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设备制造业研究论文

[摘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除了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和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进一步深化互联互通、畅通信息丝绸之路、促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这将会是“一带一路”重点规划范围内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实现未来行业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的一个重要契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通信设备制造业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通信设备制造业研究论文 篇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逐渐丧失，寻求产业升级之路成为企业和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文章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分析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状和问题，并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投入要素和制度要素对产业成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及研发投入对该行业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同时，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出口为主，出口对该行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协整分析

一、引言

本文选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作为研究的对象，对过去十幾年间，该行业在我国的发展状况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了该行业成长的驱动力，并对典型区域该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试图寻找驱动该行业升级的内外部因素。随着现代通信及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2006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在制造业的28个门类中稳居第一位，2006年，我国电子设备制造业总产值达到329 801.97亿元，占GDP的15.66％。同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增加就业也带来极大的贡献，2006年，从业人员年平均数达到499.62万人，在39个工业行业中排名第二位。同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也是我国科技创新最活跃。专利积累最多，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二、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现状及演化历程

1、行业现状。根据《2007年中国电子设备行业年度报告》的数据分析，1999年～2006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虽然销售额不断上升，但是销售利润率在各细分行业中出现普遍下降的趋势，行业在升级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本文对2006年度电子计算机设备生产各环节的主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进行了计算，数据结果显示，同处于一条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由于从事的活动不同，其利润率相差甚远，以高技术研发为主的英特尔公司利润率(22.31％)远远超过了我国的联想集团(0.75％)和北大方正公司(1.65％)，以销售为主的戴尔公司的利润率(6.39％)也较高。我国的电子制造企业虽然经过长时期的演化。在逐渐向研发和自主品牌努力，但是仍以制造为主，进行代工生产，这使得我国企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2、升级历程。本文用劳动生产率来刻画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升级状况。劳动生产率等于工业增加值与劳动力的比值。其中，工业增加值反映生产活动新增加的价值和转移价值，可以比较确切地反映生产的规模、速度和效益，通过对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增加值进行计算，可以综合体现行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各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作为行业升级的一个标志。

由于我国的核算体系的变化，国家在进行统计时口径也在不断变化，加上各年度物价指数的不同，若想建立长期的时间序列。在进行劳动生产率计算之前，本文根据Szirmar(2005)等采用的方法，对工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年平均数两个变量进行适当的调整。

对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后，计算出1987年～2005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年劳动生产率。结果显示，从1987年以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自1997年以来。劳动生产率进入快速升级的阶段，其整个过程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9.9％。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处于不断升级的阶段，2005年的劳动生产率为1987年的26倍。

三、产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经济增长基本理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驱动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产业的增长同样也是由一些烈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选取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影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成长的基本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对该产业成长的影响：然后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环境变量与该行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产出变量。能够反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出水平的指标主要包括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工业总产值在计算投人数据时考虑了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三部分，而工业增加值只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由于中间投入的数据较难获取，本文在对投入要素如何影响产出进行分析时，选择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其中，工业增加值时间序列的调整与上一部分采用的方法一致。

(2)投入要素变量。根据经济增长模型和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决定产出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资本以及技术进步三部分。本文中，劳动投入选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用固定资产存量作为资本投入的测量变量，用研发密度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研发密度用该行业的研发支出与该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表示)。

(3)制度要素变量。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对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实证分析时采用何种变量来刻画制度，以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方面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本文综合前人的经验。从对外贸易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两个方面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所处的环境进行分析。对外贸易程度采用出口外贸依存度变量进行刻画，即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出口总额与总产值之比：市场化程度采用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以上变量的数据获取中，有关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出数据、固定资产投人以及劳动力投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并按照上一部分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统一口径和不变价格的处理，研发支出的数据来源于数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市场化程度的计算数据皆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采用方法。

(1)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研究资本以及劳动力投入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影响。假设：(1)生产中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2)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3)资本和劳动均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则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Y=AL^αK^β。其中Y代表产量，K和L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A为规模参数，表示技术水平，指数α和β分别代表劳动力产出和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

(2)协整分析方法。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由Enger和Granger首先提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呈现出非平稳性，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稳定的，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当两个不平稳的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回归结果还是有效的，同样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3、基本要素分析。

