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立场方法后果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学术主张或观点、口号，如“回到马克思”、“让马克思走入当代”、“马克思仍然是我们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等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立场方法后果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哲学立场方法后果论文 篇1：

英美左翼学者对辩证法当代价值新反思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世纪之交却又一次遭遇了大规模理论围攻，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联合新自由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共同围剿辩证法，围剿的理由是：辩证法不但在当代的政治实践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面临的当代挑战，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辩证法后现代保卫战，詹姆逊和巴斯卡为捍卫辩证法当代价值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20世纪末，面对“突如其来的历史剧变”，后马克思主义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并且认为辩证法是导致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主要原因，这是后马克思主义解构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但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随着后工业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扩散，后马克思主义宣布：21世纪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为了回应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世纪之交，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掀起了一场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保卫战，反对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辩证法的否定与抛弃，旗帜鲜明地批判“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多角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学术影响的研究辩证法的著作先后问世，美国的《科学与社会》杂志于1998年推出了题为《辩证法的新前沿》的研究专刊；2007年《新世纪的辩证法》在美国出版，2008年巴斯卡的《辩证法：自由的脉搏》再版，2009年詹姆逊推出了反思辩证法的巨著《辩证法的多维性》。因此，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专家奥尔曼指出：“辩证法的研究成为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有活力和争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

英美左翼学者反思辩证法当代价值的原因

英美左翼学者反思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主要是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面临的当代挑战：后马克思主义联合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理论阵地上围剿马克思主义，攻击辩证法，把辩证法说成是神话，是“全知全能的神秘方法”。这些思潮虽然哲学立场不同，政治主张各异，但是却具有共同的理论主张，一致认定辩证法在当代的政治实践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

新实证主义对辩证法的抛弃。奥尔曼指出，辩证法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围攻与批判，“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有对两者都友好的学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就属于后者，对辩证法存有偏见，不可思议地加入了抵制辩证法的阵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埃尔斯特认为，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应该毫无保留地把辩证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彻底清除出去。他说，“在许多场合，马克思都把‘辩证方法’当作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主要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看作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是“在科学实践中辩证法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使人误入歧途的框架”。①罗默也认为，辩证法是为懒惰的目的论做辩护。埃尔斯特尤其反对矛盾概念，他说黑格尔的矛盾概念是引起混乱的源头，埃尔斯特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成就同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没有关系，相反，马克思在社会研究中，不用辩证法，就有深刻洞见，一用辩证法就会出现矛盾与混乱。

马克思认为如果现象与本质一致，科学研究就是多余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常用的辩证分析方法，埃尔斯特却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应该彻底放弃，因为“这是一种糟糕的黑格尔主义”。②“埃尔斯特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辩证法的粗暴否定。”③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批判已经超出了理解的范围，完全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埃尔斯特对体系辩证法理论的敌视，导致了他对马克思的误解。”④笔者非常赞同史密斯的看法，在辩证法问题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盲视。

新自由主义对辩证法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对辩证法围剿的积极性超过了后现代主义，福山是围攻辩证法的主要干将之一，他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在“意识形态的货架上被抢购一空”。（德里达）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的翻版。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史的终结，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当代世界的唯一选择，除了资本主义，人们别无选择，马克思的辩证否定观完全被抛弃。福山这种新自由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实质是宣布：资本主义“没有缺失、没有不完善、没有匮乏、没有错误、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二分、没有分裂，它是一个美好的世界。”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化为一个“美好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所有否定因素都被排除，历史终结论变成否定社会主义、肯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福山试图通过删除历史概念，把历史辩证法一劳永逸地删除掉。

后现代主义对辩证法的否定。后现代主义围剿辩证法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入手的，因为辩证法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规划（杰姆逊），“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断然拒绝了辩证法和总体性的宏观理论。他们强调差异性、片段性、多元性和异质性，倾向于把理性、总体性、共识、社会关系等范畴视为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并且予以拒斥”。⑥后现代主义流派繁多，话语异质多元，构成成分复杂，但英国学者巴斯卡认为后现代主义的鲜明特征是反对现代性哲学话语中抽象的普遍性逻辑，因为，现代哲学把一切都统一于一个抽象的普遍性之内。

后现代主义认为，辩证法哲学话语中的“抽象的普遍性”成为新的压迫性根源，压制话语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辩证法与普遍性哲学密切相关，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不断排除差异，追求抽象普遍性的哲学方法。

后现代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哲学话语根本错误是忽视差异性与特殊性，以工人阶级概念为例，只要你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无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男性还是女性，从事什么职业，都没有关系，都不会影响你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不会影响你对工人阶级的认同。从这一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是通过呼吁重视差异、多元和特殊性，解构马克思辩证法中存在的“普遍性”逻辑。

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解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世界的深刻转型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危机，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渴望。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主要表现为：在社会领域中的总体性社会观；在政治领域中的普遍性主体观；在历史领域的客观性历史规律观。其中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集中体现，拉克劳和墨菲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已经彻底终结，包括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部过时，现在西方左派的唯一选择是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首先是从辩证法入手的，例如，德勒兹说，“我最憎恨的莫过于黑格尔主义和辩证法。”⑦德勒兹认为，辩证法是一种总体化、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辩证法是一种对差异本身的永久误解，一种被混乱所颠倒的系谱学，辩证法迷失于科学抽象之中，深陷于同一性逻辑的泥潭。辩证法声称现象是从对立两级建构，但這是一种神学观点。“这种观点中，差异总是从属于一个潜在的统一体，矛盾的各方总是在寻找一种更高级别的综合，运动最终将导致静止与死亡。”⑧

拉克劳宣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从偶然性中发现历史必然性的本质特征；相反，后马克思主义是从必然性中揭示历史的偶然性特征。在方法论上，后马克思主义应该用话语理论的逻辑置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逻辑，也就是用偶然性逻辑取代必然性逻辑，用差异性取代普遍性，用建构性取代客观性。拉克劳主张非辩证的否定性，“这种否定性显示了所有客观性的偶然性特征。否定性是构成性的，不能通过扬弃来获得，并且不能被辩证化”。⑨

批判实在论对否定辩证法思潮的批判

为了捍卫辩证法的当代价值，批判实在论学派创始人巴斯卡致力于辩证法的重建，1993年巴斯卡出版了产生巨大影响的《辩证法：自由的脉搏》一书，对各种否定辩证法思潮进行批判。

第一，回应埃尔斯特对辩证法的当代挑战。巴斯卡通过哲学本体论批判捍卫辩证法，回应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否定，他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属于新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巴斯卡对新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批判。

巴斯卡从辩证实在論的基本立场出发，指认埃尔斯特方法论错误是“认识论谬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把对社会结构性质的研究还原为个人的活动、信念、目标等。根据巴斯卡的立场，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典型的“否定本体论”，把客观性的社会结构、机制、规律还原为个人的信念与活动。批判实在论认为不能把关于社会的研究还原为个人的研究，社会客观性结构与主体能动性属于不同的范畴，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活动。巴斯卡说，“社会科学关注的不是群体或者群体中个人的行为，而是关注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持久性的关系，这些关系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与自然的关系，还有这些关系生成的关系。”⑩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却错误主张，所有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的作用，应该通过个人的决定等方面来解释。

