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方法研究论文

2022-04-20

摘要：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思想是将资源效率最大化作为法的宗旨。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经济分析法学主张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系法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经济分析对于民法方法革新的特殊意义，缘于民法和经济学的一致性，包括对人的共同假定、对交易的共同关注以及对效率的共同追求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法学方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法学方法研究论文篇1：

运用法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法面临的困境及其克服

法经济学是目前法学界的热门话题，许多人都用法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学，特别是在经济法领域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笔者是在从事了12年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之后，转行进行法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目前，已经又从事了12年的法学、特别是经济法的研究。根据这些年来的体会，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与法经济学的关系有一些想法，现总结一下供大家在研究中参考。

一、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从笔者这些年的体会来看，许多法学出身的学者在利用法经济学这种理论研究经济法时，并不很清楚经济学到底是什么，而只凭着一种非理性的感觉。因此，要清楚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解决法经济学在法学研究、特别是经济法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必须首先清楚到底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有许多种解释，比较权威的解释是：“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来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1](P5)通俗地讲，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三个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经济学的存在是基于经济问题的存在，经济问题的存在是基于物品和劳务稀缺性的存在，人类经济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欲望。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科学地解决其所面临的这三大问题。

具体来讲，经济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叙述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叙述经济学是对一定经济论题的各种事实的论述，其实质是对各种经济情况的介绍，使大家清楚某社会某方面的经济情况。理论经济学亦称经济理论或经济分析，它是对一种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与重要特点进行理论总结，以使大家清楚这个经济体系运行的基本规律，从而指导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应用经济学是以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去解释叙述经济学家所论述的各种事实产生的原因和它们的意义，或者是运用统计和其他现实世界中的事例去验证一定经济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一致。当然，这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总体上的概念，它还有具体研究领域的划分。“当代经济学包括如下主要领域：财政学、货币学、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工业组织、农业经济、经济增长和发展、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2](P423)

“法学研究法(或法律)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3](P1)，它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价值基础、成果应用等方面都与经济学有明确的区别。首先，法学以法或法律这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而经济学以商品的生产与分配这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它们在研究对象上有明显的区别。其次，法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纠纷，它直接以解决主体之间的纠纷为基本前提，以能够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纠纷为追求，而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需求，以经济财货生产的最大化为基本前提，以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居民消费为追求。第三，法学的价值基础包括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和实证价值三个方面，它以道义价值和功利价值为基础，以实证价值为现实表现，最终追求的是这三种价值实现的最大化[4](P63—70)，而经济学的价值基础主要是功利价值，它最终追求的是社会功利的最大化。第四，法学研究成果最终应用于司法裁判，经济学研究成果最终应用于经济财货的生产与分配。

我们在承认法学与经济学区别的同时，也不可否认法学与经济学还是有明显的联系的，这些联系也同样体现在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价值基础、成果应用等方面。首先，在法学的研究对象中也包括生产与分配方面的规范。其次，在法学所要解决的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财产方面的纠纷，它必然会同经济学发生联系。第三，在法学的价值基础中，功利价值不仅是法学所追求的同时也是经济学所要追求的。第四，许多法律规范是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应用，是将经济学证明是公平合理的某经济行为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解决法律纠纷的裁判标准。正是由于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这些联系，它们之间才产生了交叉的学科，出现了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20世纪下半叶，西方法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法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法社会学、法政治学、法经济学”[5](P575)。“制度经济学与当代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制度经济学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组织科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都有重要的联系”[6]。

二、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法在理论上有许多种解释，笔者认为它应包括经济本体法、责任法和程序法。其中，“经济本体法是以整体经济利益为中心，调整社会经济运行中整体经济关系的本源性法律规范的总称”[7](P7)。“经济责任法是为保障经济本体法的实施而确立的责任规范”，“经济程序法是以整体经济利益为中心，确认整体与个体利益主体之间非身体责任的程序法规范”[4](P300，P331)。按照这一思路，经济法学与经济学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经济法学是按照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价值基础和成果应用的需要，而不是按照经济学的相应需要来进行研究的。其次，经济学基本上不进行责任法和程序法思维上的研究，它所研究的主要是经济本体方面的问题。第三，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分，“宏观经济学一词用于研究大范围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对照，微观经济学考察的则不是总产量、总就业量或者所有物品和劳务二者的总支出，而是单个厂商或产业的特定物品和劳务的产量，以及单个家庭或各家庭在单一市场上对特定物品和劳务的支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单位是部分而不是整体”[8](P8—9)。经济法的出发点与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有明确的区别，经济法基本上不从微观的角度看待问题。

