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研究论文

摘要：GFCI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标指数。近年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一直备受各界尤其是国际金融界的关注。最新GFCI排名显示：上海依然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得到长足发展，还需经历艰辛的努力。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际金融中心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际金融中心研究论文 篇1：

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

摘 要： 国际金融中心是联结各种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枢纽。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利于国家在世界竞争格局中取得重要地位。上海市在十年里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通过对上海金融市场的现状研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同时基于GFCI、IFCD指标体系对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进行分析，指出上海市自身的竞争力以及与成熟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存在的差距与不足，对加速推进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场；竞争力分析

金融中心是各种金融交易活动的资本集散地和清算地。它能够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对金融信息进行集散处理，同时具有风险管理与价格发现的功能。它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有利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实力，维护区域的金融安全。上海市因深厚的历史沉淀、地理优势、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首要选择。

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市的金融业发展迅速，拉动了上海的经济快速增长，基本确立了以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国内金融中心地位，初步形成了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2015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4 052.2亿元，同比增长22.9%。上海市政府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实现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目标的决定性阶段。上海市要确立其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不断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这些背景下，研究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依托政府的大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国际金融中心存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这三个核心金融市场都聚集于上海市。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正式开业，自此上海证券市场不断发展。黄金交易所和金融期货交易所也于上海市成立，这些都体现了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同时也为上海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动力。

（一）股票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市场稳定程度和开放度不足

根据上海市金融办的数据，2015年上海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总额达9.2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2.9倍；国内股票电子成交量2.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5.7%。上海市的上市公司直接融资额累计达7 457亿元，新三板企业发行融资达103.6亿元。同时，上海市的经济证券化率达245.9%，大约是全国的3倍；直接融资比重达39.5%，大约是全国的1.6倍。

上海市截至2015年底共新增了各类证券期货法人机构120家、分支机构233家。目前，各类机构总数分别达到221家和946家，总数占到全国的32%和9%。上海市的各类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期货公司，其数量也位居全国首位。由此可见，上海市的金融市场规模在不断发展扩大，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其金融市场发展度和开放度也在不断提高中，但与发达国家或者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二）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流动性不足，结构不合理②

截至2015年末，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共计22.3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7.5%。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量达21.0万亿元，占债券市场总发行规模的95.04%，同比增长81.3%。交易所发行公司债、可转债、分离式可转债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共计1 144只，发行量达10 981.72亿元，同比增长186.16%。

根据市场结构来分析，国债和金融债占较大比重，中长期债占比较高，1年以内短期债占比较低，债券流动性存在不足。总体来看，债券市场促进了金融市场资源合理配置以及金融市场改革升级，但自身规模有限；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市场产品流动性较低，市场结构也不是很合理。

（三）外汇市场：交易活跃，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

根据国家外汇局的统计数据，2015年，上海市的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达2.7万亿元，列于全国第一位。人民币在国际收支中的占比已达30%。目前，已有300多家境外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与人民币银行签署代理债券投资协议的境外央行类机构达到37家。黄金国际板成功运行，2015年累计成交黄金4 800吨，金额达1.1万亿元，占金交所黄金总成交量和成交金额的两成。

日前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在2014年底达到2.47%。相比2010年底的0.23%，RII在5年里增长了120多倍。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初期的目标在2015年底已经基本实现。与此同时，人民币近期有望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

（四）期货与期权市场：交易量处于世界前列，产品结构单一

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2.41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 391 25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06%和130.13%。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1.02亿手，成交额为64 166.77亿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量为3.39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 158 186.98亿元。

就市场规模而言，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方面一直处于全球前列。无论从行业、业务结构、竞争状况等方面来看，国内期货行业正在经历的发展阶段与证券行业过去十年的发展经历类似，整个期货行业实际上正在迎来春天。但就市场结构来看，上海期货与期权市场仍比较单一，很多产品如ETFs 期货与期权、单一股票期货及期权等交易规模小。期货市场仍有进步的空间。