(1)资本、劳动力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成。对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的两边取对数。得到对数型生产函数：

Ln(Y)=Ln(A)αLn(L)+βLn(K)　(1)

对1987年～2005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年平均数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存量取对数，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时间序列是否平稳，防止造成伪回归。采用增广迪基一富勒方法(简称ADF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计算由Eviews5完成，得出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平稳，因此。对数据进行二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²=0.996。说明白变量劳动力和资本能较好的解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各自变量都都与因变量显著相关。回归方程可以写为：

Ln(Y)=-5.692+0.707Ln(L)+1.364Ln(K)　(2)

其中，α+β=2.071＞1，说明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递增报酬型产业，规模经济十分显著，按照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同时，α＜β，这说明，劳动力产出弹性小于资本产出弹性，在投入相同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情况下，资本引起的产出增加要大于劳动力引起的产出增加，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

(2)技术进步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根据新经济增长模型。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是經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之一，技术进步能够促使该产业升级。那么，技术在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本文试图通过对该行业的技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前，需要对变量是否为同阶单整序列进行检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因此，我们对研发投入和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两变量的Engle-Granger检验。在Eviews5.0中对研发投入和工业增加值建立回归方程，并对回归分析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其为平稳序列，因此。得出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合理。其协整关系如下：

LnY=-5.039917+0.908776LnR　(3)

根据式(3)，研发投入和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研发投入，产出增加0.908 8个单位。就我国的实践而言，研发投入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可以增加企业和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4＼制度要素分析。制度要素主要从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度量。采用收集到的数据，对1995年-2005年之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出与各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四个变量皆为一阶平稳，与工业增加值序列保持同阶。因此，可以用来分析各变量与工业增加值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首先，分别对四个变量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经过反复的试验。本文采用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仅含有截距项的模型对出口外贸依存度、市场化程度与工业增加值的协整分析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成长与出口外贸依存度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成长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而FDI与中央地方权力与工业增加值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令其等于Vecm，制造业成长与出口外贸依存度的关系可表达为：

Vecm=LnY-16.94807Export　(4)

协整关系式表明，出口外贸依存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出的增长。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属于外向型产业，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的增加，因此，如何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促进产业的出口是该产业成长的关键。

而制造业成长与市场化程度的关系可表达为：

Vecm=LnY-6.814462Market　(5)

协整关系式表明，市场化程度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增长有积极作用，非国有经济的增加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FDI和中央地方权力与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的成长没有长期的协整关系，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数据量有限而造成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两个因素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才能鉴定其关系。

这一部分的研究表明，虽然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成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资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研发投入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关系。而制度因素中的出口和市场化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对该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的现状分析，以及行业在过去十几年发展中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十分微薄的结论，同时，在影响因素方面。相对于劳动力的影响，资本的影响对于该行业的发展作用更大，说明该行业已经逐步迈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研发投入对该行业的影响较大，然而我国目前对该行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仍然有限：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出口为主，出口对该行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对该行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李勇强　孙林岩　赵　丽

通信设备制造业研究论文 篇2：

“一带一路”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研究

[摘 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除了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和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进一步深化互联互通、畅通信息丝绸之路、促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这将会是“一带一路”重点规划范围内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实现未来行业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的一个重要契机。而对这些省市内通信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一带一路”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评价将对这些省市未来发展有重要帮助。据此，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下重点规划省市内的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我国“一带一路”通信互联互通发展进行探讨。

[关键词]“一带一路”；通信设备制造业；DEA；区域差异

[DOI]10.13939/j.cnki.zgsc.2018.13.010

1 引 言

自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便成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其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新的战略的形成。

当前，世界经济发生着快速而复杂的变化。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得到缓慢复苏、发展的机会，国际贸易格局正悄然发生着改变。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旨在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各国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国际市场的深入融合，是我国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次伟大尝试，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对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作为文章研究对象的通信设备制造产业的发展是建设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的先决条件，通信互联互通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之一。其建设将有力地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切实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因此，文章将以“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下各重点省市内通信设备制造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对象，作为通信互联互通建设的代表，从而探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

