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现代艺术论文

摘要：从“人——自然”的关系视野出发，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呈现出去人类中心主义、去生态中心主义和回归生态人文主义等三个阶段的变迁。应保持生态美学的无调式辩证想象，促使生态美学不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关键词：人；自然；生态美学20世纪以来对美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有其深刻的生态根源。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生态美现代艺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生态美现代艺术论文 篇1：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需要解决的三对关系

[摘 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三对关系：一是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生态美学通过吸收生态学思想展开了对传统美学观念的改造，但是当生态学作为美学的基础时，生态审美如何可能便成了问题，它也是生态美学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二是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关系。生态伦理学的加入使得生态美学突破了审美的无功利性，但也使如何保持生态美学的独立性成了一个疑问。三是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关系。生态美学研究因关注自然环境问题而与艺术美学相对，同时也揭示了与艺术美学的众多差异，但是当它上升为一般美学观念的时候，如何适用于与之有着观念冲突的艺术审美，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审美；生态伦理学；艺术美学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虽然取得了众多理论创新，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三对关系：一是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二是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关系；三是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关系。

一、生态学与美学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引起了美学的关注，但是由于传统美学本身观念的缺陷，人们转而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美学观念进行改造。但是，当把生态学作为新的美学观念的基础的时候，生态审美如何可能便成了问题，它也成为生态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甚至是论证生态美学合法性的关键。

西方生态美学的先驱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中指出，生态的保护离不开美学的参与。他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①但是，利奥波德这里所说的“美丽”并不是传统美学所谓的“风景”之美，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美学是幼稚的，“大概是因为美学上不成熟的标签，把‘风景’的定义局限在湖泊和松树上了”②。传统美学不但把对自然的审美看作是风景，同时还把审美的感官限定于视觉和听觉。其实，对自然审美不仅仅是外在的观赏，而是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并需要包含对大地的理解和尊敬。因此，他认为：“发展休闲，并不是一种把道路修到美丽的乡下的工作，而是要感知能力修建到尚不美丽的人类思想中的工作。”③他把自然审美与生态学、生态学伦理学紧密结合起来，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美学作出改造，建立新的大地美学。他的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当代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米克（Joseph W. Meeker）直接对西方美学理论中“艺术与自然相对”的传统提出挑战①，这一传统直接导源于柏拉图，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认为艺术是“高级的”“精神化”的人类精神产品，相反自然世界则是“低级的”“动物性的”。19世纪进化论的诞生，已经促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米克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把美学理论建立在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的基础上，并着重考察了艺术审美体验与生态系统、生物稳定性、生物完整性或生态整体性之间的关系。高博斯特（Paul H. Gobster）从森林管理的角度，看到了传统美学——“风景”审美与森林管理之间的冲突。他从“与人有关的因素”“与景观有关的因素”“人与景观互动的因素”“互动结果的因素”四个方面对比分析了风景美学与生态美学之间的十九点具体差异，并总结道：“在风景美学中，追求娱乐（情感）是首要因素，从观赏这个景观中得到这种娱乐而不考虑这个景观的生态整体性。相反，在生态美学中，娱乐是第二位的，它的前提是为了这个景观，并知道它在生态上是符合要求的。”②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生态美学研究中，他们都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美学进行改造，并使生态学成为他们构建生态美学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生态美学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1994年，李欣复在《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提出构建生态美学的构想。在此文中，他论述了现代工业文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认识，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之美。他尝试着提出树立生态美学的三大观念，即：“树立生态价值是人类最高价值所在基础上的生态平衡是最高价值美的观念”，“树立时空统一高度上追求自然万物的和谐与协调发展美的观念”，“树立努力建设新的生态文明事业的美学观念”③。在这里，李欣复不但提出了建设生态美学的构想，还试图从生态的角度提出新的美学观念。1998年，曾永成较早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了人本生态学观，为其后来提出人本生态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是人的自然”，这恰恰证明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实践中，“由于人是自然的生成物，这种创造和解放必然在自然的生态制约之中，是自然生态系统通过人而实现的自我超越”④。也就是说，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其实是自然的自我意识。自然性或生态性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实践的本性，它更构成了人的审美活动的本原性特征。2000年，徐恒醇在《生态美学》一书中初步构建了以生态美为核心范畴的生态美学体系。他指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⑤；并且，它與传统的美学观念不同，是在生态观念指导下的“生态的审美观念”⑥。

2001年，曾繁仁在首届生态美学会议上宣读了《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一文，次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正式发表。文章一开始，曾繁仁区分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生态美学观，他坚持广义的生态美学观，认为：“它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审美关系。”⑦在他看来，生态学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同样思考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因此生态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环境，还包括人的广义生存；同时从世界美学乃至中国美学的发展而言，生态学的引入为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可以说，曾繁仁把中国生态美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在世界生态美学研究中彰显了中国的特色。2002年，他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简单地将生态美学看作生态学与美学的交叉，以美学的视角审视生态学，或者是以生态学的视角审视美学，都是不全面的。应该从存在观的角度，把生态美学界定为：“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地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①

