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中撤诉论文

摘要：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如果具有可诉性，那么哪些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能够提起行政诉讼？这类行政诉讼又该怎样融入到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本文拟就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于现行行政诉讼有些许助益。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行政诉讼法中撤诉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诉讼法中撤诉论文 篇1：

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冲突及衔接

摘要：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2017年6月27日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的亮点，吸引了众多目光。行政公益诉讼从设立之初就充满矛盾与利益冲突，因其不仅涉及行政权与公民诉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法院的裁判权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之间如何调和。因行政公益诉讼本身就是司法监督上的监督，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通过广泛的立法或修法来解决，恐怕并非易事。如何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既坚持行政审判的一般规则，又体现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自身的特点，对人民法院来说是一项艰巨的考验。对此，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行政公益诉讼的角色定位，即其与行政诉讼的理论衔接问题，为此需要考查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诉讼目的冲突及衔接，审理规则的冲突及衔接，以及司法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为我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所提供的实践基础。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 冲突 衔接

引言

2017年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正式纳入了行政诉讼范畴。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确立，具有超越“民告官”的里程碑意义，形成了“民告官”与“官告官”的双轨机制。被告身份的变换，其内涵不同的诉讼理念与诉讼目的。然而我国目前的“民告官”訴讼体制是否能兼容“官告官”的行政公益诉讼原理，在司法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如何在行政诉讼程序既有的框架内运行，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这样的任务绝非通过理论演绎就能得以完成。既然现行法律已经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行政诉讼范畴，那么司法实践应在既有法制体系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扩充相关法律条文内涵，让公益诉讼的外在形态与内在运行模式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间相互配合，让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从形式意义上走向实际价值。

一、诉讼目的的冲突及衔接

《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作为立法目的。行政诉讼体制从保护私人利益着手，以保护公益为其最终追求。行政公益诉讼遵循严格的法律主义，为客观诉讼中的一部分。那么在行政诉讼中引入以保护公益为特征的客观诉讼，在运行中适用主观诉讼的程序规则，司法实践中该如何坚守诉讼规则，以致调和二者的冲突，发挥行政公益诉讼应有的价值。

（一）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目的之厘清

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其以维护大多数人的权益为其价值归属。行政公益诉讼旨在通过司法权监督行政权，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以保护国家公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与传统普通行政诉讼被动指向于个案救济不同，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张的诉求必须指向的是不特定主体的公共利益而非某个特定个人或某个特定集团的利益。”普通行政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别由此可见一斑。

在行政诉讼目的层面，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文字表述来看，我国《行政诉讼法》既有保护私人利益，又有监督行政机关，督促其实现公益的双重目的。围绕《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和第六条，有学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既具有保护私益的目的，又兼具保护公益的目的，考察其体系构建，其既不是法理意义上的主观诉讼，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客观诉讼，换言之，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设计既有保护私人利益的一面，又有保护公益之嫌，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以公共利益保护为优先原则。如行政行为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社会公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法院为保护较大的公共利益应当作确认违法之判决。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行政法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赖以存在的终极目的，具有指导合理建构行政法制体系的功能。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代表性的观点有“平衡论”“控权论”和“服务论”。平衡论者“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权利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应当平衡”。控权论者认为“行政法所能规范的是权力行使的后果，该后果完全是基于行政机关享有权力、运用权力所引发的事实与法律问题”。对比前两种理论，服务论是应市场经济需求而发生，并将其内容概括为“政府权力来源于民众，政府由民众产生、政府行为受大众意志约束、政府行为以法律为依据并为人民服务、政府对法律规则负责、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关于何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众说纷纭，但现实情况是并不存在一个既能体现行政法自身特点，又能囊括行政法终极目的的基础理论，只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平衡论”“控权论”“服务论”，这种综合性的理论结合与互补才能成为代表行政权的基础理论，才能成为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行政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公益诉讼也是有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的。

二、诉讼机制的冲突及衔接

（一）原告资格标准的冲突及衔接

原告资格标准，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资格。根据行政公益诉讼的新规定，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检察院，这一规定超越了行政诉讼“民为原告，官恒为被告”的制度设计。然而“在行政诉讼中强行植入行政公益诉讼，将其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类型，其应当遵循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基本条件来认定原告资格标准”。如此，那么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如何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相融合呢？

