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利湿法治泄泻研究论文

【摘要】小儿腹泻是中医儿科临床中的常见病，中医药疗法对其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为了解目前中医药治疗小儿腹泻的临床研究进展，笔者从中医关于本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及其治疗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为临床服务。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渗利湿法治泄泻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渗利湿法治泄泻研究论文 篇1：

任勤教授治疗小儿腹泻病临证经验

【摘 要】 腹瀉为小儿时期常见病及多发病，若治疗及时，大多预后良好，若失治误治，易生变证，甚至可导致患儿死亡。中医药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治疗本病具有独特的优势。文章总结任勤教授治疗小儿腹泻病的临证经验，认为脾虚是发病的主要原因，湿浊内生是本病的关键环节，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强调健脾除湿，将本病分为5种证型，即风寒证、湿热证、食滞证、脾虚湿盛证、脾肾两虚证，除辨证治疗外，还应注意患儿的饮食、护理以固疗效。

【关键词】 小儿腹泻病;辨证论治;任勤教授;经验

Professor Renqin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Infantile Diarrhoeal Diseases

XU Shasha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 and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zhengzhou childrens hospita， Zhengzhou 450000，China

腹泻病是一组由多病原、多因素引起的疾病，以大便次数增多和性状改变为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征[1]。若治疗及时，大多预后良好，若失治误治，易引发脱水以及呼吸道感染等并发症，导致腹泻迁延难愈，患儿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严重者可导致死亡[2]。西医以防治脱水、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失调为主要治疗手段，对急重症腹泻有快速的缓解作用，而中医通过整体及辨证的思维方式，对轻中度腹泻、迁延性腹泻、慢性腹泻，比西医更具有优势[3]。任勤教授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指导老师，笔者有幸跟随任师学习，受益匪浅，现将导师诊治小儿腹泻病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任勤教授认为小儿腹泻病的发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小儿脏腑柔弱，形气未充，脾胃之体成而未全，脾胃之气全而未壮，御邪能力差，若感受外邪、伤于乳食、寒温失调等，极易出现腹泻。主要病变部位在于脾胃，久病可累及肾脏。生理情况下，脾主运化，主升清，喜燥恶湿，胃主受纳，主通降，喜润恶燥，二者纳运相得、升降相因、燥湿相济，共同维持身体平衡。若脾胃受病，脾虚运化失常，胃弱腐熟无能，水谷不化，精微不布，湿浊不分，合污而下，而致泄泻。腹泻病的病机为胃主腐熟水谷以及脾主运化水湿、水谷精微的功能受损[5]，顾护脾胃亦是历代孟河医家的用药思路[4]。

2 临证经验

引起小儿腹泻病的病因颇多，《幼幼集成-泄泻论治》指出：“泄泻有五：寒、熱、虚、实、食积也。”任勤教授认为小儿腹泻病应首辨虚实，实证再辨寒热，虚证再进行脏腑辨证。在临床治疗中，将小儿腹泻病分为5种证型，即风寒证、湿热证、食滞证、脾虚湿盛证、脾肾两虚证。彭超群等[6]运用Meta 分析，对1278例小儿腹泻病的中医证型构成分析，结果显示湿热泻、伤食泻多见，两种证型总占比为75.4%，若迁延日久，脾虚泻也较常见。任勤教授善读经典，认同朱丹溪《幼科全书》所说“凡泄泻皆属湿”，且考虑到小儿脏腑娇嫩，脾常不足，因此将健脾除湿列为小儿腹泻病的基本治则。

2.1 风寒证 风为百病之长，风邪袭人致病最多，且常与它邪合而伤人，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冷暖不知自调，易感寒邪，寒性凝滞、收引，而致气机不畅，运化失司，湿浊中阻，升降失常，而生泄泻。本证以大便清稀、夹有泡沫、肠鸣腹痛为辨证要点，可伴有恶寒、发热、流清涕、舌淡、苔薄白等风寒外袭之象，治以疏风散寒、化湿和中，方用藿香正气散加减。藿香其性辛、微温，辛散发表而不峻烈，微温化湿而不燥热，且辛能行气，香能通气，以除因湿而致脾胃气滞之状;半夏、白术、茯苓、陈皮、大腹皮、厚朴专为除湿而设，其中半夏、陈皮理气燥湿，厚朴、大腹皮行气化湿，白术、茯苓健脾除湿;桔梗、紫苏、白芷疏风宣肺，散风寒以祛在表之邪;生姜、大枣调和营卫。若表邪偏重，恶寒无汗加麻黄，恶寒有汗加桂枝;若气滞腹痛显著者，加木香、芍药。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藿香正气散具有改善胃肠动力、增强肠粘膜保护力及改善水、电解质及代谢紊乱的作用[7]。

