、历史档案的收集、征集工作被提上日程，因此，地方档案馆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口述档案的收集征集工作。部分地区还制定了口述档案工作实施方案，用于规范口述档案收集的范围、步骤及方法，为实际工作提供指导。[4]高校档案馆（室）充分利用环境优势，吸收口述档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开展各自档案馆（室）的口述档案收集、征集工作。各档案馆（室）丰富了馆藏，满足了自身需要。口述档案工作研究的开展推动了我国口述档案工作进程，不仅是填补历史空白和弥补档案断层的有效措施，也是档案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挽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5]

3 口述档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1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过多，口述档案工作研究成果较少。近十年来，口述档案研究仍以基础理论为主，对口述档案价值、作用、基础概念的研究持续进展，并研究口述档案与口述历史二者之间的联系。口述档案价值的研究、口述档案具体工作的开展、口述档案征集工作及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随着口述档案研究主体的不断扩大，不同主体在口述档案研究的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这更加需要各个行业档案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全力对本行业口述档案的研究，避免理论研究中的不必要重复，减少科研力量的分散和人、财、物的浪费。[6]

口述档案征集、整理是文化部门的事儿，这是无疑的。是不是档案部门的事儿，还值得探索。如果是，那它的边界在哪里？档案部门要想征集、整理，谁来做、如何做？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论证和总结。

3.2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合作研究不足，合著度偏低。从检索结果来看，目前关于口述档案存在着“口述历史档案”等不同的提法。这表明研究者对于口述档案的概念定位不准、认识不足。由表5可知，口述档案核心关键词频次较少，说明我国口述档案理论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局限在口述档案概念、价值等方面，检索文献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研究，缺乏更深入的探讨。[7]由表3可知，我国口述档案研究者个人占主体地位，合作少，合作意识不强，合作能力不足，这不利于口述档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口述档案是什么，口述档案工作是什么，口述档案学术研究究竟研究什么？这看是简单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仍然需要我们深度地解读。口述档案需要理论研究，这是高校理论工作者的强项。口述档案需要社会保存，这需要档案工作者的实际探索。希望理论工作者相互之间、理论工作者与档案工作者之间、档案工作者相互之间展开合作，共同探讨一些彼此关心或档案部门实际需要的问题，进而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论文的合作度。

3.3 增强意识，增加跨学科交流合作。2006年之后，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开始由基础理论研究逐步转移到口述档案实际工作，并对我国口述档案各类工作的开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在我国口述档案实体管理研究方面，魏瑚在《我国口述档案建档现状及思考》一文中认为：“我国口述档案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有‘档案馆口述档案建档意识不强、档案馆缺乏对口述档案建档的组织保障、档案馆为口述档案建档的人财物基础薄弱’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要转变观念，重视对口述档案等边缘档案的收集、加强组织、借助外力等，使得口述档案在档案后保管时代得以更好的发展。”[8]口述档案的形成、积累属于跨学科性质类型的活动，这其中不仅需要档案学的研究，也同时涉及其他学科知识加以借鉴。[9]因而，研究进程中，需要跨学科交流合作。避免未来档案学界研究口述档案“单兵作战”的局面，也符合多学科研究的共同趋势。

4 总结

总体看来，我国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的研究依旧处于理论探讨和介绍阶段，对口述档案概念、价值、属性等的研究虽有成果但仍需深入。口述档案实践工作开展有所起色，不过仍然需要更多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的加入。口述档案研究需要学科合作和作者合作，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也需要我们更多地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概括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张全海.谈谈“摘要”和“关键词”[J].档案学通讯，2015（3）.

[2]王在萍.1999年～2008年口述档案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黑龙江史志，2009（19）.

[3]赵晓，胡立耘.我国口述档案文献研究综述[J].档案学研究，2014（03）.

[4]赵局建.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综述[J].兰台世界，2010（10）.

[5]万一芹，洪慧娟.建立口述档案传承历史文明[J].中国档案，2006（01）.

[6][7]王玉龙，付航.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我国口述历史[J].档案与建设，2013（04）.

[8]魏瑚.我国口述档案建档现状及思考[J].浙江档案，2006（9）.

[9]潘玉民.加快建设口述历史档案资源[J].中国档案，2012（5）.

