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上世纪90年代，以中国考古学为核心，国内外学术界曾掀起过一次探讨稻作农业起源的热潮。在那一段时期，新发现和新资料不断涌现，新方法和新观点层出不穷，丰富了对稻作农业起源过程的认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界对科技考古手段的重视和应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稻作农业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篇1：

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的植物考古学　　

摘要：早期稻作农业是植物考古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首先厘清了农业、栽培和驯化等稻作农业发展中的常用术语，进而对区分野生稻与驯化稻，即反映“半驯化”特征的几个指标包括基盘、谷粒尺寸和植硅石分别展开讨论。文章结合我们对现代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测量数据以及田螺山的工作，引用了国内外诸多考古实例和最新的分子学证据，证据表明上述几个指标在某些程度上多少可咀作为性状来判断驯化稻是否已经出现．但是随着农业景观概念的提出。耕地杂草群落作为农田系统研究的证据．为稻作农业出现和发展研究展开了新视野。

关键词：稻作农业。驯化稻，半驯化，农业景观，杂草群落

本文中．我们简要讨论与早期稻作农业发展有关的几类考古学证据。如与驯化有关的“硬”证：非自动落粒的小穗轴；包括了谷粒尺寸、刚毛和植硅石形态等能够反应“半驯化”进程的指标；以及与栽培行为和景观改造有关的杂草组合和农田系统。

展开讨论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进一步厘清常用术语，如农业、栽培和驯化等(见Harris，1989，2008；Harlan，1992；FuUer，2005；Qin et al.，2006)。首先需要对这三类不同的变化进行区别。栽培(cultivation)是一种人类行为，是包括了对土地整治和特定的植物管理利用方式的人类活动。驯化(Domestication)是在人类行为干预下．在遗传学和形态学意义上植物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最初的栽培是人类行为模式上发生的一种变化．而驯化则是因为人类行为变化而造成的植物的变化。农业(Agriculture)，如Harris(1989年)建议的，是由上述两种变化下形成的一种土地利用模式。换言之，农业可以看作是一种景观环境上发生的变化，是在人们持续栽培行为。以及驯化作物占主导的情况下出现的。下文的讨论将从最“硬”的指标，显示驯化与否的小穗轴开始：进而讨论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和解释的“半驯化”指标(这些指标又往往较容易在考古学遗存中看到)；最后是与农业栽培系统有关的农田杂草植被问题．这部分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传统分类学将野生水稻分为季节性干旱季风型一年生野生稻(Oriza nivara)和多年生湿生稻(狭义上的野生稻O.rufipogon)(Vaughan，1994)。但是，一些遗传学家认为诸多具有野生形状的野生稻都隶属于湿生稻(广义上的)(如：Garris等，2005；Londo等，2006；Caiced等，2007)。根据叶绿体基因组和多个核基因DNA标记，一年生野生稻以及多个生态型和多年生野生稻可以区别于栽培水稻(O.indica)(如：Cheng等，2003)。最近，沃恩等(Vaughan，2008)认为一年生野生稻和多年生野生稻只是不同的生态型。水稻栽培历史很复杂，但是在基因组水平上，粳稻(O.japonica)和籼稻(O.indica)已经是很高程度上的分化(Garris等，2005；Vaughan等，2008)。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7000／6000年前，同时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Lu，2006)和印度恒河流域(Saxena等，2006)的水稻是两种不同的采集和早期栽培文化(Fuller，2006a，2006b：39-46，2007；Fuller等，2007)。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籼稻和粳稻都含有一些驯化选择基因包括控制脱离的基因(Li等，2006；Konishi等，2006；Lin等，2007；Onishi等，2007)和使谷粒呈白色的基因(Sweeney等，2007)，这些基因可能是随着籼稻的驯化或在驯化之后出现的。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粳稻和籼稻的栽培是不同起源，但是在栽培后有基因交流(Kovach等，2007；Fuller，2006b)；另外一种认为是一个起源，但是迅速地扩散，在扩散过程中和缅甸、印度当地的野生种群杂交(Sang和Ge的“雪球模型”，2007；Vaughan等，2008)。

