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国际法论文

摘要：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是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场合当中提倡的，目前已经演变成我国国家愿望以及行动和临近国家一起参加的区域协作战略。我国和一带一路临近国家在之前已经签署过很多双边条约，给一带一路今后协作打下良好的国际法基础，未来必须要经过公平的协商，尽可能的出台反应区域社会统一民意的区域性国际法律标准，才可以真正完成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丝绸之路国际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丝绸之路国际法论文 篇1：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按期间制裁机制的完善

在不完全或者转型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严重的水污染形势是污染者基于遵循“收益>成本”的市场法则，利用我国制裁制度设计上存在的“违法收益>违法成本”的致命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故意实施水污染违法行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加拿大、巴西、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针对水事违法行为制定并实施按日制裁机制，以“违法收益<违法成本”为制裁机制的设计核心，通过娴熟运用立法技术来遏制水事违法行为，效果良好。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按期间制裁规定，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按日制裁机制的设计核心，在法的实质内容上确保“违法收益<违法成本”，在法的形式上将按期间制裁机制上升到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层次，在立法程序上尽快启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程序，从而形成完善之机制。

[关键词]水污染防治；制裁机制；按日制裁；按期间制裁

胡德胜（1965-），男，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丝绸之路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和比较法、环境资源能源法律与政策。（陕西西安 71004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水资源可再生能力的我国生态系统保护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0YJAZH027）的阶段性成果。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适当质量的水是人类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健康的保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011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根据确立的排污总量而倒推分配各单位和个人的排污指标，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优化方案。然而，并不是每个单位和个人都能够自觉遵纪守法，水污染违法行为依然大量存在。国务院《关于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显示，尽管在2008年就对1.5万家企业的水污染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现实却是七大水系中劣V类水质的断面超过五分之一、国家重点监控28个湖库中的部分湖库和河流水华频繁发生、主要污染物减排面临巨大压力、水环境安全和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依然面临威胁以及突发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近些年来，重大或者突发的水污染事件不断发生。2007年全国有178起水污染事件。对2010年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的罚款数额与事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严重生态破坏之间的极大反差，更是让人质疑我国水污染违法行为制裁机制的有效性。

综合分析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动机和原因，污染者追求经济利益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由资本的贪婪性所决定的。为此，马克思赞同下述分析：“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违法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该违法行为招致的经济制裁时，不少市场主体都极可能选择实施该违法行为。这是由功利主义经济思想把经济利益视为唯一价值目标和动力、忽视和贬抑社会美德以及个人经济利益难以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相统一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不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不发展市场经济，而是应当反向利用市场主体追求“收益>成本”这一市场法则的命门和死穴，遏制资本的贪婪性，发挥市场对资本和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少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现行法律与政策在水污染防治方面的按日制裁机制，对于我国有效防治水污染违法行为，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一、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的按日制裁机制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关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或者规定，我国近代法学大家沈家本先生主张“择善而从”。他指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寄籍文存》六，《监狱访问录序》）本文下面选择四个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即水资源极其富裕的加拿大、巴西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以及水资源中等富足的澳大利亚之塔斯马尼亚州一个地区，介绍和分析它们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日制裁规定，总结其共性。

（一）加拿大

尽管是世界上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十分注重对水资源及相关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水污染防治是其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联邦体制下，加拿大涉水环境保护和水质管理事项主要由联邦政府负责。联邦法律注重利用市场价值规律防治包括水污染在内的水事违法行为，注重效果和效率。加拿大联邦《1970年水法》第9条规定，除非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政府许可并交纳排污费用，任何人都不得自己或者许可他人违法向水体中排放废物、污染水体。对于违者，加拿大将依第30条的下列规定按日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1）构成犯罪，对每项犯罪处以不超过5000加拿大元的罚款；（2）在一日以上日期实施的，或者连续实施超过一日的，对于实施的不同日期或者连续日期，将每日认定为一项单独的犯罪。

加拿大这种按一日一罪的定罪和经济处罚方式，利用心理机制和经济手段，不仅有利于双重打击水污染违法行为，而且按日轻重有别，凸显科学合理内涵。

（二）巴西

虽然也属于世界上水资源十分富足的少数国家之一，巴西非常注重从法律与政策上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巴西联邦《1997年国家水资源政策法》第50条对于包括水污染违法行为在内的水事违法行为规定了书面训诫、罚金、临时禁止令和永久禁止令四种制裁方式。关于罚金，该条要求对违法者处以“与违反的严重性相当的一次性罚金或者按日罚金，幅度从100霍亚尔到10000霍亚尔”（霍亚尔是巴西货币单位）；而且，如果违法行为导致任何公共供水服务受损、危害健康和生命、货物或者动物损失或者其他有关第三人的损失的，罚款不得少于理论上所认可的最高额的1.5倍；对于再次违法行为，科以双倍罚金。