2.2 湿热证 脾与长夏相应，夏秋交替之际，多湿多热，湿热相合，易伤阳气，阻滞气机，感受湿热之邪，如油裹面，胶着难解，病势缠绵，难以速愈[8]。湿热证多表现为暴泻、次频、量多，湿重者呈稀水样便，热重者呈蛋花汤样便，可伴发热、溲赤、汗出、舌红、苔黄腻、脉滑数等湿热之象。因热中有湿，湿中有热，故清热、利湿并用，不能单纯清热或燥湿，治以清热利湿止泻，自拟清热除湿方加减，由葛根、黄芩、黄连、茯苓、大腹皮、桑白皮、甘草组成。葛根性辛、凉，主入脾胃经，辛性升发，凉能清热，鼓舞阳气，正气上升，津液布行，以达升阳止泻之功，为止泻要药;黄芩、黄连性苦寒，功善清热解毒，燥湿止泻，以祛脾胃大肠湿热;茯苓其性甘淡平，淡能渗，甘能补，药性平，利水不伤正;大腹皮宣肺利水;桑白皮泻肺以利水;甘草以调和诸药。热重者加淡豆豉、栀子;湿重者加苍术、厚朴;兼呕吐者，加藿香、豆蔻;兼纳差者，加炒三仙。

2.3 食滞证 马莳《素问注证发微》云：“脾胃属土，纳受运化，乃仓廪之官。”《素问·痹论》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小儿脾常不足，若调护失宜、饮食不当，损伤脾胃，而致传导失司，升降失调，水谷停滞，而生食滞证，本证多有伤于饮食的病史，以便中夹杂有不消化食物、气味酸臭、脘腹胀满、泻后痛减为辨证要点，方用保和丸加减。其中山楂酸、甘、微温，善消油腻肉食积滞，加以莱菔子、神曲，加强消食化积之功，食积易致气滞、生湿、化热，故予陈皮理气，半夏燥湿，连翘清热，诸药合用，使食积得消，气机得顺，湿浊得祛，热邪得除。《丹溪心法》指出保和丸可治一切食积，现常用于急慢性胃炎、急慢性肠炎、消化不良、婴幼儿腹泻等属食积内停者[9]。

2.4 脾虚湿盛证 小儿先天不足，后天失于调养，或久病迁延，脾胃虚弱，升降失司，无以运化水谷，日久则水湿停聚，湿浊不化，以致清阳下陷[10]，水反为湿，谷反为滞，失于泌别清浊，合污而下，而生泄泻，本证以大便稀溏、食后作泻为辨证要点，可伴有神疲乏力、面色萎黄、身体消瘦、舌淡、苔白、脉缓弱等脾虚之象，治以健脾除湿止泻，方用自拟培土除湿方加减，本方由参苓白术散化裁而来。主要成分为党参、白术、黄芪、陈皮、藿香、木香、茯苓、甘草等。《本草正义》指出“党参力补脾养胃，腱运中气，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湿”，其性甘平，为滋补脾胃，平补和缓之剂;白术、黄芪二者均为益气健脾要药;藿香芳香化湿，木香行气化湿，茯苓利水渗湿;甘草用以调和诸药。景筱颖[11]将搜集的90例腹泻患儿，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各45例，对照组予乳酸菌素片，实验组予双歧杆菌联合参苓白术散，对两组的主要症状缓解时间、神经肽Y、血管活性肽、有效率等进行比较，证实参苓白术散治疗腹泻病方面疗效显著。

