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商法措施论文

摘要：金融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金融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出现的诸多问题，金融机构掌握的消费者的基本信息、交易信息，一旦保护不利，往往使消费者权益受损，产生诸多安全问题。本文对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现状，保障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的依据，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法律保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完善我国商法措施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完善我国商法措施论文 篇1：

对于我国海难救助特别补偿制度的完善建议

摘 要：通过对完善我国海难救助特别补偿制度的意义的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制定的关于海上特别救助的条例对我国海上救助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想要更好的发展我国海上业务，不仅要加强管理方式，还要对我国如今的海难救助行业进行规订，从而使我国的海难救助工作越来越高效，更加井然有序。

关键词：海难救助；特别补偿；SCOPIC条款

一、对我国《海商法》中特别补偿制度的内容进行修改

我国《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对特别补偿制度的规定参照的是《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其继承了公约中特别补偿制度的缺陷，因此可以参照前文中对公约的修改建议对我国的特别补偿制度进行修改。

1.单独计算特别补偿

第一，船只是船东所有，在海上行使带来的利益也是归船东所有，因此，在船只发生问题之后，救援的费用应该船东进行赔付，关于救援费用的问题，可以讲救援费用、特殊补偿的费用分开来计算，这样还能保证救援人员的一部分的权益。

第二，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申请特别补偿的费用，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救援难度、救援时间、救援产生的费用、对环境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设定的特殊补偿的费用，也要设立多个等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定，这样，对船东和救援部门都是相对公平的条例。

第三，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对特别补偿费用，制定简单合理的计算方法，救助方在救助后获得的特别补偿金额，支持公共与民间的专门救济机构的发展，是有效的激励措施。同时，具體的计算方法也很重要。

2.规定具体的特别补偿计算方式

根据对相关条例的调查和近几年来处理的事情来看，对于特别补偿费用的计算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计算复杂，浪费时间，计算不明确，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因此相关条例在我国应用的并不是很好，对于救援和被救援双方都会出现不平等的情形，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明确规定计算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其次，和对《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修议意见一致，总结近年来相关事件处理的教训和经验，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制定一套适合我国海上救援的相关条例，总结之前各个版本的条例中，存在的问题，要做到每条条例都能明确的表达，绝不存在含糊其辞的问题出现，在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关的特殊补偿费用的情况，制定相关的标准，以达到对各方都是公平的处理问题。

特殊补偿的费用的制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救援的速度、效果等，因此制定一个完善的救援补偿费用的准则，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海难救助监督机制

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制定的关于海上救援的相关条例，是根据公约制定的，并没有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相关条例在我国使用的并不是很好，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我国公民的相关权利，应该对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的改变，为我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公平的海上管理制度。

笔者对之前的调查，做了全面的分析，并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作出了相应的思考，一次笔者认为救助方需要向船东承担定期报告的义务，即在船东的明确要求下，救助方必须向船东定期递交救助过程的书面报告。需要注意的是，救助方只有在船东明确要求的情况下递交书面报告，如果船东没有明确要求则无强制义务规定救助方递交书面报告。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在现场安排适合的人员进行调查，之后提交相应的有效的报告，这样，既做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也为今后的解决做出了充分的帮助。

想要做到完善的进行处理，就要独立的制定相关条例，之后要成立独立的部门进行调查、处理等，由此可见，想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良好的海上相关制度，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二、积极推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修改进程

1.我国《海商法》的修改仍需以公约的修改为前提

如上文所述，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原则，而我国又是《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缔约国，所以在中国，特别补偿制度也受《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影响。但公约在过去30年并没有发生改变，然而其相关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海上的救助环境。即使我国对《海商法》中的特别补偿制度作出了上述修改，但与公约并不一致，从而导致的结果是实践中出现抵触仍需适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

如果我们只在《海商法》中保留公约的一些概括性质的规定，并对特别补偿制度的进行具体的修改，然后明确规定当《海商法》与具有涉外因素的公约冲突时，应适用我国的《海商法》，它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这违背了中国“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基本原则，可能会造成对当事人负面的影响。

因而，我们最需要做的还是要积极推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修改进程，公约修正后，我国相关制度应作相应调整。救助公约的修订属于在国际立法中的初次分配阶段，积极参与并且独立表达我国意志，有利于对我国正义分配的公正性。

