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就业平等权管理论文

摘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是实现两性平等以及妇女自身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将妇女平等权纳入宪法及法律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本文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进行了梳理，继而分析了“性别立法”和“性别预算”等促进妇女平等权的新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开展和实施，以期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在中国的真正实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妇女就业平等权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妇女就业平等权管理论文 篇1：

论女性就业问题

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的妇女就业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深入的对我国女性就业的积极面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主张。

关键词：就业；女性；劳动

就业，是劳动力资源进入职业岗位的过程，是劳动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在一定工作单位、一定岗位上结合的状态。我们都知道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其中包含有工作者以及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比率，它是衡量这个社会中愿意在家庭之外去工作的人口的一个重要而又明确的指标。随之带给我们的是一条劳动供给曲线，劳动供给曲线也是最为经济学所引用的，它表现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在人们一般的思维模式中会认为，如果付给的工资越多，劳动者的劳动时数就会越多，而事实出现的劳动偏好却是呈现出后弯曲线特征的。传统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参与率是借用美国的数据来进行分析的。在美国，男性的职业生涯是在逐渐缩短的，男性总体劳动参与率是下降的，尤其对于懒惰或是因为赚的太少，不想工作的青少年和进入老龄的老年人们。其实美国男性表现出的劳动力参与率和整体的劳动供给向后曲线是较为吻合的。但是对于女性群体，尤其是已婚女性来说却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在人们一般的思想中可能会觉得一个家庭中，当丈夫的工作收入水平上升时，已婚妇女的工时应该是下降的，其实不然，实际情况却是女性会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也是不断增加的。尤其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女性就业状况始终是朝着积极变化的。

女性就业是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是女性获得经济资源，人格独立的重要条件。其实，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的原因有很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世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例如，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所出现的新型行业也越来越多，这也就给就业者增加了更多的就会和选择性；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了工资水平的增长，这使得更多女性愿意走出家门，为家庭的经济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好多行业都已不再把员工限制于固定的工作时间，取而代之的是灵活、弹性和分职制的劳动，这就使许多有孩子的妇女更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主力军恰恰就是女性，譬如说导游、服务人员等都是由女性占很大的比重；随着科技的发达，许多新型产品的出现，使得家务劳动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像全自动洗衣机的出现，只要设置好程序，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清洗完毕后会自动停止，又如以前妇女还要烧火做饭，砍柴，烧火的时间就要消耗好多，而现在燃气灶和电磁炉都方便了很多，直接就可以使用，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做饭的效率，也可更好的使女性兼顾家务劳动与社会生产的双重角色；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让她们可以更游刃有余的发挥工作或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业观念的改变使得更多的女性愿意去让人欣赏，愿意在社会上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愿意去为社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等都是女性收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也上升的主要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数值大大的超越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000年为76.9%，而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83.0%。根据数据的反映来看，很显然在我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还是很高的。在联合国1993年统计的发达国家妇女就业参与率是44%，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为39%，像印度这种相对于落后的国家妇女就业率仅为31%，而我国的妇女劳动力参与率高达45%。又有数据显示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是67.8%，日本是60.5%，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53.5%。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在极大程度上是超过发达国家的，其是超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我国出现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常情况下，在传统体制下，妇女就业与国家的制度调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国家在制定劳动法方面也做了明确的法律，不得以任何方式歧视女性，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了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强调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使得在我国的各个行业涌现出了很多优秀女性工作者。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女性就业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国有或集体单位，这就体现了就业领域的局限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为指引的，这就大大地拓宽了女性的就业门路，使女性就业的绝对人数增加，就业比例稳重前行。在转型的过程中，女同志们的就业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劳动力较强的行业中，也出现了能力很强的女性，譬如说出现了女建筑师、女飞行员等等。到后来，社会结构出现了更大的转变，大多国家都由传统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在全国的16个国民经济行业中，有10个产业中女性所占比例都是比较高的，诸如文化艺术、教育门类，女性都占到了43%，金融、保险门类占41%，卫生、福利事业占56%等。在这中间，女性的就业劳动率都是占很大比例的。其中部分女性的就业层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女联合会所展开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城市在职女性中，各类负责人占6.1%，这个数相比1990年增加了3.2个百分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22.8%，这比1990年增加了5.4个百分点。在近20年来，女企业家群体发展快速，其中被调查的女企业高层管理者中，95%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企业管理岗位的，其中在1990年之后走上高层管理职务的占57%。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男女平等问题已经是关系和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了。妇女就业是广大妇女参与到社会中来，已经是体现女性自我人身价值和保障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要途径了。这不仅对女性本身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更对经济增长、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举足轻重。

