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论文

当前的中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当发达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危机与衰退时，中国经济过去十年平均增长10％，2011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也基本已成定局。初步估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42％来自于中国。这个比率在2012年可能上升至44％。以一国之力担负起全球经济增长接近一半的分量，这样的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很少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论文 篇1：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2008年7月22日,著名经济学家、本刊顾问吴敬琏教授,在上海参加《解放日报》举办的文化讲坛时,曾“孤独”地发出“雷人”的警告:“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上”。吴老的“警示”,不幸而言中。接续就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搅得周天寒彻”,美国混乱,欧盟恐慌,失业陡升。所幸中国政府“化危为机”,大手笔投入资金,度过了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令人赞叹的答卷。

驻足观望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依然处在前进的“十字路口上”,只是更加迷茫复杂艰难而已。胡锦涛总书记今年2月在一次省部级领导会议讲话中,一连用了50个“转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明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归结为一句话也是“转变”。“转变”内涵极其丰富:如何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如何从低端制造产业向高端科技创新型产业转变?如何从污染耗能型社会向低碳节能型社会转变?如何从一枝独秀的国营垄断型经济体制向国企民企公平合理的经济体制转变?等等,都是应有之义。

这一期的“封面故事”,说的就是“十字路口”的中国民营经济,经过“国进民退”的“折腾”之后,是“荷戟独彷徨”,还是在“转变”中谋求持续发展?著名经济学家魏杰、企业战略专家王德禄、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专家保育钧、纪世瀛等“公共知识分子”,都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见仁见智,可资借鉴。今后几期的“封面故事”,我们将围绕其它几个“十字路口”上的话题,继续讨论。

百年世博梦,梦圆在今朝。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举办的又一国际盛典。世博会将是一次推动创新、促进合作的盛会,也必然是人类多元文化的一次精彩对话。举国上下,点燃激情,共襄盛举;中国速度,上海精度,“世博会牵动中国心”。为此,在“特别报道”中刊发《创新:世博永恒主题的上海表情》和《世博民企馆:奋斗者的精神属地》等文章,以飨读者。

在“學院派”画家鼓吹“回归古典”的声浪中,我们介绍了军旅画家陈玉先的创作生涯。土生土长的陈玉先,贴近生活,饱蘸激情,无论是为战士素描,抑或泼墨塑造领袖,都一往情深,无愧于“共和国画家”的美誉。教育问题已然成为困扰国人的心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问世,令人为之一振。“新东方”俞敏洪先生等教育家,从“民办教育困局求解”的视角,在挞伐“官办”教育弊端的同时,为民办教育“鼓与呼”。“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民办教育走出困境,走向世界。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期。今天,我们发现仍然处在十字路口。向左?向右?向后?还是向前?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卫汉青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论文 篇2：

需要更多制度改革

当前的中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当发达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危机与衰退时，中国经济过去十年平均增长10％， 2011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也基本已成定局。

初步估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42％来自于中国。这个比率在2012年可能上升至44％。以一国之力担负起全球经济增长接近一半的分量，这样的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很少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中国经济脱胎换骨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发生了脱胎换骨般惊人变化。

2001年，中国曾经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从外部环境看，当时美国互联网泡沫崩溃导致全球经济不振，对中国出口的打击明显。国内经济同样面临多重困境：由于1997年－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幅飙升，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注资来避免金融危机。

当时，中国国内多年高投资造成严重供过于求，国企改革带来的失业问题也很严重。人民币面对贬值压力，外汇黑市的交易中人民币的价值长期低于官方汇率。很多海外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持悲观看法，认为经济危机可能性很高。

是什么力量能够在短时间内调转中国这艘搭乘了13亿人口的巨舰的方向，创造了“黄金十年”的经济奇迹？答案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而加入WTO则是这众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入世后，大型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迁至中国沿海地区，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出口国，出口量迅速攀升。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内陆省份迁至沿海地区，其身份也从农民转变为制造业领域的工人。这一过程中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使得中国可以不引发高通胀率，并保持经济年均10％的高速增长。

入世影响制度变革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短期的贸易与经济增长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各国经济的发展经历证明，想要保持经济长期繁荣，制度的改善是关键。欧美的经济学研究发现，欧洲殖民者向美洲和非洲扩张后，北美最终演化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非洲各国长期贫穷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北美的殖民者致力于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而非洲的殖民者专注于对当地资源的掠夺，忽视了制度的建设。这一区别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易觉察，在长期则有天壤之别。

