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发布环境典型案例

2022-11-17

第一篇:法院发布环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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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例

2016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八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刘祖清污染环境案

排放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严重超标,构成污染环境罪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以来,被告人刘祖清伙同他人,在未按国家规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未建设配套水污染防治等环保设施的情况下,雇佣工人从事鞋模加工。期间,产生的废水未经过处理,通过连接围堰的管道排至村庄排水渠。经监测,上述加工厂总外排口废水中重金属浓度为镍23200 mg/L、总铬8.64 mg/L、铜36mg/L、锌132 mg/L,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规定的排放标准23199倍、4.76倍、35倍、25.4倍。

【裁判结果】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人刘祖清伙同他人在鞋模加工时,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含镍、铬、铜、锌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23199倍、4.76倍、35倍、25.4倍,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刘祖清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案例二:田建国、厉恩国污染环境案 非法炼铅污染环境,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 【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建国租赁炼铅厂,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废旧铅酸蓄电池还原铅生产。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田建国先后从张柱芳等人(已另案处理)处购买价值人民币108330105元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共计13500余吨,用于还原铅生产,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厉恩国建设炼铅厂租赁给田建国,且为田建国经营提供帮助。田建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田建国非法收购废旧铅酸电池,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炼铅,在非法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均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溢出的粉尘用自制布袋收集,生产的成品铅锭露天堆放,造成严重污染,构成污染环境罪。历恩国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综合考虑污染行为持续时间、经营规模、污染范围以及排放污染物的数量等因素,二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田建国、厉恩国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案例三: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一万八千余吨精馏残液倾倒海塘,判处罚金二千万元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德隆公司”)是一家年产4万吨保险粉及3800吨亚硫酸钠的化工企业,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主要经营印花、染色等项目,上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被告人严海兴。在保险粉合成、过滤干燥过程中产生的精馏残液(含有甲醇、甲酸钠、亚硫酸钠等成分),属于危险废物。2012年

7、8月间,为缓解汇德隆公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力,严海兴经与被告人潘得峰(汇德隆公司总经理)、潘华林(腾达公司土建主管)商议,将汇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外运至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腾达公司。精馏残液经与腾达公司自身产生的废水混合后,通过暗管直接排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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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管网,累计排放5000余吨。2012年10月起,为缓解汇德隆公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力,潘得峰又以50-80元/吨的价格委托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汝建国外运处置汇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严海兴明知且默许上述外运处置行为。汝建国伙同被告人汝建成、汝俊,分别雇佣被告人徐夫锁、唐长征、李镇华、罗卫杰等人采用槽罐车将上述精馏残液运至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外海塘等地直接倾倒,累计倾倒18000余吨。被告人潘德凤(汇德隆公司仓库主管)明知汇德隆公司非法外运处置精馏残液,仍接受潘得峰的指派,组织人员负责对运输精馏残液的槽罐车过磅、填写供货清单等工作。

【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位汇德隆公司伙同被告人汝建国、汝建成、汝俊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综合考虑案发后自首、立功、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补缴污水处理费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千万元;判处被告人严海兴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得峰、汝建国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华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汝建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汝俊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德凤、徐夫锁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唐长征、李镇华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罗卫杰拘役六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禁止被告人徐夫锁、唐长征、李镇华、罗卫杰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排污相关的活动。

案例四:王秋为等污染环境案

居民区附近非法填埋生活垃圾,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起,被告人王秋为承包现代农业物流园用地回填工程,并转包给他人,在明知该物流园用地不具备生活垃圾处置功能,且他人无处置生活垃圾资质的情况下,任其倾倒、填埋生活垃圾。该填埋场西北侧为吴淞江,东侧为农田,500米内有村庄3座,最近的村庄距离该填埋场125米。王秋为和被告人李伟根系合伙关系,其中王秋为总体负责填埋工程。被告人刘红海系南侧填埋工地负责人,被告人韩洋应刘红海之邀作为合伙人参与南侧填埋工程。该填埋场采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分层填埋的方式填埋生活垃圾。填埋生活垃圾被发现后,王秋为派人移除北侧部分生活垃圾,南侧继续填埋生活垃圾直至2015年3月。经测算,北侧所倾倒、填埋生活垃圾的留存量为48236立方米,南侧所倾倒、填埋生活垃圾的留存量为146935立方米。经评估,王秋为、李伟根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约12067009.94元,刘红海、韩洋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约9084680.27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王秋为、李伟根明知涉案物流园用地不具备生活垃圾处置功能,且他人无处置生活垃圾资质,任其倾倒、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被告人刘红海、韩洋违反国家规定,无资质倾倒、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王秋为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刘红海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李伟根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韩洋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五: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危险废物处置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后果特别严重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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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系具有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企业,其许可经营项目为湖州市范围内医药废物、有机溶剂废物、废矿物油、感光材料废物等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2011年至2014年4月,被告人施政(法定代表人)指使、授意或者同意其下属经营管理人员,将该中心收集的危险废物共计5950余吨交由没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处置,从中牟利。其中,部分危险废物被随意倾倒。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单位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施政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指使、授意或者同意其下属经营管理人员实施上述行为。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综合考虑本案相关犯罪情节,判决被告单位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施政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与其所犯行贿罪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案例六: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挥发酚超标直排大气,判处罚金二百四十五万元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二期生化处理站的生化池出现活性污泥死亡,不能达标处理蒸氨废水。被告人王成武(公司总经理)、张剑甫(公用工程部经理)、胡晓晶(公用工程部副经理)、陈瑞(二期生化处理站主任)和张铸(岗位责任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在未采取有效措施使蒸氨废水处理达标的情况下,为逃避环保部门的监管,由张剑甫指使陈瑞、张铸捏造达标的虚假水质检测表,并将这些未达标处理的蒸氨废水用于熄焦塔补水,导致蒸氨废水中的挥发酚被直接排入大气,严重污染环境,经检测,熄焦塔补水中的有毒物质挥发酚超出国家规定标准137倍。

【裁判结果】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排放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张剑甫、张铸、陈瑞、王成武、胡晓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案发后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对设备进行改造,达到环保要求,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百四十五万元;被告人张剑甫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张铸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陈瑞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王成武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胡晓晶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七:白家林、吴淑琴污染环境案

非法处置含矿物油的包装桶,构成污染环境罪 【基本案情】

润滑油等矿物油系危险废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亦属于危险废物。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被告人白家林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被告人吴淑琴等人处收购沾染有矿物油、涂料废物及废有机溶剂等物的废旧包装桶,并雇佣工人清洗或者切割后出售。对于清洗废旧包装桶产生的废水,白家林指使工人倾倒在地上,通过铺设的管道排放至外环境。据查,吴淑琴先后向白家林出售沾染有润滑油的废旧包装桶共计50.5吨。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白家林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吴淑琴明知白家林无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共同犯罪。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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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综合考虑被告人吴淑琴系初犯,庭审中自愿认罪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白家林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50000元;被告人吴淑琴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80000元。被告人白家林提起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准许。

案例八: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非法倾倒草甘膦母液三万五千余吨,判处罚金七千五百万元 【基本案情】

方埠化工厂系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帆达公司)下属企业,专门生产农药草甘膦。2011年,方埠化工厂生产产生的危险废物草甘膦母液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胀库。为不影响生产,并降低处理成本,被告人杜忠祥(金帆达公司副总经理)、宋秋琴(金帆达公司国内贸易部经理),经被告人蒲建国(金帆达公司总经理)默许,委托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杭州联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环公司”)、湖州德兴化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公司”)、富阳博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新公司”)及被告单位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禾公司”)等有业务往来的化工原料提供单位非法外运处置草甘膦母液。被告人李小峰(方埠化工厂分管物管部的副厂长)明知生产产生的草甘膦母液应委托有处理资质的企业处置,仍负责联系宋秋琴通知新禾公司等单位非法拉运草甘膦母液。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金帆达公司共非法处置草甘膦母液35000余吨,直接倾倒至外环境。

