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汇率风险管理论文

无论风险管理还是保险安排、索赔等各项工作，专业性和技术性在其中所体现的价值不言而喻，依靠专业的保险经纪公司完成这些工作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方式。道路运输是一个风险较高的行业，如何控制和转嫁风险成为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风险（Risk）是指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由于后果的严重性，人们对风险管理的研究已有数百年历史。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保险汇率风险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保险汇率风险管理论文 篇1：

我国保险公司在全面风险管理时代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 对于以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为主业的保险公司来说，如何迎接全面风险管理时代新的挑战，把握全面风险管理时代拓展业务的大好时机，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文章从保险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探讨了我国保险公司在全面风险管理时代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保险公司如何在全面风险管理市场上拓展业务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 全面风险管理；保险公司；挑战；机遇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es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the Era

of Complete Risk Management

Zhao Lihang, Luo We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Key words: complete risk management; insurance company; challenge; opportunity

2006年6月6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要求所有中央企业都要建立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标志着我国企业进入全面风险管理时代。全面风险管理与传统风险管理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使得作为传统风险管理提供商的保险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保险企业要认真研究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形势和对策，从中谋取更大的发展。

一、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时代的到来

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风险则是企业追求利润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损失的不确定性。风险是利润的对价，即所谓“利往险中求”。作为人和财产高度聚集之处，企业里既充满人身风险、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这些静态风险，又充满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动态风险。这些风险虽复杂多样，却都具有不确定的财务损失后果的共性，因而往往紧密相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过去对于这些风险的管理往往分布在企业各个部门，没有得到集中而系统的处理。

为了系统识别和处理企业风险，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SO)于1992年提出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2001年美国发生的安然、世通等丑闻事件给美国资本市场敲响了警钟。美国政府于2002年颁布了《萨班斯法案》，要求所有纽约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接着，COSO吸纳斯坦福大学研究院提出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Comprehensive Enterprises Risk Management——CERM）理论，于2004年4月颁布了比内部控制框架更广泛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要求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随之，著名企业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和穆迪将CERM列为其对企业评级的基本评价因素，各国的审计标准随之也把审计的根本任务从审计内部控制逐渐转移到审计风险管理的职能上。英美德等国家对上市公司风险管理的披露要求，已经提升到法律规则层面。毫无疑问，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已成为当今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CERM正引领着一场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划时代的变革。

CERM通过独具特色的风险管理理念 、风险管理循环模型以及风险管理工具设计，解决企业风险管理中决策和运营两个关键环节的问题，再在此基础上制订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最佳解决方案。CERM从风险战略、内控体系以及风险管理制度、流程、组织、职能等角度出发，为企业构建全面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从根本上提升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并帮助企业实现以下目标：建立包括风险识别、衡量、评估、处理和监控在内的风险管理体系 ； 研究制订企业风险管理战略策略和实施方案；将风险管理方案落实到企业的制度、流程、组织职能当中 ；使企业利益相关人士了解企业风险，满足股东以及监管机构的要求。

多年来，由于管理体制、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企业风险管理工作薄弱，企业存在很多不规范经营行为，包括乱投资、乱担保、乱扩张、乱理财、乱借款和乱放权等。相对于国际发展状况，我国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及应用相对滞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4年我国发生的中航油事件，让我国政府意识到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紧随《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和《关于指导民营企业加强危机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标志性文件的发表，2007年，中央企业开始试行全面风险管理。2008年，全面风险管理将在部分省市国企展开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我国企业已经迈入全面风险管理时代。

二、全面风险管理与传统风险管理的区别

传统风险管理时代，企业面临的风险相对简单，风险管理在各个部门分散、孤立地进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多样，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企业风险管理需求。企业要生存下来，就必须要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与传统风险管理的区别如表-1所示。

三、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我国企业风险管理状况分析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成败取决于两个层面：一个是体系制定层面， 即风险管理体系是否科学有效；第二个是控制执行层面，即管控是否严格有力。