当然也有一些因素是制约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婚姻、生育、生产结构等诸多因素都是影响女性劳动率的至关因素。我们在许多企业招聘时会看到依然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企业对年龄的要求，一般都集中在青壮年时期，再如会有“本地户口”一说，这其实是存在有城乡和户籍歧视的，限制男女和身体健康就更为常见了，更有单位直接先让缴纳体检费去体检再考虑录用与不录用，即使是在录用之后，也会考虑到领导会不会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或其他公共场所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自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005年8月28日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也是我国法律首次明确对性骚扰说“不”。在此同时，荧幕上也出现了电视剧《女人不再沉默》，该剧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它是国内首部反映“性骚扰”题材的电视剧，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把从一开始受到性骚扰的忍气吞声到最后毅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心路历程刻画得细致入微，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虽已打破沉默，但是这种现象仍屡见不鲜。女性就业权利得不到保护、女性正在走出传统就业领域、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就业领域、女性接受培训、晋升机会仍不平等、女性工资报酬偏低（工业国家的女性，其收入平均是男子的77%，发展中国家是73%—世界银行，2001）都是女性就业现状值得关注的。女性中的收入不平衡性在继续加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收入将增加，就业条件会更好，相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的收入将停滞不前或者下降，没有一技之长或仅仅有中等技术的已婚女性更是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以及在成为人母后受到的经济损失最大。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很多因为无法再滞留在传统产业，而又没有能力走进新技术产业的女工，就这样的被市场挤压了下来，成为了结构性的失业人员。根据调查显示，2000年末，18至64岁的城镇女性在业的比例为87%，其中18岁到49岁的中青年女性的在业率是72.0%，比1990年是下降了2个百分点的，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城市女性失业问题还是很突出的。女工下岗问题不光是体现了经济问题，还由于在这场变革中，女性的失业比例远远大于男性失业比例的原因，也体现了这个社会对女性还是存有很大的歧视观念的，当然这不光是生理差异的根源，更多的还是社会差异所带来的。更有人提出了，主张女性实行“妇女阶段性就业”和“妇女回家”，其主张的理由是因为我国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妇女阶段性就业和妇女回家后就可以缓解就业压力，还可以使女性更好的照料家庭和子女。但是我对这种观点是持反对观点的，通过让妇女阶段性就业和妇女回家来缓解就业压力是与我国法律背道而驰的，也是不符合我国现有国情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来保护女性，努力来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了保障妇女参与经济的平等权利。当然，解决总失业率的根本办法还是在于要快速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经济规模，增加有效的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优化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外资，这些都可以是政府为了增加就业来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我们要抓住入世的机会，开拓新的就业领域，调整产业结构。入世后的今天，中国无论从经济发展来说，还是在解决就业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合理的调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了第三产业，为妇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她们找到了更多出路。不过想要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力，就要同时提高女性自身、家庭、社会的各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大力提高发展教育水平，使女性受到更高等的教育、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积极倡导女性去平等的就业，通过提高女性自身的能力来使其处于一个有力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希望社会做女性强有力的后盾，努力的从家庭结构方面为女性参与社劳动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使幼儿教育和养老机制更完备，为她们排除后顾之忧，以便可以让广大女同胞们更放心的去投入工作。

以上都是从宏观视角分析女性就业情况的，当然，如果从女性个人微观角度去思考，也是需要我们做许多努力的。比如说怎么样去平衡感情与事业，当女性的工作在一步步升迁时，她的更多原先支配给家庭的时间也需要为工作开绿灯的，这个时候，家庭矛盾自然就会升级，所以要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正确地处理好爱情与事业间的矛盾，或是正确的处理好婚姻与事业间的矛盾。因为好多女性由于工作的原因放弃了多年的恋人，或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最后和丈夫、公婆之间达到了不可调节的矛盾时，家庭和工作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胜负了。所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和炼造良好的心理承受水平是现代职场女性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举止都会带给周边的人以影响。所以我们在面对女性就业问题时，要以我们个人的行动去影响别人，在与身边的人进行交流时，要知道自己的社会性别角色预期对他们的行为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们要支持鼓励我们身边的人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时候社会可能会给某种职业或者爱好去定义成男性的职业或者是男性才可以拥有的爱好，其实不然，我相信只要女性喜欢就会同样作出成就，譬如说马术运动或是开拖拉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马术第一美女”刘丽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女拖拉机司机梁军，都是我们女性的好榜样！好多人在选择职业时不断的进行自我发现的活动，通俗些为跳槽，其实这也是在确定自己所偏好的职业的性质特征的一个过程。广泛使用多种找工作的方法，在进行面试前，锻炼自己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在同将来的雇主联系之前要对其进行详细的了解，挑选好符合自己工作性质要求的工作。在工作时最大的需要我们去学习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同去影响自己和他人的交往，当我们对他人进行评价的时候，要克服自己的刻板和偏见，要与同一工作团队的其他成员恰当处理好关系。

当自己被骚扰时，不要忽略针对你或是其他人的性骚扰或是其他令人不愉快的冒犯行为，不要认为这些行为在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会消失或自动停止，我们应该做的是直接进行反抗，或者是依照企业的程序提起申诉。要用成熟的思维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让自己的业务水平达到很好的发挥。社会的今天，众多女性因为工作和家庭所带给自己的压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压抑的环境中，更有甚者由于压力过大造成的不能怀孕，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许多家庭，久而久之，恶性循环，致使女同胞们无法从容的调节家庭和工作的压力，所以女性应该通过采用适当的应对策略，处理职业生涯中工作和工作之外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高，但女性要想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竞争实力，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应对市场的严峻挑战。同时也要相信，随着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和社区服务工作的地位、报酬的提高，社会将会为广大女性谋求更好的工作领域。

[ 参 考 文 献 ]

[1]李强，胡俊生，洪大用.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R].终期监测评估报告.