在承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区别的同时，也并不否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联系。首先，经济法学与经济学有共同的研究领域，经济学研究经济领域中的问题，经济法学也同样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第二，从经济本体法的角度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有共同的研究起点，它们都以特定的经济现象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都是对某特定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第三，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可以具有共同的研究结论，虽然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研究目的不同，但对某经济现象它们可能得出共同的研究结论，许多经济法的研究还是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第四，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是可以共用的，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立法中，有许多概念并不是经济法所独有的，而是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五，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中的许多方法是可以共用的，例如数字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工具，它同样也可以成为经济法的研究工具。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出现了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使它们之间形成了交叉的内容。

三、经济法运用法经济学面临的困境与克服

经济学与法学的联系，特别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联系，使许多经济法学者开始关注法经济学，甚至许多经济法学者将其作为经济法学的一部分。但是，法学与经济学的区别，特别是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区别又时刻告诫我们，经济法的研究与经济学的研究不同，这使我们在运用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时面临许多困境。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法经济学是法学还是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通常认为，法经济学或称法与经济学是经济学而不是法学。在美国，法经济学是作为一门经济学课程开设的而不是法学课程，法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9]。并且，这些经济学家试图将法学变成法经济学的一部分，“一种最有力的主张是，用经济概念替换诸如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的法律概念可将法律转变成经济学。根据这一主张，替换之后就可把法律语言作为多余的累赘丢掉”[9](P12)。同时，同法经济学相近的制度经济学则更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经济学家只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来研究，“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涉及经济发展问题中重要的、真正具有本质性的方面，特别是没有涉及实现自由、经济繁荣和安全的制度发展”。“现在，人们正日益认识到，制度构成着关键的社会资本”[6](P7)。

同时，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更不承认它们与经济法的联系。“‘法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基本区别有三：第一，‘法经济学’属经济学领域，而‘经济法’则属法学领域。第二，经济法研究经济领域诸问题的法律，而‘法经济学’则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概念研究几乎所有的法律，除‘经济法’之外，还包括各套法律系统、法律制度以及犯罪和刑罚等各种专门立法中的经济问题。第三，‘经济法’是用法律的准则和价值观分析经济问题，强调的是公正，而‘法经济学’则是用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准则和价值观判断研究法律问题，强调的是效率。”[9]这里虽然有学者对经济法误解或持不同观点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法经济学与经济法的某些区别我们是必须面对的。至少我们必须明确，法经济学是关于全部法学问题的，不是仅关于经济法问题的。并且，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也不认为制度经济学与经济法有联系，经济学家们关注制度问题主要是由于在当代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他们不得不把它作为经济运行与增长中的一个要素来分析。

此外，还存在法经济学的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法经济学的研究在整体上表现为这样的特征：“淡化法官在内在视角而使外在视角彻底化；放松法学的正义标准而使效率标准占优势。但是，因为对效率的看法不同，其内部又分为两派：耶鲁学派比较注意正义和衡平对于效率性的制约，采取规范分析的手法……而芝加哥学派则把效率性强调到极限，采用实证分析的手法。”[10](P2)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由于唯一通向真正科学的法律概念的进路来自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所以，当我们笼统地提到‘法律理论’这一术语时，将其限定于来自法律之外的那些理论才是适当的。”[11](P3)但是，反对法经济学观点的理论也大量存在，罗尔斯指出：“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任何一种形式的功利原则，如果不是在证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合理性，也无论如何是在证明为更大的社会利益而严重侵害自由是合理的。”[12](P155)可见，法经济学本身的观点是否正确并没有定论，许多著名的法学学者是反对法经济学的观点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法经济学不一定是法学，法经济学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思想对法学是有帮助的。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代表的是功利价值思想，这种价值观同法学价值观是有一致性的，它是法学三种基本价值观中的一种。虽然，单纯强调法的功利价值是不正确的，但缺少这种价值观对法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法是在其有效边界内，不同法价值的组合边际均衡倾向为零时，所确定的不同法价值均衡状态”[4](P70)，是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和实证价值不同比例的组合。“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12](P5)。“这意味着经济学难以对法律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这些规范扎根于思想和分析方法的长期传统之中，尤其是扎根于伦理和政治哲学中，这些本身并不同于经济学的组成部分”[9](P15)。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它同完整的法学思想的区别，同时也必须承认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思想是法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认真研究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努力吸收相关学科的正确思想，为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服务才是正确的态度。