综上可知，中西方生态美学的诞生，都明显受到了生态学的影响，都把美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生态学之上。由于生态学概念的引入，使得美学超出了传统以艺术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扩大了审美对象的范围，改变了人们以人为主体的审美方式、审美理念，为美学带来了众多的理论创新。生态学也成为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原则，甚至成为审美的重要标准乃至唯一标准。但问题是，生态的如何成为审美的，即生态审美如何可能？在生态与审美之间有没有冲突呢？有的学者提出了质疑，比如伯林特认为：“科学影响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但当它们因试图将审美纳入某一科学模型而偏离了审美体验的首要地位时，这种努力就误入歧途了。”②确实，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生态审美也是包含生态学与美学的融合，但是生态学与美学毕竟是两个学科，二者如何结合，却成为生态美学研究中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也是目前“學界对生态美学研究的迷惘之处”③。

二、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

生态美学的提出，天然带有一种对生态责任和义务，因此，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由于生态伦理学的加入，使得生态审美突破了康德所奠定的经典美学的定律——审美的无功利性，使生态审美带有深厚的功利性内涵。但是当生态审美突破功利性的时候，也使生态美学有滑向生态伦理学的危险。

美学何以能对生态保护起作用，仅仅拥有生态学的知识恐怕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生态美学研究者试图寻求更为坚实的基础。利奥波德指出：生态学教育“不分正确与错误，也不提出任何义务，也不号召做出一定的牺牲，在流行的价值论也不进行任何改变。就土地的利用而言，它激励的也仅仅是开明的个人的权利。试想一下，这样的教育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④结果是生态学教育不但没有带来生态保护，反而造成生态破坏，原因是我们缺少对土地的尊敬、责任和义务。由此，他把生态审美与土地伦理责任义务结合在一起，指出：“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于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于土地的伦理关系。”⑤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 Ⅲ）专门论述了美与责任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拥有美，就拥有责任”⑥，审美应该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单纯的美，或许可以引起对自然的保护，但是，“审美价值，虽然它们是重要的，虽然它们支持某种道德，但最终不如对其他人的道德责任那样有力”①。只有深深包含着对自然的责任，才更能体验到自然的美。“把自己所居住的那处风景定义为我的家。这种兴趣导致我关心它的完整、稳定和美丽”②。因此，他提出把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这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在一开始说过了。从逻辑上说，一个人不应该毁坏美；从心理上讲，一个人不希望毁坏美”③。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不仅仅是为生态审美寻找更深层的理论根基，更突出的表现是迫切需要置换实践美学的实践功利伦理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作为西方美学的代表，主张审美的无功利性，而蔡仪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坚持审美的功利性，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如何解决审美的无功利性与功利性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美学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践派美学恰恰是运用“自然人化”的理论，解答了审美无功利与功利性之间的矛盾，并由此而脱颖而出。李泽厚首先抓住了美感的二重性，他认为：“美感的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质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质，即主观直觉性和客观功利性。”④那么，美感的二重性来自何处呢？当然，只能是美的事物，但它不是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而是一种“自然人化”的结果，“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展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⑤。如此，美是客观的，但也是功利的，实现了客观性与功利性的统一，这里的功利性是社会功利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善”。后来，李泽厚用“积淀”的概念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他说：“通过漫长历史的社会实践，自然人化了，人的目的对象化了。自然为人类所控制、改造、征服和利用，成为顺从人的自然，成为人的‘非有机的躯体’，人成为掌握控制自然的主人。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在这里才具有真正的矛盾统一。真与善、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渗透、交融与一致。理性才能积淀在感性中，内容才能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才能成为自由的形式，这也就是美。”⑥也就说，美虽然在形式，但是形式的背后却积淀着理性的内容，如果形式的审美是无功利的话，那么其包含的内容则是隐含着深层的社会功利性。后实践美学试图打破这实践功利性，回归到审美的无功利性，但是在美学观念上并未提供更新的内容，而是又回到了朱光潜所代表的无功利性美学那里，重新使美学陷入僵局。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不是一味地打破或回归，而是用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去代替单纯的实践功利伦理，从而实现了对实践美学的重要突破。岳友熙提出：“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伦理学为基础的新型美学。‘生态环境伦理学’也称为‘生态伦理学’，是一种主张把道德关怀（normal consideration）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伦理观点和学说。它是对传统伦理学基础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它的继承、发展和超越。”⑦

曾繁仁在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两个方面对生态审美的生态理论基础作出了重要理论探究。在研究对象上，他强调的生态系统，其中就包含生态伦理。他说：“‘生态’作为一种现象，从阿伦·奈斯开始由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到社会与情感价值判断的社会领域，这就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应运而生，而‘生态’也在‘整体性’、‘系统性’的内涵之上又加上了‘价值’、‘平等’、‘公正’与‘美丑’等的内涵。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态系统的美学内涵。这种美学内涵就是在‘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中，存在的显现、真理的敞开。”①也就是说，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含生态伦理在内的生态系统，生态伦理必然成为生态美学的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生态美学的范畴建构上，他论述了与生态伦理密切相关的“家园意识”的范畴。家园意识，即“海氏的存在论哲学中‘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就包含着‘人在家中’这一浓厚的‘家园意识’，人与包括自然生态在内的世界万物是密不可分的交融为一体的”②。也就是说，生态审美过程是一种包含深刻责任维度的美感体验，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的体验，也包含着对家园感的体验。