作者：张晶

妇女就业平等权管理论文 篇2：

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与性别预算

摘 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是实现两性平等以及妇女自身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将妇女平等权纳入宪法及法律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本文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进行了梳理，继而分析了“性别立法”和“性别预算”等促进妇女平等权的新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开展和实施，以期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在中国的真正实现。

关键词：妇女平等权；性别立法；性别预算

人人平等是人类社会矢志追求的基本价值和理想状态。然而，历史和现实表明，男女不平等是所有不平等现象中最持久、也最顽固的一种。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将男女不平等列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十大挑战之一，由此可见，追求两性平等将会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自18世纪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开始，作为拥有社会成员一半数量的妇女在过去300多年间一直在为获得受教育权、就业权、政治参与权、婚姻家庭权以及其他各方面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同时，越来越多的文明国家陆续在宪法等最高法律文件中确立了“两性平等”原则，用法律制度保障妇女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当今世界，就像反对阶级压迫、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民族奴役一样，反对性别歧视、寻求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全世界妇女的行动纲领与伟大实践。

一、中国妇女平等权的宪法依据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总纲第6条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后来虽经数次修改，男女平等始终作为重要原则写在宪法当中。

现行《宪法》第48条第1款对妇女平等权作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规定是中国政府采用最高法的形式对妇女平等权所作的最为经典的表述。1995年，中国政府宣布将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考虑到妇女经济不独立以及社会参与程度较低往往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宪法》在第48条第2款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补充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据此，妇女平等权在宪法上获得了明确的宣示，我们可将这一层面的平等权称为一般平等权或宪法平等权，重在强调其价值意义及原则属性。男女平等既已成为我国宪法确立的一条根本原则，以此为基础，有关法律与宪法相适应，就妇女平等保护作出了相应规定，如妇女的参政平等权、受教育平等权、经济平等权、婚姻家庭平等权等。这样一些具体平等权是具体法律规范与一般平等权的结合，笔者将在下文中按照法律规定、内容及实现程度等进行逐一梳理。

二、我国立法对妇女平等权的确认与保护

除了宪法与基本国策，我国多部法律法规都对妇女的各项具体平等权利作出相应规定。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确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政策。在1980年和2001年两次修订中，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其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一直是其根本宗旨。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分别对女性与男性的土地所有权、劳动保护和政治权利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男女公民享有同等的劳动权利、劳动保险权利，并且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如女职工“四期”保护等——作出了特殊规定。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认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并且在土地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妇女享有拥有、管理、处理财产的权利；妇女在取得应继承的遗产后，有权携带财产结婚或再婚，他人无权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护法》等许多法律也都鲜明地体现了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的原则。

男女平等原则在立法中最重要的推进，是1992年以妇女为主体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并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以妇女为主体，全面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基本法。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完成了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对妇女参政、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生育保险、家庭暴力、性骚扰、农村妇女土地承包及相关财产权益等问题均作出新规定。截至2009年3月，全国已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改并通过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现已建立起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法律法规、中央政府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保护妇女各项平等权益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至此，以法律体系为支撑的妇女平等权具有了丰富的内容：

（一）不受歧视

妇女具有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和身份，这是妇女享有并行使与男子同等权利的基础和条件。从词源意义上讲，性别歧视是性别平等的反义词，因此，促进性别平等，首先就要反对性别歧视。何谓性别歧视？联合国大会于1979年12月18日通过、1981年9月3日开始生效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简单言之，性别歧视即是因为男女性别而作出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我们通常所讲“性别歧视”都是指“对妇女的歧视”，由男性所主宰的社会仅仅因为女性的性别而将其视为低下群体，这就是最典型的对妇女的歧视。

可能有人会问，在不同年代和不同文化当中，男性也受压迫受剥削，那么是否也存在“对男子的歧视”问题？按照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观点，历史和现实中男性受压迫，“是由于（他们）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而不是由于是男性而受压迫。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之外，还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1］

在现阶段，尽管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为促进男女两性平等作出了相当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歧视妇女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序言”。中国女性在就业、升迁等方面遭遇较之男性更高的“职业门槛”、农村女童很难获得与她们的兄弟同等的受教育机会，诸类现象都属于性别歧视的“选择性”结果。

从自然性别来说，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等各方面存在一定差别，这样的差别天然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反对性别歧视不是要抹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而是说反对因为这种“生物差别”而“放大、扭曲”所带来的不合理“差别对待”。性别差异不是命运。自然造成的“生物差别”不仅不应为平等权所排斥，而恰应为妇女平等权所包含。因此，在确保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由于长时期以来“男强女弱”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状况，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领域对妇女进行一些特殊保护，这也是缩小男女差距、促进两性平等的一种手段，而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二）平等享有和行使权利

在保证妇女与男子同等地位的基础上，妇女要实现充分发展和进步，还需享有如下具体的平等权益：

1.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

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切实保障妇女的参政权，我国法律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在任用领导人员时，必须坚持男女平等，重视培养、选拔女性担任领导职务［2］。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女性极少有幸被当作值得郑重加以看待的政治动物”［1］43。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其实不到100年时间；在此以前，国家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都与广大妇女无缘，她们只能生活在厨房闺房、相夫教子的狭小空间当中。世界上第一批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是斯堪地纳维亚国家。1906年芬兰妇女争得投票权，1913年挪威妇女取得选举权。号称世界“头号民主强国”的美国，在1839年兴起了妇女争取投票权的运动；然而，直到81年后，1920年8月26日，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承认“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由此，美国妇女获得了同男人一样的选举权。中国在建国后不久，即通过宪法赋予了妇女与男性同等的各项权利，当然也包括政治权利。

