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解读国民经济论文

摘要:主流意识形态自我批评和时代更新问题理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面对文化产业泛娱乐化、主流价值观弱化等诸多问题的现实困扰，主流意识形态亟须反思其调整适应性的不足：话语体系的不适应、价值引导的有效作用机制缺乏、解释和回应职能的缺失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主流媒体解读国民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主流媒体解读国民经济论文 篇1：

中外媒体对中国ＧＤＰ下降的不同解读

2008年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对外发布了本年前三季度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全球经济萎靡的大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全球多家媒体对此展开了报道。本文选取中国内地的《经济日报》、中国香港的《文汇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这三家差异较大的媒体的报道作为目标媒体进行比较研究。①《经济日报》作为以经济报道为主的中央级媒体，在内地享有盛誉；香港《文汇报》作为一份香港综合性报纸，在东南亚、北美等多个地区都有发售，影响力不容小觑；而《纽约时报》作为一份世界级报纸，在财经、政治报道方面更是拥有全球性的影响力。比较发现，三家媒体面对同一信息源，相同的数据，报道时取舍不一，对其解读也不尽相同。

选择与解读：有关中国GDP下降的相关数据的使用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2008年10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首先主动介绍了中国在2008年的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数据，即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为9．9％。在答道琼斯通讯社记者关于“第三季度的GDP增长是多少”时，提供了“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这一数据。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关键性的数据：“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为9．9％”、“第三季度的GDP增长9％”。与此相关，李晓超还就投资与消费、出口、工业等几大经济指标以及国家欲出台政策提供了系列数据与信息。这些数据与信息，成了各大媒体报道选择与解读的依据。我们发现，《经济日报》、香港《文汇报》和《纽约时报》三家媒体的选择与解读出现较大差异。

数据的选择。具体报道中，《经济日报》在其01版题为《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前三季度GDP增长9．9％》的文章中列举了相关数据56处，其中约37处是关于经济“加快”、“增长”一类的信息，5处属于“回落”、“减少”信息，另有14处属于无增减比较的静态数据。与另两家媒体的报道有两处重要的不同之处：一是它特别提到投资方面的情况，即“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这是其他两家媒体所没有提到的。二是它没有提及“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和“9月工业增加值较8月放缓1．4％”两个信息，而这恰恰是香港《文汇报》和《纽约时报》报道的重点。在这一增一减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日报》强化的是正面信息，有意弱化了负面信息。这与新闻发言人李晓超或者说中国官方的初衷是一致的，更偏向于向受众传达“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这些积极信息。

和《经济日报》比较，香港《文汇报》虽然也选择了“前三季度增速9．9％”这一数据，但它的重点却在“第三季度增长9％”这一数据上。报道以《GDP增速，急降至9％》为大标题，以“订单减成本升，重创工业”、“出口现负增长，顺差续减”以及“通胀回落，恐致产能过剩”为小标题展开报道。比起《经济日报》来，报道还少了“前三季度，社會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这一数据，增加了“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9月11．4％，较8月下降1．4％)”。这些信息，加上新闻标题中的“降”、“创”、“减”等字眼，凸显的是“经济显著下滑”这一消极面。

《纽约时报》在数据的选择上，只选择了“第三季度GDP增长9％”上。正如它拟定的标题《中国酝酿新政策 刺激放慢的经济》(China Plans To Bolster Its Slowing Economy)一样，整篇文章的侧重点总体放在中国政府针对下滑的经济增速所采取或即将采取的新政策上，而不仅是数据的引用。整篇报道传达的信息是：尽管9％GDP增长率令人担忧，但是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出台应对政策。

数据的解读。三家媒体对两处关键数据的解读也各不相同。

第一，如何解读9．9％和9％?

关于“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9％”，《经济日报》给出的解释是“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仍略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8％的年平均增速”；而香港《文汇报》给出的解释是“增速大大低于上年同期修正后的12．2％，也低于今年上半年的10．4％”，“前三季度GDP增速和第三季度GDP增速均为2004年本轮经济增长以来的最低水平”，“终结5年以来双位增长，录得最低水平”。而对于9％这个数据，《纽约时报》则分别在报道中作出了3层解读：(1)“the slowest pace since an outbreak of SARS in 2003”(2003年非典爆发以来经济增长的最低值)；(2)“Policy makersin almost any country except China would be delighted with 9 percent growth,particularly given the financial turmoil that wasworsening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quarter.But China faces a particularly acute need to maintain high growth rates．”(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都会为9％的经济增长率而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在第三季度末金融危机肆虐的情况下。只是中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中国对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来稳定就业有着极高的诉求)；(3)“Growth of 9 percent in the third quarter was slower than most economists had expected”(第三季度9％的增长率让大多数经济学家跌破眼镜)。

第二，如何解读19．4％?

