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三农问题论文

摘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起就开始设立，栏目设置从未间断。截止2015年末共出版90期，该栏目每期刊发论文5-9篇，共刊发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小额贷款公司三农问题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额贷款公司三农问题论文 篇1：

小额贷款公司更好服务“三农”策略探析

摘要：当前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对于三农信贷投放占比较小，偏离了成立小贷公司的政策初衷，并未有效解决农村、农民、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于国家政策、三农与小额贷款公司的多方的原因制约了小贷公司涉农贷款资金的供给，因此为了更好服务“三农”，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从实际出发，对推动小贷公司加大“三农”信贷支持力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供给;制约因素;对策建议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成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業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贷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自2008年5月4日银监会和央行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来，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走过十一年时间。全国已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已经从上升期转为下滑期。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的金融供给，完善了金融市场，为“三农”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

一、小额贷款公司产生背景

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下的产物。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深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实施严格的金融市场准入限制，民间资金无法进入正规的金融市场。在垄断特征如此明显的金融市场里，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即使民间资本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运作能够满足一部分小微企业的需求，但是因为缺少了金融监管，风险太大，借贷利率畸高。再者，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太过迟缓，扶贫贴息贷款效率低下，难以从根本上来缓解农村金融市场的问题。为民间资本寻找出路和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双重目的下的金融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产生。

二、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的现状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种小额信贷组织，政策初衷是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但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逐渐偏离了政策初衷，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目标很难达到。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由于资金成本较高及风险敞口较大，不得不以较高的利率覆盖资金成本及风险，而资本的高利率与农业的的低收益率并不匹配，因此导致涉农贷款在小贷公司贷款总量中占比较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与发展并未解决农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涉农贷款的投放量较小。

为解决“三农”金融供给不足问题，小额贷款公司推出的服务“三农”信贷产品应该符合“三农”实际，立足农村、贴近农民、服务农业，有助于逐步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发展，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三农”领域。

三、影响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三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一）、国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企业的经营决策必然服从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小额贷款公司之所以没有把更多的资金投放于“三农”经济，一定是投放于“三农”经济的资金不能满足小额贷款公司所要求的回报率。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投放大，产出低，经营风险高。

国家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及优惠缺失会使小额贷款公司承担较大的风险损失。

（二）、融资渠道狭窄，资金来源不足

小额贷款公司缺乏稳定的后续资金来源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避免吸收存款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形式，小额贷款公司在银行融资资金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的50%，且不得面向两个以上不同商业银行进行融资，小额贷款不得吸收任何形式的存款，不得发行债券，不得搞变相集资。公司的“只贷不存”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其资金来源，这极大地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扩张和竞争，使得如何发展并维系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最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宏观经济下行阶段，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回收速度较慢，因此会面临无钱可贷的尴尬局面，公司要等前期贷款收回后才能再贷，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断断续续的经营，营运成本增加，因此在信贷资金供给不足情况下，小贷公司更愿意把资金投向风险相对较小、回报率较高的小微企业而不是农业。

（三）、涉农贷款利率定价不合理

顺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市场化、组织化的发展要求，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断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需求逐步提高，但涉农贷款适合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特征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还没有跟上。不同于商业银行一般性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主要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但央行规定上限不得超过同期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下限是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仍停留在传统农业贷款利率定价模式的初级层面，利率制定模式单一，普遍采用贷款基准利率+上浮比例。小贷公司主要以盈利为目标，因此贷款利率的制定主要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相对较高，缺乏对整个市场的考量，尤其是对风险的管控。小贷公司不能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反应，过度关注自身盈利性，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对现代农业领域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产生了抑制作用。小贷公司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及金融需求考虑不充分，缺乏特定群体的针对性、差异性和必要灵活性，没有充分反映农村金融供求关系以及小贷公司对风险偏好的选择与判定，使得农村信贷服务供给出现价格扭曲，交易费用偏高，融资效率低下。小贷公司没有设计出适合涉农贷款的利率定价模型。目前仍依赖经验判断和主观分析，作为涉农贷款的利率定价基础。由于缺少精细化、科学化的利率定价方法，使得涉农贷款利率没有真实反映客户的风险程度，造成利率对风险覆盖不足和覆盖过度并存。同时，利率定价技术不足强化了贷款利率弹性的缺失，滋长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些优质客户因利率偏高而被过滤出局，资信状况差的客户反而获得了贷款，助长了涉农信贷风险的积累，不利于涉农主体融资绩效的改进。