埃尔斯特方法论个人主义割裂了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用主体能动性取代了社会客观性。

第二，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巴斯卡认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错误是“本体单价论”，本体单价论是巴斯卡提出的新概念，这一哲学新概念主要是批判对现实世界进行单方面的肯定性解释。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哲学错误是对资本主义肯定的理解中排除了对其否定性的理解，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解。由于资本主义没有了对立面，消除了否定性，因此，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后历史时代，这是一个温馨美好的世界。福山的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世界，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世界。因为历史已经终结，如何去改变历史呢？巴斯卡认为这种排除变化、否定与矛盾的话语，是对辩证法传统的彻底否定与放弃，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的意识形态。德里达也指出，福山这样做是想遮蔽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精神，阻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掩盖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想通过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错误的。德里达一针见血指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在想象与事件之间耍花招，“隐瞒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且还摆出一副讽刺的姿态”，{11}庆祝胜利其实只是为了掩盖失败。

笔者认为巴斯卡对福山的批判与德里达对福山的批判一样有分量，对于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对后现代主义否定辩证法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否定辩证法路径，是通过用差异性来否定普遍性，用多元性否定总体性，用偶然性否定必然性。这些错误导致后现代主义陷入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泥潭，因为，后现代主义“在倒掉抽象普遍性的洗澡水时，把统一性、普遍性的婴儿也一同倒掉了”。{12}

巴斯卡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反对普遍性的同时，自身却被普遍化了，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世界观，也是全球化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异化、碎片、分裂的意识形态，它是当代世界普遍的意识形态。”{13}巴斯卡通过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重要修正”，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修正现代性哲学话语并不成功，问题出在反对辩证法方面。正确途径是应该用“辩证的普遍性”代替“抽象的普遍性”，“辩证的普遍性意味着每一个一般都是具体的个别，每一个具体个别的存在，都能够被辩证法普遍化。”{14}辩证法的普遍性是尊重差异与包容多元的普遍性。

可见，巴斯卡对后现代主义持鲜明的批判态度，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巴斯卡强调后现代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语言中心主义，本体论问题上反实在论立场、价值判断上的非理性主义。

第四，对后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法的批判。巴斯卡对后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且于1998年亲赴埃塞克斯大学与拉克劳进行面对面的哲学交锋。巴斯卡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最严重的问题是“认识论谬误”，否定了本体论，把存在还原为知识，把关于社会的话语等同于社会。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并不依赖于话语而存在，实在优先于话语，全球变暖的事实先于关于全球变暖的话语，拉克劳主张“实在是话语的建构”的观点是对本体论的否定。拉克劳的“话语之外无有意义之物”，其实是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一物”的翻版，话语理论把“改变世界转变为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描述”。{15}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是在哲学上取消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方法论上完全抛弃了辩证法。巴斯卡明确主张，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法的哲学立场，其实质是陷入后现代唯心主义的泥潭；新自由主义与新实证主义在辩证法问题成为后现代的形而上学俘虏。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代价值的三个维度

在巴斯卡对否定辩证法思潮进行批判的同时，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当代价值展开新的思考。当代世界面临着的严重挑战，在后现代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与道德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市场价值的普遍化，霸权意识形态的不容质疑性，消解了历史批判意识，在差异、多元与偶然理论拥护下资本主义被普遍化。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叙事与解放新规划是辩证法的新使命。詹姆逊指出，作为一个有待实现、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理论规划，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仍然在三个方面富有生命力：{16}

其一，重建意识形态批判。辩证法理论需要回应当代世界的多元化和主体身份多重化趋势的挑战，意识形态的原初意义就是主体对自己处境的反思。现代哲学面临着的新任务，就是寻找走出受传统束缚的反思之路，转变观察时代的思维方式。詹姆逊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反思方法，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辩证法。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流行，面对资本疯狂掠夺全球财富，贫富差别迅速加大，詹姆逊说，“令人吃惊的是，对如此令人吃惊的现象，人们不在吃惊。”{17}因此，关注现实，重建意识形态批判向度是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之所在。重建意识形态批判，更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使命。

詹姆逊指出面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流行，意识形态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呈现出许多新变化与新特点，以新的形式出现，市场价值观与消费主义就是两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商品作为意识形态被普遍化，这些趋势逐渐演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今天，后现代主义认为普遍性的主体已经解体，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宣布用主体立场代替主体概念。主体立场的多样性是对当代世界多元化的回应，也是对自我反思方式的挑战。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导致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失去针对性，面对新情况与新变化，需要新的辩证法话语与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其二，历史重大变迁的批判性解释。历史辩证法不是一种哲学立场，而是贯穿于历史叙事中的一种批判性运思，通过对历史矛盾运动的分析，对历史的重大变迁进行批判性解释，揭示历史隐藏的必然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哲学是在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型过程中兴起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詹姆逊认为，马克思对他的辩证法的产生条件的解释，对理解马克思视域中的辩证法非常重要，但是，什么是马克思说的“具体”呢？既不是一般，又不是普遍性的抽象。詹姆逊认为，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满意的概念来描述马克思的“具体”范畴的内涵。其实，具体范畴是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成果，马克思用具体的普遍性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抽象普遍性。“历史辩证法可以使我们以新的更加复杂的方式考察与把握历史变迁”，{18}提供历史变迁的图画，并且能够作出解释。

其三，把握当代世界深刻的矛盾性。詹姆逊认为矛盾范畴仍然是辩证法的核心，黑格尔、马克思、德里达、布洛赫都是矛盾中心观辩证法的代表人物。当代世界鲜明特征就是以深刻矛盾性困扰全人类，当代思想与理论的多元化趋势，导致当代思想与理论充满冲突与矛盾，这是对当代世界充满深刻冲突与矛盾的反映。卢卡奇说辩证法与历史观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辩证法推动着社会制度的总体性转变，把握历史变迁过程中具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是历史辩证法的深层逻辑。詹姆逊认为，把握当代世界矛盾与冲突的不可调和性，“总体化”、“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理仍然有效，辩证法仍然是在实践中发现矛盾与改变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法。

詹姆逊指出，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掩护下，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的话语，成为贫富差别加大与富人持有巨额财富的辩护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哲学问题，而是需要解决的深刻的时代危机与进步与倒退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的新审视。

英美左翼学者反思辩证法当代价值的启示意义

英美左翼学者对辩证法当代价值的新反思主要是为了回答三个问题：

什么是辩证法？詹姆逊2009推出新著《辩证法的多维性》，在这部近600多页的巨著中，他首先考察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表现出的三种形态，詹姆逊称其为“辩证法的三个名字”。{19}一是作为哲学体系的辩证法；二是作为思维方式的辩证法；三是作为辩证关系的辩证法。詹姆逊赞同对辩证法的第二种解释，认为第一种解释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辩证法，第三种解释是把各种辩证关系混同于辩证法，无法掌握辩证法的统一性。他明确指出辩证法的研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但是要理解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必须从历史叙事学的角度进行思考。

