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杀的心理学分析论文

2022-04-29

[摘要]文章通过对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和分析，结合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提出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1．问题的引出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人类对于自身的健康都十分重视。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大学生自杀的心理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学生自杀的心理学分析论文篇1：

自我剖析的强有力武器

摘要：在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卡伦·霍妮所提出的自我分析理论及其实现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在国内神经症人群中开展自我分析的迫切性。以作者本人的案例为辅助，阐明了自我分析实现的可能性、目标、步骤以及操作手法，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了自我分析的整体轮廓。

关键词：自我分析；精神分析；霍妮

一、自我分析课题的提出

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派已然在风雨中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它的降生、发展、衰退直至新近的复兴都掺杂着世人数不清的赞誉和诟病。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也在历史的演变中被其弟子及其支持者们修正和改进，甚至是重新定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他首创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经过了百年时光的淘洗，却仍旧在临床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作用。新一代精神分析师们可能会不满于弗洛伊德生物学的理论定位及其颇为悲观的哲学前提，但却基本上不会置疑那一系列由督导分析师所传授的自由联想，梦境分析，移情分析以及解译技术，由此足以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是探索无意识领域的强有力工具。那么，将这些强有力的工具用于患者的自我分析，自我认识，结果会怎样?这是半个世纪前杰出的女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代表人物霍妮提出的重大课题，而她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将由专业人员操作的精神分析技术应用到病人的自我分析中去的伟大开拓者。然而，此课题的提出在当时并未得到正统精神分析学界的应有重视和响应，相反，甚至还为很多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师全然否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霍妮认为“它们最终归结于一种怀疑，即(精神分析师们)不相信患者本人的激励，强烈得足以凭其本身来克服遍布在自我认识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患者的这种自我激励是否存在，却是自我分析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皆是否认在人类身上存有自我发展的激励作用的。这与弗洛伊德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假设有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

自我分析未得到学界重视的另一原因可能牵扯到了更多世俗因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霍妮的《自我分析》一书出版于1942年，那么其思想酝酿及其自我分析案例采集阶段必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而正是在这段敏感时期(1941年)，她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会的同事们发生龃龉，并最终以被罢免职业精神分析师资格而告终。如果我们以弗洛伊德机械因果观看待这个“巧合”，恐怕个中缘由还是有一说的：若神经症在很大程度上可通过自我分析得到改善和治愈，那么这项技术一旦推广开来，毋庸置疑，精神分析行业的收入则必将会降低，长此以往，甚至会对该行业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这也可能是直到今天，自我分析仍被正统精神分析界所不齿(自霍妮以后几乎无人倡议)的潜在原因。

二、自我分析实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1　理论上的争辩

在霍妮看来，人类天生具有使自身潜能得以全面自由发展的愿望，而该愿望产生的激励作用，正是自我分析得以开展和维持的基本前提。她说：“我似乎认为，发展自身潜力的愿望，属于那些不受进一步分析的追求之列。”“自我分析的可行性，随它(激励)的强度而定。”如果否定了人们身上的这种自我发展愿望，就等于是在理论上剥夺了自我分析的可行性。而对人类这一愿望所抱持的看法，正是霍妮与弗洛伊德在人性观上的最明显的区别之一。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本能心理学家，是否定甚至嘲笑人具有自我发展愿望的，他将这种言论斥为空想唯心主义。他认为，自我(ego)是在强大的本能内驱力、外部世界和抑制性良心的重重包围中生存下来的弱势力量，其孱弱的理性能量即使是调和本能欲望和文明之间的矛盾都无可能，更不消说去整合人格，发展潜能了。况且，相对于自我发展的愿望，弗洛伊德在晚期更看重的是破坏性的“回归到无机物”的本能，即死亡本能，并明确表示人是为了毁灭而生存的。应该说，弗洛伊德的整个人性观中都弥散着悲观病态的色彩。

而霍妮对于人性的看法则要乐观得多，她坚信人生而具有建设性的整合力量，以促使他们在最大程度上发展自身之官能，发挥自身之潜力。这种愿望和力量，正是人类积极求变的动因，也正是他们分析自己，认识自己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是两种人性观的交锋，弗洛伊德否定人的发展愿望，因此也从未提出过自我分析的倡议，而是把精神分析比作“精密的外科手术”束之于专业分析师的高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在《释梦》一书中确实做了大量深刻的自我分析，如果他不相信其自身发展愿望的强大力量，不相信自我分析的可行性，那又何必亲身践行呢?因此，他“至少含蓄地承认，自我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

