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生态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湖泊生态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篇1：

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面临的困境与路径前瞻

摘要：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丰富也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经济的矛盾极为尖锐，如何科学有序地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云南目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于目前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还存在科技支撑不够、政策法规滞后、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必须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保驾护航；明确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作用；创新生态补偿方式，提供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关键词：生态补偿制度；困境；路径选择；创新

生态补偿制度指的是一种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和维护、改善或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制度安排。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增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云南省地处长江、珠江、澜沧江等六大江河的源头或上游，山区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生态环境十分复杂、脆弱、敏感，同时又以生物多样性高度丰富、维系大江大河下游的生态安全、承担巨大的生态功能而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科学有序地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处理好建设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尖锐矛盾，实现云南的包容性增长，是云南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客观必然性与可行性

1.1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的许多难题亟待解决

一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及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偿不足。云南省1998年宣布天然林禁伐后，项目实施区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据调查，怒江、丽江等地区来自木材产业的财政收入几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对减少的财政收入，目前国家和省上只补偿来自林业的显性财政收入，而对来自林业关联产业的隐性收入却没有补偿，导致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在退耕还林还草和宜林荒山造林中，生态公益林很难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据专家估算，经济林每年平均产出为36元／亩，在云南许多地方，山林是山民全部的生活来源，而我国目前实施每年每亩5元的补偿标准，显然难以满足他们的起码生活需要。如果没有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将影响林农对营造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

二是岩溶地区的石漠化防治投人严重不足。岩溶在云南分布较为广泛，据省林业厅2005年组织开展的石漠化监测结果显示，岩溶面积在30％以上县区的石漠化土地为288.14万公顷，占65个县土地总面积的21.8％。由于全省岩溶分布广、石漠化程度严重，导致了岩溶地区“山穷、水枯、林衰、土瘦”，加之交通不便、生态恶劣等原因，岩溶地区的人民生活多数处于贫困状态。如通过对文山州8县进行的监测显示：1990年～2002年的10多年间，石漠化土地面积均呈扩展的趋势，其扩展速率在0.8％～3.2％之间。当前云南石漠化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治理难度大，投入严重不足；石山造林地确权发证工作滞后；宣传工作不到位，群众治理石漠化的积极性不强等。

三是对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区域的补偿不到位。根据国家“十一五”期间提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本要求，云南被划入限制开发区的有50多个县市，占全省面积的近50％，超过全省人口的35％。这些县市兼具生态功能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二重性，老百姓要致富，自然要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但“限制开发”使得“靠山吃山”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一方面要保护环境，另一方面要解决经济发展和自己生存的问题，陷入“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云南省禁止开发区域主要有：各类自然保护区176个，总面积288万公顷；其中省级以上森林公园3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53个；国家地质公园6个；世界遗产3个。这部分保护型区域，主要承载生态服务功能，理应享受国家的各项生态补偿政策，而现实是国家给予的补偿严重不足。

1.2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云南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尖锐矛盾是空前的，云南经济发展的各项人均指标居于全国的下游，各州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趋突出，州市所在地的中心县市区与边远的贫困山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生态建设不平衡。当前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但在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特别是有关生态建设的经济政策严重短缺。这种状况使得生态效益及相关的经济效益在保护者与受益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导致了受益者无偿占有生态效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激励；破坏者未能承担破坏生态的责任和成本，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这种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扭曲，不仅使生态保护面临很大困难，而且也影响了地区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以便调整相关利益各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生态与环境保护、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协调发展。

1.3云南省具备了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基础

云南省是我国最早开始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省份。早在1983年，针对采矿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和破坏，云南省环保局以昆阳磷矿为试点，以每吨矿石提高0.3元的方式进行收费，并将所收费用于采矿区复土植被及其它生态破坏恢复治理，这可视为我国探索生态补偿政策的开始。当前，云南正在寻求一条“四个同步”的道路，即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进行，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高，生态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同步提升，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步前进。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省政府主办的“七彩云南保护行动”都明确要求：

