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标准远程医学论文

【摘要】远程医疗对人类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远程医疗关系的法律特征是由远程医疗的自主性、契约性和时空性决定的。法律调整远程医疗关系涉及工程技术、通讯、计算机、遥感技术、伦理等领域。在远程医疗正向着移动性、多样性、实时性发展的今天，远程医疗关系已变得更为复杂，立法任务将更加艰巨。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义务标准远程医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义务标准远程医学论文 篇1：

互联网时代在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 随着计算机及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会诊正在贴近人们的生活。本文通过总结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在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实践经验，探讨了综合医院面向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战略。

【关键词】 远程会诊； 互联网； 基层医院

【

【Key words】 Teleconsultation； Internet； Primary hospitals

First-author’s address：Zengcheng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zhou，Guangzhou 5113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32.034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早在上个世纪就谈到：未来医生将对着电脑屏幕根据网络传来的信息，对千里之外的患者进行诊治[1]。在通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远程医疗会诊系统使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并正在贴近人们的生活。新医改意见也明确要求要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面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发展远程医疗[2]。为贯彻落实这一医改意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2014年7月，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与增城北部山区派潭、正果和小楼三镇卫生院正式开通了远程会诊系统，这也开启了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对在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探索和思考。

1 在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实践探索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原是一家二级甲等医院，2008年10月，整体移交给具有悠久历史和雄厚技术力量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管理。移交以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通过派驻专家教授到该院进行坐诊、查房、手术，促进该院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短短几年，该院已实现跨越式发展，成功升级为当地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起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重担。

派潭、正果、小楼三镇位于增城北部山区，基础相对落后，包括医疗在内各方面公共性服务也相对薄弱，是广州市扶贫开发重点帮扶镇。作为增城首家三级综合医院，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有着强烈的主人翁精神，高度重视对派潭、正果、小楼三镇基层医院的帮扶工作。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点，该院将开展远程会诊服务作为帮扶支援的新尝试，与三家镇卫生院建立了远程会诊系统。

该远程会诊系统平台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为区域会诊中心，其中包含医疗应用系统及与视频应用服务器、专业储存服务器等设备。三家镇卫生院为会诊终端，部署PC终端运行会诊平台软件以及进行实时数据采集的医疗设备等。整个远程会诊系统涵盖了会诊过程控制，病历数据采集，病历资料管理（传输、存储与解析），音视频通讯（高清音视频交互与录制），电子白板（文档演示、同步阅片等），协同浏览，远程桌面共享，Dicom传输、存储与解析，远程急救转运监护，基础信息维护，统计分析，标准接口（软件和硬件接口）等功能模块，通过会诊中心与会诊终端的对接，满足紧急会诊、实时会诊、影像学会诊、远程心电监测、技术咨询、业务培训、医医和医患沟通等的需要，从而使派潭、正果、小楼三镇的人民群众在当地医院就能够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急危重症患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增城区人民医院专家的会诊及诊治方案。

2 在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现实意义

基于我国的基本情况，结合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在派潭、正果、小楼三镇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综合医院面向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意义重大，无论对于患方、医者，还是整个医疗卫生行业都能带来双赢。

2.1 方便患者就医，减轻医疗费用负担 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普遍薄弱，医疗条件比较差，危重、疑难患者不得不到上级医院接受治疗。而上级大医院高昂的检查费用、治疗费用，以及所需的路费、陪护费、住宿费、餐费等，却大大增加了患者的医疗成本。此外，路途的颠簸也给患者带来更多的不适，甚至还可能错过了诊疗的最佳时机，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身心俱疲的痛苦。远程会诊的建立，则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患者在当地医院就可以及时得到上级医院专家的诊断和治疗，从而免于遭受路途的颠簸和辛苦，并大大减轻了医疗费用负担，真正给患者带来优质、高效、便捷、价廉的就医体验。