社会进步的历史表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单由男子制定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只反映了人类的部分经验和潜力。要公正有效地组织社会，就需包容全体社会成员，由他们共同参与。将妇女排除于公共生活和决策之外的社会，不能说是民主的社会。只有在政治决策由妇女和男子共同作出并顾及双方的利益时，民主概念才具有真正的、鲜活的意义和持久的影响。然而，在过去50年内，妇女参与公共及政治生活的程度依然很低。虽然现代社会改善了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但她们继续面临许多经济、社会及文化障碍，这一点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参与。联合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如果妇女参与的比率能达到30%至35%(一般称为“关键人数”)，就会对政治方式和决定内容产生实质影响，政治生活将充满新的活力。由此可见，国家在保障妇女普遍、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吸纳占其人口半数的女性国民的意见和利益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2.与男子同等的文化教育权利

第一代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其名著《女权辩护》一开篇就宣布，“我深信忽视对于我的同胞的教育乃是造成……那种（女性）不幸状况的重大原因。”［3］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要使妇女有所成就以成为更可尊敬的社会成员，那么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就应该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因而给予妇女同男人平等的受教育和文化权利、培养她们的理性，方能使她们担此重任。改变女性的命运当自改变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和科学文化素质入手。

女性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包括入学、升学、获得学位、毕业分配、派出留学等各个方面，以及妇女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等文化活动的权利。对此，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学位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作出了相关规定。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多方主体都要承担起保证女性接受教育的义务。

3.与男子同等的劳动和就业权利

在现代社会，妇女不再仅仅只是“家庭动物”；与男性一样，她们也同样是为国家为世界贡献劳动、创造价值的“社会动物”。妇女就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妇女获得经济独立和自身发展的基本保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4］妇女的劳动和就业权主要包括：就业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和休息的权利，获得安全和卫生保障以及特殊劳动保护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

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在录用职工时不得以性别为理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理由，辞退女职工或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在晋升、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以及享受福利待遇等方面，不得歧视妇女［2］14。

4.与男子同等的人身权利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和《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严厉惩处卖淫嫖娼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对此作出规定：“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1997年《刑法》大修，对拐卖妇女儿童以及诱骗、强迫被拐卖妇女卖淫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专项规定，实施严厉惩罚。这体现了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禁止卖淫嫖娼、保护妇女人身权利的坚定决心和积极举措。

相较于上述严重侵犯妇女人身自由的情况，家庭暴力则是更加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男女组合的家庭中，女性往往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妇联的一项调查，在全国2.7 亿个家庭中，有0.81 亿个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30%，且施暴者有90%是男性。在被调查的公众中，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全国每年约有40 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源于家庭暴力［5］。

当然，家庭暴力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于 1993年发表了《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宣言》，并将每年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妇女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感，不仅需要妇女的自立自强与自我保护，同时，也需要男性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加入到关爱女性的队伍中来。

5.婚姻家庭和财产权利

在《第二性》中，西蒙•波伏娃曾尖锐地指出，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意义，就是婚姻，“对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惟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6］在现代社会的今天，婚姻当然并非女性获得“社会承认”的惟一途径，但女性对于家庭和婚姻的渴望较之男性，还是更为迫切。女性的个人幸福与其婚姻家庭的美满密切相关，女性在婚姻家庭中与男性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尤为重要。

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妇女享有平等的结婚和离婚自由权。封建社会时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枷锁已经被打破。同时，夫妻关系中男女地位平等，妇女有独立的姓名权，有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妻子在家庭重大问题中的决策权、生育权、共担家务及其他各方面，与丈夫一律平等。

此外，涉及财产与经济状况，我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还特别规定，妇女在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以及批准宅基地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在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然而，就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各州的普遍情况是，“丈夫可以控制妻子的收入；如果没有遗嘱，妇女只能继承丈夫遗产的三分之一，而州的法律却给予鳏夫对亡故妻子财产的完全控制权。丈夫可以决定妻子的合法居所，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责任由母亲承担。妇女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比如担任陪审员），同工不同酬天经地义。”［7］将不同时期中美两国妇女的不同境遇放在一起，并非是想进行简单比较，而是意在说明性别歧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付出卓绝努力共同对付的敌人。促进男女平等，实现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财产方面的平等权益，需要全社会若干代人的艰苦奋斗。

（三）尊重性别差异，享受特别保护

坚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各项权利，是在承认和尊重性别差异的前提下追求男女平等。我们要改变的，不是男女两性之间天然存在的差异，而是因为这种差异所衍生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歧视。不是要用男性的尺度来衡量女性，更不是要“把女人变成男人”。相反，我们正是基于尊重男性和女性各自具有的生理特点，强调人人都有平等机会发挥自身的潜力和才能，平等地参与和享受社会发展及其成果；同时，区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予妇女最适合自身特点的特别保护，这才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4］2两种生产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妇女在与男子共同进行第一种生产的同时，还单独从事着第二种生产。她们的存在，对人类的延续起着最为重要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妇女承担了对家庭、对社会的双重责任，应当受到加倍的尊重和关爱。并且，由于妇女生育所造成的某些特殊现象或者容易引发的疾病，应给予妇女特别保护措施，如生育保险、母婴保健制度等。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6条特别规定：“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特殊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