入世对中国制度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入世之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有限，行政力量主导主要经济行为，国有企业占经济主导地位。入世之后，中国市场对外资逐步开放，市场的力量逐步加强，行政力量逐步下降。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外贸权的放开。入世之前，中国只有少数企业被政府批准可以有外贸权，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国营企业，效率较低。外贸权的垄断必然产生寻租——中国企业当时买卖进出口批文的现象很普遍。入世之后，政府不得不修改外贸法，放开外贸权，使得更多的民营中小型企业也可以自营进出口，不必再到批文市场上受盘剥。这一制度改革使得企业不分国营私营，不分大小，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是WTO法律提倡的公平精神推动中国制度改革的一个例子。

“两税并轨”也是入世给中国制度上带来的好处。入世前中国给予“三资”企业非常丰厚的税收优惠，而国内企业却得不到这样的好处，使得外资处于享受“超国民待遇”，内资反而受到歧视。这种情况在入世后得以终结，“两税并轨”使得国内外企业面临同样的企业所得税，符合WTO中关于内外资平等的法律精神。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整体来说这些变革都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游戏规则发生变化，WTO九项基本法律原则所体现的公正、公平、自由、公开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体现，政府的行政干预有所下降。

入世是一个催化剂，以外贸自由化和开放国内市场为契机，引起了对税制法制等相关领域改革的多米诺效应，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力提高和国民福利的提升。入世对中国制度深层次的影响在今天也许并不起眼，但是未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们必将对此作出浓墨重彩的评价。

制度变革何以发生

制度的变革非常困难，入世之所以可以推动制度改革，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入世是一个不可逆的改革过程，因为中国政府对国际组织作出了承诺，必须执行，改革进程就不会因为既得利益者反对出现反复而前功尽弃。

也就是说，在阻力大的情况下，破釜沉舟式的改革更有希望成功。回顾2001年入世的过程，中央政府是在顶着巨大内部压力的情况下最终完成谈判，这需要政府高层的见地、魄力和为国民利益甘愿承受政治风险的勇气。

这样的品质曾使得中国在1978年可以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改正国家前进的方向，在2001年又把中国的改革推上了一个台阶。

第二，入世是一个顺水推舟式的改革，顺应历史潮流，顺应经济规律，顺应人心所向。这和1978年的改革又有相同之处。

两次改革前中国经济都处于危险之中，经济内部运行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严重，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内部被压抑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就会出现经济迅速腾飞的情况。这些被压抑的力量是改革者最好的盟友。

改革者只需把束缚经济的枷锁去掉，这些力量就会帮助推动改革的进一步进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和经济规律不相宜的改革就会像逆水行船一样举步维艰。

推进更多深层改革

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有十年之久。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在过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已经成为历史。

从过去改革中所获取的“改革红利”已经逐渐减少，经济发展也从爆发式的繁荣恢复至正常的水平。诸如人口结构变化与外部需求减少等众多结构性因素将让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放慢增长步伐。为了保持较高经济成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进行更多类似于入世的深层次改革。WTO法律精神中所提倡的公平和自由竞争在当前的中国还有大力提倡的空间。

比如，目前对于国外投资者与私人投资者而言，银行、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中的许多重要部分仍然非常封闭。政府公布“非公36条”，说明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潜力巨大，但是这方面改革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另一个例子是户籍改革。如何给予农民公平的机会，让他们更好地利用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帮助他们提高可支配收入，为他们迁居城市创造条件，也是可以激发增长的制度性改革。

当前中国改革的动力不像1978年和2001年时高涨。这可能因为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至少从表面上看还不是太差，所以压力不够。对于经济中隐含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去“黄金十年”的成绩起到了麻醉剂的作用。

其次，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改革的方向不明确。过去30年改革大方向基本是确定的，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什么要转向市场经济？因为欧美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达到了好的结果，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走到末路的时候不得不“师夷长技”。

但最近几年国际环境变化较大，欧美经济相继出现大规模危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出现争论，一些人对市场原则提出质疑。过去三年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国有经济作用再次提升，行政对经济的干预打着“凯恩斯主义”的旗号又有所抬头。

第三，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比较容易的改革已经在过去完成，未来再要得到“改革红利”必须克服更大的阻力，付出更大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

比如政府一直强调的利率自由化改革。中国利率管制导致利率过低，实际利率在过去十年里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处于零以下。这样的政策等于变相对消费者征税，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提供补贴，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这一“金融压抑”问题已经在经济学界讨论多年，但是改革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利率自由化会使得当前受益于利率管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受损，另外利率自由化也会带来一些金融风险，政府可能有所顾忌。

与欧债危机比起来，当前改革的停滞不前对中国经济的威胁更大。欧债危机影响中国的出口，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期的问题，不会动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改革红利的缺失则会对未来经济五年到十年的发展都会有不利影响。

前几年积累下来的房地产泡沫、投资过度、地方融资平台等问题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现在还是初露峥嵘，在未来的两三年里将会逐步更多地体现出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宏观风险是在经济下行时新一轮改革不能启动，不得不继续走扩大基建规模或者刺激房地产泡沫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老路，饮鸩止渴，短期歌舞升平，长期看危机更大。