2.2 加强医生交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长期以来，基层医院由于基础医疗条件相对较差，加上患者少、福利待遇较低等，难以吸引高水平的医务人员，人才流失严重，这就造成基层医院医务人员的水平普遍低下。远程会诊系统则给基层医院医务人员提供了一个与上级医院专家教授交流学习的平台。当他们遇到急危重或者疑难病例无法确诊时，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则可以和上级医院专家及时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咨询，并获得指导。在帮助完成病情诊治的同时，上级医院专家也可以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对基层医院医务人员开展远程教育。现代医学知识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而基层医院医务人员没有条件及时获得最新的医学知识信息。远程会诊系统则让基层医务工作者在当地医院就可以和上级大医院的专家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开展病例讨论，观看专家教授的医疗操作演示，学习和掌握到新的先进的诊疗方法，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基层医院的进修学习费用。

2.3 实现资源下沉，缓解医疗资源不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向人民群众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还是很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以及医疗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别。在我国，80%的人口分布在县级以下医疗卫生资源匮乏的地区，而80%的医疗卫生资源却集中在大、中型城市[3]。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对医疗卫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都希望到大医院就诊，这就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张的现象。然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医院门诊患者中有60%是常见病或者多发病，例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高的疾病，大部分患者诊断明确，多为复诊情况[4]。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农村和边远地区人们看病难的问题更加突出。远程医疗会诊系统的建立，使得大医院的人力、物力资源更好地下沉到基层医院，实现医疗资源的整合与优化，让基层医院可以共享大医院高水平的专家教授和先进的医疗设备，患者在当地就可以接受大医院高质量的诊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不均衡现象。

3 在基层医院开展远程会诊的未来战略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的远程会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国的远程会诊起步晚，并且在实际的运用当中遇到不少问题。因此，我们还需从技术设备、人才培养、政策法规、宣传力度等诸多方面入手，把远程会诊的发展提到战略高度去考虑。

3.1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化程度 远程医疗会诊是在计算机、网络、通讯信息等一系列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整个过程的开展都离不开一套先进的网络通讯设备。然而，在开展远程会诊的实践过程中，由于线路、终端、软件等问题造成远程传输质量差从而影响专家的会诊结果、部分基层医院远程医疗系统通信制式不兼容无法实现资源共享等问题还比较普遍[5]。可见，高速、高清、高效的通讯网络是进行远程会诊的基本保障，而一套远程会诊系统的投入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此外远程会诊系统投入使用后，软硬件的升级维护、网络费用、工作人员的薪酬等都花费不少的经费。因此，为了突出远程会诊的投资价值，我们应该对其进行效益论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完善运营模式，让远程医疗这一新兴医疗模式既让患者减轻医疗负担，又使医院降低医疗成本，共同提高效益。同时，也希望政府方面能够加大对远程会诊的资金和设备投入力度，积极鼓励远程会诊的开展。

3.2 加强从业人员培养，提升专业化水平 “发展远程医学，设备是基础，人才是关键。”[6]一方面，基层医院要正确认识自身与大医院客观存在的医疗水平差距，把大医院作为高级人才库和坚强的技术后盾，积极参加上级医院举办的网上授课、病例讨论等，遇到问题时虚心向会诊专家请教咨询，不断提高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会诊医院要加大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使参与会诊的人员既精通计算机和通讯信息技术，又熟悉医疗业务知识，使各项操作符合会诊过程的需要，确保远程会诊的效果和质量。