从“中航油事件”、“世通事件”可以得出一个教训，一个公司尽管构建起了比较完备的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和机制，但如果风险管理的决策或措施执行不力，仍然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第一，我国企业风险意识较差，企业风险管理的理论发展及应用相对滞后，常存侥幸心理，应付风险管理。企业保险扩面困难，保全保足工作阻力重重。即使买了保险，也往往是因耐不住保险业务人员煞费苦心的动员，或是为了贷款不得已而为之，或是碍于亲朋好友的面子，或是迫于行政命令的压力。第二，风险管理地位不高，没有上升到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没有成为企业高级管理层的职责。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控制只是执行层面的具体工作，不需要制定系统全面的风险管理政策。风险管理仅作为部门的职责，只是安排相关资产管理人员与保险公司购买一些单一标的和单一责任的企业财产保险。由于企业高级管理层没有直接负责风险管理工作，风险管理政策难以贯彻实施，有关部门难以统一和协调。第三，由于风险管理分散在各个部门，风险管理责权利不明。部门开展风险管理往往有劳而无功，有过而推诿责任，严重缺乏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第四，对风险缺少前瞻性的认识和全面而系统的风险管理安排，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临急投医。第五，风险管理服务水平低下，缺乏专业性。在当今的金融市场里，现有风险管理服务机构不是单单为其提供保障型产品（如保险公司），就是为公司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如投资顾问公司），或者是一些风险管理师培训机构，缺乏综合性的风险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来满足现今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

（二）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的机遇

1．国资委作为主管单位的大力推动，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意识和开展风险管理的责任意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明确了企业一把手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内控机制审计，将转为全面风险管理审计，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在上市前，作出重大决策时以及年度报告中，都必须出具风险管理报告。随后，中央企业高层领导纷纷带头学习全面风险管理，培养风险管理人才，建设风险管理队伍，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建立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关于指导民营企业加强危机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则要求民营企业增强危机意识，建立防范风险的危机预警机制和用于解决危机的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危机防范与危机化解的能力和水平。这一切，必将大大增强企业的风险意识和开展风险管理的责任意识，为保险业务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2．随着企业风险意识的增强，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服务的需求等要求更高。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将增加企业对风险管理服务的需求，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可以预见到，企业不仅购买保险产品的品种和金额会增加，而且还需要风险管理知识培训、风险管理人才培养、风险管理方案提供等更为全面和复杂的风险管理服务。保险服务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3．保险公司可望拥有更多的渠道开拓市场。企业风险管理市场在我国还是一个有待于研究和开发的新领域，谁的动作快，工作做得好，谁就将在这个领域中获益。保险公司汇集了大量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拥有风险管理的技能、经验和信息，与企业在风险管理领域长期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由于全面风险管理服务涉及面广，专业知识性强，开展风险管理服务应与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有关单位开展深度合作。这将有利于保险公司利用更多更新的渠道深入到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之中。

（三）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的挑战

1．其他风险管理服务机构的挑战。目前在国外发达国家，保险公司不仅为企业提供多种类型的保险标的、多责任、系列责任的一揽子保险，同时还为企业提供一揽子风险管理服务，内容广泛涉及为企业培养风险管理人才，指导建立风险管理部门，协助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和设计风险管理方案。全面风险管理时代的来临，对于我国保险公司既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人才的挑战。全面风险管理涉及面广，应具备掌握保障、融资、投资、财务、法律各方面知识、技能、经验和关系的人才。缺乏具备全面风险管理综合素质的人才，是我国保险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一个瓶颈。

3．新风险、新业务、新关系的挑战。全面风险管理对于我国企业是一个崭新而困难的课题。其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过去很少甚至从未碰到过的新风险，如外贸风险、汇率风险、价格风险、法律风险、通胀风险等，需要运用信用保险、汇率工具、期货等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其二，企业要搭建全面风险管理框架，要对企业复杂多样的风险系统考量统一处理。其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缺乏对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人才、经验、信息和技术。面对以上难点，国资委将迫切需求一个风险管理综合服务商来解决。目前，除了保险公司之外只有银行具有作为金融综合服务商的潜力。因此，如何得到国资委的第一信任，如何解决以上难点，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将又是一大挑战。