程相占在文章中集中阐述了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其中就同时包含生态伦理和生态知识两个要点，但是二者不是并列的，生态知识是生态欣赏的内容，而生态伦理则是生态审美的基础。他指出：“笔者这里所探讨的生态伦理可以概括为‘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近似于国际学术界所说的‘生态人文主义’”，“生态人文主义所包含的‘爱物’的伦理态度可以简称生态意识，它是生态欣赏的基础和前提。”③另外，他在第四个要点中还突出强调了生态责任意识对人类审美偏好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偏好与审美风尚也在无形中浪费着自然资源，加剧着环境危机，比如，以皮草时装为高贵，以烟花爆竹为灿烂，等等。这就意味着，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来看，‘审美’并不一个总是光辉灿烂的词语，违背生态文明理念的审美活动比比皆是。”从主体的角度，“充分借鉴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相关成果，改造我们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态度，将是生态美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④。由此可以看出，生态伦理学在他的生态审美四个要点中居于重要的位置。

生态伦理学为生态审美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克服了传统美学的形式审美偏好，突破了康德经典美学所奠定的审美无功利性，为生态美学的现实性品格增添了活力。对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而言，生态伦理取代了隐含在背后的实践功利伦理，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征，但是生态伦理学的加入，同时使生态审美带有明显的现实功利性特点。一旦审美带有了明确的功利性的时候，它还能否保持审美的独立性，则成了一个疑问。笔者甚至认为，虽然生态审美被看作是对传统无功利性审美的一种突破，但事实是，“功利性的生态审美既不利于保持审美的独立性，也不利于生态保护，存在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悖论”⑤。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恐怕这一结果也是生态美学在追求生态功利化过程中始料未及的。

三、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

生态美学因现实生态危机而起，自然环境美成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方生态美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究了环境审美的特点。同时，生态学的引入，也带来了生态美学观念的变革。如此，便出现了两种美学，一种是艺术美学，另一种是生态美学。二者能否沟通、融合，则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西方，生态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环境美学，因为它是针对西方艺术美学传统而提出来的。上文提到的利奥波德、米克和高博斯特在论述生态美学的观念时，都突出了自然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差异，另外从他们的环境美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出来。1966年，赫伯恩（Ronald W. Hephurn）在《当代西方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的引言中指出，在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分析美学把美学仅仅限于艺术领域，造成了对自然美的忽视。由此出发，他从分析美学的角度对自然审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的三方面的特点：介入性、无边框和不完整等。在他看来，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欣赏者是在环境之中的，并且是没有画框、没有边界的，也不像艺术一样追求意义完整性，这也开启了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特点和思路①。瑟帕玛（Yrjo Sepanmaa）区分了艺术与自然审美的创作、对象和观察者三方面的十四点不同。从观赏者看，他认为：“观赏艺术品的场所是有限定的——但对环境而言，则是自由的；艺术品以考察者对它的距离和无利害关系为前提——环境的观察者是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直接接触；大多数艺术形式的作品是用一种感官来感知的——环境观察者通常由多种或所有的感官聯合作用而形成，并且所有的感觉都是相关的。”②卡尔松（Allen Carlson）区分了多种审美模式：对象模式、景观模式、自然环境模式、激发模式和神秘模式。其中，他认为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脱胎于艺术模式，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欣赏，他赞同自然环境审美模式。自然环境模式不同于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的那种二维视野，而是需要把“自然作为一种自然环境来欣赏”，同时需要“借助已知的知识来鉴赏自然”③。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提出参与美学，指出了环境审美的参与性特征。他认为：“事实上，环境有可能看作是建筑美学的实现，尽管不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因为就传统美学而言，要求我们摒弃所有的使用考虑并且采取静观的态度与艺术品保持分离。相反，环境引发并且象征一种与此不同的体验——人的参与，这一点其实建筑早已在实践中践行了。”④