2.5 脾肾两虚证 《育婴家秘·五脏证治总论》中记载小儿有“脾常不足，肾常虚”的生理特点。《素问·逆调论》称“肾者水脏，主津液”。《内经·病机十九条》中提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医方集解》曰：“久泻皆由命门火衰，不能专责脾胃。”泄泻常责之于脾，日久脾病及肾，可致脾肾阳虚，脾肾受损，津液代谢失常，水谷不化，并走肠间，而致泄泻，以大便完谷不化为辨证要点，可伴有乏力、面色苍白、舌淡、苔白、脉细弱等脾肾阳虚之象，治以补脾益肾、固涩止泻，方用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加减。常用药：党参、白术、茯苓、甘草、补骨脂、吴茱萸、肉豆蔻、五味子。党参、白术、茯苓三者相合，益气健脾渗湿，小儿脏腑柔弱，脾常不足，久泻易耗气伤津，甚至津液耗脱，故需加酸收固涩之品，以达标本兼治[12]。补骨脂其性辛苦温，主归脾、肾经，善壮肾阳暖脾土以止泻;吴茱萸辛热，温脾益肾，助阳止泻;五味子酸涩收敛;肉豆蔻暖脾土，固大肠而止泻。张敏珍[3]将搜集的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9 例，对照组单用西医常规治疗，观察组予健脾补肾固摄汤联合常规西医治疗，对两组的疗效、腹泻频率、腹泻持续时间进行比较，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腹泻病更具优势[13]。

3 验案举隅

患儿张某，男，4岁，初诊时间：2018年6月3日，以“大便次数增多1月”为代主诉就诊。初诊：患儿1月余前罹患肺炎，在当地医院用抗生素治疗1周，肺炎临床治愈，但大便次数增多，呈稀糊样便或稀水样便，5～7次/日，多于喂奶后发生，伴有乏力，自行口服微生态制剂效果差。为求进一步治疗，遂来诊。查体：精神反应欠佳，面色萎黄，口唇色淡，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啰音，腹稍胀，肠鸣音活跃，舌淡、苔白腻、脉细弱、指纹淡。辅助检查：粪便常规未见红、白细胞，粪便轮状病毒检测阴性，腹部彩超及胃肠镜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西医诊断：小儿腹泻病;中医诊断：泄泻，证属脾虚湿盛;治以健脾除湿之法，自拟培土除湿方加减。处方：党参10 g，白术10 g，黄芪10 g，陈皮10 g，藿香3 g，砂仁10 g，茯苓6 g，甘草3 g。4劑，日1剂，水煎服。嘱避风寒、清淡饮食。

二诊（2018年6月7日）：患儿大便2～4次/日，呈稀糊样便，自汗、盗汗明显，加浮小麦、麦冬。

三诊（2018年6月10日）：患者大便2～3次/日，质地正常，汗出及活动正常，予3剂巩固治疗，后患儿大便恢复如常。

按语：此案诊断为小儿腹泻，辨证为脾虚湿盛证，该患儿年龄小，病程长，腹泻前期有肺部感染史及使用抗生素病史，久病则虚，且小儿脾常不足，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和津液，主升清，若患儿脾胃虚弱，运化失常，升清无力，水谷不化，湿浊内生，清浊不分，而致泄泻，脾主四肢，开窍于口，脾虚则气血生化乏源，四肢及口唇不得濡养，故见四肢乏力、口唇色淡，舌淡、苔白腻、脉细弱、指纹淡，皆为脾虚湿盛之象。方中党参、白术、茯苓三者益气健脾，共为君药;配伍陈皮理气化湿，茯苓利水渗湿，以祛内生湿浊，为臣药;藿香芳香化湿，木香行气除湿，为佐药;甘草健脾和中，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健脾气，除湿浊，补中气，专治脾虚湿盛证，久病易耗气伤阴，故二诊时患儿自汗、盗汗明显，予浮小麦固表止汗，麦冬养阴生津。《小儿病源方论·养子真诀·养子调摄》曰：“养子若要无病，在乎摄养调和。吃热、吃软、吃少，则不病;吃冷、吃硬、吃多，则生病。”生病期间更应重视饮食调摄，不易消化的食物，生冷、刺激食物，都应避免食用。小儿脏腑柔弱，冷暖不知自调，家长应注意保暖护理，避免复感外邪。

4 小结

《内经》称腹泻为“鹜溏”“飧泄”“濡泄”“洞泄”“注下”等，并对本病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因于露风，乃生寒热，……乃为洞泄”“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湿盛则濡泻”，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下为飧泄”，“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指出感受风、寒、湿、热，伤食，脾虚等均可引起腹泻。《医宗必读·泄泻》提出了治泄九法，即淡渗、升提、清凉、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固涩。祖国医学博大精深，治疗小儿腹泻病的方法多样，中药口服、推拿、灌肠、泡脚、贴服、针灸和中药提取物静滴等[14]。任勤教授认为小儿腹泻病的发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责之于脏腑娇嫩，外因责之于感受外邪、伤于乳食、寒温失调等，脾虚是发病的主要原因，湿浊内生是本病的关键环节，临床治疗中健脾、化湿合用，随证加减，可获良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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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新辉，吴飒.中医药治疗小儿腹泻病的研究进展[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7，26（6）：46-51.