2.内水救助中的特别补偿制度修改先行

在公约发生变化前，中国仍然可以对发生在内水的特别补偿制度进行修改，因为发生在内水的船舶救助一般不具有涉外因素，并且内水发生环境污染会对我国的利益造成更多的损害。

相比于中国沿海地区或专属经济区，内水更为重要，并且同一程度的污染发生在内水比发生在海洋中的污染损害程度会更高，因此内水的环境救助应该更优先被人们关注。

总之，为了对中国《海商法》的特别补偿制度进行完善，首先要积极参与和促进公约的修订。同时，鉴于公约的修订过程较为缓慢，先修改我国内水的特别补偿制度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综上所述，还有在中国海商法对海上救助的特别补偿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国的立法机构进行一系列地完善与修改。

参考文献：

[1]骆慧捷.特别补偿制度新论[J].中国水运，2009年第2期.

[2]隋国庆，郭萍.海上救助报酬中的特殊补偿[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7年12月.

[3]杨荣波.海难救助中环境救助的法律制度探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0年6月第9卷第3期.

[4]章博.论海上救助特别补偿制度的新发展——兼论我国海上救助特别补偿制度的完善[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5年第15卷第1期.

[5]张锐涵.论海难救助法律中的特别补偿制度[J].楚天法治，2014年第7期.

[6]张永贵.对海难救助制度中海事机关作用的探讨[J].天津航海，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周超捷（1995～ ），男，汉族，上海人，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商法。

作者：周超捷

完善我国商法措施论文 篇2：

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研究

摘 要：金融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金融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出现的诸多问题，金融机构掌握的消费者的基本信息、交易信息，一旦保护不利，往往使消费者权益受损，产生诸多安全问题。本文对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现状，保障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的依据，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法律保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完善我国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制度的建议，该研究对于促进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保障

目前我国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安全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金融服务消费者难以和金融机构抗衡，无法实现公平协商。如何保障金融服务消费者的金融信息安全尤为重要。本文针对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现状，展开研究，提出完善我国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建议，来保障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各项安全。

1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现状和依据

1.1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现状

据某机构所做的“金融维权”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金融服务者未能全面告知投资中的风险，尤其是银行、 保险公司在销售产品时更多地强调收益，而对其中隐含的风险绝口不提或者再三掩饰，近20%的受访者认为这些金融机构是比较隐晦地提起过“有一些风险”，而仅有4%的受访者表示金融机构在给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充分揭示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可能出现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1]。

1.2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依据

1.2.1 民法依据

民法的原则——意思是自治原则允许民法主体在从事民事行为的时候，在法律無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协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方式以及责任承担问题。在金融服务行业中，金融机构与消费者达成合意时，也会约定法律行为的后果及其承担问题，法律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但是双方在人力、财力上的不对等，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尤其是很多金融机构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为提高效率都是采用格式合同，如果金融机构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话，消费者很容易陷人理解误区，甚至造成重大误解，此时消费者所做的意思表示并不尽是真实有效的。因此，我国民法、合同法、 侵权责任法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做出了规定，经营者需要承担消费者的安全保障责任。如银行负有保证取款顾客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责任，如果顾客在银行存款、取款的时候遭到歹徒的袭击，银行的工作人员、保安负有解救的义务，如果他们不作为，将在歹徒承担责任的同时承担补充责任[2]。

1.2.2 商法依据

商法要求在从事交易活动的时候尽可能的简便、高效，也更容易发生侵权事故，因此商法规定金融机构需要采取更多、更全面的安全保障措施，承担更多的安全保障责任。目前，我国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以及《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等多部法律法规，从多言面、多阶层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如商法规定，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登记制度，申请人需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申请，经过登记、审核、验资等多道严格的程序才能成为商法的主体，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主体的正规性，降低金融服务中的风险。

1.2.3 经济法依据

经济学要求实现最大效益—资源配置的效益。因此，经济学要求在金融服务过程中将风险控制至最小，以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在判断各自所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由花费较少、利润更高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 相比较之下， 金融机构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也是节约社会成本的要求。比如， 为加强银行业取款的安全， 银行需要保证电子交易和经营场所的安全， 投入一定的资金对银行卡芯片进行改善， 设置病毒控制体系， 一旦有违这些义务， 那么就会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损害， 消费者有权依据法律进行索赔。

2 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

2.1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业务的广泛应用对金融服务业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随着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新型的交易媒介、交易方式层