对采集者和早期的耕作着来说，这两种野生稻的生态型各自有不同的优势．但同时也有局限性。一年生野生稻具有很高的产量，足夠引起渔猎——采集者的兴趣。它能很矮地成簇生长，在雨季过后就干的土地上和河滨都可以扩散(White，1995：48)。民族学研究发现，东印度地区在野生水稻还没有成熟时将稻穗打结以减少稻粒的自然脱落，收割的时候只需撸稻穗结(此时大部分脱落的小穗已经落地)。收割的时候，有时候还可能将稻株连根拔起(参考Vaughan等，2008：395)。自然脱落的稻粒保证了野生水稻群的繁衍，而收割的稻粒在晒干后用于储藏。高产量并可预测性的自然属性可能就意味着在野生状态就可以高效利用，这可能也阻滞了精耕细作的发展和新环境的开拓(如早——中全新世恒河流域的中石器时代低人口密度时期)。简单的田间管理就可以除去竞争性的植物生长，如在干旱季节，野生稻扎根以后可以采用焚烧除去杂草。恒河平原最新的孢粉学研究表明：自更新世末期约14,500-13,000年前的温暖时期，至早、中全新世，在Sannai Tal出现大量的炭屑。说明该时期一直存在有焚烧活动。相同的结果见于更新世末期的Lahuradewa(Singh，2005)。更新世末期出现大量的炭屑伴有公元前8000年前水稻扇形植硅体的出现。水稻扇形植硅体自约公元前7000年开始大量增加，形态也多样化(Saxena等．2006)。恒河流域的早期水稻在形态上是野生的，但是它是否是栽培的或者仅仅是采集的还无法定论(Fuller，2006a，2006b)。

同高产量的一年生野生稻相反，多年生野生稻产量较低(Vaughan等，2008；White，1995：48)。因为多年生长在湿地，这种野生稻采用的是根状茎或者分蘖来保持多年生的性状。稻粒每年的产量不仅低。而且很不稳定。因此多年生的野生稻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野生采集植物，尤其是当野生稻长年生长在水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采集者来说，很难从水中或淤泥中采集到自然脱落的成熟谷粒。也许这就需要在野生稻还没有成熟时就采集(Qin等，2006；Fuller等，2007，2008)。因此，考古学上，在谷粒或基盘上找到一个判断是否未成熟的一个形态指标就显得十分重要(Fuller和Qin，2008)。我们也许会猜测，在湿地．由于可以采集到大量的菱角和芡实作为食物，只是偶尔采集这种水稻。当后来水稻得到重视，发现水稻在水位降低，缺水时间越长的情况下，水稻的产量越高。这有可能就促成最先的水稻种植在缺水的地方，然后是对水进行人为操控来创造或者延长缺水的这种条件。怀特(White，1995：58)就认为早期的水稻栽培，至少在东亚，有可能不是通过改变单种植物而是改变栽培环境条件来实现的。我们推测这种操控还包括清除浅生水生和周边植被，尤其是

周边那些遮荫大树。干旱季节的焚烧可能是常用的手段。根据加利福尼亚的原住土著的记载，通过焚烧可以清除地上生长的植被．从而有助于干果的采集(Anderson，2005：262)。

栽培的形态学证据：基盘

基盘是判断水稻是否是栽培的最直观的形态学依据(Thompson，1996，1997)。但是作为依据，在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郑云飞等(Zheng，2007)提出的标准和汤姆生的标准(Thompson，1996，1997)并不完全一致。郑云飞等(zheng．2007)测量了包括两个栽培的和两个野生的共四个现代种群：而汤姆生比他们测量了稍多几个。考虑到存在未成熟小穗的可能(这种未成熟小穗在谷粒的形态上很像一些早期的考古点挖出的空稻壳，如田螺山、河姆渡和跨湖桥等考古点)，我们通过研究大量的野生材料，提出了三类划分法，另外还提出了第四种不定法，该法主要应用于保存不完整的标本。

我们测量了来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53个栽培稻种群和87个野生稻种群(现在保存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基盘。在栽培稻中，很少见到凸出的基盘：只有18个(占总量的33％)样品出现，并且在出现的样品中．也只有1％～5％的测量统计的单个小穗中出现。但是，在浙江(作者采集)和印度尼西亚(IRRl27273)采的两个种群中，凸起基盘的发生率却很高，约为30％。驯化稻的基盘不对称，深凹，维管束的部位常呈宽的不规则的或者延长的孔，这些性状同汤姆生的研究类似(Thompson，1996。1997)。这样的驯化型基盘在中国的龙山文化时期、南印度的早历史时期、西非(Fuller，2000)和日本的弥生时代(Hosoya，2002)很典型。如果栽培稻在未成熟时就被收割，凸出的小穗轴比例很高。因此可以推测：野生稻在未成熟时被收割也会有类似的特征。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基盘并不是很好的驯化指标。如在跨湖桥和我们自己的工作点田螺山，这样类型的基盘频率很高(田螺山的2729个基盘中，25％呈驯化性状的)。但是在菘泽普安桥和良渚古城墙的样品中，呈驯化性状基盘比例大大降低。普安桥是53个基盘中的16％，良渚古城墙是147个的10％基盘呈驯化性状。不成熟性状甚至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八里岗有出现。如果基盘性状可以作为驯化的形态性特征，那么在晚新石期时代，驯化型基盘的比例应该是增加而不是降低。