（一）基于GFCI指标体系的上海市竞争力分析

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GFCI）首创于2005年，2007年3月由伦敦Z/YenGroup首次对外公布。2008年3月，上海市首次被列入GFCI3排名中。根据2016年4月份发布的GFCI19 报告，排名前五的金融中心依次是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东京，上海以693分位列16名，比GFCI18期的21名上升了5名。

GFCI指数覆盖全球86个金融中心。Z/Yen Group指出该指数主要反映金融中心在商业环境、金融发展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竞争力。同时，GFCI报告采用两种分析方法：聚类和关联，从金融的多样性、专业性、联系度三个维度来综合评判各金融中心的竞争力①。

根据GFCI各期排名，上海市的综合得分基本是逐渐上扬的趋势，但排名波动性却比较大。贺瑛（2011）指出，关键指标排列组合的变动引起GFCI排名的变动称为敏感度，敏感度与金融中心的成熟度成反比②。上海的排名波动性大主要是因为敏感度，这也说明了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还并不成熟。

虽然上海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排名有波动，但作为新兴市场金融中心，尚有更大的潜力与发展空间。

（二）基于IFCD指标体系的上海市竞争力分析

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IFCD）于2010年开始发布。根据IFCD综合得分情况把金融中心分成以下四个梯队：第一梯队，80分以上，为成熟型金融中心；第二梯队，60—80分之间，为新兴发展性国际金融中心；第三梯队，40—60分；第四梯队，40分以下。根据2014年IFCD报告上海市综合得分为77.10，处于第二梯队。

IFCD指数客观指标体系有五个一级指标，包括金融市场、成长发展、产业支撑、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根据表1的排名，2011—2014年，上海市的综合指数排名与金融市场的排名基本一致，这就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产业支撑的排名很靠前也很稳定，这说明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城市基础条件方面有一定的竞争力。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成长发展指标连续年排名第一。这体现了上海市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根据2014年报告，上海市的科技与创新、全球公认的专利和学术发表方面的排名分别是86、35、67名。这表明了在科技与创新、学术方面，上海市仍有发展的空间。

上海市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综合环境和服务水平的建设。上海市这两项指标的排名都在前十名之外，不过2014年排名首次进入前十，指标分数也从68.4和53.95提高到了70分以上。近年来，上海市在服务水平方进步巨大，但相比较发达国家得分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一）推进金融产业、人才集聚①

1.引导金融企业集聚

上海市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要合理推进金融企业集聚，对于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要采取不同的引导措施。比如，对于规模较大的，要适当合理的引导这些金融机构发展本身的核心业务；对于规模较小的，要适当的引导鼓励这些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以促进产业发展。在引导金融企业集聚发展的同时，要注意金融机构的发展多元化，要根据金融机构不同的优势进行培育引导，以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互动的格局。

2.引导金融人才集聚

在建设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市应重视金融人才集聚问题。可以通过加大与海外之间的交流，来引导金融人才的集聚。同时，金融机构内部的交流也应该加强。为推动金融中心的人才引进发展战略，应推进上海高校金融学科的国际化进程，为金融人才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二）推进外汇体制改革

1.推动资本项目改革②

国家应稳步推动资本项目改革，放宽QFII和QDII的投资自由度和准入门槛。国内的投资机构可以通过开拓双向跨境信贷业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同时，完善跨境资金流动检测体系，以提高国内投资机构的国际化水平。

2.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③

目前，人民币正处于贸易结算货币的阶段，国家应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互换的次数，加快国际贸易结算进程；同时，国家应提高汇率弹性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放松资本管制以最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三）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

1.完善政府的监管措施④

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政府的金融监管措施需要不断更新完善。同时，要平衡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在保证金融机构注重创新的同时，也能对金融机构进行有力的监管。政府应加强金融审慎管理，对金融宏观进行统筹协调，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以稳步推进金融深化改革。

2.健全金融法规体系

金融法规、政策必须适应金融产业的发展，并为其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目前我国金融中心法律制度很多处于缺失的状态等；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产业发展快于法律制度的完善。针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应该要本着为金融产业服务的原则加快法律制度制定步伐。同时，上海市要基于金融产业发展快速的情况，先行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以配合适应金融活动的开展。

3.完善基础设施

政府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机构入驻时所需的硬件设施。为了减轻发展资质好的金融机构的税收负担，使其更加注重金融创新、更好发展，应提供相对优惠的税率；同时，提供本地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平台，加速金融集聚进程。

参考文献：

[1] 王伟.中国金融中心发展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5）：1-5.