2　实施自我分析的危险性

上文业已提到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比作精密的外科手术，我想光这一论断就几乎把所有对精神分析技术不了解或不甚熟稔的人给吓跑了。那么实际情况如何?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自我分析可能产生的各种危险进行梳理，因为它也是决定自我分析是否可行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掌握了基本的精神分析技术(如自由联想，阻抗分析，梦境分析等等)，并阅读了霍妮所提供的较为系统的自我分析案例以后，笔者本人进行了历时半年的自我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洞察定期反馈给瑞典临床心理学家约翰·罗兰博士，以期得到更加全面而整合的分析意见。虽然分析过程并未完结，而且洞察还存在有不全面，较为孤立的缺点，但通过亲身体验，笔者可以进行如下总结：自我分析过程中的短期伤害和即时痛苦是无可避免的。即便是在正规的精神分析情境下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不同的是在一对一情况下，是分析师的面质和解译给患者带来痛苦；而在自我分析中，则完全是由自己的洞察和领悟造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我分析者本人比分析师对自己痛苦和弱点更为敏感，因此他们也比分析师更有能力将短期痛苦降到最低点(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至于长期危害，霍妮通过整理自己经手的大量自我分析案例，总结到：“这样的(长期的)危险极其罕见，可以忽略不计。”她认为不会造成长期伤害的原因有二：真相不仅具有烦扰人的一面，而且也具有解放性。这也是笔者在以自身的案例研究中感触颇为深刻的一点，越使自己感到痛苦的洞察，触及到的被压抑层面就越深，其解放人格的力量也就越大(当然还要和其他洞察相结合)。短期的痛苦过后，是精神上凤凰涅槃式的解脱。即使某个真相十分吓人，发现它也总比让它在潜意识里运作要安全得多。

三、自我分析在我国社会现实下的意义

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经济体制全方位改革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繁荣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连续增长。但是，同样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些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下岗工人家庭暴力发生频率居高不下，大学生因就业问题或心理

问题而自杀自戕的事件逐年递增，中学生因升学压力而产生抑郁和焦虑……全国5000万神经症人口这一事实无情地摆在面前，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些在经济繁荣之下日益突显出来的社会及心理问题呢?

霍妮，作为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转型时期(大萧条时期及其后来的罗斯福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见证人，集社会学家之大气和精神分析学家的敏感于一身，深刻地把握住了社会结构与神经症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一个特定的文化频频发生神经症和精神病，这实在是表明人们的生活环境出了差错。它说明，这个文化环境产生的精神困难超出了个人的平常应付能力。”她的这一论断其实并不难以理解：一些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在其文化体系中蕴含着更多的对立价值，这也就意味着更多文化矛盾的存在，而后者则正是“滋生神经症的肥沃土壤”。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例，那些在平均主义价值观中浸泡了数十年的下岗职工如何能接受他人一夜暴富的事实?那些认为同志间的友爱和团结高于一切的人们怎能横下心在竞争的社会中使尽浑身解数让他人出局?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读过一点存在主义的小青年们，又如何不矛盾和苦闷于社会中残留的集体主义味道?“我们文化中内在地固有一定的典型困扰，这些困扰本身作为冲突反应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日积月累就可能会导致神经症的形成。”那么，紧接着我们不禁要问：面对在国民中丑益突显出的心理问题，我国现有的心理学资源是否足以应对呢?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比数据更有说服力，而数据在对比中则更有力量：我国心理学会的注册会员约为4000人，反观美国则共有会员16万。由于起步晚，我国已拿到劳动部所颁发执业证书的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仅有5000余人，这5000多从业人员要面对的是中国5000万的庞大神经症人口。而美国现有的咨询师和治疗师人数则是我国的60倍，达到了30万人之多。

我国基本上没有正规的精神分析师，只有约200人接受过为期三年的精神分析临床培训，有超过50个小时被督导和4个小时的自我体验经历。但即使是这些学员的条件也远远达不到IPA(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所规定的要求。正规的精神分析培训最少为期四年，起码要接受500个小时的督导；培训期间还要花上一年时间观察母婴互动，观察生命第一年的成长情况；自己接手的第一个病人治疗时间一周五次，至少维持两年，而第二个病人(至少维持一年)必须不能与第一个是同性……以此观之，虽然形势逼人，而我国的心理学资源却面临着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足以应对的窘境。那么，神经症患者的路在何方?答案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复杂：它有可能就在脚下，甚至就在你自己身上。在霍妮所处的时代，也存在着因心理学资源匮乏，而不足以应对神经症患者需求的情况，这也是她为何倡议大众进行自我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神经症患者与其在痛苦与恶性的反复中忍受折磨，还不如拿起心理学的武器大胆地剖析自己。