巴西这种将一次性罚金与按日罚金相结合、基于第三人的损失来计算理论罚金以及对再次违法行为科以双倍罚金的规定，区别了不同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让违法者得不偿失，从而基本上充分体现了价值规律和公正价值。

（三）马来西亚

作为既是世界上又是亚洲中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在对违法行为或者活动的处罚方面，马来西亚水资源政策与法律规定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按日制裁机制。马来西亚联邦《1974年环境质量法》第25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违法向任何内水水域中释放、排放或者倾倒任何环境上有害的物质、污染物或者废弃物的，“构成犯罪，应当被处以不超过10万林吉特的罚款，或者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者并处。在总监通知并要求其停止已经实施的上述规定的行为之后，对于其继续的犯罪行为，应当进一步处以每日不超过1000林吉特的罚款”（林吉特是马来西亚货币单位）。经过多次修改且至今仍然有效的马来西亚联邦《1920年水法》第15条和第16条则规定，对于违法者处以500林吉特的罚款并另基于违法期间按日处以10林吉特罚款。

马来西亚的上述规定将自由刑和经济罚结合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对违法行为的按日制裁，并区分恶性大小，特别是严惩顶风作案的水污染违法行为，体现了科学和合理精神。

（四）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

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但是其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州却属于水资源虽不富足却也不缺乏的地区，是澳大利亚水资源最丰富的州（区）。基于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和原则，该州对水资源实施一体化管理，十分注重防治水污染和保护水质，强化对包括水污染在内的水事违法行为的救济和处罚。它在《1999年水管理法》第123条中规定：对于违反许可证设定条件的违法行为，处以不超过2500罚款单位的罚款；在连续违法的情形下，对连续违法期间的每一日，再处以不超过50罚款单位的罚款。

塔斯马尼亚州的这种按日处罚制度在规定较重罚款基数的同时，另加上合理的按日罚款数额，不仅可操作性比较强，又不让违法者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相当合理和科学。

总结上述四个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目前实施的按日制裁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反向利用“收益>成本”这一市场法则，以确保“违法收益<违法成本”作为对水事行为进行制裁的设计核心，通过娴熟运用立法技术形成完善的机制，从而遏制水事违法行为。

二、我国按期间制裁规定的不足之处

认真分析我国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关于制裁水污染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没有合理考量水污染违法行为期间日数，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大缺憾。令人欣慰的是，环境保护部、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2月22日联合发布了环函[2011]32号文件《关于（水污染防治法）第73条和第74条“应缴纳排污费数额”具体应用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三部委2011年通知》）这一法律解释，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按日制裁的性质。

《水污染防治法》第73条针对违法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行为，或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违法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行为，规定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第74条针对违法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为，或者违法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行为，规定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关于“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确定，《三部委2011年通知》分两种情形对污水排放量予以认定：一是排污者实施违法行为不超过30日的，按照30日的污水排放量进行认定；二是超过30日的，按照实际违法行为期间污水排放量进行认定。无疑，针对第73、74条涉及的水污染违法行为，它规定了考虑水污染违法行为期间日数的处罚措施，可以视为我国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期间制裁规定。《三部委2011年通知》这种按期间制裁规定与上述四个法域按日制裁措施在制裁期间设定上的不同是：它将30日违法期间设定为最低制裁期间，不足30日违法期间的，按30日制裁期间予以认定，以30日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作为基数确定罚款的金额；对违法期间为30日或者超过30日的，则对违法者按实际违法期间认定制裁期间，以实际违法期间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作为基数确定罚款的金额。这一将30日违法期间设定为最低制裁期间的做法，看似因“一刀切”而不合理，但是基本上可以使违法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震慑意图违法者，有利于预防水污染违法行为。

然而，我国的这种按日制裁规定存在三点不足。

（一）适用范围狭窄

它只适用于第73条和第74条涉及的两类水污染违法行为，即：一是违法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违法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的；二是违法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违法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的。

然而，由于其他一些水污染违法行为同上述两类水污染违法行为存在竞合，这样，如果适用其他处罚规定，就会大大减轻对违法者的处罚。例如，第71条规定的违法“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情形就是如此，而依法仅会被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制度不完善，违法者有漏洞可钻。