2011年下半年,被告单位新禾公司为谋取利益,在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违反国家规定,经被告人吴贵长(新禾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由被告人洪国女(新禾公司副总经理)与杜忠祥、宋秋琴联系,约定为金帆达公司处置草甘膦母液,并收取每吨80-100元的处置费用。从2012年初至2013年5月期间,新禾公司通过被告人黄小东、王飞合伙经营的槽罐车将共计5000余吨的草甘膦母液从方埠化工厂运至衢州,倾倒在小溪、沙滩、林地等处,并支付黄小东、王飞每吨50-60元的处置费用。被告人严琦(新禾公司股东)负责与黄小东、王飞及金帆达公司结算草甘膦母液处置费用、开具发票等事宜。被告人林树木、舒文忠、柴荣贵、杨建云、傅国祥、陈卸荣、张仙国、方岳良、邱土良、蒋东华作为槽罐车的驾驶员、押运员,参与草甘膦母液的运输及协助倾倒。

【裁判结果】

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位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人黄小东、王飞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综合考虑案发后自首、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七千五百万元;判处被告单位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判处被告人杜忠祥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及其他各被告人相应有期徒刑和罚金。

此外,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萧山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德清县人民法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已分别对涉案的博新化工、联环化工、德兴化工及相关被告人依法作出裁判。

来源: http:///kx19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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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四川省人民法院发布八起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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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法院发布八起环境资源典型案例

2016年6月6日,四川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正式挂牌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王世樑通报了四川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发布了的8件典型案例,体现四川省环境资源案件特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邓运灵等六人犯污染环境罪案 【基本案情】

四川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明公司”)与一汽大众签约对其生产的BC废液(俗称“水性涂料”)进行无害化处理。2014年10月由于设备故障、安全事故等原因,中明公司决定委托他人处置。尔后,中明公司调度中心主任、被告人杨俊联系没有处置废液资质的被告人陈加志,陈加志同意处置废液后,与中明公司营销中心主任、被告人杨子江达成以500元/吨左右的价格将废液运出中明公司处置的约定。为方便废料运出,中明公司仓库主管,被告人李三炎按照杨俊的要求安排工人抹去废液容器上的相关标识,被告人邓运灵负责运输。被告人付丽琼负责在双流寻找地方处理,并找人进行运货及装卸。付丽琼所安排人员从仓库拉运废料时,李三炎未予阻止并安排工人装货。自2014年10月13日起分四批从中明公司共拉出废料150余吨,按邓运灵、付丽琼要求分别将废料放置于双流县公兴镇等三处地点,由邓运灵、付丽琼二人在放置地倾倒或弃置,除造成倾倒地点污染外,还造成红兰沟水质及附近鱼塘、农灌渠污染。经鉴定,该BC废液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12染料、涂料废物,危险特性为T级(毒性)。

【裁判结果】

双流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邓运灵、付丽琼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150余吨,被告人陈加志明知被告人邓运灵无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并委托处置危险废物,被告人杨子江、杨俊、李三炎明知被告人陈加志无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并委托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六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据此,判决被告人邓运灵等六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一年零二个月至一年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两万至一万元。

【典型意义】

为有效保护环境,国家对危险废物的处置有明确的规定,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违反规定对危险废物不当处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严厉打击随意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设置专门条款对此类污染环境的行为予以打击,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后果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本案中六被告人自己没有处理资质或明知他人没有处理资质,但为了经济利益,无视生态环境安全,违反规定的程序和资质要求,倾倒或弃置有毒废液,造成倾倒地及附近鱼塘、农灌渠等严重污染,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对六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并分别处以罚金,体现人民法院运用刑事审判职能保护生态环境,从严惩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提高污染环境者的违法犯罪成本,对于规范危险废物处置,预防和遏制此类环境污染犯罪有着积极作用。

2、郭泽洪等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 【基本案情】

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为高县境内所有江河等天然水域的禁渔期,禁止捕捞作业。2015年3月29日,被告人郭泽洪、郑勇、贾伟准备了舀鱼的工具和12瓶甲氰菊酯农药,驾乘面包车先后来到高县罗场镇顺江村宋江河黑石包(小地名)河段、七五茶厂河段,把甲氰菊酯农药倒入河水里毒鱼。群众发现后报警,民警赶至现场,将郭泽洪、郑勇、贾伟当场挡获。

【裁判结果】

四川省高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泽洪、郑勇、贾伟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和禁渔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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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被告人郭泽洪、郑勇、贾伟自愿认罪,如实供述案件事实,可从轻处罚。依法以郭泽洪、郑勇、贾伟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拘役五个月。

【典型意义】

在禁渔期使用法律禁止的方式捕捞水产品,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会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尤其是在禁鱼期的毒鱼行为,会直接杀死水中正在产卵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使水草等水生植物多年难以恢复,毒药造成的污染物还会沾染、沉积在水生植物和底泥上,使水体受到二次污染,被毒死的鱼和富集了毒物的其他水产品还会对食用者健康造成危害,后果极为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文禁止采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将禁渔期、禁渔区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打击。本案三被告人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甲氰菊酯农药毒鱼的行为对该地的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被人民群众举报并被抓获归案。人民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情节对犯罪分子判处实体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严厉打击犯罪分子,遏制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行为,对司法保护长江流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平衡起到示范作用。

3、李晋犯非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杨贵山犯非法狩猎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案

【基本案情】

2014年2月,被告人李晋携单管猎枪先后在青川县青溪镇和平村干沟(小地名)处和牯牛湾(小地名)处猎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斑羚2只、猕猴2只。同年10月17日,李晋又伙同他人携单管猎枪到青川县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猎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黑熊1只。几人于次日将黑熊分割,李晋以2万元的价格将黑熊肉买走转售他人。2001至2014年,李晋先后从杨贵山等人处获取单管猎枪3支、小口径步枪1支、五连发猎枪1支、双管猎枪1支、美国秃鹰气枪1支及各类子弹共计2830发。

2014年9月20日至同年11月4日,被告人杨贵山先后三次伙同他人到青川县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猎杀野猪共3只。杨贵山私自在家中存放枪支4支。

【裁判结果】

四川省青川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晋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珍贵野生动物的行为构成非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罪;违反枪支管理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贵山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在禁猎区使用禁用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违反枪支管理规定,擅自持有枪支,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典型意义】

野生动物保护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由于种群稀少、生存环境脆弱,任意捕杀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为此,我国刑法设置专门条款予以保护。自然保护区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国家明令禁止自然保护区内的狩猎活动。采用枪支等杀伤力较强的禁用工具非法捕杀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和破坏尤其严重。该案的判决,展示了人民法院依法履职,严厉打击猎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决心,同时,引导社会公众严格遵守自然保护区的相关规定,牢固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爱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4、洛十刚扎西等四人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 【基本案情】

2014年1月4日上午10时许,在被告人洛十刚扎西的提议下,被告人洛十刚扎西、罗尔古基、拉拉木、合加木四人前往黑水县林业局904林场上达盖作业区6林班12小班国营林地,非法采伐红豆杉4株,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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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株树龄在100年以上,装上四人所乘车辆,在返程途中被黑水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挡获。案发后洛十刚扎西、罗尔古基、拉拉木、合加木家属分别在打古西里沟补种树苗800株至500株。

【裁判结果】

黑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洛十刚扎西、罗尔古基、拉拉木、合加木违反国家规定,在国营林地非法采伐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4株,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伐1株红豆杉为二级古树名木,属情节严重。洛十刚扎西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主犯,罗尔古基、拉拉木、合加木积极参与犯罪行为属从犯。酌情考虑四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亲属代为补种树苗对生态环境有一定补偿作用,判处洛十刚扎西、罗尔古基、拉拉木、合加木有期徒刑五年至三年五个月,均并处罚金。一审宣判后四人均提出上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由于种群稀少、生存环境独特,一旦受到破坏将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尤其需要重点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专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省动植物资源丰富,受经济利益驱动,不法分子砍伐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植物的案件时有发生,非法破坏动植物资源犯罪是我省环境资源刑事司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此类行为司法机关一经发现,必将依法惩治。本案中,各被告人亲属在案发后分别补种树苗数百株,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补偿作用。人民法院为鼓励生态修复,发动包括被告人亲属在内的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挽救和教育本人,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充分体现环境资源司法的恢复性司法理念。