四、自我分析的实现：目标、步骤及技术

1　自我分析的目标

一个行动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行动方式，所以在讨论自我分析如何实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行介绍一下自我分析的目标。霍妮认为整个分析的最终目标乃是“使一个人免于内在束缚，使他的最佳潜力得到自由发展”。如果采用格拉盟对于心理治疗和咨询目标的分类，霍妮的这一治疗目标应属于较为典型的“人格成长目标”，其主旨在于促进患者人格的成长，以发展其真实自我所具有的潜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心理治疗和咨询中，人格成长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次级目标的获得，而霍妮所认定的次级目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总结起来应该是：辨认出分析者自身的各种神经症倾向并对之产生情绪上的洞察，进而促成他对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霍妮认为行为会随着人格内部的改变而自然地改变，所以一次成功的分析完成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行为的大规模矫正。

在刚刚论述的次级目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霍妮整个神经症理论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关键词——“神经症倾向”。何为神经症倾向?为什么自我分析的目标就是辨认出并在情感上洞察它们?这是在我们开始自我分析之前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否则自我分析就会沦为空洞且迷失方向的内省。所谓神经症倾向，是指神经症患者在特定的气质和环境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发展起来的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性手段或生活方式，它们基本上是潜意识的。霍妮认为，追求安全和规避焦虑是人们发展出神经症倾向的根本原因。儿童在生命的早期，由于和父母的人际关系失调(被嘲笑、讽刺、拒斥等等)，产生了严重的焦虑，不幸的是，如果这种不利的家庭环境持续下去的话，儿童会将焦虑泛化到整个世界中去，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不可靠和满怀敌意的。为了平镇及缓解这种噬人的焦虑，儿童会发展出特定而僵化的生存策略：如拒他人于千里之外；或者盲目服从他人，盲目追求他人的爱；又或者攻击他人以保护自己。而这些应对手段则正是神经症倾向的基础。由此可见，神经症倾向是一些被不利条件强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为了对抗基本焦虑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强迫性的病态驱动力量。并且如果缺乏强力的抵制因素的话，“这些倾向不仅会持续，而且最终会更强烈地支配患者的整个人格。”…在《自我分析》一书中，霍妮区分出了10种神经症倾向(后来被她本人总结为三种：趋众、逆众及超然)，自我分析的目标就是辨认出这些倾向，并找到它们之间互相冲突和互相强化的关系，进而了解自己的整个人格。由此可见，光是孤立地洞察某一神经症倾向还是不够的，体悟到某一倾向与人格中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其他神经症倾向之间的联系，才是分析成功的关键。

2　自我分析的实施步骤

在厘清了分析的目标以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自我分析的步骤。每一个分析疗程的操作都应经历三个步骤：辨认出一种神经症倾向；查出其根源、表现及后果；找出这一倾向与人格其他部分，尤其是与其他神经症倾向之间的相互联系。每个操作步骤都具有其特定的治疗价值。第一步，即辨认出某神经症倾向，有时其本身就可能治愈一例轻微的神经症。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辨认会使患者产生希望，驱除笼罩于他身上的彷徨无助感，从而产生初步的求变愿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求变的热情通常不能维系长久，原因是我们并非不想改变各种神经症倾向，而是不想放弃这些倾向背后所代表的主观价值，这些价值是我们在儿时的长期不幸环境中，氤氲化生的畸形防御，是我们应对自身焦虑和周围环境的生存策略甚至是救命稻草，如此“珍贵”的东西怎可能一朝倾覆?第二步，即查出某一神经症倾向的根源、表现及后果的重要性马上就凸显出来：“第二个步骤的治疗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增强患者征服障碍性驱力的意愿……使他产生严肃斗争的明确无误的决心。”第三步，即辨认和了解不同神经症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治疗意义在于：“它能解除各种神经症之间运作的恶性循环，即消除这些倾向之间的互相强化

和互相冲突。”在这里霍妮所强调的是看清楚整个神经症人格结构对于自我分析的重要性。只有了解到各种倾向之间的恶性运作，才能解释和矫治明显的外部症状(如焦虑、恐惧、工作抑制、性功能失调等等)。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不一定要照本宣科地依次采取这三个步骤，交互重叠的现象是允许的，因为“每一例分析都必须在较大程度上形成其本身处理问题的一系列步骤。由此我们可窥见霍妮所倡导的自发精神之一斑。

3　自我分析的操作技术

由弗洛伊德所创，并得到后人补充和完善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已被证明是探究人类潜意识领域的强有力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迷信技术，要知道全程陪伴着我们的、最可靠的朋友，乃是那努力优化自己发展自己的建设性意志，它所散发的人性温情，是任何技术都难以比拟的。