（收稿日期：2019-08-26 编辑：陶希睿）

作者：徐沙沙

渗利湿法治泄泻研究论文 篇2：

中医药治疗小儿腹泻的研究进展

【摘要】小儿腹泻是中医儿科临床中的常见病，中医药疗法对其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为了解目前中医药治疗小儿腹泻的临床研究进展，笔者从中医关于本病的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及其治疗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为临床服务。

【关键词】小儿腹泻；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

小儿腹泻一般指大便次数增多，粪质稀薄或泻下如水样为主症的一种小儿常见病[1]，以6个月至2岁婴幼儿发病率最高且多为功能性腹泻。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尤其在夏季和秋季时发病率相对较高，不同季节发病，其证候表现不同。此病属中医学“泄泻”的范畴。由于腹泻是儿科临床常见的一个症状，并非独立的病名，且导致小儿腹泻的致病因素颇多[2]，患儿病情也较复杂，许多疾病都可引起小儿腹泻的发生。治疗方面主要是运用中医辨证施治，并配合针灸、按摩、外治法等多种方法，取得良好疗效。笔者拟将中医药对小儿腹泻病的有关认识及近年来诊治该病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病因病机

中医学中有关泄泻的病因病机早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已有记载“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湿胜则濡泄”，指出泄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黎炳南认为泄泻好发于秋季、尤其秋冬之间的小儿腹泻，与秋冬之间寒邪渐生，早晚凉热多变的季节变化不无关系[3]。因湿与脾土同类相召，故湿邪内伤，首犯脾胃，故《幼科方书》云：“泄泻不离乎湿。”。《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就曾提出“小儿肠胃嫩弱，因解脱逢风冷乳食不消而变生吐利也”，进一步说明小儿腹泻与其脾胃虚弱有关[4]。赵琼等[5]认为，小儿腹泻的病因包括外感六淫、食积损伤气阴、暑热耗气伤阴、久泻气阴两虚、妄投温燥等。张涤[6]发现小儿腹泻的原因多为抗生素等药物的使用不当所导致，认为抗生素等药物多为苦寒泻火之品，易耗损脾阳，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水谷不化，停聚生湿，下趋大肠而为泄泻。因此，小儿腹泻的病因以感受外邪、内伤乳食、脾胃虚弱及脾肾阳虚、失治误治为主。

无论由何种病因所致，小儿腹泻的病变部位在脾胃，病机为脾胃运化失常，清浊相干，并走大肠。因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脾常不足，运化力弱，若脾胃受损，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精化之气，不能输化，致合污下降而泻利，故《幼幼集成》云：“夫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张士卿[7]亦认为小儿腹泻日久不愈，不外乎与脾虚、湿邪有关，当以脾虚为本，湿邪为标。“湿”的产生不论因于寒或因于热，只要人体内有“湿胜”的情况，在临床上就出现腹泻症状。

2辨证分型

临床上通常将本病分为五型，即风寒外束、乳食内伤、湿热内蕴、脾虚失运、脾肾阳虚。《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吐泻论》以病因不同将泄泻分为“冷泻”、“热泻”、“冷热泻”、“惊泻”等，《医宗金鉴·幼科杂病心法要诀》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伤乳停食、脾虚中寒两型。刘兴虎[8]认为可将小儿腹泻分为急性腹泻（暴泻）和慢性腹泻（久泻）两种类型。急性腹泻包括风寒腹泻、暑湿腹泻、寒湿腹泻；慢性腹泻包括脾虚腹泻、脾肾阳虚腹泻。郝桂宏[9]将腹泻患儿予以辩证分型治疗，分为脾虚泄、湿热泄、风寒泄、伤食泄。赵坤[10]认为“湿饮”贯穿小儿秋季腹泻发病的始终，故从“湿”治泄为基本原则，并辨虚实寒热将秋季腹泻常症分为寒湿泄、湿热泄、伤食泄、脾胃虚弱型四大类。