2 研究现状

对于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测度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国学者们也做过了相关的研究。赵振宇、李兴才和姚蒙蒙（2016）[1]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数据，从交通、取水、发电和通信等工程建设领域，利用标准分法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现状进行定量评价，得出各国总体和分项得分，明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均衡情况。陈高和范莎莎（2016）[2]以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基础，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建立了随机前沿面板模型（SFA），测算了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没有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国TFP的影响发生巨大变化。刘立志（2008）[3]结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度方法构建了适合我国通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度的理论模型，即超越对数的前沿生产函数，并分别给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模型。李晓琳（2016）[4]通过对沿线省份进行基础设施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效应分析，得到了沿线省份基础设施现状和出口结构现状，从而实现了对相关省份在“一带一路”中的贡献度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的判断。王曾泉（2013）[5]对31家样本企业在2006年至2011年间的技术效率现状和变动趋势进行了测算与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多数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技术效率现状都比较理想，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年均都有增长，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各企业规模效率普遍惨淡，行业内存在着“企业规模不足”和“行业规模过大”这样一对矛盾。

3 基于DEA的“一带一路”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探讨

3.1 “一带一路”、全要素生产率与通信设备制造产业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是国家级顶层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即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陆上借助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继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取得巨大成就后，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的总纲领。推进“一带一路”是我国为扩大和深化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强与亚欧非各国互利合作以及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需求。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总产量和总要素投入量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或产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被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创新和资源利用效率等的指标。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索洛残差法），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之后，通过后续学者不断研究创新，又提出了如代数指数法、隐形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等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本文基于潜在产出法中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利用线性优化给出的边界生产函数与距离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有效估算。

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的目标，除了建设公路、铁路、航空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为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包括互联网、通信网和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的重大发展机遇将对我国如华为、中兴和信威等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十分有利。2015年3月“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推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中，明确提出“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我国通信行业加大走出国门的契机。由此，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重点规划省市的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衡量其技术进步和资源利用效率，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深化提供意见显得十分重要。

3.2 “一带一路”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DEA评价模型

DEA（数据包络分析）是著名运筹学家A.Chames和W.Wcooper等学者从1978年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的系统分析方法。Banker、Charnes与Cooper于1984年将Farrell的模型和CCR模型加以扩展。模型优点是可以不涉及具体的参数估计和权重的确定，且评价的结果不会因为量纲不同而受到影响。

要分析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规划的18个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水平，可以通过结合相关数据对各省市进行逐个研究，也可以通过将18省市按所在地区划分为沿海、西南、西北和东北四个区域进行研究。文章选择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进行研究，进而根据全要素生产水平理论来衡量其技术效率。而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依靠DEA来进行估算，通过研究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有效性及规模有效性来判断其技术效率的大小。因此，文章将构建“一带一路”下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的DEA评价模型。

假设分析n个省份内的通信设备制造行业DMUj（1≤j≤n），每个省份内的通信设备制造行业都有m种输入和s种输出，以Xij=X1j，X2j，…，XmjT表示第j个省份内的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第ii≤m种要素投入量，以Yrj=Y1j，Y2j，…，YsjT表示第j个省份内的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第rr≤s种产出的输出量。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各种输入和输出的地位即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在对某个DMU评价时，须对它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综合，即将其看成只有一个总体输入和一个总体输出，这需要对每项输入和输出指标进行赋权。在这里，我们令投入指标Xi的权重为vi，产出指标Yr的权重为ur。由此，我们可以构建第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指数为：hj=∑sr=1urYrj∑mi=1viXij，j=1，2，…，n。總是可以通过变化权重系数vi和ur到适当的水平，使得hj≤1，j=1，2，…，n。粗略地说，hj0越大，表示DMUj0可以使用相对较少的输入而得到相对较多的输出，因此，我们以第j0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目标，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约束，可构建出如下的C2R模型：

maxhj0=∑sr=1urYrj0∑mi=1viXij0s.t.∑sr=1urYrj∑mi=1viXij≤1（j=1，2，…，n）vi≥0，ur≥0

由于上述规划模型是C2R模型的规划模型，对其使用Charnes-Cooper变换，令t=1vTx0，w=tv，μ=tu，可得wTx0=1，并加以改进，由此可变成BC2模型的线性规划模型P，如下：