作者：李文以王烨

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篇2：

档案部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现状：北京市档案部门自2006年开始介入非遗保护工作，在档案业务与非遗保护工作高度契合的具体领域都有参与开展相关工作，但整体来看，参与面相对较窄、参与状态相对比较被动。其次，论文分析了导致档案部门相对被动参与状态的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最后，论文还就如何推进档案部门参与非遗工作提供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档案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遗保护主体档案部门参与非遗

2004年，中国签约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而正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府职能领域。作为一项新兴的、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和协作创新。由于档案部门“留存记忆、传承文化、提供信息”的现代使命定位[1]与非遗保护“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留存并提供精神财富”的根本目的[2]相一致，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档案部门积极参与非遗工作，不仅有利于政府非遗保护职能的实现，也有利于促进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档案部门参与非遗”成为档案学界一个新的关注热点。然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优势与劣势、必要性、可行性或实现机制等理论层面的推导上[3][4][5][6]，鲜有从实证角度探讨档案部门参与现状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北京市为研究范围，深入考察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实际参与情况，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档案部门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一、参与现状

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调查、认定、记录、建档、保存、传承、传播等。根据相关学者的理论探讨，档案的很多业务工作环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绝大部分具体内容，即非遗的调查、记录，非遗的建档、保存，非遗的传承、传播之间存在着高度契合的关系（详见下表）。[7]

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档案部门早在2006年就开始介入非遗保护工作，在档案业务与非遗保护工作高度契合的具体领域都有参与开展相关工作，但整体来看，参与面相对较窄，参与状态相对比较被动。

（一）在档案业务与非遗保护工作高度契合的具体领域都有参与

2006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此后，北京市各区县档案部门陆续在档案与非遗保护工作高度契合的具体领域，即调查、记录，建档、保存，传承、传播合作参与工作。

1.调查、记录方面：2006年11月，平谷区黄松峪乡档案室协同文化服务中心对全乡的小车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调查，并协助文化服务中心对本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确认、记录、整理，并进行归档。

2.建档、保存方面：2006年6月，崇文区（现已并入东城区）档案局与承担区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责任单位区文化馆联系，就做好非遗档案的收集、保管进行了跟踪指导。近年来，大兴区档案馆一直在征集本区非遗档案资料，陆续征集到礼贤镇“诗赋弦”、采育镇“中幡大鼓”、榆垡镇“武吵子”等相关资料，含珍贵照片342张、文章19篇。

3.传承、传播方面：2007年年初，通州区档案馆和文化馆联合进行了“面人汤”面塑艺术非遗项目申报工作。2008年8月7日，海淀区档案馆精心制作的《华彩海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集萃》在档案馆一层开放式展厅内拉开了长期展览的帷幕，展览集中展示了海淀区入选的10个2006年“北京市艺术家庭”，暨已入选北京市第二批非遗名录的曹氏风筝工艺、“面人郎”面塑、北京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北京哈氏风筝、绣花鞋技艺等10个项目。2012年8月15日，朝阳区档案馆在其档案信息网上发布了“国色天香——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2011、2012、2013年大兴区档案馆在内部刊物《大兴档案》上相继刊登了礼贤镇“诗赋弦”、采育镇“中幡大鼓”、榆垡镇的“武吵子”等区级非遗项目相关资料。2014年6月，通州区档案馆联合区文化馆在通州区西集镇中心小学举办了2014年“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让同学们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

（二）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参与面相对较窄

北京市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参与面相对较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参与的非遗项目数量有限。北京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截至目前，北京的市级非遗项目有256项，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国家和区级项目。以东城区为例，该区共有区级非遗项目115项，其中市级项目49项，国家级项目24项。与之相比，档案部门参与工作所覆盖项目的数量则比较少；二是参与非遗工作地区的数量相对有限。在北京17家市（县）级档案部门中，明确参与非遗保护具体工作的仅有6家；三是就单个市（县）档案部门而言，尚无1家参与非遗保护具体工作的领域涵盖与档案业务高度契合的所有方面。

（三）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参与状态

北京市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参与状态，主要表现在到目前为止，档案部门尚未就非遗档案的形成、收集、保管和利用出台相关的制度规范或指导意见，亦未就非遗档案工作制定系统的工作规划。