事实上，凸起的穗轴在现代水稻种群中也常见，表明这是现代随小穗更硬(“双倍硬”)而出现的。这些现代栽培稻来自机器收割的地区。如浙江和日本。坚硬的穗轴可能都是为了适应机械化收割从而适应20世纪的种植体系新出现的性状，而不同于早期驯化。由于温带粳稻有一个额外的抗脱落基因qshl，因此比籼稻和热带粳稻更难脱粒(Kovaeh等。2007：582)。驯化稻有诸多非脱粒基因。其中至少有两个是主要的(0nishi等，2007)。但是在考古材料中还无法获得这样的类型。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根据野生型基盘和凸起穗轴的减少来判断水稻是否是驯化的。我们在田螺山的最新研究表明：水稻已经有从野生型向真正驯化型水稻发展的趋势。

稻粒大小变化：半驯化性状

谷粒的形状不能作为驯化性状的一个绝对指标。普遍认为：栽培的谷粒会比野生的祖先大。经常更厚．这种性状认为和作为在更多扰动的耕作土壤中的深埋相关(Hadan等，1973；Heiser。1988；Smith，2006；FuUer，2007)。谷粒增大常用来作为判断小麦和大麦是驯化或半驯化的一个指标(coUedge，2001；Meadows，2004；FuUer，2007)。在黑麦的栽培研究中，根据这个性状，晚更新世叙利亚Abu Hureyra发现的黑麦认为是栽培的(Hillman，2000：382；Hillman等，2001)。但是在水稻，由于有太多的栽培品种和野生种群(参见Vaughan等，2008)，这个性状就变得尤为复杂。

根据对长江下游的水稻研究，长，宽比也不能作为标准用来判断水稻是否驯化或者推断籼稻栽培何时出现(如Zhou，1981；Zhao和Wu，1987；Liu等，2007；Qin等，2006)。从7个种72个种群的测量数据表明长，宽比不能用来区分种(Fuller等，2007；Qin等，2006；Thompson，1997)。另外，不成熟就收割的谷粒．性状类似于野生收割或者早期栽培种群的谷粒。可以有很高的长院比。还有，除了在差别很大的稻系如野生稻和A-基因组的栽培稻、小穗作区分的意义也不大，另外，大的小穗上也可以生长小的不成熟的谷粒。

对比来自远距离地区的稻粒．尤其是来自不同纬度和气候带是有问题的，因为稻粒大小的变异有可能和气候的差异和生态的适应性相关(Oka，1988：Kitano等，1993)。北温带粳稻的稻粒很短，而在热带地区却相当长。在东亚，高地生长有长粒稻，而在低海拔地区的稻粒却很短，这使得稻粒的长短随纬度变化的趋势显得更为复杂(Nitsuma，1993)。这种现代稻粒的纬度变化趋势在考古点发现的稻的测量数据上有所反映(Liu等，2007)：晚新石器青铜时期在韩国、山东和黄河中游地区出土的稻粒明显比长江流域出土的稻粒要短。另外还有一个复杂性：好几个决定稻粒长度的主要基因是隐性的。杂合体植株显示的是短粒的野生型性状(McCouch等，2007：327：Shomura等，2008)。因此长粒性状有可能在栽培早期通过接触野生稻花粉而逆转。为了避免复杂化，也许只关注某个地区的变化或者某个点的文化序列会更有意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龙虬庄。从长江下游地区考古点的稻粒宽度变化看，8000年前跨湖桥到田螺山再到7000年前的龙虬庄有所增加。再到更晚的绰墩和龙虬庄4层，稻粒显示更宽。这表明稻粒的宽度可能是在栽培的选择下的一个进化趋势。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半驯化”特征(Funer，2007)。

植硅石的进化：

长江下游区域扇形植硅石的大小随时间的变化是后期驯化的另外一个证据(Fuller等，2007：323；Zheng等，2004)。大的扇形植硅石在6000-4000年前的考古点出现，而小的扇形植硅石在8000～6000年前消失。大的扇形植硅石可能是由大的宽叶子的简单异速生长引起的，表明是驯化的或者是热带的类群(Jennings，1966)。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叶子大小各异(Sato，1993)。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有可能和谷粒成熟收割有关：实验表明植物表皮大小和水、光条件及植物成熟度有关(Maximov，1929：328-373)。不僅在双子叶植物，同样地，在单子叶植物．小细胞被看作是对水分蒸腾增强的反映．这也是植物生长周期后期形成的叶子即更成熟植株的一个特征。因