李晓超在发言中提到“前三季度企业利润增长19．4％”，对此，《经济日报》这样写道：“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9．4％”；而香港《文汇报》的解读是：“企业利润增长进一步放缓，今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从去年同期的30％放慢到目前的19．4％”。同样是19．4％，一个是作为“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的数据，另一个是作为下滑10多个百分点的依据，结论之迥然，令人深思。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面对发言人提供的数据，三家媒体的选择与解读是不一样的。不妨说，《经济日报》是乐观派，香港《文汇报》是悲观派，而《纽约时报》的报道比较客观公正，它不偏于积极或消极的事实数据，而是借具体的国家政策与下滑的经济形势形成信息平衡，不妨称之为客观派。

请谁解读GDP：三家媒体声音来源比较

声音来源分布比较。关于中国GDP下降的解读，三家媒体选择的声音来源也有很大的差别，比较中可发现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我们将媒体的声音来源作了简要的统计。三家媒体中，《经济日报》的声音来源只有一处，即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的话。香港《文汇报》共引用9处声音：3处来自经济学家，4处来自政府官员，1处来自国际金融机构，1处来自中国国家机构。《纽约时报》的声音来源共14处：3处为经济学家，2处为商家，2处为中国官员，2处为政府机构，1处为投资银行调查报告，1处为工人，1处为社会经济组织，1处为媒体，1处为经济调查。

《纽约时报》和香港《文汇报》分别选取了三种或三种以上不同身份的人士的观点展开对各项数据的解读。其中，香港《文汇报》引用了包括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人在内的新闻观点，声音来源也较丰富。而《纽约时报》除了采集中央官员、政府公告等官方声音以外，更是将触角伸向了包括东莞工人、广交会商家、渣打银行调查报告、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发言等多个信息渠道，观点来源最广。《经济日报》只用一家之言，这是中国媒体长期充当政府喉舌使命的习惯性使然。然而，单纯地倚重官方观点，对其他社会观点只字不提，容易让受众产生媒体是政府声音“扩音器”之感，难以提供让读者多维思考的平台，媒体在受众心中的独立形象也会打折扣。

观点的导向比较。三家媒体观点来源不一，观点内容也不尽相同。

以对当下经济态势以及走向的分析为例。《经济日报》援引李晓超的话说“面对国内接连不断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震荡多变的不利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总体运行良好”、“随着‘一保一控’为目标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今年以来整个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明显，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未发生改变”。

同样是对经济态势作出的反应，香港《文汇报》则引用了经济分析师的话表述道：“三季度GDP大幅度回落至9％，实际低于近年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显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增加。伴随经济下滑，未来或需关注通货紧缩的风险。”

而作为三家媒体中引用声音种类最多的一家，《纽约时报》更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一组观点的对弈，阐述了对当前经济以及未来走势的看法。对弈一方来自温家宝总理的发言，报纸援引温家宝的话说，“Our economy remains vigorous and has the cap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intemational risks”(我们的经济发展依然充满活力并且有能力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另一方则是来自渣打银行和香港工业联盟主席的观点：渣打银行在近期的调查报告中明确表示“economic growth would continue to weaken,from 11．9 percent last yearto 9.6 percent for all of this year，7．9percent next year and just 7.1 percent in 2010．”(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持续下滑，去年的数据为11.9％，到今年可能降至9．6％，明年可能是7．9％，到2010年可能只有7．1％)，而香港工业联盟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The Worst impact，the worst situation，is not here yet．I do believe 2009 will be worse than2008.”(最消极的影响，最坏的情况还没有来。我相信2009年将比2008年更糟)。从两方的发言来看，观点发生了对立，没有像前两份报纸那样提供给受众一个或消极或积极的明显信号，但从整个信息的传达上看，通过观点持有人不同身份以及不同观点内容的对弈，信息得到很好的平衡，给受众留下了自我思考总结的空间。