行政诉讼法上的原告资格标准经历了一个从“法定损害标准”到“双重损害标准”，再到“事实不利影响标准”的演变。纵观原告资格标准的演变进程，可以看出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在不断放宽。事实上，“行政公益诉讼亦是在行政诉讼中通过不断放宽原告资格限制条件，甚至取消的产物。”实践中由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诉讼资格来源于法律赋予，被学界视为拟制的主体资格。“从理论上讲，损害权益与损害主体必须结合在一起。失去受到损害的权益，就失去了保护的对象；失去受到损害的主体，就失去了权益的依托。”基于诉讼信托理论、程序主体理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拟制意义上的原告，代为发表意见。“即便其不具有传统诉讼所要求与行政行为直接面对的个人有利害关系，法律赋予其原告资格仍是有效的。”同时，不难发现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十三条规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含义有不断放宽的趋势，此举为拓宽受案范围开辟了无限空间。

（二）审理规则的冲突及衔接

合法性审查、全面审查原则、二审终审原则、当事人自愿撤诉原则及不适用调解、和解原则是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一般遵循行政诉讼法的审理规则，但也不乏例外之情形。如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能否与一般当事人享有自由处分诉权的资格，即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撤诉权的问题。就现行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来看，审理规则比较模糊。考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宗旨及提起诉讼的拟制原告，笔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院的撤诉权及上诉权应予以限制，防止当事人随意处分诉权。并且严格禁止检察机关以同样理由进行二次起诉，即预防重复起诉而浪费司法资源。

原告是否能随意处分诉权，在司法实践中应区别对待。“为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司法当事人的撤诉权予以限制”，但现实情况是，不准予当事人撤诉的情形几乎从未发生过。鉴于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院在诉讼中的法律拟制原告身份，其代表公共利益进行诉讼，那么“观念上的当事人义务以及法院的监控责任就变得更加严格了。一是检察院不能随意地放弃争议的公共利益；二是法官应确保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皆保持公共利益的护卫者”但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对检察机关的诉权不宜简单片面的规定，而应该有所创新。如，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因其是法律赋予的拟制当事人，并非诉讼利益相关人，對于其提起诉讼则要对其撤诉作必要限制。若法院裁定不予准许撤诉而原告拒不参加诉讼，则由法院可以发送司法建议，并进行缺席判决。

因行政公益诉讼涉及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行政公益诉讼不同于民事公益诉讼，其不适用调解、和解。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多数人的权益，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原、被告的权利进行限制。除对上述诉权处分的限制外，也应适当进行干预当事人的调解、和解上的合意。笔者认为，除行政赔偿数额外可以调解、和解外，其他情形都不能和解。因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由检察机关该为权利受损人启动的诉讼，原告的诉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并没有处分公共利益的权利；且被告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不具有随意处分公共利益的权力，因此按照现有理论，不适用调解、和解。

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在审查原则上应与一般行政诉讼案件同样遵循合法性审查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对行政机关职权的尊重，且有利于在处理案件方面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充分保障行政权的行使空间。

（三）判决类型的冲突及衔接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客观诉讼，其判决类型更多的是趋向于结合行政行为，采用客观判决形式。根据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的基本类型，结合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以及最高检《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方式可采用：限期履行判决、无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判决。

三、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建构的实践基础

行政公益诉讼入法，确立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完善了我国的法制体系。“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不仅是诉讼理论的要求，更是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一）公共利益保护的主观诉讼模式涌现

有论者将“原告基于私益侵害提起诉讼进而达到维护与私益相关的公共利益的目的，法院因原告不是直接的权益相关人、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而裁定不予立案”的情况，称为公共利益保护的主观诉讼模式。公共利益保护的主管诉讼模式，其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且关涉多数公民私人利益，往往在诉讼之外达成最终目的。如“律师乔占祥系列行政诉讼案件”，虽然法院判决并未对被告苛予义务，但经该案之后铁道部开始规范自身的调价行为。此类案件还有，郝劲松诉国家税务总局未提供如厕发票案。“以上行政行为虽然现实影响着社会的公共利益，但从传统行政诉讼架构来看，由于可能并不直接关涉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从而很难通过公民个人维权的方式予以解决。”公共利益保护的主观诉讼模式，引发了社会关注，较好地宣传了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为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公益诉讼改革试点以来的制度实践与基本经验