4．自身业务创新的挑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保险业虽然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保险业由于起点低、起步迟，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我国保险公司设计的保险产品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国保险公司为企业提供的保险产品结构趋同，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缺乏灵活性，大多主力险种为综合险种，无法进行自由组合，不能满足不同企业个性化的风险管理需求，在产品开发和管理水平上同企业的要求相距很大。企业在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不仅要求保险公司为其设计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同时对于那些不能通过购买保险产品进行规避的风险(如战略风险、市场风险等)，也需要提供其他风险工具进行规避。如果保险公司所提供的风险工具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企业将有可能选择保险替代服务，如采用银行融资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因此，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如何开展自身业务创新，充分满足企业个性化的风险管理需求将是一大挑战。

四、保险业的对策

（一）提高认识，充分重视

我国保险公司要充分认识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战略意义，及时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认真研究科学决策，积极切入到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伟大工程之中，推动我国保险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二）借鉴国外风险管理经验,展开与国外同行的合作

自从2002年美国颁布《萨班斯法案》之后，美国纽约上市公司都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防止出现虚假财务报告。2004年4月，COSO委员会颁布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简称COSO ERM)。该框架是在1992年的“整合内部控制框架”基础上，吸收各方面风险管理研究成果而提出的。COSO委员会明确指出，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风险管理框架的范围比内部控制更广泛，是对内部控制框架的拓展。目前，美国的保险公司已经为美国的上市企业提供一系列的风险管理服务，不仅为其量身定做保险产品，还提供相关的风险管理专家为其诊断，提供相关的风险管理指导并为企业制定风险管理方案。

我国保险业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全面风险管理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经验，为企业提供满意的全面风险管理服务。我国保险公司向国外拥有丰富经验的风险管理工作的保险公司学习是当务之急。我国保险公司应该利用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绝好机会，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借鉴国外成熟的相关保险产品、技术、管理经验，打造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企业特色的风险管理服务体系。

（三）搭建全面风险管理服务平台

作为风险管理服务的正宗提供商，保险机构要外引内联，主动搭建全面风险管理服务平台，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为企业提供一揽子全面风险管理服务。例如，可以作为发起人，邀请企业、大学、银行、信托、证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与企业风险管理相关的机构和专家，成立风险管理学会或协会，为企业提供如下全面风险管理服务。第一，资讯服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网站，提供涵盖企业风险控制和危机管理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推广从实践中开发与总结出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方法。第二，咨询服务：建立风险管理专家库和信息库，为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释疑解惑，提供智力支持。第三，培训服务：开展风险管理职业化培训与操作应用培训，帮助企业培训造就全面风险管理时代迫切需要的战略家和实务人才。第四，交流服务：可以通过风险管理网站的论坛与留言就风险类业务问题进行探讨与交流，也可以和国资委合作举办风险管理研讨会，以国资委的名义邀请国内外著名风险管理专家、学者和优秀实践者介绍各自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为企业提供在风险工作中面临的困惑与难题的解决之道，同时也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通过全面风险管理服务平台的建立和运作，保险公司在国资委和企业眼中的风险管理专业形象将得到有效提升，充分发挥全面风险管理服务商的主渠道作用。

（四）围绕全面风险管理开发险种，为企业创造附加价值

目前保险公司为企业提供的保险产品主要限于企业财产险、机动车辆险和责任险。而企业在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保险服务将更为复杂多样。我国保险公司应深入研究企业的经营方式，为企业“度身定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相适应的保险产品。对于难于度量的不可保的动态风险，保险公司可以邀请法律、财务、银行、主权、信托各方面的风险管理专家，对其进行风险管理指导，从而为客户创造保险的附加价值。

（五）努力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师队伍，为风险管理服务提供根本保证

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服务, 拥有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专业人才是关键。对此，保险公司应积极利用一切力量，加大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研究和培训工作，迅速提升员工的全面风险管理素质和专业水平。目前，国际上存在不同的风险管理师资格证书，其中权威性比较强的有注册风险管理师（CERM）和金融风险管理师(CFRM)。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与企业在风险管理上充分沟通和协商，建立互动式合作关系，帮助企业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初期培训风险管理人才，建立风险管理文化，共同制定和开发相应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方案。

[参考文献]

[1]严复海.风险管理发展历程和趋势综述[J].管理现代化,2007,(2):30-33.

[2]叶文椿.浅议保险业务推动方案的执行[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5,(5):34-36.

[3]周放生.《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解读(一)[J].国有资产管理,2006,(11):28-29.

