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学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习惯法研究中充满着日益强烈的实用主义价值诉求与愈益精细的制度设想，这固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和制度优化作用，但也存在“实用主义”倾向等诸多偏颇，制约了我国习惯法研究的深层次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过于简单化地以西方的“实用主义”为依据和标准，既忽略了对“实用主义”内涵的深层理解和消化吸收，又没有把握习惯法的内在理路。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政治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政治学研究论文 篇1：

酝酿与迸发：新中国成立以来教科书研究样态及透视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科书研究经历了在借鉴中探索、在曲折中停滞、在恢复中发展、在开放中深化和在辉煌中自信五个时期，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样态。总结70年来教科书研究的成就，发现其学科性质逐步明晰、社会建制不断完备、中国底色日渐凸显。审视这些研究硕果发现：一是教科书研究视野相对局限，未能妥善处理好民族性与国际性、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尚未构建出一套科学且可操作的评价系统。二是方法论自觉意识仍需增强。要警惕教材实证研究的形式化，避免教材研究的功利化。此外，在团队合作和学术争鸣等方面有待加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教科书研究;研究成就;问题审思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1.024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教科书的研究样态，总结经验与不足，既能了解教材研究的学术印记，亦可以资对未来研究提供借鉴与指引。本文主要以70年来教科书研究的相关论文、专著、国家课题等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范围设定在1949—2019年。关于研究论文，是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对社会科学领域II辑篇名中包含“教科书”“教材”或“课本”关键词的文献进行中文检索;关于专著，是以读秀数据库为检索来源，对教育领域题名中包含“教科书”“教材”或“课本”关键词的图书进行检索;关于国家课题，是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自“六五”以来的数据为检索依据，对项目名称中包含“教科书”“教材”或“课本”关键词的国家课题进行查阅[1]。因受限于工具与来源，本研究也许会有遗漏和不完全处，但也可从中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科书的研究样态。

一、整体回眸：70年来教科书研究之样态

为客观地探寻教科书研究的轨迹，研究阶段划分力争做到质量兼顾，故以数据跃迁（即论文数量的变化）（如图1）和重大事件（标志性教科书政策文件的颁布）二维向度的变化作为划分依据。整理发现，教材研究经历了在借鉴中探索（1949—1965年）、在曲折中停滞（1966—1977年）、在恢复中发展（1978—1993年）、在开放中深化（1994—2011年）和在辉煌中自信（2012—至今）5个时期。（一）在借鉴中探索（1949—1965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本阶段的教材研究形态仅具雏形。

1.研究成果形式单一、数量有限。研究成果主要由期刊论文和专著构成，硕博论文和相关课题立项尚未出现。其中，期刊论文的年发文量均未超过百篇，平均每年发表数量为37篇（如图1）;关于教材研究的专著仅4部，分别为《怎样辑写教材》（吕伯攸，中华书局，1949）、《中学教材改革的经验》（上海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几种快速扫盲的教材和教法》（子东，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和《干部、职工业余中学教材革新初步经验》（上海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2.研究人员较为分散。在本阶段研究中，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和研究人员均有参与。如西北教育部编审室的刘御、江苏省江都市实验小学的田毓珩和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何祖熙等，但发文数量都局限于5篇内，多发表于《人民教育》《江苏教育》和《数学通报》等期刊。

3.研究内容浅表化，深度有待加强。该阶段的教材研究大多停留在表象研究，多是基于文本分析法对各学科教科书内容与使用层面的探讨，理论性、专门化研究不足。此外，得益于“以俄为师”的教育政策，该时期还集中对苏联教科书进行了相关评价，以期能够借苏联之石，攻中国之玉。

（二）在曲折中停滞（1966—1977年）

10年动乱期间，我国教科书建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教科书研究出现断崖式下跌，研究成果“贫瘠化”。

1.研究成果数量极少。该阶段，期刊论文为仅有的成果形式。期间，没有一部专著问世，十几年间可查的期刊論文共29篇，平均每年发表论文数量仅2篇（如图1）。

2.研究人员多为高校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发表于《人民教育》《广西师院学报》和《日本教育情况》（《外国教育研究》的前身）。

3.研究内容多是时代催化下的产物。遵循毛泽东关于“教材要彻底改革”的精神，该时期的教科书研究大都是对教材改革概况的描述或对工农业知识的介绍。另外，因1972年中日开始建交，一批有关日本教科书的研究也得以涌现，如《明治年间小学教材中的孔孟之道》（日本教育情况，1974）、《日中复交，教科书还“未公认”》（日本教育情况，1974）等。

（三）在恢复中发展（1978—1993年）

改革开放时期，教科书研究开始在恢复中发展，但尚属“年轻”领域。

1.于研究成果而言。教科书研究的形式和数量日渐丰富。（1）首次出现教材领域的研究课题。仅有的3项课题都是关于教材改革方面的立项，且均隶属于基础教育学科。这些课题的成功立项彰显了国家对教材研究的重视。（2）拓荒性的研究者和论著开始出现。如，《教材建设浅论》（周士林，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6）和《教材编写琐忆》（辛安亭，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等现已是各自领域内的奠基之作。（3）成果数量迅速增长。其中，期刊论文数量开始破百，年均发表论文数量303篇，于1991年达到522篇（如图1）;学术专著也迈上新台阶，一跃升至39部。

2.于研究队伍而言。研究员依赖独一无二的编写经验成为研究主力，编研合一成为改革之初教科书的研究特色。在发文居于前10的作者中，有一半是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毋庸赘言，研究员可以依赖实践经验做到“以编促研”，但也会导致选题过于琐碎，偏于实践探索，缺乏理论反思。他们以《教材通讯》（《中国大学教学》的前身）、《课程·教材·教法》和《江苏教育》为主要发文期刊。

3.于研究内容而言。（1）得益于邓小平“引进国外教科书”的政策。该时期开始重视国外教科书的探索研究，对中美语文教科书的分析比较探究①、日本写作教材的借鉴研究[2]、国外教科书练习题的简介[3]等文献的关注度和传播度较高，均位居前列。（2）该时期侧重于对教材改革和编制问题的研究。如前所述，该时期仅有的3项课题全是关于教材改革方面的立项，已足以说明。