在随后的观点陈述中，《纽约时报》又在“导致经济下滑的因素”以及“目前中国的就业情况”上分别出现了一组观点的对峙和补充，与前一组观点的处理一样，这两次也没有出现一派观点压倒另一派观点的情况，而是在互相对峙和互相支持中客观地向受众传递着信息。

西方媒体注意观点来源的廣泛性与平衡性，以此来体现报道的客观性。“平衡要求记者在撰写报道时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以平等的权利……平衡意味着公正，记者在报道中应尽量照顾到来自各方的观点，避免任意站在争论的一方，这样才能保持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②具体来说，一是各方意见特别是对立双方的意见要在报道中体现；二是意见的援引要注意到多方面的代表性。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充分体现了这两方面的要求，读来更能令人信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报道虽然只选择了“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这一数据，但它不停留在对这一现象的解读，比起其他两家媒体来，它多出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中国政府针对此已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报道详细列举了中国政府在6个方面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出口退税、加大西南震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鼓励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增加职业教育及成人教育支出等多项政府计划出台措施。所以，综合整篇文章来看，尽管9％的GDP增长率令人担忧，但是由于提供了国家计划出台应对政策这些信息，又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使信息的传达更加客观全面，避免了单纯向受众传递消极信息或者积极信息的“一边倒”的局面。这样的报道针对性强，解答了读者对中国GDP下降的担忧。

通过对三家媒体同题报道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日报》作为中国内地的主流媒体，基本上是以政府喉舌的身份出现的，对中国下降的GDP的看法，与政府发言人的观点一致。而香港《文汇报》表现出的悲观，恐怕主要是对国情的了解不够，也与香港经历过金融风暴有关。三家媒体中，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最具分量，它的重心在于回答了面对GDP下降，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这是世界范围内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正体现了它作为世界级大报的眼光。还有，它对事件的解读，注意多种声音的来源，多种视角的观照，用客观与平衡的方法，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 释：

①分别为2008年10月21日的《经济日报》、香港《文汇报》和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

②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郭光华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贾茜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编校：张红玲

作者：郭光华　贾　茜

主流媒体解读国民经济论文 篇2：

文化产业发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及责任定位

摘 要: 主流意识形态自我批评和时代更新问题理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面对文化产业泛娱乐化、主流价值观弱化等诸多问题的现实困扰，主流意识形态亟须反思其调整适应性的不足：话语体系的不适应、价值引导的有效作用机制缺乏、解释和回应职能的缺失等。这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认真地回应挑战，即以主流意识形态责任上的担当、意识上的自觉更为有效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的现实引导力，深刻回应文化产业中主流意识形态应引导什么、如何引导等命题，以此为文化产业更好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理论掌握群众的实际效果提供现实基础。

关键词: 主流意识形态； 文化产业； 反思； 责任

随着世界性产业结构地调整以及国家产业政策价值引导的进一步强化，文化产业正逐步地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并深深地锲入当代社会的制度结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在巨大的经济效应背后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原先的“社会意义”正被泛娱乐化下文化产业所塑造的一系列价值观所颠覆、重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因此受到愈益严峻的挑战［1］。面对如此境遇，主流意识形态该如何做出反应，从而更为有效地契合文化产业的体制调整？又该如何在文化产业之中切实地发挥引导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 社会转型挑战：文化产业的“泛娱

乐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境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就一直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密切联系。社会转型内在地指明了中国当代社会话语语境的变迁和发展规则的重设，并使这一议题成为国人应对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积极表现。

王岳川在《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深刻地指出，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表征的单线性时代精神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使得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面临着总体危机。对此，我们认为，今天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诸多的文化生活方式不仅遭到了西方文化体系的冲击，而且也遭到了之前社会转型结果的冲击，并且冲击的方式也由严肃的观念消解向裸露的利益驱动——文化产业转变。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当前的社会转型挑战是指在社会转型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之下，文化的市场逻辑不仅改变了原先文化对人本身的关注方式，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而且使主流意识形态在发挥现实影响过程当中出现的话语陈旧、内容教条、形式单调等问题不断凸显，主流价值观不断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我们一直所沿用的社会阶级划分方法是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的。无疑，这既是对个人、群体同主流意识形态关系、态度、立场的评价，又是意识形态思想管理体系主导社会的直接依据。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已失去了对社会阐释的有效性，社会阶层在阶级的重新分化与重组中不断凸显出新的结构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不同阶层的话语空间正在建立和成长。这种成长不仅为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发展开拓了广泛的发展空间，拉动了相应的时尚和消费，更因不同阶层的价值立场和话语体系迥异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带来多样性的冲击。