同研究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法学家是否有能力很好地研究这两个学科，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我们是否可以采用。首先是法学家的能力问题，目前经济学已经高度数学化，这与其强调定量分析有关，而法学的主要工具还仅仅是定性分析。虽然近些年法学在定量分析上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法学家并没有掌握数学这一分析工具，几乎没有哪个大学将高等数学作为法科学生的必修课。因此，就目前来看，我们的绝大多数法学家是没有能力很好地研究法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甚至有人认为：“法学不可能发展出数量方法，就像澳大利亚不可能独立地产生出兔子一样。法学的传统指明了一个与数量分析不同的发展方向。”[9](P10)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经济学最初也都是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分析。要认识到定性分析是一个学科的初级阶段，发展到定量分析才是这个学科的成熟阶段。在现实的司法裁判中，有大量的定量分析需求，它必须最终使法学走向定量分析阶段。“法律和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也揭露了教义分析作为解决法律制度中存在之问题的工具的贫困。”[n](P3—4)

作为经济法学者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目前的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主要是微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许多是同经济法的理念相矛盾的。这是由于经济法是以整体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它分析和规范经济问题的角度主要应是宏观的而不是微观的。因此，经济法学者研究法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应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而不是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目前，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没有我国发达，他们对经济法理论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不可能出现以经济法为目标的法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理论，我们不可能有现成的关于经济法方面的法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理论，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研究或者同我国经济学家合作研究，才能开发出适合经济法理论需要的法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理论。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法学者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同时，必须注意经济学中相关学科与法学的关系。如财政法与财政学的关系，税法与税收学的关系，金融法与金融学的关系，会计法与会计学的关系，审计法与审计学的关系等。只有这样，才能在法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与经济法之间产生互动，才能使法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法研究的有用工具。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经济学[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刘少军．法边际均衡论——经济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5]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刘少军．经济本体法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

[8][美]爱德华·夏皮罗．宏观经济分析[M]．杨德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9][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张军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0][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1][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M]．武欣，凌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刘少军

经济法学方法研究论文篇2：

经济分析法学与民法方法的革新

摘要：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思想是将资源效率最大化作为法的宗旨。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经济分析法学主张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系法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经济分析对于民法方法革新的特殊意义，缘于民法和经济学的一致性，包括对人的共同假定、对交易的共同关注以及对效率的共同追求等。

关键词：经济分析法学民法方法经济人

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①是20世纪60年代正式兴起的法学流派。作为一种法学方法，它被誉为法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因此，在法学研究中恰当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对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论意义认识不足，尤其对经济分析法学和民法方法之革新的关系尚待深入研究。

一、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理念

（一）从经济分析到经济分析法学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古皆有，而非经济分析法学首创。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一直可以追溯到贝卡利亚、边沁、斯密、马克思、瓦格纳，以及20世纪初美国制度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当然，真正将经济学与法学紧密结合并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形成一个新的可以与传统法学抗衡的法学流派，则非经济分析法学莫属。

从理论渊源上考证，经济分析法学的思想萌芽，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理论，②分析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等也都吸取过功利主义思想。经济分析法学缘何得以产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经济基础；政策选择的困境、效益与福利的争论，是经济分析法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学科间的渗透、法之宏观结果受到重视，是经济分析法学产生的法理基础。总之，“为适应经济和政治变化的需要，经济学的研究在向法律制度（这个过去被认为当然的既定前提）发展，法学的研究在向整个经济后果（这个过去被忽略了的法律的宏观后果）发展。正是在这两种发展趋势的交叉点上，出现了经济分析法学”。③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及其强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有庞德先生的精辟总结为证：“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作为重点。”④

（二）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思想

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是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分析和论证制度的性质、必要性以及合理制度的标志的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社会要想维持活力就应当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动。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法学以效率为其核心概念，因为“效率”虽属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思想，但同样支配着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施行。“法律制度归根到底受效益原理支配，法律安排实质是以效益为轴心”。⑤因而，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的纽带乃是客观存在的，运用经济学上的概念、方法与结论对法律或法律现象进行审视和研究亦有可行性。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立法活动、司法活动以及法律制度本身，对人类的行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隐含成本，从而在事实上发挥着资源配置之功能。所以，法律之原则与制度在最终意义上都成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手段，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活动都围绕资源有效配置与利用而展开，从而，市场规律内在地演变为法律逻辑，并影响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各个法治环节。“良法”通过对权利、权力、义务、责任、法律信息、法律程序的有效安排，可以合理地降低法律规则对人类行为产生的隐含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并有益于人类。这就是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理由。