maxμTY0+μ0s.t.ωTXj-uTYj-μ0≤0ωTX0=1ω，μ≥0j=1，2，…，nt=1vTXj，ω=tv，μ=tu

对于BC2模型可以用线性规划P来表示，而通过建立对偶模型D，并求解出对偶模型的线性规划最优解，则可以更加容易从理论和经济意义上做深入的分析，根据线性规划对偶理论可知，P的对偶规划模型为：

minθ∑nj=1Xjλj+S-=θX0∑nj=1Yjλj-S+=Y0∑nj=1λj=1；λj≥0j=1，2，…，nS-≥0，S+≥0

为了计算和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将对偶规划模型D中的不等式约束变为等式约束，再根据线性规划对偶理论得出其对偶规划模型如下式所示：

minθ-ε（e︿TS-+eTS+）s.t.∑nj=1Xjλj+S-=θX0∑nj=1Yjλj-S+=Y0∑nj=1λj=1λj≥0，j=1，2，…，nS-≥0，S+≥0

其中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一般取10-6，假设解得此线性规划的最优解为θ*、λ*、S*-和S*+，那么根据DEA理论可得到以下结论：

（1）DEA的有效性分析：若θ0=1，且S-0=0，S+0=0，则该省市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是DEA有效的，即同时实现了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若θ0=1，而S-0≠0；S+0≠0，则该省市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为弱DEA有效，此时，如果某个S-0>0，则表明第i种输入指标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如果某个S+0>0，则表明第r种输出指标距离最大输出值还差S+0；若θ0<1，则表明该省市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非DEA有效。

（2）规模效益分析：λj使各个有效点连接起来，形成有效前沿面，非零的S-i和S+i使有效前沿面可以沿水平和垂直方向延伸，形成包络面；若∑nj=1λj=1，则表示该省市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的规模效益不变，此时制造商达到了最大的产出规模；若∑nj=1λj<1，则表示该省市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规模效益递增，即如果增加投入，则可以实现产出水平增加；若∑nj=1λj>1，则表示该省市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规模效益递减，即如果继续增加投入的话，会导致产出水平减小。

3.3 构建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评价体系

3.3.1 决策单元和评价指标的选取

选取“一带一路”框架下涵盖的18个省市的通信设备制造业作为决策单元，投入产出指标及来源，见表1。因篇幅受限，文章给出部分原始数据，见表2。表1 18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投入产出指标及来源

文章为较为合理地衡量“一带一路”区域18个省市的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些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影响，选取了4个能综合反映产业技术效率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具体指标如下：投入指标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X1）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X2），产出指标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Y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Y2）。

3.3.2 DEA的计算

将表2的数据带入到BC2模型，对于本模型，我们使用专门用于实施数据包络分析（DEA）的软件DEAP2.1软件进行产业技术效率的求解。最终我们计算得到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综合生产效率（CE）、纯技术效率（TE）和规模效率（SE）见表3：表3 2015年16个省市与全国通信设备制造业BC2模型计算结果

从计算结果上看，全国纯技术效率有效，但其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偏低，均为0.390，且规模效率成递减状态。“一带一路”16个省市中只有内蒙古自治区DEA有效，各项效率皆为1，其余各省市均DEA无效。其中，广西和青海综合效率处于0.9～1.0之间属于弱无效；其余13个省市综合效率均处于0.7以下属于强无效。其中，除内蒙古以外，上海、广东、广西、重庆和青海纯技术效率有效；吉林规模效率有效。

区域差异十分显著，总体而言，全国地区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普遍偏低。沿海地区纯技术效率均值最高，为0.830；同时规模效率均值也是最低，为0.580。西南地区综合效率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最高，分别为0.570和0.817；同时纯技术效率仅略低于沿海地区，显著高于其余两个地区，为0.740。西北地区综合效率均值为0.473，纯技术效率为0.544，规模效率为0.775。东北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和纯技术效率均值皆为最低，分别为0.240和0.353；但规模效率仅次于西南地区，为0.803。