其二，贫富差距、就业、公共安全、腐败等社会问题凸显，致使人们的社会心理调适机制趋向于“感性肉身”。在诸多社会问题面前，个体的经验和心态正受到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裂变，在失去社会整体语境、失去共同公共命题的处境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文化产品的消费来满足个体社会心理调适的需求。但“正如西美尔对现代感性、畏触感、心灵孤僻感所揭示的那样，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所具有的那种形而上的本质已经开始解体，人不再是上帝的创造物，人具有自己的‘肉身性’”[2]46。因此，文化产业逐渐放弃了对人们“精神理性”的关注，充分释放“娱乐化”的功能而满足着人们对“感性肉身”的期待，身体的解放成为了“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其三，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和重构。社会转型的结果不仅包括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变革，也包括形而上的价值层面的转变和冲突。文化产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构筑了一系列的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市场神话。如果说，20世纪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的价值观是以冲突和新颖的方式凸显，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神话之下，冲突早已通过市场逻辑的方式而获得“和谐”的重构。

不难看到，因产业自身“逐利”的倾向，使得文化产业无法回避的社会转型问题在转型加速的今天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3]4。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如下的事实：大量的影视作品以更为逼真的人性和艺术形象为名充斥着情色、暴力；火爆的影视院校招生、频繁的选秀也因舞台上的炫目感和成就感成功地吸引不同年龄的人对此趋之若鹜；网络红人“芙蓉姐姐”、“菊花姐姐”、小月月等人更是将扭曲的审美观进行放大处理……而这无不反映出当代我国公民“感性文明”的缺失以及广泛存在的文化浮躁，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是非观、集体观念正在被“票房才是硬道理”的资本逻辑所改写和重构，审丑标准将“耻感文化”逼至毫无底线可言，恶搞、反英雄、物欲正被合法化，甚至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出现了偏差［4］。

这种“泛娱乐化”现象导致的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麦克切斯尼所提出的“政治疏离”，即公众对于政治漠不关心。公众长期“浸泡”在缺乏“公共性”的、低级趣味的娱乐节目中，他们不仅失去了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致，也失去了是非判断的能力。由于公众的“烂片受虐症”、对怪诞文化的盲从、推崇等文化心理的大量存在，政治文化养成以及国民的信仰和独立的公共参与精神不免失去了赖以形成的现实基础；二是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在经济利润和大众娱乐需求的诱惑下乐此不疲地经营着“次级文化产品”。媒体、文化公司等文化产品的制造、传播领域也在不断地助推着公众浸泡娱乐节目的习惯，不仅利用文化资本大量制作、“炒作”这类的文化产品，而且以这类的文化产品控制和主导着公众的舆论以及公众关心的公共论题。在此之下，作为公众文化审美标准的“喜闻乐见”纷纷以过度的商业化、市场化形式表现出来。

值得人体味的是，当浸泡在“娱乐节目”之中的人们对视觉冲击的满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消费经验”则转化为了表达方式，完成一种质的改变。毋庸置疑，这种表达方式上的质的改变最终对文化产业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文化的要求都是“寓教于乐”，以浅显易懂的文艺娱乐方式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乐”是在对“教”的依附中获得存在合法性的。但是自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不断凸显以后，“乐”不仅颠覆了对“教”的依附而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和合法性，还使“教”逐渐丧失了对自身生存方式和价值存在自我解释的能力。在经济活动地伴生下，文化产品的娱乐化正在“有意识”地驱退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空间，主流意识形态教化的正当性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自身也不断地被边缘化，从而成为与文化产业“格格不入”或是一种附加的话题。

二、 自我反思：主流意识形态

调整适应性的不足 面对文化产业呈现出的种种“乱象”，学者纷纷以“文化乱象中的主流困境”、“过度市场化消解精神价值”、“主流被边缘化背后的国民心态”等思考来回应乱象纷纭而又轰轰烈烈的文化产业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的事实。而事实上，主流意识形态同社会结构的其他构成因素一起经历着深刻地转型，其主要表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实践功能和整合方式的调整、传播方式和载体的日趋丰富……为此，党和政府已积极地从世情、国情、党情的自觉关注和深刻解读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认识和反思，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批评和时代更新问题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学术界也以积极的姿态，批判性地对如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如何在文化产业这一形态当中有效嵌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等问题做出深度回应与反思。但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在对文化产业发挥影响力方面仍然面对着诸多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对如何引导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命题的认识无法充分地适应时代的需求，主要表现为：