法律规范（制度）是而且应当是包含了经济逻辑的，法律权利应当分配给能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一方。⑥以价值得以极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说财富极大化，是法的宗旨。⑦可见，从分析路径上看，经济分析法学乃是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进行理论诠释，其所运用的理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其所采用的方法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投入产出法”，其分析的对象是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等。

既然经济分析法学是把效益放在法律价值序列之首位，那么我们评价经济分析法学的是非得失，毋宁说是检验这样一个命题是否成立：法律可不可以追求效益目标，可不可以把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⑧既然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那么法律在总体上应当以社会的主要目标为其主要追求。“法律价值的变化受制于生产力状况的发展”，“法律价值观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开发性系统”。⑨随着法律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经济运行模式以及整个社会所追求目标的变化，法律的价值偏重也无法做到“从一而终”。“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把效益作为它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目标的时候，法律可以把效益作为它的首要价值，或者说，这时候法律应当追求效益目标”。⑩我国在经济生活领域已经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一般原则，并开始全面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法律特别是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具有直接经济内容的法律部门（如民法），应当在不破坏社会最低限度的公平的前提下把“效益”作为其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二、经济分析法学对法学方法的影响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用于研究的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正确，是决定研究活动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B11正是由于方法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法学领域，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法学流派中独树一帜，表现出某种理论优势和特色，正是得力于其研究方法的优势和特色”。B12“经济分析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或种种定义，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对法学来说，经济分析方法的‘入侵’或‘加盟’意味着一种思想的革命，一种研究方法的革命”。B13经济分析法学已经而且还必将继续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新的视野，使法学研究得到全面的改造，并因此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考察西方法理学之历史，人们曾经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法研究法律，但这些方法都未曾尝试定量分析。经济分析法学则首开以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法律之先河。所以波斯纳指出，30多年法律经济学的历史表明，它既是对现代法律分析本身固有思维弱点的一次无情冲击，又无疑是对传统经济思想核心的回归和重整。正是这场思想、理论和技术的革新，为法律实施、法律效果、法律效率、宪政理论（包括政府行为控制，民主决策或制度选择）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使我们为之耳目一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法。B14由于经济学理性自利、理性选择的重要基本预设，与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研究的学问，必然探讨规范对人类行为产生效果的面向不谋而合，是以将经济学的分析理论运用在法律学上，就有了迥异于大陆法系释义学传统下以“涵摄”、“三段论法”等法体系研究路线的成果。B15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不仅仅或者并不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而是一种思维方式”。B16所以，经济学与法学合作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法学研究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的全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学研究和法律规定真正找到了出发点和归宿，那就是从人本身出发——这里的人不是道德的人，而是社会和自然的人。由此，通过使激励而不是强制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从而引导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作出社会可欲的选择。B17

法律规则是一种按序排列的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高级规则控制着低级规则，“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着创造另一个规范的方式，而且在某种范围内还决定着后者的内容”，“法律就调整着它自己的创造”。B18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按照另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的方式被创造的。正是由于法律规范的这一性质，因此对法律的分析首先是一种规则分析，是根据规则的含义而进行的解释和分析。B19但这又带来了法律的职业化特点——传统法学的研究重点集中于现行法的内容是否清楚、规则体系是否存在漏洞以及现行法内部是否存在妨碍法律作用有效发挥的矛盾。因此，规范的法学研究乃“法言法语”式的研究，无法脱离概念主义法学研究体系的范畴。法律体系完整的一个传统标准，就是最大限度排除非法律因素对法律的干扰，以利于法律的准确适用，从而法律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逻辑体系，即就法论法当属法学研究的第一方法。而社会现实是否适应现行法的要求，即法律适用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为法学研究的核心。