4 对“一带一路”下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具体评价

4.1 沿海地区通信设备制造商生产评价

在上述所罗列沿海地区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均未达到DEA有效。这部分沿海省市纯技术效率都较高，其中上海和广东纯技术效率DEA有效。但是这些省份，除海南，规模效率偏低，且处于规模效率递减，是造成沿海地区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产业综合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综合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省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得到了许多来自政府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引入了大量外资和技术溢价，如通信设备制造行业这类高新技术行业发展迅速。这些高新技术行业，资本充足，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纯技术效率较高；同时，由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大量涌入，土地等资源供给不足，出现了劳动力昂贵、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因此，即使存在着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高成本使得大型制造商也很难长期规模经济增长。

鉴于此，文章断定，沿海地区中未达到DEA有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存在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等供不应求的状况。此外，沿海地区通信设备制造商往往需要先占据当地市场，然后进一步向外部扩散。当大量厂商涌现于规模较小的市场时，需求不足问题也进一步加重。而在扩散过程中，交通运输成本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据此，沿海地区通信设备制造业想要得到后续发展，充分把握“一带一路”的机会，将需求由日渐饱和的国内转到经济增长迅速且技术不成熟又急需通信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去。

4.2 西南地区通信设备制造商生产评价

在西南地区的三个省市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均未达到DEA有效。在包络分析中，广西自治区综合效率最高，达到了0.934。同时，广西自治区纯技术效率DEA有效，且规模效率在三个省市中最高，为0.934，呈规模报酬递减状态。重庆市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纯技术效率DEA有效，规模效率仅为0.567，呈规模报酬递减，是导致其综合效率较低的原因。云南省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规模效率最高，为0.951，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纯技术效率最低，仅为0.219，导致云南省综合效率最低，为0.208。

由上分析，广西自治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濟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重要，其省内通信设备制造商可以考虑与内陆地区进行长期有效合作，依靠内陆庞大的原材料资源和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从完全制造企业到加工型企业的转变，降低投入，提高规模效率。重庆市作为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支撑，是连接郑州、武汉、长沙、成都、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枢纽。重庆市拥有着成熟的技术和创新能力，但规模效率呈递减状态，表明其通信设备制造产业投入过多，面临着高成本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相对较小的需求等问题，可以依靠其本身成熟的技术能力，与兰州和乌鲁木齐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进行合作，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帮助当地进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获得政策支持和当地庞大的需求，降低成本投入，进而提高综合效率，实现更多的盈利。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里所提，云南省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大多处在高速发展，急需大量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存在大量的需求。鉴于云南省当前较低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递增的规模效率，其省内通信设备供应商应当考虑培养更多的高新技术人才，同时也可以考虑与周边省市进行合作，尤其是拥有相对成熟技术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利用省内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政策优势吸引外省资金的投入，有效利用其技术溢出效应，扩大产业规模，提高综合效率。

由上述的分析，不难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与重庆市具有研发的热情和禀赋，但其投入成本高，需求不足，难以实现有效的生产。云南省缺乏创新能力，但有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供给的禀赋。甚至云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还存在着交通运输上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其密集的交通网络，也取决于其运输费率的低廉。因此，西南区域各省通信设备制造产业间存在着合作的趋势。

