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学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高等院校涉林学位授权点数量迅速增加，但现有评估结果表明，林业高等院校涉林学位授权点整体发展正面临来自非林业高校的巨大挑战。评估主体低效化、评估对象局限化、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趋同化是目前林业高等院校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的主要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林学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林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1：

乔尔·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综述：成就、问题与展望

[摘要]乔尔·斯普林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史学家、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战争和消费主义是其教育思想的关键词，批判性地思考历史是其对教育史的基本态度。作为当今美国教育史学界的领军学者，斯普林的教育思想备受关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有关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可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乔尔·斯普林教育思想意识形态操纵研究综述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28

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于1940年出生在加州的圣迭戈，是美国著名的激进派教育史学家、多元文化教育家。其学术经历丰富，1964年于罗斯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1965年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社会学及心智史硕士学位，1969年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教育政策研究博士学位。如今，斯普林被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和研究生院骋任为教授。

斯普林著书甚丰，截至2015年，已出版著作78部（包括著作再版），涉及教育政治学、教育哲学、教育史等内容。多年来，斯普林发表论文百余篇，不仅美国境内多所大学及教育机构邀其前往演讲或主持会议，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自1985年起，斯普林曾受邀前往西班牙、匈牙利、法国、新加坡、芬兰、土耳其、中国、越南、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发表演说。作为美国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代表人物，斯普林的思想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其主编的教材《美国教育》，自1978年以来，先后更新了17版，足见其教育思想的受重视程度。

一、研究概况

（一）我国学界研究概况

1997年，史静寰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史专业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时，开设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专题讨论课就把斯普林的一些作品当作重点阅读和讨论对象[1]。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朱旭东教授在《杰斐逊教育思想的现代性阐释》一文中论及杰斐逊教育现代性思想的优异性特征时，援引了斯普林在《美国学校：1642—1993》中的观点作为佐证[2]。至此，我国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的序幕便拉开了。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关注急剧升温，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研究数量逐渐增多。截至到2016年5月，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条目下以“Joel Spring”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共检索到296条相关文献。从期刊论文的主题来看，主要涉及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初等教育、行政法及地方法、世界历史、文化、政治学和宪法在内的29个学科或研究方向。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陈露茜、周采、张斌贤、史静寰、贺国庆、傅林等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都对斯普林教育思想展开了相关研究。从论文来源来看，硕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58篇，占文献总数的533%；博士论文共38篇，占文献总数的128%。

第二，研究深度得到拓展，并取得一定成果。首先，在研究论文上，2010年，清华大学赵琳博士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了斯普林《论教育全球化》的译文；2014年，傅林教授在《教育学报》上发表了《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一文，论述了斯普林作品汉译本及其传播、我国学界对斯普林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待拓展的作品翻译和研究空间等内容，该文是目前国内对于斯普林史学思想研究最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其次，斯普林著作的汉译本相继出版。2005年，贾晨阳翻译的《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出版，该书是斯普林最重要的教育哲学思想导论性质的代表作，包括专制教育与民主教育、教育中的分歧传统、文化政治、性别政治和教育与人权五个部分。斯普林解释了该书标题的来源：“该书献给麦克斯·施蒂纳，他的那句话‘大脑中的轮子’被用作此书的标题。”[3]此译著流传甚广，是斯普林作品汉译本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一本[4]。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张弛、张斌贤教授翻译的《美国教育》一书出版发行，该书内容丰富、篇幅较长，汉译本字数达45万字，对于中国学者系统了解美国教育的现状及运行体制十分有益[5]。同年，史静寰教授团队翻译的《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一书出版发行，该书前言部分对斯普林的学术经历、族裔身份、研究领域及学术著作、以及斯普林的教育史观关键词“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战争”等进行了简略地梳理。该书汉译本为国内学者系统、全面了解美国学校的传统与变革提供了极大便利。

斯普林的两次中国访学也激发了我国学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兴趣。2010年，斯普林应傅林教授的邀请前往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四川省多元文化研究中心讲学，随后赴北京参加其作品《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汉译本首发式，与我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演讲《论教育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在中央民族大学发表演讲《全球问题：学校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Global Issues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Languages）。2012年，斯普林再次访问中央民族大学，并发表演讲《全球多元文化教育中的问题》（Issues in Global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二）国外学界研究概况