但是，法律的规则分析有其局限性；而且，“随着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日趋广泛，法律的合理性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从而研究法律的相关经济和社会因素就成为‘行动中的法’的逻辑要求”。B20因此，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主要内容是现行法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而非法律的逻辑结构一致性；法律经济分析的重点乃是合理性问题或者法律“为什么”的应然问题，而不是合法性问题或者法律“是什么”的实然问题。在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条主义”者将法律视为当然或自主的体系，在法律的弹性空间里主观地寻找“创造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玩弄“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可以说，正是因为不满正统法律家的“法条主义”作风，经济分析法学家才开始垂青经济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研究法律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将法律制度的结构和法律主要规则视为理所当然，把不同时代所决定的判例全部当作似乎是昨天决定的（而不是将旧的判例视为历史的结晶）” 。B21这就使法律失去了外在的视角，法律学术也就会流于一般化。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在分析方法上提供了一套传统法学所不具有的、分析人类行为的完整架构。在反对“法条主义”的旗帜下，法律经济分析开启了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法律的经济分析已成为了传统规则分析的有机补充，离开了经济分析，现代法律的规则分析是不完全的。法律的规范性经济分析和实证经济分析即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已经并将更大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因此，任何蔑视或蔑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都是十分幼稚和愚蠢的”。B22因此，我们不能把规则分析与经济分析两种方法对立起来。B23

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优势还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法律虽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但法律同样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机制。法律经济分析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通过事前分析新法制定或现行法修订之后果，以尽量预防或避免立法上的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公共选择博弈分析、演进博弈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新的分析工具又被运用到经济分析法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已形成几个活跃的理论流派，成为一个开放、竞争的理论系统，必将为经济学和法学提供更多创造性的思想源泉。

我国当前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B24为此，吸收经济分析法学中的合理成分，改造法律研究的方法，以效益目标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在我国似乎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当然，任何一种法学方法都有其缺陷，经济分析法学也不例外。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时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重视这一新的分析方法，又不能将其绝对化，更不能将其作为反对运用其他分析方法的理由。B25但无论如何，经济分析法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这种方法本身是不应当受到批判的，应受批判的只是那种“将这种方法视为法律之全部”的极端做法。

三、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方法革新的特殊意义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B26但民法是直接调整社会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法律，“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B27因此，民法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其“经济性”更为明显。而如前所述，经济分析法学的宗旨就在于探求具体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所以经济分析最有用武之地的领域就是直接调整财产关系、具有直接经济内容、处于市场经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部门。加之“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法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交易成本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基于对产品利用能力的不同估计，以及对其自身利益的最大追求所进行的自由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换，正因如此，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民法规范，比起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调整带有隶属、指令性质的纵向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显得更加驾轻就熟。由于民法的经济性，使得民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从而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方法之革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对人的共同假定

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引进，“其根源在于法学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对人本身共有的关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而经济学只是更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同时由于法律规定以及法院的判决将会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以经济学对法律分析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B28可以说，人是经济学与法学“联姻”并形成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介质。经济分析法学对于民法的特殊意义，同样首先在于“人”。

民法与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现实活动，就是人的行为（特别是交易行为）。民法要调整人的交易行为，首先要认识和了解人的行为动机，并在民法制度设置中形成均衡状态。B29“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的方法”。B30经验证明，人的基本行为原则就是趋利弊害，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即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经济人”。B31因此，在经济学上，“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成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必须把每一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这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B32实际上，经济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是人们的基本行为动机，即经济活动主体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或“理性人”。

这种“经济人”和民法视野中的人并无二致。民法是利益机制的成文化和制度化，因此“民法人”也通常被称为“经济人”或“理性人”。在民法典中基本上隐含了个人主义的两个根本假设：一是社会唯名论（Nominalism）立场，鼓励人消解传统的价值规则，实现个人独立的自我设计；二是个人对社会价值的优先性。B33“民法人”就是“经济人”，这源于民法的基本属性。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而在市民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了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B34所以，民法应当也只能以人性恶为其逻辑基础。“立法者并不着眼于通常情况的人，而是最坏情况下的人；人如此自私，以至于假使对他没有限制，他就不会关心任何他人的利益，而且如此聪明，以至于他可能立刻会认识到这种限制的每一漏洞”。B35“雷锋式的人物在民法中是不能被普泛化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诚如伯尔曼说，法律不能创造爱，只是为爱培育土壤”。B36拿最著名的《德国民法典》来说，其理想人格“是这样一种人，即人们能够指望他们具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契约自由、营业自由、竞争自由的基础上成立的市民盈利团体，理智的活动并避免损失”。B37