（四）在开放中深化（1994—2011年）

该时期的教科书研究已逐渐蔚为风气，在追求研究数量的同时，也关注质量。

1.研究成果在形式、内容和数量上均取得重大突破。（1）一些学子开始把教科书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相关硕博论文于2000年首次出现，数量为7篇;2001年增至2倍多，直接跃至15篇;2005年开始破百;2011年高达507篇。（2）期刊论文发表量呈现井喷式增长。自1994年开始，年发表量连续突破4位数。其中，1994年为1 011篇，2011年高达2 333篇，平均年发文量为1 504篇。（如图1）。（3）研究专著不断涌现。研究专著量一跃升至123部。校本教材和乡土教材的研究著作首次出现，教科书制度研究得到进一步细化。此外，开始关注教科书的政治性，如出版了《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史静寰，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与《教科书政治学》（M.阿普尔、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课题立项取得重大进展。从上个阶段的3个课题增长到本时期的65个课题，从单纯的基础教育学科扩展至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教育史、体卫美育和教育信息技术等诸多学科。

2.教科书研究群体多元化，青年力量进入。一方面，除研究员外，高校学者和一线教师也积极参与研究;另一方面，一些硕博研究生开始将教材研究纳入毕业论文选题，新生研究力量的出现激发了研究活力。于发文期刊而言，本时期论文主要发表于《课程·教材·教法》《教学与管理》和《中学地理教学参考》等期刊。

3.研究范式逐步科学。（1）研究方法日趋客观。一改往日以定性方法为中心，偏重静态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动态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的新趋势。（2）研究视域更为多元。不再局限于教学论视域下的文本分析，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比较研究等视角陆续为研究者所关注，成为教材研究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3）研究内容拓宽。除聚焦新课程改革教科书外，教材制度研究，尤其是教材评价研究也成为一大亮点。究其缘由，21世纪初期，教科书政策由“一纲一本”转为“一纲多本”，由此引发了对教材质量的关注。其中，华南师范大学高凌飚的相关研究较为突出，出版了专著《基础教育教材评价理论与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立项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我国义务教育教材评价体系研究”。

（五）在辉煌中自信（2012—2019年）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教材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代教科书研究如火如荼，进入研究快车道。

1.研究成果不断突破。（1）硕博论文数量持续增长。至2017年，相关硕博论文数量突破1 000篇，高达1 031篇，并呈持续增长之势。（2）期刊论文年发文量显著增多。期刊论文年发文量突破3 000，至2019年，数量高达3 455篇，平均年发文量达3 162篇（如图1）。（3）教科书研究相关专著涌现。8年间，涌现出专著69部。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在于丛书、汇编类著作猛增，实现了由单本化到系列化的转变。如，石鸥教授的团队出版的研究丛书对不同学科（语数外、史地政、音体美等）和不同类型（少数民族、乡土、清末民初女子和革命根据地等）教科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夯实了教材研究的文献基础。（4）基于历史视角，系统梳理教材演变轨迹的课题骤然增多。如，立足现实，出现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教材研究课题。

2.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核心团队日渐成型。新时代高校学者成为教科书研究的主力，在论文发表数量居于前10的作者中，首都师范大学的石鸥教授位居首位，其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吴小鸥位居第2;同时，居于第8的张增田也是石鸥教授教科书研究团队的一员。由此推知，新时代已经形成了具有师门传承特点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就发文期刊而言，《课程教育研究》《小学教学参考》和《中学数学》成为该时期的主要发文期刊，改革开放后一直名列前茅的《课程·教材·教法》没能繼续挤进前三，这意味着教科书学术交流平台的扩展和丰富。

3.教材研究从书斋走向基层，力促理论与实践相融合。（1）教科书研究开始紧跟时代，服务于社会发展。如，新时代结合“立德树人”要求，学者开始转向对核心素养时代教材的编制使用研究，为了贯彻“传承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研究者逐渐把目光聚焦于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的转化研究及国学教材研究。（2）数字教科书成为新时期研究的生长点。信息技术倒逼教科书形态转型，故无论是专著、课题，抑或是论文中，都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

二、时代鸟瞰：70年教科书研究之成就

经过70年的努力，教科书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进入学术自觉时代。

（一）学科性质逐步明晰

1.在本体论上，教材研究学科体系日渐完善。经过70年的努力，教材研究逐渐形成了彼此关联、动态整合的学科体系。其中，就教科书要素研究而言，划分出了教科书文本研究、教科书制度研究、教科书编写研究、教科书评价研究等;就教材学段研究而言，逐渐形成了小学教科书研究、中学教科书研究、大学教科书研究等;就教材研究的学科领域划分而言，逐渐形成了语文教科书研究、数学教科书研究、外语教科书研究等;就教材跨学科研究而言，形成了教科书伦理学研究、教科书生态学研究、教科书社会学研究、教科书心理学研究等。

2.在方法论上，研究方法不断规范。（1）除了重视传统的文本分析、历史研究和文献分析法外，实证研究方法得到发展。实证研究方法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利于促进教科书研究的科学化。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研究特点的追踪或对教科书的词频分析两个方面。（2）多种研究方法被综合利用。学理性思辨与实验探索紧密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彼此协调，为教科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如，张铭凯从定量和定性两个层面解析了两个版本教科书变与不变的印记[4]。（3）借鉴性运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重视跨学科研究。如，陈雪梅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对小学语文课文内容的社会心理展开了深入剖析[5]。

3.在认识论上，教科书功能实现了从纯粹传递知识到兼顾教学方法与过程的转变。按照传统观点，教科书功能是单项的，主要根据教学大纲提供教学内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教科书还有很多其他功能。为此，曾天山提出，教科书具有传承人类文化、促进全面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学改革等功能[6]。同时，陈月茹也认为教科书功能多种多样，但其根本功能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7]。反思后发现，教科书功能的转变根植于教材编写理念的变化。早期教科书的设计大都遵循学科逻辑，内容较为单调，只有少量的活动设计和图像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更像一本知识手册，因此，提供教学内容成为教科书的主要功能。后来，教科书编写理念开始转向注重学生心理发展逻辑，同时为教学方法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空间。如此，教科书功能实现了从纯粹传递知识到综合功能的转变。

（二）社会建制不断完备

1.专业研究机构先后成立。教材建设无小事，而良好的科研是教材建设的基础。为此，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建国初期，教育部于1950年便成立了我国最早的教材出版研究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改革开放后，教育部于1979年成立了9个高等院校理科、工科基础课程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同期，全国第一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编写的专业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于1983年成立;1990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也随即成立。这些专业机构的成立推动了教科书研究的专业化。近年来，教育部先后搭建了一系列国家级高水平研究平台。如2018年成立了首家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2019年，认定了北京师范大学等11个基地为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教材的研究水平，各个高校（尤其是师范类大学）也积极投身到教科书研究平台建设中。如，首都师范大学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研究与评价中心;2018年，首都師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院;随后，北京师范大学挂牌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