[4]周放生. 没有意料之外——《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解读(二)[J].国有资产管理,2006,(12):37-38.

[责任编辑：陈雪梅]

作者：赵立航　罗　伟

保险汇率风险管理论文 篇2：

道路运输企业风险管理与保险对策

无论风险管理还是保险安排、索赔等各项工作，专业性和技术性在其中所体现的价值不言而喻，依靠专业的保险经纪公司完成这些工作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方式。

道路运输是一个风险较高的行业，如何控制和转嫁风险成为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风险（Risk）是指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由于后果的严重性，人们对风险管理的研究已有数百年历史。风险管理的研究重点在于总结风险发生的频率和损失大小、预防风险发生以及风险发生后科学合理的措施等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许多新的风险也随之产生，这些风险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个人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各式各样的风险，如火灾、爆炸、洪水、台风、地震、利率和汇率变动、投资失误、市场供需变化等等，不胜枚举。

虽然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各有区别，但每个行业因为经营范围相似，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基本类似，只是区别于各种风险发生频率和损失大小，这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管理制度、人员素质、安全措施等多方面因素。由于风险存在的客观性，一旦风险发生，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成本增加、效益降低，更有可能会对企业造成致命的后果。

风险因素分析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欧美等国家的企业普遍重视风险管理，并设有专门负责保险和安全的管理部门，以期通过充分利用保险这一风险转移机制来保护资本；为了达到以最少的保险成本支出获取最大的风险保障，多数企业聘请保险经纪公司为其开展专业风险管理工作。假设其他国家遭遇类似“911”事件，因此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将会远远高于美国。

风险管理工作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管理技术选择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价等内容，具体细节还包括涉及经济合同的审定、安全管理制度的修订、安全意识和防范措施的提高、保险安排和采购等。具体的，风险因素大致可以分为：

1．自然灾害：由于道路运输企业主要经营是依靠机动车辆独立完成的，多数车辆分散在各自行驶路线上，自然灾害风险发生一般局限于局部区域，所造成的损失对车辆个体而言是毁灭性的，但难以对整个企业形成致命伤，可以说企业运输车辆越多，抵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越强。

2．意外事故：指因遭遇外来的、突然的、不可预料的因素所导致的伤害。包括火灾、爆炸、盗窃、破坏以及车辆碰撞、倾覆等现象和行为。虽然意外事故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具有难以同时在全部车辆发生的特点，但由于车辆意外事故引发的责任赔偿可能是天文数字，其对整个企业而言也有可能是灭顶之灾。我国《民法通则》明确了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为例外的规则体系，这点就决定了意外事故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对道路运输企业的损害结果有天壤之别。

如2005年12月4日在北京昌平区八达岭高速公路发生的客车和货车碰撞事故（货车制动失灵追撞客车所致），该次事故造成24人死亡9人受伤，据了解，目前赔偿损失高达近千万元，对于任何一个运输企业恐怕都是天文数字。

3．经营和决策风险：如同业竞争力激增、投资失误、合伙人诈骗、雇员不忠诚、管理制度漏洞等。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失误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常常具有滞后性和持续性，后果严重的往往有可能导致企业衰败，如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合理会造成人心涣散，企业缺乏活力从而溃败等等。

4．外部经济风险：如市场价格变动、利率或汇率变动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遭受外部经济因素变动所带来的经营成本增加或减少其收入，而导致其承受巨大损失。

5．政治风险：包括战争、罢工、骚乱、暴动、敌对行为、恐怖行为等。政治风险主要取决于所处国的政局稳定性及周边国家的情况，虽然目前我国政局稳定，民心团结，但由于台湾问题、朝鲜核试验问题以及东突分裂分子的存在，战争和恐怖风险依然存在。

风险损失分析

1．物质损失：包括自有财产（如建筑物、办公设施等）损毁或灭失（以下简称“损失”），运输车辆的损失，发生事故时的施救费用、诉讼费用等直接物质损失以及经营成本增加或利润下降等各种间接损失。