其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不适应。文化产业发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认识和反思所要求我们的，不应只是关注社会转型所改变的物质条件，还应直接关涉与之相应的话语空间的转变。“因为它影响着那些关于民众自我和他人的故事得以讲述的方式，其背后则潜含着更为普遍的对于人类学知识本质的理论关怀。” [5]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主要根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形成的革命性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救亡图存现实紧密联系，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一是实现了群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现实统一，并将个人发展内化的使命感以群体性启蒙的方式得以展现。二是实现了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通过强化民族解放与人类的建构意义来警惕中西矛盾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以说，正是这两大启蒙任务的完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内在的“对现存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反叛与否定，并且形成了一套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话语系统”[6]。民族救亡取代了民主科学的文化启蒙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首要问题，政治舞台上的灯光也始终聚焦在集体主义主体性主题、激进的反叛上。不仅如此，这一主题一直以阶级的对立、革命事业未竟性的强调构成着建国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主线，理所应当地以“政治正确性”的姿态渗透进文化领域，并“紧紧依赖‘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创设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动员模式” [7]。而尽管当代学者在文化建设上也曾普遍拒斥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但仍然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在事业型体制中延续着救亡式的集体主义主体性主题：始终把作为正面价值的“集体”与作为负面价值的“个人”抽象地对立起来，以革命情感认同支撑着政党认同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因而，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众多冲突中首要地体现为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尤其是面对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们看到，一些文化产品当中依旧随处可见“打好这场战役”、“生死存亡”、“主阵地”等战争时代的政治话语模式，道德律令式、抽象的语句排比大量存在。显然，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革命性话语系统在宣传的基本范畴、基本内容、话语表述方面都与当前群众认知的需求、回应现实的诉求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而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容易造成公众的政治疏离感和信仰缺位，市场化的文化产品也很容易“抗拒”这种话语体系。

其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的价值引导在现实关怀中缺乏有效的作用机制。《人民论坛》曾通过网络和书面形式对9 316人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您对低俗文化的态度如何”中只有35.3%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喜欢，心向往之”。而在“您认为当前主流文化面临哪些问题？”中有73.6%的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8]。显然，在文化“雅”“俗”的选择上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够在“消遣娱乐，放松心情”的同时实现“增长知识、提高修养”的满足，并对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引导文化产业功能方面充满着期待。但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宏观性、原则性的强调和指导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期待，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常常陷于“缺乏现实关怀”、“该管的不管”的“失语”境地。

其三，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品中价值倾向的敏锐性略显不足。面对市场的文化需求，我们当前的做法是过多地将评价标准定位于庸俗内容出现的频率上、作品主题对“主旋律”的反映上，在价值观倾向方面往往反映出一种“事后”的被动反思。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其中的意识形态性可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一是政治制度的制约；二是核心价值的强大吸附；三是文化利益的博弈。这也就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理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下敏锐地把握国内、国外不同文化利益所吸附的价值表现，从而积极引导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以此塑造、培养本国的国民精神，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但令我们感到尴尬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以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为文化产品的标准和定位，强调价值观的积极向上，但人们往往看到的却是：“思想性”让位于“票房”和收视率等，“民族传统”让位于西方节日的欢庆和美国式的价值观取向，相关部门依旧热衷于宣传效应、“一劳永逸”式的镜头删减等行政化手段。在此之下，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价值引导的重点极易偏离既定的目标和标准，容易出现过于强调政治制度，忽视文化产业属性或是将文化利益的博弈上升为意识形态价值冲突层面的情形，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价值引导的式微。

其四，文化产业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回应能力呈弱化趋势。显然，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文化产业承担着意识形态导向的功能，更应担负起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回应职能，从而对文化产业中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与人民群众实现有效的沟通。但问题却是，主流意识形态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方式依旧过于强调政治伦理的正统性和严肃性。我们一直纠缠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众多失范现象的价值引导功能，以“禁播”、“封杀”等权力和行政手段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产业中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纯洁性，却对“为什么禁播”、“禁播以后如何替代”等问题缺乏合理的解释和科学翔实的论证。其结果往往是更加固化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过时僵化的认识，而人们也因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经验和理性讨论训练极易将各种不理智的情感宣泄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