2.期刊交流平台不断搭建。早在1981年，国家便创建了教科书研究的专门权威学术期刊《课程·教材·教法》，随后，其他教材研究相关的专业期刊也相继创办。如《教学与教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1979年，现用名《中国大学教学》）、《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云南师范大学主办，1985年）、《中小学教材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1993年）等。另外，部分期刊还通过开设教科书研究专栏，集中刊发教材研究成果来为学者搭建交流平台。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有《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中国教育学刊》《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等。欣喜的是，除期刊杂志外，自2013年起，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通过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了《教科书评论》系列丛书，该书每年1册，主要由教科书研究的论文集构成，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专门刊发教科书研究的刊物。

3.学术交流会议日趋丰富。学术会议利于了解学术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对开拓学者眼界、启发其科研思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课程教材研究所多次牵头主办教材研讨会，如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研讨会、课程教材改革与21世纪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和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讨会等，每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推动着教材研究不断成熟。近年来，伴随国家对教材的日益重视，学术交流会议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影响力方面都不断扩大。以首都师范大学石鸥教授为例，2013年11月，其在首都师范大学倡议并运作了第一届海峡两岸教科书研究高峰论坛后，自此每年一届，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6届（第六届已经扩展为国际性学术论坛），论坛规模也由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至如今的几百人，影响力逐步波及海内外学术界。

（三）中国底色日渐凸显

多元文化背景下对教材民族性、乡土性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尽显中国底色。

1.重视教材民族性的研究。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一直重视教材民族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教科书的研究和汉族教科书中民族文化的研究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教科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和文本研究。其中，政策研究主要包括历史梳理和政策建议;文本研究主要侧重内容分析。就汉族教科书来说，尤其是诸如语文、政治、美术、历史、音乐等人文性较强的学科教科书，无论在内容编制还是插图设计上，都力图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学科教材民族性问题的文本分析，如王小鹤探讨了教科书中的民族性问题[8]。

2.重视教材乡土性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曾言：“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9]乡村是中国人的根，对教材乡土性的研究极大地凸显了中国底色。教科书中乡土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乡土教材研究和教科书中乡村元素研究两个层面。多年来，我国一直关注和重视乡土教材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文本分析法、参与观察法等对乡土教材的历史、编写、开发实施、作用功能等进行分析[10]。就教科书中乡村元素的研究而言，多数研究侧重于对教科书正文、插图以及助读系统如何适应农村进行探讨。以《教科书的农村适切性研究》为例，该书定位于农村，以农村中小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来探讨教科书如何适切于农村[11]。

3.重视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相关研究最早出现于1993年，学者邵宗杰基于当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程度不足的现实，提出“把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事迹创造性地编进教科书”的呼吁[12]。2014年后，关于教材中传统文化的研究急剧增多，且呈持续上升之态势，研究议题多集中在对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的文本分析和教材研制两个方面。教科书中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加强，彰显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也增进了对本国的文化认同。

三、问题反思：70年教科书研究之沉思

随着对教科书重视程度的加强，教科书研究学科化趋势日益明显，愈发精致化、高品位与高质量，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反思和改进。

（一）研究视野相对局限

1.未能妥善处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1）目前，我国教科书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土经验的探索。如，大部分学者专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研究、倾向于教材民族性和乡土性的研究、着力于新时代统编教材建设的研究等，而对国际上教材的研究热点（如全球化、多元社会、远离冲突、鼓励和平、移民和人权等议题）涉猎不多，虽然零星可见，但还远远不够。（2）国际视野下的教科书研究流于表面化。国际视野下的教科书研究要么直接是“经验介绍”，要么“移植他国理论”。须知，任何国家的教科书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律，若只停留在简单的经验介绍上，缺乏深入解读，难以窥探国外教材真正的价值核心，更遑论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本土化建议。同时，教科书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时，需要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切忌直接照搬照抄，万万不能忘记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又走向何处。（3）关于国际教科书的研究比重极小。纵观70年来的教科书研究，对国际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屈指可数，关于其开发主体、研发标准、投入过程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我们加大对国际教科书的研究。

2.未能妥善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从已有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看，当前教科书研究的原创性不足，传承性研究居于主位，改革创新性研究偏少。（1）研究出现一定程度的泛化倾向。大部分停留在整合与分析层面，多是教科书研究的表层认知。其中，“书斋式”成果多，能被社会大众接受的实践性成果少;低层次的论文、著作多，精品著作、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较少。即使提出一些对策，往往也是泛泛而谈、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缺乏可操作性。（2） “接力型”研究较多。尚未形成教材研究独有的话语体系，不少研究在内容、方法、观点上都非常相似，其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主要移植于其他学科，没有基于教科书本体论研究的原创性，即使发现新理论，也仅局限于量的研究，鲜有质的突破，缺乏研究活力。可持续的学术研究应该在一些问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進行学术创新。鉴于此，要进一步发展教科书研究的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不断创新，努力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方法、得出新理论，增强教科书的立体化、全方位研究。

3.尚未构建出科学的可操作的评价体系。由于教科书长期实行“一纲一本”的国定制，现实需要的缺乏导致了教科书评价研究的相对滞后。教科书评价是鉴定教材价值、评判教材质量的依据，直接关乎教材质量，故建构科学可操作的评价系统刻不容缓。（1）提高对教材评价研究（尤其是评价系统）的重视程度。理念历来是行动的先导，要及时转变学者理念，使其意识到教材评价与开发同等重要。（2）设置专门的教科书评价机构。“任何著作一经出版，作者没有对它的评判权，只有经过读者与时间的检验，才能决定它的最终命运”[13]。关于教科书的评判也是如此，需要建立专业的教材评价机构来全权负责教科书介绍推广、选用建议、评价反馈等工作，促进教科书评价的常规化与制度化，而后借助大数据，增强教科书评价的科学性。

（二）方法论自觉意识仍需增强

尽管目前教科书研究方法逐步规范多样，但仍需注意以下两点。

1.警惕教材实证研究的形式化。实证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大部分研究者意识到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是教科书研究的进步，但也需要保持头脑清醒。我们不能唯“数据”是瞻，被数据牵着鼻子走，忽略教材本质问题的分析，更不能为了数据而数据，弄虚作假，警惕教材实证研究的形式化倾向。目前，学者们往往窄化了实证研究，大都习惯于甚至依赖于文献计量软件（如spss、cite space等软件）对教科书进行浅表化分析，忽视了质化研究和行动研究，缺乏将研究对象至于环境中的深入探讨。其中，质化研究中扎根理论的逻辑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归纳路径，立足数据提炼出概念，从而得出理论。而行动研究兼顾了行动与研究，以解决问题和促进实践为目标。这两种研究方法考虑了教材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综合多类型的研究方法，将大大深化和拓展教科书研究。