3治疗

31一般治疗对于小儿腹泻必须减少食量或禁食，代以米汤、淡糖盐水，尽量减轻胃肠负担。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失衡患儿要采用液体疗法：对于腹泻脱水的预防，及轻度、中度脱水，可给予口服补液盐治疗；中度以上脱水或吐泻重或腹胀的患儿应当静脉补液，及早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失衡。此外还需进一步对症治疗，如抗病毒、纠正肠道菌群失调、保护肠黏膜等治疗。另外，对于小儿高发的秋季腹泻，可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加以预防。

32内服中药临床中，多数患儿在经西药治疗后腹泻仍反复发作，经久难愈。而应用内服中药治疗小儿腹泻时，除西医液体疗法外，不用其他任何西药治疗就能收到很好的疗效。有医家根据患儿腹泻证型，将内服中药治疗分为清热利湿法、消导代积法、温肾补脾法、扶正固涩法[11]。如王俊花[12]将胃苓汤（五苓散和平胃散组成：以苍术、厚朴、陈皮、甘草、茯苓、猪苓、泽泻、白术、桂枝为基本方。）加减共治疗小儿腹泻176例，其中痊愈96例，占545%；有效67例，占381%；总体有效率926%。程国珍[13]以黄芪建中汤（黄芪5～12g，炒麦芽、大枣、苍术各6～10g，茯苓6～ 8g，桂枝、白芍、党参、白术、葛根各5～8g，炙甘草6g，槟榔3～6g，木香2～6g）加减治疗小儿腹泻，全方通过温中补虚、温建中阳而和阴、和里缓急、行气止痛、健脾渗湿而止泄。结果59例患儿显效45例，有效10例，总有效率为932%。李清[14]运用加味葛根芩连汤（葛根6g，黄芩6g，黄连5g，炙甘草45g；腹胀加厚朴6g，木香6g；呕吐加竹茹6g，橘皮45g；发热流涕加藿香，柴胡，生石膏；挟滞加山楂9g，神曲9g。）治疗婴幼儿秋季腹泻（湿热泻、热重于湿），52例患儿中显效19例，有效31例，总有效率为9615%。脾胃虚弱、运化无力的患儿，江冬生[15]运用自拟参苓止泻汤给予治疗，全方以益气补中，健脾养胃为主，兼以化湿醒脾止泻，收到较好的临床疗效。

33外治法

331针灸疗法针法是用毫针针刺穴位，疏通经络，扶正祛邪，调节脾胃功能，以达到止泻、消炎、止痛的目的。艾灸具有散寒通络、活血逐痹、回阳固脱、消瘀散结以及防病保健的功效。《本草正》中就记载有“艾叶，能通十二经，善于温中逐冷，行血中之气，气中之滞”的作用。闫文武[16]以中脘、天枢（双侧）、上巨虚（双侧）、足三里（双侧）为主穴治疗50例腹泻患儿，急性腹泻加刺合谷（双侧）、曲池（双侧））；迁延性腹泻加灸关元、脾俞（双侧）、神阙（隔姜片用艾柱灸，每穴五壮）；伴水样便者加刺阴陵泉（双侧）、三阴交（双侧）。与单纯给予口服、静脉输注西药治疗组对比治疗后发现，单纯针灸治疗组的疗效更为显著，总有效率为940%，而单纯西药组的有效率为717%。黄宪红[17]治疗小儿腹泻时，主要以主穴中脘、天枢、足三里为主，以公孙、曲池、内关为配穴，采取快进快出方法进行治疗。结果60例小儿腹泻患者中治愈52例，占87%；有效8例，占13%；无效0例，总有效率为100%，效果显著。陈淑荣[18]在治疗腹泻患儿时采用足三里、阴陵泉、天枢、四缝为主穴，根据中医辨证分为伤食型、脾虚型、寒湿型、湿热型和阳虚型五类，并根据不同分型采用不同针灸手法予以治疗，疗效确切。对于小儿慢性腹泻，灸法的疗效更为显著，如徐秋菊[19]独灸神阙穴，50例患儿痊愈45例，占90%，显效4例，占8%，总有效率为98%。唐英[20]则选取关元、神阙、足三里（双侧），20例患儿治愈17例，好转2例，有效率为950%。