（二）在适用第73条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对违法者仅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或者稍大于1倍的罚款，则实际上就等于对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不予控制

因为在申请不到排污指标的情形下，需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可能利用这一规定，基于正常排污成本同违法排污成本基本相当的成本-效益分析，实施违法排污行为。这样一来，入河湖排污总量就会形同虚设，所谓的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核定的水域纳污容量也就丧失了实际存在的价值。

（三）对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责令限期治理、责令停止生产或者等同类似措施后，违法者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没有规定加重的处罚措施，显得不甚科学或合理

一者，违法者如果在计算后发现缴纳罚款后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形下，会继续违法；二者，没有考虑这种违法行为因属于顶风作案，而具有更大恶性。

三、关于完善我国按期间制裁机制的建议

我国水资源在数量上十分紧张、于质量上水体基本污染的形势下，完善我国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制裁机制，对于确保水质保护红线不被突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水资源极其富裕国家加拿大、巴西和马来西亚以及水资源中等富足地区澳大利亚之塔斯马尼亚州这四个市场经济国家/地区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考量其期间日数的按日制裁规定中，我们不仅可以从宏观上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水污染防治必须采取最严格的管理制度，而且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应当注意利用市场条件下的价值规律，使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考察和分析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地区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日制裁规定，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中的按期间制裁机制。

（一）反向利用“收益>成本”法则

在法的内容上，我国可以反向利用“收益>成本”这一市场法则，以确保“违法收益<违法成本”作为对水污染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机制设计核心，从以下三处对我国的按期间制裁机制进行完善：第一，扩大按期间制裁规定的适用范围，消除漏洞，使违法者无机可乘；第二，对第73条规定的情形，对违法者所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底数应当提高到至少1.5倍；第三，对于在主管部门做出制裁处理后仍然继续实施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应当加大按期间制裁的处罚力度，不仅使违法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且体现对更大恶意者的严惩。

（二）在法的形式上，将按期间制裁机制规定于《水污染防治法》之中

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按期间制裁规范的法律效力层次，使其作用、价值和功效更加得到彰显；另一方面，更符合立法的法律程序，因为通过行政机关的解释而将不足30日的违法期间认定为30日的制裁期间，实有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嫌疑。《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第14条还规定：“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而《三部委2011年通知》最多算是一项规范性文件。

（三）尽快启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程序

在立法程序上，我国应尽快启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程序，将针对水污染违法行为的按期间制裁机制在《水污染防治法》中予以规定。尽管《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于2008年2月28日、自同年6月1日起施行，但就我国的立法实践而言，从时间上来看似乎尚不足以修改，否则可能损害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诚然，就法律思想而言，“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但是，对于实在法来说，“它的精髓就在于它不能保持一成不变，而应当处于不断地前进和发展之中”。因此，“人们必须根据法律应予调整的实际生活的各种变化，不断地对法律进行检查和修正”。何况，法的稳定性的核心在于法律或者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一项已有的法律规定或因存在漏洞可钻，或因规定不科学，或因缺乏合理性，或因没有制裁或救济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遵守和执行，法律规定的目标和目的也无法得到实现，那么，不仅该项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而且还会严重损害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威，从而破坏整个法治的权威。在这种情形下，维护该项法律规定的所谓稳定性就没有了任何正当的法的价值。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告诉我们：“法律只有不断地适时适度修订，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才具有生命力、适用价值和容易执行，法治的权威才能得到维护和保障。”

[责任编辑：叶萍]

作者：胡德胜

丝绸之路国际法论文 篇2：

一带一路政策的国际法理论分析

摘要：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是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场合当中提倡的，目前已经演变成我国国家愿望以及行动和临近国家一起参加的区域协作战略。我国和一带一路临近国家在之前已经签署过很多双边条约，给一带一路今后协作打下良好的国际法基础，未来必须要经过公平的协商，尽可能的出台反应区域社会统一民意的区域性国际法律标准，才可以真正完成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因此，本文主要对一带一路政策国际法理论进行分析，旨在给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策；国际法；理论

作者简介：薛小花（1984-），女，甘肃武威人，甘肃政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国际经济法。

一带一路属于我国新阶段对外关系的核心构想，怎样实现愿望，社会各界人士均在出谋划策，进行探索。一带一路的目的，研究的方式重点领域。都是主要研究的话题，十分明显，这些问题均是站在国际法视角探索一带一路的核心问题。因此，下面将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政策国家法理论。