“开展生态补偿试点，逐步建立生态补偿制度”。2008年2月，省政府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若干意见》中提出：

“力争‘十一五’期间，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水能矿产开发生态补偿等方面投入70亿元左右；开展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重大资源开发项目、城市水源地等4个领域的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建立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这些都充分表明，云南省目前已经具备了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科学研究基础、实践基础和政治意愿，项目实施具有现实可行性。

2、目前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难题分析

2.1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还缺乏足够的科技支撑

很多人认为生态补偿只是一个机制或制度问题，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只要从政策与体制方面进行完善就可以了。其实这种观点是偏颇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也面临着许多科技难题。当前，正是由于没有解决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中的关键科技难题，才使

我国的生态补偿虽受关注，却进展缓慢。这些科技难题主要有：生态补偿的确切含义、生态补偿费与资源费税的关系等，这些是生态补偿定位的关键；补偿方式的选择问题，即应该采用现金、实物、政策等哪种形式，如何形成一种“造血式”补偿；补偿标准制定问题等。“十一五”期间，国家许多重点科技项目中设立了与生态补偿问题相关的课题。但总的来看，这些难题尚在探索之中，没有完全解决。这使得一些匆匆上马的生态补偿项目在执行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以退耕还林为例，全国仅分南方和北方两个补偿标准，在执行中就产生了“过度补偿”与“低补偿”并存的现象。

2.2生态补偿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主管部门相互协调不够

目前，在我国实施的各领域生态补偿中，只有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方面做出了制度性安排。即2004年中央财政正式建立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对重点公益林管护进行补偿。其他方面的补偿，基本上都是依托特定的生态工程或生态治理规划进行，其突出问题在于补偿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例如，当前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尽管国家有了后续的补助措施，但是农户总担心今后政策有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保护效果。我国的生态保护涉及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等多个部门，各部门根据自身业务，分别进行了生态补偿的实践。但以“部门主导”的政策设计，分头管理的现象很严重，导致部门利益化和利益部门化，使现有的生态补偿政策带有较强烈的部门色彩，从而造成生态保护与生态受益者之间的脱节。如林业部门推行生态公益林补偿、天然林保护工程及退耕还林工程，农业部门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水利部门实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费、水资源费。实践中，涉及多个部门实施生态补偿时，部门间的协调性不强。

2.3生态补偿得不到政策法规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国还没有“环境基本法”，而《环境保护法》又较明显的忽视生态环境补偿问题。由于当时立法背景，《环境保护法》偏重于污染治理，只规定了对排污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经济进行收费，而没有考虑对生态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其他诸如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对生态保护的力度也不够。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中资源有偿使用原则未体现资源生态效益价值，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主体应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义务未做规定以及资源保护法律的有些规定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而与各地区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的地方立法，在生态补偿方面的规定同样显得相对模糊，缺乏应有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要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必须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的政策、法律、法规等保障措施。没有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撑，生态补偿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生态补偿将很难顺利进行。

2.4环境产权界定困难，融资渠道单一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为了使外部环境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地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没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存在环境贡献者与环境受益者的利益“非对称性”。因此，现有的生态补偿制度有一个难以突破的技术难题，即如何界定生态环境产权，以明确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尽管目前中央确立了“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的补偿原则，但涉及到具体补偿行为时，难以确定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受益者，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实施东西部之间的生态补偿时，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另外，我国的生态补偿融资渠道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两种方式。其中，财政转移支付是最主要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从目前云南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看，纵向转移支付既中央对云南的财政转移支付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微乎其微。这种完全由中央政府买单的方式显然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不协调，“免费搭车”现象严重。

3、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

3.1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提供法律保障

生态补偿立法的缺失是限制和阻碍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尽快出台环境基本法或环境法典，建立权威、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促使生态补偿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约束，对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鼓励和支持。当前我国应尽快根据现实情况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在《条例》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争取早日出台《生态补偿法》，以法律形式将补偿范围、对象、方式、补偿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下来，使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撑。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前提的，如果生态补偿制度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则为其推行提供了可靠保障，还可提高其实施的效率。云南可先选择条件允许的地方进行试点，取得一定经验后进行总结并完善，然后再逐步将其推广。