为扇形植硅石不是来自于表皮细胞。而是来自于叶子内部，因此它们可能有一个相反的趋势。即不是变小而是增大。这也可以通过郑云飞等(Zheng，2003)的后期水稻叶和分蘖的相关性报告来解释。考古学上，我们认为大的扇形植硅石代表了一种收割方式。即可能是用镰刀只收割植株的上半部分．此时小穗已经具有了非脱落的驯化性状。小的扇形植硅石的消失更是说明收割方式的变化，即不再像早期的连根拔起，因为连根拔起带有植株下部叶片．从而会出现小的扇形植硅石。考古学上，这个趋势很明显．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现代研究来探寻对这些趋势的解释。

另外一个和水稻驯化相关的植硅石来自于小穗(如Zhao等，1998；Zhao，1998；Piperno，2006：72-73；Itzstern-Davey等，2007)。这个植硅石形态可以和谷粒的大小联系起来。遗传学研究表明：控制增大谷粒大小的基因通常通过增大谷壳宽度来实现，谷壳宽度增大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谷壳细胞的数量增加，另外一个是细胞体积变大(Shomura等，2008)。栽培条件下，这个趋势反应为对双峰谷壳细胞形态的影响。然而，同谷粒大小一样，这个也只是个半驯化特征。和谷粒性状相似，没有明确的指标来区分野生型和驯化型谷壳细胞．因为测量值上野生型和驯化型种群大小相互重叠(Ha~ey，2006；Zhao等，1998)。尽管如此，测量数据的多元化分析表明驯化型和野生型种群具有不同的分化趋势。这也表明：同谷粒大小这个性状一样，谷壳双峰植硅石可以用来推测进化的趋势。但是，同稻粒大小一样，我们可能会发现植硅石有时候也受气候或者纬度变化的影响。因此．植硅石的变化有可能同气候变化或者驯化相关。更新世晚期，末次冰期后气候变化是引起植硅石形态变化的一个驱动因素。

检测栽培和农业系统：杂草群和农田系统

对植物群体而言，栽培的出现是一种革命，因为耕作活动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管理土壤环境——农田。新的农业起源研究表明：通过杂草植被的分析可以推断稻谷在形态改变前栽培活动的开始。但是。希尔曼等(Hillman，2001)根据杂革种类(现在被认为是农业杂草)的变化频度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晚更新世的新仙女木期，这些杂草变化的趋势同一般植物种类不同，它们的变化同气候变化相关(见Fuller，2005)。科利基(Colledge，1998，2002)用多元统计法比较后旧石器时代，早新石器时代和晚新石器时代近东地区的考古点，发现了生态植被的变化，这表明农业杂草的出现。威尔科克斯等(WiUcox，2008)编纂了一个农业杂草的野生种的植物名录，这些种类已经出现在一些考古点的样品中。这些近东地区的实例说明我们将杂草的研究应用于对早期稻的进一步研究中。

如果我们想要探究栽培最初始的情况，在找到明显的驯化或者半驯化特征之前，我们必须看考古学证据。我们需要寻找其他如指示人类改变野生稻生境的证据。在做这个之前，我们不仅要了解和野生稻生长在一起的植物，同时也要了解和栽培稻生长在一起的植物。我们估计每个稻田都会有大量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包括一年生的禾草和莎草，多年生的植物除了地下茎，都会受到人为因素干扰。田螺山的结果表明了当时是一个水稻——杂草共生的植被，但是从非脱落基盘的情况看还只是近半驯化。从超过对36,000标本的鉴定，初步分析表明：杂草的比例和稻米(谷粒和基盘)的比例都随着时间增加。为了澄清杂草和稻米关系，我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研究现代稻田系统。另外一个是研究和稻谷同时出现的杂草。为了研究后者，我们对考古点即位于太湖的东边、马家浜晚期文化的草鞋山和绰墩开展了工作(Zou等，2000；Cao等，2006；Li等，200％)。

一旦耕地的杂草系统被建立，它就可以作为稻作农业出现和发展的证据。近来草鞋山的系统研究表明这种研究具有好的前景，对此我们仍进行进一步研究

马家浜晚期如草鞋山和绰墩的研究为农田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正如本文所说的：农业是一种景观的变化，伴随着驯化，农作物发生遗传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驯化是在栽培出现后经过很长时间才成型的。然而，随着驯化稻的进化，原始栽培怎么过渡到栽培并经一步转变到农业景观，这个演变过程是什么样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结论

稻作农业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它对东亚文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作用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我们要探究发展的历程，那么我们需要结合遗迹如农田和相关的文物，对考古中发现的稻粒进行研究。同时，方法论上我们也需要提高认识，因而可以识别在驯化链中出现的多个关键点。绰墩或草鞋山的农田系统被认为是一种景观，此时，农业景观和稻的栽培已经作为经济的一个主要方面。作为直接性的变化，稻粒增大和大的扇形叶植硅石此时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可以得到的基盘证据表明：大量的稻植株都是非脱落的栽培型，而形态学上的野生型和未成熟型的数量降低。这一时期的数据展现的是农业形成后的景象。我们还要做的工作是找出这些变化后面隱含的信息：找出在人类定居后，何时稻以及与之伴生的杂草群落仍然和自由生长的野生稻种群一致。正是此时人类迈开了稻作农业的第一步。