民法学和经济学都是在由这样的“经济人”构成的社会中寻求减少冲突、促进交易以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路径。民法就是“经济人”的“人法”，正如徐国栋教授所说，“在亲属法中，贯穿着弱度的经济人假说，人们并没有爱得不可开交，而是经常地进行着利害的计算；而在民法的财产法部分，贯穿着强度的经济人假说，尽管强弱不同，两者是可以在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B38

（二）对交易的共同关注

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社会就是市民社会，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B39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奔波的平等主体，因此交易构成了这一社会的基本运作形式，“市民社会是市民交往的总和”。B40作为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民法规范的重要使命在于提供交易规则，维持交易秩序及确保交易安全。尽管民法的调整范围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大领域，但仍可以说民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财产交易法，“交易”是民法这一伟大篇章中的关键词。就经济学而言，制度经济学把研究重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方面）转移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交易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代表人物康芒斯指出，使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相互联系的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秩序”这三项原则。这个单位就是交易。所谓“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的“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因此，交易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所理解的交易就是关于财产权利的互动行为，这一互动行为就是民法中的法律行为。

（三）对效率的共同追求

效率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当今时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以效率为其基本价值追求的程度，因此，效率作为民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也不成问题。我国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法律效率价值的探讨，究其原因，一是效率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价值，二是我国的法价值论产生的背景是在一个缺乏效益的时代。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异常紧密，民法的眼中不能没有效率观念。正如谢鸿飞所言，现代民法是以自由和效率为目的的。换言之，民法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以权利—义务关系模式，将市民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可以计算的关系（甚至民法上的亲属关系也是以权利—义务来表达的），人被归结为一种数字操作，他“把别人看做是工具，也把自己降为工具（马克思语）”。B41

在论及民法的价值目标时，理论界往往会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而且一般认为效率是与公平、正义相悖的价值取向。但这一命题似乎并不成立。对民法进行经济分析，实质上就是要揭示民法所反映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规律即经济规律，而规律作为一种符合事物本质的法则，它类似于大陆法理论中的“自然法”和英美法理论中的“正义法”，从而通过经济分析方法研究而揭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民法制度，较之于通过传统法学方法研究而揭示的主权国家的民法，前者能更好地体现法的公平、正义本质。所以，从本质上讲，效率并不一定违背公平、正义。此外，公正的实现是要付出成本的，以牺牲效率来追求绝对的“公正”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导致共同贫穷的“公正”。因此，真正的与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并不排斥效率。“仅以公正作为法律规范的唯一价值评估标准难以揭示法律的真谛，只有建立在效率基础之上的公正，才真正昭示了法律之精神”。B42法律效率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公正的目标。公正的获取是在具备有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的，如果没有效率这块“蛋糕”，也就无法对“蛋糕”进行分割，公正也就无法实现。公正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意识形态性，效率具有恒定性、长久性、绝对性。因此，法律应当引导和促使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

On the 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Renovation of Civil Law Methodology

HOU Guo-yue

Key words：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civil law methodology economic man

作者：侯国跃

经济法学方法研究论文篇3：

法学研究中经济学运用之批判

摘要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法学研究在当今学界方兴未艾。经济学方法中的理论假设本身存在缺陷，经济学所要实现的价值理念亦与法学价值理念有别。法学虽然不具有理论上的自足性，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研究及其实际应用中还是应该彰显其自我独特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法学研究经济法学批判

一门学科、一种理论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研究方法的创新及其运用则通常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科学的方法是把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桥梁、渡船、通道。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方法是科学的生命。在法学领域，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法学流派中独树一帜，表现出某种理论优势和特色，正是得力于其研究方法的优势和特色。在法学史上，法学领域的变革和革命往往是由方法的更新或革命引起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分析法学派在西方的兴起正是经济学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方法的创新给法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也推动了法学理论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对方法本身的质疑。事实上，经济分析法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质疑，其实质即在于对将经济学方法导入法学研究的合理性、正当性的质疑。笔者无意于对作为一个法学流派的经济分析法学派及其法哲学思想提出批判，而仅仅就在部门法学研究中的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经济分析方法与法学研究结缘的源流