3.2明确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补偿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所有对环境友好的生产措施。但这些国家的补偿政策是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相联系的。由于云南属于西部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实施生态补偿的条件，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对云南省的生态环境问题状况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明确轻重缓急，根据评估结果明确补偿的优先秩序，将生态补偿划分为三个级别：即优先补偿项目、重点补偿项目、拓展性补偿项目，以便将有限的补偿资金用到刀刃上，提高补偿资金的利用效率。

对于那些已经非常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或者不及时制止将可能导致其严重生态环境后果的行为，进行优先补偿。如滇东北长江上游生态功能区等的补偿。对于优先补偿项目，应采取中央政府直接投资为主，相关利益主体为辅的方式。对于一些生态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或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行为，进行重点补偿。如重要湖泊水源地、区域性河流集水区保护补偿，矿产开发补偿等。对于该类补偿，中央财政只提供适当的扶持，不应成为资金来源的主体，可采取流域补偿、产业补偿的形式。对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行为或措施，进行拓展性补偿。如对生态农业，节水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等的补偿。对于此类补偿，建议采用政策补偿、技术补偿或市场补偿的方式进行。

3.3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作用

深入考察国外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和政策体系，大多采用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相互补充的方式，并且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工重点。综观世界各国对生态区域的利益补偿实践，政府在生态补偿中起到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生态效益购买者，能够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经营者之间的既得利益。例如，在法国和马来西亚建立的林业基金中，国家给予的财政拨付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美国、哥斯达黎加等国在此项目措

施上的经验也表明，尽管政府作为生态效益最主要的购买者，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政府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可以运用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来提高生态效益。借鉴国外经验，设计云南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利益补偿机制，应明确将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利益补偿的主要工具，进一步强化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来源和使用。在强调中央对地方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依托大江大河流域上下游之间、重要自然保护区、工矿区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在加强和引导生态保护上的支撑作用。

云南在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过程中也应遵循市场和政府互补的原则，在完善环境税收制度的同时，还应逐步完善生态环境价格机制、交易机制，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生态利益共享及相关责任分担机制。除生态融资、财政补偿等政府行政手段外，应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积极探讨培育和引进市场机制，率先在部分地区和领域进行大胆试点，借鉴国际上相对比较成熟的方法和指标，促进利益补偿体系的差异化和多元化实现。从而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利益补偿中的合理分工，积极培育包括政府、企业、民间机构等多元化的生态利益补偿主体，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利益补偿体系。

3.4创新生态补偿方式，提供长效的补偿机制

一是实施技术和项目补偿政策。政府和补偿者为受补偿者提供项目，将补偿资金转化成为技术项目和产品，同时对受补偿者无偿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其生产技能和管理组织水平，使他们掌握更多的生存本领。如政府及相关科研技术机构对生态保护区实施项目扶贫计划，通过对项目进行技术指导，引导农民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培育“造血”机能，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设置生态税种，征收生态税。生态税收作为一种财政和金融政策工具，具有资金配置和行为激励两项基本功能。如美国用于补偿生态区域的转移支付资金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生态税收中获得的。生态效益具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特性，通过设置生态税，政府可以向生态效益受益地区的公众或企业强制征收生态税的方法来补偿生态保护和生态经营者。生态税的征收对象主要包括在生态效益中受益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范围包括有经营收入的大中型水库、大中型水力发电厂、大中城市自来水厂、以森林景观为依托的风景旅游区等的经营单位和个人。如三峡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如果每度电提取生态补偿费5厘，就是4235亿元，仅此一项可以保住28个像云南省德钦县那样的长江中上游贫困县的原始森林。