在中国，生态美学的诞生既有与西方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是，很多中国生态美学研究也沿着西方生态美学的研究思路，提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环境美，在研究特点上也是与艺术美学相对的。比如，李欣复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提出，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的学科。徐恒醇虽然提出生态美范畴，但是在具体研究层面上则落实为环境。他认为：“它应该以与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审美活动为主要对象，即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审美为主。”⑤这一思路也体现在他的《生态美学》一书的体系建构上，书的第四、五、六章讲的都是生活环境、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内容。不同的地方是，中国生态美学不仅仅是强调对艺术美学传统的反拨，更重要是对实践美学——“非生态”美学的强烈质疑与突破。因此，中国生态美学没有像西方一样，严格把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严格对立起来，而是把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来进行研究的。陈望衡作为新时期实践派美学的重要代表，在生态时代到来之时，开启了从生态学对实践美学观念的改造。他指出：“生态美学虽然不是美学的全部，却必然是美学的基础。同样，生态美虽然不是全部的美，但它必然是美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它属于美的基本的性质。”⑥张玉能、徐碧辉等新实践派美学家都对实践美学观作出了生态改造，在坚持“自然人化”的同时，突出了“人的自然化”的一面。曾繁仁在参与生态美学讨论伊始，就把它定位为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观念和形态。2012年，曾繁仁专门撰文《对德国古典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反思——“由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到“天地境界”》，集中阐述实践派美学的理论渊源，即与德国古典美学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实践美学必将被生态美学所取代。他说：“实践论美学是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具有较强学术性的一种中国形态的美学，它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精神与改造自然能力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与满足了我国建国后，包括新时期人文主义启蒙的需要；它建构了包括‘认识论——人类本体——自然的人化——积淀’在内的具有相当的自恰性的美学理论体系，独树一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与弊端日益明显。”特别是在自然审美领域，实践论美学“只强调了人化的‘自然’的价值，而完全没有看到未经‘人化’的自然的价值。宇宙、地球与自然万物，其价值怎一个‘人化’与‘积淀’就可概括，它们是人类生存之源、地球万物之母，具有人类难以企及的价值”①。因此，中国当代美学应该走向更为适合时代发展、体现生态精神的“天地境界”的生态美学。

中国生态美学虽然强调了与西方生态美学的差异，但是在理论资源上却都是来自西方的环境美学研究。比如，聂振彬在《关于生态美学的思考》一文中，不但认为生态美作为一种美的形态，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和艺术美，而且还从环境与心态、生命感与审美感、生态环境的功利性目的与超功利性目的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美的生成特点。他着重对比了生态审美与艺术审美的不同，突出了生态审美的功利性特征，认为：“康德所说的一切审美活动都超越利害关系之上，是不适用于生态审美活动的，即在生态审美活动中功利目的性和超功利性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②程相占在《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学界目前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的五种认识：“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不同开端与二水分流；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以发展生态美学。”在文章中，程相占明确把曾繁仁的思路归属于第四种，即“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自己早已形成的生态美学，进而将‘环境美学纳入其中’”，而他自己屬于第五种，即生态化美学③。即使如此，他仍然也是参照和借鉴环境美学的既有成果来建构生态化美学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借鉴西方环境美学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会存在一个问题，环境美学对环境审美特点的分析，本身就是针对艺术审美而提出的，那么，当它作为一般美学观念的时候，能否适用于传统的艺术审美呢？其实，曾繁仁对这一问题早有警觉，他在吸收伯林特的“参与美学”时就曾指出：“的确，诚如柏林特所说，现代艺术向行为艺术的发展的确为‘参与美学’中眼耳鼻舌身等整个身体的‘参与’准备了条件。但是，当面对传统形式以及传统的艺术形式时，‘参与美学’的绝对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同时，他试图对之作出适当的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将‘参与’拓展为主体的积极参与，首先是主体审美知觉能力的参与，参与到审美对象的构成之中，当面对自然环境时则又包含着各种感官的参与。”④在这里，曾繁仁主要突出借鉴参与美学是为了突破传统美学的主客二分乃至主体的积极参与，但是我们也看出了他对艺术审美与环境审美的论述是有分别的，也就是说，其间仍然存在着裂痕。在《生态美学导论》的序言《生态美学在当代美学学科中的新突破》中，这种裂痕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论述第四点突破——“审美属性的重要突破”时写道：“生态美学不反对艺术审美中具有静观的特点，但却着力自然审美中眼耳鼻设身的全部感官的介入，就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著名的‘参与美学’的观念。”①也就是说，生态美学所谓的突破仅限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在艺术审美的突破是有限的，甚至仍然是保持不变。

在西方，生态美学研究已经使美学研究陷入了两种美学形态——艺术美学与生态美学二者针锋相对的境地。比如，伯林特就指出：卡尔松“发展的自然美学仅仅局限于自然美。当他试图将之运用于艺术时，结果就很奇怪。”②那么，当中国生态美学强调它是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强调它的一般性、适应性的时候，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三对关系中包含的三个亟待解答的问题，即生态审美如何可能，生态美学的独立性，生态美学的适应性。这三个问题的能否成功解答，可以说既关乎生态美学能否进一步发展，也关乎生态美学存在的合法性。

作者：周维山

生态美现代艺术论文 篇2：

人与自然关系视野中的生态美学理论变迁

摘要：从“人——自然”的关系视野出发，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呈现出去人类中心主义、去生态中心主义和回归生态人文主义等三个阶段的变迁。应保持生态美学的无调式辩证想象，促使生态美学不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关键词：人；自然；生态美学

20世纪以来对美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有其深刻的生态根源。关于生态的理论和流派，其理论预设主要沿着“人——自然”关系展开。从“人——自然”的理论预设出发，能够对生态美学理论变迁进行大时空视野的关照和反思。