出不穷，网上银行业务的开通，银行电子化营业网点关于外汇买卖、自助付费、多功能转账、账务查询等多种金融服务的开展，在银行和广大个人客户之间架起了桥梁， 成为传统营业柜台的有力补充和服务的重要手段。这也增大了消费者的机密资料、个人隐私、交易的敏感信息、支付的信息等可能遭到窃取、盗用或篡改的可能性。例如，不法分子针对网络的攻击和盗用金融消费者的网络密码及账户等，消费者的金融信息安全问题成为新型的安全问题，亟需相应法律措施的保护。

2.2 我国相关立法评析

我国法律未对隐私权的保护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采取的是间接保护的方法，仅在一些法律、法规或规章中零散地规定我国金融机构负有保护金融服务消费者的资料的义务。2006 年3 月生效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38 条明确了金融机构向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交换或转移部分电子银行业务数据时，各方的数据保密责任。第57 条规定了对金融机构的电子交易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与保密性，以及所传输交易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不可否认性。2006 年7 月生效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第14 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对与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有关的数据和资料负有保密义务。2007 年3 月1 日生效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27 条规定：信托公司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所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信托文件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规定相对单薄，缺乏系统性和相互协调性，且对金融隐私权的规定更是鲜见[3]。

2.3 完善我国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制度的建议

2.3.1 构建金融服务业消费者金融隐私权

鉴于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业务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不法分子针对

网络的攻击和盗用金融消费者的网络密码及账户等新型金融信息安全问题的出现，可以将网络信息保护归入金融隐私权的立法中。在银行法律体系中规定专门法规保障金融消费者的隐私权。要明确规定金融信息隐私权保护的内容。清晰界定金融信息隐私权保护的信息范围，应包括：银行等机构对客户相关交易的记录的信息，如交易人的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账号、支付命令、支付金额、日期、收益人等信息以及使用电子支付手段涉及的机密资料、个人隐私、交易的敏感信息、支付的信息等[4]。对当事人的权利遭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银行等金融机构未按照所申明的目的使用信息、不当泄露资料甚至出售给第三方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都应予以明确规定。明确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尽金融隐私权保护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责任内容、处罚、赔偿标准等，对侵害金融信息隐私权的不法行为者追究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2.3.2 完善相应的金融行政监督管理

有效的金融行政监管可以更好地履行银行业的安全保障义务，保障金融服务

业消费者的安全权益。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的规章几部分组成。但存在以下问题：既有的金融监管法规对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保障方面的职责方面仅有原则性规定。应在重要的监管法规中确立保护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的基本目标，并将保护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职责之一。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对网上银行业务的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未系统全面地开展对网上银行业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这些都会影响消费者在接受银行服务时的信息安全。在《人民银行法》等相关法规中应对此进行完善，将网上银行明确纳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的对象中。我国可以借鉴英国解决纠纷机制的申诉专员计划，在金融行政机构中设立一个由具有金融、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士组成的、负责金融消费者安全保障的机构，来参与对消费者的救济， 通过专门制定保障措施， 受理消费者对金融服务的申诉，并承担教育消费者的职责，教导消费者识别关于金融诈骗，及如何避免受骗；教导消费者了解与安全相关的各项权利，如知情权、隐私权等，以及解决投诉的各种选择等[5]。

3 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法律保障机制

3.1 金融隐私权与信息披露的冲突之度量

金融消费者区别于普通的消费者有其独特含义，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界定，金融消费者可以理解为处于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但是金融领域中含有高风险、需要特定资格的投资行为不包括于此。金融隐私权指向的是具有财产利益的信息，以信用信息为核心。现代社会中考虑金融隐私权与信息披露冲突的焦点，平衡二者之间的权益关系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金融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当个人信息的使用有利于共同利益、公共需求、政治利益之时便应该就信息隐私的保护做一定程度的让步，以便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根本上也符合隐私权主体的利益。第二信用信息流通原则。信用秩序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市场主体的相互交往和行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制度，信用是交换的基础，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会在多个层面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强有力的信用制度的支持。