2.避免教材研究的功利化。在论文至上的导向下，教科书研究功利化倾向愈发明显。一方面，在追逐热点导向下，研究者对社会现实过度关注，教科书研究表现出高度的现实关怀，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日益明显。近些年，异军突起的对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素养、立德树人、部编本的研究等便可佐证。当然，理论服务现实需要无可厚非，也一直倡导学术研究关照现实生活，但切忌“过度”，不能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盲目跟风，迷失学科追求，这样的学术研究反而会成为现实问题的注脚。另一方面，基于古为今用思想，教科书研究越来越重视历史研究，“以史带论”的相关研究硕果不断涌现。这原本是教科书学术领域的一大喜事，但研究硕果中已经出现为了寻求现实意义，要么对教材历史一带而过，要么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史料选择上剪裁历史的现象，这样得出的现实启示 “千篇一律”，甚至牵强附会。优秀的教科书学术研究应该自觉树立方法论意识，正确处理“务实与求真”“历史与现实”的尺度。

（三）研究多是单打独斗，缺乏学术争鸣

伴随教科书研究的深入，教科书研究群体日趋壮大，研究队伍主要由高校学者、一线教师和教研员三类群体构成，遗憾的是，这三类研究者大多“单打独斗”，并没有形成研究共同体，从而致使教科书研究往往偏于一端。高校学者的优势在于其理论功底较为深厚，能够从宏观上对教科书展开系统探讨，但因为缺乏教材使用的实践经验，致使难以做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接地气”的研究。一线教师虽然具备丰富的教科书实践经验，能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微观问题，但又局限于理论功底薄弱，难以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高至理论高度。而教研员的最大优势在于（尤其是出版社教研员）对教材编写理念如数家珍，但在宏观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上又处于高校学者和一线教师之间，属于“高不成低不就”的水平。同时，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知识爆炸”时期，各种矛盾混合冲突、空前复杂的新问题无处不在，教科书理论与实践势必也将遭遇诸多新境遇，综合的研究范式迫在眉睫。为此，教科书研究要破除单兵作战的传统局面，打造学术研究共同体，通过项目合作等形式组建专业研究团队，对教科书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此外，教科书研究几乎没有产生纯粹意义上的学术争鸣。从争鸣的内容来看，教科书研究学术争鸣涉及面狭隘，大都是关于教材文本内容的商榷，不涉及教材研究的其他方面。从争鸣的效果看，单向质疑多、双向讨论少。关于教材的学术争鸣多是提出问题、阐述观点，后期鲜有其他学者加入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学术界不同思想的交锋和碰撞是教科书研究领域前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动力。为此，在研究中要反对独断主义和学霸作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同时，也要进一步明晰学术争鸣的内涵。争鸣不是学者间的恶意争斗，研究者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范，保持良好的学术风度，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明辨学理、探求真知。

注释：

①本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中国内地的教科书研究成果，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肖龙江.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中儿童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小学语文课本的比较研究[J].外国中小学教育，1992（05）：20-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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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铭凯.新语文教科书之“变”：定量比较与质性解析[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7（02）：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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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天山.教材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30-31.

[7]陈月茹.中小学教科书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28.

[8]王小鹤.教科书民族性问题的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2（07）：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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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爱琴.中国乡土教材研究述评[J].现代教育科学，2009（10）：12-15.

[11]李长吉，张文娟.教科书的农村适切性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2]邵宗杰.中华传统文化与课程教材建设[J].上海教育科研，1993（04）：10-12.

[13]李良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序.

（责任编辑：申寅子）

作者：周美云

我国政治学研究论文 篇2：

习惯法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反思

摘 要：当前我国习惯法研究中充满着日益强烈的实用主义价值诉求与愈益精细的制度设想，这固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和制度优化作用，但也存在“实用主义”倾向等诸多偏颇，制约了我国习惯法研究的深层次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过于简单化地以西方的“实用主义”为依据和标准，既忽略了对“实用主义”内涵的深层理解和消化吸收，又没有把握习惯法的内在理路。为此，在今后的习惯法研究中，应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回到“实用主义”哲学的生成语境，从习惯法的内在理路来进行研究。

关键词：习惯法；实用主义；研究方法；反思

郑杭生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深层次要求之一”[1]。在我国的法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以西方的强势话语和知识谱系来解释和分析我国的现实问题，对我们的深刻鲜明的历史和传统进行任意而机械地剪裁的现象。一些研究者把西方的理论工具当成一种标准来进行研究，其中在习惯法的研究中愈发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便是这一现象的深刻表现。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缺乏对研究对象“习惯”地长期深入地调研与整理，其研究的理论抽象和成果的逻辑处理比较欠缺，大多数陷入了经验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脱离了对习惯法本质的细致了解，匆匆提出所谓的“寻找国家法与习惯法良性互动”的具体建议[2]155，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一、“实用主义”哲学的生成语境及特质

（一）“实用主义”哲学的生成语境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实用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美国成了主流思潮，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的半官方哲学。为了深刻理解“实用主义”哲学，有必要对其生成语境进行进一步地阐释。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山鼻祖，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首先面临的就是着力于对“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批判，他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用主义”的雏形。尤其是在其之后的文章《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明白》中，代表了皮尔士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总体批判，即一种对认识论的批判，从而过渡到意义的批判，并最终在该文中确定了作为意义批判的实用主义[3]。换言之，产生之初的“实用主义”哲学，就带有反对过分抽象，注重事务具体“意义”及实效的色彩。

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之中，各种先进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也影响了哲学的发展。在随后的“实用主义”哲学发展中，无论是威廉·詹姆士讲究“实效性、有用性”的真理观和其对经验方法的推崇，还是约翰·杜威的及胡适的讲究证据、注重实践的方法，均具有注重实效、推崇“经验主义”的特点。但是“实用主义”哲学其核心思想和发展乃是和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积极进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带着阶级色彩的态度来简单机械地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是急功近利的哲学。

（二）“实用主义”哲学的特质及简评

1. 功利主义的评价标准下的工具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适应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发展需要。因为美国建国的历史较短，是后发型国家，在追求其个人利益、阶级利益的驱使下，十分重视“人”的各种需要，强调各种行为、理论的效果——即以一种“功利主义”作为他们行动的评价标准。美国资产阶级可以自由放任地去追逐个人的利益和功用。“实用主义”哲学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这也导致了“实用主义”哲学重视实证、重视效果的功利主义而偏颇的评价标准。在这种标准指导之下的“实用主义”哲学所信奉的工具主义，就显得更为偏颇。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实用主义者皮尔士甚至认为：要揭示某个思想的涵义，我们只需要确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那行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它唯一的意义[4]。“实用主义”哲学重视实证、重视效果的功利主义的偏颇的评价标准，即把工具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思想应用在具体研究中，固然具有其很强的实践指导性，但如果仅仅限于此，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吸收消化，这必然会限制研究的深层次发展。