自我分析和专业人员操作的分析一样，都是从自由联想开始的。不同的是，在一般治疗情境下是患者进行联想，分析师记录；而在自我分析情境中，联想和记录的工作都得由分析者一人完成。分析者可采用简化的助记词来表达在当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切东西，无论它们多么琐碎，离题，不连贯，不合理以及不得体。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自由联想过程都应该是理性退居幕后的过程，所以在进行联想时，切忌推理，也不要按照传统的或自己设立的标准来描述，因为自发，诚实乃是这一过程之精髓。梦的分析在自我分析过程中同样也具有揭示作用。弗洛伊德就曾说过，梦是通向无意识世界的康庄大道，然而霍妮补充到“如果对它(梦)周围的领地不具备充分的认识的话，这也是一条极易迷失的路”。那么如何才能在释梦的道路上尽可能地避免迷失呢?霍妮就此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不要把梦境看成是静止的图画，而要知道它们是种种动态趋势的表达。梦就像一个孩子，用一些荒谬而扭曲的图像及情节试图解决我们日常生活的困难，而分析者要做的是理清掩藏在这些图像和情节之后的动态需要。第二，要理解一个梦，就要将这个梦与引发它的实际刺激因素联系起来。相信这条原则，可以把我们从释梦的神秘主义云雾中引领至更为知性的理解中去。

我国已故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曾指出，潜意识之所以能被意识照亮，“不是一个表现或呈现与被观察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意义象征与被理解和被解释的关系。这一关系可表示为：潜意识——意义象征——释意——为意识所了解。可见，释义是关键的环节。”在正规的治疗情境下，分析师的理解和释义是两个不同的治疗步骤，各自有各自的操作艺术。而在自我分析中，此二者合二为一。分析者在停止自由联想后，便通过检查笔记开始理解(释义)过程。一般说来，这一过程和自由联想最为鲜明的区别乃是工作方式上的变化，后者是一个完全被动和排斥理性的过程；而前者则需要理性的适当参与，并开始主动出击。总之，这个过程的切入点具有灵活性，必须既接受感情兴趣的引导，也要接受理智的指引。在对自由联想材料的解释过程中，有几个环节是值得引起分析者高度重视的：不要认为只有一长串的联想材料才能说明问题，有时一两句话就能开拓一条理解之路；联想材料中经常反复出现的主题，对理解会有重大帮助；我们可在自己的抵触情绪中发现问题；有些问题在被提出后马上又被我们忽略，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注意和进一步分析；对神经症倾向的理解和洞察，是长期而艰巨的，察觉到一种倾向要深入跟进，以期产生情感上的深刻体验，所以不要期望一次分析会找到一个以上的神经症倾向。

五、结语

霍妮本人其著名的自我分析案例——“克莱尔”案例，就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从该案例中我们发现，“克莱尔”经过数年的自我分析，虽然使自身的主要神经症倾向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和消弭，但依然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女人；而霍妮本人也曾证实了这一点：她一生都在与强迫性的依赖倾向做斗争，从未终止过。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论断：永远不要指望自我分析能够使自己达到“完美的”境界，完美的人格是不存在的，并且对这种人格的过度追求——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神经症倾向。正如罗兰博士所言：“通过自我分析，我们可以学会更好地接受自己，接受真实的自己，甚至接受那些有血有肉的、和我们一同依傍着成长的神经症倾向。那是一杯儿时饮下的童年苦水……只有同情和原宥能够消弭它；追求完美的驱力和诸多憎恨只能是强化它。”虽然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完美的追求，但霍妮对自我分析的研究和阐述，“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对成功的自我探索……做出的最为详尽的探讨。”在国外，正式分析与自我分析相结合的做法，由于大大提高了患者康复的几率，因而被视为“最可能成功的治疗方法”之一。

如果将心理健康从业人员队伍的建设和在神经症人群中开展科学的自我分析结合起来，这对于缓解当前我国心理学资源的紧张局面，无疑将是有所裨益的。要知道，如果科学施行的话，自我分析能够给民众带来的远比“完美”要有意义得多——它剥离神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使用的刻板防御(神经症状倾向)，使之呈现出真实的自我，这是一个能够领悟自身潜力和局限的自我，它知道驱使其前进的不是一条名叫焦虑的巨蟒，也明白生而为人注定要承受的羁绊。