3.2民商法对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文的完善

《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隐私权以及侵犯隐私权的具体行为和侵权贵任，但是主要是对人格权中隐私权的保护。我国现行金融法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等颁布实施较早，对社会发展评估尚未到现时阶段，更不具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法律具体条文对金融消费者所享有的隐私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内容也有所提及，但绝大部分还是仅作了原则性规定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商规则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所以我国应尽快制定和颁布有关专门的法律法规，例如，应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禁止个人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长久以来我国缺乏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信息的监管更是无从说起。保障金融信息的合理使用不仅要求行政部门引导行业协会、尽到合理审查金融机构格式条款的义务、明确安排部门分工还要自我约束，对金融信息行使职权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保存和使用记录的限制和要求，行政机关建立或修改个人记录系统时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特定事项。为避免滥用信息披露，《隐私权法》还赋予信息持有者相应的权利如选择选、知情权、修正权和救济权[6]。

3.3 建立征信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约束机制

金融行业成为世界上不容忽视的产业，对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以英美两国为首规范金融业的立法在各国展开。《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于2001年12月1日开始实行其具体赋予了英国金融服務局（FSA）管理监督各种金融产品的权力并在FSA的监管目的中明确”对消费者权利在适当范围内予以确实保护”为其四者中之一。美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20 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台了—系列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旨的金融立法如《诚实信贷法》《公平信贷报告法》《信贷机会公平法》《住宅贷款信息披露法》《金融隐私权法〉〉《据实披需存款资料法》等，并将执行这些法律的职责指派给金融监管当局。日本、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也跟随其后，制定相关法律并成立有关部门确保金融产业按照法律规定运行，保证社会公平。目前我国对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都有一些法律进行调整，如《证券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国库券条例》等，但在消费者信用方面除了1997年4月28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外，目前尚无统一的法津，因此金融消费者信用管理更是无从参考。由于消费者信用是一种特殊法律关系，因此单靠《民法通则》等一般性的法律进行调整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是靠对一般交易的法律，或者依靠一般发的合同自由原则进行规制的话就不能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7]。

4小结

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现状，指出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的重要性，保障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的依据：民法依据、商法依据、经济法依据。为构建金融服务业消费者金融隐私权，完善我国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保障制度提出建议。但是民商法对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文尚待完善，金融信息的保护需要更权威的行政法介入。总而言之，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制度有待完善，本文的研究分析对金融消费者的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杜珍媛， 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2006， 南京理工大学.

[2]雷吉？德？范尼克斯， 罗杰？佩弗雷里. 重塑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对未来银行和保险业的期待[J]. 中国城市金融， 2014， （12）：74-75.

[3]范晓雪， 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2011， 东北财经大学.

[4]马煜婵， 金融理财产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实证研究. 2015， 郑州大学.

[5]宁欣， 金融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机制研究. 2010， 中央财经大学.

[6]夏雨. 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问题研究[J]. 时代金融旬刊， 2012， （30）：143-143.

[7]刘爽. 金融服务业消费者的安全保障问题探析[J]. 经济生活文摘月刊， 2013， （3）：158.

作者：段和平 金婕

完善我国商法措施论文 篇3：

物流公司解散法理与制度设计

该论题为安徽省2005年度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为2005sk262。

摘要：公司解散涉及到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是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和实务问题。但长期以来不太为人所重视，因而存有种种的法律漏洞，在实务中常常被不法商人所利用得以逃避法律责任，严重损害了市场的诚信机制。本文以物流公司为例，深入探讨公司解散的基本原理，并比较借鉴外国公司法的有效制度，以期对完善我国公司解散制度有有裨益。

关键词：公司解散； 清算人；解散责任；解散回转

2005年10月，《公司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也随之修改，强化股东清算责任，增设司法解散制度为其中一个方面，但仍不够细致，制度体系仍有遗漏和不足。

一、物流公司解散的基本原理

1．物流公司解散的内涵和类型

公司解散是指使公司丧失法人资格的法定原因已经产生，而应逐渐终止公司权利义务的行为。其主要法律特征如下：（1）存在丧失法人资格的原因；（2）解散原因发生后，公司法人资格并不随即丧失，但其权利能力受限制；（3）解散后，公司应停止营业活动，进入清算阶段。[1](P194-197)

公司解散原因是否具有强制性，可分为自愿解散与强制解散。

自愿解散完全基于公司自身愿望实施，其解散原因包括：（1）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2）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3）股东会决议解散；（4）因公司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

强制解散并不是基于公司本身愿望实施，而是基于政府的命令或法院裁定所实施的，其解散原因包括：（1）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命令关闭的，如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均存在解散问题；（2）因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被法院宣告破产；（3）司法解散，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2．物流公司解散的性质

公司的解散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一种综合性程序，系公司法人资格消灭的原因和前提，公司解散并不意味着法人资格当然消灭。