其五，直接参与下的越位与错位现象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引导作用的发挥。我们看到，在文化市场的利益追逐面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甚至是“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大量存在，以此造成党政相关部门直接参与的越位和错位现象。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目前我国的文化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依旧实行的是向上负责的利益和制度指向。这不仅将导致党政部门更多的对文化产业价值引导的缺位现象，还会为迎合“上级”的要求而加剧引导的形式主义化结果，也使文化产业不可避免地因过多的行政要求而丧失自身发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三、 责任：文化产业发展中主流

意识形态的定位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对自己国家的精神状况的总体上的自我意识”[9]15，不仅需要对我国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政权合法性的认同、社会的和谐等做出适应现实要求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更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认真地回应挑战。

基于此，学者纷纷尝试着将文化软实力、文化领导权等概念内化为两者关系探究的基本范畴，以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转变和对文化产业渗透合理性的自我确认。毫无疑问，这些探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呼应，均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产业在当今时代的症结。问题只是，这些探究在关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引导文化产业这一命题时，多从外部挑战这一必然性进行关联，而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内在引导的可能性论证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文化产业这一具体事件，主流意识形态该如何融入其中发挥现实影响力、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引导等命题在这些探究中尚未明确地予以课题化。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发挥现实引导力”这类命题应深刻地印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意识之中，以此主动地适应和调整文化产业下的诸多挑战和症结。无疑，主流意识形态责任充分显示出了这种努力和主动的姿态。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发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主要是指在文化产业这一具体语境中，党政部门等多方主体对引导、批判、维护文化发展行为的自觉认识和行为上的自愿选择，以此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影响力，实现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为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的现实引导力，对文化产业中主流意识形态应引导什么、如何引导等命题做出的深刻回应。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责任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尊重市场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之上，通过政府、公众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来实现引导文化产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市场经营主体的目的，使其自觉、自信地创作、传播出这样的文化产品：既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能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和民族精神；既能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又能鼓舞人民群众自觉地参与建构富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和中华文化。二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的能力。使其一方面能够以积极作为的方式确保文化产业中政治制度、核心价值、文化利益等的首要前置，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以及行动的服务监督，尤其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应对文化失范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冲击的抵制能力。另一方面能够真正理解人民群众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化产业这一具体背景之下对意识形态的自律做出探究，以防止因主流意识形态的过分渗透而造成对文化产业的伤害。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发展中主流意识形态责任的提出，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自我批评和时代更新问题的强有力回应。其不仅将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安全、主流意识形态自我建设等议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时代更新的命题内在性地予以容纳，而且主动转换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现状思考的逻辑路向，以此为文化产业更好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理论掌握群众的实际效果提供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云龙,姚峥嵘.新时期大学生典型教育的再认识和有效引导［J］. 高校教育管理，2011（2）：78-83.

[2] 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 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郑培钢，沈学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J］.高校教育管理，2011（5）：63-66.

[5] 袁祖社.“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53-160.

[6] 邹诗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5（1）：16-21.

[7] 郜元宝.假热衷与真冷淡——文化界、文学界对“传统”的不同态度[J].探索与争鸣，2009（11）：27-30.

[8]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73.6%受调查者认为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主流文化怎么了”问卷调查分析报告[J].人民论坛，2010（8）下：14-17.

[9]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M].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向凤）

Reflection on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Its Responsibility

Hu Jingjing, Dai Rui

(College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Key words: mainstream ideology; cultural industry; reflection; responsibility

收稿日期： 2012-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KS059）

作者简介： 胡晶晶，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戴 锐，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作者：胡晶晶 戴锐

主流媒体解读国民经济论文 篇3：

主流媒体打造新媒体品牌栏目路径探析

摘要：本文以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为例，分析打造新媒体品牌栏目的路径：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精准定位；内容为王，引领舆论；技术赋能，集成创新，系统规划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主流媒体；新媒体品牌栏目；虹吸效应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作为新型主流媒体融媒矩阵中的拳头产品，新媒体品牌栏目辨识度高，影响力大，特色鲜明，拥有庞大稳定的受众基础，是舆论场中攻城略地的先锋队。新媒体品牌栏目在市场上的虹吸效应，对主流媒体在深度融合变革中抢占先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近年来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及新晋优秀栏目为例，探索打造新媒体品牌栏目的路径。