5、冉龙武犯环境监管失职罪、受贿罪案 【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2年8月,被告人冉龙武担任汉源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副局长期间,在汉源县广超有色金属综合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超公司)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过程中,不认真履职尽责,违反环境监管职责通过其验收;在日常工业环境监管中未及时发现广超公司将烧结机改变为国家明令淘汰的烧结炉,致使该公司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含铅烟尘严重散排的情况下违法生产经营,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导致多名群众血铅超标或中毒,产生检验、治疗等费用共40余万元。2011年至2013年期间,冉龙武利用担任汉源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副局长的职务之便,收受监管对象贿赂款共计4.2万元。

【裁判结果】

汉源县人民法院认为,冉龙武作为汉源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违反职责通过广超公司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及时发现广超公司将烧结机改变为国家明令淘汰的烧结炉,致使该公司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含铅烟尘严重散排的情况下违法生产经营,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冉龙武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环境行政监管是我国环境资源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严格把守环境保护准入关口,及时发现和制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对于防止环境污染、保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以环境监管失职罪定罪处罚,最高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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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不仅要追究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涉及环境监管职务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失职者的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不认真履行对辖区企业的环境保护验收、监督职责,发生铅污染事故,造成多名群众血铅超标或中毒的严重后果,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人民法院惩治环境监管职务犯罪行为,对促进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认真履职、防止严重污染事故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6、杨银才、王代云诉张中林、申朝云合伙经营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个人独资企业巴中市巴州区宏达玻璃厂(以下简称宏达厂)经营范围为中空玻璃生产、销售,登记投资人为杨银才。2013年2月3日至8日,经多次协商,原告杨银才与被告张中林于2013年2月8日签订最后的《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以宏达厂为基础,在宏达厂营业执照范围内联合经营玻璃制品业务。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对宏达厂平板玻璃生产线进行加宽改造,后改造因故中断,联营未能正常进行。原告杨银才、王代云起诉请求确认《联合经营协议书》有效,要求解除协议,被告张中林、申朝云承担联营期间相关费用、赔偿损失并承担诉讼费。诉讼中经法院释明,杨银才、王代云增加请求若《联合经营协议书》无效,被告张中林、申朝云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当事人就宏达厂联营事项达成多份协议,后签订的协议是对前协议的补充或变更,双方意思表示应以2013年2月8日最后签订的协议为准。虽然协议内容为双方按宏达厂登记经营范围(中空玻璃生产、销售)开展联营,但签订协议后双方实际商定和实施的并非中空玻璃技术改进,而是加宽平板玻璃生产线以恢复平板玻璃生产。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省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相关规定,平拉工艺平板玻璃生产线属明文淘汰类产品。平板玻璃生产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原、被告间的《联合经营协议书》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双方对合同无效具有同等过错,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扣除被告已经支出和原、被告相互品迭的款项后,判决《联合经营协议书》无效,被告张中林、申朝云支付原告杨银才、王代云损失费12568.5元。

【典型意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均规定,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平拉工艺平板玻璃生产线等落后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给环境保护造成巨大压力,因此被列为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项目。本案双方当事人联营协议名义上实施中空玻璃业务,实际上却在恢复国家明令禁止的平板玻璃生产线,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联营协议当属无效。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坚持环境保护优先、注重预防的司法理念,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对涉及生产经营项目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依法确认无效,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有效维护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经营秩序。

7、陈衍华诉成都市环保局撤销环保行政其他行为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环保厅向陈衍华所有的车牌号为川AVJ887号的长城牌CC6460KM60型机动车核发了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2014年2月8日,成都市环保局在该车年度环保检验合格后,向陈衍华换发了该车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陈衍华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市环保局颁发的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裁判结果】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成都市环保局作为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具有核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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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行政职权。成都市环保局在陈衍华的在用机动车上年度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有效期期满时,为该车换发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行为合法,判决驳回陈衍华的诉讼请求。陈衍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陈衍华的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日益频发的雾霾,严重了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而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因素,必须加以严格管控和治理。对新车定型时排放水平低于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尾气排放水平低于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车,核发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是进行管理的行政手段之一。因“黄标车”尾气排放具有污染量大、浓度高、排放稳定性差等特征,国家对该类车辆的使用年限、使用范围一般都有限制性规定。人民法院通过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对“黄标车”进行管理的行政措施,对促使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贯彻落实,逐步淘汰尾气排放标准低下的机动车,有效治理大气污染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8、广元市环境保护局申请执行缴纳排污费案 【基本案情】

广元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对被执行人广星铝业公司2014年10月-2014年12月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核定,根据国务院(第369号令)《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并听取广星铝业公司陈述意见后,于2015年2月3日作出排污核定与排污费缴纳复核决定书,确定广星铝业公司应缴纳排污费2096849.13元。对市环保局作出的决定,广星铝业公司既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缴纳排污费的义务。2015年7月8日,市环保局在向广星铝业公司发出催告通知书、广星铝业公司仍未履行的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裁判结果】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依照国务院(第369号令)《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规定,市环保局作为广元市行政区域内环境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广星铝业公司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有权依法征收排污费。市环保局对广星铝业公司作出的征收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遂裁定准予执行市环保局作出的排污费征收决定。

【典型意义】

当前,环境污染成为群众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控制、治理污染必须源头治理、注重预防,必须贯彻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于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行为,特别是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加强管理,加大排污者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以督促排污者提高污染防治设施和工艺的水平,减少污染物排放。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依申请强制执行环保机关对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势必对维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权威,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来源: http:///kx18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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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7.8.1快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第二批七大典型案例

http://news.sina.com.cn/o/2017-07-06/doc-ifyhweua4155943.shtml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第二批七大典型案例 2017-07-06 关键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第二批,典型案例。 来源: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

描述:2017年7月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第二批环境资源审判七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马固村委会、上街区政府等环境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案情摘要】

2015年10月16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提起一起环境公益诉讼。中国绿发会诉称: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原马固村有七处不可移动文物,2015年初,上街区政府对原马固村进行整体搬迁,除马固村王氏宗祠、马固村关帝庙外,其他五处不可移动文物被拆除。中国绿发会以马固村委会拆毁马固村五处不可移动文物,上街区政府、峡窝镇政府、上街区广电局不履行保护文物的法定职责为由,向郑州中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2016年12月7日,中国绿发会与马固村委会、峡窝镇政府、上街区政府及上街区广电局签署了《和解协议》,双方达成如下和解:由四被告对王氏宗祠和关帝庙两处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原地保护;对王氏宗祠和关帝庙周边重新规划;建立市民文化中心,以不少于500平方米的区域展示马固村现存和被拆除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能反映该村文物、文化、风貌的物件,使后人了解马固村的历史传承等。郑州中院据此出具调解书,现已生效。

案例二:王某保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 【案情摘要】

2014年,被告人王某保在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占用林州市任村镇豹台村后沟土地,以旅游开发为名在原有老路基础上进行修路,期间将部分土地进行了毁坏。经鉴定,涉案土地范围位于万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属于河南省省级生态公益林林地,地表土被开挖并剥离或植被被采挖以及被掩埋的面积为4903平方米,占用并毁坏林地面积为4903平方米(7.35亩)。

【裁判结果】

林州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保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林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林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根据王某保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王某保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决现已生效。

案例三:李某路等盗掘古墓葬一案 【案情摘要】

2015年11月份,被告人李某路、库某龙、李长某、王某甫、李某彪、王某前共同预谋后,在襄城县双庙乡,利用洛阳铲、探杆等工具盗掘古墓葬一处,盗得铜纽扣三枚、铜钱两枚。经鉴定,该墓葬为清代墓葬,对研究豫中一带明清时期墓葬的葬制、葬俗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裁判结果】

襄城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路、库某龙、李长某、王某甫、李某彪、王某前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以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李某路、库某龙有期徒刑五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判处王某甫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判处李长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判处李某彪、王某前有期徒刑一年零六月,并各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案例四:驻马店市宿鸭湖水库管理局与驻马店华中正大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 【案情摘要】