3.3 完善法规制度，确保规范化管理 明确、完善的法规制度，是远程会诊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到目前为止，我国已颁布了有关法规制度，如卫生部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开展远程会诊过程中的医疗职责，使远程会诊有据可依[7]，但这些明显不能与新形势下远程会诊的快速发展相适应。在目前的阶段下，会诊医院双方以及患方、运营商之间仍然没有十分确切的法律制约，如果出现信息传输中的失误、资料不全或资料本身的失误、咨询诊断的失误造成误诊，计算机病毒或“黑客”侵入造成患者信息资料的泄漏时，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明确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8]。因此，主管部门应该针对远程医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信息网络、医学和法律等多个维度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减少在远程会诊过程中各类医疗纠纷的发生，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利益，将医疗风险控制到最低。同时，参与会诊的医院要结合双方的实际，制定相关管理规章制度，明确会诊流程、申请条件、工作人员职责以及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等，确保远程会诊的规范化管理[9]。

3.4 加强宣传力度，扩大普及范围 对于新事物的认识和接受，人们总是需要一个过程。作为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远程会诊目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的程度还不是很高，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对其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传统的医疗模式注重医生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除了做一些必要的检查之外，医生对患者病情的诊治还要通过对患者进行视、触、叩、听，从而综合提出具体的治疗方案[10]。而远程会诊却是会诊专家通过视频网络对患者进行远距离的诊治，触、叩、听、闻等关键的体格检查都不能亲自进行。这就让大多数患者尤其是病情急重、病因不明的患者在心理上对远程会诊产生一定的不信任感，不愿意接受远程会诊。甚至许多医生也对远程会诊的效果和质量存在顾虑，而且部分医生还可能会认为申请远程会诊是对自己医疗技术水平的否定，不愿意轻易请教上级医院的专家教授。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远程会诊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们要加强对远程会诊的宣传力度，引导人们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到远程会诊的优越性和可靠性。对于广大医务人员，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专题培训等形式提高他们对远程会诊的了解和认识；此外，可以通过制度规定、奖励机制等鼓励他们参与到远程会诊当中，充分利用远程会诊的医疗资源，提高自身的诊治水平[11]。对于社会公众，政府和各开展远程会诊的医疗机构要积极发挥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的作用，加强对远程会诊技术实例的宣传和报道，扩大社会影响。当然各开展远程会诊的医疗机构不断提高会诊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取信于民，才是对公众最有力的宣传。

总之，远程会诊在区域医疗信息化中的应用有效打破了时空的限制[12]，无论是对患者、医生，还是医疗机构甚至整个医疗行业都带来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看到远程会诊的美好春天，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推动远程会诊向着更加完善、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彦凯.信息化助推新医改——记“健康快车”专家远程会诊系统[J].信息化建设，2009，12（6）：16-19.

[2]李艳，尹继业，李丹.面向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远程医疗的实践探索[J].中国医院管理，2011，31（9）：87.

[3]孙一民.远程医疗在边远地区医疗机构应用可行性和必要性[J].医学信息，2001，14（2）：86-87.

[4]印成增.浅谈远程医疗的应用及发展前景——利用现代互联网平台缓解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探讨[J].科技致富向导，2012，20（18）：313.

[5]许丽萍.远程会诊系统八大攻略[N].计算机世界，2008-07-14（050）.

[6]马明，于翎，刘久弘，等.远程医学会诊的质量控制研究[J].中国医院，2009，13（4）：52-53.

[7]王志博，王九生.远程医疗主要功能及发展战略前瞻[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2012，9（6）：32-34，40.

[8]刘翔，朱士俊，李信春.我国远程医疗发展现状、难点和对策分析[J].中国医院，2004，8（6）：8-11.

[9]金开宇，彭晨辉，李则河.关于远程医疗的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09，29（7）：65.

[10]王寰.浅谈远程医疗会诊在现代医院中的作用[J].科技信息，2010，27（12）：385-386.

[11]薛启勋，李福平.发展远程医学 促进医院发展[J].解放军管理杂志，2000，7（5）：371-372.

[12]王琳华.关于远程医疗如何促进区域医疗信息化建设的思考[J].重庆医学，2011，40（35）：3574.