一、把握互联網思维下的新媒体传播规律，精准定位，塑造品牌

传统媒体转型最欠缺的就是互联网思维，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初期，许多媒体仅仅是把内容简单剪辑后就搬上新媒体平台，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在互联网思维下，传播主客体是平等的，并实现转化和强互动；受众更加分众化，在用户体验上，图片、视频、动画、声音等超文本的海量传播，极大地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互联网思维下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应以用户和市场为导向，以传播平台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发展的驱动力[1]。

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主流媒体适应新媒体传播速度快、碎片化、强互动、重社交等特点，树立用户思维，精准定位，垂直细分，精心运营维护，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有质量又有流量的新媒体品牌栏目。

在时政新闻解读领域，隶属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侠客岛”微信公众号立足丰富、独家、优质的内容资源，时效强、站位高、把握准，同时从用户角度出发，把“高大上”的时政话题转化为“接地气”的网络语言，全网总用户量突破1000万人，舆论影响力超过99.96%的新媒体账号，在国内舆论场拥有广泛影响力；北京日报社的“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专注时事热点，解读用户注意不到的新闻细节，提供有趣有料的政治常识，全网用户超2200万；新华网的“小央视频”主打时政微视频；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和新华网“讲习所”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领导人报道的网络主阵地。

人民日报“麻辣财经”专栏追着热点解读政策、针砭时弊、回应疑虑，在财经类新媒体中独树一帜。在评论领域，“新京报快评”快字当先，同题评论通常都是第一个发声；人民日报微博《你好，明天》专栏定位及时互动微时评，紧跟热点，以140字放大主流声音，引导网络舆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台的微信公众号“国际锐评”放眼全球，以评论员、专家队伍为支撑，打造原创国际时事评论。

文化类专栏中，央视新闻品牌栏目《夜读》区别于一般的鸡汤美文，以新闻为由头，结合当天新闻，推出相关的名家精品文章，是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中唯一的所有推送文章阅读量都超过10万+的品牌。

二、推动内容供给侧改革，创新创优，引领舆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全媒体时代，在技术和渠道的加持下，主流媒体新媒体品牌栏目更应做强内容，以精品内容占领舆论主阵地，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一）创新时政、重大主题报道方式，让硬新闻“快软新活”

时政、重大事件、重大主题报道是主流媒体的传统优势项目，为适应移动传播的新环境和用户习惯，必须实现大事件先到达、硬新闻“软着陆”。

新华社客户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现场新闻”全息化呈现新闻现场，让新闻报道兼顾高度和温度。为反映脱贫攻坚，记者直播体验穿行在四川大凉山顶的扶贫慢火车，记录彝族群众搭绿皮车进城卖货、务工读书等温暖的故事。并实时连线报道全球，在《新华社记者直击摩苏尔大战》报道中，独家非延时、零时差直击战争现场，堪称战地新闻中的经典之作。

北京日报新媒体品牌专栏“长安街知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原创系列短视频“外交密档”，是硬新闻“软”做的代表，通过十余期节目采访外交、军事领域多位高官，揭秘外交大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其中，《9级强震突袭，中国大使面临生死考验》专访2011年地震海啸及福岛核电站泄漏三灾并发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讲述中国外交官逆行进入灾区、救援7000多名同胞的感人历程。每个工作组带着1000个馒头、榨菜和矿泉水挨个避难点寻找中国公民，灾区同胞历经坎坷登上回家的大巴车高喊“中国万岁”等细节，都让人泪目。“外交密档”系列短视频全网点播量突破2000万次。

（二）直击社会热点、民生痛点，回应舆论关切，权威发声

互联网舆论场上，人人都有麦克风，众声喧哗，热点频出，泥沙俱下。关键时刻，更需要主流媒体用客观公正的报道、调查和理性评论来一锤定音，以正视听。

人民日报微博时评专栏《你好，明天》开设8年来，在重大、敏感事件前，主动发声，表达立场，凝聚共识，引导网络舆论向理性健康发展，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山东寿光水灾事件，面对网民质疑水灾是泄洪不当引发的舆情，《你好，明天》及时发声，在提醒当地做好群众安置、防疫工作的同时，呼吁有关部门坦诚解疑释惑：“这样一次灾害，几分因疾风骤雨，几分因估计不足？”一百多字的时评以“苍生二字很重，责任重于泰山”收尾，响鼓重槌又理性客观。这样的权威发声有效缓解了舆情发酵，各大媒体及网友纷纷转发讨论，微博总阅读量达到1647万，评论38000多条，推动了当地的信息公开。