早在1969年，斯普林的学术观点便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1969年，斯普林在克利夫兰的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并开始与伊凡·伊里奇保持信件往来。1970年，斯普林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的跨文化档案中心（Center for Intercultural Documentation，简称CIDOC）与伊凡·伊里奇、保罗·弗莱雷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伊里奇的推荐下，斯普林的《教育与公司化国家》（Beason Press，1972）出版，伊里奇为该书题写了序言。

《教育与公司化国家》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一方面，国内的某些组织如人文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开始主动联系斯普林，正如斯普林所说：“1972年《教育与公司化国家的兴起》一书出版后，一些自由主义者组织开始与我联系。”[6]另一方面，学界开始关注斯普的教育思想，马文·拉泽逊（Marvin Lazerson）于1973年、西德·吉尔伯特（Sid Gilbert）于1974年分别在《哈佛教育评论》和《当代社会学》上发表对此书的评论，直到2001年，仍有学者陆续发表评论。斯普林的教育思想一直备受关注，截至到2016年6月，笔者在JSTOR西文过刊数据库共检索到斯普林书评等近百篇。以2009年为例，一年内便有9篇书评性文章，最新的研究是2015年12月克斯克书评（Kirkus Reviews）刊登的对斯普林《完美生活》（A Prefect Life）一书的评论。

二、取得的研究成就

（一）国内研究成就

国内有关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如表1所示，此外，周采教授在《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一书的第5章“激进派教育史学的冲击”中用13个版面来介绍斯普林的《美国学校》，从批判性地思考历史、意识形态操纵——斯普林的教育观和教育史观、文化战争——定义美国故事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阐释[7]，是目前我国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剖析最有见解的成果之一。

通过梳理汇总，发现国内有关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1学术经历与著作研究。我国学界对斯普林学术经历与著作的研究，主要以傅林教授的《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史静寰教授的《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张弛、张斌贤教授的《美国教育》为代表。傅林教授在《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一文中介绍了斯普林的学术背景、学术著作，斯普林自1972年至2013年以来出版的28部著作做出了总结，并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归纳了著作的出版时间、作品名称、出版社、版次和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信息，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斯普林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张驰、张斌贤教授在《美国教育》一书的序言部分简单梳理了斯普林从1964年至2010年的主要学术经历，并列举了斯普林有关全球化、教育政治学、教育哲学、教育史、美国教育的著作和教材这几个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史静寰教授在《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一书的序言部分也对斯普林丰富的学术经历进行了简略地介绍，并指出斯普林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史、教育哲学、跨文化教育、美国原住民文化、教育政治学、教育全球化和人权教育等[8]，并对斯普林的《美国教育》等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2族裔身份研究。就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而言，最有代表性是史静寰教授的《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和傅林教授的《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美国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研究》。史静寰教授在翻译《美国教育》一书的译者序部分简要地介绍了斯普林独特的生活经历，讲述了其印第安人血统、其高祖和祖父在乔克托族部落的领导者地位，并突出了斯普林对自己美国印第安人身份的认可。史静寰教授认为：“斯普林非常强调自己的印第安人‘血统’和‘登记在册’的美国印第安人身份，可以说这是他关注美国种族及多元文化问题，倾心研究美国原住民历史及印第安人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动力。”[9]傅林教授在《斯普林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中的贡献在于她将《美国学校》与《美国教育》两部书中对斯普林族裔身份的研究做了一个汇总。在《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挑战——美国部落学院的兴起与发展研究》一文中，傅林教授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中提供了有关斯普林族裔历史的情况，叙述了“哭泣之路”上的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虐杀和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教育被蔑视和摧毁的史实，突出了美国印第安人当时的悲惨处境[10]。