2．责任损失：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面临与多方当事人，包括乘客、货主、股东、雇员以及社会公众等都存在着法律关系，因此而面临潜在的法律责任损失。与责任诉讼相关的和解、判决与法律费用都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意外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或他人财产损失，依法应向受害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企业面临的责任损失很多，“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是前提条件之一，财产损失主要包括所运输货物的损失、路产损失、其他车辆或物品损失，人员伤害包含本车乘客、本车司乘人员、路上行人、其他车上人员等。虽然同为责任损失，但各自范围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的赔偿金额判罚，如乘客伤亡的责任赔偿属于承运人责任范畴，既有侵权行为又有违约行为；司乘人员伤亡属于雇主责任，受劳动法调解范畴；行人或其他车上人员（以下简称第三方人员）伤亡属于典型的侵权责任。在实际案例中，承运人责任和第三方责任赔偿额度一般比雇主责任赔偿额度要高；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还可能面临因环境保护引起的相关责任赔偿等。

3．其他损失：如人力资源损失（因雇佣合同约定的责任及国家强制性的福利政策而进行补偿等）、外部经济因素引起的损失等。

风险管理措施

风险管理措施有风险回避、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对于道路运输行业来说，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教育（如禁止司机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限速行驶、连续行驶时间限制、规范出车前车辆检修制度、杜绝超载超重行为等），提升车辆安全行驶系数（如更换新车、加装ABS系统、加载GPS定位系统等监控设备），制定合理行驶路线，通过建立车辆、路况、司机风险因素数据库制定出车最低标准，购买商业保险等。

其中购买商业保险是风险转移的重要手段，也是有效防范风险损失的方式之一，本文将在随后的篇幅重点介绍。

保险安排的方方面面

大部分保险险种的设置是基于损失类型确定并划分的。根据道路运输企业风险损失分析，适合的保险产品主要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定险种）、机动车辆保险（含第三者责任险）、承运人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以及企业财产保险等。根据法律责任和企业需求，亦可进行保险产品组合和保险方案设计。在安排保险过程中有许多需要注意的方面，逐一认真解决好，才能最大程度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合理规避转移风险。

首先，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险方案。保险方案的制定一方面要根据实际风险度量，选择险种、确定恰当的保险金额（限额）、科学地扩展保险责任；另一方面要考虑保险市场可接受程度，利于保险方案的实施和安排。

虽然道路运输企业的大多数财产涉及相关车辆，其财产损失不会对整个企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车辆出险频率较高，引起的财产损失亦不容乐观。目前，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仅解决了车辆第三者责任事故的基本赔偿，超过部分以及自身车损还需商业车辆保险承担，二者如何衔接，是方案中要重点考虑的。责任保险涉及了承运人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保险限额的确定是否科学合理，做到满足需求但不浪费，同时利于获得较低费率是考察责任险的重要标准。

保险方案决不能是纸上谈兵，其最终是要付诸实施，不切合实际的方案令保险公司无力承保，或支付高额的成本，方案都是失败的，所以保险方案的制定必须熟悉掌握保险市场，做到知己知彼。

我国《保险法》明文规定，在中国大陆从事经营的企业必须在大陆选择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产品，而我国保险行业起步时间较晚，技术和实力与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尚有不小差距，承保能力的不足制约着大额保单顺利承保，特别是在责任险承保上，限制条件偏多，保险限额的设定也纷繁复杂，有累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座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总体限额之内缺乏互补性，限额设高了有浪费之嫌，设低了又不足以抵抗风险，合理运用保险技术，说服保险公司也是方案能否实施的重中之重。

其次，慎重选择保险公司。从实力、承保能力、以往经验、理赔人员专业能力、保险价格等多方面综合考量，从优选择承保公司。保险公司的选择一定要避免单一价格选择模式，保险购买的是未来的服务和承诺，理赔是保险产品的主要价值体现，单一考量价格因素而忽视其自身价值实属保险购买的误区。人们购买其他商品时，会选择那些质量有保证的商品，哪怕价格略高于其他同类产品，例如购买电视就不会选择因价低而没有图像的产品。对于保险采购所产生的误区实质上是因保险市场不成熟且对保险保障理解的不到位。

第三，签订完善的保险单、保险协议。保险是一个具有很强专业性的经济合同，任何一项合同制定的越仔细，执行就越顺利，同时完善的合同本身是对被保险人最好的法律保证，可以令被保险人在保险纠纷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一面。