在辩证法性质的界定上，詹姆逊根据当代哲学理论的新发展，提出辨证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性的产物，辩证法具有面向未来的新使命。辩证法既不是关于过去事物的产物，也不是哲学史中的某一章节，而是对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思考，是对未来历史趋势的阐释。

詹姆逊认为，最好是把思维形式的展开看作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展开，辩证法和生产方式具有密切关系，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辩证法的秘密就应该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中去寻找，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资本主义劳动力被普遍商品化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辩证法？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马克思主义抛弃了辩证法也就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的一系列理論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发展，是对后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法当代价值的有力回应；在全球化背景下，批判地解读现代与后现代、普遍与特殊、多元与一元等重要理论问题争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辩证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为了更有效地研究当代世界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需要推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向着更广泛的学术领域延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把哲学与当代解放规划联系起来的桥梁。

捍卫辩证法的当代价值有何意义？回应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解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存在共谋关系，新自由主义企图在全球化进程中，把世界纳入不受任何控制的资本扩张轨道，但是，不受控制的资本扩张是非理性的。然而，当人们寻求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人类前途的危害时，后马克思主义却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在后现代已经失灵。伴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当前一部分青年受到了影响，被后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所吸引，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说的有道理”，因此，迫切需要纠正青年人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误认，帮助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作出正确判断。英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辩护，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助于为国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对我们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代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BZX004）

注释

①②［美］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3页。

③ ［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④Tony Smith: Dialectical Social Theory and Its Critics: From Hegel to Analytical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108．

⑤Roy Bhaskar:Reflections on meta-reality，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2002，p123．

⑥⑦⑧［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105、106页。

⑨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0，p26．

⑩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29．

{11}［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12}{13}{14}Roy Bhaskar: Reflections on meta-reality,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2002, p121、p43、p47．

{15}Jonathan Joseph: Hegemony： A Realist Analysi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 p108．

{16}{17}Fredric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London: Verso, 2009,pp279-290、p285.

{18}Fredric Jameson: “Persistencies of Dialectics：Three Sites” , in Dialectics: The New Frontier, Science & Society, Volume 62,No.3，Fall，1998, p368.

{19}Fredric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Verso, 2009, pp4-70.

作者：付文忠

哲学立场方法后果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向：一种解释学的评析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学术主张或观点、口号，如“回到马克思”、“让马克思走入当代”、“马克思仍然是我们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等等。对这些提法、主张，用现代解释学理论作一番审视和评析，有助于弄清楚它们各自的致思路向，从而使我们在众多的不同提法面前保持清醒的判断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解释学　当代性　传统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提出者的本意——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当代人向马克思原典的回归，缩小乃至消除我们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间距”。他们要通过对第一手文本作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和对其语境的分析，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束缚，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以期找到哲学新视角的理论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哲学体系重新建立起来。这被称之为“文本与历史分析”方法。

很显然，“回到马克思”不是从现代解释学立场而是从传统解释学立场提出来的。只有传统的解释学才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是返回作者的原意。如何才能做到返回作者的原意呢?它认为只有提供严格程序的方法论才能做到。这种方法论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理解者的成见或自身视域。只有将理解主体的自身视域彻底消除，理解者才可以做到：一方面就文本自身理解文本，这是通过语文解释方法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将自身置入到作者创造文本的境遇之中，即通过重建作者创作文本的心理活动而完成的。通过这种语文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来达到消除存在于理解者和文本之间的历史间距，是传统解释学理论的一种普遍要求。第二步要解决的是文本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这是通过部分与整体意义关系的解释学循环来完成的。我们阅读一个文本，首先接触的总是文本的某一个部分，对某一部分的理解靠的是对整体的把握，我们只有理解了整体才能把握部分的意义，而对整体的理解又只有在理解各个部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因此，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就这样来回地奔忙着，最终的理解则靠顿悟来解决。这是一种封闭的解释学循环，其前提就是设想了一个由文本圈划出来的孤立的意义“岛屿”。总之，传统解释学是仿照自然科学认识论模式来设计人类理解范式的。它先认定对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理解主体的“客观意义”即“原意”或“本意”，然后，寻找具有理论的或逻辑的确证性的“第一原则”或“起点”，从而建构或再现关于“文本”的完整的意义体系。这里的关键就是获得一整套解释学方法。有了这一套一般的方法论，我们就可以达到对任何文本的“原意”的理解。

但这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其一，任何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都有自身的历史性，都是相对于当时的处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而写下的，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对作者所处时代提出的问题的种种回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一时代的人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来解决一切时代的问题。即使是那些试图为人类提供永恒指导原则的文本，也只有在这些原则能够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生活着的人们的具体实际、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条件下，只有在使自身不断接受新经验的洗礼、具有对新经验的容纳力的情况下，这些原则才有可能被视为正确的、对人类有益的。因此。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绝不可能是静止着的。它不可能永远矗立在那里，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其二，作为理解者，果真可以彻底清除掉自己的一切主体性因素么?这也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我们反思我们的存在时，我们就已经存在着了。正如我们的生存离不开空气、水、阳光和大地一样，我们根本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习俗、传统、制度、国家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伽达默尔对此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已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其三，就理解过程而言，理解绝非是一维地指向过去，指向历史文本或流传物。我们理解文本、理解历史或历史流传物，其更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我们所处的现时代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才去理解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因此，理解乃是一种中介，通过它，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和文本中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回到文本的原意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得到了所谓“原意”，回到了马克思那里，马克思所说的话语是针对他所处的时代而说的，把它们套用到我们今天的实际，那就只能让我们削足适履，大闹笑话。虽然马克思主张的一般原则、原理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强大的指导作用，但如果不与我们的实际联系起来又是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而且，如果没有现在的眼光、立场和旨趣，没有我们针对现时代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就和我们无关，我们也达不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真正理解。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回归马克思”就真的是在用一种“新的理论主义中立化的麻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于我们当前实际无补，而且也是在糟蹋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倡议者提出的一个自认为比较充分的理由是：只有“回到马克思”，我们才能够杜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随意性和相对性，从而保证我们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客观性。这恰恰把问题弄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意义不是建立在主观的一心理学基础上的原意，而是“客观的、在效果历史上被调解了的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意义本身是随理解者的理解而生成变化着的，我们的理解只有在能够呈现或揭示这个处在生成变化中的客观意义时，我们的理解才能够被称之为“客观的理解”。反之，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静止化、凝固化，并认为理解就是对这个不变意义的把握，那么，我们的理解就只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或许有人会这样提问题：只有对·个确定意义的理解，才使理解具有确实性，因而具有客观性，而对一个变化着的意义的把握。因不具有确定性。因而也就不具有客观性，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提问题，只能表明提问者对现代哲学解释学缺乏深度理解和把握。现代哲学解释学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认为存在的根本性质“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那种可能方式”。既然如此，存在的意义就绝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只能是变化发展着的。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生成变化着的，而且与存在一样具有整体性特点。所谓整体性就是指存在的意义既不单属于文本，也不单属于理解者。而只能在文本和理解者之间产生和形成。这个意义就像一个不断扩展着的“同心圆”，对一切理解