2. 经验理论的推崇。“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是主要建立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上的。“实用主义”者们认为，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只有经验性的东西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意义的，经验和推理都是次要的。经验背后的真理，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问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均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主要强调社会经验，认为经历过的、现实可见的效果和规律才是更加可靠的，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境地。虽然最新的“实用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绝对的经验主义的弊端，如刘易斯，把实用主义引进逻辑学领域，促进了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合流。也就是说“实用主义”哲学基本的认识方法和观点还是经验性的，但是“实用主义”哲学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对立起来，经验理论的优点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逐步地总结经验教训，减少损失和代价。经验主义具有保守、过分谨慎的特点，所以对于适应我国日益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应对世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战略机遇，是远远不够的。

3.多元的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之间，基于自己独特的经验理论和功利主义的评判标准，“实用主义”哲学者并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派，而是形成了自己的多元的历史观。其一方面强调经验，认为经验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实实在在的、客观可见的经验性事实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才是可信的，因而更注重人的个人经验、个人主观能动的发挥。另一方面认为，为了达到目的、效果，又承认各种客观的规律与理论，并把它当成工具，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实用主义”哲学研究者看来，一元是绝对的，对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是无意义的，从而在唯物与唯心之间，形成了自己的多元的历史观。

二、习惯法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及其偏颇

近年来，我国习惯法（民间法）的研究，已从法学研究的一个比较边缘的角落，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法研究的运动”，但大多数研究者所依托的方法依然是西方的，存在着“实用主义”倾向的偏颇，习惯法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层次的发展[5]2。

（一）习惯法研究的现状及“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习惯法研究是近年来法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和热点，在我国的法学学术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伴随着我国的社会科学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其主要是随着我国民众诉求的日益多样化、具体化趋势，伴随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深入而日渐发展的。

近年来，习惯法研究者不仅在传统的习惯法本体研究、国家法与习惯法关系等研究领域进行研究，而且还关注了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解决纠纷功能，规范作用等社会性、实证性的研究。在习惯法研究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上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习惯法研究者“为了提建议而研究”，或者为了习惯法而进行“习惯法”的研究。其在习惯法研究中最根本的理论指导或者研究取向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就导致了在中国目前的习惯法（民间法）研究中，一些，甚至大多数习惯法研究者把西方的一种理论工具当成一种标准，进行我们自己的研究。一些习惯法研究者，对于习惯法的内在理路，抑或习惯法究竟是什么都还是不很清楚。目前在习惯法研究领域里，在几位著名的法学研究者富有成效的努力和一大批学者的积极探索之下，大致形成了以下三个比较有影响的习惯法研究模式。

1.“本土资源论”模式。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在其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和勾勒出一个很有价值的习惯法研究图景（或者形象）——“本土资源论”。朱苏力教授在本书中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大趋势，“我们在立法时往往是借鉴所谓的现代外国法律多于考察本土的习惯、惯例。”[6]朱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是建立在其对过分的法律移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指出应该重视中国固有的丰富的传统及其本土资源。这是一种很具有学术敏锐洞察力的理论和观念，代表了不少主张以“同情”心和历史性目光对待我国传统社会和提倡我国社会科学自主话语权研究者的意愿。但是在这之中，因为学识和个人经历之限制，一些学者在利用朱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图像进行分析、研究问题的时候，具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我国的本土资源当成一种可资利用的材料，在指导思想上是“工具主义”的，也就是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种倾向。

2.“法文化论”模式。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梁治平教授出版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出版社，1991年出版），《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出版社，1994年出版），《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等。梁先生的研究视野是从文化的角度把法律看成一种文化。他认为，法律可以给予更宽泛的理解，不仅仅包括官府制定的法，而应该包括“直接出自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秩序”[7]。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深度和价值的理论贡献，乃是对本民族文化活力自信的表现。冯友兰先生1946年为西南联大所写的纪念碑文：“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8]我们现代的学者也应当有此等胸怀，重视现实社会生活中自发的、有益的秩序。但是一些学者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简单地从经验性的角度，把法律文化当成一种规则、规范，过分重视其器用，来进行习惯法的研究。从文化角度进行习惯法的研究，也是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具有法律多元化的倾向，有可能在秩序的维护上处理不好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关系，导致法律工具化和法律虚无主义，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

3.“社会中心主义”模式。山东大学法学院谢晖教授建构了法制现代化的规范理论并因此而自成一家[5]2。他主要是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来寻找问题的突破点，其理论根基在于“国家——社会”二元划分理论，探寻“制定法”与“习惯法”或者“行动中的法”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解决模式过渡到“社会中心主义”的解决模式。放在习惯法的研究之中，一方面就是把民间的丰富的解决纠纷的规则引入到国家承认的解决纠纷的规则中去，另一方面就是设法使国家把司法活动的领域扩大化，使得民间的规则司法化。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研究路径，但是也不得不警惕部分研究者因把握不准而陷入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多元化地直面司法解决纠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设想，注重习惯法的规范作用，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有可能一方面在如何使习惯法变成一种多元化的解决纠纷机制上，可能在具体制度上不尽可行和合理。再一方面就是漠视了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本质区别，带有很强的经验性，有可能导致“法律虚无主义”。这其实也是受到“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同样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二）习惯法研究中“实用主义”倾向的偏颇

在我国当前快速发展的习惯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些研究者既忽略了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认真地理解和消化吸收，又不能把握习惯法的内在理路的现象。其主要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在价值上为了寻求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工具主义盛行，在方法上主要是习惯的总结和记载——事实性记载占多数，即其在价值与技术之间无法得到很好的平衡。这也导致了习惯法这样一个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也有越来越被怀疑的趋势[2]155。

可见，在我国的习惯法研究中存在“实用主义”倾向或者“实用主义”哲学机械运用，其偏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评判标准的简单化。在研究进路上，往往以一种“工具主义”的标准和尺度，为了提出建议，为了使国家法和社会法的良性互动，而对现存的习惯、风俗进行事先的剪裁和有目的的取舍，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评判标准，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如大多数习惯法研究者的建议是“国家法应当作出适度让步，习惯法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法所吸收和认可”，这其实主要是“国家——社会”二元划分理论先入为主的一种表现，其把西方的这种理论，不加分析和具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当成可以适合于我国习惯法研究的一种标准，当成一种工具，达到其预设的研究目的，是有失公允的。