作者：孙　平　孙名之

大学生自杀的心理学分析论文篇2：

高职院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

[摘要]文章通过对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和分析，结合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提出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1．问题的引出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人类对于自身的健康都十分重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健康”这一概念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健康不仅是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在内。我们知道，一个人生理有病，一定会找医生。但是，生理的疾病只是损伤健康，而心理的疾病却危害灵魂，毁灭整个人。正如联合国专家断言：“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带给人们持续而深刻的痛苦。”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死于自杀的有28万多人，自杀未遂数量则是这个数字的8～10倍，也就是说至少每年有200万人有过自杀行为。在15～34岁年龄段中，自杀是首位死因。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来自国内各高等院校的资料也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因心理方面的问题而导致的身心疾病已经成为大学生休学、退学及产生轻生念头的主要原因。北京、江苏、江西、山东、上海等省市一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的跟踪调查表明，大学生中有抑郁、焦虑、社会恐惧、自卑、过分依赖、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数要高于一般的社会青年，这说明大学生是心理障碍高发人群。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对清华大学毕业班学生所做的研究表明，约有60％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而且大部分学生对压力的处理没有信心。这些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已直接影响他们学业的顺利完成。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和深思。下面就是笔者的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2．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和分析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从2003级新生开始，在新生正式上课后的第二周或第三周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本文采用的是2003年的数据。我们用的是“大学生人格问卷”，它主要以大学新生为调查对象，入学时作为心理卫生状况实态调查而使用，是一种心理健康筛选量表。这次调查发出问卷2400份(以无记名方式填写)，收回2009份，回收率为83．29％。根据筛选标准，第一类即有可能有较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403人，占施测人数的20．06％，第二类即可能有一般心理问题的学生644人，占施测人数的32．06％，第三类即基本上没有什么心理问题的学生962人，占施测人数的47．88％。由此可见，第一类学生所占比例并不低，由此初步判断：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笔者根据近年来从事学生工作积累的资料和所掌握的心理知识，以及这次调查结果的分析，认为目前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心理问题，并表现出如下特征和困惑。

2．1入学适应问题

告别中学时代，进入大学，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进入人生成长的新阶段。大学展现给大学生的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大学生所要经历的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自我的不断觉醒，所处的社会环境、校园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的差异，人际关系的变化和冲突，必将给每个大学生带来学习、生活、交往方面的适应问题。所有这些，会使每个大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使他们在内心或多或少感到惶惶不安。这种因不适应大学生活环境而出现的不安、苦闷和孤独感，在那些适应能力较差的学生身上表现更为明显。怎样尽快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迅速适应大学生活，是每一个大学生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

2．2学习方面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高职学生学习基础较差，高职院校的教学也未能完全体现“高职特色”。如一些课程设置不尽合理、课堂教学缺乏针对性，更未能做到因材施教，弘扬学生的个性。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压力过大，造成学生信心不足，精神委靡不振，学习效果下降，甚至产生厌学情结。

2．3人际交往的问题

现今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他们不仅缺乏生活锻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交际能力孱弱，以自我为中心。而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比起中学生来更为广泛，也更为复杂，独立性更强，也更具社会性。在此，大学生们开始尝试独立的人际交往，并试图发展这方面的能力。但事实是，在这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会产生各种问题。认知、情绪及人格因素，都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建立。一旦某一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受挫，就可能表现为自我否定而陷入苦闷与焦虑之中，或因企图对抗而陷入困境，并由此产生心理问题。

2．4恋爱与性方面的问题

从个体的生理年龄发展阶段来看，大学生处于青年中期，正是开始恋爱的时候，加上开放的大学校园，使恋爱与性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话题。但是由于大学生所处的特殊环境，恋爱与性的问题都不容易处理好。由于性生理逐渐发育成熟，大学生会受到性意识的困扰，并且能体验到对性的压抑。这些困扰，通常只带来一般程度的不安和躁动，但如果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产生心理问题。此外，对性知识、性行为的不恰当的认识和理解，也会造成诸多心理压力，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心理问题。如有的大学生把失恋看成是极为严重的生活事件，这会使他们在情绪、自我评价、交往、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受到打击和干扰，由此引发诸多心理问题，甚至走向极端。

2．5自我意识问题

正确的自我评价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一个心理健康的学生对自己的认识应比较接近现实，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优点感到欣慰，但又不狂妄自大；对自己的弱点既不回避，也不自暴自弃，而是善于正确地自我接纳，既接纳自己的优点，也接纳自己的弱点，并在学习、生活中注意扬长避短。然而许多学生都不易做到这一点，心理常常处于失衡状态。

2．6挫折适应问题

由于现在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生活上的娇生惯养和学习上的一帆风顺，使他们很少经受挫折锻炼。而现实是，大学生活与梦想的落差，自己与同学在生活、学习上的差异，加上面临的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等，而面对这些挫折，一些学生无法摆脱，形成消极的挫折适应方式。