者来说。它都是共有的。我们进行理解，一方面是通过对自身存在意义的领会和体验来扩展这个“同心圆”，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共同意义的分有”。每个理解者在理解时，他必然地具有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或先行存在中获得的立场、视域等所谓“前理解”因素，没有这些因素，所有的理解就只能是一种模式、一种理解，而只有一种理解的理解就根本不能称之为理解。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仅当本文每次都以不同方式被理解时，本文才可以说得到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涵义之所在。所以，理解者的个别理解看上去又必然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或片面性。但是，正是“通过这种片面性。解释就使得事物的某个方面得到了强调，以致为了达到平衡，这同一个事物的另外方面必然会继续被讲出。正如哲学辩证法通过矛盾的激化和提升，使一切片面的观点得到表现，诠释学的努力也有这样的任务，即从它所关联的全面性中开辟意义的整体”。甚至，“在观点的相互冲突中”，“建立起一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超越了个体和个体所从属的团体”。通过个别的、特殊的理解达到对存在之整体意义的开放性的把握，这就是理解所具有的确切性质和情形，这才是客观的理解。

总之，理解的确定性绝不意味对某种并不存在的“原意”的把握，而只意味着对理解的性质和实际情形作出一种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描述。从这种意义上看“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就只能是主观的，并不具有任何客观基础。还容易造就如下混乱：我们是回到早年的马克思还是晚年的马克思?我们是回到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还是回到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我们是回到个别的马克思还是回到作为整体的马克思?这些问题在“回到马克思”这样一个口号下是很难解决的，注定得不到任何主张者满意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

许多论者不满意“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经过思考，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这就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提倡者认为这一口号有三重意义。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第二，只有在当代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理解。第三，在当代视野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主张“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论者虽然不满意“回到马克思”这一提法，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它。在他们看来，“回到马克思”只是一种手段，“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回到马克思”才能“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才能保证走人当代的马克思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由于“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主张者自觉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回到马克思”相提并论。所以，凡是“回到马克思”的提倡者所面临的诘难，“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论者也同样要面对。如果“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那么“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虽然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着的，但实际上思路却完全一样。它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对象。“回到马克思”是要我们作一个趋近这个对象的运动，“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是要将这个对象拉到与我们并列的位置。这种对象性思维方式只能让我们和马克思哲学永远处在一种外在关系中，我们根本达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理解。

“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这一主张，除了它与“回到马克思”不恰当的关联之外，还存在其他问题。

首先，“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显然过多地强调了理解者的主观愿望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似乎理解就是理解者的主观行为，仿佛人们要怎样的马克思出场，马克思就以怎样的形式出场。这是对人类理解活动的严重误解。提倡者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进行理解时，不仅会受到文本的制约，而且更会受到我们所具有的“前理解”因素的制约，我们永远都不会随心所欲地进行理解活动。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先，我们就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着。正是这种存在方式决定我们理解什么和怎样去理解。因此，“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如果说得更清楚，那么，“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很显然，如果没有我们自身和理解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就不能理解，而这种联系不是在心理层次上或思想中进行的，而是先在的。也就是说，只有我们与对象存在一种先在的实践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而所谓真正理解，就是我们和对象一同被理解。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我们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现实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了。这意味着不是我们“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而是中国的现实和我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决定马克思能否或在何种程度上走入当代。

其次，如果“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这一命题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含义是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我们如何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抽象地现成地作为原则、信条、公理存在于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还是与他们所论述的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回答显然只能是后者。纵观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我们很少发现有专门论述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著作。经典作家们也没有写一本试图建立一个体系的哲学文本。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部都与他们所讨论的各种具体问题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既然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因此，关于永恒存在的原则也是没有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除了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之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倡任何不随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永恒原则，当然也就没有提出一套真正离开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论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同时认为它们是通过“回到马克思”而理解和把握到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认为他们是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他们论述的具体问题相分离、得到一些一般的原则、立场、观点、方法之后，然后再将它们运用到当代现实生活中来。这里实际上把理解和应用分解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一做法可能迫使我们承认存在所谓一般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东西是可以运用于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中去的。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教条主义。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的当代视域和马克思分析解决他们自己时代所产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东西，既非单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也非完全是我们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种新视域才既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能够解决我们自身面对的问题。遗憾的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论者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一点。

再次，“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未必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基于用抽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问题，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令人感到困惑的情形或悖论。要么我们永远要做的就是对这些抽象的东西进行不断的证实，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有新的发展；要么，我们要发展，就得否定这些东西，其结果就要遭遇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指责。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仍然是：不是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当代现实生活问题。而是我们捕捉到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之后，去阅读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如何解决他们时代的各种问题中获得启发，得到借鉴。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还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生视域融合之后的新视域来解决新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这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伟大实践活动以及理论创新中获得这一认识。只有他们这种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向前进。又绝不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甚至也绝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当作教条的做法，才能说是真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在理论上采取非教条的做法，采取让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适应变化着的实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态度，才能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或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会用来解决我们今天的实际问题并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是在反对“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同时提出来的。在提倡者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本身就是有着当代意义的，我们根本用不着“回到马克思”，只要我们立足当代视野，我们就完全可以发掘出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倡导者还给出了如下推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具有当代意义，原因在于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马克思哲学提出的改变世界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立足当代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包含着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社会的现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视角看，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是有意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却不是我们“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如果这样说，那就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自在的意义”或“固有的原意”，似乎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某处的。过去，我们没有发现它，或者它被遮蔽了；现在，只要我们用心思考或用力“发掘”，我们就可以得到它。这样认识的后果就是论者把自己反对的东西又偷偷地从后面放了进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只能是在当代人对它进行理解时重新生成的。这个重新生成的意义既非单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非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随心所欲的主观成见之类，它只能是两者交融的产物。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大小——按我们的理解来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大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了，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了。