（收稿日期：2015-08-20） （本文编辑：欧丽）

作者：郭正辉　曾恺　谢云芳　姚金科　沈炽强　夏小岚　刘谢勤　钟国辉　江雄辉　邹蓉

义务标准远程医学论文 篇2：

网络时代远程医疗法律问题论析

【摘要】远程医疗对人类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远程医疗关系的法律特征是由远程医疗的自主性、契约性和时空性决定的。法律调整远程医疗关系涉及工程技术、通讯、计算机、遥感技术、伦理等领域。在远程医疗正向着移动性、多样性、实时性发展的今天，远程医疗关系已变得更为复杂，立法任务将更加艰巨。

【关键词】远程医疗法律特征医疗卫生立法

当前，我国医疗水平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远程医疗作为医疗服务的一种，其目的是极其明确的，就是指医学专家可以不离开他们所在的医院或医疗中心，就能对异地、特别是对那些边远山区的就医者，或者医务人员无法亲自到达的现场的就医者提供医疗服务。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并更合理地配置了医疗资源。但是，对于远程医疗的相关法律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远程医疗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远程医疗所涉及法律问题，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随着我国网络建设的快速发展，远程医疗所需的基础条件已经初步具备，远程医疗正在向移动性、多样性、实时性发展，远程医疗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急需立法跟进。

远程医疗与远程医患关系的法律特征

远程医学与远程医疗的法律界定。笔者认为，远程医疗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远距离的医学咨询、医学诊断的医疗服务活动。在远程医疗引入之前，有关医学的法律问题以及日常医患关系问题已经浮出了水面。在医疗上，新技术的使用引起了人们很多的困惑，这些困惑需要医学、法律学和伦理学专家深入研究。目前，远程医疗扩展了医学应用的范围，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医疗纠纷，例如，远程外科诊疗中存在着某些技术失误，是否承认这些失误为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远程医疗还可能产生一系列涉及患者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也需要进行相关医学、法律学研究和探讨。

远程医疗关系的法律特征。第一，远程患者的自主性。患者具有自我主导、自我保护及控制自身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它是医学法律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由于医患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衡，所以患者可通过自主性来限制医生的权力，以免患者在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身体受到伤害。对于21世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至今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建立完整的体系来解决远程医疗的纠纷问题，已成为各国建立有效的医疗秩序的重要任务。

第二，远程医患关系的契约性。在传统的医疗纠纷中，通常由原告（患者）提供其与医生形成医患关系的证据，但要证明（医生）违背应履行的义务，对于居住在两个不同地域的医生和患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医患的一次远程医疗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一种条件，一种建立了医患关系的条件，同时这些条件是否应包括电话、电子邮件等，均须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第三，远程医患关系跨地域性。通过远程医疗，一个国家的医生可对另一国家的患者施行较为复杂的外科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创立一个法律界限，来明确远程医疗活动中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如甲国一位医生为乙国一位患者通过电话提供处方，此行为产生医疗纠纷，被患者控告于法庭，当时患者为法庭提供一些电话记录作为证据，甲国医生认为这些电话记录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而让医生提供证据反驳患者提出的医疗指控；如果此案例的医生在不同的国家执业，那么法庭的判定可能完全不同。目前世界不同国家对这样的法律问题会产生不同的处理方法。

第四，远程医患关系的时空性。传统医患关系即面对面医患关系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医生在诊室检查患者时发生的医患关系；二是医生通过家访检查患者产生的医患关系。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后这种医疗模式被打破了，医生成为率先使用电话的一类人，医生与患者的电话交谈涉及医生的建议及患者的健康等问题，所以尽管电话医疗不是面对面的医疗形式，但这已构成了一种医患关系。只要医生为患者提供健康评估，而患者又依从了这些评估，那么医患关系就此产生，医生的责任也就存在了，这是最早、最简单的远程医患关系。20世纪90年代，随着多媒体和电子商务的出现，远程医疗得到快速发展，通过网络使用及数据共享，医疗服务业建立起高效、快捷的交互式通道。无论患者在何方，也无论其健康信息保存在哪里，均可获得专家建议和信息系统的监测、共享，这就是远程医疗，而由此产生的医患关系即远程医患关系。在此情形下，医疗事故的时空要件中就既包括了时间要件又包括了空间要件，医疗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受到了限制。有学者认为：就时间要件而言，医疗事故必须发生在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包括晚班时间和加班时间）里；就空间而言，医疗事故则必须发生在医疗机构的内部。笔者认为，就远程医疗而言，我们对医疗服务的理解不应仅局限于所谓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里，应当向外有所拓展。