一、国际法视角探索一带一路开展途径

一带一路属于我国新阶段对外关系的主要政策构想，所以，基于国际法视角对于一带一路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一定要思考政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工具论注重强调政策作为法律的本质，法律则是政策的形式，政策属于法律的目的所在，法律属于政策的工具。在国际法领域当中，工具论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由于其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实现，并且阐述了国家法的实质，工具论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学说的一种，现实主义学说的有关学者也认为，国际法重点是大国意识的反映，也是国际力量比较获得的成果。由于大国具备将自身的立场和观念放到国际法中的能力，同时还能够把国际法朝着对于自身有益的方面进行阐述和使用，所以，国际法重点是大国推动自身政策和完成自身我利益的工具。

现实主义学说要求必须要最大限度思考，力量因素在国际法总体过程当中发挥的功能，包含国际法编制和说明以及适用和评价，还有重订这些方面的作用，同时要求这些步骤必须要将政策的实现当作最终的目的。现实主义学说获得大量的经验证明，属于经验论之一，可以参考，同时，我国当前的实力也具备参考的条件。一带一路属于大国战略构思设想，也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整体实力不断提升，我们才大胆的提出这个构想，一带一路属于一个需要力量作为支持的战略构想，而不管是哪个大国均需要将意志放在国际法当中，均需要在国际秩序当中具备有效的发言权利，均需要利用国际法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问题。

当前的国际秩序大概都是西方主导的秩序，当前国际法具备极强的西方特点，我国几乎还没有参加其建设，就算是参加也不是主角的位置。在这个层面去看，我国还属于一个国际法效果这样的近况和我国地位矛盾，一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变，但是这不表明我国就应该推翻当前的秩序，这不仅不现实，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我国既不具备称霸的能力，同时也没有这个野心，最主要的是，我國属于目前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实际上就是西方经常说的搭便车。

我国改革开放能够获得现在的经济成果，目前的国际秩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我国应该尽可能的争取和我国地位相符的国际秩序，能够最大限度凸显我国的立场和观念以及话语的国际法体制。但是，国际法不只是大国意志的反映，还应该国际社会别的成员的认可，国际法也并不是为了仅仅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其是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作目标的。每个国家必须要添加共同利益才满足国际法理想，国际法不只是现实主义，同时还是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属于国际法发展的不竭动力，所以，我们的研所应该站在现实和理想主义二者的结合，在其中有所平衡，一带一路切合这样的方式，也是通过实力获取我国利益，完成我国崛起的构想。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其属于现实主义的同时，其还尝试着推翻强大必须要使用武力和称霸这个观点，走一条我国崛起的路径，其目标是共赢或者是共同利益，其手段属于合作和和平，实际上是把我国的利益融入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中的构想，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其拥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完成社会和理想主义二者结合的方式更加适合用在一带一路国际法，这个方式要求全部的研究，包含提出以及解决问题，必须要紧紧围绕着国际法给一带一路提供服务这一主题，不仅要考虑充分使用我国力量，同时还要掌握其限度，不仅要考虑力量之间的对决，同时还要思考怎样协商，不仅要考虑满足我国利益，同时还要兼顾共同利益。不仅要考虑对于当前秩序的坚持，同时还要对其进行批判。

站在国际法的视角对于一带一路进行探索，还要把国际法当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国际法的编制和说明以及使用和评价以及改正和重新修订这些步骤。一带一路一定包含新的原则和标准的编制问题，一定产生对于当前原则和标准的说明和适用问题，必须要通过评价或者是修改当前的原则，甚至可以不除去某个推翻重新开始的可能，这些全部都要当作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目前，我国拥有两个路径，第一个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二者集合的路径，第二个是国际法过程中路径，而这两个路径的巧妙结合，实际上就是建议我国站在国家法视角与探索一带一路的方式，第一条路径阐述的核心观念，一定要贯穿第二条路径的整个过程，同时利用第二条路径寻找到新的实际观念。

二、一带一路实施值得注意的事项

虽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是我国极力提倡的，但是临近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一带一路战略逐渐转变成我国和沿线国家相同的愿望，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虽然被认为是我国的国家单方面的行动，但是其本质上属于负责大国对外起誓，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当中肩负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给人类以及和平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政策交流和贸易顺畅以及设备链接和资金融通，还有民心所向是完成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社会根本，我国和临近国家已经签署的条约，虽然因为开始政治以及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必须要适当的改正或者是再次协商，但是应该最大限度的证明实现，并且一带一路这个战略的国际法基础已经构成，所以，仅需要临近的国家和一起努力就可以再次产生古代丝绸之路这样的辉煌历史。并且，一带一路建设并不仅仅是我国的独自演奏，也不是双人的合奏，而属于临近国家一起演奏的交响乐。