2.过分重视“习惯法”的社会效果。对习惯法进行功利性的评判是有悖于客观的。因为首先要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不是带有功利主义评判标准的任意剪裁。具体来说，应当注重社会习惯法解决纠纷的功能，但是不能夸大其作用和与国家法互动的范围和力度，更不能基于功利主义的标准，刻意寻求国家法对习惯法的承认、让步，这容易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对我们这个法制观念本来就淡薄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另一种灾难。

3.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理论化不够。习惯法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的习惯法研究搜集工作时，一般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如问卷调查、实地研究、社会实验方法、文献法等等。在这之中，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了最基层，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但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活动与后续的规范化、理论化之间的衔接，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在具体研究中主观价值取向的大量存在，其在本质上仍然是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其结论的可靠性也是值得推敲的。

三、深化我国习惯法研究的几点思考

“习惯是一种不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渊源。”[9]如何处理好我国固有习惯与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关系，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借鉴吸收现实存在的丰富的习惯风俗，是近现代以来有志之士不懈努力追求探索的一大课题。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因阶级之局限和时代主题之不同，却没有能够来得及对中国现存习惯进行科学的总结和研讨。近年来，随着对习惯法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现代法治文明并不是万能的，我国丰富的习惯、风俗在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开辟我国习惯法研究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在对我国习惯法进行深入研究过程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以一种更为客观谨慎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来对待我国传统的习惯、风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应带有很强的预设性的“工具价值”来进行证实或者证伪。今后我国的习惯法研究应当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回到“实用主义”的生成语境，并结合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来研究。只有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研究才是有益的，才能得到对我国法制的现代化有益的经验借鉴。我国著名法史学者陈景良教授在200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颇具启发意义，他指出“用现实的眼光洞察法史，于法史研究中体悟现实。”[10]这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的传统习惯法，以历史的眼光来关注现实。换言之，就是在回应全球化带来机遇与挑战的情势下，对习惯法进行再认识，以科学的方法，在深刻省思我国的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问题的基础上来开展我国的习惯法研究。

（二）以更科学的态度对习惯法进行深入研究

针对大多数的习惯法研究者过于简单化地以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为依据和标准，既忽略了对“实用主义”进行认真地理解和消化吸收，又没有把握习惯法的内在理路的情况，我们必须从习惯法的内在理路进行研究[11]，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深入把握习惯法的基本内涵。深入研究我国传统的习惯，不能大而化之地泛泛而谈。正如迪尔凯姆所说：“除非使常识具有它在其他科学领域里早已不复享有的权威——但不知从何处获得这种权威，否则，在社会科学中，学者就得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坚决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态度。”[12]所以，习惯法到底是什么？如何存在？仍然需要我们以科学态度深入研究，而对习惯法的基本内涵的认识和把握，这仍是一个前置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在对习惯法内涵把握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是什么的层次上，应当挖掘其内在的东西，运用逻辑的方法仔细分析习惯法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习惯法的权威和强制力的合理性来源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2.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在邓正来先生看来，全球化之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主要在于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即“话语争夺”与“走向世界”[13]。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把全球化当成一个开放的过程，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主体性”，具有“话语权”。就是说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现代法治文明，要深刻认识到文化是具有民族特性的，不能把西方的现代法治文明当成标准简单照搬照套，只能把它作为一种理论与现实参照；最后，要重视现实，从典型的实例深入分析，结合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对我国固有的习惯法进行探索研究。

3.正视西方法学术用语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应当借鉴西方的话语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法文化与存在的习惯，力图与世界学术界在术语、语言等方面接轨，否则可能有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在具体实践中既要学习、借鉴、尊重西方先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术语，但是也要珍视自身的传统。

4.对习惯法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在习惯法的研究中，应当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习惯法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自觉地以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方法来开展研究，并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在方法上进行互动与借鉴，进一步丰富习惯法研究的方法。

结语

“会通中西”一直是一些有见识、有能力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其研究中的不懈追求。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反思习惯法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就是对当前习惯法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工具主义、片面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多元化思路的反思。西方理论与思想是有其价值的，但是我们在运用过程中，要认真地吸收、消化并创新，回到其生成语境，并结合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从习惯法的内在理路来进行研究，努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争取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对于西方的理论与先进经验，不能把它当成一种标准和工具，只能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理论参照。

参考文献：

[1]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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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威廉·詹姆斯.詹姆斯集[C].万俊人，陈亚军选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4.

[5]魏敦友.民间法话语的逻辑——对当代中国法学建构民间法的三种理论样式的初步探讨[J].山东大学学报.2008（6）.

[6]苏 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2-15.

[7]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

[8]李光荣，宣淑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评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9）：96-97.

[9]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高鸿钧，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2.

[10]陈景良.用现实的眼光洞察法史，于法史研究中体悟现实[J].法学研究，2009（2）：205.

[11]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的类型学方法[J].法商研究，2004（1）：142.

[12]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5：1.

[13]邓正来.“知识转型”时代的中国研究[M]//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格致出版社，2011：6.

责任编辑 陆 莹

The Reflection of the Preference of Pragmatism in the Customary Law Research

Jiang Chao Li Xiaope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作者：蒋超 李小朋

我国政治学研究论文 篇3：

金融学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摘 要：基于2011—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涉及金融学的立项数据，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热点进行挖掘分析，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國金融学研究热点集中在金融环境改善与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改革与监管以及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等。2016—2017年的研究热点聚类较为分散，主要有P2P网络借贷、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变革、“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研究等。研究的演进态势构成稳定型、增长型和倒U型三种形式，增长型研究主题将是今后几年的研究方向与重点。

关 键 词：金融学；国家社科基金；研究热点；演进趋势

Key words： financ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research hotspot； evolution trend

基金资助是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的重要方式之一，科研项目从提出到确定都要经过广泛、深入论证，往往代表着该学科领域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1]。国家社科基金作为人文社科类研究课题最高层次项目， 代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研究的最高水平，能在客观上反映各学科研究的重点、热点、现状和发展方向。本文在梳理2011—2017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金融学立项课题的基础上，把握此期间金融学研究的发展动态，为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或者寻找新的研究思路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的“历史资料”栏目，时间维度为2011—2017年，项目类型涉及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

金融学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隶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涉及财政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保险学等，而在国家社科基金金融学问题研究中往往融合多种学科及多元方法，涉及面极为广泛， 所以本文对全部立项数据逐一检索，以保证数据来源的全面性。

本文基于金融学课题的立项数据，分别从立项数量、项目类型、地域分布、所属学科、研究热点和趋势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期呈现近七年中国金融学研究的大致图景。

二、立项地域及项目类型关联分析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近七年，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金融学研究1610项，年均立项约219项。其中，重大项目48项， 占比2.98%； 后期资助项目67项， 占比4.16%；重点项目65项，占比4.03%；西部项目77项，占比4.78%；青年项目461项，占比28.63%；一般项目894项，占比55.52%。