3激进派教育史学研究。周采教授的著作《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陈露茜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三大教育思潮概述》和柳艳鸿的毕业论文《美国教育史学流派研究》是该研究的代表。周采教授在书中总结了激进派教育史学兴起的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并概括了激进派教育史学的主要特点：现实政治关怀、批判性趋向、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开放性。此外，周采教授批判性地分析了激进派的不足，并将温和派和激进派与传统派的联系作了比较性总结[11]。陈露茜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三大教育思潮——新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新进步主义。其中，陈露茜将斯普林作为激进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分析了以斯普林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基本学校观：市场机制干预公立学校，导致了“公司制”学校的出现；国家权力干预公共学校，使学校成为了现有社会阶级结构的卫道士。学校与社会一样，都已经成为机构化、制度化、官僚化、商品化、特权性、垄断性、异化人性的“分类机器”，因此，激进主义者要求“去学校化”。陈露茜在论述激进主义基本学校观的同时，批判性地指出激进主义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去学校化”之后的教育改革或改造的措施，这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12]。柳艳鸿在论文中也突出了激进教育史学派对政治的密切关注，认为该学派是以“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此外，作者指出该学派的理论基础——社会冲突论，该学派总的特征——对以前的教育史学派进行全面反击，并且在研究的出发点上有别于正统教育史学派和修正教育史学派[13]。周采和刘艳鸿两位学者都将激进派教育史学与传统教育史学进行了比较，都认识到了激进派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并批判性地总结了该学派的特征。陈露茜则更多地是关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三大教育思潮，并指出了这三种教育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

4多元文化史学思想研究。国内对于斯普林多元文化史学思想的研究以两个方面为基础：一是斯普林的演讲，二是斯普林著作的汉译本。傅林教授在论述对斯普林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研究时，更多地是直接引用斯普林演讲和著作中的内容，并未提供他人已有的相关研究，这也反映了国内学者对该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国外学界研究成就

截至2016年6月，笔者在JSTOR西文过刊数据库检索到的斯普林书评类文章近百篇。在这近百篇书评中，1973年至1989年间共有35篇，1990至1999年间共有20篇，2000年至2015年间共有39篇，涉及到斯普林的著作40余部，几乎囊括了斯普林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4个方面。

1对斯普林写作特点的研究。国外学者对斯普林写作特点的研究比较集中。英国学者肯尼斯·斯马特（Kenneth Smart）的《书评：美国教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导入》（Review：America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保罗·麦克布莱德（Paul WMcBride）的《被操纵的学校，被操纵的历史》（Manipulated SchoolsManipulated History）、克里斯·艾希尔（Chris Eisele）的《教育政治学的透彻分析》（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帕特里夏·洛韦（Patricia Galloway）的《书评：土著美国人家庭与部落的文化改造，1763-1995：一篮子苹果》（Review：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 Native American Family and Its Tribe， 1763-1995： A Basket of Apples）、西德·吉尔伯特（Sid Gilbert）的《书评：教育与公司化国家的兴起》（Review：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等文章都对斯普林的写作特点进行了研究，且对斯普林写作特点的评论褒贬不一，总结如下：述评一体，语言简单，没有大量使用术语[14]；围绕其观点自圆其说[15]；擅长提问，需要读者自己寻求答案[16]；存在着曲解史料、断章取义的现象，并大量运用二手资料[17]。

2对斯普林意识形态操纵的研究。意识形态操纵是斯普林教育思想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的《书评：美国学校，1642-1985》、格雷戈里·布莱克（Gregory DBlack）的《书评：美国生活图景：学校、电影、广播与电视的意识形态管理》和保罗·麦克布莱德（Paul WMcBride）《被操纵的学校，被操纵的历史》对斯普林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研究。沃伦对斯普林的意识形态操纵观念提出批判，沃伦认为斯普林只看到了意识形态的消极作用（尤其是意识形态受利益集团的操纵），完全忽略了意识形态对学校在公众知识形成方面的贡献[18]。布莱克指出，斯普林只是讲述了不同利益集团对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和价值观施以影响，但是没有分离出各利益集团的各自目标，只是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而已[19]。麦克布莱德批判性地审视了斯普林关于联邦政府、国家教育政策、利益集团对美国学校教育进行意识形态操纵的观点，并认为美国民众并没有斯普林所暗示地那样易受操纵[20]。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剖析斯普林的意识形态操纵概念，各有见地。