（四）、农村信用环境制约了小贷公司涉农贷款投放

目前，人民银行在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良好的信用奖惩机制还未建立起来，逃废债务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涉农贷款不良率仍居高不下，违约率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还款能力，另一个是还款意愿。没有良好的惩罚措施就会降低借款人的还款意愿，逃废债务，逃废债务的行为若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就会形成传染效应，影响更多的有还款能力而不愿意还款的群体。最终造成小贷公司想“贷”而不敢“贷”的局面。

四、推进小贷公司更好服务“三农”的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政策扶持力度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是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由于其服务对象及目标性的政策性较强，因此，给予小贷公司一定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但实际情况是小贷公司不但无法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样获得财政补贴、享受农村金融机构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还要承担高税负，使得小贷公司运营成本提高而盈利空间缩小，极大制约了小贷公司的发展，同时抬高了小贷公司的放款利率，减弱了涉农贷款的需求，高税负也降低了股东回报率，从而影响小贷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鉴于小贷公司的监管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议地方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照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機构的相关政策，对小贷公司在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适当扶持，使其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盈利水平，进而进一步促进小贷公司增加涉农贷款的供给。

（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为避免在发生经营亏损时引发系统性风险，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不可吸收存款。针对“只贷不存”制约发展的问题，在条件成熟下，申请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力度，为小额贷款贷款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优惠，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资金，批发资金来源可以是央行的支农再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这些资金来源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低，提高融资额度，从而增加农村信贷需求与供给。

（三）、当前我国小额贷款的贷款利率定价模式单一，尤其缺乏对风险的管控意识。合理的贷款利率水平应该是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小贷公司必需要完善利率定价机制。一是构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利率定价体系，加强利率定价能力建设，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状况，信贷市场竞争程度、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情况，主动加强利率管理，逐步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灵活的涉农贷款利率定价决策机制。二是建立涉农贷款利率测算调整体系。制定利率管理操作规程和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分析农村信贷市场利率变化，有效评估利率风险，增强涉农借款主体的利率定价弹性，提高利率定价决策的敏感性、灵活性和科学性。对于小贷公司来说，在制定贷款利率水平时，不能仅仅以收益或盈利为标准，还应考虑违约率等风险因素。小贷公司应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将违约风险纳入利率定价机制中。不同于商业银行，在现有政策制度环境下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能力有限。在没有融入更多资金和核销制度措施下，小贷公司的违约率或者不良贷款率可能会随着贷款业务的增加呈上升趋势。所以小贷公司要密切关注坏账比例的变化，当坏账率不断上升时要及时调整贷款利率水平，以防范借款人可能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总之通过采取利率管理精细化和定价机构优质化手段科学分散和覆盖融资风险，使各类涉农贷款的利率水平得到合理均衡，提高农村信贷供给效率。

（四）、加强农村的信用建设

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支农惠农政策，扩大农村信贷投入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精准扶贫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而加强农村信用建设，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有利于增强农民信用意识、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也将为小贷公司加大三农信贷支持注入“强心剂”，加强征信及信用知识的宣传。定期组织征信教育的集中宣传活动，在城乡闹市区、集会点摆摊设点，向城乡居民散发宣传资料，讲解征信知识，同时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当地政府牵头主导，协调乡镇、财政、宣传司法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从政策、制度、管理和服务等多方面提供配套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建立统一的农村信用系统平台，完善农村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包括农户的基本信用信息、金融信贷信息、司法判决、交通、电信、水电费等一切与农业及农户个人有关的信用交易信息。通过农村信用体系的加强，使小贷公司与涉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小化，打破小贷公司不敢贷的局面，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信贷支持。

参考文献：

[1] 毛一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三农”的现况与对策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05）：188-189.

[2] 黄可权，张启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研究[J].财经市场，2015（11）：103-105.