一、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美学观

生态美学从诞生伊始就背负着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使命而来，其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立足于人的需要与满足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念。它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是人类的利益，是造成当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

对于生态危机的大规模反思是以环境美学为前驱的。利奥波德提出了Conservation Aesthetic（环境美学）这一概念[1]156-157，倡导“大地伦理学”，要求人们摈弃短浅、狭隘的人类中心立场，对包括非“如画性”（湿地、沼泽、荒野）在内所有自然景观进行审美关照[2]166。他对“自然”和“荒野”二元对立实质的揭示，引起了后来环境美学对于“荒野”这种“非传统审美对象”的极大关注。

70年代末西方环境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继续深入。卡尔松不仅从审美经验的角度提出以各感官均参与的“自然环境模式”[3]28，还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自然全美”[3]109来回应自然为何而美的问题，其“共同体”[3]214的审美主张已经初步体现出生态美学所强调的生态整体审美原则。柏林特力主将人类中心主义凌驾的外在于人的环境观念，拉回到斯宾诺莎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泛灵世界，所谓“自然之外无它物”[4]11，并进一步提出了“环境美学是参与美学”的重要论断[4]12。消解了自然审美对象的被看性，强调自然审美感官的混合性，揭示了生态美学中所包含的文化社会维度。罗尔斯顿则提出了著名的“哲学的荒野转向”命题，强调了自然事物的先在性和终极价值[5]序9。他认为“纯粹的荒野也可以是有价值的”，提出了“荒野是人类之根”的自然本体论观点[5]133。罗尔斯顿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上比较彻底，但所谓“荒野哲学”由于缺乏普遍适用性和公约性，而显得有些神秘主义和理想化。我国生态美学学者曾繁仁曾批评道：“……对于某些学术立场我们很难完全接受。比方说作为哲学立场的‘荒野哲学’。除了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其肯定的价值之外，对于保护大量荒野的理论和行动，在我国却很难推行。”[6]185-186

但是，环境美学在解构主客二分认知论传统上具有重大意义。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论由来已久。古希腊哲学本处于一种外在性和内在性混合的原生状态中，但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哲学的外在性便不断退却，而内在性却不断膨胀、上升成为生命依据和终极存在，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作为生存形态的生命依据从一种宇宙论式的、有活力的实在变成了一种纯粹精神的意识[7]212。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想更从根本上阐明一切的现象和思维都是由人所建构，除了语言的建构以外别无它物。这种主体性的极度扩张，使得人类从有限的存在成为有限性的存在，与超越的价值形态彻底失去了联系，走向了主体自我否定的虚幻深渊。为了遏制这种膨胀的主体性，环境美学给予自然的先在性充分肯定，自然才是世界的根本。周来祥评道：“西方当前出现的生态主义……它只看到人与自然同一的方面，而不强调人与自然根本差异的一面，这种对自然生物的尊重，实质上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走到了自然中心论的极端。”[8]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当然，西方环境美学各理论流派并不统一，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的核心始终围绕人在环境中的位置展开。瑟帕玛就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元批评的关系，“只有当自然被观看和阐释时，它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9]136。他认为“在感知和描述之外便不存在环境了——甚至环境这个术语都暗含了人类的观点：人类在中心，其他所有事物都在围绕着他”[9]151。当然我们不能随便给瑟氏扣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帽子，但是瑟氏从分析美学的角度对环境美学中人的主体性的执著，正说明了环境美学不可或缺的人的维度。20世纪90年代环境美学家更加强调实证主义风格和实践操作品性，也使得环境美学仍带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美国贾苏克·科欧将这些环境美学归结为“第一种”环境美学，批评其仍植根于人与环境二元论观点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其缺陷是将人与语境排除在外而单独地考虑建筑和景观[10]。

综上，西方环境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显示出双重性特征：一方面，批判人类环境观念里美与丑、好与坏、有用与无用这种二元对立中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批判了环境一词本身无法超越的人类中心观察立场以及环境美学最终服务于人类主人的现实。“环境”一词已经成为“二元论的最后一个幸存者”[11]4。环境美学理论在并不彻底去掉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重新树立了一个新的“生态中心主义”。

二、去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美学观

西方环境美学传入中国后，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的生态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形成了不同理论流派的生态美学学说。其中，围绕“生态中心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生发出一系列的批评与探讨。

一是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的再认识。解构主义和分析哲学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当今所面对的一切，就是由人作为历史性的主导建构与塑造出来的，因此怎能脱离人的基点去谈论所谓生态？为解决这一矛盾，支持“人应该作为中心”的学者，把人类中心主义细化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前者才是导致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而后者则是未来保护生态系统走向繁荣的根本武器，称之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弱人类中心主义”。其主要观点有：第一，人类要以整体观来看待和保护生态系统以获得自身种的延续；第二，当人与自然发生利益冲突时，人的利益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惟一依据；第三，人的理性直接导致了人对自然的保护[12]。如果说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的是一种“放弃的美学”的话，那么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的则是一种“在场的美学”。它坚持人类基于世界中心的立场，而且对于人类能够通过不断反思和理性调整来把握生态平衡的能力深信不疑。但这种自信本身同样是可疑的。正是由于人类对于自己理性能力的过度自信，才造成了韦伯所说的“世界的去魅”，使得我们与自然长久的分离。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合理性”的辩护虽在厘清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中显示出合理之处，但却停留在知识论层面，而与生态美学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不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