就像是独奏和合奏都需要坚持相应的原则，交响乐也需要坚持相同的原则，所以，一带一路构建一定要在谨遵联合国宪章以及原则等前提条件下，采取公平协商，体现区域社会的统一民意，编制一个区域性的法律标准，进而给快速完成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制度方面的支持。

三、结语

通过本文对一带一路政策国际法理论的进一步分析和阐述，使我们了解到尽管宣言的国际法效力相对薄弱，但联合宣言确认了国家之间的合作意向，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协商签订国际条约的基石，尽管一带一路战略追求创新国际合作模式，但既存双边条约和多边协定无疑是奠定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和框架的基础。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1]赵洲.“一带一路”战略下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框定研究——基于国际法的识别与分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95-104.

[2]吴卡.中国国际身份的调整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基本策略[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13-24.

[3]王丰龙，张衔春，杨林川，洪世键.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J].地理科学，2016，04：502-511.

作者：薛小花

丝绸之路国际法论文 篇3：

以学生为中心的国际法本科教学改革路径再论

[摘要]要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国际法本科教学，首先要树立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为统领的教学理念，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广案例教学。其中案例的选取应遵循典型性、时效性和相关性；可通过利用线上交互平台改变考核方式，开辟“第二课堂”；现实与虚拟有机结合来保障案例教学的真正“落地”。同时，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打造本校国际法教学特色，做到“授人以渔”。

[关键词]以学生为中心；国际法本科教学；案例教学；国际法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4016一、问题的提出：国际法本科教学的应然之义

自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不断调整，恐怖主义、难民、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海洋、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博弈日趋激烈，以美国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建隔离墙以及英国脱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势力快速崛起。

面对当前国际新形势，中国如何在不断调整的国际秩序和变革的治理体系中更好地体现本国立场和大国形象？正如美国国际法学者亨金所言：“在各国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被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1]。”在这其中，人才培养是关键。为此，我国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2]。2017年1月，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是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第一个专门就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做出的顶层设计，凸显了中央对涉外法律服务业的高度重视，彰显了涉外法律服务业在国家法制建设和对外开放中的份量和作用。

作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和基础工程，国际法本科教学环节的有效开展对提升中国国际法学界整体水平，突破国际法事业瓶颈制约、实现跨越发展至关重要[3]。为切实落实“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维护我国外交工作大局、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等现实需要，笔者以为，首先需确立以“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为统领的教学理念。

（一）培养家国情怀

大国外交必重国际法。在中国不断融入并逐渐引领国际法治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运用国际法服务我国大国外交和国家利益，提升中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国际法本科教学的首要任务[4]。中日钓鱼岛及东海海域划界争端、他国对我国采取的“两反一保”措施尤其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等，说明我国长期缺乏涉外法律实践人才针对他国的施压设限，一般依赖于通过外交手段加以解决，但长此以往，其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与我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为此，在国际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组织、引导及协助学生从我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搜集司法判例，论证国际法基础理论，并通过法律推理、解释和适用批判他方观点，使其逐步养成国际法思维，而非一味地利用“谴责、遗憾、震惊”等外交辞令或愤怒等情绪化语言表达不满。通过实际案例向学生阐明对国际法应持有的态度，即一方面，国际法在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未运用国际法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要让学生清醒认识到国际法也不是万能的，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但无论怎样，我们只有在了解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才能驾驭规则，甚至修改规则，从而真正地维护国家利益。

（二）树立全球视野的理念

2017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获得了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回馈。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通过系统阐述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共鉴、坚持绿色低碳等方式表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态度从未改变。此外，20国集团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巴黎协定》的快速生效，“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等，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树立全球视野的有益结果，也表明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正逐步得到稳固和拓展。那么，在国际法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多维角度如国际关系中的势力均衡和（或）共同需求理论、比较法学、法律移植、世界史、实证分析等引导学生了解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历史变迁、结构体系及实际运行效果，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国际法渊源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动态的国际法角度分析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判断如何对待国际法院、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ICSID、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等国际（准）司法机构，启发学生就环境、海洋、极地、太空等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践行：大力推广案例教学

