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平等问题论文

2022-04-21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内容、形式、途径和成果等五个方面构成。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市场经济中平等问题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市场经济中平等问题论文篇1：

高中政治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对策

摘要：本文以高中政治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为研究对象，以高中生的学习成绩、学习习惯以及个人素质为出发点，首先提出了培养问题意识的必要性，包括有助于达成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满足素质教育的需要。紧接着重点分析了加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有效对策，分别是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知识体系，加强问题的设置和引导。希望本文对此课题的研究能够指导高中政治教学中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为这一教学科研实践做出一定的推进。

关键词：高中阶段；政治教学；问题意识；培养策略

1 培养问题意识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是高中阶段的必修课，对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对培养学生的正确观念、辩证思维以及综合能力也起着积极作用。特别是政治学科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部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部分，有着较高的理解难度，同时也具备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是政治学科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教师若想顺畅地完成这部分教学，同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一定要坚持引导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以学生的理解状况和掌握状况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继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1.1有助于达成教学目标

哲学部分的内容相对于高中生而言理解难度较大，尤其是高中政治教材中的哲学内容以经典的西方哲学为主，重视逻辑理性和思辨主义，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又以黑格尔、尼采、康德等德国哲学家的哲学论述为主要研究内容。这和中国哲学研究相比有着较大的区别，在中华文化的渗透以及历史和语文学科教学的辅助下，中国哲学内容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哲学史，在文史哲并行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相对较为容易，也成为了很多高中生的思维定势。因此在研究西方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将会遇到较多难以理解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教师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总结问题，将西方哲学思想梳理出脉络，继而通过教师的讲解进行重点攻破。

1.2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有效教学的关键在于课堂教学中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凸显以及课堂教学的动态生成。传统教学中学生往往是被动的，不去思考，按照教师的思路走，阻碍了学生自身的发展。与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相比，政治学科需要记忆的内容量较大，变化形式也較多，因此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理解和记忆。问题意识对高中阶段政治科目学习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即哪些问题在理解方面、记忆方面、运用方面存在问题，第二阶段是反思问题的能力，即剖析难以理解的难题和知识点，规划出知识网络并加以分析整理，第三阶段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否通过教师的讲解将问题消化吸收，继而转化为自身的能力，解决类似的问题。教师合理运用问题手段，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不仅能够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行为，还有助于学生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而推动课堂教学有效性生成。

2 加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有效对策

2.1营造出良好的“问题环境”

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下进行教学，在这个环境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教学相长、互相进步的关系。营造出良好的“问题环境”的前提是师生之间具备平等和谐的关系，继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关注学生心理的变化，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营造良好的提问环境。与此同时，教师还要注重在课堂环境中及时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既要把控学生的总体学习状况，同时也要对学生个体进行分别关注。良好的“问题环境”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散思维。例如在讲授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学生的生活认知以及从历史书本中所掌握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学生们了解较多，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垄断企业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学生了解较少，教师可以以此切入点向学生提问或者引导学生思考此类问题，引导学生对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继而展开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向学生讲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中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重要元素，也可以展开对计划经济、垄断企业的讲解。层层引导学生抓住问题的本质，引导学生深入探索问题，激发其好奇心和求知欲。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学生的问题意识较容易得以培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与学生建立和谐关系，以为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营造良好的课堂环境。

2.2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建立的周期相对较长，教师在为学生答疑并建立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建立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知识脉络。例如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主义观点和朴素历史主义唯物观点是解决一大部分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还有列宁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思想的提炼和汇总，并且能够依据中国的革命情况和社会环境进行适当的改动，使其更加适合国内斗争以及建设的需要。因此在进行此问题的授课时，教师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构成部分并且以此作为知识体系的框架进行外延，涵盖范围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的外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甚至直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些重要方法和理念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而来的。学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应当呈现出发散性思维，思考的角度和方式也应当趋于多元化，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教师帮助学生梳理知识脉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提问精神，加强他们问题意识的培养十分必要，但是学生问题意识的养成和问题教学模式的建立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制约性，因此要求学校对问题教学模式给予支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勇于尝试，学生既要认识到自己是问题意识培养的主体，同时也要认识到自己在问题教学中的能动作用，积极与教师相互配合，从而促进其自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欧阳林洁.高中《政治生活》教学中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5.