3对斯普林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新世纪之后，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移，全球化成为其关注的重点。捷克·列维（Jack Levy）的《书评：教育全球化：导论》（Review：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肯恩·肯普纳（Ken Kempner）的《书评：教育与全球经济的兴起》（Review：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Economy）、默罕默德·阿雅兹·纳西姆（Muhammad Ayaz Naseem）的《全球化与教育权利》（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Rights： An Intercivilizational Analysis）、詹姆斯·托尔弗森（James WTollefson）的《书评：全球化教育学：教育安全情形的兴起》（Pedagogies of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the Educ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ok Review））等都与此主题密切相关，其中为列维和肯普纳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列维指出，斯普林在书中总结了全球化对教育影响的综述，并竭力阐述了其自身的激进思想。列维从史学流派的角度出发，总结到斯普林一派的批判性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世界教育文化被跨国公司强制实施于非西方化社会，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都在为跨国公司服务，世界教育文化旨在将学生并入一个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中，目的是保持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21]。肯普纳认为斯普林明确了教育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全球化尤其是教育全球化存在着诸多问题，不应该将全球化视为常态。肯普纳对斯普林的观点非常认同，提倡质疑全球化及其利弊，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2]。

4对斯普林消费主义思想的研究。马克（Mark Swiencicki）的书评《培养消费者公民：学校、广告与媒体的联姻史》和达科（Darko Strajn）的书评《培养消费者公民：学校、广告与媒体的联姻史》是这一主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马克指出斯普林发现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提升并占据市场、并最终产生 “消费者国家”的原因，即学校、美国政府、广告行业以及公司媒体的共同努力（联姻）。马克肯定了斯普林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认为其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美国人如此热衷于购物广场、快餐以及时髦家用物品这一现状[23]。达科指出了斯普林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一系列事件、变化、冲突、争议和欲望[24]。马克和达科都对斯普林的消费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度研究，前者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论述该问题，后者从社会现象角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分析，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我国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讲，我国学术界对乔尔·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不少问题，研究成果数量不足、分量不重、质量不高，除少数成果外，研究视野整体来说比较狭窄、单一。此外，对国外已有研究成果鲜有涉及，了解不够充分，难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新的研究。具体分析如下。

1一手史料匮乏。“史学界曾有‘史学即史学资料’的断言，这固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至少它表达了一个朴素的哲理，即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史料在数量上的丰富性、范围上的广泛性和结构上的合理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如何进行以及可能取得的结果”[25]。外国教育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史料问题”[26]在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也在所难免。

由于一手史料的匮乏，我国学界已有研究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研究成果中存在着基本信息的错误。以傅林的《乔尔·斯普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为例，傅林教授在文章中提到“该书在美国出版于1994年，尽管汉译本的出现晚了11年，但它一经翻译出版，在中国学界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是傅林教授在论述贾晨阳翻译的《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一书中的语句，其错误之处在于傅林教授没有深究贾晨阳教授翻译此书所依据的蓝本。斯普林的《脑中之轮》共有 3个版本，第一版是1984年《脑中之轮-权威、自由与文化的教育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保罗·弗莱雷》，第二版是1999年的《脑中之轮-权威、自由与文化的教育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人权》，第三版是2008年的《脑中之轮-权威、自由与文化的教育哲学：从儒家思想到人权》。贾晨阳是依据该书的第二版（1999年版）进行翻译的，因此，译本的出现应该是晚了6年，而非11年。

此外，傅林教授指出斯普林于2012年秋再次访问中央民族大学，出席该校多元文化中心的成立并发表演讲“全球问题：学校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 （Global Issues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Languages），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该演讲是斯普林于2010年在该校发表的，当时演讲题目是“全球多元文化教育中的问题”（Issues in Global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视角单一、视野狭窄。任何一种观察和认识都只能通过特定的视角进行，而任何一种视角只能观察和认识到教育思想史的某一个方面或层面，难以真正全面地把握教育思想史整体[27]。目前，国内多数研究者未能将斯普林置于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加以整体考察，斯普林的族裔身份、成长背景、社会实践等背景情况对其教育思想的构建有着怎样的影响，相关研究是相对缺乏的。此外，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形成受到很多人的影响，例如麦克斯·施蒂纳、伊凡·伊里奇、保罗·弗莱雷等学者，这些学者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最后，斯普林作为激进派教育史家的一员，其教育思想与这一家族的其他成员有何差异，斯普林作为激进派教育史学家的代表性人物，其教育思想有何独特之处，我国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也鲜有涉及。

3.研究方法单一。以历史的方法，尤其是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外交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斯普林教育思想进行历史勾勒的研究还未出现。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外交史和文化史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以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非常有助于全面认识斯普林的教育思想。