作者：（英）傅稻镰　秦岭著　胡雅琴译　秦岭校

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篇2：

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的起源

上世纪90年代，以中国考古学为核心，国内外学术界曾掀起过一次探讨稻作农业起源的热潮。在那一段时期，新发现和新资料不断涌现，新方法和新观点层出不穷，丰富了对稻作农业起源过程的认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界对科技考古手段的重视和应用。然而，待这股热潮过后，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逐渐陷入沉寂，特别是在步入新世纪后，相关的文章越来越少，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更加罕见。

2007年，发表在国外杂志上的两篇观点完全相对的学术论文将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桌面，一篇是由英国学者傅稻镰(D.Fuller)和E.Harvey，中国学者秦岭共同署名的《被预设的驯化?长江下游地区公元前5千纪野生稻种植和驯化的证据》；另一篇是由澳大利亚学者刘莉、韩国学者李炅娥、中国学者蒋乐平和张居中共同署名的《栽培稻在中国早期起源(距今约9000年前)的证据》。

两篇文章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栽培稻的驯化过程在中国究竟是何时开始的，以什么为标志?傅稻镰等的文章依据对稻米粒形、稻谷小穗轴和基盘的分析，以及空稻壳的数量比例统计，发现在河姆渡遗址以及其他相关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中，未成熟稻的比例很高，据此推测距今7000年前后的河姆渡／马家浜时期仍处在栽培稻驯化的初始阶段，即野生稻的种植阶段。由此对以往考古发现的早于河姆渡／马家浜时期的稻谷遗存的种属鉴定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大多数应该属于野生稻，例如上山、跨湖桥、贾湖、八十垲等重要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而刘莉等的回应文章认为，栽培稻的驯化过程最迟起始于距今9000年前后的全新世早期，并依据对一系列考古遗址特别是贾湖遗址出土稻谷遗存的稻米粒形和尺寸、稻属植硅石的特征、以及稻谷小穗轴和基盘特征的分析，认为上山、跨湖桥、贾湖等早期考古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虽然保留了一定的原始性，但已经处在了驯化过程中。

这场争论的关键点是如何看待考古出土稻谷遗存的鉴别方法和结果。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虽然在鉴定方法上都采用了稻米粒形和尺寸、稻属植硅石类型、以及稻谷小穗轴和基盘的特征，但得出的鉴定结果却大相径庭。稻米的粒形分析是传统的鉴定方法，但可靠性正在不断受到挑战。植硅石分析方法久经考验，但作为一种微小植物遗存，提取过程和鉴定方法上的复杂性，使其在实际应用上受到一定的局限。稻谷的小穗轴和基盘形态特征分析是目前正在探索的一种判别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新方法，我国学者顾海滨、郑云飞等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已有相关成果发表，但作为一种全新的稻谷鉴定方法，其鉴别能力仍有待得到學术界的广泛认可。另外，除了依据形态特征进行鉴定外，考古学界还把目光投向了分子生物学界，希望能够借助DNA分析方法进行考古出土稻谷遗存的鉴定和分析。事实上，已经有分子生物学者开展过与栽培稻起源相关的研究，但考古学界了解的甚少。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于2008年10月下旬在江西省万年县召开了题为“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的起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国内外对稻作农业起源问题感兴趣的不同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对各自学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交流，分享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

在讨论中，关于栽培稻驯化问题，有学者认为，所有农作物的驯化过程的起始标志都应该是人类对其野生祖本的种植行为，例如在西亚地区最早的种植行为发生在距今11700年，种植的是野生麦类植物。有学者提出，如果在浮选结果中出现少量的驯化型小穗轴以及特定的杂草类植物组合，就可以从考古证据上界定人类种植行为的出现。关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大多数学者赞同农业起源是一个过程，有学者主张这个过程经历了非定居采集狩猎——半定居采集狩猎——定居农业三个发展阶段。具体到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过程，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稻谷性状开始改变与稻作行为的萌芽阶段、稻谷性状明显改变与稻作行为的早期发展阶段、稻谷籼粳定型化与史前稻作农业的大发展阶段。关于稻作农业建立的标志，有学者认为，水田系统的建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稻作农业的实现，水田说明了水位和种植的控制，同时使得野生稻和栽培稻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避免杂交，保障栽培稻特有的非脱粒性状得以延续。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农业是一种景观的变化，当种植和驯化的证据集中出现，特别是水田系统的出现，小生态环境人为发生了改变，这就标志着稻作农业的产生。