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典型案例。通过公益诉讼制度实践，以及一些典型案件的审理，使得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架构更加明晰，为我国司法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1.起诉期限的计算。在遵守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其起诉期限应从其收到行政机关对检查建议的回复之日或者回复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诉山东省庆云县环境保护局、第三人山东庆云庆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案。2015年1月23日庆云县检察院向庆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2015年12月8日最高检察院批准其对庆云县环保局提起诉讼，并于12月16日递交起诉书，法院并未以公益诉讼人超过起诉期限而裁定驳回起诉；2.检察机关及其出庭人员的诉讼地位在诉讼文书中如何列明。是以公诉人身份列明还是原告身份列明。实践中检察机关及其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尚有争议。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确有不同于传统行政诉讼原告的诉讼地位，但其权利和义务应与一般行政诉讼案件中的原告等同，因此应当以原告身份列明；检查机关的出庭人员则应当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列明；3.检察机关是以上诉还是抗诉之名启动二审程序。因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的权利和义务相当于传统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因此在其不服一审裁判，在一审裁判尚未生效前，应当以上诉人的名义提起上诉，而非基于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提起抗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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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海坤，关保英.行政法服务论的逻辑结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王珂瑾.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6]王名扬.法美英日行政法简明教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7][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8][意]莫诺.卡珮莱蒂著，徐昕，王奕译.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张博.公共利益的主观诉讼保护模式[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30（07）：98-103.

[10]耿宝建，金诚轩.审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几个问题——由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诉县环境保护局行政不作为案引发的思考[J].人民司法（案例），2017（11）：8-13.

作者：刘慧

行政诉讼法中撤诉论文 篇2：

对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摘 要：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如果具有可诉性，那么哪些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能够提起行政诉讼？这类行政诉讼又该怎样融入到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本文拟就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于现行行政诉讼有些许助益。

关键词：确认之诉；诉之利益

一、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分歧

（一）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诉之观点

理论界认为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点大致有二：第一，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从外观上讲不存在行政行为的形式，无法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救济。实践中，因为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实质上的诉争标的，因此无法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当事人执意提起，法院也会以缺乏诉讼标的为由驳回起诉。第二，就现实的诉讼现状及已有的诉讼类型看，针对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确认违法之诉地位尴尬。首先，不论是撤销之诉还是给付之诉，其前置程序都是要先确认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事实，实质上也就是进行确认之诉程序；其次，对于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既不能主张赔偿也不能要求撤销，大费周章地确认一个在外观上已经灭失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既浪费司法资源又没有实际意义。最后，以上分析的出发点都是承认若对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应將其归类为违法确认之诉。但显然违法确认之诉能够提起的前提是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对不存在的事实起诉，明显并不是确认之诉。也即，它不属于法定行政诉讼类型，根本没有提起诉讼的依据。

（二）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可诉之观点

有学者认为可以对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起诉，判断相对人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并不是从行政行为是否还存在具体外观上讲的，也不能仅凭现有的诉讼类型就剥夺相对人的起诉权。首先，行政相对人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存在诉之利益。只要有诉讼救济必要性，就存在诉之利益。虽然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已经不存在外观上的行政行为，但是这并不代表该行为不具有诉之利益。其次，按照有权利即有救济的原则，行政诉讼的类型化不应当成为当事人公法权利保护的障碍。比如在德国，一般的给付之诉被解释为“兜底性诉讼”，即当事人的公法权利无法通过其他诉讼类型进行适用时，都可以通过一般给付之诉进行受理和审理。①