关于我国远程医疗立法问题

对我国现行远程医疗立法的简要评析。我国远程医疗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难，例如远程医疗标准化的问题、医患双方认知程度的差异、医疗法规和责任认定等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及主管部门制定了一些管理标准，如1999年卫生部制定了《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远程医疗要遵循“统筹规划、加强调控、统一标准、互联互通、分级管理、逐步发展”的原则；对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要实行分级管理；提供远程医疗会诊、咨询服务的人员须具有医疗卫生专业技术副高职称以上；远程医疗会诊前须向病人或其亲属解释远程医疗会诊的目的，并征得病人及其亲属的同意后方可进行；会诊医师与申请会诊医师之间的关系属于医学知识的咨询关系，而申请会诊医师与患者之间则属于通常法律范围内的医患关系，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的决定权属于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若出现医疗纠纷需由申请会诊的医疗机构负责。2001年卫生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制定了《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及远程医疗会诊服务有明确的界定，它指出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只能提供医疗卫生信息咨询服务，不得从事网上诊断和治疗活动；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医疗会诊服务，属于医疗行为，必须遵守卫生部《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只能在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并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随着我国远程医疗的发展，相关法律制度急需完善。

我国远程医疗立法急需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远程医疗设备评估。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的远程医疗还未能广泛地应用。但是一旦远程医疗被推广和应用，则必将带来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我国对远程医疗进行立法已经是形势所需。一般来说，各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制定法律，但是关于远程医疗的法律问题则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它经常要打破国界，但目前国际上并无统一的远程医疗法。美国是研究远程医疗较早的国家，许多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其中关于远程医疗的规定对我国规范远程医疗服务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美国，要求用于远程医学的所有硬件、软件均应得到FDA的认可。FDA在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指出，用于远程医疗的所有设备需要符合FDA下属的“仪器设备与放射线防护中心（CDRH）”的要求，这些要求也正在标准化。凡是没有经过充分技术评估的设备用于远程医疗活动是不合法的，对就医者的利益有一定的风险。

第二，远程行医许可证。对远程医疗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医学的范畴，它还涉及工程技术、通讯、计算机、遥感技术、法律、伦理等等领域的问题。目前，我国对远程医疗的研究还仅限定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对法律层面的问题还没能深入地涉入。笔者认为，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对远程医疗进行思考，除了以上我们讨论过的远程医疗的安全问题外，我们还将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给远程医疗有关的医务人员颁发行医许可证；一旦造成了医疗损害，如何追究这些“网上行医人员”的责任；以及如何规范远程医疗网络等。

第三，远程医疗中的隐私权保护。在远程医疗中，患者的敏感病史和诊断很容易通过语音和视频被其它无关人员得到，因此，远程医疗存在着侵害患者隐私权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远程医疗不需要设立防卫或控制系统来避免该类事件发生。由于远程医疗是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上进行的，潜在的计算机病毒会破坏该系统，突发的电力障碍也可能导致没有备份的整个数据库系统瘫痪。对于通过拦截视频信息或其它信息而侵害患者的隐私权的行为，应该给予更多的安全性关注，采取更完善的安全策略，如进行联合编码、加长个人密码等，以防止患者的医疗信息、特别是高度敏感的信息被暴露。