三是设立生态补偿基金。遵循“谁投资，谁收益”原则，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用于特定地区总体生态环境的生态补偿。由于东中西部地区通过环境媒质相连接，对下游地区来说，污染物质的输入提高了其生态恶化的程度，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越恶化，中下游地区的环境成本就越高，这样，就需要建立一种生态补偿机制，以使环境成本达到最小化。为此，应建立一项国家生态建设基金，东中部地区将根据其损害评估缴纳基金，而西部地区则根据其建设与治理的成本评估缴纳基金。从各地区收缴来的基金，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再重新配置给他们，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并实行专款专用，这样不仅能降低处理环境外部性问题的交易费用，而且能够缩短环境物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时滞。还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建立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支付基金的运作模式可由相关地方政府共同推动，建立“资金横向转移”的补偿模式。

四是发行生态建设彩票。彩票是政府的一条重要筹资渠道(西方发达国家称其为“第二财政”)，具有强大的社会集资功能。目前，彩票业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大产业。因此，应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发展生态彩票业并使之成为我国生态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当前，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生态环境建设彩票，除发行成本以外，西部各省区市筹集的资金应全部用于本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东部和中部地区筹集的资金60％上缴中央，专项用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其余40％用于本地生态建设。这样，将可以强有力地支持西部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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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爱文 刘先长

湖泊生态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篇2：

我国湿地法律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摘 要】 中国自1992年正式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拉姆萨尔公约》）以来，各级政府对湿地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湿地资源依然面临着逐年减少的风险，究其原因是在湿地法律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目前尚未出台一部湿地保护的全国性立法、有关湿地的立法理念没有反映现阶段的发展方针以及湿地保护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关键词】 湿地保护;生态价值;立法理念;管理体制

一、湿地现状

（一）我国湿地自然资源现状

我国于2013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调查显示，全国湿地总面积为5360.26公顷，湿地面积占我国疆域的5.58%。湿地面积相较于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减少了339.63万公顷，减少率达到8.82%。其中，自然湿地面积经测量为4667.47万公顷，达到全国湿地总面积的87.08%。自然湿地面积相较于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减少了337.62万公顷，减少率达到9.33%。

根据《拉姆萨尔公约》定义，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将湿地分为5类，其中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为579.59万公顷，沼泽湿地面积为2173.29万公顷，湖泊湿地面积为859.38万公顷，河流湿地面积为1055.21公顷，人工湿地面积为674.59万公顷。前四类为自然资源。

（二）我国湿地保护的立法现状

1.国家层面湿地立法现状

在国家层面，涉及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资源保护法》《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但是这当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法律法规仅是从侧面对湿地内容进行规定。2013年3月28日国家林业局出台了《湿地保护管理规定》，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专门对湿地保护进行详细规定的部门规章。2017年该规定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管理规定包括湿地定义、指导方针、保护内容、监督机制、禁止在湿地从事的活动、国家湿地公园申请条件等。

2.地方层面湿地立法现状

地方上，已经有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针对湿地保护出台了法规和规章。2003年，黑龙江省率先出台《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截至2020年7月底，全国共出台了27部省级湿地保护条例、19部设区的市级湿地保护条例以及5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此可见，我国有关湿地的立法数量比较可观，大部分地区都对湿地进行了专门立法。

二、我国湿地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高位阶立法的缺失

截止到目前，中央政府层面出台的较为重要的湿地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只有一部《湿地保护管理规定》，该规定在2013年3月由国家林业局颁布。由于该规定仅仅是林业部门颁布的部门规章，位阶较低，因此难以全面指导湿地保护管理的实践。比如，草旬类湿地由农业部门管理;沼泽类湿地由林业部门管理;河流类湿地由水利部门管理;城区湖泊类湿地由城建部门管理等。对农业、水利、国土、海洋等湿地保护有关部门而言并无适用的拘束力，适用时仍需服从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由于缺乏国家层面上有关湿地保护的高位阶立法，使得地方政府在具体确立有关湿地保护制度时受阻。这里所称的“受阻”并不是指地方出台法规规章的数量较少，相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出台了相关保护性立法，之所以称“受阻”是因为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高位阶的专门性立法，导致地方在制定具体管理湿地的规定时没有上位法依据，比如有关湿地保护责任划分的标准、保护机构的设立、经费的落实以及生态补偿等具体规定因缺乏上位法指导而规定的较为混乱随意。在湿地保护的实际工作中，地方湿地保护管理部门也不约而同地在监管权限方面受到制度措施空泛所带来的制约，同时还面临着行政体制所带来的限制。