通过对各种观点的分析，我认为，相对人可以对具备相当条件的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从理论上讲，这是出于法对诉之利益的救济，是法的价值的体现。虽然在一般的情形下，具体行政行为在起诉前已经失效的，不能再对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但如果通过诉讼能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救济，则应允许其提起诉讼。相对人只需要证明该诉讼能够救济的权益为何以及在救济其权益的过程中，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诉讼所起的作用为何。从现实的操作可能性而言，法无禁止皆自由。分析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第（三）项可知，《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不能主张赔偿，也不能进行撤销，根据该解释，如当事人提起申请，人民法院依然要对该行为作出违法性确认，判决其违法。

二、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可诉的标准

（一）具有现实的诉之利益

原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能够对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首要标准是具有现实的诉之利益。审判的目的不在于给与当事人以观念性的满足，而在于给与其以现实救济。②这里所称的现实救济不单单指有形化的经济损失，而是包括所有可以且应当救济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实际存在的，且受到了行政行为侵害，是有救济必要性的。这些利益可以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损失，也可以间接牵扯到某些经济利益，或者单纯只涉及原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社会评价或其他基本权利。不论利益外观为何，只有于原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救济的必要，且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未怠于行使权利，那么就可以提起诉讼。

（二）与其他合法利益具有紧密关联性

原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能够对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二个标准是与其他合法利益具有紧密关联性。这一点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利益而言的，仅仅针对“恢复名誉型”、“判决先例效力型”、“基本权利侵害型”等类型而言。③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得到实际效益的。与其他合法利益具有紧密关联性类似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建立诉之利益和诉权之间联系的一架桥梁。详言之，把对已失效行政行为的起诉当作步骤一，把相对人需要进行的下一步当作步骤二，要么通过步骤一相对人可直接得到实际利益，要么通过步骤一证明某结论，然后用于步骤二，从而间接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如果还需要步骤三，那么就不能支持相对人的起诉存在的诉之利益了。这并不是否定诉之利益存在，也不是否定相对人得到利益的可能性，而是说实现这种可能性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甚至高出收益，法律不再予以支持。

三、可诉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的现实操作

（一）与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融合

法的稳定性决定了任何一部优秀的成文法律都不可能朝令夕改，因此，为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留出适用和融合的空间就成为立法者不得不加入的必要设计。新《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规定的是应当做出违法确认的诉讼类型，并且该款并未在行政行为之前做限定，言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只能对未失效行政行为提起确认违法之诉。而且，第（二）项还指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即使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只要原告依然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那么法院仍需依据相关法律作出确认违法判决。法院就已失效原行政行为继续审理，作出违法确认判决目的是什么？显然并不是为了走完诉讼程序，也不仅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当初相对人起诉时主张的显性利益。相比前者，法院更多的是为了防止相对人撤诉后，行政机关卷土重来，再作出类似不利于相对人的行政行为或者避免因原行政行为而对相对人造成其他伤害，这是保护相对人的隐性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新《行政诉讼法》关注的是相对人全部的诉讼利益，其对于已失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是留了容纳空间的，二者的融合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既然如此，在司法解释或者今后最高法院的批复或者指导意见当中，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一部分已经失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其中未尝不可。

（二）可诉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的审理方式和程序

尽管出于保护相对人诉讼利益的考虑，部分已失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这并不表示不需要考虑诉讼成本和效率问题。对于可以提起诉讼的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应该适用怎样的审理方式和程序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高的效率和最佳的效果，这是解决了已失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诉性之后的最大问题。因已失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殊性，我认为遵循不开庭审理为主，开庭审理为辅的原则比较适宜。法院的审理方式以材料和证据的书面审查为主，配合双方的当面调查和质证。至于审理的程序，在保证公平公正以及避免暗箱操作的前提下尽量简化，但要做到至少有一次当面调查和质证的机会。经审查之后，如果确定已失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违法，则做出确认违法的判决。（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注解：

① 罗伟，徐以祥：《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基础.立法构架和适用技术》，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12期。

② 于广学：《债权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江必新主编：《行政与执行法律文件解读》，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1月版，第101页。

③ 参见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第5版），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336页。