332推拿疗法推拿主要是刺激穴位，帮助疏通经络，从而达到调节人体内部各种气息的功效。和成人相比，小儿具有脏腑娇嫩、穴位敏感的特性。根据辨证分型施以相应的手法治疗，主要选取患儿的特定穴，以增强患儿脾胃的运化及升清降浊的功能，同时促进患儿肠内消化酶和胃酸的分泌，提高酶活力以进一步提高患儿的机体免疫力和消化功能，抵御侵袭，促使患儿迅速恢复脾胃功能[21]。推拿治疗多在手部反射区、腹部及背部穴位处进行操作，同时辨证加减配穴，如陈志伟[22]以健脾利湿为主要治疗原则，以推脾经、推大肠、摩腹、揉龟尾、推七节骨、捏脊为基本方法治疗小儿腹泻34例，显效29例，有效3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41%。柳晓峰[23]将腹泻患儿分为伤食泻、脾虚泻、湿热泻、寒湿泻四种证型，并根据不同证型施以相应手法治疗，疗效显著。刘志新[24]发现患儿多为脾虚型泄泻，故采用健脾和胃、利湿止泻为基本治疗方法。以分手阴阳、补脾经、补大肠、运土入水、推三关、揉足三里、推上七节骨、捏脊为主要治疗手法。结果172例患儿全部治愈。

333穴位贴敷疗法肚脐，穴名神阙，属任脉的一个重要穴位，能起到调节各脏腑生理活动的作用。神阙亦是胎儿出生前从母体获取营养的通道，“总理人体诸经百脉，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膜”。从脐部给药有利于药物归经，药效得以循经直达病所，达到驱除病邪、扶助正气的目的。现代医学认为，脐部皮肤薄弱，更易于药物的穿透与吸收。穴位贴敷克服了小儿不易用药的特点，操作简便，疗效显著，家长患儿均易于接受。刘红[25]将丁桂儿脐贴（主要成分为丁香、肉桂、荜茇）贴敷于患儿神厥穴，因其具有温中健脾，散寒止泻的作用，可明显提高治疗小儿腹泻的作用。苗金娣[26]以吴茱萸研细粉贴敷患儿神阙穴，同时配合捏脊治疗小儿腹泻179例，结果1疗程治愈者97例，占5419%；2疗程治愈者69例，占3855%；3疗程治愈者13例，占726%；经治疗后患儿全部治愈。

334穴位注射临床应用穴位注射治疗小儿腹泻多采用山莨菪碱、维生素B1、维生素K1等药物注射于足三里穴。如齐文辉[27]在综合治疗（助消化、抗感染、补液）的基础上给予山莨菪碱双侧足三里穴封，每日1次，共治疗132例，显效82例，有效46例，总有效率97%。左军[28]在常规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等综合治疗基础上，加上维生素K1 5～10mg/d于双侧足三里穴交替作穴位注射，每日1次。共治疗35例患儿，其中显效21例，有效10例，总有效率达912%。

335其他外治方法此外，还有一些外治疗法用于小儿腹泻的治疗亦能收到良好的临床疗效，诸如中药浴足疗法、中药灌肠、足部反射区按摩疗法、壮医药线点灸、刺血、拔罐、刮痧等疗法[29，30]。杨士珍等[31]运用地锦草合剂足浴治疗小儿夏季腹泻60例，4d治愈率417%，7d治愈率933%，疗效优于单纯西医对症治疗。吕菊等[32]取胃俞、脾俞、大肠俞、足三里、中脘、天枢、内关为主穴辨证加减，以刮痧油为介质，刮至皮下有瘀点瘀斑为度，共治疗30例患儿，总有效率100%。

4小结

小儿腹泻是儿科的常见肠道病、多发病，其发病率仅次于呼吸道感染。患儿腹泻若迁延不愈，直接影响患儿营养吸收及其生长发育，亦是导致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小儿腹泻在临床上病因不同、症状不同，须强调辨证治疗。而从临床证实，中药内服、针灸、推拿、穴位敷贴及注射、中药足浴、刮痧等外冶法对小儿腹泻行之有效，正是符合吴师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的理论。小儿腹泻多责之于脾胃，“湿”邪为盛，内服中药以除湿健脾，外治施术部位亦多是取脾经、胃经、小肠经及任、督二脉的腧穴，从而调动全身的抗病能力，调整脾胃及大小肠的功能。临床须针对不同患者选用相应方法，以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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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818）