[2]陈丽英.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5.

[3]欧阳瑛.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方法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3.

（作者单位：贵州省天柱民族中学）

作者：杨顺前

市场经济中平等问题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构成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内容、形式、途径和成果等五个方面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对中国问题的“是什么”和“怎样做”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是指内容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从目的到成果的实现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包括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实现，即最终结果，它表现为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社会成果。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目的　内容　形式　途径　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称，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所反映的外延，是在历史上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切过程。它不仅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指导中华民族的复兴，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个过程的丰富内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内涵成分的复杂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五个方面，构成了这个概念内涵体系的基本成分。进一步揭示这些内涵成分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它的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的关系，是“箭”与“靶”、“矢”与“的”的关系。“‘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都是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具体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多少好坏，是检验学习马克思主义效果的标准之一。“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因此，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候，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而且还要有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还要有中国立场。

“中国问题”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它具有特定的时空结构，因而我们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来抽象地研究中国问题。

在时间上，每一个中国问题都有自己演变的历史，形成“历时性”问题，即问题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具体形态；这些历时性问题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问题的时间结构，从而表现出问题的时代性。当前的中国，不仅存在现代性问题，而且也存在前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使中国问题具有不同的时代态。就今天而言，不管是哪类问题，它们都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中，在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应该有全球化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把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中国立场和时代立场结合起来，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

在空间上，在不同的领域和同一领域的不同层次，都有各种不同问题的分布，形成了“同时性”问题。这些同时性问题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问题的空间结构，从而表现出问题的本土性、领域性和层次性。就这种空间结构来说，首先是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其次，在这两类问题中，又可以区分为不同领域中的问题，例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都是不同的领域，它们又都有自己的特定问题。在这些不同领域，又有各自不同层次的特殊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较低层次的问题，在这些较低层次的领域，又有更低层次的问题。再次，根据问题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可以将这些问题划分为战略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发展是中国的一个战略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任务，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回答了当前中国发展问题，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了解决战略问题，必须有一系列为之服务的解决策略性问题的策略思想。战略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是相对的，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不同的战略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还相互转化。创新策略思想，解决策略性问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这些策略问题，与民众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要求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

就问题的时间结构来说，无论是战略性问题，还是策略性问题，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每个问题都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都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发展问题是一个时代跨度很宽的问题，而且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众多方面，必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对发展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必定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例如，过去我们要求“又快又好”的发展，现在则是要求“又好又快”的发展；过去我们实行“三位一体”的发展方略，现在则是实行“四位一体”的发展方略；在不久的将来，是否应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再加入“生态”，而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呢?这不是说不可能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中，都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实践问题，二是理论问题。我们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对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次是根据这种认识，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次是要把这些认识和方法，见诸解决问题的实践活动，实现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贯彻和落实解决问题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并获得实际性的成果；而且也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创造实际成果，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就思想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中国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也是指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学科组成的学术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理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术

思想的中国化。虽然这两个方面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既要解决理论问题，又要解决实践问题。

解决问题的结果，必定要创造出新的实践、新的理论和新的制度，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的中国化更是如此。毛泽东说：“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这里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包括理论(知)和实践(行)两个方面。对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首先要回答“知”的问题，即“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然后，根据“知”的认识，则要进一步回答“行”的问题，即“怎样做”和“不怎样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与行的统一。

我们党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问题中，走的都是这条知行统一的路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回答了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然后创造了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历史证明，我们党就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回答“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中，不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我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看作同义语，这是由它们的内容决定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共产主义还是实践运动。如果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体系，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实践运动，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制度创新。这里的制度创新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也是实践问题，它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规定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的，是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就中国实践来说，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解决中国具体实践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注入到实践中去，使之成为中国实践活动的一种行为意义；另一方面，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的特性，从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实现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遗产和中国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和制约，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形态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中国历史的优秀遗产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历史证明，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其原因，除了主体的主观因素外，主要还是由中国历史遗产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造成的；甚至主体的主观因素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和制约。这就使中国历史遗产和中国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中，打上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深刻印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