4.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目前，我国学界对斯普林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较零散。此外，国内研究停留在翻译、介绍和引入的层面上，研究缺乏深度，专题研究少之又少，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要求研究者不要过分追求将其归入某个教育思潮或者流派，以免阻碍对斯普林教育思想整体的充分认识，造成削足适履的现象。

（二）国外学界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相对而言，国外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要比国内丰富，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最为根本问题是国外研究尚未梳理出斯普林所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教育家所处时代面临的主要教育问题或教育家思考和解决的主要教育问题是不同的[28]。事实上，如果不能清晰地梳理出斯普林所探讨的主要教育问题，那么很难准确地把握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背景，很难历史地认识斯普林在多大程度上解答或解决了这些问题，也难以深入地理解其教育思想。具体来说，国外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成果层次单一，缺乏专门性。国外对斯普林的研究成果，多是各种书评。书评的特点即针对某一本书的写作特点、写作内容、作者观点等进行评论。因此，书评类研究者只是抓住了斯普林思想的某一部分，并不能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研究。

2研究范围有待拓宽，研究视角有待转换。斯普林作为印第安人的后裔，其身世背景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如何体现的、斯普林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斯普林对于激进派教育史学家的标签有何反应等等，这些问题都尚未被研究到。拓宽研究视野，转换认识视角是目前国外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3研究呈直线型，未能体现斯普林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不仅整个人类对教育的认识在不同时期经历着变化，教育家个体的教育思想也是一部历史”[29]。研究者不能将特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静态分析，要注意到其教育思想的变化、发展过程。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者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教育家思想的形成过程、思想主体及其历史影响。但是，目前国外对斯普林的研究成果多为书评，书评往往是就教育家教育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评论，这就导致研究的不完整性、间断性和片面性，同时，也很难呈现出斯普林教育思想的变化与发展。

四、研究的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研究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又都存在着各种问题。对于斯普林教育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笔者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总结了几处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1核心概念研究。斯普林教育思想中有很多核心概念，例如“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战争”、“分类机器”、“教育机会平等”、“人权”等，这些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体现的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研究，将推进对斯普林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了解。

2斯普林与传统文化、宗教。斯普林多次提及美国原住民文化、中国儒家文化、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斯普林对传统文化以及上述宗教的态度是怎样的、斯普林对传统文化与上述宗教的研究与其对消费主义的研究存在着怎样的联系等等，斯普林曾在《论教育全球化》一文中对此有简单的介绍，但缺乏学者对此细致的研究。

3斯普林与马克思主义者。斯普林的著作中经常出现“阶级”、“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术语，斯普林受到哪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斯普林与保罗·弗莱雷以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思想联系等，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4斯普林思想变化与发展的研究。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斯普林也不例外。在斯普林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其教育思想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日趋激进还是日渐保守等，这些问题都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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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张斌贤，林伟，杜光强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2010-2014年[J].教育研究，2016（1）：109-125

Key words： Joel Spr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review

（责任编辑：平和光）

作者：胡静

林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2：

完善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建设研究

[摘 要] 我国高等院校涉林学位授权点数量迅速增加，但现有评估结果表明，林业高等院校涉林学位授权点整体发展正面临来自非林业高校的巨大挑战。评估主体低效化、评估对象局限化、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趋同化是目前林业高等院校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的主要问题。据此，提出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建设思路，即通过统筹研究生教育改革和林业发展战略明确当前评估重点、基于林业高等院校协同共建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指标体系、以内涵建设为核心开展行业背景下的学位授权点定位评估。

[关键词] 涉林学科;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

[基金项目] 2017年度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院所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CAFYBB2017MC011）

[作者简介] 李珏闻（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工程师，主要从事学位授权点建设研究;张金玉（1983—），女（满族），黑龙江绥化人，硕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工程师，主要从事研究生培养与学位研究;林 群（1974—），男，福建闽清人，博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高级工程师（通信作者），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

学位授权点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单位和重要载体，学位授权点评估则是学位授权点建设的重要依据和目标导向，是推动高等院校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措施。因此，在新时期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以及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双重背景下，林业高等院校有必要认真思考如何完善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这一重要命题，从而提升涉林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教育质量，实现林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与国家人才需求的有机统一。