作者：赖崇杰

渗利湿法治泄泻研究论文 篇3：

湿热致疫说

关键词 湿热 疫病 病因病机 中医治法 学术探讨

湿热作为致病因子，其在发病学上的重要意义，古人早有论述，如元代医家朱丹溪尝谓：“湿热为患，十之八九”。清代医家叶天士也说：“吾吴湿邪害人最广”。王孟英更对其病邪特性作了精辟的论述：“热得湿则遏而不宣，故愈炽；湿得热则蒸腾而上熏，故愈横”。足见其致病之广，危害之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湿热病在人群中患病率有上升趋势，这显然与全球气候变暖，人们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特别是饮食习惯等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本文着重探讨湿热与疫病发病的关系，希望在疫病防治上能引起人们对其足够重视，进一步发挥中医学在这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1 古人对湿热致疫的论述

疫病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和广泛流行的一类疾病，《黄帝内经》对此早有定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说得更加简明：“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着一家”。由是观之，中医所说的疫病，与现代医学所称的急性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颇相吻合。究其发病，湿热之邪乃是致疫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已被长期临床实践所证实。

夫湿热是由湿与热两邪相合而成，它既可来自外界，又可因机体内在环境失调而成，一般多由“内外相引”(薛生白语)而致人为病。湿热引起疫病，古代文献多有记述。早在《难经》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中“湿温”，自然包括具有湿热性质的疫病。元代朱丹溪将大头瘟的发病原因，归咎于“湿热在高巅之上”。又瘴疠乃疫病之一种(通常多指恶性疟疾)，究其原因，《济阳纲目》引李氏曰：“东南两广，山峻水恶，地湿沤热，如春秋时月，外感山岚瘴雾毒气，发寒热，胸满不食，此毒邪从口鼻入也”。虞抟《医学正传》也说：“岭南闽广等处曰瘴气，盖指山岚雾露烟瘴湿热恶气而名之也”。足见湿热秽恶之邪，是其主要致病因素。最令人玩味的是，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尽管在疫病的病因上极力否定“六淫”和“非时之气”致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戾气”致疫的新观点，但从其当时流行的疫病初起有憎寒发热，头疼身痛，甚或舌苔白如积粉来看，显然与感受湿热秽浊之邪不无关系；再则从吴氏所制订的治疫主方达原饮(槟榔、厚朴、草果仁、知母、芍药、黄芩、甘草)来分析，更是由祛湿清热为主的药物所组成，所以后人将吴氏当时所述的温疫病，归于“湿热疫”的范畴，这是不无道理的。清代医家张石顽尝谓：“时疫之邪，皆从湿土郁蒸而发”。林佩琴《类证治裁》亦有同样论述：“疠邪之来，皆从湿土郁蒸而发，触之成病，其后更相传染”。均明确指出了湿热与疫病发病的密切关系，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叶天士《医效秘传》结合运气学说，对湿热引起疫病更有重要发挥，并制定了治疗湿热疫的经世名方甘露消毒丹(又名普济解疫丹)，其曰：“时毒疠气，必应司天，癸丑太阴湿土气化运行，后天太阳寒水，湿寒合德，夹中运之火，流行气交，阳光不治，疫气乃行，故凡人之脾胃虚者，乃应其疠气，邪从口鼻皮毛而入。病从湿化者，发热，目黄，胸满，丹疹，泄泻，当察其舌色，或淡白，或舌心干焦着，湿邪犹在气分，用甘露消毒丹治之”。据文献记载，雍正癸丑疫气流行，抚吴使者嘱先生(叶天士)制此方，全活甚众，时人比之普济消毒饮。后世用其方治疗瘟黄、疟疾、痢疾、霍乱等病，颇有效验。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派诸大家，对湿热所致的温病(含温疫)亦有不少阐发，如薛氏《湿热条辨》对湿热病的证治堪称条分缕析，颇切实用；吴氏《温病条辨》制订了治疗湿温的三仁汤、加减正气散、黄芩滑石汤、茯苓皮汤等名方，流芳后世；尤其是王氏《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不仅在霍乱病因上提出“臭毒”的新观点(实指湿热秽毒之邪)，而且创制了清热祛湿、辟秽解毒的连朴饮、黄芩定乱汤、燃照汤、蚕矢汤等方治疗本病，获效多多。此外，在疫病预防上，古人也十分重视清热祛湿、辟秽解毒之法，如《济阳纲目》载：“凡疫病初起之时，用藿香正气散煎一大锅，每人服一碗，以防未然”。刘草窗亦谓之曰：“未病之人三五日一服，却疫捷法”。凡此，均为“湿热致疫”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影响深远。