任何内容都表现为一定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式，它既包括民族形式，又包括时代特点。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就必须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的特点和中国的特性。

民族形式往往首先表现为表达和叙述的语言形式，例如，“实事求是”、“小康社会”、“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表达，容易被人民所接受。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类似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它们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列宁在说明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时，提出了由第一本质到第二本质的思想，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相互转化。同样，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是相互转化的，我们平常所说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就属于这种相互转化的情形。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主要表现为外在形式。这种形式是极其必要的，但仅仅停留于这种形式，自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入到内在形式中去。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包括了内在形式，即民族内容。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种内在形式是特殊的原理。而在这种特殊原理中，又包含着一般原理，因而这种特殊也就成为一般的表达形式。例如，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内容。在苏联，它采取了城市起义的形式；在中国，则采取了农村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形式。在这两种特殊的形式中，都包含了暴力革命的一般内容，但它表现了武装斗争的不同道路，反映了民族特色。

所以，这里所说的内在形式，说到底还是由民族内容决定的，因而它本身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同样是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分不开的。不管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强烈地受到了中国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在这些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中，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大家都批评中国传统中的专制文化，同时涉及到我国政治生活中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这不能说是错的，它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但是，权力集中却不能说都是坏的。当然，权力过于集中会带来许多弊端，对推进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某种困难；但权力适度集中，却又能赋予社会主义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现“看不见的手”与“看的见的手”的结合，使市场经济中国化，等等，不能说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叫做社会主义，称它为民生社会主义。人们可以评论这种观念的对和错，但它反映了关注民生的中国文化传统，这是不能否定的。今天，这个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的文化心态。“以人为本”，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稳定，这也是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崇高使命。

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形式，实

际上也是一种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内容。它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有文本解读、理论探索、实践试验和制度创新等路径和方法。理论探索和实践试验是基础，是基本途径，文本解读是补充，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两者相辅相成。文本解读、理论探索和实践试验的综合，表现为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或称之为综合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在认识论上，综合创新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调查、试验、探索和创新，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要实现的社会变革目标。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并不是专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创造的。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没有完全成功的和现成的经验借鉴；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还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有的放矢。所以，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上下求索，大胆试验，才能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凡事都要经过调查研究，大胆地进行试验，积累经验，走出一条新路来。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所以，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富有敢“冒”的精神，才能不断地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我们需要理论创新，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实践创新。它既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又是理论创新的目的。我们通常都说，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而强调理论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但是，每次实践的结果，都不是完全按照原先的理论模式运行的。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完全成功，说明制约实践发展的不只是理论。还有其他许多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客观因素和实践者的主观素质。这说明，实践的演义不同于理论的逻辑推论，实践的发展也不能完全按照理论的逻辑路径。所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一个反复创新的过程。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这个认识和实践途径的一种形象比喻。有人认为，在改革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没有系统的理论，我们可以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就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其实，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党的八大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只是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出发进行逻辑演绎，造成了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因为实践是发展的，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发现、分析和解决，使理论也随之进一步发展。新的问题解决了，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和解决。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他还引用了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话：“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他以此来说明，理论是由实践赋予活力的。其实，在认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条途径，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总规律的具体体现。在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要遵循这条总规律。

这条总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中国化也是适用的。学术界提出的“马、中、西”综合的主张，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把“马、中、西”综合只看作文本解读。而且把文本解读看作是书斋式的研究，可以脱离中国国情和实践探索，这也是难以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中国化，同样要面向中国实践，面向现时代，面向大众，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化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认识中国问题的“知”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通过知和行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最终转化为结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它包括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社会成果等方面。