[2] 高山.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比较研究[J].上海金融，2012，（12）：20-26.

[3] 王保庆，李忠民，王保忠.金融中心形成机理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3，（7）.

[4] 黄运成，杨再斌.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设想[J].管理世界，2003，（11）.

作者：刘萌

国际金融中心研究论文 篇2：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研究：基于ＧＦＣＩ分析

摘要：GFCI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指标指数。近年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一直备受各界尤其是国际金融界的关注。最新GFCI排名显示：上海依然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得到长足发展，还需经历艰辛的努力。

关键词：GFCI;国际金融中心;指标体系

一､引言

随着金融核心地位的不断提升，各国政府对金融中心的关注日益增强，对金融中心排名的各项指标应运而生，其中最具权威的指标体系当属由伦敦金融城Z/Yen研究咨询公司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GFCI通过“因素评价模型”实现对全球不同金融中心的排名。这一“因素评价模型”是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渠道的评价得以构建的。其一是“媒介指标因素”，这一数据来自于外部的客观数据。通常构成GFCI的排名的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标有14项(表1)，这14项竞争力指标则是通过47项分指标数据支撑的。其二是“金融中心评价”。这一评价则是通过网上调查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来自于全球金融中心10强的数据占到50%，只有不到2%的数据来自于其他单一的金融中心。“因素评价模式”的最终目的是运用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方法建立“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预期模型”。本次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依然主要在5个关键的领域进行，那就是：人力､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总体竞争力。考量人力指标可分别从全球EMBA排名､欧洲人力资本指数､人力发展指数､劳动生产力､教育支出､生活质量状况､幸福指数､世界旅游目的地这8个分指标入手。

构成商业环境指标的分别为：行政管理和经济规制､商业环境､总税率､公司税率､雇员有效税率､工资比较指数､个税､总税款(指税收占GDP的比率)､易于从事商业活动指数､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经济自由度指数､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金融市场指数､政治风险评价。

体现市场准入的各项分指标如下：资本准入指标､证券化､股票､债务价量统计和投资基金交易量(5个分别因素)､全球银行服务中心､全球会计服务中心､全球法律服务中心。

组成基础设施的基本因素有：全球办公占有成本､遍及世界的办公场所､竞争替换状况､办公场所的空调设施､欧洲城市监察､全球财产指数。

理论上讲，总体竞争力指标似乎是上述四项指标的汇总。然而，事实上衡量总体竞争力有其独特的个性，这些相关指标可描述为：经济观点指示､超成长公司､世界竞争力排名､零售物价指数､价格比较指数､国家声誉指数､城市声誉指数､全球竞争力指数。

根据前述的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按照1至1000的得分范围，依次产生金融中心前10强为：伦敦(765)､纽约(760)､香港(684)､新加坡(660)､苏黎世(656)､法兰克福(647)､悉尼(639)､芝加哥(636)､东京(632)､日内瓦(628)。在此番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首度入选，排入第24。

二､上海的分析

回顾前两次报告，上海未列入正式的排名，在2005年伦敦金融城的报告中，只是在谈及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前景发展预测时提及了上海。在此番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首度入选，排名第24，由于是首度入选，所以我们无法对上海的表现作纵向分析，我们只能是通过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横向比较来反衬出上海的地位。由于指标体系的关系，上海某些指标，尤其是二级指标出现空白，有些指标只是以国家指标替代城市指标，这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出现某些偏差，这极易造成排名的非稳性。因此，我们的分析不可能就事论事，不可能就分值论排名。我们的分析将循着忠实指标､围绕得分､比较反思这样一条思路展开。