近来中国股市连创新低，2011年跌幅尤其较大，机构投资者在股市里表达了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风险的担心。

但是过去30年的经历显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时往往酝酿重大改革，而当前中国可以改革的空间还很多，即便是入世相关的改革也并没有全部完成，比如服务贸易相关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入世已经证明了一场优秀的改革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中国经济奇迹是否能够延续，取决于改革是否可以再上一层楼。

作者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张智威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论文 篇3：

博弈六十年

新经济十年“大阅兵”

6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可谓一部从弱到强、波折不断的跌荡史，沿着这一跌荡史顺流而下，最近十年则显得更加夺目，因为这里有中国新经济的十年流变。

六十年甲子轮回，世界格局早已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新中国正在以一个强大的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融入世界。“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心态，应成为中国未来的目标方向”——《大国游戏》中，“为中国策，为大国谋”的宏大思想值得称道。

然而，新中国的实力积累，无论是政治、军事，抑或文化、道德，无疑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不论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代伟人带领我们放下包袱，走进一个五彩的世界：这里有土地承包，有个体商贩，有资本的盛宴，也有500强的梦想。

回顾中国经济建设的60年，可谓一部从弱到强、波折不断的跌荡史，沿着这一跌荡史顺流而下，最近十年则显得更加夺目，因为这里有中国新经济的十年流变。这是本刊策划大型封面报道：《博弈六十年——新经济十年“大阅兵”》的缘由。

何谓新经济?起初，它被认为只是低失业、低通胀的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形态，而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飙升，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等产业形态被等同为新经济。现在，以更少的消耗获得更大的效益则又成为新经济的代名词。

1996年12月，在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组文章中最早出现的提法，虽然几经争论、几经沉淀、几经提升，都未能形成教科书般的界定。众学派的观点即便是在本质上异曲同工，但各自强调的核心却莫衷一是。

其实，何必强求概念本身?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近十余年中，散落在各个年代的断章，便是对新经济的最佳阐释。

1999年，纳斯达克指数狂飙突进，一年间上升了86％，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奇迹。为此，纳指也成为新经济的代言。同年，大洋彼岸的中国，制造业已经背负50年的沉重。北京中关村，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而这也如同一场瘟疫，迅速传导至浙江、上海、海口。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没有任何留恋。美国股市大幅震荡，新经济前景堪忧。泡沫的破裂也浇灭了大洋彼岸对互联网的热衷，资本市场的怀疑用实际行动切断了中国互联网商业化后的“奶源”。虽然此时的中国互联网与1994年相比已经脱胎换骨。

同年3月，《南方周末》在《新经济：泡沫还是革命》的大标题下刊登了两篇争锋相对的文章：一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要制度还是要泡沫?》一是，互联网旗手姜奇平、方兴东的《致吴先生：别给网络泼冷水》终究，这成为一场没有结果的争论。

2001年，一种被认为是比新经济更新的经济浮出水面。2月，在人类基因组图谱于去年6月间宣布绘制完成8个月后，人类基因组计划(含美、日、德、法、英、中6国科学家的联合研究项目)和美国塞莱拉公司分别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

与“9.11事件”同样难忘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财经》杂志报道指出，11月9日到13日的五天，将是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时刻。其间，在中东小国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中国WTO工作小组将得到他们“15年长途跋涉”的最终结果——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第一个议题就是：就中国入世进行表决。为此，中国WTOZ工作小组准备了一份由18条、342段、6.5万多字、加上附件共900多页的工作组报告。这份“非常厚重”的报告是赢得超过2／3以上WTO成员赞成票的最终筹码。

2002年，与世界经济发展委靡不振悖离的是中国经济欣欣向荣，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比较优势等多种原因，使世界越来越感到了中国的存在和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在一篇述评中写道，”中国制造是2002年的某一夜冒出来的新名词，或者说它是一个老词，但在2002年被一下子激活，并赋予了新意。”

2003年，非典在肆虐地摧残生命的同时，也带来了商机。京东商城、希比利等都是在那时成立的。那年，互联网东山再起，在当年的《福布斯》中国宫豪排行榜上，网易董事长丁磊以10亿美元身家荣登榜首，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天桥则以4.9亿美元排名第六，另一家著名的中国网络公司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

12月，中国人寿成功登陆纽交所，成为该年来国际资本市场最大的公开招股(IPO)，此次集资规模高达30.1亿美元(行使超额配售前)。然而，中国企业海外风光上市不对称的是，中国在能源问题上又退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电力，“入秋之后，柴油的紧张情况，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福建到浙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病’。即使在北京地区，限量供应的情况也再次出现，就差没有‘凭票供应’了。”《财经》记者写道。