此外，根据妇女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国政府针对妇女特殊保护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和规章，如劳动部1990年颁布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国家要求各企事业单位改善劳动条件，对女职工的安全和健康采取更多保护措施，建立女职工定期检查身体和妇科病等专项保护制度，为女职工购买“特定疾病保险”，推行“弹性工作制”，允许妇女有灵活的上班时间，在社区建托儿所等措施，逐步减少生育与家务劳动负担对妇女发展的负面影响。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43%的企业执行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有43%的企业执行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到2009年6月，全国80%已建工会的企业签订了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覆盖企业73万多户［8］。

考虑到历史、文化和现实等各方面原因，妇女实际的社会地位、发展环境、竞争实力等方面与男子相比较都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在参政、晋升、教育、培训等问题上采取了一些“平权措施”，给予女性优惠。这实际上是给予妇女的特殊保护，待女性的弱势地位改变后即行消除，为妇女实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创造条件。

三、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中国：妇女平等权保障的发展趋势

中国在法律制度上保障两性平等、推进妇女平等权，是全球性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国际社会推进性别平等的成功经验，也成为我国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实现平等权的一大趋势。

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也称“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或“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的主流”，其理念与方法集中反映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在《行动纲领》中， “社会性别主流化”被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要求“在处理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问题时，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提倡一项积极鲜明的政策, 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以便在做出决定以前分析对妇女和男子各有什么影响。”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1997 年通过了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致定义：“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计划的行动( 包括立法、政策、项目方案) 对妇女和男子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一种战略, 它使对妇女和男子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而使妇女和男性能平等受益。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9］

1997年后，社会性别主流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关注，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战略和途径。我国政府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宣布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后，随即对国际社会“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思想给予积极回应，并开始在立法、预算等重要决策中主动嵌入女性性别意识。

（一）性别立法

性别立法强调以性别的角度去考量和改善立法，重新审视现有法律体系的内容。盘点我国现行法律，可以发现存在男女不平等规定的两类情况：

一是存在明显男女不平等内容的法律，如《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干部可以退休；《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1条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工人应该退休。部分人大代表及学术研究团体认为，该规定有性别歧视色彩，剥夺了女性的工作权利。退休制度的建立应符合现实需求，并应与国际接轨。目前，规定男女同龄退休的国家约占60%，将男女退休年龄拉平已成世界发展趋势。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修改退休年龄法律规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有建议在将来出台的《养老保险法》中确立弹性退休制度，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60周岁，并允许在特定情形下，经过本人申请、主管部门批准，提前1至10年退休，领取非全额养老保险金，个别岗位经过批准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二是现行法律中潜在的隐性不平等以及性别盲点。隐性不平等不像性别歧视那么明显，往往表现为某些貌似“性别中立”的规定，但由于男性和女性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不尽相同，他们从法律规定的实际受益也是不同的。因此，某些隐性不平等规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别中立”，而是事实上的“社会性别盲点”。社会性别盲点，又称社会性别盲视，是指缺乏社会性别敏感，即忽视男女两性的不同需求，并在客观上对性别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进行限制。以刑法为例，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依据男性标准制定的：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妇女长期受虐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施暴者的极度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男女在体力和身高上的差异，受虐妇女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很难反抗。学者建议在未来刑法修订中注意增加女性经验，矫正这类“隐形”男性标准的规定。此外，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禁止“歧视”、“家庭暴力”、“性骚扰”作出了规定，但无准确定义，缺乏侵权救济的可操作性。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即强化了“法律责任”等相关规定。

在性别立法中，还有一类积极的立法措施，即针对妇女群体制定专门性法律，加强对妇女的保护，如瑞典《男女机会均等法》、挪威《男女机会平等地位法》。我国已出台了专门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有法学专家建议制定《反性别歧视法》或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反性别歧视的条款，细化权利救济问题，切实保障妇女的平等权利。

日前，《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下文简称《条例》) 经过三年多的立法调研、条例撰写和专题论证，已经纳入2011年深圳市人大的立法项目，一旦审议通过，即可实施。这是中国内地对性别平等立法的首次尝试。《条例》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行动纲领》等重要文件接轨，倡导建立一系列性别制度：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行性别分析，政府预算要考虑到资源配置的性别公平，政府在审计和统计等工作中，要设置性别指标。相对于《妇女权益保障法》，《条例》提出了具体的性别分析指标，增加了操作性强的规定，如男方享有育婴假，市人大代表中女性所占比例不低于三成。同时，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作为该条例的实施机构，其职责更具体明确。深圳特区此次立法实验，旨在建立性别制度，提高行政与执法的性别敏感度，以消除性别歧视和结构性的不平等。