[3] 黎应扬.信用村、信用户的建设思考[J].经贸实践.

[4] 曹协和等。利率市场化政策下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6）.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作者：原国花

小额贷款公司三农问题论文 篇2：

承农神后稷之志行服务“三农”之为

摘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起就开始设立，栏目设置从未间断。截止2015年末共出版90期，该栏目每期刊发论文5-9篇，共刊发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编辑部采用积极约稿组稿、精心策划专题、实行开放办刊、名家与学术新人并重等办刊理念和措施，推出了一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注重实际，针对性强的精品力作，收到良好的效果。通过特色栏目的带动作用，期刊的整体质量也迈上了新的台阶。

关键词：“三农”问题研究；特色栏目；办刊理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本刊）由教育部主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2001年1月创刊，双月刊。本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创刊即设立，截止2015年底已出版90期，专刊2期，刊发论文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作者遍布全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此栏目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

一、栏目建设宗旨、意义及优势

（一）栏目宗旨

关注社会现实，聚焦“三农”问题，依托学科优势，深入探索“三农”问题破解之策，积极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服务。

（二）栏目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达9亿之多，“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和关注。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三农” 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先后发出10个国家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力度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高校社科学报肩负着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的重任。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刊积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自2001年创刊之日起，就开始设置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栏目，积极为破解“三农”问题献计献策。

（三）栏目建设的优势

本刊开辟“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具有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国家惟一的农业示范区——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4 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始祖后稷在此地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成功地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创造了先古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使得杨凌成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目前这里除农业高校外，还集合了众多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企业，农业人才济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目前我国农、林、水学科最为完备的高等农业院校，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学校设有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金融研究所、农村社会研究所、农业历史研究所等农业研究机构。因此，本刊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不仅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发表，服务 “三农”，而且也可以与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相得益彰。

三、栏目建设措施及经验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把政治质量关

从设置“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之日起，我们就牢牢把握办刊方向和宗旨，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特别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敏感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未出现过任何政治问题。如本刊出版的1期专辑中有8篇我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编辑部对这些稿件进行了认真审核，还将这些稿件送陕西省台办，经有关负责人对其中的有些用词和提法进行了审核并加盖了省台办的公章，做到万无一失。

（二）积极约稿组稿，不断扩大稿源

编辑部坚持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放在目录突出位置，在人员和排版安排上给以重点倾斜。安排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编辑负责该栏目，并聘请我校经济管理学院“三农”问题研究方面著名专家王征兵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围绕既定目标，编辑部主动与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和科研人员建立联系，跟踪他们的科研进展，随时掌握有关“三农”问题研究动态，积极组稿、约稿。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机构、学校的专家教授征稿约稿。随着栏目影响力的扩大，投稿量逐年快速增加。目前该栏目年均投稿量达到上千余篇，稿件刊发实现了优中选优。

（三）组织与导向并举，精心策划专题

编辑部针对“三农”问题积极策划专题研究，先后策划了“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问题”“WTO与中国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专题，组发了一系列论文，有力配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

（四）实行开放办刊，积极吸纳校外优秀稿件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始终以学术质量为稿件录用标准，坚持开放办刊。作者遍及全国上百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国外有关专家也积极为该栏目撰稿。

四、栏目突出特点及反响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设置紧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针对“三农”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推出了一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注重实际、针对性强的精品力作。

（一）从研究思想上看，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

该栏目论文或直击“三农”问题的难点，提出独到的见解；或紧跟“三农”问题的热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发表后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被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上，为国家高层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我校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征兵撰写的《农民贫困的根源分析》、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黄祖辉撰写的《现代农业能否支撑城镇化？》、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均引起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这些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从研究方法看，注重实际调查，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许多文章是作者深入实际，走进农村，走入农户家中所做的调研。这些作者利用调研所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可信的结论，提出可行的对策。2013年第5期本刊特约的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是他带领由10多个教授、副教授及博士组成的课题组用了3年多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跟踪调研后所成的力作。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理融合。我校有很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具有很大的优势。对此我们进行积极引导，鼓励有关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如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数量关系来分析调研资料。近年来，本刊发表了不少这类文章，成为刊物又一突出特色和亮点。