二是对“生态中心主义合理性”的再反思。有学者提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立场，“以生命个体或整体性的存在物为中心来对非人类世界进行审美[13]。”这一概念虽先锋无畏而令人注目，但也因非此即彼的独断性而引起众多驳难。曾繁仁后将这一概念改良为“生态中心主义”。他谈到“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过渡是一个宏观的哲学观的转向（我们姑且将其称做哲学观点的‘生态学转向’），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4]。还引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支撑和提升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高度，认为正是由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范式转变，导引出了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补充：第一，批判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所隐含的反人本倾向。主张把“人”从自然人、生物人提升为社会人、理性人，反对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中心主义[15]。第二，纠正生态中心主义带来的审美对象的局限化。徐恒醇指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16]119研究生态美学不能将生态的概念偷偷置换为自然，否则必然回到旧的西方美学的理论范畴。第三，细化生态这一粗放式概念。将生态细化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将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定义为生态和审美的，诗歌和艺术属于精神生态的领域和范畴[17]132。这样一来，使得精神生态成为生态文艺学的合法对象，而回避了生态学与伦理学、自然科学交叉起来的复杂性。第四，批评生态中心主义使得美学世俗化。认为生态美学生硬地把生态中心主义嫁接在美学上。美学只作为生态学的参考和附属，不但没有使得美学有新的进展，反而使得美学从哲学沦为技用之学。总之，对于自然和人关系的深入探讨，使得生态美学的哲学内涵和美学价值大大提高了。

三是对“生态中心走向生态整体”的旨趣倡导。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带有理论非左即右的局限性。即使再对其中的人或自然作或历史或具体的分析限定，都使得讨论不停地回到到底是人还是自然为中心的理论预设中。曾繁仁说：“很明显，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自然有其重要意义，但两者的极端性也都十分明显。我们的立场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走向生态整体论。”[6]60一些学者把实践论引入生态美学，批判实践论的对象化色彩，拓展实践论的生态维度。张玉能将“自然人化”命题归位于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内涵，把“人的自然化”归位为实践美学命题的内在蕴涵与逻辑关联，统筹了实践美学人与自然维度。李衍柱认为必须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理论来对生态美学进行定位和研究。徐碧辉从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生态美的内涵，认为“生态美的实质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18]。季芳把实践美学内在原理与方法和生态内容相结合，探讨并阐发“人的自然化”命题中“自然”作为生态生命整体的新内容，拓展了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赋予生态美学人类学范式的文化整体品格。仪平策认为以人类生活为终极实在的现代人类学范式，超越了传统思维的主客二元模式，将人置于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生态整体世界中，可以有效地将使生态美学摆脱一般生态学的纯物质层面，而进入到一个人类精神文化的整体世界中[19]。人还原到人的真正生活环境中，正是现代人类学的精髓所在，同时也是生态美学走向整体论的新兴依据。再次，将系统学、场域学等运用到生态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积极构建生态美学的一系列元范畴。袁鼎生在其系列专著中力图构建了一个生态谱系，其最终指向一个整生的生态审美场。这种从复杂整体主义出发的高度逻辑架构，也为生态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路径。

总之，摈弃工具理性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成为生态美学的最终旨归，也是环境美学东方化的必然结果。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再到生态整体论，在逻辑上把“人”和“自然”假设成两个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出发元点，避免进入人与自然谁产生谁这一因果链条的误区，从而使生态美学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东方特色的道路。

三、回归人文主义的生态美学观

生态美学的整体论分析为我们带来了大尺度的时空视野和对整体统一关系的强调。但任何一种理论，在今天都要遭遇不断建构与解构的考验。

生态整体论在理论建构时并非完美无瑕，而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思维方法的狡诈化。“整体主义”的虚幻性在于真实的利益都是具体的，而不存在着脱离局部利益、超越局部利益的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20]。生态整体论通过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法则，轻而易举就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冲突融化了，实现了一种思维的狡诈。尽管它声称人与自然的二元维度已经被消解和克服，其实不过是新的剧场假象和概念游戏。其次，整体论的实体化。生态美学的整体性是一种把所有现象编制进一个逻辑体系的整体观，与审美关系中情感关照下的寓于多样性的整体观不是一回事[21]。这个“整体”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逻各斯意义集合体”，它忽视了情感、个体这些因素，以概念的方式实现对人和自然的权威管理，从而使得整体论看上起更像一个贪得无厌的无意义的“合理性”的集合体。第三，整体目标的理想化。有学者认为生态美学所设想的自然是一种虚假的自然，这个被纯化的自然只能在理论中与人构成有机整体实现和谐统一[21]。因而，这种整体论是一种忽略“是”而片面颂扬“应该”的虚假命题，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人的消费、人的行为与消费中的自然、行为中的自然的关系。所以生态美学勾勒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就不过是理想化的宣言，最终只能沦为一种虚假的僭越学科界限的美学。