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一命题除了有“原意说”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值得斟酌的地方。首先，倡导者在提出这一命题时的底气不足，可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信心不足，其错误推论甚至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信任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马克思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他提出的任务也远未完成，世界历史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很难说是遵循着马克思的设想和按照马克思设计的道路在发展。这难道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缺乏效力吗?这难道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空想”性质吗?之所以会导致人们这样去推断，原因在于倡导者自身的推论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没有对“问题”作出界定，混淆了“一般”问题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就问题而言，既有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始终的所谓“一般”问题，也有特殊时代、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问题。这两类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我们所说的“一般”问题。就是只能在思维中对其进行抽象、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问题。我们在现实中能够找到的只是表现“一般”的个别的特殊问题。无论是谁，他都无力解决人类社会的一般问题，这些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而永恒。人们着力解决的只能是自己所处时代产生的各种特殊的问题。但对特殊问题的解决及其所运用的方式和手段往往能够为其他的时代的人们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一般”问题在不同时代的特殊表现——提供借鉴和参考。马克思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只能提出和解决他所处时代的问题。应该说，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无可挑剔，是做得最好的。他指出的人类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说马克思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也未完成他提出的任务，这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苛求，是试图让马克思做一个能解决一切时代的“一般”问题的“超人”或“神”。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靠的是不同时代人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试图让某人代替一切时代的人们去思考和行动，这是荒谬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同样愚蠢的。”

其次，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并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所谓“理解遗忘”问题，并促使人们直接将马克思的理论拿来运用于对我们今天各种问题的解决。之所以会产生“理解遗忘”，是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认定“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与马克思之间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时间距离”，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就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拿过来为我们所用。“理解遗忘”的结果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照搬照抄，只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的依赖。最后是我们都成了懒汉，马克思则成了最忙碌的人，成为代替我们思想的思想家，被赋予太多太大的责任。这样一种结果肯定为倡导这一命题的论者所不愿见到。但提出这一命题却很可能导致这样一个不愿见到的结果。因此，我们还是取消它为好。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

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是西方学术思想界的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只是儒家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如汉学家列文森就认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似乎指的都是非儒学的态度。而实际上，又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一些国外学者则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

国内虽鲜有人直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但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概念、范畴上的相似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可相互结合却不乏其人。当然，也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原因不是指它们在概念、范畴上有什么相似相通或渊源关系，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则无疑属于前近代哲学。在现代和前近代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近代文化形态，从存在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处在与近代哲学对立的态势上。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相似而不是什么概念、范畴方面的相似，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相互结合。也有资深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至于两者有机融合，则不可能。

以上所举各家观点相互矛盾且充满争议，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这个问题完全梳理清楚，但至少可阐明我们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首先。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或儒化的观点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传统哲学所同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同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只能是视域融合。只有视域融合才能产生新的境界和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视域融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是一种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改造和提升：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只有在两者通过实践分别改造提升自己的基础上实现的结合，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如果只是同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同化，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化，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果实产生。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述精神如何从它自身中走出，如何在他物，即在异质的事物中达到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些话的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要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它就必须从自身走出，去主动接受许多异质的东西，而对异质东西的接受就意味着必须对自身作出某种否定，不经过这种否定，不去冒任何风险，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都不能成就自身。这正如黑格尔所言：“对于这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结合”意味着结合双方都必须进行自我否定，只有自我否定，才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富有成果的“结合”。

其次，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只存在批判继承关系、两者结合是不可能的观点，看上去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相互对立的。实际上，两者遵循的是同一思路。不过，一个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化中国传统哲学，另一个则是要用中国传统哲学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用中国传统哲学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利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健康发展，又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同化只能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我们注定得不到一个“生产性成果”；那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化中国传统哲学，其后果也与用中国传统哲学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丝毫没有什么两样。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而不承认它们之间的相互吸引补充和作用关系，看似维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事实上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只能以一种面孔出现，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真正生根、开花、结果，更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只能作为一种外来的东西游离于中华民族之外。

再次，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能够结合的原因，归之于两者在内容上有着某种相通相似的观点已让人觉得牵强；如果否认这种说法，而要说不是两者在内容上有某种相通相似，而是因为它们在存在形态上都与近代哲学是对立的，正是这方面的相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能够相互结合，那就更让人莫名其妙。这两者都基于以下这种理念：只有相似相近的东西才能相结合，异质的东西、相反的东西是不能结合的。这种理念是不正确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只有相反的观念才更有道理。中国哲学讲的“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相反相成”，西方哲学讲的矛盾统一体等等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且，上述这种从相似中找结合理由的做法，还导致以下混乱：你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有相似相通的例子来说明两者可以结合，我则可以找出相反的例子来说明两者不能结合。这是永远都说不清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近代哲学发展而来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对立。中国哲学也受西方近代哲学的深远影响，如章太炎、严复、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的哲学理论中，就充盈着近代哲学的许多话语和观念，从中难道我们只看到它与近代哲学的对立、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吗?这显然是在用一种静止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哲学。一旦陷入某种思维定势，我们就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许多缺陷。我们这里说只有相异、相反的东西可以相互结合，由此也决不能推出凡相异、相反的东西都可以相互结合。相异的东西、相反的东西能够结合是需要契机和条件的，而相对于不同事物而言的契机、条件，又是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无限复杂性的特点。这些需要我们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

责任编辑：何蔚荣

作者：皮家胜

哲学立场方法后果论文 篇3：

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怀疑主义进路

摘 要：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将如何切实可行地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视为自己生命的主题。因为深受霍姆斯与汉德两位大法官的影响，他选择怀疑主义进路进行回应。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 视角主义的历史观、 民主政治的政治理想、 多种心理学渊源作为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重要的理论支撑，为他坚定怀疑主义进路提供了明确指引和充足动力，也是他从怀疑主义进路确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主要理据。

关键词： 弗兰克； 法律现实主义； 怀疑主义

收稿日期： 2010-10-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转型时期的司法公正—一种法律现实主义的考察”（08CF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于晓艺（1979－）， 女， 山东青岛人， 讲师， 法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法哲学与司法学。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对法律确定性问题的研究开启了现代意义上质疑法律确定性的序幕， 其研究结果对美国正统的法律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以对法律不确定性的深入研究著称， 他对这方面问题的激进看法特别源于他从对规则的怀疑到对事实的怀疑的转变。正如沃尔考默（Walter E. Volkomer）所言， “贯彻于弗兰克所有著作的核心主题是怀疑论， 并且他否认所有宣称为绝对真理之信条的有效性。”^［1］207然而， 为什么怀疑论会成为弗兰克学术生涯的主题， 甚至是整个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最为人们所认可的关联点呢？本文将从外部视角着力说明弗兰克的怀疑主义进路何以产生以及为何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原因。

一、 弗兰克理论关注点的确定

弗兰克的传记作家格伦农认为， 对于杰罗姆·弗兰克一生的研究不仅仅是表明其非常广泛的兴趣、 旺盛的精力、 非凡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考察可以见证1930至1957年在法律与法学理论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具体到本文的分析， 笔者认为从弗兰克的个人经历与所处的社会背景入手是具有独特意义的， 甚至比其他切入点更有利于明确弗兰克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同时， 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会为我们理解他的理论提供最明确的指示。因为弗兰克自始至终都未曾在“象牙塔”中进行过“纯粹”的学术研究， 他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并且同时采取理论的与实践的方式去回应与解决问题。 弗兰克一直积极参与美国的社会改革， 在政治生活中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表现出深切关注。 同时，长期的律师业务与司法实践使他有机会深入观察、 研究美国的法律制度现实， 并对其中的症结深有体会。弗兰克正是用他的个人经历来展现法律与现实回应。