一、涉林学位授权点现状

涉林学位授权点是培养高水平林业人才和开展林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学科目录（2011年）》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学科遴选范围，我国主要包括林学、林业工程、风景园林学、农林经济管理、生物学、生态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等7个涉林学位授权点[1]。但林学、林业工程两大传统涉林学位授权点代表了林业高等院校发展战略中的根基与特色，始终占据着核心主导地位。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高质量林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两大传统涉林学位授权点的数量与学位授予层次在农业或综合性高等院校中得到迅速发展。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2009—2020年，林学博士一级学位授权点由7个增至21个，林业工程博士一级学位授权点由5个增至10个。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以“林”命名的高等院校共计6所，即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以及含“林”命名的高校3所，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且已有50所高等院校在不同学位授予层次和授予级别上具有林学、林业工程两大传统涉林学位授权点。

二、我国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情况

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由不同种类的评估活动组成，可根据不同的评估目的、评估主体或评估对象等依据来划分[2]。目前，在我国的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内主要包括两种学位授权点的评估：一是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即对学位授权点的学位授予资格进行的强制性评估;二是一级学科评估，即对学位授予单位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整体水平开展的非约束性评估[3]。本文主要针对林学、林业工程两大传统涉林学位授权点的合格评估和一级学科评估情况进行分析。

1.合格评估。2014年以前，我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依次为以行政审查为主的评估，以学术评审为主的准入评估，以及准入与定期相结合的评估[4]。在此期间，林学、林业工程两个传统涉林学位授权点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各个评估工作中，结果全部合格，未曾出现学位授予单位被撤销授权的情况。

2014年以后，我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即以质量建设为主的周期性协同评估。《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简称《办法》）明确指出，获得学位授权满6年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均须进行合格评估。合格评估每6年进行一轮，每轮评估分为两个阶段，前5年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第6年为教育部行政部门随机抽评。截至2019年12月，首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已全部完成。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抽评结果来看，林学、林业工程两个“博士一级”学位授权点分别被抽取了4所学位授予单位，结果均为合格。此外，《办法》还指出，新增学位授权点获得学位授权满3年后，须接受专项合格评估。其目的在于，有效监督学位授予单位重申报而轻建设、重规模而轻内涵等不良现象。教育部网站显示，2014—2018年，全国共有22所高校因新增设涉林学位授权点接受专项合格评估，根据历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及处理名单显示，其评估结果全部合格。

2.一级学科评估。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2002年首次开展，每4年一轮。通过对2009、2012和2016年的林学、林业工程两大传统涉林学位授权点的一级学科评估结果（详见表1）进行分析，北京林业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的两个学科排名均相对稳定。但是，以“农林”或“农”命名的高校在涉林学位授权点的建设和发展上，日益呈现赶超以“林”命名高校的趋势，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在上述三次评估活动的排名中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进步趋势，而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则呈现后退趋势。

三、当前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的主要问题

学位授权点评估一般有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内容三个组成要素。目前，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围绕上述三个组成要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评估主体作用低效化。我国目前主要存在教育行政部门、社会中介机构、学位授予单位三类评估主体，但尚未能达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良好状态，无法充分发挥评估主体的效用。涉林学位授予单位作为评估主体的主要问题在于：现阶段涉林学位授权点通常仅接受政府组织的合格评估或水平评估，不利于支撑涉林学位授权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特色评估;涉林学位授权点行业属性明显，且在全国范围内数量有限，所在学位授予单位作为评估主体开展自我评估时，难免出现不利于客观反映真实现状的情况，也影响了评估的最终目的;学位授予单位在自我评估活动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评估主体又是评估对象，但尚未能在评估活动中做好角色转换，在评估理念、方法实施和结果利用等方面尚不成熟。

2.评估对象的局限化。学位授权点评估对象可以是学位授权点整体，也可以是支撑学位授权点的某关键要素，但目前林业高等院校的评估对象相对局限。一是评估对象有限。目前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授权点评估主要依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学位授权点的整体性评估，以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等，但对某些支撑学位授权点的关键或特色要素尚未展开专门评估，如对林业高等院校研究生培养十分重要的教学实践基地或典型教学案例建设等。二是指针对学位授权点开展评估时，评估的侧重点有限。目前，已开展了侧重于整体水平的一级学科评估，以及侧重人才培养质量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并未对涉林学位授权点在学位授予单位中的定位和发展情况给予充分重视，然而涉林学位授权点建设在林业高等院校内部能否做到立“林”不偏，是其立足之关键。