被告驻马店华中正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正大公司)系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被告公司将工业污水通过暗渠排入小清河,经汝河分洪到原告驻马店市宿鸭湖水库管理局所管理的宿鸭湖水库水域。由于排放的工业污水严重超标,流入水库后,导致水域污染,造成渔业损失、发电设备腐蚀、泄洪闸起闭设备腐蚀、旅游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灌溉用水受到影响。原告诉称因被告单位的排放污水行为给其造成各项损失合计2000万元,2015年全年的渔业损失为852.11万元,要求被告赔偿其中的100万元遭到拒绝引起诉讼。

【裁判结果】

本案经汝南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驻马店华中正大有限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驻马店市宿鸭湖水库管理局20

15、2016年损失款计16万元;自2017年每年支付6万元至被告不再向宿鸭湖排污(不满半年时间按半年3万元支付,超过半年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每年款项于当年6月31日前付清。如超期一个月不支付,原告有权重新起诉要求被告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原告驻马店市宿鸭湖水库管理局放弃其余请求。该调解书现已生效。

案例五:平顶山市益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案情摘要】

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诚公司)经营范围为货物仓储、批发零售煤炭、焦炭、金属材料,装卸、过磅、淋水服务。其与平顶山市益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强公司)紧邻,自2010年5月份始,益强公司低硼硅玻璃安瓿由于洁净度问题,相继被使用厂家退货,2011年1至3月退货金额共计665149.63元。经现场勘验,通诚公司煤炭储运货场在益强公司正北面和西面,对益强公司半包围,货场内未建封闭大棚,煤堆在外裸露,有铁路线东西穿越。益强公司场院院内不清洁,地面及墙面均有煤灰污染。2011年及2014年益强公司先后二次以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通诚公司赔偿益强公司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为特殊侵权责任,污染受害人需就受到污染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污染受害人已就污染损害事实进行举证证实,而污染者不能举证证明其具有不承担责任或者应减轻责任的法定情形或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其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益强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通诚公司对其造成污染损害事实的存在,应予确认,益强公司请求通诚公司赔偿环境污染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一审法院先后二次判令通诚公司共计赔偿益强公司环境污染损失赔偿款3065149.63元。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案例六:漯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不服西平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管理行政处罚一案 【案情摘要】

2015年3月16日,西平县环境保护局通过环保热线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私自外排有害废水,污染严重,造成周围农田部分麦苗死亡,要求予以查处。西平县环境保护局随后对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进行了现场执法检查,发现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利用无防渗漏的沟渠直接外排污水,造成其与西平县宋集乡朱明村相邻的农田受到污染,部分麦苗死亡。因朱明村部分群众要求赔偿损失,西平县环境保护局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由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赔偿群众损失3000元。西平县环境保护局认为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排放有毒、有害废水,造成水污染,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于2015年5月18日向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2015年5月29日,西平县环境保护局作出西环罚字[2015]04-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责令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停止违法行为,限七日内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并给予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书于当日送达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该场于2015年7月28日将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递交给西平县环境保护局,要求进行复议。西平县环境保护局将复议材料转交驻马店市环境保护局后,驻马店市环境保护局要求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补正相关材料后于2015年8月17日立案受理。2015年10月8日,驻马店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环复决(2015)第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西平县环境保护局的处罚决定。2015年10月12日,驻马店市环境保护局向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邮寄送达了该复议决定书。2015年10月22日,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收到该复议决定书,2015年11月2日,漯河市城市卫生管理处作为漯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行政主管单位,向西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本案经驻马店中院指定由遂平县法院管辖。2016年8月24日,遂平县法院作出(2016)豫1728行初23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漯河市城市卫生管理处要求撤销被告西平县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的西环罚字[2015]04-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告漯河市城市卫生管理处要求撤销被告驻马店市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的环复决(2015)第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漯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漯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撤回上诉,本案一审行政判决现已生效。

案例七:安阳县环保局申请强制执行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缴纳排污费一案 【案情摘要】

安阳县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安县环监费缴字(2015)000540号排污费缴纳通知单,主要内容为: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据《排污核定通知书》或《排污核定复核决定通知书》,经计算,决定征收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2015年04月、2015年05月、2015年06月排污费796491元。因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逾期拒不缴纳,安阳县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6月23日申请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安县环监费缴字(2015)000540号排污费缴纳通知单中列明的排污费用。

【裁判结果】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安阳县环境保护局作出的安县环监费缴字(2015)000540号排污费缴纳通知单中关于征收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2015年04月、2015年05月、2015年06月排污费796491元。该裁定已生效且执行到位。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经济行政典型案例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

发布时间:2015-10-22 10:33:28

目录

1.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2.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诉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3.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诉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登记案

4.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诉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监督案

5.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崇明县财政局行政决定案

6.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诉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处罚案

7.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协议案

8.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诉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9.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10.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诉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处罚案

一、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7月对10家企业作出废弃食用油脂定点回收加工单位备案,其中包括南京发尔士化工厂和南京立升废油脂回收处理中心。2012年11月,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宁区政府)作出江宁政发(2012)396号《关于印发江宁区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396号文),明确“目前指定南京立升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升公司)实施全区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该区城市管理局和区商务局于2014年3月发出公函,要求落实396号文的规定,各生猪屠宰场点必须和立升公司签订清运协议,否则将进行行政处罚。南京发尔士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尔士公司)对396号文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文对立升公司的指定,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江宁区政府在396号文中的指定,实际上肯定了立升公司在江宁区开展餐厨废弃物业务的资格,构成实质上的行政许可。区城市管理局和区商务局作出的公函已经表明被告的指定行为事实上已经实施。根据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受理、审查、作出行政许可应当履行相应的行政程序,被告在作出指定前,未履行任何行政程序,故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采取直接指定的方式,未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场参与者,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违反了《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和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为了加强餐厨废弃物处理市场监管的需要,对该市场的正常运行作出必要的规范和限制,但不应在行政公文中采取明确指定某一公司的方式。原告发尔士公司对其赔偿请求未提交证据证实,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遂判决撤销被告在396号文中对立升公司指定的行政行为,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行政垄断的典型案件。行政垄断指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违法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违法指定特定企业从事特定业务、违法设置条件限制其他企业参与竞争等行为。它侵犯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对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商品的自由流通乃至政府的内外形象都会造成较大破坏和不利影响,我国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明令禁止。本案中,江宁区政府在行政公文中直接指定立升公司,未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市场参与者,构成通过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违法情形。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积极导向意义。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行政权力侵犯公平竞争权”明确纳入受案范围,就是为突出行政审判对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有力维护。随着法治不断进步,公民、法人等各类市场主体在运用行政诉讼法律武器依法维权、监督和规制行政垄断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诉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西省吉安市盐务局是国务院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吉安公司(以下简称吉安盐业公司)是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办理营业执照的企业(经营范围为食盐、各类用盐、场地出租、日用百货等),二者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因吉安盐业公司除专营食盐批发业务外,还经营日用百货,为提高企业效益,该公司部分业务员在批发、配送食盐过程中,强制搭配非盐商品(食用油、白酒等)或在食盐配送过程中搭配低钠盐、深井盐,否则就以无高钠盐(中盐)或无盐为由停止供应食盐。部分食用盐零售商不满,向吉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投诉,该局先后于20

12、2013年两次向吉安盐业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后经市工商局立案调查,告知该公司听证权利并听取陈述后,于2014年7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6万元。吉安盐业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吉安盐业公司作为国家食盐专营企业,具有法定的独占经营权,与其他普通经营者对食盐零售商具有不同支配地位,但其经营主体、地位应当平等。原告在开启多种经营活动中,利用自身专营食用盐的批发、配送过程中的独占优势地位,强制食用盐零售商搭售低钠盐及非盐商品食用油、洗涤系列产品、白酒等商品,其行为构成了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遂判决维持被告吉安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上诉后,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机关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公用企业等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或违背购买者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排挤、剥夺了他人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要建立平等自由、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离不开对于广大经营者公平竞争权的充分保护。这一权利是各类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性权利,是稳定市场秩序、激发创新活力的压舱石。本案中,吉安盐业公司利用独占经营权,强行搭售非盐商品,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工商机关根据举报对该公司强行搭售行为予以查处,是正确履行制止和处罚违法经营活动、保障市场秩序的职能行为。法院的裁判彰显了行政审判对公平竞争权益的有力维护,对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有力支持,对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推进。