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可以追溯到贝卡利亚、边沁、斯密、马克思以及瓦格纳，甚至更早。如贝卡利亚认为，从全面计量生活的幸福和灾难来讲，立法是一门技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边沁则说，人类受制于“苦”与“乐”的统治，盗窃行为是否是一种犯罪，就要看盗窃行为带来的苦与乐的比例。苦大于乐，该行为就是一种犯罪；乐大于苦，该行为就不是一种犯罪。因此，“惩罚之值在任何情况下，皆须不小于足以超过罪过收益之值” ，尽管犯罪能获得很大的快乐，但是，惩罚所造成的痛苦超过实施犯罪获得的快乐。可见，他们在将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基础引入法律制度的研究中的同时，不自觉地运用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亚当·斯密则是经济学说史上把经济学视野扩展到法律制度的第一人，同时也开创了用经济学的目光，以效率为依据检视和评价法律制度的先河，在《国富论》中，他以理性人的假设从经济学的视野以效率为价值导向对学徒法、继承法、有关规制高利贷的法律、谷物法等法律制度作了评价和检视。

以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更是将法与经济学的结合推向了第一个高潮。他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将商品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的认识，认为“交易”才能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在他看来，交易是在法律和习俗的作用下取得和让与对经济数量的合法控制权的手段，同时，康芒斯指出，由于这些交易是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或者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社会活动的单位，那么，“它们的性質是伦理的，也是法律的和经济的。”正是基于对“交易”的这一认识，交易活动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有人认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被认为是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广泛综合。”康芒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法律与经济学关系的理论。虽然，以康芒斯为代表的法与经济学的结合运动由于缺乏一套内在的连贯的价值判断，“没有一个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付之一炬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而最终被经济学界所抛弃；也因为不能提供关于人类灵魂的趋势和灵感的解释而在法学界遭受白眼。但是，他关于法律与经济学关系的有关理论还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他的“交易”理论几乎为科斯全盘接受，正是在他的这一理论基础上，科斯发展了他著名的“交易成本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迎来了法与经济学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一意义上，学者认为，康芒斯是法经济学的伟大的先行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迎来了法与经济学的第二次浪潮，这一浪潮持续至今。对于当今的法与经济学的结合交叉，按照研究重点的不同，学者把其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研究的重点是法律问题，但采用或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所形成的学科叫经济分析法学，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大法官理查德·A·波斯纳。第二类是法律经济学 ( the economics of the law)，研究重点是经济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与法律有关，从学科分类上属于经济学的分支。第三类是“法与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或“法和经济学”或“法经济学”，它代表法学与经济学较深入的结合，研究的重点是与法律和经济均有密切联系的社会问题。上述三种名称分别反映了三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从法学向经济学“靠拢”；第二条路径是从经济学向法学“进军”；第三条道路则是以社会现象为出发点，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寻找两大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从而实现了法学与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以上是关于法律与经济学结缘的大致的历史线索。在法学研究中，法与经济学的结合形成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所谓的经济分析法学派，但国内法学界并不习惯于将其与前述的法与经济学、法经济学相区分，而一般都称之为法经济学。自波斯纳以下，法学中人偏好于经济分析者，每每论及某一法律制度之原因，必借助于经济学中之理性人假设与效率目标。然而，笔者以为，这正是在法学研究中值得质疑与反思之处。

二、理性假设的质疑与反思

（一）理性经济人的理论与现实。

“经济人”的假设是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的基石。但是，这一假设理建立在有序偏好、完备的信息和完美的计算能力基础之上。从偏好的角度进行分析，要判断经济人是否具有“理性”，需要存在着足够多的可替代性选择。但是，个人偏好只能在未知的选择中进行效用序列的排队，如果满足特定人的某种需要只有唯一的可能性选择或现实中缺乏这种选择，那么也就无法衡量和评断什么是“理性”。此外，在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总是会得出“理性最大化”与否的相反结论。加之，我们现在无法对主观意识领域中的东西去比较和衡量，缺乏令人信服的实际可行的计算方法。因而，现实中，我们根本无法得出“理性最大化”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二）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矛盾。

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俗成的一般性假设，认为“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但这仅存在于个体经济行为之中，并不适用具有拟制人格的团体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但团体理性，只是它与个体理性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由团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不一致所致。团体利益是由个人利益中带有共同性的部分抽象提升出来的整体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不等同于个人利益，这就产生了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深刻矛盾。

（三）“理性经济人假设”推导方法的批判。

“理性经济人假设”主要是建立在归纳推理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但是，这方法论已日益受到了广泛的批判而失去了信服度。目前，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我们更愿意接受和普遍认同的是：任何一个命题都不可能被最终证实，而只能被证伪，每被证伪一次，科学就前进一步，证伪、再证伪才是科学永无止境的发展历程。而且， “理性经济人”的前提性假设也应该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学科领域里，人为的为了研究需要而做出的假设，随着科学的进展，这种假设日益缺乏可信度，必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和罗伯特·希勒有关资本市场“非理性理论”的提出以来，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日益受到了非议和质疑。既然这一假设在经济学领域都是不能受到普遍接受的，更何况人类的行为假设呢?