（二）社会性别预算

社会性别预算(gender budget) ，也称社会性别敏感预算(gender-responsive budget) ，是指从性别角度出发，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进行分析，看它对妇女与男性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影响。社会性别预算帮助政府决定哪些资源需要再分配，以实现人的发展和男女平等受益。社会性别预算既不是为妇女单独制定的预算，也不是特指预算科目中某些针对妇女的支出项目，更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为争夺社会资源而向所谓“男权制”开战的武器。简单地说，社会性别预算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分析工具，即从性别的视角分析政府资源分配的绩效。我们通常假定政府预算是性别中性的，女性和男性从预算中得到的收益是均等的。但事实上，一方面政府财政收支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看，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只有从政策上加以倾斜， 才能逐步矫正两性间的不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公平［10］。

2007年8月，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举办了首届“性别预算研训班”，将“社会性别预算”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是一套推进男女平等、实现社会公正的政策工具，也是一项复杂而严密的综合工程。它首先需要搜集、获取大量关于性别差异的统计数据，比如男女两性健康状况、教育状况、经济领域、政治与决策领域、家庭财力等各方面的预算开支、实施情况等，并将此数据公之于众，方能使公众参与到预算的监督与评估中来，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和支出效率。其次，在充分掌握资料、数据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和方式，建立一系列完备的指标系统，对整个预算进行社会性别敏感分析，明确政府预算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配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在资源不足情况下的优先顺序选择。在瑞典，每个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都需在提出的预算项目中设立有关社会性别公正的目标，财政部将综合这些目标指数分配对妇女和男性的经济资源。瑞典每年基本上都会拨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预算，用于公立儿童保育，并拿出专项资金支持欧洲最高的妇女就业率［10］27。在遵循性别平等目标、调整好预算支出或制定新政策后，还要跟踪预算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是否和政策承诺的一样，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考察预算支出的落实程度以及受益对象的收益程度并作出回应，以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目前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实施了社会性别预算，2001年10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推进性别预算——加强经济和财政管理”国际会议呼吁，到2015年全球所有国家实行性别预算。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发展妇女平等事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社会性别预算对于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意义。全国妇联副主席赵少华女士表示，“将性别预算的概念引入中国，可以增添观察问题的新视角，获得解决问题的新手段。中国将认真参考借鉴国际上好的经验和做法，努力推进性别平等事业。”就目前而言，政府应加大对国务院妇儿工委的授权，使其不仅具有“协调和推动”性别平等工作的基本职能，而且还具有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的职能。加大对国务院妇儿工委人力、财力资源的投入，使其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持政府各部门将性别平等的观点纳入所有政策领域的主流”。此外，全国妇联也应当肩负起推动社会性别预算工作的使命，把推进社会性别预算工作作为自己的关注点，广泛参与国家和部门决策，为性别平等预算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应尽早写入“性别预算”，全面实施这一工程，无疑将会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1.

［2］姜琼枝.妇女权益保障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3.

［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王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8.

［5］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腾讯微博［J/OL］.(2011-09-16)［2011-09-26］.http://t.qq.com/p/t/58565022843511.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489.

［7］德波拉•G•费尔德.女人的一个世纪：从选举权到避孕药［M］.姚燕瑾，徐欣，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

［8］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DB/OL］.(2010-06-23)［2011-09-26］.http://www.npc.gov.cn/npc/xinwen/jdgz/bgjy/2010-06/23/content_1578400.htm.

［9］闫东玲.浅论社会性别主流化与社会性别预算［J］.妇女研究论丛，2007，（1）：10.

［10］李兰英，郭彦卿.社会性别预算：一个独特视角的思考［J］.当代财经，2008，（5）：28.

Legislative Protection for and Gender Budget of Women’s E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XU Shu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Women’s enjoying equal rights as males is the precondi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personal fulfillment of females. Constitutional and legislative protection for women’s equality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gislative protection for the Chinese women’s equality, and analyses the adapting and carrying out in China the new policies such as “gender legislation” and “gender budget” so as to expect that equality between females and males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in China.

作者：徐爽

妇女就业平等权管理论文 篇3：

关于妇女特殊劳动保护政策的争议与思考

摘 要：鉴于男女两性不同的生理特点，许多国家都有针对妇女的劳动保护立法。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一直被视为妇女运动的伟大成就，但这项政策同时也把许多妇女隔离于一些高薪行业之外，加剧了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并导致妇女收入水平的下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妇女的劳动保护政策，推动妇女就业多元化以实现男女平等。

关键词：职业隔离；就业多元化；特殊劳动保护；妇女

鉴于男女两性不同的身体结构和生理特点以及妇女所承担的生育职能，许多国家都有针对女性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如禁止妇女从事有毒有害的危险工作、禁止妇女从事井下作业等等。这些专门针对妇女的劳动保护政策一直被视为妇女运动的重大成就。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也导致妇女被排斥在许多高薪职业之外，不仅加剧了妇女就业的困难，同时也加大了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城镇低收入人群中，女性占到59.8%，比男性高19.6个百分点 [1]。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对两性在生活及择业方面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追求两性就业机会的平等开始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新潮流，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妇女就业政策带来影响。