（三）从基金论文比看，论文受资助比例高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在本刊栏目中基金论文比最高。栏目坚持与相关学术研究课题的联系，及时跟踪相关学术信息，刊发相关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该栏目文章90%以上由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这些项目在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获得省部级奖励。

（四）从作者队伍上看，既重名家，又不薄新人

海纳百川，质量为本。“三农”问题研究栏目选稿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原则。因此，我们在保持刊发权威专家学者论点的基础上，还吸纳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刊发了一批观点新颖、视野宏阔的新人新作。该栏目作者中有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有博导，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助教。有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有企业和 “三农”一线人员，很好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从产生的社会反响看，受到了著名文摘、新闻媒体以及广大作者、读者的广泛关注

该栏目论文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方面和学校的相关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被《新华文摘》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被《经济要参》全文刊登。周孟亮等撰写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张丛的《二元体制下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解析》和文春晖的《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陈为京等撰写的《加快建设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并获省政府奖，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被大量引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带动了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该栏目刊发的论文被引10次以上的有300多篇，被引20次以上的超过100篇，被引50次以上的10篇。2007年刊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目前已被引147次，下载1 300多次。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设立，一直保持到现在，从未间断一期。栏目立足社会现实，紧扣“三农”方面难点和热点问题，刊发了一批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室早先编发的《审读工作通讯》先后5次对该栏目这种突出办刊特色、贴近社会现实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表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并刊发了题为“立足前沿 突出特色 服务‘三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成果斐然”的专题报道。

以特色栏目为依托，带动了期刊总体学术水平的提升。目前本刊入选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并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一等奖、全国百强社科学报、陕西省权威社科期刊。

Key words：research on problems concerning Sanno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pecial column； ideas of running a journal

作者：王倩 董应才 张洁 马欣荣

小额贷款公司三农问题论文 篇3：

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摘 要：“三农”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再一次显现出来，当前需要破解“三农”发展的现代性、公平性问题。现阶段“三农”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迫切需要创新理念和思路，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机制。鉴于此背景，习近平提出向创新要活力、要动力、要效益，在指导“三农”发展时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创设，建立起“三农”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内生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是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农”发展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提出的创新驱动“三农”思想，抓住了当前“三农”发展的根本和关键，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理论，也对指导当前的“三农”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是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根本问题。当前，农业是“四化”同步推进的短腿，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民还是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顺应新常态，谋求新动力，破解“三农”问题，成为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过七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和在地方长期领导农业工作的实践经验，这不仅涵养了他深厚的“三农”情怀，也开启了他对“三农”问题的不懈探索。十八大以来，思考和破解“三农”问题是习近平施政体系的重要内容，他对“三农”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其中创新驱动“三农”思想高屋建瓴，强调向创新要活力、要动力、要效益，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农”发展的动力问题，是新时期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依据。深入研究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战略思想，对于加快“三农”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形成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的提出，既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客观需要。近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三农”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三农”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再一次显现出来，这些问题，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更高层次的问题，是破解“三农”发展的现代性、公平性问题。习近平指出，“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1]。现阶段“三农”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迫切需要创新理念和思路，提出破解“三农”问题的新方法和新举措。

（一）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期，但是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许多矛盾日益加剧，问题更加突出。一是农业劳动力的劣质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农业留守劳动力老龄化、低素质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人力资本困境。二是农业发展瓶颈趋紧。我国农业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的是要素驱动，包括对土地掠夺式的利用和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用品的高投入，这种粗放式的农业发展模式造成了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三是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分散经营下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不高，农产品的质量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市场竞争力不强，也难以获得规模效益。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严峻挑战，迫切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机制。