（二）立法理念的滞后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我国关于湿地保护的部分法律法规制定于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我国法律制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而不是保护湿地的生态价值。当前，我国法律制定已经将生态价值考虑在内，但在实践操作中，一旦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正面冲突，往往优先考虑经济利益，保护生态利益并且将生态破坏降到最低只有在经济利益没有被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具体到湿地上，生态优先理念虽然已经在我国全面提倡，但并没有在湿地保护上得到很好的体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仍是我国当前湿地保护所遵守的首要原则，而湿地保护需要的是将生态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是通过简单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湿地资源就想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一良性状态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在立法理念上贯彻较好的是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他們通过结合自身湿地的实际状况，经过实践发展逐渐将生态优先理念转换为“零净损失”的保护理念。“零净损失”这一理念意味着所有湿地无论其处在何地，都应该尽可能地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一旦湿地遭到破坏，应当以其他方式补偿湿地所受的损害，以此达到湿地资源持续增长的目的。“零净损失”理念的目标是使湿地资源数量在总体上保持一个持续上升的状态，这要求湿地保护管理部门必须将湿地的恢复、重建、维护以及改良作为其工作重点。

三、完善我国湿地保护立法的建议

（一）制定全国性保护湿地的专门法律

湿地保护的专门规定法律位阶过低与湿地立法理念的滞后，使得我国在湿地保护的实际工作中进程缓慢，管理也十分混乱。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看，不同利益间的紧张关系达到可能危机秩序稳定之日，就是新的法律产生之时。因为只有通过新的立法，才能为发生冲突的权力重新划定边界，使它们各归其位，以缓解和消除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湿地保护的各种利益严重冲突必须通过新的立法来进行调整，因此急需在国家层面出台一部统一的湿地保护法律，融合先进的立法理念，通过高位阶的法律协调梳理不同部门之间的交叉关系，解决湿地保护管理混乱的现状。

（二）树立生态价值优先的湿地保护立法理念

树立湿地保护立法理念，不仅能够体现出我国对湿地保护的重视程度，也是进行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我国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对生态的保护，导致我国无论在开展建设活动还是进行环境管理时都过分注重经济价值而不是生态价值，这违背了我国当前和谐发展的理念，并且当今世界各类环境问题频发，保护生态安全成为各国共识，作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的湿地，对其生态价值的保护刻不容缓。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转变过去的传统观念，将新的生态理念，即生态优先理念贯彻到湿地保护中去。然而樹立生态优先的理念，并不是仅仅用传统的老方法对湿地进行保护，而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以维持生态稳定为目标，使得湿地的数量能够持续增长、湿地的类型不断扩充。生态平衡关乎到我国生产活动能否正常运行，决定了我国湿地资源是否会因为生产活动遭到破坏。而生产活动的运行决定了我国湿地资源是否会因为生产活动而遭到破坏。

（三）建立协调管理机制

为缓解现阶段我国湿地管理权利冲突和分工不明的问题，我国应该设立协调管理机制对湿地进行保护，该机制应当设立一个明确管理湿地的政府部门，由该政府部门负责湿地的管理和有关事务的协调。简单来说，在中央层面，明确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的主导地位，由其对湿地的保护管理工作进行统一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将职责具体划分给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水利、农业、城乡建设、海洋等政府部门。在地方层面，湿地的保护管理工作交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负责。