二、原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尚处于不全面且相对被动的参与状态，其理论上的重要主体作用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亦有很多文章对此做过理论上的探讨。[8]笔者在此仅就实践部门直接感受到的、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一）制度环境方面：档案部门的主体身份未获官方“肯定”

在国家层面10年来颁布的非遗保护工作官方指导文件中，从来没有明确提到档案部门；在文化部牵头组织、10几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中，也没有档案部门的席位。[9]

北京市地方层面的情况亦是如此。2006年，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根据使用《意见》的具体名称制定了《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在有关公共文件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遗传播和展示的规定中，也只列举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科技馆，没有档案馆。2014年，北京市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的行政部门成员单位由2006年的12家增至16家，但遗憾的是，其中仍没有档案局。

在当前中国的体制背景下，主体身份未获官方“肯定”，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档案部门的非遗保护参与工作得不到财政专项经费支持，其主体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缺少经费支持和缺乏足够的权威正是档案部门目前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面临的两个最大困难。

（二）现实需求方面：档案部门传统的专业优势尚未成为迫切需求

我国非遗保护很多具体工作还处在开展初期，非遗档案的累积数量和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尚未在现实中形成对专业的档案管理和安全保存体系的迫切需求。但目前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2014年11月，北京市非遗保护中心主动就非遗档案安全保管问题向市档案局相关工作人员寻求专业建议。

（三）部门内部方面：档案部门在思想认知和工作机制上的准备不足

受传统的主流档案观，即“国家档案观”，及基于传统档案观建立的档案业务工作机制的深刻影响，档案部门在思想认知和工作机制方面对非遗保护参与工作准备不足。传统主流的“国家档案观”下的档案来源于正式组织，而非遗档案根植于民间社会。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传统档案观的官方特性对具有民间草根特性的“非遗档案”有着天然的“排斥意识”[10]；另一方面，档案部门以前基于传统档案观而建立的档案业务工作机制不能完全适应非遗档案工作的需要。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这也是导致档案部门相对被动参与状态的重要原因。

三、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分析，就档案部门如何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工作的参与力度，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在档案部门内部就建立“社会档案观”对于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意义达成共识

通过在档案部门内部的意识变革，促使内部工作人员认识到：向现代公共档案部门转型，突破传统的主要服务于党政机关的“国家档案观”、建立服务于社会的“社会档案观”，是当前新的历史时期下档案部门必然要面临的发展趋势，以及在上述背景下积极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在新的领域进行实践探索创新，对档案部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推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从内部优势与外部现实需求入手，通过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渐建立与非遗档案工作相适应的工作机制

目前档案部门最具有专业组织优势的地方，一是现有馆藏中可能包含与非遗相关的档案资源，二是专业的档案管理和安全保存体系。因此，档案部门应从内部的这两个优势出发，结合外部的现实需求，首先摸清馆藏中已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利用现有资源参与相关非遗项目的申报、保护、利用、传播工作；其次，积极与非遗保护中心及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建立联系与合作关系，加强对非遗档案的建档、保存的业务指导。最后，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通过与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民间力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加强非遗档案相关工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逐步建立与全面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及现代档案事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工作机制。

（三）积极创造良好外部制度环境，争取列入非遗保护联席会议

档案部门要积极争取加入非遗保护联席会议，通过获得官方话语权来为本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尤其是地方层面的档案部门，不要受国家层面指导意见或具体做法的束缚，而放弃争取列入非遗联席会议成员资格的努力。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目前的治道变革时代背景鼓励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公共治理创新；另一方面，非遗保护属于新兴的、复杂的公共事务，正是亟须各方积极探索创新的公共领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层面的私人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2BTQ046）、北京市教委2015年度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北京市档案部门介入社会记忆建构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北京市档案局2014年度科研项目“档案部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6][7]王巧玲，孙爱萍，陈文杰.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优势与劣势分析[J].北京档案，2013（6）：11-13.

[2]曾平.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与核心理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学理解读[J].中华文化论坛，2011（3）：68-74.

[3]曲卫华.谈档案部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与途径[J].山东档案，2007（4）：21-22.

[4]尧欣.档案部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探析[J].兰台世界，2010（13）：12.

[5]倪永宁，徐拥军.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北京档案，2011（8）：37-38.

[8]王巧玲，陈文杰，谢永宪.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分析[J].兰台世界，2013（20）：15-16.