三、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诉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2月,江苏省丹阳市珥陵镇鸿润超市(以下简称鸿润超市)向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提交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在原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增加蔬菜零售项目。2015年2月,该局向鸿润超市出具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受理通知书,随后审查材料,赴实地调查核实,认定鸿润超市经营场所距丹阳市珥陵农贸市场不足200米,其申请不符合丹阳市人民政府丹政办发(2012)29号《关于转发市商务局<丹阳市菜市场建设规范>的通知》(以下简称29号文)中“菜市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与菜市场经营类同的农副产品经销网点”的规定,遂作出了驳回通知书,决定对其变更申请不予登记。鸿润超市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驳回通知书,判令对其申请事项进行变更登记。

(二)裁判结果 丹阳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登记。本案中,原告鸿润超市申请变更登记增加的经营项目为蔬菜零售,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进入的行业。被告市市场监管局适用29号文中“菜市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与菜市场经营类同的农副产品经销网点”的规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登记,但该规定与商务部《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不一致,与《商务部等13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第

(七)项“积极发展菜市场、便民菜店、平价商店、社区电商直通车等多种零售业态”不相符,也违反上述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被诉登记行为合法的依据。遂判决撤销涉案驳回通知书、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登记。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被告已为原告重新办理了变更核准登记。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行政机关违反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的典型案例。该原则不仅《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四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其他大量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中都有体现。现代经济运行很大程度上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实施管理过程中,要找准定位,正确引导、指导和调节市场,避免各种不当干预与限制。本案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市政府29号文,未支持鸿润超市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不仅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体现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同时也对当地合理设置菜市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有着积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法院适用了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明确指出市政府29号文不仅与商务部有关规定不符,也违反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实行的市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切实贯彻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精神,具有一并审查“红头文件”(规范性文件)的时代意义。

四、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诉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监督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省湖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10月抽检德清莫干山蛇类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干山公司)生产的某批号三蛇粉胶囊。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送检样品出具的检验报告为汞含量0.5mg/kg,该公司申请复检后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复检结果为汞含量0.45mg/kg。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称省食药局)依据《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GB16740-1997,规定胶囊产品中有害金属及有害物质限量应≤0.3mg/kg),认定被检样品汞超标,属不合格产品,并于2014年8月向各设区市、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2013省级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抽检结果的通报》(浙食药监稽[2014]15号文),对抽检不合格产品予以通报(含上述胶囊),并在该局网站上予以公布。莫干山公司认为,检测报告在认定标准上存在错误,抽检样品应适用经备案的企业标准,该局在网站上通报该公司产品不合格的行为严重影响其声誉。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浙食药监稽(2014)15号文中对其上述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的通报。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一审认为,诉争产品首次检测结果汞含量为0.5mg/kg,经复检后汞含量为0.45mg/kg,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GB16740-1997,应≤0.3mg/kg),属不合格产品。原告莫干山公司提出其制定了诉争产品的企业标准并经备案,其产品符合该标准。但企业标准中关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标要求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效力。被告省食药局具有进行食品安全监测和评估、检验、公布食品安全信息的法定职责,有权向社会公布检验信息,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名单并未扩大原告实际抽检产品范围,符合法定程序。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维护市场安全、公众健康的典型案例。繁荣的市场必须是安全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特别是流通中的食品药品质量,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国家标准。即使是经过备案的企业标准,也必须服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本案中,虽然莫干山公司强调抽检产品应适用经备案的企业标准,但食药监督部门严格执法,认定抽检产品不合格,主张该产品系食品安全法定义之食品,已公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生产企业必须执行。人民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在判决中明确指出企业标准中关于汞含量的限量指标要求不符合国家标准,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效力。可以说,通过行政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维护市场安全、保护公众健康,促进行政机关依法严格管控食品药品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五、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崇明县财政局行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1日,上海市崇明县政府采购中心受该县妇幼保健所委托,对高频X线摄片机设备政府采购项目组织招标。上海辉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慈公司)、裕满公司等四家企业参与报名,招标文件中有“欧美一线品牌”等具体要求。辉慈公司经竞争性谈判中标后,裕满公司以辉慈公司投标设备为国产品牌,不属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欧美一线品牌”为由提出质疑。后县政府采购中心组织专家复评,并给辉慈公司回函称:“我中心维持专家的复审意见,对你公司投标文件未作实质性响应,作废标处置。同时建议此次投标作流标处置”。辉慈公司向县财政局投诉。该局经审查后作出崇财库(2012)9号投诉处理决定,认定招标文件中设定产品为欧美品牌,且作为实质性条款加以限制,具有明显歧视性。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决定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辉慈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县财政局上述处理决定。

(二)裁判结果

崇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县财政局对原告辉慈公司投诉所涉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定招标文件中设定产品为欧美品牌,且作实质性条款加以限制,具有明显歧视性,有违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故依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有关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辉慈公司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县财政局认定招标文件条款存在歧视性,认定事实清楚;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招标文件对采购产品的品牌限定为欧美品牌,亦不符合上述规定。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政府采购的典型案例。政府采购通常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使用财政资金按法定要求和标准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受一定限制、底线清晰的市场交易活动,需要考虑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采购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供应商的合理收益等多重因素,如果不依法规制、精打细算,会造成成本浪费、质次价高甚至滋生腐败,损害公共利益、破坏政府形象。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原则,第十条规定了除特定例外情形外,应当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原则。本案中,涉案医序器械招标文件设定产品为“欧美一线品牌”,排斥了非欧美品牌产品供应商,未平等地给予所有潜在供应商公平竞争的机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违反了上述原则。人民法院据此支持县财政局的被诉处理决定,判决驳回辉慈公司的诉讼请求,凸显了上述政府采购原则的实践价值,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六、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诉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青岛爱思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思梦公司)于2012年6月从俄罗斯进口一批冰激凌,全部销售给青岛中恒易达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存放于中恒公司租赁的一处冷库中,该批冰淇淋销售时未加贴中文标签。2013年2月,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方分局(以下简称工商四方分局)在冷库中查获中恒公司尚未销售的俄罗斯进口预包装冰淇淋283箱(均未加贴中文标签)。中恒公司承认该批冰激凌是2012年6月从爱思梦公司购买,进货时包括两种口味的冰淇淋共计1300箱(均未加贴中文标签)。工商四方分局于2013年3月对中恒公司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另案处理)。随后,根据上述案件中查获的线索,于2013年5月17日对爱思梦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该公司经营无中文标签进口预包装食品冰淇淋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30万元。爱思梦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对其的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工商四方分局所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爱思梦公司将从俄罗斯进口的两种口味的冰淇淋共计1300箱,卖给中恒公司且均未加贴中文标签的事实。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和第八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原告将未加贴中文标签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冰淇淋出售给中恒公司,显然违反上述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爱思梦公司上诉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进口商品强制性要求的典型案例。随着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物资流通、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对各种进口商品与货物的监管,不仅涉及质量、价格、税收,还会涉及使用安全、公众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进口食品就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重视的领域。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等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否则不得进口。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进口食品必须贴中文标签才能上架。本案中,工商四方分局对违反上述规定的爱思梦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有利于确保进口食品安全和大众健康,有利于防范和消除市场上进口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本案判决对涉外贸易经营者的市场引导和类似行政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七、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协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04年2月,江西省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鹏公司)通过投标竞拍竞得涉案地块(原为该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用地)土地使用权,其后与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发用地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市国土局给该公司颁发了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一证地类登记为“工业”。亚鹏公司认为约定的“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是维持冷藏库的使用功能,并非维持地类性质,要求将该证地类由“工业”更正为“商住综合”;但市国土局认为维持现状是指冷藏车间保留工业用地性质出让,且该公司也是按照冷藏车间为工业出让地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故不同意更正土地用途。后市规划局向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复函明确涉案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综合用地(含冷藏车间约7300平方米),并指出“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指暂时维持其使用功能。市国土局于2013年2月向亚鹏公司作出书面答复:1.同意涉案地块中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2.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应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3.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调整后,其使用功能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改变。亚鹏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市国土局履行出让合同约定,更正相关土地证上地类用途,撤销答复第二项内容。