(一)人力指标

尽管反映“人力”这一一级指标分别由8个二级指标构成，而这8个二级指标中有6个均是以国家层面的统计口径出现的。但通过我们手头掌握的上海有关这一方面的具体数据，还是能对上海的情况作一分析。

金融从业人员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所在，它是一个“质”､“量”综合的主体指标。伦敦､纽约的这一指标得分定格于霸主地位。旧金山､芝加哥由于国家层面统计替代城市层面统计的缘故列于第3､第4的位置。香港由于其在专业服务领域形成的强大的专业特长，使其得分迅速上扬，位于第5。

上海目前的情况是金融人才严重不足。从数量上分析，上海从事金融业的人口只占1%，距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从事金融业人口应达1O%以上这一指标要求相距甚远。目前，纽约拥有77万金融人才，香港有35万，而上海不足20万。

从结构上分析，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资质结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这一点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人才的高消费造就金融部门增量结构的高学历化;对专业知识的过度强调造成了财经院校扎堆现象;中坚力量的流失引起金融员工的低龄化倾向;岗位规范的松懈引发执业上岗的缺乏;经纬分明的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培养模式使得金融从业人员宏观与微观知识分离。从流量上分析，首先是人才跨国双向流动机制尚未形成，国际上的金融人才极少到上海的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上海的本土金融人才也很少到国外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其次是金融人才的无序流动替代了有序流动，金融机构间的恶性竞争使“挖角”之风在行业内蔓延，不少中资金融机构成为外资金融机构的“培训基地”。

(二)商业环境

由1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监管环境。

监管就其实质而言，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即法规的数量与严厉度和人们意愿执行度。许多金融专业人士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的是“以规则为准绳”的理念，金融服务局则推崇的是“以原则为基础”的哲学。相比之下，后者更反映了未来监管的发展趋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伦敦在这项得分上高于纽约。

安然､世通丑闻相继发生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较为严厉的监管法则，如“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相比伦敦证交所(LSE)，这让纽约证交所(NYSE)和纳斯达克(Nasdag)背上了巨人的竞争负担。该法律给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强加了每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额外合规成本，还增加了公司董事被告上法庭的风险，对部分公司，尤其是技术领域的公司而言，美国投资者将为其股票支付更高价格，使其获得补偿。而一旦在美国上市，退市代价高昂且操作困难。2001年，选择在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占了全世界57%，但2005年这一数据急降至16%。

纽约的问题恐怕不仅仅在此，还在太多的监管主体(四个各自为政的监管机构)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州与联邦政府层面)的问题。这一点正是上海目前所经历着的。在中国当今分业监管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多头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上海作为非监管总部所在地，既面临总部纵向性的监管，又面临跨业横向性的监管;纵横交叉的监管格局，监管机构间的失调，监管文化的缺位，令上海的金融监管环境不容乐观。

“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是商业环境指标体系的主要指标。我们注意到香港､新加坡的这几项得分位于榜首，而中国大陆几乎“垫底”。

由于这项指标是以国家层面非城市层面的统计，或许上海的实际情况远比现在的排名要好。这项指标确实使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排行榜上的位置下移。

税收(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一直是反映商业环境的关键指标。GFCI模型中的税收指数是个综合指数的概念，分别由总的公司税(指公司收入税､社保､其他劳动税､财产税和流转税的综合)和有效雇员税组成，为了更好地反映金融服务业的状况，通常采用PWC技术方法分析。上海这项指标又几近处于垫底的位置。

上海在商业环境方面与世界金融中心差距之大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三)市场准入

在这一指标体系中，全球前六强的排名未有改变，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通常主要的金融中心具有良好通道，这种通道不仅表现在进入市场的直接通道，而且表现在获取客户和供应专业服务的间接通道。整个2006年，上海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可圈可点，其投资基金交易量迅速跃居仅次于纽约的全球第2的位置。

但上海在全球银行服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方面依然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不要说成为全球的首要中心(prime)､主要中心(major)，就连次中心(minor)都轮不上。