第四，认真贯彻落实保险单规定内容，切实维护自身利益。保险单规定了双方的权力义务，被保险人应当认真履行其义务，严格遵守诚信原则，这是获得保险赔偿的条件之一，同时客观公正地提出索赔要求，保证合法利益，充分发挥保险功效。

建议聘请专业公司实施风险管理

无论风险管理还是保险安排、索赔等各项工作，专业性和技术性在其中所体现的价值不言而喻，依靠专业的保险经纪公司完成这些工作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方式。

保险经纪公司与具体承保的保险公司不同，属于居间人范畴，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经纪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单位。”其主要工作职能包含为客户开展风险管理工作、设计保险方案、协助安排保险、协助处理事故和保险索赔事宜。由于保险经纪人提供的是专业技术服务，因其工作失误造成客户的损失，保险经纪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经济赔偿责任；与其它行业经纪人从被服务对象收取佣金不同的是，按照国际惯例，只要协助客户安排了保险，保险经纪人佣金来自保险公司，除非客户另外约定。可以说，聘请保险经纪公司对于客户既提升了保险价值，得到更有保障的保险服务，又不增加成本支出，可谓一举两得。

国内保险经纪行业起步于新千年，短短六七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在保险市场中的地位日渐加重，许多成功案例都体现了其专业价值，聘请经纪人公司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可，相信以后也会大展宏图，为国内道路运输企业保驾护航。

与其它行业经纪人从被服务对象收取佣金不同的是，按照国际惯例，只要协助客户安排了保险，保险经纪人佣金来自保险公司，除非客户另外约定。可以说，聘请保险经纪公司对于客户既提升了保险价值，得到更有保障的保险服务，又不增加成本支出，可谓一举两得。

（作者赵艳系安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作者：赵　艳　侯　迁

保险汇率风险管理论文 篇3：

ＢＭＳ模型在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的应用

摘要：内部风险管理水平是决定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当前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却没有体现这一点。将BMS模型应用到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中，能有效区分因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差异而具有不同偿付能力风险的保险公司；同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可以有效激励保险公司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

关键词：BMS模型；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内部风险管理

一、引言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在保险标的发生风险事故时履行赔付的能力，它是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以及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通常，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充足度是由实际偿付能力和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所决定的。其中，实际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之差，是保险公司在财务上实际具有的偿付能力。而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则是监管部门针对保险公司面临的具体风险赔付，利用相应方法和模型度量出来的理论上的偿付能力。因此，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监管又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础和核心。

长期以来，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的研究，都专注于如何更为准确地度量保险公司在经营中所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其中，一部分学者基于风险理论破产模型，主要关注保险公司承保风险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Granddl(1991，1997)研究了风险过程为混合泊松过程、Cox过程和Pglya过程时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并给出了一定破产概率下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Amussen，Rubillstein(1995)证明了以理赔次数为刻度的风险过程是一个Marknv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定破产概率下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更多地依赖于资金运用和投资组合的绩效，因此他们考虑了保险公司风险投资行为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研究。如Kahane(1977)运用投资组合理论，通过对单个和多个产品保险公司模型的研究，指出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等价于确定其破产可能性上限的市场价值。Fairley(1979)、Derring(1986)和Cummings(1986)进一步提出，根据单个保险产品的风险及其投资风险，可以运用投资组合模型来分析每个保险产品的风险要素，以获得针对每一种保险产品特定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

但实际上，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变化判断不准确以及模型本身的度量误差，外部监管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真正准确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形成的误差很有可能造成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错误判断。而保险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作为“内因”，对确保偿付能力的充足性显然要比外部监管有效。因此，给出一个相对度量准确的标准并不应该是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的惟一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能通过合理的监管规定，促进保险公司自身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使外部对资本的强制监管转化为其内部对风险的主动控制。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不仅要考虑保险公司具体面临的承保风险和资金投资风险，而且要考虑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程度。但各国现行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无论是NAIC(美国保险者监管协会)实行的RBC(risk-based capital)模型，还是欧盟实行的Solvency Ⅱ偿付能力标准准则，都缺乏对保险公司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激励(周力生，2005)。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支柱”的保险监管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同时，保监会还在颁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保监会2003年[1]号令)中，对“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该规定是直接采用欧盟1973年制定的标准，可以固定财务比率来估算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没有考虑各保险公司具体的风险管理水平。同样地，保监会实行的其他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也都忽视了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对偿付能力的巨大影响。我国保险公司也因此缺乏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动力，通常以增加资本金或减少利润分配的方式来满足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的要求，这显然不利于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如何通过改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来促进我国保险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已经成为了我国保险业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非寿险业务中已经广泛运用的BMS(Bonus-Malus System)模型又称为奖惩系统，具有有效区分保险对象风险异质性和激励保险人防范风险的特点，适用于在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区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并激励其防范该风险。本文在充分考虑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与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首次对BMS模型在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并利用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构建对保险公司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具有激励作用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与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