(二)裁判结果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宗地最初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权属来源是划拨,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依法收购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开挂牌出让,土地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并无冷藏车间用地是工业用地性质。市规划局的复函中均佐证含冷藏车间的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亚鹏公司要求更正土地登记用途,不存在还要补缴的情形,遂判决市国土局在生效之日起90内对相关证载土地用途予以更正;撤销上述答复第二项,即应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的决定。市国土局上诉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土地出让合同中土地用途之表述存在不同理解,市规划局就此作出专门答复,亚鹏公司要求市国土局更正具有正当理由。该公司作为土地受让方按约支付了全部价款,市国土局认为若变更土地用途则应补交土地出让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行政协议的典型案例。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行政协议即是市国土局代表国家与亚鹏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论扮演经济活动的管理者、服务者,还是直接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其中,都越来越多地采用签订行政协议方式,实现政府职能转型与管理手段的转变。行政协议强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解除。当出现争议时,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中有关“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条款产生不同理解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法院不仅判决市国土局履行合同义务,还撤销该局作出的补交土地出让金的单方决定,直接回应了当事人的诉求,实质性地解决了双方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协议过去受理渠道不一,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统一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行政协议日渐增多,行政审判在该领域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八、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诉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3月9日,青岛遨广通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遨广通公司)向山东省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举报王某、姚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冒用该公司名义贷款,请求市工商局对两人伪造公章及营业执照的行为进行查处。2014年3月19日,市工商局调查了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里庄分理处,证明王某曾以遨广通公司名义在该分理处贷款。2014年3月21日,市工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遨广通公司举报事项不属于该局管辖范围,主要理由是:该公司未能提供被举报人以其名义对外经营的情况,经多方联系未能找到被举报人,被举报人与银行是借贷关系,应由银监会管辖。2014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在有关函件中提及,加盖市工商局公章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打印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等信贷材料中企业法人信息与市工商局登记的情况不符。敖广通公司将市工商局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局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判令该局对姚某、王某伪造营业执照、私刻公章、非法经营的违法事实依法查处,撤销该局2013年7月12日违法出具的《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诉讼期间,市工商局自行撤销了上述不予立案通知书。

(二)裁判结果

即墨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查处伪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为是否是被告市工商局的法定职责。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有关规定,工商机关对于伪造、涂改、出租、转让营业执照等行为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被告在接到举报后,应当予以立案,进行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处理。对原告遨广通公司诉请撤销《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查询结果是被告出具,且该查询结果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行撤销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遂判决被告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违法,驳回原告撤销《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的诉讼请求。该公司上诉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工商机关未依法履行查处扰乱市场违法活动职责的典型案例。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代表国家向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依法核发的经营凭证,是企业取得经营资格的证明文件。对于明确企业的市场地位,稳定以企业为核心的市场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公司登记有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伪造营业执照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应受到相应处罚。现实中不乏钻营者通过伪造营业执照等手段,实施不法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管理秩序。本案中法院以裁判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工商机关对此类行为负有查处职责,对于怠于履责、查处不力情形应承担败诉后果,案件裁判具有积极的社会导向作用。

九、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新公司)出售其开发的某项目商品房时,除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外,还补充约定“水电开户费及计量仪表均由买受人自理”的内容,作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该公司委托物业公司交房时未向当地自来水、供电公司缴纳水、电安装相关费用,也没有为购房者所购商品房配套安装水、电计量仪表,致使

一、二期商品房购房者自己交纳自来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后,才通水、通电到户;三期商品房由该公司统一办理水、电报装手续,向购房者收取了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以上三期商品房购房者共计缴纳上述费用421480元。2013年9月,平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工商局)根据消费者投诉,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新新公司改正,按规定承担购房者房价之外缴纳的水安装材料费、电安装工料费;对该公司罚款人民币147.518万元。新新公司不服,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维持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县工商局的上述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使用的格式条款,不得“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新新公司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增订了附件及补充协议约定“水电开户费及计量仪表均由买受人自理”的内容,与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房屋接管验收标准》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住房供应体系规范和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等规定不符,把依法依规属于自己应承担的水、电建设安装成本支出以格式条款的形式转嫁给购房者承担,增加了购房者额外负担,属于违法行为。被告县工商局认定事实清楚、处罚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新新公司上诉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经济生活中,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暖供应、交通、金融借贷、房屋买卖租赁等领域,经常会遇到合同中大量出现的格式条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可以使用格式条款,但格式条款不得有违法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内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属民事法律关系,但其中的格式条款如果明显侵犯消费者权益,工商机关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规定履行查处职责,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对此应给予以有力支持。本案中,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肯定了工商机关依法查处新新公司利用格式条款加重购房者水、电建设安装成本支出负担之正确举措,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十、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诉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1993年开始,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通过其他公司代持“皖能电力”“鄂武商A”和“昆百大A”等股票。2007年3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监管关注函》,要求鸿基公司董事局核实并回复有关股价异动事项,同时针对媒体有关该公司法人股股票投资收益惊人的评述等事项报道,要求该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确说明有关情况。时任鸿基公司董事局秘书在核查公司以前报告时发现,该公司报告中披露的法人股持股数量少于其他上市公司股改公告中提到的该公司持股数量,其随即向董事长报告了有关情况。2007年3月19日鸿基公司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皖能电力”“鄂武商A”“昆百大A”等股票,其他公司是上述股票的实际所有人,代持股份不属于公司资产。发布2006年、2007年、2008年及2009报告时,鸿基公司存在未将上述三种股票收益计入报表、未披露上述股票虚假代持法人股出售和资金划转情况等问题。该公司董事局在审议2006年、2007年、2008年报告时,参会董事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在审议2009年报告时,参会董事陈凤娇、何祥增未对法人股事项提出异议。2011年3月19日,鸿基公司发布2010年报告,披露了对“代持股”的清查情况和资金清收情况,称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该公司代其他公司持有的上述三种股票,权益属于该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11月对鸿基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并于2012年12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鸿基公司2007年3月19日《澄清公告》及2006年至2009年报告未如实披露其“代持股”问题,依据证券法有关规定,在对上市公司及董事长等责任人员作出处罚的同时,决定对周可添、魏达志、陈凤娇、何祥增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四人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对其的处罚。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可添等四名原告认可鸿基公司在2006年至2009年的报告中未如实披露“代持股”问题。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四名原告作为鸿基公司的独立董事,应当勤勉尽责,实施必要、有效的监督。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四人在审议相关报告时未对上述问题提出异议。且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7年3月15日向鸿基公司发出《监管关注函》,要求该公司刊登澄清公告并明确说明有关公司股票持续异常波动情况。之后四人对涉案的“代持股”问题并未实施必要、有效的监督,故被告中国证监会认定其未尽监督义务,未勤勉尽责,应当对鸿基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四名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周可添等四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证券市场监管的典型案例。证券市场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日益凸显,针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违法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需要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以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由此引发的行政纠纷也会增多。信息披露直接涉及股票市场价格和广大股东知情权保障、是证券监管的核心领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法定责任,不可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司其责甚至刻意参与、策划造假。本案中,中国证监会针对鸿基公司及其有关人员在未如实披露信息过程中的责任大小,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处罚,周可添等四名独立董事因未能提供其已尽到忠实、勤勉义务等免责证据,被视为证券法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并受到处罚,处罚于法有据,人民法院给予充分支持,本案判决对于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其他高管明确责任意识,切实勤勉履责是一种警示和借鉴,对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具有积极意义。

第五篇:江苏法院发布十起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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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院发布十起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2016年3月9日,江苏法院发布了十起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案例一:婚内实施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