(四)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尤其是商业基础设施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前提指标。伦敦､纽约得分名列1､2，香港位于第3，东京则由老5的排位微微前移至第4。此项排名的前四强的金融中心，商务成本很高。尽管商务成本高是个不利因素，但它却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供求关系。关键在于商业设施的可获性和综合利用率，提升“硬性设施”与“软性服务”间的转换率。

相对来说，上海的商务成本居中低，但上海更需要在保持相对较低的商务成本的前提下，提高商业财产的质量和可获性。

(五)总体竞争力

总体竞争力既可以是上述四项的汇总，又可从其特有的个性指标分析入手。上海在总体竞争力指标上的得分没有预期的高，虽然其在“世界竞争力排名”这项分指标的得分较高，位于全球17，但其在“全球竞争力指数”､“国家声誉指数”､“城市声誉指数”方面的得分并不靠前。这可能与大部分数据均是以国家层面而非城市层面统计的缘故。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单就上海而言，上海的得分应更靠前。但无论如何上海在这些领域与老牌金融中心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三､几点结论

从上述五个关键指标得分情况分析看，上海不容乐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任重而道远。上海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软硬兼施”

从金融中心范畴考量的硬件设施，上海已经具备了很好的硬件条件。与世界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软实力上成问题。金融教育的弱化､金融文化的缺失､金融制度的匮乏……凡此种种，还需通过我们不懈地努力得以解决。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四措并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金融市场不大､金融机构不强､金融产品不多､金融环境不优。因此，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做大市场､做强机构､做多产品､做优环境这四项举措并举。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腹地为基”

上海已经有了“经济腹地”，但光有“经济腹地”是不够的。上海缺乏“信息腹地”，如果上海拥有了“信息腹地”，上海就可以更好地聚集金融资源。更何况“经济腹地”与“信息腹地”间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没有“信息腹地”的“经济腹地”是难以为继的。

(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特色为先”

以上海的实力和地位而言，上海毫无疑问地要成为综合性､实体型的国际金融中心。但这一地位并不排斥上海成为“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和“专业”国际金融中心。相反，上海要想在金融中心建设中有所突破，恐怕还得寻求“特色”突破。

参考资料：

[1]Z/Yen Limite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Nov. 2005

[2]Z/Yen Limi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s"， march.2007

(责任编辑：姜天鹰)

作者：贺　瑛

国际金融中心研究论文 篇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研究

【摘要】：金融因素是影响一个城市或地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又可以有效的促进一国的“金融深化”。金融发展理论在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中的应用实际体现了金融学理论在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地位的不断提升，再加上与金融发展理论紧密联系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区域金融理论在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中的应用，使得国际金融中心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发展。金融发展理论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阐述，尤其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极大的促进了各个国家和地方政府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积极性。

【关键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经济建设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商业环境分析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增强其集聚与辐射能力的主线，没有国际金融机构的集聚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以逐利性为目的的经济个体，其行为必然围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来进行，因而影响其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的因素必然成为影响国际金融机构集聚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机构利益取得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基

本的因素即其所在的市场环境的优劣。

商业环境是市场环境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指国际金融机构选择聚集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在的城市及其地区的宏观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等大环境。根据国际金融中心创立条件的理论，一个地区如果有强劲增长的本地经济或者周边经济快速增长，就会产生旺盛的资金需求，从而具有高的投资回报率，这对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国际金融机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高水平的本地或周边经济增长率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时，根据需求反应金融体系的理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对经济增长的自动反应，经济增长越快，企业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就越大，对金融中介的需求也就越大；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很快、同时各部门间的增长率差异较大时，金融中介在不同部门之间资金转移的作用就越重要。由此可见，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产生对金融产品的巨额需求，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经济因素是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因素分析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因素分析

基础设施是指与金融服务相匹配的能有利于国际金融机构提高获取经济利益的效率的通讯、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目前几乎所有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通讯、网络设备都十分发达。例如，伦敦金融城有四条光缆，可以确保任何时候都能够满足更快、更清晰、更高流量的需要。安全可靠的电信设施对于金融机构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同样意义重大，电信设施可定义为所有便利声音和数据信息传输的设备与网络。金融机构在电信上的巨额花费预示着电信对金融服务机构的战略重要性。一项调查显示，银行与金融机构平均每年电信费用预算至少比其他行业高29％。但是与成本相比，电信服务的质量与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关键。接收股市或外汇市场即时行情信息的短暂延迟或一笔资金电子转账交易或结算的失败可能意味着一家金融机构数百万元的损失。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人力资源因素分析