首先，明确林业部门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地位，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在未来湿地的专门立法中，一方面，应对林业部门的主管地位进行明确，赋予林业部门开展相关工作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应从湿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角度，将湿地生态系统作为整体，明确各个部门在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中的职责，以进一步发挥实体资源分部门管理的成效。其次，明确地方人民政府在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并细化和加强其保护管理湿地的责任。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已经确立了政府是湿地保护的重要责任主体。因此，在未来湿地管理体制的立法中，要从政府对湿地保护的职责、政府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等方面明确细化政府对湿地的责任。最后，建立专门的湿地协调机构。在实践中，我国某些省市已经设置了湿地保护的协调机构，在未来，这些协调机构应当在立法中得到确立或进一步的完善，建立从中央到地方、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的湿地综合协调机构，对协调机构的地位、职权范围、工作机制进行明确。

四、结语

我国湿地资源逐年减少，而专门规定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又仅限一部部门规章，难以起到全面指导湿地保护的工作，加上立法理念的滞后和管理体制的混乱，目前我国湿地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应当尽快出台一部高位阶的湿地保护的专门性法律，贯彻生态价值优先的立法理念，并健全湿地保护的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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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超楠

湖泊生态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篇3：

可持续发展经济会计新视角研究

绿色经济亦称可持续发展经济，是一种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即发展经济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绿色经济产生于新旧世纪交替的巨大变革时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绿色经济的出现有着鲜明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积累、生产力大发展、掠夺式资源开发到现场工业文明阶段，在漫长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尤其是生产力发展下的掠夺式资源开发及工业文明的鼎盛发展，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小到动植物灭绝、河流湖泊污染、土地沙漠化等，大到大气层被破坏、海洋被污染、水资源短缺等，这是人类无休止的破坏自然环境的后果，也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报复。当自然环境向人类发出警告后之后，人类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人类文明从此开始包含有生态文明的意义，社会经济由此开始实现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一、可持续发展经济的会计核算分析方法

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求人们在进行经济分析、社会决策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与传统的生态环境外因论相对，生态环境内生化指人们在进行经济研究过程中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市场价格的经济资源纳入到经济核算体系中。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将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考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21世纪我国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将自然资源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自然资源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手续，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在环保方面《议程》强调中国21世纪环境战略的核心是环境的外部化转向环境内部化。

严格的讲生态环境是很难定价的，它往往通过政府政策与市场调节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制订绝对的生态环境价格在现阶段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市场价格（或准市场价格）可以从理论上得到，有关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定价的方法很多，现介绍几种常用的计量方法。

1、不可再生资源计量法。它是人们对已探明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一种定价方法，其依据是估计价格等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售价格与各项开发成本之差。该方法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现值法。即根据资源开发距现在的时间序列一定的贴现率进行贴现，各年的现值总和即为该不可再生资源的价值。估价模型为：

V=∑(St-Ct-Rt)(1+r)t

其中，V——资源存量价值；

St——资源在t期销售额；

Ct——t期开发成本；

Rt——t期投资资本的“正常回报”；

R——贴现率。

另一种是净价法，该法认为资源价值有恒定性，计算是无需贴现。模型为：

Vt=St-Ct-RtQt ∑Qt

其中，Vt——t期资源存量价值；

Qt——t期资源开采量；

∑Qt——资源预计开采总量。这两种方法只能估算那些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资源，即价值为正（St-Ct-Rt＞0）的资源。

2、再生产补偿费用法。根据资源的价值量等于对经济活动消耗自然资源的再生成本，对资源存在量及资源消耗成本进行估价，估价模型分别为：

Vt=(Ｃt△Ｑt )∑Ｑt和 Ｖ’t=(Ｃt△Ｑt )Ｑt

其中，Vt——资源存量价值；

V’t——资源耗减成本；

△Qt——t期再生产资源数量（耗费成本Ct所补充的资源数量）；

Ct——活动中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成本；

∑Qt——资源总存量；

Qt——t期资源消耗量。

该方法的使用前提是，只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补充新的资源。如果该假设永远成立（从资源的长、短期开发来讲对时行得通得），则新补充得资源成本就是资源再生产活动所消耗得活动和物化劳动价值，此时该估价方法是最适合的一种。