结语

随着远程医疗的发展，相关的法律问题会不断出现，如何应对由远程医疗带来的医患纠纷，国内外医学、法学专家、立法机构需要利用法律手段规范远程医疗行为，制定远程医疗的指导原则及过失行为的处理方法。远程医疗是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崭新事物，在社会和经济效益两方面都带来无限的发展机遇。只有及时地解决好远程医疗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使远程医疗为就医方、医方和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并保证远程医疗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作者单位：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

作者：左秀柒

义务标准远程医学论文 篇3：

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如何实现全面小康？

广西南丹县八圩瑶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带领全国人民奋力战“疫”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还挂念着一件大事。

3月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座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

会议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便开门见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也考虑过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再到地方去开，但又觉得今年满打满算还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按日子算就是300天，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就有许多硬骨头要啃，疫情又增加了难度，必须尽早再动员、再部署。”

5月23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经济界委员时说道：“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一番话，掷地有声。

从300天到200多天，贫困人口还有551万。如今，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状态。无论疫情如何严峻复杂，中国誓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各类问题“清零战”

陕西、山西。

一个月内，习近平总书记两度外出考察，脱贫攻坚都是核心议题之一。4月2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陕鄂渝交界地带的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考察脱贫攻坚等情况。

在中国，脱贫攻坚有一个硬标准，就是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在老县镇，习近平便“精准”考察了四个地方：一个社区、一所卫生院、一所小學、一座茶园。总书记关注的，正是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脱贫攻坚领域的重大命题。

锦屏社区是习近平当天的第一个考察点。那里是平利县移民搬迁后形成的新型农村社区。截至目前，共搬迁安置11个村、1346户、4173人，是全镇搬迁群众最多、规模最大的安置区。社区的移民搬迁户以前大都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

据了解，易地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多年来，中国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易地扶贫搬迁。

截至2019年底，全国9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顺利脱贫，94%的贫困县实现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为了解决搬迁之后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问题，平利县探索了“社区工厂”就业扶贫新模式：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在集中搬迁安置区中配套建设工厂，解决搬迁户离开土地后的生计问题，让他们过上“楼上居住、楼下就业”的新生活。目前，平利县建起了83家社区工厂，累计带动贫困群众就业6000余人。在锦屏社区，就有4家社区工厂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

习近平曾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对于健康扶贫工作，他一直高度重视，强调要加强贫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同时，他也曾表示，乡村振兴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教育，乡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于是，习近平又重点“抽查”了老县镇的卫生院和中心小学。

据了解，老县镇卫生院是当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承担辖区及周边2万余人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扶贫等工作。镇卫生院还设置了远程会诊室，可以同安康市中医医院远程医学中心对话，实施远程咨询、会诊、教育等活动。

而老县镇1726名义务教育适龄人口都能如期上学，去年按标准兑现了8名贫困寄宿生、171名贫困非寄宿生生活补助和152名贫困学生价格临时补贴，把精准资助政策送到每一个贫困学生的手上。

最后，习近平察看茶园种植情况，与现场茶农亲切交流。习近平说：“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能够在这里脱贫奔小康，做好这些事情，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

就在前一天，习近平在柞水县考察了当地的木耳，称赞“小木耳做成了大产业”。而一段时间后，他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又调研了当地的黄花产业。还有宁夏肉牛、黑龙江蓝莓、河北马铃薯原种、重庆中药材黄精……在国内考察期间，习近平深入田间地头，调研乡亲们依靠产业脱贫致富的情况，足见产业这一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在他心中的分量很重。

事实上，自2012年至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减贫人数达到93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从全国看，截至2019年底，全国9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顺利脱贫，94%的贫困县实现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收官之年，各地正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全力打赢各类问题“清零战”、易地搬迁“巩固战”、劳动力稳定就业“攻坚战”、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突破战”，勇夺脱贫攻坚大决战全面胜利。