弗兰克1889年出生于纽约， 1909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 1912年获得了法学学位。在求学期间， 他曾担任芝加哥市改革议员麦林（Merriam）的秘书， 并且被麦林认为是对政治、 经济及社会不公正极为敏感的。“麦林关于改革的信念——改革不会自动运行而要依赖于进行自身管理的并不可靠的人类——深深地影响了弗兰克”^［2］161912-1918年， 弗兰克基本上在芝加哥从事律师工作， 虽然律师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但是弗兰克始终参加芝加哥地方的各种政治、 经济改革运动。1915年， 他参与了改善芝加哥缝纫业工人经济条件的活动， 1916年至1926年间又参与了芝加哥运输问题的解决。在一系列的活动中， 弗兰克对政治、 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们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 并且积极为他们争取权利。1928-1933年， 弗兰克开始在纽约从事律师工作。在到纽约之前， 弗兰克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 也正是精神分析使得他摆脱了对从事法律实践工作的不满， 开始在律师工作中获得了自我满足。

1930年，弗兰克发表其第一部法律著作《法与现代心智》， 这本书在实务界与理论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此书的出版成为弗兰克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自此， 他从一位“纯粹”的法律实践者开始转变为一名法律理论家， 也正是从1930年他开始与耶鲁法学院建立起时断时续的联系， 这一联系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而这时的耶鲁法学院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中心之一， 它所关注的是将注意力从“书本中的法律”（“the law in the books”）即上诉法院的教条法律,引向“行动中的法律”（“the law in action”）即实际上遍及日常生活、 初级法院和商业领域的各种形式的习俗与惯例。弗兰克则热情地为后一种被强烈反对的法律观念而战斗着。［3］ 548-550

从1933年弗兰克被任命为华盛顿农业调整局的法律顾问起， 其政治生涯便与学术历程相互纠缠。1933年秋天， 弗兰克又被任命为联邦剩余物资调剂公司的法律顾问。1935年弗兰克退出新政， 1937年又重返新政。1939年成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41年， 弗兰克被任命为美国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 直至1957年终老。在新政期间， 弗兰克始终活跃在改革的前沿， 参与了众多法律草案的讨论与审议。在他看来， 新政是“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试验”。它意味着国家“采取了一条公开的道路， 我们将朝着新的方向前进。我们将主要致力于寻求绝大多数人的福利， 而不仅仅是保持某种传统和社会习俗， 不管它们对人类的影响。新政与旧政哲学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重点强调重大改变。”［4］ 1063-1064

法律现实主义对弗兰克而言最核心的要义在于关注现实。作为一名面向现实生活的法律学者， 弗兰克对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感同身受。他的思考和践行表明， 如何切实可行地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已成为他生命的主题。继而， 与其说弗兰克的法律思想是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 不如说是关注如何通过法律的运作来切实保障人们权益的实现。然而， 一个随之而来的必须面对且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便是， 弗兰克既然如此关注个人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问题， 为什么不直接建立一种权利理论却采取一种怀疑论的方式来警示人们所面临的混沌且不确定的状态呢？毫无疑问， 对弗兰克的个人经历进行轮廓式的描述， 不足以论证弗兰克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怀疑主义的进路来阐述其理论。因此， 笔者接下来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二、 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的确定

弗兰克认为， “这些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的联系， 即一个已被注意到的否定性特征： 对一些传统法律理论所持的怀疑主义， 即一种为了公正而由改革法院办案方式的渴望所激发的怀疑主义。”［5］而关于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的选择， 爱契勒（Gray J.Aichele ）给出了三方面原因^［6］68： 一是对霍姆斯思想的继承， 二是与相对论等各种理论一同产生的关于人类有限理性和辨别真理能力的普遍深入的质疑， 三是将实用主义作为其理论支撑。对此，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 霍姆斯与汉德两位大法官之思想的强烈影响使得弗兰克采取了怀疑主义的进路。

在弗兰克看来， 霍姆斯与汉德两位大法官是美国法律史上最为典型的具有成熟心智的法官。一方面， “他认为霍姆斯使美国法理学摆脱对制定法（the black-letter law）的依赖以及对历史与传统的奴役性崇拜”， 而另一方面， “汉德则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他作为人和法官的局限而被弗兰克认为是‘最明智的法官’”。^［7］90

（一）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霍姆斯所提出的论断——“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8］1——被大多数法律现实主义者视为“金科玉律”。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确定性是一种幻觉， 首先开启了对法律确定性的诘难； 任何试图建立完美法律体系的努力和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保证获得确定不变的法律结果的尝试， 在霍姆斯看来都是徒劳的；霍姆斯从坏人的视角将法律定义为对法院将要做些什么的预测， 引导着后续者对于司法领域的关注， 成为“第一个把法理学理论建立在一个源自法律实践的视角之上的学者”^［9］836。他作为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奠基人的地位也由此确立起来。^①

① 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法官反复批评， 弗兰克以及卢埃林等大部分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的理论都没有超越霍姆斯等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的理论范畴。在《法理学问题》中， 他写道： “如果我似乎还是贬低了现实主义法学的话， 那么， 这也许是因为我难以从中发现什么原创的东西。至少在法理学的重大问题上， 现实主义法学家没有说出什么此前霍姆斯和卡多佐没有说过的东西。”［美］理查德·A·波斯纳： 《法理学问题》，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页。

在弗兰克看来，“正是因为霍姆斯的清晰洞察（clear vision）， 我们才可能发现， 任何特定的人可以并且必须合法地做与不做的事情不是在书本中描述的而是在某种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在法院的实际诉讼中发现的， 而这一诉讼是与该特定人的某些行动或言语相关的诉讼”^［10］578。“他坚决放弃完美的、 连续的法律一致性的幻想， 并且从不尝试维护这种存在或可能有一致性的主张。他已经放弃了孩子般的对父亲控制世界的渴望。……因而， 在这个国家过去的二十五年中， 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法律现实的任何清晰洞察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11］253

霍姆斯对弗兰克的最大影响就是由他的法律怀疑论产生的。相较于古希腊那种消极的、 令人不去行动的怀疑主义而言， 霍姆斯的法律怀疑论是清晰的、 健全的、 生机勃勃的、 进步的。许多老练的法律人虽然是怀疑论者， 但却像希腊人一样害怕彻底接受怀疑的完全的意义。唯独霍姆斯“采取了现代科学建基于其上的怀疑态度， 即将思想看作是工具性的并且承认所有人类思想发明的暂时与相对本性的现代怀疑主义”［11］ 259-269。最为重要的是， 弗兰克认为， 当法律人像霍姆斯一样并不是迫于权威而接受或拒绝法律时， 他们便开始公正地面对法律。同时， 法律人也因为意识到完美的司法过程是不可能的， 而勇敢地去承受这一过程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缺点、 错误和不连续性。一个崭新的、 勇于面对法律真实面目的新时代， 就在霍姆斯的法律怀疑论中开启了。