[9]王云庆，陈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警惕档案机构边缘化[J].档案学通讯，2011（1）：12-16.

[10]徐欣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中的“新来源观”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3（5）：23-27.

作者：王巧玲孙爱萍陈考考

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篇3：

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综述

【摘要】文章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对2011至2015年期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来源期刊、被引用情况、论文主题等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学习最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热点，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适当的建议，为我国口述档案接下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口述档案；计量分析

“口述档案”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84年由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提出，该词典将“口述档案”定义为“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而我国，对口述档案研究的热潮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各界学者对口述档案的概念产生了激烈的争辩，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学者对口述档案研究的方向逐步产生了转移。文章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分析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热点，对研究现状做出评价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后续口述档案的研究提供合理有效的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总体研究状况

文章以“口述档案”为检索词，“主题”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出 2011—2015年文献数据180条，其中“档案与博物馆”学科有147条，除去会议和报纸以及主题不符的文献37条，最后统计出口述档案相关论文139篇，其中硕士论文13篇，期刊论文126篇。

二、对统计结果的分析

（一）论文数量及年代分布计量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2011年至2015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加，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相关工作者注意到口述档案的研究，并推动了这项研究的发展。另外，每年均有硕士论文涉及口述档案研究，由数据可知，最多的是2014年有4篇硕士论文，但是这与口述档案研究整个大环境相比，数量微乎其微。也就意味着，近五年，我国系统化研究口述档案的学者较少。

（二）论文来源期刊计量分析

总体分布情况如下：有36篇发表于《兰台世界》，11篇于《北京档案》，9篇于《云南档案》，6篇于《档案》，《档案学通讯》6篇，《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和《云南大学》各有5篇，其余则零散分布在相关期刊或学位论文集中。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共38篇，约占总量的27.34%。略高于四分之一的数量分布在核心期刊上，这说明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的研究质量有待提高，得到知名专家认可的成果有待增加。而《兰台世界》是吸收口述档案数量最多的期刊，在口述档案研究方面是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期刊。

（三）论文被引用情况计量分析

论文的被引频次是评价论文质量的有效指标之一，同时该指标也能反映出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通过表2可知，有56.83%的文献是一次都没有被引的，被引1-2次的占25.90%，引用三次（包括三次）以上的文献占17.27%。其中，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的潘玉民，2012年刊登于《档案学通讯》上的《再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一文被引13次，有同等引用次数的另一篇文献则是云南大学子志月的博士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分析这些数据可知，经典的口述档案研究著作较少，现有的研究角度比较分散，各研究之间的关联度有待提高。

（四）研究单位计量分析

根据统计，研究者来自高校的文献数量为88篇，占文献总量的63.31%，其中云南大学发文25篇，在众多高校中排名第一。研究者来自档案馆（局）的文献有10篇，占总量的7.19%。可以看出，高校是口述档案研究的中坚力量，是研究队伍中的主导者。而档案馆（局）在口述档案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远远没有发挥机构的优势。

（五）论文主题计量分析

1.口述档案概念属性研究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陈子丹在其《口述档案及其相关概念辨析》中提到我国史学者将采访者与受访者“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或将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视为口述档案，应当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丽水市档案局的毛清英与王正媛在《历史的见证永恒的记录——关于“口述档案”档案属性的探讨》中谈到，由于“口述档案”的形成与所记录的历史活动具有不同步性。因此无论是在形成目的还是形成过程上，档案似乎都不宜作为“口述档案”的属概念。毛清英与王正媛认为“口述档案”具有参考价值，我们不必争论口述内容是否具有凭证作用，而应该探究其中的文化价值。他们也提出口述档案只是对对口述者这一口述行为具有凭价价值。严永官的看法也大致如此，他认为“口述档案”没有必要也并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并加以研究。尽管口述史料在凭证作用方面有其特殊性，但仍然并不排除它可以进入档案行列，只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

2.“口述档案”价值、作用方面相关研究

郭波认为口述档案可以拯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填补历史空白、为史学研究提供准确的文献资料，改善和充实档案馆馆藏，更好地发挥档案馆的服务功能，也可以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形象教育。张威认为，与文献史料相比，口述档案的形成直接来源于具体口述者，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们的口述史料中，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视觉角度和感受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从而对同一件事情拥有不同的个人记忆。朱天梅和倪丽娟在其著作里提到，现有的馆藏档案和一些实物记录多是反映官方的活动，缺少普通民众的视角与声音，口述档案恰恰就是这部分文化情境的再现，它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补充，更能相互印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陈维维除了提到口述档案有挽救文化遗产和研究参考价值外，提出口述档案的经济发展价值。这是在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视角下所提出的具有经济效益的价值。