为了圆满完成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政府也采取了强有力措施。

比如，中央对未摘帽贫困县和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挂牌督战对象为2019年底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以及贫困人口超过1000人的88个村和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1025个村，共1113个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统筹各类资源，强化支持帮扶，加快推进扶贫项目实施，确保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据统计，各地累计选派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290多万名，实现了所有贫困村驻村工作选派全覆盖;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瞄准“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通过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等补上一个个发展短板;到2020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200亿元……

巩固战果，不松懈

习近平一再强调，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

数据显示，全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
聂阳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菌物学专业。从2018年起，他带领团队扎根山东省夏津县，利用当地丰富的林下资源，种植大球盖菇、羊肚菌等食用菌，因此得名“蘑菇匠”。

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战果尤为重要。从重申“奔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少”，到强调扶贫“不能搞形式主义”，再到建立长效机制，习近平通过调研中的一系列重要表述，为收官之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明晰主线、划定红线、指明路线。

在此次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申了2020年底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表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下一步政府将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白加扎西认为，要更加注重提高脱贫质量，落实后续扶持政策，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

“就我们果洛州来说，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全力落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各项举措。在产业扶贫方面立足市场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和商貿旅游服务业，做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量，不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白加扎西说。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市长费东斌则说，脱贫攻坚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有产业支撑，才能从源头上拔掉“穷根”。

近年来，京蒙协作不断深化，北京市8个区和全国人大机关、中国银保监会、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7家中直单位分别对口帮扶乌兰察布市8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极大支持，从最初的“输血式帮扶”逐渐转变为“造血式合作”，为乌兰察布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劲助力。未来，乌兰察布市将抓住这些政策机遇，认真审视自身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着力打造服务北京的绿色农畜产品、清洁能源、旅游休闲、数据存储、产业转移、物流仓储等六大基地，借势、借力、借智持续打好脱贫攻坚战。

数据显示，全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战果尤为重要。

此外，紧要关头，脱贫攻坚如何再发力？疫情又带来哪些新的思考？许多代表委员将目光投向数字化手段。

的确，“数字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冲击下，催生出的新业态之一。

而要论谁是“最强带货员”，那还得是习近平总书记。4月20日，他在陕西考察时，在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的直播平台前，点赞了当地特产柞水木耳。仅4月21日一天，人民日报直播间上线的8万多包、12.2吨柞水木耳就瞬间售罄，柞水木耳也成为淘宝等电商平台最热销的商品。

习近平强调，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还能助推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事实上，让“三农”借助互联网的东风，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一直是他关心的事情。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出现农产品滞销现象。于是，习近平在今年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便支招：“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早在2018年在四川战旗村考察时，习近平就曾专门参观了“精彩战旗”特色产业在线服务大厅，观摩当地“互联网+共享农业”互动种养平台操作，鼓励村民用好互联网、打开产销路子。
全国人大代表梁倩娟在展示她直播介绍农产品的场景。梁倩娟是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她多方尝试，最终通过电商直播为农产品走出大山找到了新销路。

为了能让农村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更多人，包括农民朋友，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的获得感。习近平在2016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一针见血指出，“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并就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可以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习近平从方方面面提出要求。

如今，直播带货走红看似轻巧，但背后其实是我国几十年来厚积薄发的结果，是总书记的念念不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网络的迅猛发展和普及，远在大山深处的卖家哪能开着直播推介土特产;没有电商平台服务器的扩容、移动支付的完善，消费者又怎么可能随时随地咨询下单？

2019年8月，我国行政村通光纤、通4G的比例双双超过98%，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目标。监测数据显示，试点地区平均下载速率超过70M，基本实现农村城市“同网同速”。

日前，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工信部联合印发《2020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部署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集中力量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优先帮扶特殊贫困群体等8个方面28项重点任务。

可以预见，伴随着5G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在快递物流等行业的配套支撑下，我国直播经济前景广阔。更重要的是，火爆直播间的背后是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脱贫人群迈向富裕的美好未来。

作者：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