人力资源是金融服务业的核心资源，人才的优势也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竞争优势。金融机构所需人才通常是多方面的：经验丰富的处理非常规事务的决策性人才，如管理决策、市场营销、产品开发、公共关系、证券交易等工作所需的人才，处理常规事务的熟练操作人员，如财会、结算、贷款审核、法律顾问和办公室等工作人员；数据处理，计算机运用与管理的技术人员。一个同时具有多种类型人力资源供给的地区对金融机构总部或各业务部门都具有吸引力。例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其长期维持地位的重要基础条件，是大量集聚的专业人金融业或金融中心吸收的高学历人才’也比其他行业或地区多。就大学毕业生在工中所占比重来看，金融业的比率要比一般水平高得多。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业中的大学毕业生比率又比全国金融业一般水平高。此外，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和竞争加剧，金融机构人力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另外，城市生活费用和生活质量的差异也对金融机构能否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产生影响。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建设涉及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比较微观的层面，但是商业环境是国际金融机构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保证，市场准入是其成本考量的重要因素，而基础设施的优劣则对金融机构进入后效率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人力资源对于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业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保证充足的高端金融人才的供给，才能保证国际金融机构经济利益的顺利实现。

总之，在分析国际金融机构的聚集行为时，这四个方面影响因素既要分别分析，又需要把他们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从宏观层面看，以上四个因素也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特征。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尽管模式各异，但却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正是这些共性，构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特点如下：便利的交通与发达的基础设施，优越的地理与时区位置；以国内或区域内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都达到相当水平，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规模空前的成交量。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大量聚集，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发达；宽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所在国或地区的政局十分稳定。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特殊影响因素分析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特殊条件

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服务于全国，在实现国际金融金融中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完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使命。这是其他国际金融建设所未曾面临的难题，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要面对的特殊条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有利于东西部资金的联动，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于小康社会的建设，长远看还应有利于垒球经济发展，这样才能确定并不断巩固上海作为国内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由此可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完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上更肩负着促进整个中国资金融通与经济发展的伟大使命。但是我国的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国情，给这一伟大使命的完成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但资源稀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伴生着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东部地区已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外来资本、民间资本充分，产业结构升级迅速，制造业、服务业和外贸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西部经济增长主要靠基础建设投资拉动，国有资本仍占主要地位，外资、民间资本不足，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快，投资效益不高。因此，东西部之间的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及由此引起的地区经济的非协调发展，已成为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除了区域差距外，还广泛的存在着城乡差距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为了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实行了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偏向的经济政策，并采取了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和十分严重的城乡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节奏和步骤相对应，中国的城乡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随后再度扩大的并且日趋严重的过程。

(二)上海国际盔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集聚因素

过金融因素与资本输出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辐射功能的良好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金融集聚的实现。1975年Brilnlner&Dah最早提出了“防御扩张假说”，即强调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减少企业核心信息的外泄。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较少的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往来，一般会选择长期契约进行合作。因此金融企业会随着其重要客户全球布局点的迁移而发生转移。Bush(2002)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对金融产业的核心产业一银行业的跨国转移的相关研究文献整理得出FDI和贸易是银行进入最密切的两大因素。

上海将加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综合实力。“十一五”期间，上海将以吸引和培育骨干金融企业为重点，加强中外资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为金融业服务的金融辅助产业，保持和增强中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国内领先地位，保持和增强上海作为外资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地和总部所在地的地位。上海还将加快培育我国支付卡品牌，争取在“十—五”期间从上海诞生一个属于中国的世界级支付卡品牌。从量化目标看，到2010年，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4.5万亿元和3.2万亿元，保险深度达到5％左右。保险密度达到4000元。第三，上海将改善金融运行的基础条件，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作者：蔡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