3.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趋同化。学位授权点评估指标体系是学位授权点评估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抓手。现阶段，高等院校在构建学位授权点评估指标体系时，主要依据教育部提供的《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即便学位授予单位对抽评要素进行细化，也多是采用生师比、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就业率等常规性评价指标，趋同现象严重。涉林学位授权点的趋同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对体现林业行业特色的评价指标的探索，如培养条件范畴的实验林场、生态定位站，或者学术研究成果范畴的林业新品种等;各林业高校未能在一级学科层面，对具有林业行业特色的评价指标达成共识并资源共享。评价指标体系的趋同化导致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不利于展现涉林学位授权点的立足优势，也不利于在各林业类院校之间开展横向比较，降低了评估结果的利用价值。

四、涉林高校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的完善思路

1.统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林业发展战略，明确当前评估重点。学位授权点建设应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核心要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任务和使命。服务需求和提高质量是现阶段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而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是林业发展战略的主线。因此，应统筹考虑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方向和林业发展战略思路，明确当前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重点。要以研究生教育输出能否适应林业发展需求为评估重点。立足林业高校所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培养区域适配型人才，并区分学位类型和层次，培养服务林业发展的学术型创新人才和专业型技术人才。要以学位授权点内部结构的优化程度为评估重点。既要牢牢把控一级学科对二级学科的主导作用，也要厘清各二级学科之间的独立性与关联性。要以师资力量为研究生教育基本条件的核心，利用学位授权点评估激励师资队伍良性竞争，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性的师资团队。要以完善制度为评估重点。学位授予单位需加快健全学位授权点评估制度，维护学位授权点建设的闭环监控。

2.发挥学位授予单位评估主体的能动性与媒介性，积极促成林业类高校协同构建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指标及标准。涉林学位授权点在某一级学科层面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我国林业科研水平整体实力的象征。学位授权点评估指标及标准作为评估工作的执行抓手和学位授权点发展标杆，应由这个学术共同体在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各林业高校协同发展、共同完善。首先，要充分发挥培养单位作为评估主体的能动作用。国家提倡强化培养单位质量保障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责任，建立与本单位办学目标和定位相一致的质量标准。从各林业高等院校的发展战略来看，尽管发展目标都是建设多科性研究型重點林业大学，但各个学校涉林学位授权点的主要支撑点并不相同，学位授权点内涵建设思路也不尽相同。因此，学位授予单位首要任务是积极构建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准确定位本单位学位点发展目标。其次，要积极发挥学位授予单位的媒介作用，促成有关学术组织、同行专家共同参与研究建设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指标体系。以秉承各学位授予单位的涉林学位授权点特色和优势为基础，探讨我国涉林学位授权点的共同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具有共识性的评估指标和评价标准，构建更科学、更具适配性的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指标体系。

3.加强涉林学位授权点内涵建设，开展行业背景下的学位授权点定位评估。2014—2019年开展的首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对内涵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质量要求[4]。因此，林业高等院校应加强涉林学位授权点内涵建设工作，以培养质量保障为根基，以凸显特色为优势，逐步建设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质量保障的落脚点是研究生培养，“内涵建设看质量”的理念要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基本条件和培养输出的全过程，因此，要逐步开展学位授权点薄弱环节的定位评估，依次击破研究生培养环节中的问题单元。此外，行业特色作为涉林学位授权点的生存优势，有必要成为涉林学位授权点定位评估的重要背景条件。特色凸显就是要紧密联系我国林业行业特色及人才需求。我国幅员辽阔，林业发展区域特性明显，如东北林业大学大力发展涉林学科时，坚持面向东北林区，服务于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5]。因此，要将行业背景充分融入涉林学位授权点评估体系建设中，充分发挥其在学位点建设中的目标定位作用。

參考文献

[1]廖小平.林业高校应协调好“涉林”学科与“非林”学科的关系——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为例[J].中国农业教育，2017（1）：6-10.

[2]韩习祥，梁传杰.论学位点评估体系改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3）：19-22.