（三）主打优质原创爆款产品，和用户达成情感共鸣、价值共识

在同题报道同质化的倾向中，怎样脱颖而出？各家融媒体比拼的就是优质原创内容产品，激发情感共振，凝聚价值共识。

作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重大主题报道的创新扛鼎之作，新华社中国新闻奖新媒体创意互动一等奖作品《父亲·我们·时代》，从油画《父亲》出发，以相框中的父辈为意象，以子女视角、历史图片将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改革故事娓娓道来，带给受众强烈共鸣和震撼，同时鼓舞新一代开启新征程，令人回味无穷。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制作推出系列短视频《中国24小时》，以时间演进为逻辑主线，呈现了70年来全国各地在各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国人蓬勃向上的风采。画面上，既有远景航拍，又有普通群众的大量特写镜头，引导用户发现内心的“燃点”。不少网友留言，“原来我也是祖国24小时里的一帧”“中国发展的奇迹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辛勤劳作铸就的”。

新重庆客户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2019对话1949：时代变了，初心未变》，通过技术手段让当下的小学生、职场女性、即将就业的青年，分别与小萝卜头等革命志士隔空对话，三个不同角度的穿越对话故事场景，引起众多网友强烈共鸣，让受众更乐于接受“时代变了，初心未变”的主题。

（四）拓展服务性，在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中找准位置、发挥效能

在拓展服务性上，不少地方新媒体立足本地特色，进行了有益探索。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倡导“新闻+服务”，依托100多万注册网民、当地116个职能部门和重点民生企业、数百位专家志愿者，促进政民沟通，处置网友投诉、建议、求助20多万条，受理、回复率在97%以上，解决率超过75%，专栏日均点击量超50万人次，专栏还通过舆情服务实现创收，实现了两个效益双丰收。

羊城晚报新媒体栏目《三·联》联生活，以“街谈巷议”“岭南名医”“漏网之娱”“当爹以后”等子栏目服务生活；联读书，主推“酱紫FM”“羊城沧桑”“文史小品”，人文气息浓厚；联新知，通过“说闻解事”“羊毛财经”等子栏目，以科学性、专业性内容引导公众明辨是非。

三、技术赋能，集成创新，样态新颖独特，有“网感”能“出圈”

全媒体时代，媒体智能化、社交化、视频化、移动化，主流媒体必须打破行业、技术壁垒，主动拥抱和运用5G、4K、AI、VR等新技术，构建全媒体信息集成平台，以用户喜闻乐见的样态“圈粉出圈”，赢得发展新机遇。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以技术推动，跨界创新，表现亮眼。与卫星业界合作，打造“卫星新闻”，制作推送了《武汉奮战，卫星可鉴》《卫星发现一个信号：卫星正在亮起来》等系列卫星产品，让受众以更高视野感受战“疫”成绩；新栏目“创意海报突击队”一炮打响，用95后护士满是口罩压痕的脸颊特写制作的海报产品《那摘下口罩的样子，让人心疼……》当晚推出后，第二天就实现阅读量和点赞量双双10万+，简单明了、生动形象的可视化产品，满足了受众期待；“原创公益MV”栏目发行单曲《武汉不孤单》，邀请明星演绎，发布当晚，新歌巅峰指数排名第一，全网浏览量4.5亿次[2]。

四、结语

品牌代表品质，是媒体的生命线，需要系统规划、经营、维护，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主流媒体新媒体品牌栏目而言，要善用品牌，形成个性鲜明、短视频微电影等品类齐全、平台全覆盖的IP产品体系；要借鉴互联网媒体大数据算法，制作用户画像，做好垂直细分和精准、智能推荐，培育忠实受众；同时定期组织多平台的推广和品牌宣传活动，用内容优势和服务性以及持续、稳定的影响力，增强品牌效应；品牌栏目更需要引进培养跨界融合的人才队伍，在内容生产、技术支撑、版权开发、产业拓展等上下游寻求机遇，积极承接与自身定位紧密相关的重点领域项目，探索“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新模式，从而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吴木坤.互联网思维下的新媒体传播规律探究[J].科技传播，2018（06）：47-48.

[2] 王朝.突击+跨界+集成：新华社新媒体品牌栏目是这样创新的[J].青年记者，2020（06）：35-36.

作者简介：王曦（1980—），女，陕西西安人，本科，主任记者，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作者：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