（一）案例的来源

为了防止因单纯的政策介绍、道德说教式的“口号法学”而使课堂变得枯燥乏味，以及考虑到国际法规则及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行为和国际交往的实践，案例的来源应具备真实性和权威性[5]。为此，笔者以为，教师除了应密切跟踪相关重要国际（准）司法機构官方网站，如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WTO、ICSID等，一线实务部门的文献，如外交部条法司编写的中国国际法实践与案例也应认真搜集。此外，还应关注知名国际法学者编写的案例以及国内外主流媒体对国际时事新闻的报道。

（二）案例的选取

为了将培养家国情怀及全球视野理念，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及客观看待国际法的有效对接，案例的选取在关照到本章重点内容基础上，应遵循典型性、时效性和相关性。

所谓典型性，是指案例反映了国际法趋势和价值取向。如在讲授“国际法渊源”一章时，涉及到不同法律渊源的效力位阶，就国际强行法（jus cogen）而言，虽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和64条的规定表明其地位高于一般条约或习惯法规则，但哪些规则构成国际强行法、实践中如何对待等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国际法院逮捕令案（刚果诉比利时）这一经典案例，即传统外交关系法与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刑法的碰撞。而国际法院既肯定习惯法上外交部长应当享有绝对豁免权，又不否认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中庸”态度，可使学生从国际法的动态性与碎片化、国家主权与普遍管辖权、国际法院本身功能等多方面获得启发。

所谓时效性，要求教师时刻关注当前时事热点，并从国际法角度设计问题。如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问题、美国正式表达退出《巴黎协定》的意愿、朝鲜核危机、叙利亚常年国内武装冲突导致的难民问题，包括中国、美国、法国、英国等多数国家遭遇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金正男被刺案等。这里既涉及国家领土、国家责任、集体安全、管辖权、外交人员待遇等传统国际法理论，也反映了国际环境法、国际人道法中的人本主义及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国际法未来动向。而在讲授引渡与庇护时，教师可将斯诺登案与王立军事件整合、对比，并延伸出对使领馆地位与功能的认知。

所谓相关性，是指反映中国实践、立场和贡献。改革开放尤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无论在经济抑或政治影响力上，中国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海洋划界争端、贸易投资争端等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法运用能力的欠缺。如关于中国批准的国际条约是否适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问题时，教师可结合“Sanum诉老挝政府案”，引导学生从《维也纳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公约》第15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9条、关键日期、中方声明性质等方面思考中老双边投资协定是否适用于澳门，并分别从中国政府和中外投资者角度给出自己的建议。又如在讲授“特权与豁免”一章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时，教师可以“加拿大天宇网络公司就合资企业被迫解散在美国法院告四川省政府案”为例，引导学生从天宇公司的诉讼策略、诉讼理由以及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主体地位等方面分析，并从其他有关涉中国主权豁免案例、我国对《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态度、与我国有贸易投资往来的主要国家的国内法规定等给予补充，分析是否需要调整我国国家豁免立场。其他还包括中国针对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国际法立场。此外，在当前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合作发展、开放包容的中国智慧和积极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但其有效实现依然需要国际法规则的保驾护航。因此，教师可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视角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法及相关案例，评估与其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案例的组织与讨论：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为例

作为一场闹剧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虽已落下帷幕，但其中的国际法理斗争仍在持续。其中涵盖了一般国际法、国际海洋法不少理论和未解问题。因此，从典型性、时效性和相关性来看，该案例具有重要价值。

案例的组织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前对本案涉及到的各类主体如仲裁员、菲律宾和中国当事双方及其代理律师、专家辅助人等进行明确分工；一种是不明确角色划定，而是内部先行分组讨论，并最终确定2～3名代表在课堂上进行小组间辩论与对抗。为了避免因讨论过于开放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或超出学生能力范围导致无话可说，以及激发学生兴趣角度，教师不仅要将完整却又相对独立的案例信息及其相关阅读材料提前分发，还应围绕课堂教学目标和任务如国家同意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强制仲裁程序、历史性权利、岛礁法律属性界定等确定问题，并要求其从事实与证据、管辖权、法律适用等方面事先搜集资料。