除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其权利义务由合并后公司或者分立后各公司概括性地继受，无需进入清算程序法人资格即可终止外，公司因其他原因解散的，法律上要求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清算，法人资格自清算完毕并办理注销登记之日起终止。

公司一经解散，尽管其法人资格依然存续，但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当然受到限制，只具有消极人格，其业务范围被严格局限于对解散的公司的债权债务的清理、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及剩余财产的处置等以清算为目的的民事行为，不得再开展经营活动。

二、对我国现行物流公司解散制度的检讨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虽然基本确立了公司的解散与清算制度，并且，也是按照“先散后算、算完终止”的规则来构筑具体制度的，但不足之处却仍然明显地存在。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强制解散制度不完整

强制解散制度的不完整表现为：①对强制解散原因的规定既原则又零乱，缺乏系统性；②强制解散后的清算责任主体不明确。公司法对因行政处罚而导致的强制解散的规定，也存在着内涵及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清、对强制解散原因的规定过于原则、含糊等问题。

除了过于原则、零乱及缺乏系统性之外，我国《公司法》还遗漏了若干项重要的强制解散事由。如，当公司存续期间丧失了合法存续理由且公司自己不主动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弥补时，有关主体能否依法强制解散该公司？又如，当公司因股东相互间或者股东与董事会、董事长之间的严重矛盾而陷入僵局时，有关主体（包括股东、董事、监事甚至债权人等），能否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以化解僵局？再如，能否仅仅是为了公益目的（如环保、建立公共设施的需要等）而强制解散公司？诸如此类，我国立法均没有规定。上述各类事由在不少国家的公司法或商法中都是被列入强制解散原因而加以规定的。

2．物流公司解散的程序及效力不明确

从欧美各国的有关立法规定来看，无论公司是自愿解散还是强制解散，都有明确的解散程序。这类程序包括确定解散的起始日、解散的登记、公告等。通常，公司的自愿解散始于股东会通过解散决议之日；而公司的强制解散，则依法院下达的强制解散令或解散判决书所确定的日期为准。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解散，一般都应进行公告，并进行解散登记，以便有关当局对已解散公司的监管。公司一旦解散，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明确规定公司解散的程序及效力，既可保证清算机构的及时成立和清算事务的顺利进行，又能防止公司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利益的受损。但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解散的程序规定的不完善。

3．清算制度不完善

公司解散后将导致清算的开始，而清算则须由清算人或清算机构负责进行。从各国有关立法的规定来看，清算人需具有相应的任职资格，并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相关的义务和责任。这是因为清算人（或清算机构）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或董事会）地位相仿，因此，各国立法要求董事、经理拥有的任职资格，一般也要求清算人具备，否则，不得担任清算职责。而我国《公司法》对清算人的任职资格及职务的解除、清算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等重要问题却极少提及。这既不利于公司清算的顺利进行，还可能为一些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机会。此外，各国的立法通常允许清算机构即可以由一个清算人担任，也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清算人组成，具体人数由公司或法院视情况而定。因为公司不仅有种类的区别，还有规模大小、资金多少、股东众寡、业务繁简等差异，故立法不作统一规定，以求以最低成本完成清算之目的。但从我国《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来看，排除了一人清算机构的可能性，即无论公司自愿解散还是强制解散，都必须以清算组的形式开展工作。这显然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追求低成本高效益规则的要求。

清算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主要表现在清算机构与公司内部各机构（特别是与董事会）的关系处理上。按国际上的通例，清算人上任后即取代董事会，并接管董事会的全部权力，对外代表清算法人表示意思、对内执行清算事务，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会地位相同。董事、经理的职权随清算组织成立而解除。但我国现行《公司法》却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这会使清算中的公司出现董事会、清算组两个机构并存、权力相争、职责模糊的尴尬局面。与此同时，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法享有的代表公司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权利并未因公司的清算而被法律明确剥夺。这样，清算组和董事长争当或推任代表人的局面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一些公司中，并可能因此而阻碍清算事务的顺利进行。与董事会地位不同的是，清算中公司的股东大会、监事会仍应存在，并依法对清算机构执行清算事务的情况进行监督。这一点，目前我国立法同样不明确。

三、对现行物流公司解散制度的修正建议

针对上述客观存在着的我国公司解散制度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完善强制解散物流公司的原因