4.3 西北地区通信设备制造商生产评价

由BC2模型计算结果可知，综合来看，西北地区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规模效率高于全国均值，但其纯技术效率显著低于全国均值。西北地区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商全要素生产率呈严重的两极分化状态：内蒙古省综合效率DEA有效，其次技术效率最高的为青海省，为0.937。且青海省纯技术效率DEA有效，规模效率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为0.937。除了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省外，其余各省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最低的省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该省内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处于较低水平。陕西省省内纯技术效率较低，且其规模效率呈规模报酬递减。甘肃省省内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规模效率较高，为0.998，规模报酬不变；但其纯技术效率处于西北地区各省市中最低水平，为0.151，导致其综合效率低下。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我国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其自治区内通信设备制造商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达到DEA有效，将有利于合理推进中蒙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两国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对陕西、甘肃、青海三地的定位是：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陕西省和甘肃省具有综合经济文化，青海省具有民族人文优势，是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但这些省份除青海省外，综合技术效率都偏低，并不利于今后发展。陕西省省内通信设备制造商普遍规模报酬递减，建议减少人员和资本的投入，同时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综合技术生产率。甘肃省省内通信设备制造商普遍规模效率较高，但技术效率过低，将会影响其物流枢纽的作用。增强企业的管理能力，提高技术水平和资本赢利水平将有效改善其省内技术较低的问题。青海省纯技术效率DEA有效，表明其省内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具有很强的技术水平；规模报酬递增则表明其省内制造商可以适量增加资本投入和人员投入以获得更高的技术效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频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但是，目前新疆通信设备制造商技术效率是西北各省最低水平。原因主要是新疆位于内陆区域，相较于沿海地区而言，得到海外发达国家投资带来的技术溢价相对较少，经济相对处于落后水准，人口稀少，对通信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小。市场的不成熟，是导致新疆区内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因此，为改善新疆区内通信行业发展能力相对较弱的现象，以便充分发挥新疆的地域优势，促进我国与中亚各国的通信建设，推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应该继续深化新疆通信行业结构，完善市场秩序，积极拓展更多的融资渠道，利用政策优惠吸引更多投资和高技术人才，加强与邻省的交流合作，提高管理能力，积极培养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供给刺激需求。

4.4 东北地区通信设备制造商生产评价

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同为我国对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由表3数据可知，东北三省省内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平均的技术效率较低。吉林省规模效率DEA有效，但纯要素生产率较低。辽宁省拥有相对较高的纯要素生产率，但规模效率相对较低且规模报酬递减。黑龙江省综合技术效率最低，纯技术效率也是最低，但其规模效率相对较高且为规模报酬递增。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东三省具备特殊的地理优势，除了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水平，诸如跨境光缆等的基础通信设施建设也将考虑在内。提高东三省省内通信设备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为了提高技术效率，各省需充分利用政策优惠吸引更多高技术人才，加强邻省间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技术溢价，提高管理水平，深化产业结构和积极培养技术创新能力。此外，黑龙江省需要为省内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引进外资，拓展更多融资渠道，完善市场秩序。而辽宁省则需要减少固定资本投入，减少从业人员数量，提高规模效率。

5 结论及展望

文章通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点规划省市内通信设备制造产业为例，说明了我国“一带一路”通信互联互通目前处于初期阶段，仍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沿海地区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扶持，经济水平普遍较高，同时又依靠其较高的教育水平，在其众多高校和科研所中拥有一大批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科研人员，创新能力强，人才的优势使沿海地区占据了技术方面的优势。但近年来，市场趋于饱和，外部市场增强和内部管理经营能力不足的问题也足见显现。而西南地区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较廉价的劳动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西北和东北地区则技术相对落后，且规模不足，仍具备广大的上升空间。

在未来的数年里，沿海地区考虑将与其他地区进行合作，憑借自身成熟的技术和优良的资本，充分利用其他地区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并将逐渐将市场从日趋饱和的沿海地区转移至其他处于“一带一路”通信互联互通基础建设的地区去，或利用港口贸易将市场转移到广阔的海外市场。而其他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政策优势，吸引资本，增加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因而，文章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点规划省市内通信设备制造产业合作的发展的促成提供了强有力的驱动力，也对“一带一路”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性的合作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是我国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各省市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的研究为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合力推进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指导，但在实践过程中的企业的一系列相关策略的博弈还有待与企业自身的深刻探索。但就“一带一路”对企业的影响而言，其提供的巨大获利机会需要充分把握的核心理念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赵振宇，李兴才，姚蒙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现状及市场机会研究[J].建筑经济，2016（7）：5-10.

[2]陈高，范莎莎.“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6（23）：116-119.

[3]刘立志.我国通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度方法及其实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8.

[4]李晓琳.基础设施对中国工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6.

[5]王曾泉.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技术效率研究[D].南京：南京邮电大学，2013.