我们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理论成果，对实践成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认识中的一个缺陷。其实，在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中，更重要的是实践方面的新成果。一方面，创造新理论的目的是指导新的实践，开辟新的实践道路；另一方面，新的理论成果是否正确，必须由新的实践成果来检验。毛泽东思想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彻底胜利，毛泽东思想也得不到革命实践的检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成果，既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又表现为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飞跃，进而表现为社会变革，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之间，存在着两个中介性的成果，即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从理论向实践飞跃的中介环节，是中国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改革开放实践获得巨大成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中国化的道路和中国化的理论，都属于理性范畴，前者为实践理性，后者为理论(纯粹)理性，它们的指向都是中国化的实践。从实践向理论飞跃的中介环节，是中国经验，即我们党的基本经验。由于基本经验是中国化实践的产物和总结，因此，这些经验不仅是中国化的，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通过对基本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实现。在这个飞跃的过程中，不仅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环境，而且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同样得出这个结论。他说：“对毛泽东来说，还不仅仅是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他还提出用中国的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的统一，最终表现为社会成果，即完成社会变革，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结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对旧中国的彻底改造。实现

这种社会变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时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改善，都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带来的重大社会成果。

在历史的长河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不会结束的。但是，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在每个时期中和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特定的中国化阶段性过程结束时所得到的结果。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那么，只有把这个目的转化为结果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才能实现。理论体系、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都属于不同层次的理论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则是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所得到的共同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即社会成果，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重建和进步。

只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忽视它的实践成果和社会成果，不能说是全面的。如果离开实践成果和社会成果来谈论理论成果，这个所谓理论成功也是难以评说的。理论的真理性不是理论内部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说：“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如何使人们相信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能由实践是否成功来说话。如何证明我们的实践是成功的?这又表现为实践的目的是否成功地转化为所预期的社会结果。发展是第一要务，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文明进步了，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不仅说明这个理论成果的真理性，而且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反过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致使“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个社会后果表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而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以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途径，以实现社会变革为最终成果，创造具有中国内容、中华民族形式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

责任编辑：张　蓬

作者：孙显元

市场经济中平等问题论文篇3：

论改革小说的“地方性”书写

摘要：改革小说常常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现代化等普适性话语下，而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不同声部。京津冀工业小说因政治地缘因素，始终同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紧密互动，以改革为叙述主题，以改革者为叙述核心，关注改革进程中具体问题的阐释，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上都呈现出新的地域特质，为人们理解新时期文学一体化与地方性、工业化与地方性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改革小说;地方性;京津冀工业小说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地方性”常常诉诸方言、民俗、风物等地方传统的文化因子，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大众关于地方独特性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全球化、经济建设、改革等一系列当下实践已经嵌入到各种地方性之中，重塑着人们关于地方性的想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区域格局，如何理解、阐释“中国奇迹”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柯文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指出，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中国，可以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①同样，为避免对改革开放与改革小说形成一种同质化解读，亦有必要思考改革开放、地方经验、文学想象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出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和肇因。

京津冀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学空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曾出现“京派”“荷花淀派”“白洋淀诗群”“河北三驾马车”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群体。但目前的研究往往将京、津、冀三地区隔开来，缺少一体化的视野。这既缘于区域内行政划分的变动、政治地位的差异、城市化的不平衡等客观因素，也缘于研究者对文学地方性理解的固化。事实上，“白洋淀诗群”包含大量来自北京的知青，“河北三驾马车”的出现也离不开《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北京刊物的支持，京、津、冀三地在文学场域中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李怡认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②由此观之，将京津冀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空间，考察“地方”与“中国”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其中京津冀工业小说呈现出家族相似性，为人们思考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工业化与文学地方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例证。

一改革小说与文学地方性

改革小说常常被置于意识形态、现代化等普适性话语的解释框架内，而忽略了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以及由此形成的内部差异和“国家/地方”之间关系的多重面向。事实上，改革小说在如何阐释改革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现代化与地方文化、改革与历史、乡村与城市等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例如，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浮躁》等作品关注改革对农村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从文化心理层面反思改革;张炜《古船》书写乡村文化权力结构在新时期的延续，思考传统文化、革命历史与改革开放等不同文化资源的碰撞等。而真正处于改革小说中心的则是蒋子龙、张洁等人创作的工业小说，由之形成的改革工业小说叙事模式一直影响到1990年代关仁山、谈歌的创作。故本文将他们同工业改革相关的创作统称为“京津冀工业小说”。