3．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成才，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为此，2001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2002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途径和方法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作出进一步的科学规范。笔者就开展好此项工作谈谈一些看法和意见。

3．1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是开展好心理健康教

育的前提

一是要把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上学院党政工作的议事日程。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维护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学校的基本职责，也是培养学生成才的必要保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学院应对如何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一个通盘考虑，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有计划地开展工作。

二是要加大投入。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必要的条件保障。目前高职院校这方面的师资、设备、场地几乎空白，而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心理工作队伍、开办心理咨询室及其咨询电话、电脑软硬件、心理治疗仪器等设施的配置，都需要学校拨出专款以保证工作的开展。

三是要落实责任。各级领导特别是学生管理部门和系部，要经常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现状和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严密的监控机制，特别是要关注恋爱学生、家庭困难学生及有心理障碍的学生等。

3．2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

开设《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健康》等有关课程，并列入学生必修课程，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形式的心理讲座，宣传普及心理科学基础知识，使学生系统地了解自身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了解心理卫生的一般知识以及保持心理健康的途径，了解和掌握维护心理健康和提高心理素质的方法，认识与识别心理异常现象，优化个性中的良好品质以塑造健全的个性，提高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

3．3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稳定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

通过聘请有经验的专家、聘用应届心理专业的毕业生、送培院内有志于这方面工作的老师到兄弟院校进修学习，同时充分发挥“两课”老师、党务工作者和学生工作干部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组建一支专兼结合的稳定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

3．4成立学生心理卫生组织

成立大学生心理卫生协会，培养一批学生骨干，由他们开展“同伴教育”，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如广西医科大学的心理咨询室中的咨询热线就是由培养出来的学生轮流值班。同时，通过协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活动，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心理卫生协会》，他们通过板报、墙报、校报、学生广播站、心理沙龙、心理传单，自办心理科普刊物，播放心理知识录像、举办心理科普知识读书会，心理知识问答、演讲及表演有关心理知识的文艺节目、小品等进行心理科普知识的宣传。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心协网站”，通过互联网络普及心理学知识。从而在全体学生中形成人人关心自我心理健康、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活动的良好局面。

3．5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学生心理支持网络体系

造成学生心理不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家庭的不良教育影响；二是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影响；三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不力。因此，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形成合力，各方面力量密切配合，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要统一起来。学校应当加强与家长的联系，让家长与学校共同关注、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家庭也是学生心理障碍发生的主要根源地，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可以充分了解、认识学生、这也是心理工作取得好效果的一个保证。另外，还需与心理学及精神医学专家、心理专科医院联合，聘请这些专家作为心理健康教育或咨询中心的顾问，针对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请他们作有针对性的学术报告、讲座或到校进行现场咨询。这样形成校内校外的学生心理支持网络体系，共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3．6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良好的校风、学风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愉快的情绪。学校可通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竞赛、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进行自我体验，在心智和才智上得到充分的锻炼，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比如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可增强学生自我调节能力，保持心理平衡，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参加体育运动不仅使人心情舒畅，还可纠正心理上的弱点(胆怯、犹豫等)，提高对不良刺激的耐受力，培养勇敢、果断的良好心理品质。

[参考文献]

[1]苏瑞典．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化[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3，(2)．

[2]柳建营，刘晓明．青年心理健康教程[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海鹰]

作者：韦　林

大学生自杀的心理学分析论文篇3：

大学生逆商（AQ）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摘要l为了探讨大学生逆商（AdversityQuotient）与应对方式（CopingStyle）的现状，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逆商量表和应对方式问卷，对 387 名民办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逆商处于中等状态;大学生更倾向于做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解决问题、求助的应对方式;大学生逆商与解决问题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正相关，在逃避、幻想、自责、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上存在负相关，与求助应对方式之间不存在相关。

关键词l逆商;应对方式;大学生

1 前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这意味着现代教育应在重视学生学业、生活等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大学生的心理素质。随着社会的科技经济不断进步，大学生的升学、就业压力不断飙升，自杀率也持高不下。面对这样的环境，如何使大学生从容应对逆境，不断推进着大学生逆商的理论研究。

对逆商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心理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Rutter对“母爱剥夺”进行了研究，“心理抗逆力”这个概念被首次提出。在漫长岁月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中，以及心理学家对心理抗逆力这个概念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应用中，1997年，加拿大的培训咨询专家保罗·斯托茨出版了《挫折商：将障碍变成机会》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逆商”这个概念，又称逆境商数（Stoltz，1997;张婷婷，2011）。逆商是指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保罗·斯托茨把逆商划分成四个部分，即控制、归因、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简称CORE法则。