综上，我们认为，在法学研究中，完全按照经济理性人的假设来设计、解释法律制度既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事实，也不符合法学自身的特殊要求。在法律世界，即使存在理性人，那也一定是法律理性人，而不是經济的理性人。

三、效率困境与衡量的理性探究

（一）效率的困境。

波斯纳认为：“一种权利的理论事实上是财富最大化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必然推论结果”。也就是说，效率最大化可以处理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对于分配正义的解释，波斯纳指出应该将权力分配给那些可能会最看重这些权利的人，以便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必将对传统正义价值目标构成挑战。即使把它理解为社会财富最大化，那么这将成为政府以立法形式保护特定利益群体，剥夺其它利益群体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这本身就是荒谬的。所以说，财富最大化理论最多也只是从经济意义上对人性追求的一种不完全阐释，不能取代法律一直对正义和秩序价值的追求。

此外，正如美国法学家霍尔所批判的，在法学研究中以单一因素去阐明复杂现象的谬误，因为法律就像是一个带有大厅、房间、凹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内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拐角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因此，以效率为基础对法律进行建构，对其他价值的忽略和否认，其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不成熟之处。将经济学引入到法律领域，就不可能不面临来自不同学科的价值追求及方法论冲突。

（二）对效率衡量标准的批驳。

效率作为法经济学派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准则和尺度，对它的界定和理解离不开具体的衡量标准，在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中，这些标准包括 “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以及“卡尔多一希克斯”原则。

第一，帕累托标准存在的缺陷。伦理和价值本不理所应当地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一旦把经济学引入到法学的领域和视野，把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就不可回避关注价值目标，此时，“帕累托最优”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虽然一定程度上的分配差距是效率的动力，但是，并非所有的收入差距都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不合理、不公正的收入差距不但不能刺激效率的提高，反而还会刺激不同收入者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进一步阻碍效率的提高并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却并没有解释社会财富的具体分配问题，因而就无法辨别其合理与否，并不具有广泛的可信度。以至于波斯纳也认为：“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效率概念还是依赖于财富的分配——支付意愿以及价值是这一分配的函数，这就限制了效率作为社会利益的最终标准。

第二，对“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的批驳。波斯纳摈弃了“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优”，认为经济学所指的效率应该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意义上的效率。然而，“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一标准的核心是对部分利益主体的利益补偿和利益转移，其实质就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后盾的重新分配。显然，这种分配方式极易导致广大民众对政府权力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屈从，以至最终决定人们得到什么东西的，已经再不是自由的竞争性试验，而是权力机关所作的决策。因此，如果把以“卡尔多一希克斯”为衡量标准的效率目标引入到法律领域，就会对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秩序两大价值目标提出挑战和威胁。因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但效率标准以牺牲和剥夺部分人福利的实际增加和潜在提升可能为代价，来换取另一部分人更大利益满足的标准，本身就违背法律传统的正义价值取向；而且，在“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下，由于这种潜在补偿因政府权力的介入而通常并非合理有效，此时就必定会出现导致社会秩序不稳定的诸多诱因，从而破坏现存的法律秩序。

四、结语

法律是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科学，作为法学研究，应该坚守对正义的信仰。毫无疑问，正义是具有时代性的。将经济分析方法引入法学的研究之中是否有错，并不在于它是否以效率价值取代了正义价值，而在于这样的效率标准符是否合时代的价值需求。当我们将眼光从法律领域转向社会，我们会发现，波斯纳在大力鼓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陷入效率困境的时代，解决这一效率困境就是一种社会正义，因此法经济学的产生与蓬勃发展可谓是适逢其时。但是，作为法学研究者，当我们沉浸在经济分析方法给法学研究开创新局面而带来的喜悦之中时，我们始终应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们为何出发？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注释：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黄立君.论亚当·斯密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4页.

〔意〕贝卡利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英〕边沁,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5页.

〔英〕边沁,孙力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共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7页.

〔美〕康芒斯,寿勉成译.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6页.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晏智杰等译.经济思想的成长（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页.

秦海.法与经济学的起源和方法论.载吴敬琏主编.比较.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黄立君.康芒斯的法经济学思想及其贡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96页.

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