2004年，从宏观调控到“郎成平风暴”，中国企业界可谓大戏不断、惊心动魄。一直到秋天，人们才突然记起，2004年是很多著名公司创业20周年的“庆典之年”，中国现代公司，诸如海尔、联想、万科、四通、科龙、健力宝等均创建于1984年。著名財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进行了更充分的论证。

2005年，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营企业重组案即将进入终局，它的主角正是德隆。2004年8月，华融出手托管德隆，而当托管阶段走过近一年的漫长静默期之后，德隆破产的绝唱已隐约可见。而当年，另一个悲剧的主角则是自主品牌华晨——这家在14年历史中资产迅速做大的中国汽车公司的命运在第11个年头上发生了急速的转折。《中国企业家》报道指出，“当华晨汽车的品牌打造动力由创始人仰融转移到地方政府后，华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后续开发、品牌吸引力均呈逐年衰减趋势。”

2006年，“自主创新”这面旗帜的信仰者与实践者——王选去世。此时，他已为之殚精竭虑30余年。凯雪收购徐工引发轩然大波，中石油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成为当年载入史册的商业事件。股市已经复苏，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市场化改造，各大银行相继上市，是当年的利好。而全球能源空前紧张，国际原油价格节节攀升又为中国经济带来挑战。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制造企业明星般地崛起，转移了我们对能源危机的担忧。在政府的主导下，一种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支持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已然浮现——“无锡模式”。媒体对“无锡模式”的简单理解是：一个开明的政府，找到具有资本和商业管理意识、且有名望的人或组织来代表“政府”，把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整合在一起，支持企业，然后功成身退。

2007年，硅谷迎来五十周岁的生日，中国股市也呈现了全民的狂欢。上证综合指数一路上涨96％，飙升到6000多点，在之后的一年时间内，终又打回原形。这一年，民族汽车品牌比亚迪风生水

起，民族企业娃哈哈与跨国食品巨头达能的爱恨纷争也已升级。

在互联网行业，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阿里巴巴B2B公司的华丽上市。此举诞生了中国最高市值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的上市，还打破了近年来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额的最高纪录、香港历史上1PO认购冻结资金额的最高纪录、香港历史上首日上市飙升幅度的最高记录。

清洁技术产业因太湖蓝藻暴发敲响的生态保护警钟而萌动。太湖之祸是中国水体污染的缩影，而水体污染又是环境恶化的缩影。在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高污染与高能耗成为大国崛起中两个令人尴尬的伴生物，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7月，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痛陈如果不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们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和诣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对于清洁技术的投资，近年来已呈欣欣向荣之势。

2008年，也是新经济领域最值得用浓墨重彩来描绘的一年。3月，分众传媒垃圾短信借道“精准营销”登上了央视“3.15晚会”的舞台，引发的争议已经不再局限于商业层面。6月，深圳山寨手机泛滥挑衅着中国的知识产权。8月，第29届北京奥运会如期开幕时，企业之间的奥运争夺战早已展开。9月，沸沸扬扬的“三聚氰胺”事件，使中国乳业集体沦陷，一场巨大的信任危机席卷而来。11月，百度竞价排名被指过多地人工干涉搜索结果，引发垃圾信息，涉及恶意屏蔽，被指为“勒索营销”，引发了公众对其信息公平性与商业道德的质疑。随后，黄光裕被拘案让国人大跌眼镜。12月，蒙牛“万言书”事件也终水落石出。虽然，牛根生出面澄清部分细节系媒体编造，但是蒙牛处理危机的方式早已被嗤之以鼻……

2009年，一位自比小沈阳的上海滑稽演员，用海派清口对改革开放30年笑侃了一翻。然而，2009年却是悲喜交替上演。经济刺激计划陆续实施，甲型H1 N1流感疫苗已经获批、3G已经发牌……大小捷报频传，而上汽完败双龙、汇源出嫁受阻……民族企业祸不单行。

在资本市场，上半年观望情绪依然浓重。強大的华登国际甚至没有投出一笔资金。而在新能源领域，风能、多晶硅相继曝出产能过剩，三峡工程移民、生态、地质灾害遗痛未去，管理争端又起。6月，环保部紧急叫停了金沙江中游正在施工的鲁地拉和龙开口两座水电站，又使水电这一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可再生能源跌下神坛。

就在国庆前的最后一个月份，复出仅仅半年时间的柳传志，促使联想完成了一项大手笔的操作——民营化改制。深创投也站在等待涅梁的十字路口，“其正在筹划的增资扩股，或许能够将国有股权比例大幅降下来，给日渐落后的体制和机制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两者，与之前的“蒙牛染红”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史上“国民进退”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