国家社科基金的地域分布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的社会科学生产力和影响力，本部分以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分析单元，结合项目类型对金融学的立项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在图1中， 方形节点代表项目类型，圆形节点代表各省市，它们间的连线表示各省市的项目申请关系，连线越粗、节点越大表示申请该类型项目的数量越多。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地域共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基本覆盖除港澳台外的全部区域，覆盖面较广，只是在各个地区分布的数量并不均匀，具有集中性的趋势。据本文对近七年国家社科基金金融学研究方向在全国的立项分布数量统计可知，北京的立项数量最多，达到199项，占本学科立项总数的12.36%，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说明北京是我国金融学研究的主要核心和主体区域， 这与北京的高校、 科研院所及中央各部门所属科研机构数量较多， 科研力量较为集中有关系。 而紧跟其后的上海、湖北、广东、重庆、湖南、四川、浙江等省市，是项目产出的重要区域，也是较为活跃的地区，均达到70多项。而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海南和西藏等省市立项较少，一共立30多项，这与这些地区地处偏远、科研力量较为薄弱、科研氛围较弱有关。

金融学受资助项目类型重点突出。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处于图谱中间位置，涉及面较广，是受资助的主要项目类型，其中一般项目数量最多，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主体；其次是青年项目，这与基金评审向青年项目倾斜的原则有关，也说明金融学研究的青年科研力量正在崛起，国家重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和培养。西部项目只和西部的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存在申请关系，而层次较高的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多与北京、上海及东部地区的联系较为密切，这些地区科研力量较为雄厚，科研氛围较为浓烈。

三、所属学科分布分析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类，共有24个一级学科。其中金融学相關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金融学研究涉及20个一级学科，不仅出现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经管学科领域，甚至在体育学、历史学、文学和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也有所涉及。

根据学科分类方法，将应用经济、管理学、理论经济和统计学归于经管学类；国际问题研究、社会学、法学、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政治学和人口学等归于政法学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民族问题归于历史民族学类；中国文学、体育学、哲学等归于人文学类，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具体学科分布比较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经管学类是金融学立项的主体学科，共立项1164项，占立项总数的72%。其中，应用经济学所占比例最大（见表1），这跟金融学固有的学科划分有关；其次为管理学类，将管理学方法与思想运用到金融问题研究中； 再次为理论经济学，对金融学问题进行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大类为政法学类。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科，与政治学、法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金融问题的政治学及政治效应分析、金融问题法律规范、古今中外的金融立法规律等问题， 都是学者研究的对象。

第三大类为历史民族学类，研究历代、各个民族聚集地的金融学问题。

第四大类为人文学类，《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研究》隶属于中国文学；体育产业中，从资本市场、保险制度、上市公司等角度将体育与金融关联起来进行研究。

综上可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金融学进行了更为广阔和深入的研究探索。现代金融发展使得金融环境和条件变得愈加复杂，金融学研究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 与更多的学科进行了交叉融合，呈现跨学科分布特点及研究的整合性趋势。作为金融学研究人员可广开思路， 努力创新研究视角，既可以借鉴社会科学中的管理学、法学理论等，也可与自然科学领域进行有效结合， 如进化金融学、进化证券学，从而形成新的研究契合点，以有更好的研究突破。

四、2011—2017年金融研究热点的挖掘分析

本文通过对“十二五”时期和2016—2017年金融学研究热点进行挖掘，比较近两年研究与“十二五”时期相比有哪些变化，呈现哪些重要发展趋势，以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一）立项关键词的提取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的中心所在，文章的关键词是对其内容的概括，高频关键词常被确定一个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2]。立项负责人未给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关键词， 需要对课题进行关键词的抽取。项目题目是根据课题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提炼出来的，是立项研究内容的精炼和浓缩，从题目中进行关键词抽取，可以反映金融学研究主题。

本研究使用北京理工大学张华平教授的NLPIR分词软件，分别对“十二五”时期和2016—2017年两个时间段的立项题目进行关键词的自动抽取，该软件结合信息熵自动计算关键词。

笔者首先对抽取后的关键词进行规范化处理，将部分同义词和准同义词进行归并。如将“风险防范”和“风险防控”进行合并，“我国”和“中国”进行合并。之后进行上下位词的处理，优先使用下位词。如“对外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为避免重复使用，优先使用下位词“对外直接投资”，并据此进行共词统计，如果匹配结果不为零则直接使用结果数，如果为零再使用上位词“直接投资”。经过处理，“十二五” 时期最后获取词频大于等于4的前53位关键词，2016—2017年获取前46位关键词。

（二）“十二五”期间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1. 立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为进一步挖掘关键词间的交叉组合关系，本文使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首先进行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统计，即两两统计它们同时出现的频次，频次越高说明两者联系越为密切。其次再将共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对进行聚类，形成聚类树状图[3]。

运用“十二五”期间数据，利用自动抽取的53个高频关键词进行两两配对，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项目内容中出现的频次，构建53×53关键词共现矩阵，部分矩阵情况如表2所示。

2.立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将上述共词矩阵输入社会统计分析软件——SPSS中进行聚类分析。为消除频次悬殊造成的影响，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转换成相似矩阵，在相似矩阵中，数值越大表示两个关键词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好。部分关键词相关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

在基于上述相关矩阵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根据离差平方和法（ward’methods）和离散数据中的斐方（phi-square measure）方法，最后得出层次聚类树状图（见图3）。

3. 聚类分析结果

通过对立项关键词的聚类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中国金融学研究主要集中如下三个大类：

（1）金融环境与金融服务研究。此聚类位于树状图的前端，聚团内包括的关键词较多，是规模较大的聚类团体。一是金融生态研究。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不仅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4]。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及改革的深化，部分金融法律法规难以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形势，因此，完善各类金融法律法规，加强金融法制建设研究受到学者的关注[5]。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关注，学者们分别从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约束机制等方面加强研究，以进一步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二是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研究。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是此期间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如对民族地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研究， 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三是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研究。“十二五”期间学者们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以进一步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保持金融稳定发展。

（2）金融机构改革与金融监管研究。一是金融机构改革研究。“十二五”期间继续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改革研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改革研究较为突出，如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的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用以解决农村地区融资困难问题。二是利率市场化研究。利率市场化是“十二五”期间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其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是研究重点。三是外汇储备研究。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储备资产的科学管理和优化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6]。“十二五”期间，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多元化投资组合策略及如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关注。四是金融监管研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预警、处置措施研究，尤其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措施研究是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影子银行的风险评估与监管受到的关注度较高。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关的各种技术、业务和法律风险也随之增加，如何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成为该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