赵某(女)与孙某某(男)于1994年相识并同居。1997年生育一女,1999年又生育一子。双方于2005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因孙某某存在家庭暴力,2012年7月赵某曾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经调解,孙某某当庭承诺,并写下保证书:“我保证从今以后要好好对待赵某,我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再也不会动手打赵某,不许打孩子,不许威胁赵某及同事、还有孩子”,双方调解和好。事后,孙某某并未信守承诺,反而限制赵某人身自由,予以威胁,赵某自2012年11月离家,远走北京打工,双方分居至今,一双儿女跟随孙某某生活。2014年8月12日,赵某以孙某某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孙某某离婚,由孙某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子女由赵某抚养。诉讼过程中,赵某和孙某某的子女均出庭作证,证明孙某某长期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姐弟二人也经常遭受孙某某的殴打,希望赵某与孙某某离婚,姐弟二人随赵某生活。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孙某某对赵某实施限制自由、精神压迫等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导致赵某离家外出打工至今,双方已经缺乏共同生活的基础,赵某要求与孙某某离婚,予以准许。孙某某存在家暴行为,事实确凿,应支付赵某离婚损害赔偿金。孩子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家长提供生活必须的吃、住,还需要感情的付出和正确思想理念的灌输。孙某某抚养子女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随意打骂子女行为不当,长此以往,将滋长子女负面情绪,不利于健康成长,故子女跟随赵某共同生活为宜。遂判决准予赵某与孙某某离婚,子女随赵某共同生活,孙某某每月支付生活费800元至子女独立生活时止,教育费、医疗费凭票据各半负担,孙某某支付赵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点评】

家庭暴力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我国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妇女、儿童是家庭暴力主要受害群体。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定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即使是未成年子女,只要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亦可作为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重要证据予以采信。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加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的保护,旗帜鲜明的向家庭暴力行为宣战,为受害者维权该类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案例二:家庭成员遭受家庭暴力时可以依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情】

薛某某与李某某系母子关系,2016年1月,因李某某不履行赡养义务,薛某某诉至法院,开庭休庭后,李某某咒骂、殴打薛某某,后薛某某依法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禁令。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收到薛某某申请后,认为薛某某年过古稀,应得到赡养义务人在物质上、精神上的特别关照,为了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依法保障被赡养人薛某某的人身安全,保障其身心健康,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赡养义务人李某某以任何形式咒骂、殴打被赡养人薛某某。

【点评】

除了妇女、儿童,老人也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定配偶一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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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遭受家庭暴力,要求离婚并赔偿的可予支持。但对于正遭受或面临家暴的受害者如何寻求及时有效的保护,制止家庭暴力,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前,人民法院试行人身保护令制度,从司法的角度弥补了立法的空白。2016年3月1日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独立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反家暴法中一个亮点,有利于及时保护家暴受害人。《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是我们国家在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又一进步,是一切家暴受害者以及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的福音。全社会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受害者应当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理直气壮地对家庭暴力说不。

案例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的监护权可申请撤销 【案情】

邵某某(男)和王某某(女)于2003年在河南省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2004年生育一女,取名邵某。在邵某未满两周岁时,父母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其父独自带女儿回到原籍徐州。在之后的生活中,邵某某长期殴打、虐待女儿邵某,致其头部、脸部、四肢等多处严重创伤,又因强奸、猥亵邵某,于2014年10月10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现入狱服刑。其母自2006年后从未看望过邵某,亦未支付抚养费,且与他人组建家庭并育有两名幼子。2013年2月,邵某因饥饿离家,被好心人士张某某收留,随张某某生活至今。2014年6月,在邵某某案件侦办期间,公安机关曾将邵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及邵某无人照料等情况告知王某某,但王某某仍对邵某不闻不问致其流离失所、生活无着。2015年1月7日,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邵某某、王某某对邵某的监护权,另行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为邵某的监护人。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邵某某对邵某实施了性侵害,并长期虐待、暴力伤害邵某,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权益;王某某长达八年从未看望、照顾过邵某,亦从未承担过抚养费用,在得知邵某某对邵某侵害行为后,仍以没有抚养能力为由拒绝接回邵某,导致邵某失去亲人的关爱,依靠爱心人士生活,邵某某与王某某的监护权应予撤销。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作为履行社会保障职责的国家机构,不仅能够为邵某今后的生活提供经济保障,还能够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邵某的教育、医疗、心理疏导等一系列问题。从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出发,由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取得邵某的监护权,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生存、受教育、医疗保障等权利,更有利于邵某的身心健康。遂判决撤销邵某某、王某某对邵某的监护权,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作为邵某的监护人。

【点评】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为裁判提供了依据。当父母拒不履行监护责任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时,民政部门作为社会保障机构,有权申请撤销父母的监护权,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救济和保护。在指定监护人时,应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出发,从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综合考量与未成年人的情感联系、未成年人的意愿、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等因素。在没有合适人员和其他单位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承担相应的国家救助责任。本案作为全国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具有标杆意义。

案例四:违反夫妻忠诚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吴某(男)与郑某(女)于2006年1月18日登记结婚,2006年9月14日生育一子吴某某。后因夫妻感情恶化,双方于2013年9月10日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书》约定:吴某某归吴某抚养,所有费用由吴某承担。双方离婚后,吴某按双方协议约定抚养吴某某。在抚养过程中,吴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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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因一次生病化验血型,发现与吴某血型不匹配。2015年2月16日,经司法鉴定:排除吴某与吴某某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吴某获悉后如雷轰顶,要求与郑某协商解决,遭到郑某拒绝,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变更吴某某的抚养关系,由郑某承担抚养义务,郑某返还吴某抚养费12万元,赔偿吴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鉴定结论足以证实吴某某与吴某无亲生血缘关系,故吴某没有法定义务负担吴某某的抚养费。对于吴某已经付出的抚养费,综合吴某提交的证据、双方协议离婚时财产分割状况、吴某某居住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及双方各自的抚养能力和收入状况等因素,由郑某酌情返还。郑某在与吴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生育一子,违背了夫妻之间相互忠实之义务,给吴某的精神造成痛苦,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某有权要求郑某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遂判决吴某某由郑某抚养,郑某返还吴某抚养费4.8万元并赔偿吴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点评】

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诚,相互尊重,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不仅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义务,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了夫妻互相忠诚的义务。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如男方受欺骗抚养了非亲生子女,代替孩子的亲生父亲履行了法定的抚养义务,应当有权利追索以前所支付的抚养费。本案中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违反了夫妻忠诚义务,对男方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侵害了男方的人格权益,不仅在道德上应受谴责,在法律上亦应赔偿男方的精神损失。“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之间应当忠诚以待,珍惜缘份。

案例五:夫妻债务的承担内外有别 【案情】

杨某(男)与卞某(女)于2001年登记结婚。2005年,双方因感情问题发生矛盾,杨某将卞某打成轻伤,双方开始分居。2002年6月30日,杨某、卞某向朱某借款16万元,后因未偿还借款,朱某提起诉讼,经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由杨某、卞某偿还借款本息184000元。2004年10月20日,杨某向吴某借款15万元,借条上载明用于购房,后因未偿还借款,法院判决杨某偿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2006年6月7日,杨某向张某借款6万元,后经法院判决杨某、卞某偿还借款本息102000元。2009年7月20日,卞某向徐某借款30万元,后经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由卞某偿还借款35万元。事后,杨某提起诉讼,要求与卞某离婚,并要求卞某承担上述夫妻共同债务。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意是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一般只适用于对夫妻外部债务关系的处理。在处理夫妻内部财产关系时,主张夫妻一方的对外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当事人仍负有证明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欠朱某的债务形成于2002年6月30日,且用于共同销售假药的赔偿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生效判决书虽然确认吴某的债务由杨某偿还,但该债务发生在分居之前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条上注明为购房所欠,卞某无充分证据证明该债务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张某的债务形成于2006年6月7日,此时双方已经分居,杨某未提交证据证实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合意所举之债,应由杨某个人偿还。徐某的债务形成于2009年7月20日,双方已经分居生活,卞某主张债务在双方分居之前就存在,系重新出具的借条,但未提交与其主张相对应的证据,故应认定为卞某的个人债务。遂判决杨某与卞某离婚,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欠朱某的债务、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欠吴某的债务,由杨某、卞某各半负担;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欠张某的债务由杨某负担;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欠徐某的债务,由卞某负担。

【点评】

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后对外借款到底由谁偿还经常产生争议。如果认定为借款人的个人债务,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利,如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无法排除借款人和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利益的情形。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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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正确理解,应从夫妻关系外部和夫妻关系内部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在涉及外部关系时,即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同偿还时,债权人如证明借款是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推定为双方共同债务,但如出借人与举债一方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确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则应由举债一方对外承担责任,配偶无义务偿还。就夫妻关系内部而言,当夫妻离婚时,如举债一方提出借款为共同债务要求配偶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时,举债一方必须举证证明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证明不了,应自行承担。