一、从特殊保护到机会平等：世界妇女运动的新潮流

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法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导致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她们被雇佣于技术含量较低并且劳动条件极为艰苦的岗位，在没有卫生设施的工厂里从事冗长的疲惫不堪的工作，经常导致流产、早产、死胎等悲惨后果。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对人类劳动力再生产的关切，许多国家先后以立法形式对妇女进行特殊保护，如禁止女性夜班、禁止女性从事高危工作等。进入20世纪后，国际劳工组织逐渐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妇女的国际协定，如《产妇保护》、《妇女夜班》、《平等报酬》、《白铅（油漆）》、《最大负荷》等，对妇女的夜班、禁止从事的职业、允许搬动的最大负荷、产假、育儿假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和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人的劳动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对妇女的特殊保护立法是否仍有必要，在许多国家引起了争议。

主张特殊保护的观点认为，两性之间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妇女由于具有特殊的生理和身体特点以及作为母亲的特殊责任，除了有宪法明确规定的男女平等外，还需要给予妇女特殊的权利及特别的待遇，才能使她们享有切实而有效的平等。对妇女的特殊保护立法主要是着眼于帮助妇女履行其作为母亲的职责。

对特殊保护立法持有异议的观点认为，对妇女的特殊保护导致就业不是根据男女个人能力的大小而是按照性别的差异区别对待，这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并导致男女职业隔离制度化。妇女被长期摒弃于一些高薪职业之外，导致经济收入下降。对妇女的保护性立法的实质是以保护为名维护男性的就业优先权。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追求两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待遇成为世界妇女劳工运动的新潮流。倡导者认为，对妇女就业的所有法律上的约束应该废除，应该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和能力而不是性别决定他（或她）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只有实现妇女就业的多样化，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就业的机会平等。近年来，一些批准《妇女井下作业公约》（第45号公约）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等国家已经声明退出。

国际劳工组织于1948年制定了《夜间工作公约》，禁止妇女从事夜班劳动，意在保护妇女，但是因其剥夺了妇女上夜班的选择权，所以引起了妇女组织的强烈抗议，缔约国也纷纷退出。最终国际劳工组织于1990年修订了该公约，改为禁止孕妇从事夜班劳动，并规定今后的特殊劳动保护不仅仅以女工为对象，也要以男工为目标。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并由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核准的《提高妇女地位的内罗毕前瞻性战略》敦促各国政府“鼓励妇女参与各行各业的工作，特别是过去被认为是男人的领域的工作，以冲破职业障碍和禁区”[2] ，要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将妇女纳入所有的经济活动中。

二、打破职业隔离，推动妇女就业多样化

为了打破男女两性之间的职业隔离，推动妇女就业多样化，世界各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从立法和行政措施两个方面入手。

（一）立法活动

美国是第一个提出反歧视法案的国家，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力法案》，禁止在雇佣问题上的任何歧视行为，其中包括性别上的歧视，并建立了就业平等委员会实施有关规定。美国的妇女协作署设有负责妇女就业和培训的专门机构。当一种行业的妇女就业率低于25%时，当局会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相当数量的妇女得到适当的培训以恢复平衡。1965年纽约市成立女子消防队，消防领域从此向女性敞开大门。到1979年，女兵占到美军总数的5.5%，工作范围也突破了过去只能从事文书、通讯、护理的传统领域。美国井下作业曾经拒绝女人，后来在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压力下，矿主们向女工开放了井下岗位，这些岗位能使女工们拿到较高的薪水。在美国民间妇女运动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法律作出规定，政府签约人及其代理人可以不依据各州的“保护性立法”拒绝录用合格的女性申请人。这些保护性立法包括禁止妇女从事某种职业、限制工作时间、禁止她们举起一定重量的物品[3]。

1976年瑞典通过法案，废除基于性别的职业划分，保证妇女在培训和提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要求雇主必须保证在两种性别申请者中选择候选人。政府还对那些能够打破传统性别偏见的雇主实行“补助津贴制”，在招工中妇女比例至少达到40%的雇主能够得到政府的资助。1979年1月1日起，挪威政府在两个州 实行雇主津贴制，对那些在招工中没有性别歧视的雇主给予6个月的补助津贴。

1983年法国通过了男女职业平等法，规定除某些特殊职业外，其他任何行业都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招雇妇女。根据德国《母亲保护法》的规定，对女性的特殊保护仅限于女性怀孕及以后一段时间。

（二）职业开发项目

要推动更多妇女能够进入非传统行业，除了消除法律上的障碍以外，还需要为她们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的培训。妇女职业开发项目的核心是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其目的是促进男女在职业选择和职业开发上的平等。职业培训的形式多样，针对寻职和转岗妇女开展的见习培训是一种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实地培训和课堂教育相结合，对寻职者传授劳动技能。受训期间，受训者不缴纳培训费用，还获取一定数量的劳动报酬，比较适合于一些职业技能较差、生活贫困的妇女。如1973年，瑞典政府在克里斯蒂安什坦特首先实行一项计划，就业机构为妇女举办知识讲座，然后对他们进行4～6周的培训，一个星期讲授理论，剩下的几周在厂家实习。课程结束后，妇女一般都能在企业里找到一份已经受过培训的工作。在法国，许多妇女经过为期3周的预先培训课程和指导课程，成为汽车司机、电工、木工、汽车修理工等等。