京津冀工业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提出，不是单纯地附和“京津冀一体化”，而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首先，京津冀同处华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城市群落和工业基地之一;作家共享相似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心理结构，观照改革进程中京津冀地区的历史性转变。其次，工业领域是京津冀作家持续关注的对象，并且保持着改革主题和现实主义风格的连续性。无论是新时期伊始的改革文学，还是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及至新世纪的“工业史”小说创作，京津冀作家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京津冀工业小说考察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主要是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文学一体化与地方性。进入新时期，关于文学由一体化向多元化转变认知的固化，容易遮蔽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地方经验，也容易忽略文学一体化机制在新时期持续的影响力，及其与地方创作的关联。洪子诚认为，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包含一个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文学的生产方式和艺术上的趋同化。③基于此，改革小说则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它在生产方式上既有文学体制的干预又有地方文学创作的自觉;在艺术上既围绕改革这一共同的主题又有不同的侧重。可见，旧有的“国家—地方”研究框架遮蔽了改革小说内部的丰富性，有必要以地方路径切入改革小说，探究改革语境中文学体制与地方创作的互动关系。

二是工业化与地方性。工业现代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通常情况下，人们将工业化与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并与地方化、差异化相对立，认为工业化将世界各地纳入生产—消费的循环中，消解了地方独特性，导致人类生活的单质化和趋同。例如有论者认为，“地方文化的轮廓，建立在个体释放各种不同层次的原始记忆、情感或依恋的基础上。它显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矛盾和不确定性的防卫式拒绝;追溯、皈依地方文化的过程与争取和描述自我的连续性，互为表里。”④地方文化被视为在全球化时代维系个体连续性的有效内容。这实际上是将地方想象为一个具有固定文化内核的空间，忽略了工业化进程中各地方之间由于生产分工不同，生产关系不平等，工业化程度差异所形成的新的地方气质。谢有顺在思考“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要有新气象，也不妨从岭南的现代文化中找寻资源，而不是去追忆、回望。”⑤因此，与其说工业化消解了地方性，不如说工业化重塑了地方性，对工业化与地方性的认知应超越“入侵/防御”“反文化/文化”“经济理性/情感记忆”的框架，在现代文化的整体背景下重新审视。

正如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新时期同样是地方经济、文化不平衡的一次调整。改革小说中关于改革意识形态的“齐声合唱”中包含了各地方不同的“声部”，其中京津冀工业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政治自觉，依托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拥有了阐释改革的话语权，在對社会现实的客观叙述中想象改革应然的方向，形成一个稳定的叙述模式，凸显了京津冀工业小说的特殊性——它们不再以传统的方言、风俗等地方性知识来彰显地域的独特性，而是叙写不同的改革实践路径如何重塑了地方生活。

二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地方性表述

文学的地方性不是将地方与整体对立起来，凸显地方的独特性，甚或滑入以偏概全的陷阱，而是要在地方与整体的动态关系中，重新把握国家与地方的关联。京津冀工业小说因巧妙处理了计划经济改革、“厂长制”、科学管理、青年价值观等时代命题，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因而具有了普遍性的示范意义。同时，京津冀工业小说也显现了工业化如何成为地方性内容。