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逆商存在显著的差异（武国英，2018）;城市学生的逆商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学生;独生子女的逆商水平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胡成亚，2013），担任班干部两年及两年以上的，在逆商水平与无班干部经验的学生之间有明显差异，这说明担任班干部的经验会给学生的逆商提高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就业压力水平与逆商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即逆商水平越高的个体，就业压力水平越低（马跃，2007）;在家庭教养方式上，民主型与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大学生逆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王欢芳，2017）;家庭关系融洽程度的研究表明，家庭关系越是融洽的学生，逆商水平越高，显而易见，家庭关系的融洽程度对学生逆商水平高低的影響之大，这提示我们逆商的提高可以从提高家庭关系的融洽程度方面入手（胡成亚，2013）。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者和人际关系融洽的学生逆商水平也普遍高于其他学生（马跃，2007）。

应对方式又被称为应付机制或应付策略，指的是个体为了应对内外环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而采取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个体的应对方式受到主观原因和客观因素印象，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情绪、动机、能力、性格等，客观因素主要包括环境、时间和空间等因素。他将应对方式分为六个倾向，这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逃避、合理化（肖计划，1996）。通过对各因子之间做相关分析可得：“解决问题”与“逃避”两应对因子之间的负相关程度最高，因此解决方式和逃避两个因子就作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和消极的应对方式的两级，解决方式可作为最积极的应对方式，逃避作为最消极的应对方式，然后根据各因子之间相关系数的大小排序，可认为解决方式、合理化、求助为相对积极的应对方式，而自责、幻想、逃避为相对消极的应对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的显著的正相关，同时，还有其他学者还发现羞耻感和心理韧性能够作为父母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变量（张月娟，2018）。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个体的心理韧性和羞耻感来调节个体面对困难和挫折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即应对方式（郑长峰，2015）。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两变量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林琳，柯晓扬，袁忠霞，2013）。此外，还有学者对于老年人的应对方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支持在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随机选取长春某高校的387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试视力、听力、言语理解能力均正常，均自愿填写问卷。回收问卷337份，有效率87%。其中男性86名，女性251名，年龄范围为19岁到2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逆商量表

本调查研究采用李炳全和陈灿锐修订的逆商量表。该量表由30个情境60个条目组成，分为4个维度：控制（10个问题）;归因（10个问题）;影响范围（10个问题）;持续时间（10个问题）。该量表有30情景，共60个问题组成，其中20 个为逆境情景，10 个为顺境情景，与对逆商的测量无关，所以不计入逆商总分。每个情景都有两个问题，分别对应逆商的各个因子：控制、归因、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量表采用1-5点计分，分为以下五等，低（0～59分）、低（60～94分）、中等（95～134分）、高（135～165分）、很高（166～200分），量表内各因子水平分为低（10～24分）、中（25～38分）、高（39～50分），经李炳权等研究，修订后的逆境商量表总分及四个因子的a系数均达化0.70以上，其重测信度系数在0.72～ 0.79之间，可用于评定中国学生的逆商。

2.2.2 应对方式问卷

对于应对方式的测量，本研究使用了肖计划在1996年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由62个题目组成，可分为六个分量表：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逃避、合理化。经过肖计划研究，修订后的应对方式问卷效度良好，与国外同类问卷的构造效度确认标准一致，反映了该问卷效度良好。其重测信度系数各因子分都在0.62～0.71之间，信度良好。表明该问卷可以解释个体或群体的应对方式类型和应对行为特点，比较不同的个体或群体的应对行为差异，并且根据不同类型的应对方式还可以反映人的心理发展成熟的程度，可用于对团体的应对方式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可靠且一致。

2.3 数据分析

将试验数据录入统计软件SPSS20.0中文版中，统计大学生的逆商水平和各维度应对方式，对逆商水平与各维度应对方式做相关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逆商及应对方式现状

为探究当代大学生在逆境下的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即逆商。测得出其大体分布的结果如下：

由图1可知，根据逆商量表的评分标准，大学生的逆商水平普遍处于中等状态。百分之七十八的大学生逆商水平处于中等状态，百分之十九的大学生逆商水平较高，只有百分之三的大学生逆商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各因子分，控制、归因、影响范围的得分均在31左右，持续时间比其他因子稍低，均值为30。大学生的逆商水平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并在各因子上得分也处于中等水平。