[3]赵良，刘文丛.学科评估与学位点合格评估的差异性比较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8（2）：39-41.

[4]刘兰英.合格评估视角下的研究生学位点内涵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5）：66-73.

[5]孙洪志，张春雷，李本昌，等.加强涉林学科建设 服务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J].中国林业教育，2016，34（1）：14-17.

Study on Perfe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Forestry-related Degree Awarding Units

LI Jue-wen， ZHANG Jin-yu， SHI Wen-shi， LIN Qun

（Graduate Department，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China）

Key words： forestry-related subject; degree awarding units; evaluation system

作者：李珏闻，张金玉，史文石，林群

林学思想研究论文 篇3：

服务林业 促进生态强县建设

平江县林学会于1979年成立，是平江成立较早的科技类社团组织之一。历年来，平江县林学会以林业科技推广为依托，以平江28.53万公顷林地为平台，在“德字1号”油茶无性系繁育上取得突破，楠竹低产林改造、林地测土配方建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测等方面也成效显著。

强化科技宣传。5年来，学会通过网络宣传、专题宣传、下乡宣传、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林业生产实用技术，普及林业科技知识，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爱林护林意识。

强化科技培训。学会先后举办了森林培育、地形图识别调绘、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病虫害防治等林业实用技术培训班12期，培训人员500余人次。

强化学术交流。5年来，学会紧紧围绕林业转型改革、产业提质增效等中心工作，积极开展主题研讨、基层调研、论文交流等多形式、多层次的学术活动。先后组织召开了油茶、楠竹、林场森工企业产业发展、林业外資项目申报等各种主题研讨会10余次；组织开展了楠竹产业、油茶、林下种植和养殖、湿地资源调查等11项调查，撰写调研报告9篇，组织会员撰写论文78篇。

强化科研开发。在油茶‘德字1号’无性系选育中取得了重大突破，油茶优良品系“三华”系列引种试验成功；启动实施了全省林业科技创新项目——区域林地土壤化验站建设项目，目前完成了化验站的软硬件建设，开展了相关土壤肥力因子测试，为林农提供了造林指导数据；竹荪种植、黄精人工栽培和精深加工、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古树名木抢救、漏斗分离法检测松材线虫等林业新技术、新成果在平江县得到了广泛应用，有效促进了林业生产。

当前，平江县正大力开展绿富双赢建设，这赋予了平江林学会更大的使命，也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下一阶段，平江林学会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平台、强化组织，为生态强县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解放思想。林学会广大会员

要深刻认识到，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随着社会的发展，林业的生态功能越来越凸显，林业更承载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在三大攻坚战、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现代林业、深化林业改革、实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将林业科技创新落实到山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到村组，使林业科技成为全县生态建设的强大支撑。

建立平台。一是学术交流平台。学术交流是林学会的主要任务，本届学会将组织各林场、森工企业、林科所、各乡镇林业站的广大会员，围绕林业二次转型开展相关主题学术交流，让更多务林人走上百花齐放的学术交流平台。二是技术服务平台。林业技术服务是广大林农提高林业知识、提升林地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林学会要为广大林农及林业企业搭建一站式林业技术咨询服务平台，宣传林业知识，建立对照样地，推动产能升级。三是林业科研平台。林业点多线广面大，要研究的问题多，而林学会受人、财、物的约束，不可能面面俱到。目前林学会已在县林科所建立了区域土壤化验站、野生动植物收容救护站，在县局建立了松材线虫分析室，在福寿林场建立了森林经营示范基地、在长寿采育场建立了珍贵树种基地、在加义森工林场建立了黄精引种栽培基地。

强化组织。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强化学会自身建设，是做实做好林学会相关工作的重要条件。一是要抓好学会组织机构队伍建设。按程序建立健全学会组织机构，设立林学会办公室，配备工作人员处理日常工作，各学会组组长要发挥职能作用，促进学组之间交流与发展。二是要充分发挥理事履职作用。本届学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选配了部分领导干部，理事们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学会保障，确保学会组织高效运转和学术活动正常开展。三是要积极发展会员。会员是学会的土壤，要尽可能的多吸收系统内外科技工作者入会，特别是要发展乡土林业科技工作者入会，同时要探索完善会员管理制度，使会员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作者：童石宝 余罗根 邹武 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