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度量的是一定置信水平下保障保险公司具备履行风险赔付能力所需要的最少风险资本储备，它不仅取决于保险公司面临的承保风险和资金投资风险，而且还由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水平所决定。

首先，保险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几乎涉及了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所有内容，包括对保单的核保、对市场运行的评估以及资产负债匹配的管理等。其中，对保单的核保以及对保险标的的准确评估决定了保险公司传统承保业务的质量，同时也影响了基于一般精算假定下对承保风险的准确度量；对市场运行的评估决定了保险资金余额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从而影响保险公司资金投资的风险；而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则决定了保险公司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同时也影响了保险公司可用于风险赔付的资产质量。因此，保险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通过管理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从而控制偿付能力风险，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它决定了不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的异质性，即不同的保险公司在面临相同的承保业务和资金投资组合时，其面临的偿付能力风险也会因为内部风险管理水平的差异而不同。

其次，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度量方法和模型也表明了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是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决定因素之一。传统的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度量方法是基于破产模型的VaR(Value-at-Risk)方法(王韧，2004；李健伦、方兆本，2006)，但该方法仅考虑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

险，并没有计算保险资金余额投资运用面临的风险。因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本文将Gerber&Shiu(2003)建立的考虑保险公司资金投资收益的风险过程引人一般的VaR模型。

假设保险公司t期的经营盈余R_t为当期资产和负债之差，当期资产是由期初准备金υ_t和经营投资过程l_t组成，而负债仅考虑当期的风险赔付S_t。其中，经营投资过程l_t包括保费收入P_t和投资收益。因此得到模型(lundberg，1926)：

因此，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不仅是对保险公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赔付的度量，而且还含有对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水平的衡量。对具备不同内部风险管理水平的保险公司进行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度量时，应该选择不同的置信水平，这也体现了各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不足风险上的异质性。但当前各国保险监管机构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普遍采用固定财务比率法或RBC法，都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对保险公司风险资本储备的度量，从而对内部风险管理完善的保险公司形成了过于严格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大大增加了监管成本；而对内部风险管理不完善或缺失的保险公司又无法形成制度上的激励，不利于这些保险公司的长期稳健经营。所以，本文通过在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引入BMS模型，充分考虑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风险中的异质性，在合理简化的环境中优化模型，从而使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能体现出对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水平的衡量，并激励保险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

三、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

BMS模型是根据上一期风险赔付的经验对次期保费进行调整的精算模型，是汽车保险实务中应用最广泛的经验费率定价模式；其目的是使每一种风险(或一类风险)的保费率依赖于同种(同类)风险的经验赔付水平(谢志刚、韩天雄，2000)。通常在一个汽车保险的BMS模型中，如果被保险人在过去的一个保险年度没有发生索赔，保险人将降低其续期保费，否则将提高续期保费。表1表示的是我国香港地区在汽车保险中运用的BMS模型。因此，BMS模型的应用可以有效减少各费率组别中的风险异质性，使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更为真实地反映其实际的风险水平。同时，BMS模型的等级保费体系还有效地避免了小额，赔款的发生，不仅降低了保险产品的基础保费，而且大大减少了赔付和管理的成本。此外，BMS模型还可以鼓励被保险人防范风险，从而控制道德风险的产生。

显然，BMS模型所具备的特点能很好地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进行补充和改善。首先，利用BMS模型的原理来构建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等级体系，可以对不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进行更好地评价，以区分风险的异质性。其次，BMS模型在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的应用能有效避免一些保险公司出现轻微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保险公司会主动限制一部分经营业务的扩展或减少分支机构的增设，以求获得较低水平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从而获得更多的自有资金用于再投资。相应地，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费用和成本也会有效降低。再次，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还具有激励保险公司防范偿付能力不足风险的作用。