3.2 大学生逆商及应对方式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异

由表1可得，逆商总分在个人口学变量上都无差异，控制维度在是否独生在存在显著差异（p<0.01）独生子女的控制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其余各维度中，人口学变量差异均不显著。由表2可得，自责应对方式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可得，大二年级的求助应对方式得分显著低于大三;求助應对方式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女性的求助应对方式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幻想应对方式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可得，大二年级的幻想应对方式得分显著低于大三，幻想应对方式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变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幻想应对方式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逃避应对方式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可得，大二年级的逃避应对方式得分显著低于大三和大四，逃避应对方式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变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读生子女的逃避应对方式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合理化应对方式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在合理化应对方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合理化应对方式在年级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事后检验可得，大一和大二年级的合理化应对方式得分显著低于大三和大四。

3.3 大学生逆商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为探索应对方式与大学生逆商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计算大学生逆商总分以及各个因子与应对方式各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下：

由表3可知，大学生的逆商总分、控制维度和持续时间维度与自责、幻想、逃避、合理化应对方式存在负相关，大学生逆商总分与应对方式的解决问题维度间存在正相关，与求助应对方式无相关;归因维度与自责、逃避和合理化应对方式存在负相关，与解决问题、求助和幻想之间无相关;影响范围维度与解决问题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正相关，与自责和逃避应对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与求助、幻想和合理化应对方式无相关。

4 讨论

4.1 大学生逆商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逆商总分与解决问题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合理化、幻想、逃避、自责的应对方式存在负相关。即高逆商的人倾向于选择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而低逆商的人则更愿意选择合理化、幻想、逃避、自责的应对方式。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揭示着，逆商越高的大学生，在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越强，更能直面问题，不逃避，所以越容易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即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而逆商越低的大学生越容易使用消极的和混合型的应对方式，一方面是逆商低意味着个体面对逆境，摆脱挫折的能力低，没有能力去正面的积极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能力低意味着使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的失败率较为高，久而久之，容易使个体产生习得性无助，所以逆商低的个体更愿意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逆商中的控制因子与自责和幻想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即对逆境掌控的程度越强的个体，越不容易使用自责和幻想的应对方式。出现这样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对当前逆境掌控能力越强的个体，越能对如何解决这样的逆境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对于解决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也会较强，所以越有可能选择直接去解决逆境，超越困难，对于幻想或自责这样的应对方式，显然是与个体的心理预期相反的。

逆商中的归因因子与自责和逃避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即对逆境的责任归属越明确的个体，越不容易使用自责和逃避的应对方式，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可能是，归因因子分数越高的个体，越是能归因于环境或其他等外界因素，因而与自责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另一方面，由于对于这样的逆境归因的更为明确，个体更能对症下药的去解决问题，更具有目标性，所以逆商越高的个体，越是不会选择逃避的应对方式。

逆商中的影响范围因子与自责和逃避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即对于逆境对自己的不良影响，越是控制在当前的逆境中，泛化程度较低的个体，越不会选择自责和逃避的应对方式，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可能是，对于当前的逆境，个体越是能够将不良情绪控制在当前的逆境中，不良情绪就越不容易泛化，将当前逆境与其他事物划分，并将所有的不良情绪归因于当前逆境，就不容易使用自责的应对方式，所以在面对其他逆境时，也不会选择逃避的应对方式。

逆商中的持续时间因子与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自责、逃避、幻想、合理化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逆境对个体的不良影响持续的时间越久，个体对逆境中的细节就越会不断回忆，不断反思，由此个体会产生自我怀疑，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好，由此自我效能感降低，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不自信的感觉，因此，更容易使用逃避、自责、幻想、合理化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而逆境对个体的不良影响持续时间越短，个体在短时间内把不良情绪消化掉，在面对下一件任务时，就越会选择直面问题的积极的应对方式，即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

此外，研究还发现求助应对方式与逆商及其各个因子之间不存在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逆商是自己面对逆境超越逆境的能力，而求助是借助他人的力量去完成某事的方式，这与个体自己的能力无关。

5 结论

（1）大学生逆商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大学生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求助的应对方式。

（2）大学生的逆商的控制因子在性别和是否独生上存在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控制逆境，独生比非独生更能够控制逆境。

（3）大学生应对方式在专业和生源地上无差异，在性别、是否独生以及年级上存在差异。

（4）大学生逆商与逃避、幻想、合理化、自责的应对方式存在负相关，与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存在正相关。

参考文献

[1]胡成亚.初中生逆商的现状分析及逆商培养的对策研究[D].苏州大学，2012.

[2]林琳，柯晓扬，袁忠霞.高中生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文教资料，2013（25）：133-134.

[3]马跃，陈长香，张妍娜，等.影响大学生逆商的外部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2007，15（3）：238-240.

[4]王歡芳，蒋聘婷.大学生逆商现状及培养模式建构[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7，8（6）：100-104.

[5]武国英，刘可智，雷威，等.留守经历大学生逆商的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11）：1746-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