所以，生态美学研究绝不能从机械抽象化的整体主义出发，而应该在具体的时空下展开。“生态美学”不能再执着于“生态”的美学研究，而是应该向生态的“美学”研究努力。总结起来，当下学术界提倡回归一种生态人文主义，在肯定生态美学的价值同时又提出了以下富有人文情怀的建设性意见：

一是以当代存在论哲学为基础，用“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根本上瓦解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为生态美学提供实现美学理想的可能性。曾繁仁近年来对此建树颇丰。他从本体论的角度，阐述“此在”（人）与周围事物构成的关系性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就在人的实际生存状态中“因缘”际会，人与自然均在存在之中而非之外，整体被带入无蔽并保持于无蔽之中，生态存在之美就此显现[6]283-286。建立起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统一的生态人文主义，成为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新指向。二是借鉴人类学的文化立场，建构一种关系本位的生态美学。即将人置于特定环境、制度、信仰、语言、习惯、风俗之中，生态美学“除了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之外，还要研究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的关系”[19]，将人与环境之间审美生态的绚丽多姿、丰富多样充分体现出来。三是注重摆脱对西方生态理论的依赖，重视发掘中国古典的生态智慧，倡导建设本土生态美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致中和”的“天下之大本”论以及“和而不同”就是现代人与自然和谐的古代生态存在论；“君子畏天命”，则与现代生态审美提倡自然的部分“复魅”有着巧妙的联系……《周易》中“生生之谓易”中体现的生命流动无滞就是对此在在世状态一种形象描述，而“坤厚载物”比大地伦理学还要精妙地描写出大地的母性品格……老庄的“万物齐一”论所包含的生态平等的视角，“无为”与“逍遥”所描绘的自由自在的审美境界正是生态美学所想要最终达到的境界……更勿论佛家包含的众多的生态智慧，已经被生态美学奉为圭臬和充分汲养。总而言之，东方古典美学中人与自然物我不分、物我同一的同情同构关系，同时注重情感抒发、现象还原的诗性思维，正是生态美学想要构建生趣盎然的众妙世界的智慧源泉。

真正的哲学一定是反体系的，真正的生态美学也是反体系的，尤其反对将生态美学规定为某种一切先于内容的纯粹方法。保持一种对人与自然感受的自由的无调式辨证想像，在追求人文关怀的生态美学想象中，重新把世界视为一种多渠道的“开放体系”。在这一体系下，自然与人在历史中自由相遇，走出知识概念的二元对峙，步入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里。在这种关系中，自然既是被择者又是选择者，人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人以其纯然天性体现自然，自然亦以其纯然真性体现着人，人在实现“人”的过程中接近“自然”，人在接近“自然”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人之为人[22]9-10。在当前这一历史阶段，艺术的能力和任务正是重构人与自然本为一体的生活现实：自然和人在其中属于同一层面，共同得以塑造。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从生态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从生态整体主义再到生态人文主义，这并不代表着生态美学的已经臻于完善，而恰恰证明生态美学需要在现实生存中继续寻找理论的生长点。这也许是可以避免生态美学走向教条主义框架和旧形而上学的最好方法，也是个人实践生态人文主义的最基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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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ories Changes:in Version of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ZENG Jing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 China）

Key words: human; nature; ecological aesthetics

作者：曾静

生态美现代艺术论文 篇3：

基于生态美视野下的园林艺术设计

【摘要】生态美是一种崭新的美学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生态美教导我们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减少不必要的人工改造，防止人工对自然进行破坏，同时在保护自然的同时要会利用自然。园林为人们提供了惬意的环境，给人的身心带来了舒展，现代园林艺术的设计，注重人与自然统一的理念，所以把生态美运用到园林的设计中，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从园林的设计中体现出生态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本文就在生态美的视野下，讨论园林艺术的设计。

【关键词】生态美;园林艺术设计;人与自然和谐

生态美是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出发的一种形态，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而提出的一种美的概念。生态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在如今的园林艺术设计中，要把这种理念贯穿进去，园林设计在传统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艺术的延伸。生态美的设计理念就是借助自然的设计力量，减少人为的修整，具有实现人们幸福和减少对自然破坏的重要意义，是对自然的一种尊重和责任。

一、生态美的思想理念和特性

生态美，并不是简单意义的自然美，自然美是对自然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则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产物。生态美体现了人的参与性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关系。生态美与自然环境和人都有密切的联系，生态美满足了人们对美的追求，满足人渴望参与美丽构建的愿望^[1]。生态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到极致。生态美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同感，是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参照的对象。目前人类正在向生态文明的社会靠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进程，在过去的社会，人类都是以牺牲自然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造成生态危机，同时业为自己的生存带来危机，如今人们终于意识到自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于是形成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于是產生了生态美。