（二）汉德（Learned Hand）

汉德大法官的思想在大多数法律现实主义者的研究中是被忽视的， 但是对弗兰克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一点在弗兰克写给汉德的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我所记得没有任何其他人曾激起我如此的钦佩和爱慕。您是我作为法官的模范。此外， 您已经影响了我对待所有类型问题——知性的以及其他的——的无数方式的态度。”^［12］668下面笔者将对二者学术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加以探究。

如果说霍姆斯的精湛论述使弗兰克选择怀疑主义的进路来阐释理论， 那么汉德法官关于初审法院的论断则让弗兰克将怀疑主义贯彻到底。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弗兰克经常引用汉德法官的那句话——“我必须说， 作为诉讼当事人， 我应当畏惧一项法律诉讼， 超出了除疾病和死亡以外的几乎任何东西。”^［13］105弗兰克认为这一论断将摧毁人们对司法的任何自鸣得意的满足， 而这种满足在很大意义上就来自于人们对法律的确定性结果的获得。然而， 问题的关键之处却不是汉德使弗兰克对法律诉讼保持警醒， 而是他做出这一论断的依据。汉德法官在1924年任职于上诉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之前做了十五年初审法院的法官， 而初审法官除了和上级法院（the Upper-Court）的法官一样适用规则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还要对事实加以认定， 同时， 也正是事实调查过程成为汉德对法律诉讼充满恐惧的源泉。

无论是规则的适用还是事实的认定， 都足以证实法律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一致性、 稳定性。因此， 弗兰克要采取一种怀疑主义的进路， 去破除各种神话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桎梏， 使人们放弃虚幻中的遐想， 而坦然地面对现实中的各种真实情况。“现实主义运动是时代的产儿。作为时代的产儿， 它的角色在科学的意义上更主要的是批判性的， 而非建设性的。”^［14］329然而， 重要的不再是弗兰克对法律确定性问题做出了何种与众不同的解答， 而是弗兰克采取怀疑主义的进路去揭示为什么律师、 法官以及一般公众会相信法律具有一种明显不可获得的确定性， 去揭示为什么人们始终相信通过某种手段可以使得法律具有更大程度的确定性的问题。弗兰克认为，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是在神话的笼罩下进行的。

弗兰克对其理论展开虽然采取了怀疑主义的进路， 但是却不是那种最终导向虚无主义^①的怀疑主义， 而是一种其自称的建设性怀疑主义^②弗兰克认为这种怀疑主义融合了下列两个因素： 其一， 对设

① 鉴于这一批“具有‘一个共同联系’的法学家”的“共同联系”或“共同特征”仅仅在于怀疑以至反对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法学， 对法律抱虚无主义的态度， 我们认为以“现实主义法学”来概括， 似乎也不太贴切， 称之“虚无主义法哲学”则更为妥当。而虚无主义法哲学派在美国最著名的代表是弗兰克。参见倪正茂： 《法哲学经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238页。

② 在《法与现代心智》第六次印刷序言中， 弗兰克再次承认使用“法律现实主义”这一短语表明其学术立场时， 犯下了错误， 引起了误解。他指出， 这一术语是他从卡尔·卢埃林那里借鉴而来的， 而卢埃林是用此来标明许多美国法律人的观点， 这些法律人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以各自的方式在他们的著作中质疑了对一种或另外一种有关法律事务（matters legal）的传统观念。但是因为在哲学文献中， “现实主义”有一个已被接受的且完全与所谓“法律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无关的涵义， 弗兰克建议将法律现实主义者称为“经验主义者”或“建设性怀疑论者”， 并且将他们的看法称为“建设性怀疑主义”。

计出将改善我们民主社会运行的社会发明或者使得发明可操作的渴望； 其二， 一种对于这一事业的各种困难（由于它的复杂性和不可避免的猜测的性质）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阐释的方法与手段中尝试性即实验性之需求的不停的意识。在笔者看来， 这种怀疑主义的建设性特征集中表现在： 作为“离经叛道”的法律现实主义者， 弗兰克一方面对传统的法律观念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另一方面也指引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 他在质疑三段论推理的同时指出了结论先行的推理方式； 在批判案例教学法时建议采取一种法律人学院的教育模式；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要数他针对现行司法体系中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十三点改革方案。

对于弗兰克将怀疑主义作为进行社会改革的有效基础， 有学者认为， 由于二者是不可调和的， 这样必然会引起理论内部的紧张。“弗兰克法理学的两面——民主的改革者的一面与虚无主义的怀疑论的一面——必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15］177而弗兰克自己却说， “在我看来， 如果没有这种方法， 对任何法律体系的理解与合理改善都是不可能的。我对事实调查的讨论依据我所谓的‘事实怀疑论’， 这仅仅呈现了这种建设性怀疑主义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规则怀疑论’， 其意识到形式的法律规则所产生的法律确定性要比传统理论家所承认的少得多。两部分都是必要的， 但‘事实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却被忽视了。”［16］ 898-899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怀疑主义进路在弗兰克的思想中有着贯穿始终的地位。

三、 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的理论支撑

弗兰克试图通过其怀疑主义进路， “在由易错的人组成的不确定的社会中， 为人们提供一条获得进步的道路”^［1］26。然而， 仅有披荆斩棘的利剑， 并不能在茂密丛林中为人们指引方向， 那么下述的四大理论渊源作为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重要的理论支撑， 为他坚定怀疑主义进路提供了明确指引和充足动力， 也是他从怀疑主义进路确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主要理据。

（一）哲学立场——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是当时美国的官方哲学， 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 将采取行动作为主要手段， 把获得效果作为最高目的， 被视为美国精神在哲学上的概括和反映、 提炼和升华。美国学者康马杰认为实用主义的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作好了准备， 如今又好象为它的存在提供基础和依据。”^［17］142

实用主义产生的年代， 正是美国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的时期， 其所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如何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此， 它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克服工业社会种种新难题和挑战的重要理论依据。他们认为， 真理并不在抽象的逻辑观念之中， 而应从实际结果中探寻。没有绝对的真理， 只有有效或无效的假设。自实用主义哲学诞生时起， 美国诸多关注法律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法学派都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到1930年， 在法律现实主义所关注的范围内， 美国法理学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几乎是一个固定的内容”^［7］66， 而且法律现实主义者并未对此表示质疑， 将其看作是审视法官裁决与真实世界之间关联的绝佳视角， 弗兰克也不例外。“弗兰克无法忍受思想与行动的分离， 即观念与行为的分离。他相信观念有因果关系。因此， 他在实用主义最为清晰的意义上是一个实用主义者。”^［18］629举例而言， 弗兰克将实效看作是法律成立的标准， 并将法律视为人们达致幸福生活的手段，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另外， 弗兰克反对抽象同一性的存在， 而主张案件的个殊性、 差异性的做法也无不体现了其实用主义的立场。