基于BMS模型在汽车保险中的成熟应用(蔡亚蓉、邵学清，2007)，我们可以构建这样一个含有BMS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监管模型：

1、将现有的保险公司分成若干个有限的奖惩等级，每个等级用G_i表示，其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

按照以上模型，假定保险公司原来按置信水平96％来计算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如果在三年内的平均偿付能力充足率超过200％，则在下一个三年内以92％的置信水平对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进行度量，从而放松了对保险公司自有资金的限制。但若在三年内该保险公司的平均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到70％，则下一个三年内外部监管机构将以99.99％的置信水平来计算其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更严格地限制其资金的运用。这表明，该模型对保险公司保持稳定的高偿付能力充足率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对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

四、我国采用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的实证分析

我国保监会在2003年颁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第五章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应于每年4月30日前将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上一会计年度的偿付能力和监管指标报告一式两份送达中国保监会”。因此，根据保监会编报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分析报告》中对我国保险公司近三年平均偿付能力充足率的统计(见表3)，我们可以对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在我国保险监管中的应用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之前的研究显示，该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拥有稳定的概率分布，即从长期来看，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同的保险公司其内部风险管理水平也相应不同，其属于各个等级的概率保持稳定。其中，稳定概率分布是特征值为1时转移矩阵的左特征向量(见表5)。

同时，利用公式(5)以及保监会公布的1999年至2006年我国保险业月度经营情况，对当前保监会实行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度量所选择的置信水平估算为96％。以置信水平96％所度量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为基准，进一步可以估算出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中各标准等级系数(见表6)。

计算该监管模型的相对平均标准水平(RSAL)为0.3825，说明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上偿付能力是充足的，相对于当前监管实行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放松。同时，变异系数为1.87，也较为适中。因此，该含有BMS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是比较合理的。

显然，通过在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引入BMS，对当前我国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的保险公司具有现实的激励作用。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PICC)为例，按照当前我国保监会实行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其相对应的初始等级为4,2006年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35％。若按照构建的BMS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进行调整，则其2006-2008年的监管等级可调整为3，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就降低为原来的75％。以2006年PICC依照现行监管条例所计算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91.43亿元计算，新的监管模型可以放松PICC近22.86亿元的自有资金。同时，由于相应的置信水平从96％降为94％，根据Top-Down保单定价模型(Kass，MJ.Goovaerts，J.Dhaene，&M.Denuit，2005)，PICC保险产品的保费可以相应降低：

其中，σ(S)表示保险组合的标准差、σ²(X_i)是理赔额的方差、r-r_f为资本金年成本率。这意味着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不仅可以降低偿付能力监管的资金限制额度，将放松限制的资金用于市场业务的拓展和投资运用；而且可以通过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标准等级的调整，降低保险产品的保费，提高保险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保险业当前处于规模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防范偿付能力的风险不仅是外部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时考虑的关键，而且是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实质上，只有保险公司不断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才能有效地防范偿付能力风险，保障持续稳定的发展：也只有合理的外部偿付能力监管，才能激励保险公司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本文从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与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在对保险公司面临的偿付能力风险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并利用我国保险业的最新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应用，其结果具有启发性。

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取决于保险产品保费的制定、保险资金余额的投资运用以及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其中内部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性质的不同，在度量模型中体现为置信水平的不同选择。因此，不同的置信水平决定了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中不同等级的额度标准。此外，在现有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中引入BMS，不仅能有效区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的异质性，而且能激励保险公司不断完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并通过奖惩来避免轻微偿付能力不足情况的发生，从而降低监管成本。

同时，实证分析结果说明，本文构建的含有BMS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型是具备稳态分布的；在应用中，其严厉性指标和变异系数都显示出合理性，符合我国保险公司当前的偿付能力现状。而且，采用该监管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风险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的保险公司放宽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限制，使这些保险公司拥有更多的自有资金进行业务扩展和资金投资。并且，该监管模型还通过对置信水平的放松增加了这些保险公司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进一步激励了保险公司不断完善其内部风险管理机制。

责任编校：晓　蔚

作者：谢　林　申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