3.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云南大学子志月提出了开发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一些措施：提高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档案开发利用意识，建立开发利用的长效机制，加强档案资源、人才队伍及档案资源信息化建设，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云南民族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服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孙丽娜在对云南省佤族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研究中，提出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应遵循的原则：开发利用需要有规划性；特色性；协同性以及物质性与精神性，同时提出有举办展览、出版口述历史书刊、拍摄纪录片等利用途径。马波粉提出口述档案保护机制：树立和提高口述档案意识；口述档案保护的政策倾斜和人文关怀；口述档案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体系建设。

4.高校与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收集研究

吴雯在《高校口述档案征集工作述略》中对高校如何进行口述档案的收集步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制定访谈计划，查阅资料了解相关背景，预约口述者，访谈，加强与校内外及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合影，整理，请口述者签字审核，归档。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主要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有11篇，关于湘西地区和新疆地区各有1篇。比较系统化民族特色口述档案研究当推陈祖芬对妈祖信俗口述档案的收集研究，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均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5.其他问题的研究

有一篇论文涉及口述档案所有权问题，胡红霞认为：“青田华侨发展史口述档案著作权、所有权归研究者所有，与口述者有关，口述者有署名权，但没有所有权分配问题”。张敏在其硕士论文中关于口述档案的归档问题，提出口述档案可以按照项目主题对采访进行分类。归档重在“选择”，确定归档范围时，只需从已有文件中筛选确定需要长久保存的部分。访谈记录时“三级校核制”：第一级是转录者本人，第二级是访谈者，第三级是受访者。

三、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档案研究者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上，这是我国口述档案研究近几年取得进步之处。但是总体上看，口述档案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目前我国研究者对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更多的是在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而真正在实践中分析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科学解决方法的研究太少，除了陈祖芬于2013年发表在《档案学通讯》的《妈祖信俗口述访谈记录的转录与档案整理》一文，没有在实践中较全面的分析口述档案转录与整理的文献。第二，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虽然占现有研究的比例相对较大，但是目前研究的少数民族个数依然是小部分，与我国丰厚的文化背景相比，只是冰山一角。第三，高校和档案馆（局）的投入精力差距太大，档案馆（局）没有充分发挥带头模范作用，研究成果较少。

四、建议

根据近五年的研究现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制定系统的规章制度，督促档案馆（局），并鼓励高校研究者，深入社会深处，对口述档案展开实地收集工作。沈固朝曾说：“今天急迫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档案工作者应重视口述资料的搜集，而且应把它作为一项具有抢救知识财富性质的工作来做”[17]目前形势更加紧迫，我们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现有理论指导下，不断修正口述档案收集体系，从而更好的拯救口述档案。第二，各省档案馆（局）应按各自所在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特色，对我国不同的民族特色进行系统的分析，明确各自的任务，做到一国之内整体规划，各省之下子目标明确。以此来保证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完整性，也能够确保提高收集效率。第三，档案馆（局）要统领口述档案研究工作，可以与高校合作，同心协力，资源共享。另外，要重视档案馆（局）内部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提高，必要情况下可以将研究成果作为每年的工作考核指标。最后，档案工作者在口述档案工作中要谨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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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清英，王正媛.历史的见证永恒的记录——关于“口述档案”档案属性的探讨[J].黑龙江档案，2015（04）：52-53.

[4] 郭波.谈谈口述档案的社会适用性[J].兰台世界，2013 （S2）：72.

[5] 严永官.由档案凭证作用的异化看目前对“口述档案”的争议[J].档案管理，2013（03）：20-22.

[6] 张威.浅谈档案馆口述档案的价值及征集途径[J].北京档案，2013（05）：19-21.

[7] 朱天梅，倪丽娟.民族文化传承视阈下的口述档案价值研究[J].兰台世界，2015（0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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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波粉.我国口述档案保护机制的建立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1（21）：25-26+39.

[10] 子志月.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3.

[11] 孙丽娜.云南省佤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