第一，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地方自觉。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并未取消文学体制的规约功能，而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新的需求。京津冀位居政治中心的地缘位置，使京津冀作家更容易捕捉到政治变化的气息，并在与国家意志的互动中，将地方创作普遍化为改革意识形态的内容。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曾引起广泛争论，陈荒煤就认为，“一个工厂的厂长，怎样领导生产？怎样为四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乔厂长上任记》为我们提供了活的样板”⑥;随后《乔厂长上任记》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宣告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认可。也因此，乔光朴成为改革的象征，人们纷纷寻找现实中的乔光朴，吕雷《火红的云霞》中的梁霄，陈冲《厂长今年二十六》中的陈英杰也都以乔光朴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张洁《沉重的翅膀》关于宗教、命运的抽象议论被大幅删减，增加了工业生产领域具体问题的叙述，改革者郑子云略显悲观的个人命运也被修改为更加光明的改革前景。小说主旨由“命运”与“改革”的双重维度变为服务“改革”的单一维度。⑦国家主导的评奖机制是引导文学生产的重要方式，《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历经波折，先后获奖，表征了在地方与国家的有效互动中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

与之相似，关仁山、谈歌的出现同样是地方与国家的共谋。李敏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发生做过梳理⑧，如果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有赖于文艺政策、文学期刊、作家创作等文学场内部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现实主义冲击波”可以引起社会关注也必须有赖于其同其他权力场的契合。正如李敏所说的那样，文學期刊是“直到1994年”“才开始”响应“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那么将“现实主义冲击波”放置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恰恰是在1990到1994年之间，国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做出重要决策，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剧烈变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随后政府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被推向市场。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直接导致了经济过热引发危机。可以说，关仁山、谈歌等人的工业小说创作能够引起关注，正是文艺政策倡导、政府改革实践、社会结构调整、地方文学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在新时期依然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京津冀工业小说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自觉，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互动，借此改革意识形态拥有了具体的内容，京津冀工业小说则修正了自身的叙述话语，并获得丰厚的象征资本。

第二，经典化的改革叙述模式。围绕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京津冀作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叙述模式。首先，以民族国家为工业化的主体，将中国置于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在“先进/落后”的二元结构中确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乔厂长上任记》中，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超高的生产效率构成了乔光朴改革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沉重的翅膀》则以日产车与国产车耗油量的对比警示中国的落后现实。关仁山《太极地——雪莲湾风情录》中的日本商人的傲慢激起邱满子对日本人的民族仇恨，但为了发展经济，邱满子主动化解村民和日商的矛盾。相较于新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京津冀工业小说更加关注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命运，国家利益是衡量个体价值的标准。因此，小说中处于中心的并不是拥有“男性气质”的改革英雄，而是潜藏于文本中的民族国家。在宏大的国家主体面前，无论是义无反顾的干部，还是承担苦难的工人，他们本质上都是在“为国分忧”。

第三，改革干部形象谱系的生成。如同中国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京津冀工业小说对改革的叙述同样采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以干部为实践改革的核心力量，工人成为被“领导”的对象。《乔厂长上任记》的命名已经表明“乔厂长”这样的干部将占据改革的首要位置，工人杜兵则要接受“乔厂长”的教育。《开拓者》中，即使金城、凤兆丽这些有觉悟的青年工人也会自觉“拜服”于省委书记车篷宽的气度与学识，甚至他们无法理解车篷宽回信的内容，单单是车篷宽的书法就足以让工人们钦佩不已。《“维持会长”》中，工人缺乏现代责任意识被认为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原因。《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陈咏明等干部是推进改革的关键人物。乔光朴、郑子云、车篷宽这样的改革干部拥有阐释管理、技术、青年思想、文化风尚的权力。就像蒋子龙所说的那样，“一个单位能否打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单位的头头。”⑨及至1990年代，关仁山《破产》中的高德安，谈歌《大厂》中的吕建国，《城市热风》中的岳志明，他们作为改革失败的英雄，依然掌握着改革的话语权。高德安觉得选择成为外商代理人的杨金钟是“有志气的年轻企业家”;岳志明可以放任有能力的工人离开工厂;这些失败的改革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将被淘汰的命运，真正的希望存在于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也乐于见到“能人”“下海”。显然，一种“能人政治”支配了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叙述架构，而明显区别于东北作家和打工作家以工人为叙述中心的书写模式。