生态审美不仅仅是对人类生命的认知，也不是单纯的自然美，而是把审美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因此，人对生态美的体验，是参与自然和对自然的依赖中获取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美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一种人生境界，生态环境作为审美对象，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生态平衡的秩序感，一份生机盎然的环境。

二、生态美视野下园林艺术的设计

（一）地形的生态美设计

现在园林建设中，地形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将生态美融入到园林景观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地形的因素。在园林设计中，如何将地形最完美的融入到整体布局且融入生态美的理念，是当代园林建设中的难题。地形是固定的，甚至有一些是无法人为改变的，地形是园林整体环境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借鉴环境美，一方面又要采取手段将山水欣赏的空间与外界隔开^[2]。当周围的环境比较热闹且整齐，可以选择规则式设计。当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氛围比较安静的时候，就要选择自然式的设计。土地的面积小，规模整齐的时候选择规则式设计，土地面积较大，外形规则不一则选用自然式的设计。另外，还要从游客的角度来考虑园林的设计，如果园林建设的目的趋于让大家多活动，营造比较热闹的氛围，并且要突出观赏性，就要采用规则时设计。如果园林的建设目的是要营造比较幽静的环境，突出游览性，就可以采取自然式的设计。

（二）植物的生态美设计

园林设计中一定少不了花草树木，但植物的设计是园林设计中灵活性最强的一部分，可以根据园林建设的目的和人们观景的需求进行布局。花草的分部，或疏或密，高低不一，都是园林中富有变化性的景观。园林中的花草数目虽然布局的灵活性比较大，但也不是可有可无，随意摆放的，也是具有设计意义的。把生态美的理念融入到园林植物的设计中，体现了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植物生态美的设计，不仅包括了对植物花卉的自然学科的认识，还包括绘画、诗词等人文学科，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园林植物的生态美，是以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平衡为出发点的园林设计，不仅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注重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关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要做到宏观的把握，以生态学作为指导，植物作为主图，让植物融入到周围的景观，从而形成和谐、统一、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园林环境，做到真正的生态美，达到回归自然的愿望。现代园林在植物生态美的设计中，不仅要满足观赏者视觉和心情的满足，同时也要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以及经济的要求。

（三）园路的生态美设计

园林中的园路，是说园林绿地的道路以及广场等，也是园林设计中重要的内容。园路就像人的脉络一样，联系着整个园林系统，是园林的交通网络，也是联系园林景点之间的纽带。有诗云：“曲径通幽处。”园路蜿蜒的曲线，具有别具一格的美，同时也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3]。园路设计的图案和走向，给人美的享受，同时园路将园林分隔开，形成不同系列不同类型的空间，对园林的规划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园路在园林设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要把生态美融入到园路的设计中，经过合理的设计减少园路对环境的影响，让园路更加自然的融入到自然环境中。园林中的园路作为特殊的道路，是人类运动最频繁的场所，园路存在于园林中，是一种人工干扰环境的道路，园路在园林中的影响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影响。积极影响是把作为园林景点间的纽带，把园林景点连接起来，是供人观赏园林的重要交通设施。但同时，园路也把一个大的生态环境划分成几个区域，从而破坏了生态系统，有一些重要的物种的生态环境不能遭到人为的破坏，而园路的产生就对这些物种带来危害。同时园路在建造过程中，需要挖土导致水土流失，破坏了土壤结构，从而对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带来生存危害。

（四）水景的生态美设计

人类的生命活动离不开水，同样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生存也都离不开水的滋润，水是自然界生存的基础。在园林设计中，水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了水就会让园林显得不那么生动活泼，因此，水景是园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园林的水景建设中，秉承了传统的观念，对水体进行艺术和自然形态上的加工，最大力度的符合自然水景的地貌和形态，做到水景与自然和谐统一。同样，要在园林中建造一个典雅生动的自然山水环境，还要结合现代的园林艺术，塑造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水景。水景是一个园林的灵魂，水景的存在赋予园林生命力，因此水景在园林中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在园林建设中，构建水景要与周围的环境统一，协调，才能保证水景完美的融入到园林的景观中。

结语：

当代园林艺术的设计，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的要求，随着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生态在社会、城市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园林设计，生态美已经是园林设计的前提条件。总之，园林的设计不能没有生态美的参与，园林作为一个集生态美和艺术于一体的建筑，不但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还要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

生态美是要告诫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减少过多的人工改造，避免对原有环境的破坏，生态美在园林设计中的融合，还需要不断的研究和发展，相信未来的园林设计会更加的生态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孙娟，张金燕，易年成等.生态美视野下的园林艺术设计[J].中国园艺文摘，2014，（12）：134-135.

[2]彭立勋.从中西比较看中国园林艺术的审美特点及生态美学价值[J].艺术百家，2012，（6）：74-79.

[3]李国新，杨蕴菁.中国古典园林生态美的诗意构建[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154-156.

作者：蔡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