3、生产率下降法是进行生态环境估价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将生态环境作为传统生产要素的一种，认为环境质量下降的直接表现是在相同初始投入的条件下产出量的下降。以减少的产出量的市场价值作为环境资产质量恶化成本。估价模型为：

D=△Q（P1+P22 ）

式中，D——环境资产恶化成本；

△Q——环境恶化引致的经济产品产出减少值；

P1——产出量变化前单位产品价值；

P2——产出量变化后单位产品价值。

该方法估价公式简单，式中所需的价格资料也容易得到。然而在确时，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决定环境减产的因素很多，如土地种子、施肥量及降水量等，在众多因素中找出受污染减产量难度较大；二是产量减少具有滞后性，模型中的环境恶化成本产品产出减少量均为本期数值，实际上产品减少量并不是由当期经济活动造成的。

4、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法通过建立农业产量、土地承载能力、人们生活质量等的变相市场价格与相关解释变量（包括环境因子）之间的函数关系，估算出环境恶化成本。估价模型为：

Q=f（X1，X2，…，Xn，Xn+1，…，Xn+m）

其中，Q——单位面积农业产量（土地承载力或人们生活质量等因变量）；

X1，X2，…，Xn——各种污染浓度；

Xn+1，…，Xn+m——污染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将其转化为线形函数可设计如下：

Q=a0 +a1X1+ a2X2+…+ anXn

+an+1Xn+1+…an+mXn+m

其中，ai(I=1，2，…，n+m)为待定参数，可通过回归分析等方式得到。当其他因素不变时，第i种污染物浓度上升△Xi个单位时，则Q的变化量为：

△Qi=ai△Xi

用△Qi乘以总受害面积（或其他因子），再乘以单位市场价格，就可以估算出生态环境的恶化成本。该方法在应用中的最大限制之一是，对模型参数的估计需要收集多种变量的大量统计资源。此项工作目前比较欠缺。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资本成本构成分析

一般认为，社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及生态资本三部分构成。

（一）生态与知识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是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进步的结果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实践效应。在工业化初期，社会消费结构以生存和基础发展需的物质产品设计，国民经济以物质生产产业为基础，知识主要是附着于某种物质载体（如转化为技术设备或生产工艺设计、产品设计等有形资产形态）进入生产过程，进而提高物质资本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这一时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较低，生态环境自我恢复能力较强，生态资本一直以被忽视价值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等有形或无形的形态进入生产过程，因而，在此阶段物质资本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而進入工业化后期的知识经济时代后，物质消费比重下降，知识产品、精神和服务消费比重不断上升，绿色消费日益成为潮流，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以物质生产产业为主向知识产业、生态产业为主转变。为适应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的需要，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知识资本投资、生态资本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并最终取代物质资本投资布居于主导地位。

（二）生态与知识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发展史。原始社会条件下，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态环境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包容性养育着人类及地球的万物，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达到一种低水平的融合。到了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在物质产定论思想支配下，征服自然追求片面的物质资本积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知识也成为人类用于大规模征服自然的工具，通过一定的物质资本载体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此时的生态资本被看作自然禀赋，根本不存在资本价值问题。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大自然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生态资源合良好的环境质量，被我们在短短的数个世纪种严重消耗和破坏，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一过程更为加剧，最终造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生活环境质量降低等后果，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并进一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自然资源以其稀缺性向人类敲起了警钟，经过与自然环境的反复较量，人类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一种资本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从而使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它一改传统的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经济增长观，以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的方式达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以生态资本为主取代以物质资本为主建立在以知识资本为主的基础上，知识资本既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从一种手段来讲，人类可以利用知识资本，一方面进行最有效的生产，以降低对资源的损耗，另一面更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以实现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从一种生活方式来讲，它使得人类的消费重心由物质产品转向精神文化，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一种经济制度来讲，它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资本、生产资本取代传统的物资资本而占据重要地位，从此使得社会生产、分配、管理或控制转向知识拥有者和控制者。

（作者：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研究生 ）

作者：胡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