第四，指向未来的苦难书写。1990年代改革的代价被转嫁到大众身上，“现实主义冲击波”是对现实的直接回应。一时间反映工人、农民、教师生活困苦的作品大量出现，却对苦难缺乏必要的思考。故有论者批评道，“小说成为生活贫困、地位低下、消极厌世、堕落腐化、人性丧失等各种极端事件的集中展览和工人阶级的集体诉苦大会。”⑩京津冀工业小说中同样不乏苦难书写，例如《破产》中的小英去歌厅做舞女等。但与猎奇式的苦难展览或空洞的同情不同，京津冀工业小说书写苦难的目的在于将苦难视为无法逃避的现实，并指出克服苦难的方式。因此，正是在这些文本中，那些率先从国企体制中脱离出来的人，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机遇，不仅成功逃过了改革的阵痛，也成为时代宠儿，为体制内的“留守人员”做了表率。《城市热风》中从工厂辞职开饭店的郑元梅则混得风生水起，还帮助岳志明追回了30万的欠款。郑元松带着有能力的工人另谋出路。苦难不仅仅具有悲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激发改革的动力。“体制内”与“体制外”发生了惊人的价值反转，当“体制内”的身份不能维护做人的尊严的时候，市场经济下的劳动美学使工人重拾生活的信心，无疑暗示了“留守”工人应然的选择。

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需要使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地方书写普遍化为全国共享的改革经验，并改写了京津冀地区的文学想象。在以工业现代化为核心的改革语境中，改革干部成为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工人苦难只是改革暂时的代价，并终将被进一步的市场经济改革克服。但若以新时期所标榜的“纯文学”为价值准绳，京津冀工业小说就显得不那么“文学”了。因此，在文学地方性与改革开放的整体现实之外，亦要思考文学地方性与文学整体审美趋向的动态关系。

三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审美反思

新时期以来文学先后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传统文学的“复兴”，但现实主义却是京津冀工业小说一以贯之的审美品质，以至于在1990年代关仁山、谈歌等人的作品成为了文学回归现实、反思“纯文学”的代表。於可训就曾言，“近期小说中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潮流则切切实实地回到了现实生活本身，因而真正在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九十年代初期的小说界對现实的回归趋向和要求。”11不过，就像蒋子龙、张洁的作品所遭遇的尴尬一样，研究者在肯定其直面现实的出发点后，大都对其美学价值持批评态度——缺少意识形态支撑，无力整合现实12;批判现实的力度不足，悲剧意识薄弱13;刻意突出改革者的道德情操，是一种做作的煽情主义14，等等。这实际上从意识形态阐释、现实主义美学两个方面否定了京津冀工业小说创作的价值。京津冀工业小说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美学困境，提示我们有必要以地方路径思考普遍化的美学标准在融入改革开放、工业等题材而具备“在地性”后，产生了怎样的矛盾与认知偏差。

第一，意识形态规约与价值取向的现代化转向。京津冀工业小说以干部践行改革意识形态，干部形象是改革意识形态的集中显现。以往对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同质化批评，遮蔽了改革干部形象内在的演变。1980年代改革干部形象的清官铁腕色彩被认为不能代表现代化的方向。1990年代的改革干部形象同1980年代已有很大变化，集中展现了客观环境对改革者主观能动性的规约，将对国企改革的反思由呼唤“清官”转向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企体制和超稳定的传统文化结构等外部原因。一是政企不分的体制妨碍了企业的经营生产。《破产》中的城北轧钢厂效益好的时候，政府抽取过多利润，使企业无法扩大生产。二是超稳定的传统文化结构阻碍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工业文化同以乡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存在着结构性冲突，但传统文化并不会因社会的工业化而完全失去其有效性。雷蒙·威廉斯曾用主导因素、残余因素、新兴因素来分析文化构成。他认为，“残余乃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们不仅是（也常常全然不是）过去的某种因素，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15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情、重血缘、重伦理等因素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具有强大的宰执力，显示出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与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相冲突。例如，在《大厂》中，厂里好不容易找到丢了的汽车，但当地的派出所、县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拒绝还车，最后还是因为有员工是县长的亲戚才成功取车，此外还有像找赵明要账，求人捞因嫖娼被抓的老郭，所有这些事情都只能依靠私人关系来解决。显然，改革者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超稳定的传统文化结构是造成国企问题的罪魁祸首，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又不得不从传统文化结构内寻找方法。