美国的促进妇女就业项目包括提供就业服务、培训和教育服务。对处于贫困状态的妇女，设立一些专门的援助机构和援助项目，对贫困求职女性进行技术培训、在职培训和各项生活服务等。1982年，美国颁布了“ 工作培训合作法案”，实施一些专门为促进贫困人群就业的项目，核心是促进年少的单身父母、受排挤的家庭妇女就业。美国蓝领技术工人中的女性比例在不断增加。建筑行业的女工人数在1979年约占3.1%，到1981年就增加到6.9%。

丹麦平等委员会要求就业法律顾问同就业机构合作，消除在男女间平等分配就业位置时产生的一切纠纷。这些负责就业问题的法律顾问要经过专门培训，以坚定他们对平等的就业机会所持有的信念。 芬兰劳工部 要求对就业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平等信用进行严格考核，并经常进行教育以消除他们在性别方面的任何偏见。

为了鼓励和推动更多的女性进入“ 非传统职业部门”，有必要鼓励更多的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时，能够进入科学、技术和管理科目。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女生选择由所谓男生占优势学科时，给予特别照顾。挪威对女性选择非传统学科给予特别奖学金。美国一些大学推出“科学妇女计划”，帮助女生选择自然科学课程。该计划为女生提供了见习研究的机会，其见习研究课目包括物理、数学、工程等。

三、对中国妇女就业政策的启示

中国属于主张对女职工实行特殊保护的国家之一。中国《劳动法》、《矿山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等均禁止所有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等高强度体力劳动和高风险系数的工种。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在2004年修正时，将违反上述规定罚款的上限从3 000元升到5 000元。其依据是女性在生理特点上与男子有很大的差别，如月经、怀孕、哺乳等生理现象。给予妇女的特殊保护不仅是为了女工自身的安全与健康，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安全与健康。

这些规定反映了立法者是从传统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的视角出发，把一些想当然的假设强加给所有的女性。“这种假设推定所有的男性都适合从事所有的行业，包括个子矮小的弱小男性，所有的女性都不适合从事某些行业，包括个子高大的强壮女性。”[4]

这些保护女性的规定，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起到保护女性的作用。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的人工采掘大部分已被机器代替使劳动强度降低。在此情况下，将部分相对高薪的岗位列为女性的禁区，其客观效果是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剥夺了部分适合女性的就业选择权。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妇女过度保护而不是提供平等的机会，不仅剥夺了妇女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更是给了用人单位拒绝雇佣女工的借口，从而加剧了就业市场上业已存在的 性别歧视问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42.6%的人认为划定女性不宜的岗位可导致女性就业机会的减少，40.4%的人担心这将使性别歧视合法化[5]。

虽然早在1992年中国就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并在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两性在就业机会和工资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推动妇女就业多元化，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是加强和完善法律机制。根据世界立法趋势和现实需求，中国立法应当针对女性群体的个体差异分类规范，将保护性立法改为授权性立法。确立女性的权利主体地位，赋予无需特殊保护的女性进入男性垄断的高薪职业的选择权。有学者建议为了保护女职工的生殖健康和平等就业权，应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的有关规定改为“用人单位不得安排经期、已婚待孕期、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对于无生育任务的女职工，立法的着重点应当放在劳动安全卫生防护、体能检测和禁止胁迫从事繁重、有害健康工种等方面。同时，也兼顾男性对职业禁忌规定的需求[6]。

其次是要创造条件让妇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及技能培训，加大在正规教育和职工培训方面的性别公平措施。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的不平等往往与劳动者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有关。许多妇女之所以被隔离于一些高薪职业之外，除了相关法规的限制外，还在于她们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偏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目前处于初中、中专及高中文化程度的女职工仍是女工队伍的主体，无技术等级女工人的比例高于男性工人14.6个百分点[1]。

所以要打破两性间的职业隔离，推动妇女就业多样化，就要努力缩小性别之间的受教育水平差距。由国家和社会提供一些财力物力的支持，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进行补贴，为女性受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为在职女工提供多样化的终身教育机会和资源，鼓励女职工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利用公共资源对女性教育实行补贴，目的在于降低女性受教育的成本，使得家庭乐于为女孩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推动妇女就业多元化，还要加大女性高科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鼓励更多女性进入高等教育、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等高科技领域就业。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仍为女性的就业和发展设置了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障碍。女性在接受教育和进行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往往被认为更适合从事文秘、教育、卫生和一些低端服务性行业的工作，而不适于从事科学领域尤其是一些尖端科技的研究。这些偏见导致在高科技领域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女性比例很少，大多数职业女性都集中于一些低技术含量的服务型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这些低技能的就业不仅导致妇女的收入较低，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很低。要提高妇女就业的层次，首先就要鼓励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勇敢挑战自己，发展自己的潜力，提高自己的成就期待；社会和家庭也要弱化性别因素对女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鼓励更多女性参与高科技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其次要完善探索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女性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更多的女性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

经济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运动最显著的成就就是政府鼓励广大妇女走出家门，积极投入到社会生产劳动中去，实现经济独立。消除职业隔离，推动妇女就业多元化，将进一步推动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和男女平等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

[2] [美]爱德华·劳森.人权百科全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082.

[3] 马忆南.“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再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09，（2）.

[4] 陈敏.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中国立法中的性别不平等[J].法学杂志，2004，（3）.

[5] 王亦君.女性不宜是保护还是限制[N].中国青年报，2007-10-22.

[6] 刘明辉.论女职工特殊保护立法的新理念[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5）.

[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