（二）农村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存在要素交换的不平等和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与非农产业和城镇的争夺战造成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日益紧缺，农村的弱势地位逐渐凸显。一是农村生产要素流动性低下，亟需构建要素流动和配置机制。长期以来，由于受法律和体制的限制，农村缺乏增强发展动力的顶层设计，导致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住房等要素流动性低下，農村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二是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不足，亟需构建新的投融资机制。近年来，中央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农村的教育、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取得显著进展。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公共财政资源主要面向城市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由于历史欠账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亟需创新思路，为农村营造内核驱动力和外部吸引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农民增收与权益公平问题亟待解决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依然比较低，我国农村居民中还有2 600多万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丰裕型贫困”。一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经营性收入受自身文化素质、经营规模和外部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截至2012年，农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例仍高达31.98%，传统农民文化水平低且缺乏培训，加之土地经营规模小，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农民赋权不足，财产性收入比重低。长期以来，由于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等资产的法制建设滞后，农民赋权不足，导致财产性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极低。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15%。三是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幅趋缓。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当前，在新常态下财政收入放缓，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面临财政直接补贴下降的困境；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较低，综合素质滞后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导致农民务工数量增长的速度减缓，工资性收入增长面临挑战[2]。农民增收缓慢，亟需创新思路，开辟农民增收的新的动力机制。

二、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创新始终在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他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是大势所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添、培育和催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面对农业短腿和农村短板，在指导“三农”发展时他也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对于“三农”发展与创新驱动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特色现代农业，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3]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创设，建立起“三农”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内生机制，引领“三农”发展是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发挥创新驱动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创新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4]。要用先进的制度设计、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推动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重点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产安全粮”的农业现代化问题。

一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依靠创新驱动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科技创新是关键。在农业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农产品质量需求刚性增长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提出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他认为矛盾和问题是科技创新的导向，指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5]。为实现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注重创新机制、激发活力，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5]。因此，要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通过科技支撑弥补农业产能和农业生态环境的短板。二是加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推动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依靠创新驱动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制度创新是根本保障。首先，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习近平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5]针对大量承包农户因进城务工需要部分或全部流转土地经营权问题，习近平指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5]其次要创新农业经营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地怎么种”为导向，习近平提出要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完善相关制度，激发农业发展活力。三是注重人力资本创新，推动农业队伍职业化。农村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人。习近平指出，“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5]。针对当前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就业，农业从业人员低质化、老龄化等问题，他提出要建立专门的政策机制，吸引青年人务农，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和保障。

（二）发挥创新引领力，激发农村活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但客观地讲，城乡差距还是很大。习近平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新变化，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强调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5]。为推动农村发展，他指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一是创新农村发展理论，激发原动力。发挥创新引领力，理论创新是前提。“无工不富”一度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格言”。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积极探寻乡村发展优势，在浙江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两山理论”找到了乡村原动力，让农村自己拥有的青山绿水变成财富，让农民依托独具魅力的乡土资源和乡土文化变成乡村旅游资源，把传统农业办成休闲度假、旅游农业。充分发挥绿水青山的生态性、乡村文化的独特性，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扬乡村乡土人文绿色生态吸引力大的长处，让传统的农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发挥创新引领力，制度创新是关键。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主张通过构建城乡一体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针对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他提出“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5]。为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习近平提出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强調“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5]。

（三）发挥创新推动力，促进农民增收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指出：“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5]新常态下农民增收越来越受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习近平提出要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政策机制，在紧紧依靠稳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创新体制机制等“多轮驱动”增加农民收入。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我国农业发展存在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产业不强，农民增收困难，需要拓宽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收空间。习近平提出，“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5]。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促进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农业增值的效益。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新型城镇化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有利于实现农民的转移就业，促进工资水平提升，又能使留下的农民有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习近平指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6]。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城镇化首要任务，解决好进城农民的户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让他们能真正平等地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三是加强制度创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进农民利益和保障农民权益问题。针对农民赋权不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扩大农民住房财产权和集体资产股份的权能，要求加快农村产权制度创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保障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公平性。

三、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战略思想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提出“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等重大论断，为国家发展提供根本遵循、注入強劲动力。“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家发展大局的压舱石、定盘星。习近平提出的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抓住了当前“三农”发展的根本和关键，不仅丰富了我党的“三农”理论，而且也对指导当前的农村工作和“三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在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以创新为驱动力，着力推进理论思维创新、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农村制度创新，促进“三农”发展。