案例六:一方对外举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案情】

吕某(女)与刘某(男)于2005年3月7日登记结婚,2011年8月29日离婚,双方离婚协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所欠债务由各自负责偿还。2005年3月1日,刘某与王某合伙运营油轮并签订合同,王某每年分得固定承包金。2011年3月1日,经双方对账,刘某就欠付王某的承包金及利息向王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王某100万元,月息1%。2011年8月22日,王某持该借条诉至法院,要求刘某归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法院判决刘某归还王某借款本息108万元。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执行过程中,法院根据王某申请追加吕某为共同被执行人,吕某提出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吕某对该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该108万元为吕某与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吕某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吕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改判认为该债务为刘某欠付王某的承包金,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吕某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王某提出再审申请,该案裁定进入再审。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债务为吕某与刘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在责任财产范围上,刘某应以其全部财产对该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吕某则仅需以其与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108万元承担清偿责任。遂判决撤销

一、二审判决,吕某以其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点评】

本案涉及两个问题,

一、涉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经营所产生的债务,未举债的配偶一方虽无举债合意,但在我国婚后所得共同制这一法定夫妻财产制下,夫妻婚后所得即推定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因经营活动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故与该收益对应债务也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财产范围。涉案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基础为我国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法律规定。未举债的配偶一方对该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责任财产范围也应与该财产制相对应,即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的财产应排除在外。婚前个人财产及离婚后取得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生活并无关联,因此,未举债的配偶一方偿还夫妻共同债务仅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有限连带责任,其个人财产不应作为偿还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本案通过涉夫妻债务种责任财产范围的认定,进一步厘清了离婚案件夫妻债务承担的相关问题。

案例七:父母因婚姻危机不负担抚养费的,子女有权主张 【案情】

王某某(女)与李某某(男)于2006年登记结婚,2007年生育一子李某。2015年双方因琐事发生矛盾。王某某遂于2015年5月1日带李某回娘家居住。王某某于2015年6月19日诉至法院,要求与李某某离婚,被判决不准予离婚。之后,李某某与王某某未能和好,李某一直跟随王某某生活。2015年10月15日,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某支付其出生后的抚养费。诉讼过程中,李某某认可自2015年3月开始没有给李某生活费,但是因为其有严重疾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没有工作,所以未能给付抚养费,且其与王某某未离婚,不同意给付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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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应予支持。王某某与李某某分居后,李某一直跟随母亲生活,李某某亦认可自2015年3月开始未支付李某抚养费,故李某主张的抚养费应自2015年3月开始计算。因王某某、李某某尚未离婚,李某在成年或能够独立生活以前,李某某是否会履行抚养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对于起诉后的抚养费暂不宜处理。遂判决李某某支付李某抚养费1870元。

【点评】

未成年子女要求支付抚养费,基本上都是在夫妻双方离婚时或离婚后才产生的,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夫妻双方财产为共有财产,是否能要求不尽抚养义务的一方支付抚养费,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婚生子女抑或非婚生子女,父母的抚养义务是不变的。在夫妻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一般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方以自己的收入抚养子女可以视为另一方的共同抚养。但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一些当事人借此逃避自己应尽的法定抚养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案例八:成年子女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应担责 【案情】

刘某某共生育三个儿子,长子高甲、次子高乙、三子高丙。刘某某丈夫早年去世,独自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高甲、高乙、高丙均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刘某某独自居住在高甲家中二十余年,高甲住在长年在外打工的儿子家中。现刘某某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存在居住地点、生活费等问题,三个儿子未能协商一致,经村委会调解不成。刘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高甲、高乙、高丙每年分别支付抚养费2000元,由高丙提供旧宅供刘某某居住,待刘某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时由高甲、高乙、高丙轮流看护。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高甲、高乙、高丙作为刘某某的儿子,在刘某某年老或无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应尽赡养义务,支付刘某某相应的赡养费。刘某某居住在高甲家中已二十多年,已经形成了较稳定的居住及生活习惯,现刘某某年事已高,不宜搬迁,且高甲亦不在其自己家中居住,故刘某某继续住在高甲家中更为适宜,考虑到高甲提供住房给刘某某居住,高甲不再承担赡养费,其应承担的份额由高乙、高丙承担。遂判决高乙、高丙自2016年起于每年的6月20日前按每年3000元的标准分别给付刘某某当年的赡养费,刘某某继续居住在高甲处。

【点评】

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回报养育之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如何更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增进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给予老年人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照顾,已成为全社会的责任,也是法院审理赡养案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尊敬父母,关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各方面给予积极的扶助,特别在父母年老、体弱、病残时,子女更应妥善照顾,使他们在生活上、感情上、精神上得到慰藉,而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的三个儿子,无论从道义上、伦理上还是法律上都应对母亲履行赡养义务,在母亲年老体弱的情况下,一起承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使母亲能够安度晚年,幸福生活。法院在确认双方关系和事实前提下,依法判令三个儿子履行赡养义务,彰显了法治权威,同时也维护了道德风尚。

案例九:父母有权要求子女履行定期探望的精神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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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林某系叶某(女)所育子女。在林某10岁时,其父去世,叶某改嫁他人,并在1981年6月30日与卞某结为夫妻,现居住在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新光村。林某也早已成家,居住在启东市近海镇小闸口村。多年来,叶某、林某之间母子关系一直较好,但自2013年后,双方因故不再往来。叶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林某履行探望义务。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赡养义务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叶某与林某母女感情原来一直较好,后因故不再往来,致使原本分居两地的二人没有了交流。叶某虽然有固定的收入来源,能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但其仍有权要求林某给予精神上的慰藉。林某作为子女,理应照顾叶某的特殊需要,经常看望并问候叶某。遂判决林某自2015年起每年探望叶某两次。

【点评】

精神赡养,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其愉悦、开心。江苏在2009年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流动人口增加、外出打工群体日益庞大及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小型化,老年人精神情感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较为严重。在赡养老人方面,子女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物质上的需求,而忽视了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使得很多老年人缺乏精神慰藉,孤独感严重,对身体及心理健康极为不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对于老年人来说,子女的关怀是他们精神最好的慰藉,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精神赡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或道德义务,也是一个法律义务。为人晚辈者要多加体贴理解长辈,在尽好经济赡养义务的前提下,也要注重精神赡养。本案通过判决责令当事人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也彰显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案例十:失独老人的隔代探望权予以保护 【案情】

徐某、李某夫妇的独生子意外身故后,两位失独老人发现儿媳倪某已怀有身孕,于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然而,等孩子长到两岁左右,双方发生了矛盾甚至出现争执后,儿媳却阻止两位失独老人再看望孙子。两位老人起诉要求判令:

1、其夫妇有权对孙子每月探望三次。

2、倪某对其夫妇行使探望孙子的权利时应履行协助义务。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探望作为亲属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是成年近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法定权利,也是成年近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其他成年近亲属的精神关怀与物质支持对未成年人人格健全、身心发育成长有着积极意义,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原则。因此,代替已经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子女对孙子女或外孙子女进行探望既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应当之权利,亦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应有之义务。探望孙辈是失独老人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之一,应视为老年人应有之权益,且可与孙辈享有代位继承权利之法律原理相对应。允许失独老人隔代探望、和谐共处履行监护职责与公序良俗、社会公德相符,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遂判决支持了两位失独老人采用适当方式探望孙子的诉请,并且要求孩子的母亲在祖父母进行探望时应当给予恰当的、必要的便利。

【点评】

对于“80后、90后”一代大多属于独身子女,父母对独生子女倾注了较多的关爱。当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老人在情感上经受极大的痛苦,作为血脉延续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成为老人的精神依靠。我国《婚姻法》对于探望主体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母可否代替子女对孙子女或外孙子女进行探望未有明确规定。本案作为江苏省首例失独老人“隔代探望权”纠纷案,依据亲属权、代位继承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从法律规定之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综合衡量,明确了失独老人享有隔代探望权,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未成年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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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健康成长,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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