作者：赵彩丽

行政诉讼法中撤诉论文 篇3：

对“有限调解+撤诉”行政诉讼和解模式规范化的研究

摘要：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排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有限调解+撤诉”的模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行政诉讼法对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应当给予名分。通过在法律层面进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进行程序规范，可以推动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走向规范化。

关键词：行政诉讼和解；行政诉讼调解；行政诉讼撤诉；规范化

作者简介：张文杰（1991-），女，河南周口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2015级法律硕士。

一、行政诉讼和解、行政诉讼撤诉、行政诉讼调解之间的关系辨析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李广宇在《<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提及的“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其实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撤诉大量存在的表面下，实质是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涌动，这种和解依托的正是行诉法上的撤诉制度。和解是撤诉的原因，撤诉是和解的结果。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原法的第50条修改为第60条，并在第94、95、96、101条对行政诉讼调解书的效力、强制执行、拒不执行的处罚措施做了修订。即此次行政诉讼法对调解制度开了一道口子：人民法院对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及法定自由裁量权三类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而人民法院对法定三类案件本着自愿、合法原则达成的调解书，势必以原被告双方就争议事项达成和解为前提。笔者认为，此次行诉法修改以“行政调解”的名义将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行政和解”在此三类案件中给予了规范化。

二、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与困境

由上所得，在现行法律框架和司法实践基础上，行政诉讼和解形成了“有限调解+撤诉”的和解模式现状。在此，“有限调解模式”，是指法定三类案件的和解及和解成果以調解书的形式实现了立法化，此部分和解及被和解的权利将得到司法权力的照管与监督。“撤诉模式”，是指法定调解外剩余的和解案件大量以撤诉形式为最终结果。

“有限调解”和解模式下因“调解书”法律效力的存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有力保障，此部分和解的问题得以解决；但“撤诉模式”下的和解却遭遇到不少困境：法院对撤诉申请的审查流于形式，使得实际纠纷的解决大打折扣；由于原告撤诉后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行政相对人撤诉后因和解协议履行缺乏程序保障可能会遭遇的合法权益受损的困境；撤诉后被诉行政行为实际存在未受到法律评价的情况。

三、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之比较研究

关于域外规定，两大法系的行政诉讼均有和解制度的存在。在英美法系国家，按照普通法的传统，行政当局就其主体地位而言，在法律上与一般私人没有本质的区别，适用于普通私人的民事诉讼形式，原则上也同样适用于公共当局①。因此，在英国，民事诉讼的和解在适宜的行政案件中也有其适用的余地。大陆法系的德国，其《行政法院法》第106条规定，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法达成和解，以便全部或部分终结诉讼。诉讼和解既是一种诉讼行为，又是一种公法合同，《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条关于行政合同之和解合同的规则也适用于行政法院的诉讼和解。有效成立的和解等价于一个相应的法院裁判，依据《行政法院法》第168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具有执行力②。

四、行政诉讼和解规范化的制度构建

“和解或是判决，在不同语境中各有所长。因此，并非要用某种制度完全取代另一种制度，而是要使之互补，针对不同问题，充分发挥不同制度的相对优势”③。行政诉讼和解在司法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具有节约成本、提高当事人满意度等优势；对于司法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应当给予正视，积极寻求和解制度规范化的出路。

（一）破除法律上的思想禁锢。和解制度已从民法扩张到刑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尤其是刑事和解，对公权力理论的突破迈出了第一步。行政权是受公民委托的权力，当某一制度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时，何不顺应“委托人”的意愿？

（二）实定法给予正面承认，进行立法规范。《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法，应承担起给予行政诉讼和解“正当名分”的立法任务。承认和解协议存在的合理性，主动提交人民法院进行确认的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可以以“确认和解协议有效”的方式结案。当遇到被告不履行情况，原告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强制执行。

（三）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和解进行程序规范。在法律层面作出规定后，人民法院在已有的司法实践积累的基础上整合经验，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和解的成熟规定，对具体的和解程序进行规范。对不同性质、不同权利类型的和解的规定、限制应有所区分。

[注释]

①张越.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85.

②[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M].莫光华译，刘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7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55.

③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2010（1）：12.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2]戚建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理论述评[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4.

作者：张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