强制解散显示了国家对于公司活动的强烈干预，因此应当在《公司法》中明确列举出若干项常见的强制解散公司的原因，以便让相关人都明白哪些违法行为将导致公司解体。这样既可起到警戒作用，又能确保明白公正的执法。

结合我国现行《公司法》的已有规定并借鉴他国的有益经验，至少列明以下各项强制解散原因：①公司设立目的为非法时；②公司有严重违法行为时；③公司因法院宣告设立无效时；④公司不再具备存续条件时（在适用此项强制解散公司的条件时，法院可给予公司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以便公司依法进行调整。在法定期限内，经调整公司重新具备存续要件时，法院不得强制解散公司）；⑤公司在管理上出现无法挽回的僵局时等。

2．完善物流公司清算机制

在公司清算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清算机构。清算机构负责清算事务的执行，协调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整个清算活动中处于核心位置。

关于清算机构名称的表述，存在不同的意见。我国《公司法》仍然沿用了已经在《企业破产法》（试行）中使用的清算组概念。我们应将“清算组”统一规定为“清算人”，并允许由单一自然人作为独任清算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清算组组建的程序，避免清算组的组建久拖不决的情况，同时也保留了股东决定清算组成员的权利，有足够的弹性。另依国际惯例，清算人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地位相当，清算人上任后即接管董事会的全部权力，对外代表清算公司表示意思，对内执行清算事务，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会地位基本相同。董事、经理的职权随清算组织的成立而解除。

实行清算人员职业化、清算活动市场化，是清算制度发展的方向。在清算人不能胜任职务或有违法问题时，应予以解任撤换。《日本商法典》第435条规定：“股份公司，有重要事由时，法院可以解任清算人。”我国《公司法》对清算组成员的解任问题完全未作规定。这既不利于公司清算的顺利进行，还可能为一些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机会，故应对此加以补充完善。

3．法院适度介入清算程序

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规定假如清算组不及时成立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法院对公司清算的介人，即由原来的“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变为“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充分肯定了法院作为局外人，在公司清算中的作用。此条款亦适用于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法院应股东申请判决公司解散的情形。由法院判决解散的公司清算，股东之间的关系就会处于一种僵化状态，如果让他们来组织清算组，开展清算工作未免不切实际，若只判决解散而不主持清算，实际上还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由法院出面组织才能保障清算的顺利进行。

从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来看，法院介入公司清算是必要的，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先行选定清算人。法院司法权适当介入公司清算，才能将公司统一于司法监管之下，才能切实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完善解散责任机制

目前我国公司解散不清算、导致公司解散长期无人清算，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清算过程中，清算主体不按法律规定程序进行清算，或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财产清单虚假记载,在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不及时向法院申请破产等现象不断出现。究其根源，便是因为解散责任制度不完善。《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法律对应承担何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应由谁监督、如何监督，如何追究其责任，未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公司及有关违法人员追究行政责任已不是有效的制裁手段，如某些公司从事违法行为后，人走楼空，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无法实现，吊销营业执照也对其毫无意义。必须强调对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尤其是民事责任作为一种经济补偿手段，对加强利益受损人的保护很必要。[2](P247)

关于民事责任可包括以下三种：①清算责任。清算责任是指清算人在公司解散后终止前组织清算并以公司财产偿还债务的责任。②清偿责任。清偿责任是法院判定清算人在特定情况下放弃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而直接承担公司债务的责任形式。③赔偿责任。清算人在限定的时间内依照法定程序组织清理公司财产并以之还债后，清算人本身不需要以自己的财产偿债。但当清算人未尽清算义务或在清算过程中不正确履行清算义务，如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滥用职权行贿受贿、侵占公司财产或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和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债权人和清算法人均有权请求清算人承担赔偿责任。

5．建立物流公司解散回转制度

公司解散回转，是指公司发生解散事由，并非不可逆转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经过一定的程序解除解散事由，从而使公司避免清算直至人格终止的命运，使公司人格得以存续。公司解散回转制度的意义在于减除公司解散后再行设立的不必要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但此种事由应限于以下情形：①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那么可以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章程而得以解除解散原因；②在破产清算的情况下，可允许债务人和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或重整协议从而解除破产清算的结果；③对于休眠公司[3]，应当允许其在履行公法上的义务后得以存续，恢复经营活动等。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蔡福华.公司解散的法律责任[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

[2]蔡福华.公司解散的法律责任[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3](法)伊夫居荣.罗结珍译.法国商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作者：陶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