从返回传统的“清官”政治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追求，实质上响应了“制度创新”时期（1993-2002）16国家对于国企改革新方向的确立。可以说，《破产》《大厂》等作品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前提可以依靠”17;改革干部的失败也不是单纯的煽情主义;作家正是要借改革干部在1990年代的失败告诉大众：国企改革的成功不在于改革英雄的降临，而在于系统的体制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第二，权威化的改革律令与写作中的教条主义。同国家意志的亲密互动，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叙事目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叙述模式，决定了改革政策在京津冀工业小说中是超然的权威所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封闭了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展开。例如，1980年代，在“改革/保守”二元结构中，保守干部内心的丰富性与存在的合理性被大大削弱了;通过干部视角从宏观把握改革，无形中遮蔽了工人个体在改革中遭遇的“阵痛”。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孙大头生活困难，若因缺勤被扣工资无异于雪上加霜，解净和刘思佳最后没有处罚孙大头。科学管理带来的阶层分化被工人阶级的脉脉温情掩盖。所以，尽管京津冀工业小说覆盖工业部、大型国企、乡镇企业这一工业领域的垂直结构，塑造了政府官员、厂长、知识分子、工人等社会各阶层形象，但这些形象只具备政治上的客观普遍性，而缺少深刻的个性，不是真正的典型形象。改革的远景被置于当下的现实中，也就放逐了生活的丰富性和矛盾的尖锐性，所有现实的矛盾冲突都在既定的历史叙述框架内得到阐释。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框架下，文学应该含有历史应然的发展方向，同样“一个发展阶段的非主要倾向和插曲式的激流能够、也必须在艺术上得到典型的体现”。18可以说，京津冀工业小说中的教条主义恰好是改革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等价物。

第三，叙述现实的急迫与艺术张力的缺失。洪子诚曾指出，“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大多可以归入现代中国小说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的类型。”19京津冀工业小说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针对工业领域内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乔厂长上任记》淡化“揭批查”运动，倡导科学管理、尊重知识分子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密切相关。《赤橙黄绿青蓝紫》讨论青年工人价值观问题。《沉重的翅膀》转而批评“投资过热”，是因为中央经济政策调整。《太极地——雪莲湾风情录》书写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阐释民族国家立场与外国资本的矛盾。《破产》写乡镇企业资金短缺、贷款难的问题。《城市热风》表现政府对企业的乱干预直接导致了化工总厂的经营困难。改革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叙事内容与价值导向。作者专注于对社会问题的急切反映，而疏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全面把握，缺少艺术创新的动力。但正如卢卡契所言，“每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实践，都表明了客观社会的总联系的重要性和为掌握这种联系所必须的‘全面性要求’。”20回应现实的急迫性使京津冀工业小说专注于改革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并借助一体化文学体制的扶持，迅速成为社会的焦点;但随着现实问题的解决，由于缺少对现实全面性的把握，京津冀工业小说的热度也迅速消失，而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

综而论之，京津冀工业小说的提出是基于工业化与地方性相互关系的考量，突破以往研究中将国家与地方、工业化与地方文化相对立的视角，管窥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进而思考地方与国家、文学与政治在改革语境中的新变。而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近些年来对工业史的记忆成为工业小说创作的新趋向，如何利用地方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仍然有赖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①[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

②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③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④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的创作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⑤谢有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

⑥陈荒煤：《不能放下这支笔》，《工人日报》1979年10月5日。

⑦金宏宇、徐文泰：《“改革文学”是如何“炼”成的——以张洁<沉重的翅膀>的版本变迁为考察对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⑧李敏：《19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⑨蒋子龙：《“悲剧”以外的话》，《中篇小说选刊》1983年第6期。

⑩杨丹丹：《单位人、经济人、边缘人与文化共同体——李铁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

11於可訓：《在经典与现代之间——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