在讨论中，有学者介绍了利用稻粒形态、稻米胚芽、稻谷基盘、稻芒这四种生物特性对栽培稻和野生稻进行判别的方法。通过对大量的现生栽培稻和野生稻对比样品的测量、统计和分析，结果发现在栽培稻和野生稻之间这四种生物特性确实有别，如果借助对测量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就可以用来鉴别考古出土稻谷遗存的栽或野的属性。有学者介绍了采用稻谷植硅石数量统计方法，对苏州草鞋山遗址的古稻田进行辨别和研究的结果，以及应用植硅石分析探讨稻作农业东传日本、水田生产力的评价、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等植硅石分析方法的新进展。还有学者介绍了一种近期兴起的方法，即对古代陶器上残留的植物种子印痕和甲虫印痕进行翻模提取、然后进行鉴定和分析。

在讨论中，关于DNA分析方法的问题集中在了探讨籼——粳分化上。有学者利用插入，缺失(InDel)分子标记鉴定栽培稻和野生稻的籼粳特性，发现野生稻所含的粳型等位基因和籼型等位基因的频率大致相等，由此判断野生稻尚未发生籼——粳分化。依据这一结果，对一份考古出土的汉代稻谷样品进行DNA检测，结果发现，其粳型等位基因和籼型等位基因的频率也是各占50％，据此推测，栽培稻的大规模籼——粳分化应该是发生在距今2000年之后。但是，还有学者采用单个位点基因性状的分析方法，发现野生稻很早就发生了籼——粳分化，所以主张栽培稻的籼粳不同源，粳稻是由偏粳的野生稻演化而成，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起源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籼稻可能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起源东南亚，是由传播到东南亚地区的粳稻与当地偏籼的野生稻不断自然杂交的最终结果。

总之，在万年稻作农业起源研讨会上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1)稻作农业的起源以及相关起源(栽培稻的起源、水田的起源，等等)都是渐变的发展过程，但是，如何界定每一个“过程”的起始和完成、如何分析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今后需要重点探索和研究的问题。(2)由于栽培稻起源是一个过程，区别于野生稻的形态特征和生物特性都是渐变的，从理论上讲，不论采用那种鉴别方法，对考古遗址出土稻谷遗存的鉴定结果都是相对的。因此，在今后的讨论中，首先需要设定共同认可的鉴定标准，同时增加测试样品的数量，以便从统计学上帮助鉴定结果尽可能地接近真实。(3)不同的DNA实验室在解释籼——粳分化的模式上存在很大分歧，但是关于籼稻起源滞后的看法却是一致的，不论是距今2000年还是距今4000年，这都与考古学界的传统看法相去甚远，值得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

通过万年稻作农业起源研讨会的激烈论证和相互交流，学者们辨明了一些争论焦点，达到了一些学术共识，解决了一些概念和方法上的问题，但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由此说明，

有关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的起源的问题，仍有待于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继续努力探索。为此，《南方文物》特地开辟“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的起源”专栏，为中外学者提供一个讨论和交流的平台，希望能够得到对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有兴趣的各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的支持和参与。

本次专栏收录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三篇是采自万年稻作农业起源研讨会的主题发言，另一篇是专稿。

赵志军的《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简明地总结和叙述了近些年来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在考古资料和理论认识上的一些新进展。文章根据作者近些年来在一些重点考古遗址开展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成果，例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等，梳理了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的全过程，其中包括栽培稻的出现，人类种植行为的开始，稻作农业初期阶段的特征，稻作农业漫长的形成过程，稻作农业生产体系最终建立等。对如何通过植物考古资料探讨稻作农业的形成过程做了初步的尝试。

张弛和洪晓纯的《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一文根据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区出现的有关稻作农业的考古新证据，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传播到华南的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而广西和西南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西南地区的文化主要由长江中游甚至包括长江上游的西北地区传播而来的，到达的时间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也许还可能稍稍提前一些。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传播的路线不同，这是由当时的生态背景、各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此时的农业形态混杂有旱作农业成分，人口大量增加并有迁移现象。华南和西南地区早期农业文化迅速成熟继而向东南亚如菲律宾地区迅速扩展。华南和西南地区史前文化正是在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才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迅速繁荣并向周围特别是向东南亚地区拓展。

吕烈丹的《考古遗址出土野生和栽培稻的鉴定问题卜文根据考古实验和民族学调查的资料，并参考植物学和基因学研究的结果，指出在野生稻和栽培稻的鉴定问题上，需要考虑植物演化、時空差距、生态多样性和物种基因交流等多种因素。同时还提出，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稻米或其他谷物也可能来自交换或者贸易，即使遗址中发现可确认为栽培稻的遗存，也未必就能立即确认当时当地已经进行稻作栽培，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还应考虑其他因素。总之，在探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需要综合植物学、基因学和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用更加全面和多元的思维方式和多学科手段去探讨这一问题。