（3）金融市场功能与体系研究。一是金融市场研究。金融市场作为资金融通的场所，是整个经济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期间，研究者从股票市场的完善、证券市场的发展、保险市场的培育等几个方面加强了研究，以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保险市场研究中，新型农村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研究颇受关注。二是资本流动管理研究。在资本市场中，研究者以资本流动管理为研究视角，进行资本流入与流出的管理体制研究，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选择、产业升级关系方面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技术溢出机制、区位选择等问题研究是近年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三）2016—2017年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利用上述研究方法对2016—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下列关键词聚类树状图（见图4）。

从聚类图谱中可以看出，2016—2017年与“十二五”时期相比，研究主题间交错复杂，没有较大的聚类团簇，各个聚类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呈现的研究主题较为分散，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P2P网络借贷。其作为一种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与之相关的P2P网贷平台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和完善以及P2P网贷的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是近两年社科基金研究的热点。

2.农村普惠金融。2016年国家出台普惠金融政策，结合精准扶贫背景，学者们开展了有关农村金融扶贫、减贫问题研究。

3.供给侧创新研究。包括基于供给侧结构的企业融资、养老服务金融需求与供给侧创新，农业供给侧改革，以及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各类金融风险控制研究、新型城镇化中的融资问题等。

4.人民币相关问题。研究重点为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资本流动问题。

5.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与监管、系统性风险、互联网信用风险等问题。

6.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问题一直是金融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是近两年研究的重点。

7.精准扶贫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金融关系类研究，精准扶贫战略下的金融服务模式、机制、效果评价研究， 以及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财政策略、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

8.“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投资问题是关注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风险与法律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

（四）“十二五”期间与2016—2017年金融学研究的变化比较

从以上聚类图谱结果可以看出，2016—2017年与“十二五”期间的研究主题相比， 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其中，货币政策、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人民币汇率、对外投资等研究一直是此领域的基本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复杂以及受国家战略影响， 这些研究领域又有所深入和扩展。

1. 金融市场的演进和日趋复杂，直接推进相关研究的细化和深化。P2P网络借贷作为新兴的金融服务形式， 是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深入和扩展；人民币汇率与跨境资本流动， 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推进，人民币加入SDR后的国际化问题等， 都是人民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研究热点。

2. 国家战略的实施对金融学研究动向具有重要影响。2016—2017年金融学国家社科基金体现了几项较为明显的国家战略：一是“一带一路”战略。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投资法律风险、机制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一带一路” 沿线的金融合作问题研究等。二是精准扶贫战略。 包括精准扶贫下的农村金融问题、金融精准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扶贫、微型金融精准扶贫等研究。三是供给侧战略。包括供给侧与资本结构、供给侧改革中相关领域的金融支持研究、农业供给侧问题研究、养老保险和农业保险等供给侧改革研究。

五、近七年金融学研究演进趋势分析

本文利用NlPIR软件实现各年份关键词的提取，通过关键词权重大小变化趋势来反映研究主题的演进趋势。NlPIR软件基于词频、词性和互信息等特征進行融合计算，结合新词发现算法，实现关键词的提取，值的大小综合反映关键词的重要程度[7]。表4为近七年各年关键词排名情况。

笔者根据关键词的权重大小变化趋势，将中国金融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态势概括为稳定型、增长型和倒U型。

1. 稳定型研究主题。上市公司、金融风险防范、货币政策、养老保险、金融机构等研究处于稳定状态，它们构成金融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开展相关的公司治理、投资效率、信息披露、股利政策、并购重组、财务等主题虽然有较小幅度的变动，但是一直处于前几的位置，说明该问题研究较为稳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研究一直受学者青睐。货币政策作为间接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政策工具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重点问题。

2. 增长型研究主题。精准扶贫、社会资本、基础设施融资、风险、互联网金融、利率市场化、普惠金融、丝绸之路经济带、影子银行、网络借贷、供给侧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热度在近两年有所提升，属于增长型研究主题，这些研究主题的增长有利于解决当今金融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是近些年金融学研究的热点和方向。“精准扶贫”在最近两年关注度排名第一，说明是目前及今后几年该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在线支付、移动互联技术等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互联网金融这一新生态形式，网络借贷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创新、金融监管、风险防范等问题成为研究热点。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立项研究增长较快，学者开展与之相关的跨国企业经营、资本流动等研究是重点。

3.倒U型研究主题。农村金融、民间金融、新型农业经营、新型农村、企业、宏观审慎管理、證券市场、 金融服务等研究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中间年份，构成倒U型主题。农村金融问题在中间几年排名较靠前，明显高于前后几年，说明在服务三农的政策导向下，此问题逐渐被研究者重视，后来被普惠金融等研究问题所取代， 研究热度有所下降。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对农村、中小企业等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和服务研究在2013—2014年较为突出。

从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上看，研究的趋势主要体现两点：一是金融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比如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服务等； 二是从2016和2017年的立项题目上体现出对国家战略的强化，比如“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和“供给侧”改革都是近两年金融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关注重点，说明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应在立足解决现实性问题的基础上，紧跟国家形势发展，着重对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六、结语

从数量上看，国家社科基金对金融学研究的资助基本趋于稳定；从立项地域上看，呈现明显的集中性趋势，北京、上海及东部沿海地区的研究力量较为雄厚；从项目类型上看，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主体地位较为明显。

金融学研究内容的跨学科趋势明显，当前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带来研究主题的交叉与融合，作为解决国家社会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的国家课题，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十二五”期间中国金融学研究热点集中在金融环境改善与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改革与监管以及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等几个方面，2016和2017年的研究热点聚类较为分散， 主要有P2P网络借贷、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变革、“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研究等几个方面。近七年的研究演进态势构成稳定型、增长型和倒U型三种形式，既有对金融学基本问题的持续性研究，又有随着新形势新环境的发展变化，研究主题呈现增长型和倒U型的变化趋势，其中增长型研究主题是今后几年的研究方向与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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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蓉英，许丽敏. 文献计量学发展演进与研究前沿的知识图谱探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5）.

[3]邱均平.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基于计量学的统计分析结果[J]. 宏观质量研究，2013（3）.

[4] 李海燕，张学雷. 构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的几点法律思考[J]. 浙江金融，2007（9）.

[5]郭庆平. 新时期我国金融法律制度建设[J]. 中国金融，2015（13）.

[6] 孔立平. 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层次管理模式构建研究——兼论外汇储备资产投资多元化[J]. 经济与管理，2015（1）.

[7]秦鹏，张华平，刘金刚. 基于新词发现技术的关键词提算法的研究[J]. 微计算机信息，2013（33）.

（责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

作者：陈辰 王璐 郝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