（一）加强理论思维创新，提升谋划“三农”发展的能力

依靠创新驱动“三农”发展，理论思维创新是前提和先导。习近平创新驱动“三农”发展思想中蕴含着指导农村工作的科学方法论，即创新思维方法。创新思维就是敢于冲破传统思维惯性与逻辑规则的束缚，不因循守旧，敢于推陈出新，以新思路解决问题；就是要破除单一思维定势，善于多角度、多层面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举措[7]。“三农”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相互关联的问题集合，由来已久，同时，随着我国农业农村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我们必须要加强理论思维创新，提升创新思维能力，冲破“重城轻乡”的思想束缚，树立全国一盘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大局观念；破除农村“无工不富”的思想禁锢，树立厚植农业农村发展优势的新观念；破除就“三农”论“三农”的单向思维、封闭思维的方式，用多向思维、开放思维谋划“三农”问题。要把“三农”问题放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背景下去考量，注重把农业、农村、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去谋划，努力破解“三农”发展中的关键性、瓶颈性问题。

（二）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依靠创新驱动“三农”发展，科技创新是关键。因此，要加强农业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科技创新激发农业活力，补农业产能和农业生态环境的短板。具体来讲：一是创新农业科技投入融资机制。农业科研创新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导致社会资本支持科研创新的力度不大，而我国财政支持有限，创新农业科技投入融资机制成为必须。新常态下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努力增加财政农业科技投入的同时，还应创新农业科技投入的多元化、市场化融资机制，拓展产业投资基金、科技金融等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创业。二是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坚持市场需求和产业导向，优化配置农业科技资源，建立政府、科研机构、涉农企业协作攻关的农业科技创新运行机制；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政策，进一步实施专利制度、税收制度等政策，激发科研机构研发人员和涉农科技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重点突破生物育种、农机装备、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关键技术。三是要加强农民科技教育与培训。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科技成果的主要应用者。要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在创业兴农、教育培训、科技服务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体系，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科技成果应用能力和农业生产经营能力，进一步发挥其引领和带动作用。

（三）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进资源逆向汇聚“三农”

依靠创新驱动“三农”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重要条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比较收益驱动下，农业农村要素流失更加严重，“三农”发展会更加“缺血”。“三农”要发展，必须逆向汇聚资源，完善相应的市场导向机制。在发展机制上，要创造政策推动力和配套的市场吸引力向农业和农村汇聚资源要素。一方面，让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稳步有序地推进建立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体系，进一步使要素向“三农”流动，改变城乡要素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双低下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供给城乡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和促进城乡发展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作用。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要发挥其在促进城乡发展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通过税收、财政补贴、公共服务等政策手段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改善农村环境，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制度保障，引导信息、科技、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农业回流。同时为应对青壮年农民数量短缺、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政府应加紧建立青年经营农业的政策激励机制，吸引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等青年到农村经营农业。

（四）加快农村制度创新，释放“三农”发展活力

依靠创新驱动“三农”发展，制度创新是保障。做好“三农”工作，关键在于向改革要活力。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盘活农村各类资产，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益，为加快推进“三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一，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要进一步加快农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维护农民对承包地的使用、流转及抵押权能，鼓励农民在自愿、平等、有偿的原则下流转土地的经营权，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土地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也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农户增加财产性收入。第二，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度，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占有、收益、担保和继承等权利，让农民得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第三，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创新。政府要鼓励和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拓宽贷款的抵押范围，允许农民用住宅权和土地流转经营权等抵押贷款，提升其贷款可行性；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推动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为农民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加大创新驱动发展力度[N].人民日报，20130306.

[2] 谭智心，孔祥智.创新驱动条件下农民增收的政策选择[J].改革，2015（9）：21.

[3] 习近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N].农民日报，20141103.

[4] 中央農村工作会议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51226.

[5] “平语”近人——习近平的“三农观”[EB/OL].（20151229）[2016101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9/c_1117601781.htm.

[6]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新型城镇化[N].新华日报，20150224.

[7] 裴小革.论创新驱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J].经济研究，2016（6）：1722.

Xi Jinping’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nd Its Value of Time

WANG Shaofang， ZHU Ali， BAI Yu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

作者：王绍芳 朱阿丽 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