（二）历史观——视角主义

与弗兰克实用主义立场紧密相关的是他视角主义的历史观。在《命运与自由》一书的序言中， 弗兰克便坦然承认这一点。“不像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 我对历史的描述是一些‘假设的故事’（just-so stories）。的确， 它也可以被认为是， 我的基本主张是所有的人类经验阐释都是‘假设的故事’， 只是其中的一些比另外一些似乎更可信、 更可欲、 更有用。”［19］也就是说， 弗兰克所言的历史是指每一位历史研究者从各自的立场与角度出发而对历史做出的不同阐释， 这些历史理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 而仅仅存在何者更为合理的问题。

按照视角主义的观点， 一切知识都是视角性的， 它们要依赖于观察者的立场、 角度与观点而存在。对待历史， 人们同样是带有各自的倾向性或言先入之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在我们世界中的事件与变化完全决定于他们的前因的原则不是科学或者历史研究的结果， 而是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或者他们中有影响力的大部分人在解释他们的结果时倾向于使用的前设或假设。”^［20］84就此， 弗兰克认为人们要从两种最大的人类谬误中解救出来： 一种是绝对论的谬误， 另一种是人类自大的假定。在弗兰克看来， 两种谬误的存在都是违背人类社会现实的， 甚至让人都无法面对自身。

对弗兰克而言， 历史从来不是人的戒律， 也从来不决定他们的未来。在历史设定的宽泛的范围内， 人们可以自由地型塑和计划他们的命运。在对自己未来的选择中， 个体拥有决定权。弗兰克否弃了历史决定论， 因为在他看来， 世界的运行并不具有天生的必然性， 并不墨守成规地遵循绝对的因果关系， 整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缺陷、 不连续以及不协调。人类的自由有时只是一种可能性， 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真实自由。但是， 弗兰克更加强调那些敢于自由思考的人的心智是自由产生的根源， 因为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 人类不断地向文明前进不是通过向自然屈服， 而是通过用人的意志来改变自然并且使它为人类工作而实现的。也就是说， 弗兰克一方面认为由于受制于各种偶然因素， 让人们在完全被决定的情况下无目的地行为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行的； 同时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每个人的心智足以引导他在面对变动不居的事务时妥善处理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三）政治理想——民主政治

在人类历史上， 民主政治几乎是与人类文明同时产生的， 但是迄今为止， 学者们对于何谓民主政治的争论却从未停息。然而， 所有的争论都不能动摇弗兰克对民主政治的信仰， 因为在他那里， 民主不能再单纯地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为一种决策机制或选举程序， 而应该更多地去考虑它的社会意义， 它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值得追求的道德理想。

弗兰克相信人是有缺陷的， 人不可能拥有完美的终极知识， 而民主政治似乎成为克服这一缺陷、 促进人类文明的最佳选择。在深信民主政治可欲性的前提下， 弗兰克坚持民主政治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 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是逻辑先定的。因此一方面人们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去切实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并且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 另一方面， 每一个人的意见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 平等的地位是进一步磋商的基础。其次， 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现实化。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 每个充分展现自我的个人在利益之间难免发生异议与冲突， “我们相信一种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各种政策将更加合理并且拥有附加的道德价值， ……然而， 为了使一种民主制度明智地选择暂时执行政策的人选， 公民必须是有责任的、 成熟的。”［21］266-267最后， “如果我们不拒绝经验中的各种多样性， 并且如果我们的宗教理想反映了每一个人心中对自我民主价值的多元化信仰， 我们便可以合理的构想一个更民主的神， 即一个有限定的神， 它一直努力地在我们从宇宙中发现的过多的无组织的多样性之外， 带来某类适当的且没有太多刚性的秩序。”^［19］210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 笔者认为弗兰克对民主政治坚定不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承认， 即认为民主政治应该是有利于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所谓的“最大幸福原则”， 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也就是说， 个人要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幸福;对于政府和整个社会来说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弗兰克的个人潜能可以最大化以及每个人都有幸福一生的社会理想是与上述原则相一致的。

（四）心理学渊源——精神分析

关于弗兰克思想的心理学支撑，大多数研究者都有所涉及。弗兰克在不同的论述主题下分别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 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格式塔心理学等相关内容进行理论论证。对于其他理论笔者将在具体问题时加以论述， 在此特别将精神分析作为弗兰克思想的心理学渊源加以阐述。

之所以重点考察精神分析， 笔者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 弗兰克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习， 使得心理学理论成为其思想的重要基础。虽然弗兰克在《法与现代心智》第六次印刷序言中极力划清他与心理学的界限， 但是他却从未改变从分析法官判决的心理过程入手的视角与论述进路； 其二， 弗兰克由于自身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而发生的思想改变， 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他对法官探求自我的建议。弗兰克认为任何有前途的法官应该接受类似于精神分析的自我研究。通过这种自我研究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偏见， 而且还能意识到影响自身能力的因素， 从而降低偏见的影响。

弗兰克对心理学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趣开始于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时代。正是对无意识存在的接受， 弗兰克对于理性的作用始终保持警惕， 并且强调无意识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弗兰克不像其他法律现实主义者， 例如卢埃林， 试图在官员的行为中探求真实规则的存在， 他只是努力地告诉大家这些行为背后的内在驱动力， 而无论这些因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同时， 弗兰克在将基本法律神话的根源归结为儿童的心智结构时， 实质上也是认同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儿童期经历对于每一个人心智结构形成的决定作用。而弗洛伊德的这一发现是通过对神经症病人病因的分析得出的。将对成人的心理研究追溯到他早期幼年的生活经历， 也几乎成为弗洛伊德的一个典型的思想模式。从弗兰克的角度来说，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 主要原因在于， 他认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都是他分析法律的有效工具。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上述四大理论渊源促成了弗兰克对其所处社会的基本判断——即构成社会的个人都是具有人类易错性的， 社会也不再是完美与绝对的。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 弗兰克指出， 作为社会调整器与人的制造物的法律不能仅仅是纸面的规则， 不能与社会生活相脱节， 法律的秉性也不再是确定与完善。问题不会因一时的遮蔽而永远消失， 只有直面问题本身才有解决的可能。人为的剪裁只会使人们模糊事物的发展走向， 进而阻却了对问题的讨论本身。“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产生联系； 与气候的冷、 热、 温度和宜人相关； 还与土壤的品质、 位置和面积相关； 法律与诸如农夫、 猎人或者牧民等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相关。法律必须与政体所能承受的自由度相适应； 还要与居民的宗教、 性癖、 财富、 人口、 贸易风格以及言谈举止发生关系。”^［22］7因而， 弗兰克主张行动中的法， 并将其法学的主题限定为事实上法院做了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实质上， 他更为关注的是具体的法院判决对公民的实际影响。在他那里， 法律不再是单纯追求逻辑自洽的规则体， 而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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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Realists Skepticism Approach

YU Xiao-yi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Sh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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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余树华）

作者：于晓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