当学生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时，教师应适时以课堂指挥人身份参与其中，例如针对学生提到“我国渔民自古开发利用南海渔业资源，并以习惯国际法和《领海与毗连区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依据，认为中国对于断续线内的其他海域享有非主权性的历史性权利”。这一观点，教师可就此进行追问，如历史性权利是否充分满足了习惯国际法的要求？即使满足，一定表明后来的条约是对习惯国际法的继承而非改变，你认为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海洋权利是什么关系？可否通过“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解释之？我国加入公约以及整个公约主要从距离标准和自然延伸围绕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展开的事实，是否表明作为“例外条款”地位的“历史性权利”，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我国政府证明并通知之？另外，《公约》有關“历史性权利”的规定，与我国在断续线内的其他海域享有非主权性的历史性权利是否具有等价性和互适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的国内法律地位，以及对历史性权利一词的一带而过能否表明我国已通过转化的方式适用《公约》规定？

教师总结环节是保证案例教学效果的关键。总结不仅要对发言同学谈吐、仪表、辩论技巧、内容准备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由于问题设置凝聚了他们对相关国际法问题的思考，因此在对整个案例进行梳理后，通过视频、图片、官方立场、中外媒体报道等方式多角度呈现，并结合国际法相关理论给出自己的观点十分必要。但同时应强调其仅为一家之言，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对此批驳或诘问，这样有利于教学相长目标的实现。就本案而言，教师可依据上述提到的“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理念，以“动态中的主权：从国家利益到国家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为题，从“国家主权原则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适用：以我国南海断续线主张为中心”，与“共商共建共享：临时性安排不只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两个维度，将岛礁主权、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等海洋权利、捕鱼等历史性权利、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渔业、生态环境保护、灾害救助等低敏感领域合作相关要点串联，阐述南海争端管控与合作的国际法路径。

三、内外兼修：保障案例教学真正“落地”（一）打铁还需自身硬

作为引路人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对学生未来专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国际法师资力量在教龄、学历层次、专业程度等方面表现出的总体薄弱态势，学校应进一步鼓励教师赴国内外高校研修，带着课题和论文参加国内外教学科研会议。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等学术团体应联合国际法领域知名高校以国际法青年师资研修班、国际法青年论坛等形式定期举办国际法理论与实务培训。外交部、商务部、涉外律师事务所或法院涉外审判庭可加大对高校教师的接收力度。通过以上不同层面的锻炼，帮助教师不仅可以有效挑选学生感兴趣且有帮助的材料，而且也能从学者和实务人士角度分析中国国际法实践中的痛点，以有利于把握国际法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避免出现“随心而动”的尴尬局面。

（二）充分利用线上交互平台

考虑到学生人数众多、发言被少数人垄断、因课时限制致使有些问题无法深入讨论等现实，除了继续在课堂上优化案例教学外，还应充分发挥作为即时社交平台的移动互联网功能。这种时空障碍的突破不仅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消除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感，还能及时解答学生疑惑，有助于教师了解他们的学习状态，而且良好的讨论环境会刺激“上课低调的学生”最终主动或被动参与。此外，法虽独立但非孤立存在，其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技术、意识形态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就法论法”，国际法也是如此。为此，微信群、QQ群还应补充其他与国际法相关的知识，以帮助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逐步、有序了解国际法规则所生成的国际社会背景。如国家利益、国内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在国际法规则生成中的作用，以及已建立的国际法规则在促进国际关系、建构国际秩序中发挥的实际效果等。为此，教师可将“国际法促进中心”“武大国经法评论”“中国国际法前沿”“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等公众号推荐给学生，并定期或不定期推送其中相关文章，结合当前教学内容进行线上讨论。总之，该平台服务于国际法教学，但又不拘泥于国际法本身，通过良好学习氛围的营造，引导学生关注法律、语言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改变考核方式

学校层面，针对国际法考核流于形式、考核效果不佳的问题，首先，应大幅度提高平时成绩比重，加大过程化考核力度。打消学生期末考试临时突击一锤定音的念头，对平时线上线下积极发言、表现突出的学生必须给予看得见的鼓励与认可，要求学生就课堂讨论过的案例，结合相关国际法知识点撰写两到三次的案例报告或文章，教师对此应及时反馈修改意见。其次，改变期末考试出题方式，既要打破以往通过强化记忆就能取得满意成绩的现状，也要预防因单纯的法条或段落翻译而使国际法陷入英语语言课的尴尬境地。如上所述，国际法能否与如何解决现实问题不仅是吸引学生深入思考的原动力，也是检验他们学习效果的重要体现，因此，教师可通过对国际（准）司法机构案例或当前国际时事热点的改编，并适当融入英语元素，以案例分析、材料问答、论述题等形式要求学生结合国际法相关理论作答。这种改变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而且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国际法的具体存在，避免将国际法视为理论玄学进而避而远之。国家层面，应尽快设立与国家司法考试同级别的涉外法律人才专项考试，以满足学生现实需求和国家重大战略需要。