[作者简介]肖潇（1997—），男，江西赣州人，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作者：肖潇

通信设备制造业研究论文 篇3：

陕西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

摘 要：本文正是立足于该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通过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影响因子，分析出陕西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不足之处，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对陕西省提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献计献策。

关键词：技术创新能力；因子分析法；产业创新系统

1.前言

近年来，陕西省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先后引进华为、三星、中兴等国内外著名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商，这为陕西省提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注入了新的力量。陕西省整体科研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同时依托于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为陕西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也使得从事该产业的技术人员非常富足。陕西省也在不断探索转型之路，着力发展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导向性十分明显。陕西省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也在突飞猛进的增长。在这诸多利好的条件下，陕西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却稍显不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本文正是立足于该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通过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影响因子，利用回归分析法算出陕西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排名，再逐项指标对比四川省的情况，分析出陕西省的不足之处，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对陕西省提升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献计献策。

2.分析方法

因子分析法的问世最早是对与智力测验相关的统计分析研究。至今，因子分析法已经成功的应用于经济学、气象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领域实践研究中，这也使得因子分析法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因子分析法得以在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关键点在于它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指标信息的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取出能够充分反映出原有指标信息的因子，再用所提取出来的因子进行数据建模和研究分析。但是，因子的提取也是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的，他要求原有的指标信息要尽可能的全面，这才能使分析结果更加准确和实用。因子分析方法以研究对象极少的信息丢失为前提，对原有指标进行重组后提取少数因子，将提取出来的因子作为数学建模的基础，继而生成分析结果的统计分析方法。

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第一步，检验（对原有指标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判断该问题是否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分析）。第二步，提取（利用SPSS软件对原有指标进行重组，并提取出少数几个能够代表原始指标绝大部分信息的因子）。第三步，解释（根据因子提取结果，对因子进行命名，来解释这个因子所代表的原始指标信息）。第四步，计算（运用提取出来的因子构建数学模型，并且计算出因子得分）。第五步，评价（根据提取出的因子得分计算出综合得分）。第六步，比较分析，得出最终评价结果。

3.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一是陕西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陕西省该产业的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得分为负值，排在全国第十一位。其中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得分为负值，只有支持环境得分能排进全国前十位。

二是与该产业的传统强省（市）相比，差距依然较大。除去东部沿海发达省份，陕西省在西部地区该产业的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得分只比同处这一地区四川省低，排在西部地区的第二位。

三是将陕西省该产业的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得分，在全国范围内各省份间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该产业的技术创新综合能力整体水平刚刚达到平均水平线，深入挖掘不难发现：拉低该产业整体技术创新综合能力使其刚刚达到平均水平线的主要因素是R&D活动产出能力因子。

综上所述，陕西省该产业整体技术创新综合能力水平与先进省份差距较大，但是陕西省该产业在西部地区的按因子分别进行的排名中占据绝对优势。陕西省该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整体水平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大。

4.提升对策

近年来，陕西省不断的进行招商引资，使得诸如三星、华为、中兴等一大批电子及通信企业入驻陕西省投资建厂，这对陕西省该产业的发展、优化、升级无疑不是利好消息。在这大好形势下积极促进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这正是陕西省比较欠缺的地方。要把提高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整体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上升到省级政府的重大战略性脚步加以严肃对待。

第一，鼓励R&D活动主体增加投入。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主体是企业，其R&D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否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中生存下去。从产业层面上讲，只有不断的研发出新的产品、技术、管理体系才能使整个产业保持活力。

第二，重视产出成果的保护。创新产出保护的强度深度影响着产业内主体的R&D活动的积极性，只有技术成果得以密切保护，企业能单独享受到技术成果为其带来的好处，企业才有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力。它是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和主要推动力。对于技术创新成果的保障措施主要有申请专利和商业秘密两种，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应用广泛的还是专利保护这一部分。

第三，构建新型产业技术创新系统。产业创新系统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说法，其实质就是为产业整体的创新营造和谐的创新环境，国际上目前比较流行的是一种官、产、学、研、用（用户）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该系统能够充分调动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到技术创新活动中。（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魏曼.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4）.

[2] 王秀义.山西省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D].硕士论文.太原理工大学，2012.

[3] 董治宏.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及效率评价研究[D].硕士论文.河北科技大学，2011.

[4] 刘宇.大连高新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实证研究[D].硕士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2.

[5] 谭开明.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西部地区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

作者：郭晶　何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