安承模的《小鲁里出土稻米是否是最古老的驯化水稻》一文对韩国小鲁里旧石器史前遗址泥炭层中出土的稻米遗存是否是栽培稻和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小鲁里稻属于驯化稻，小鲁里泥炭层是晚更新世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小鲁里稻的年代和泥炭层有什么关系。即使小鲁里稻被鉴定为旧石器驯化稻，也没有证据显示稻米是在小鲁里当地生长的。

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篇3：

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

日本社会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高度经济发展、九十年代以后的老龄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出现了“极限村落”，即面临消失危险的村落和更多的“过疏化”村落。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界“村落终结论”盛行，杞人忧天的情绪蔓延。日本农村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李晶于二00九和二0一0年两度赴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进行调查，使他对日本村落社会有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稻作农业是日本的传统农业，也是日本农业的支柱，日本农业的90%以上都是稻作农业，且稻作农业历史悠久，由此而产生的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基。以稻作传统看村落社会变迁，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李晶说，我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日本村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看清日本社会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同时也希望从日本的“田野”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来，为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累计在日本的田野点工作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李晶完成了主要讨论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以下简称《稻作传统》）一书。

在日本，从明治以来，作为集落社会构成單位的村，分成自然村和行政村两种形态，自然村为中近世建立的村落共同体，行政村为明治以后作为完备的地方自治体的行政单位。在这两种村落中，联结村落人们的纽带正是村落祭祀。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一村一社的政策，强化了神社在村中的地位。实际上，村落共同体意识常常以具有相互独立身份的家的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因此，在认为家是日本社会的基石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家也是日本宗教的基石。日本人对作为家的一员有甚强的认同。

不过，如何看待“村落共同体”，学者的意见莫衷一是，争论很多。在此背景下，李晶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澄清了一些人对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模糊认识。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以后，其东北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地震和海啸还有余悸的人，纷纷离开了世代生活的故乡，没有离开的人中有的人至今还住在政府提供的简易房里。日本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恢复灾区的风貌，但是至今还没达到灾民们所预期的效果，有些灾民开始“抱团取暖”，通过互助方式解决灾民生活中的困顿，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共同体社会”时代。所谓“共同体社会”时代就是村落的各种社会组织健全、发挥作用的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晶研究“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现实意义。

李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村落社会，目的不是想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价值趋向或者倡导什么主张，而是希望像格尔兹提倡的那样解释“地方知识”，并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借鉴的东西。《稻作传统》关注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本经济发展不景气、日本即将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大背景下，日本农业、农村、农民如何调适、维系村落的问题。日本社会中，既有前现代的，也有现代的，甚至还有后现代社会的特质，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着当今的日本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日本农村社会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村落共同体”。李晶通过分析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演变，透视村落变迁过程，揭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村落维系的内在动因。他指出，如今的日本村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也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村落共同体”以其特有的形式延续着。“村落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延续，既有传统文化的作用，也有村落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努力。日本农村，并没有因为“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和国家在农村社会的隐身而出现社会失衡。这让我想到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提出的村落社会的“平衡”理论。中日农村社会共同点之一，就是平衡性。日本政府给农村社会提供的是“政府服务”和政策导向，管理则依靠村落中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既对国家负责，也对村民负责，这客观上既维护了“国家的权威”，又维护了村民的利益，还维护了“村落共同体”。日本的村落之所以能在社会的不断变化中维持其自身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丧失；村落中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健全；村落的传统文化没有遭到破坏。这一结论发人深思，特别是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认为，《稻作传统》一书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关注村落共同体这一传统资源的现代意义，详细梳理了日本村落研究的成果，归纳了日本村落研究的理论，并提出对于传统理论修正的视角，即村落研究的“共同体”视角，阐述了“稻作传统与社会持续”这一主题在日本乡村研究中的意义。在日本有不少对村落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以及现代村落变迁的结果。他们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日本村落变化是必然的，却往往无视村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李晶详细考察了村落的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况，参加了社会组织搞的一些活动，发现传统稻作农业赖以生存的“讲”“结”等社会组织虽然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但是其他社会组织，如町内会、水利管理组合、消防团、青年组、葬礼组、檀家集团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村落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很好地把握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日本村落研究的圈层理论。在日本，“家”与“村”的产生与稻作农业有关，稻作农业对地力、水利设施、共有山林的维护必须靠大家，“村”是跨越家庭的互助共同体。书中对于婚姻圈、集体祭祀圈、生产与生活圈、情感交流圈等熟人社会的圈子做了很好的表述，描述了稻作传统对“家”与“村”变迁的影响作用，如“共同体社会”中的“家”与“村”，概述了“家”和家族形成的过程、明治政府制定的家族制度、日本人的家族意识、日本“家”继承的传统、马场村的家继承现状、日本东北地区亲戚的分类、日本“村落”的历史等。