（四）开辟“第二课堂”：现实与虚拟有机结合

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方式，邀请其他高校国际法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外事、商事等涉外部门、大型律师事务所涉外事务部、法院涉外庭、跨国公司与外资企业等实务界人士来校授课、讲座、实地开庭等；并通过制度和政策保障激励学生进入相关实务部门，如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实习、调研或培训，也可利用暑期参加高校和科研机构举办的国际法夏令营，如厦门大学的马可·波罗—郑和国际海洋法律与政策暑期班、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南海主题夏令营等。

为了保证学习的常态化，线上课程资源的开发十分必要，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不容乐观。MOOC最近几年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似乎并未影响到“三国法”，爱课程网仅在资源共享课中开设了厦门大学和辽宁大学团队的国际经济法，以及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国际私法，超星学术视频只找到了以专题或讲座形式出现的杨国华教授的WTO与国际法制和何志鹏教授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为了解决国际法在线课程数量奇缺的现状，提高学生对国际局势的认知水平以及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国家急需从战略高度选拔一批国际法理论与实务精英，开设不同层次的国际法网络课程，补充课堂现实教学的不足，传播中国形象和立场，展现中国声音和能力。

四、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打造本校国际法教学特色如果将第一次改革开放视为打开了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交往及合作关系的窗口，第二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看作对遵守、运用国际规则解决经贸问题的认可，那么此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意味着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试图从国家利益、国家间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不同维度积极建构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和决心。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经贸往来的开展，西部地区需要一大批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法、双边及多边条约的涉外法律人才[6]。面对历史新机遇，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基于现代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日益细化且纷繁复杂，任何一名专家学者都不可能对其各领域如国际环境法、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WTO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等了如指掌。因此，在符合教育部关于国际法教学的统一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国际法的教学内容应有所侧重、有的放矢地融合“一带一路”倡议与本校发展定位，这种“错位发展”既体现了不同高校的办学特色，又满足了应用型法律人才多样化和差异化的需求，同时也为促进校际间学科互动提供了可能。例如，作为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创设成员之一，四川大学及其杨翠柏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起跟踪国际海洋法及国际海洋秩序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南沙群岛主权、南沙群岛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打击海盗等专著和论文，并带领该中心包括本科生在内的法律平台团队就中国主导下的海洋秩序构建，岛屿主权与海洋划界争端解决，历史性权利与海洋资源、能源开发，南海生态环境保护与渔业资源养护，《公约》强制仲裁程序公正性等议题继续深耕，形成了可持续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法本科教学的发展。又如，四川警察学院作为公安政法类专门院校，可围绕西部边疆安全与国际警务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如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法贩运毒品、洗钱、走私罪等，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领域。在讲授完国际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专题形式并结合案例，重点讨论国际刑法、领土法、国际法上的个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等内容。再如，西南财经大学作为财经类专业院校，可通过举办讲座、开设选修课等方式对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和国际金融法部分进行细化分解。

五、结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摈弃原有的满堂灌、填鸭式的传统讲授，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当前“互联网+”时代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并不逊于教师，若教师还固执地利用信息不对称，一味投机取巧地用先前教案来传授陈旧知识，抑或只是简单重复或陈述教科书或其他学者的观点，并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就需要教师改变原有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观念，不能仅做教科书的搬运工，更应通过语言、手势、眼神、板书、图片、视频等一切可利用工具阐述自身的观点，通过引导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以及需要改进的方面，从而引起学生共鸣，以吸引更多学生的有效参与。同时，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以学生为主导。国际法本科教学无论从学生人数、专业素养、认知水平抑或靈活程度都不可与研究生教学同日而语，因此，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参与、协调和促进职能。而且，以学生为中心，强调以本校学生为中心，与本校长远发展规划结合，体现本校特色，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归属感和存在感。

参考文献：

[1]何志鹏.中国国际法教学提升的“道”与“术”[J].中国大学教学，2017（4）.

[2]何勤华.建立质量保障体系提高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质量[J].中国高等教育，2013（12）.

[3]韩大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J].法学杂志，2011（3）.

[4]谷昭民.中国开展法律外交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J].现代法学，2013（4）.

[5]黄进.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观念、模式与机制[J].法学教育研究，2012（1）.

[6]李伯军.论国际法复合式教学法的实施[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

[7]刘晓红.“一带一路”战略与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改革[DB/EL].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7-11-15

（责任编辑：赵淑梅）

作者：陈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