2 现代临床实践认识

联系现代临床实际，由湿热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涉及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细菌性痢疾、伤寒、疟疾、带状疱疹等多个病种^[1]。以流行性感冒为例，其中以恶心、呕吐、泄泻等胃肠道症状为主者，多与感受湿热有关，常以宣化湿热而取效。如毛氏自拟“湿感汤”治疗南方地区感冒(含流感)136例，其组方为藿香10g，防风6～10g，厚朴6～10g，法半夏10g，茯苓15g，苡米仁20g，杏仁10g，桔梗6～10g，白蔻仁6g，淡竹叶10g。治疗结果痊愈133例，无效3例。认为南方地处沿海，气候炎热，易致热蒸湿动，故感冒易夹湿邪。湿感汤是以藿朴夏苓汤及三仁汤化裁而成，能宣上、畅中、渗下，使湿邪得祛，热邪得清而病自愈^[2]。我院已故名医潘澄濂研究员治疗“胃肠型”流感，一般采用芳香化湿法，药用藿香叶、苡仁、半夏、茯苓、佩兰、豆卷、黑山栀等常获良效。对于五六月霉雨季节的流行性感冒，症见中等度发热、肢体倦怠、胸腹痞闷、舌苔白腻或微黄而腻、脉濡细者，潘氏常仿达原饮，药用厚朴、槟榔、藿香、黄芩、知母等随证加减治疗，不出三四日即可使热解病却^[3]。又如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认为其病因多系感受暑湿疫毒之邪。盖夏秋季节，天暑地湿，湿热蒸腾，人在气交之中，体怯者着而为病。小儿由于气血未充，脏腑娇嫩，故发病率较高。已故名医蒲辅周针对本病常暑热夹湿为患，提出了“通阳利湿法”作为治疗本病的重要方法，临床上对辨证为湿热并盛者选用杏仁滑石汤、加减正气散出入；热胜于湿者选用三石汤；湿胜于热者选用三仁汤、薏苡竹叶散加减^[4]。笔者曾于上世纪60年代参加“乙脑”的临床研究，深感湿热与本病的发病有很大关系，课题组制订了“渗湿汤”(藿香、郁金各6g，石菖蒲、青蒿各3g)与白虎汤、清营汤等方随证加减，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再如流行性出血热，其发病有地域性，多发生于低洼潮湿、杂草丛生的地带，显然湿热疫毒是其重要的致病因子。靳氏等用清热解毒祛湿法治疗本病80例，分毒邪在气营和毒热夹湿两型，前者采用清热解毒、凉血活血、佐以利湿法，方用清热解毒汤(板蓝根50g，金银花30g，生石膏60g，知母15g,生大黄6g，丹参30g，生甘草10g，玄参30g，白茅根60g)日服1～2剂；后者治以清热化湿、解毒活血法，方用甘露消毒丹加板蓝根、丹参。治疗结果78例痊愈，2例死亡，平均住院15天^[5]。这些，充分说明湿热在疫病发病学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清热祛湿解毒等法在疫病治疗上的重要价值。

尤值得一提的是，对近年出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人禽流感疫情，根据其临床表现，不少医家认为其发病与湿热密切相关。如邓铁涛氏以广东省中医院对112例SARS患者的临床观察和初步总结为依据，认为本病是由戾气、湿、瘀、毒、虚所致，病机以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并易耗气夹瘀，甚则内闭喘脱为特点，系春温病伏湿之证，属于湿热疫病的范畴^[6]。孙氏综述了有关文献，认为SARS应分期论治，临床可分早期、中期、极期和恢复期，而湿热阻遏、湿热蕴毒、湿热壅肺、湿毒未尽分别是各期的重要病机之一，可见湿热之邪，在病程中一以贯之；在治疗上可随证选用三仁汤、甘露消毒丹、蒿芩清胆汤、李氏清暑益气汤等方^[7]。中医对人禽流感的病因，认为其与湿热也有一定关系。卫生部出台的《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修订版)将清热祛湿类方药作为本病的治疗方法之一，可随证选用藿香正气丸(或胶囊)、葛根芩连微丸等。

3 结语

最后须强调指出的是，既往在新药研制开发上，对治疗湿热病证一类方药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诸如达原饮、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甘露消毒丹、茯苓皮汤等传世名方，尚有待进一步研制开发(包括剂型改革)，这无疑是防治疫病上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重要内容，应该引起医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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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系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中医药专家）

作者：盛增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