第三，把社会结构的研究与乡村文化仪式作为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开展研究。作者详细考察了稻作传统中的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和道祖神崇拜，以及稻作传统中包括插秧舞和“神乐”在内的民间艺术、传统节庆活动，如“正月仪式”、盂兰盆节、新年会等。作者指出，马场村的“正月仪式”，包括“私”的正月仪式和“公”的正月仪式。“私”的正月仪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间传统，“公”的正月仪式是日本现代国家出现以后建构的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因此，村民在过“正月”的时候，会同时受到民间传统和国家传统的双重文化洗礼。他同时还详细地考察了日本村民的葬礼仪式。日本村民的葬礼仪式办得都很隆重，是村落中的重要活动，参加他人的葬礼是村民不可回避的事情。村民的各种文化仪式在维系村落“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神道是日本的宗教，从神道的发展轨迹上看，可以分为古神道、民俗神道、教派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所谓国家神道是明治维新以后创造出来的具有国家意识的“神道”。国家神道包括神道行政，是国家主导的“神道”。国家神道教义的核心是“天皇现人神思想”和“万世一系思想”，它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一直左右着日本国民的生活和意识，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在日本，“神社本厅”这个曾经的日本政府管理神社的机构，现在虽然在身份上是社团法人，不是政府机构，但其管理神社的方法和“国家神道”如出一辙，它对村民的神道信仰影响不可低估。正是“神社本厅”的作用，使村民的“民俗神道”活动，不断被嵌入“国家神道”意识，致使村民在神道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民俗神道”和“国家神道”的双重教化。

第四，把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置于国家、地方与社会互动框架下展开讨论。书中强调生计模式、农协、村落精英、村落发展与村落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如乡村稻作文化传统的特点以及稻作农业以外的生计模式。李晶调查的马场村地处山区，适合种稻的农地有限，过去，村民除了种稻还有不少人烧过木炭、养过蚕、种过荞麦，也有兼职其他工作的。事实上，在日本农村仅靠农业生产很难满足村民的消费要求，所以日本农村的“农民”多数是兼职的，基本都有其他职业，专业农户很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维系村落存续，要靠村民的自觉。如书中对于村民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情况也做了调查，指出：现役“农民”多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不少人以前曾在外面工作过，至少小学毕业；六十五岁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一般都有在外工作的经历，其中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为数不少，这些人被作者称为“返乡务农者”，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在外工作的经历，一般都是村落各种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在村落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城市人，厌倦了城市生活，来村落租地种菜、养鸡，他们虽然没有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但是由于他们的到来，给老龄化的村落带来了生气，成了村落延续的助力者。此外，政府荫庇下的日本农协在村民生活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日本，农业虽然不是优先发展的产业，但却是日本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日本政府的主要农业政策的实施不光靠政府部门本身，还主要靠民间组织。在日本农村社会中，最大的民间组织是农协。农协既是农户的代言人，也是国家政策的实施部门，具有双重身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稻作传统》中特别强调“村落自治”中的国家在场问题。町内会和秋保综合支所在村落事务中都发挥着作用，町内会代表民问，秋保综合支所代表国家，町内会在政府的政策的指導下实施村落自治。町内会既是村民依靠的、自己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信赖的、可以传递政府声音的社会组织，町内会并没有游离于体制之外，它是村民和国家都依靠的组织。日本的地方自治是国家主导下的地方自治，一直存在于国家村落社会中，国家意识一直影响着村民。

最后，作者特别强调乡村再建中精英所发挥的作用。作者用中国传统的“绅士”来加以比喻。日本之所以能容纳“乡绅”，原因在于日本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国家一社会二元结构”。日本乡村管理靠的是政府引领下的村民自治，村落真正的管理者是村民，政府只提供政策和资金，与村民合谋管理，对村民平等相待，为此村民建设家乡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乡绅”也有了用武之地。

综合而言，作为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很重要。李晶的研究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接触村民，体味他们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捕捉“家”与“村”延续的文化机制，得出了稻作传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日本“家”与“村”的原动力之一的结论。这一结论正确地反映了日本稻作村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日本稻作村落的本质。虽然作为一名中国人类学者，对日本社会进行民族志研究，本身就具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立场问题，但从李晶对于研究对象的处理来看，非常符合学科规范。这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田野经验，也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社会提供了翔实的“地方知识”。

（《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官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李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作者：麻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