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和竞争政策分析论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三季度，我国GDP初步核算的同比增长率为6.0%，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在复杂经济形势下，更需要将“竞争中性原则”、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落到实处，对此，需要研究好竞争政策内涵和外延、竞争政策工具选择、竞争政策实施路径等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际贸易和竞争政策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贸易和竞争政策分析论文 篇1：

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的协同发展

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一带一路”倡导对于我国经济贸易在亚洲及非洲国家影响力的提高有关键影响。“一带一路”将国际贸易行业、文化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及信息行业集成一体，并将其用于经济贸易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从未面临过的考验。

由于“一带一路”的深化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也逐渐提高，转变了传统历史中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水平发展较缓的情况。本文中笔者将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研究的主要背景，阐述国际贸易理论和国家物流的理论观念，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间的关系，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优化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协同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在共建下，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两者间的系统发展关系，能够有效提高国家各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加强企业的国际化交易，将经营业务范围扩大，不断转变和应用全新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促进国家经济的国际化转型。由此能够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是时代进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趋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贸易的市场发展空间，将国家间的订单交易量大幅增加，国际贸易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的协同发展，是未来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主流趋势。
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的理论概念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是指跨境进行货物及服务交易，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是关键的组成内容，由此也被称为世界贸易和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能够有效调节国内各种生产要素间的利用效率，将国际将各方的供应关系进行优化，将经济结构进行升级调整，从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为适应国际贸易领域发展的趋势，都在积极进行优化和转变进出口政策，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中占据的比重也逐渐增大。同时由于世界各国普遍在劳动力和商品层面进行互换，从而使各国家地区在进行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紧密联系，充分反映出世界各国和区域在经济层面上彼此依赖的关系，同时展现出国际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核心基础地位。

国际物流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物品流动的具体过程被称为国际物流。站在狭义进行分析，国际物流是指当消费和生产独立于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及地区时，为了消除进行消费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存在的空间界限和时间距离差异，将商品进行物流转移的国际性商品交流活动，最终目的是实现国际贸易。从广义角度进行分析，国际物流涵盖面较多，如国际物流协作、国际物流投资、国际贸易物流、国际物流交流、非贸易国际物流等诸多方面。国际物流的本质是依据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按照固有的国际惯例，通过物流设施、国际化物流链和物流技术的支持，将商品在国际上进行流动和较缓，从而不断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实现对国际资源的科学合理分配。国际物流的整体目标是为了便于跨国经营和实现国际贸易服务，通过选择最佳的方式和路径，最小化物流风险和物流成本，实现保质保量保时，将商品从供货方区域运输到需求方区域中。
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间的关系

国际贸易提升了国际物流水平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国际贸易交流的主要形式是各种商品和货物的往来，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货物进行交易，物流是关键的技术支持和依托。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物流成为了实现国际贸易往来的关键运输方式。

国际物流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物流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各国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位居世界第一，贸易需求量也极为庞大，在国际贸易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物流发展效果得不到提高，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因此出现滞后。由此，在国际经济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物流行业的建设和支持，将国际物流实现规范化、系统化和专业化。除满足基本货物运输和装卸等要求，应当对电子商务平台、物流保管水平、物流信息交流等内容加强创新和建设，不断满足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项需求，切實推动社会进步，国际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下优化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协同发展的措施

强化我国物流企业实力，推动物流企业走向国际化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将一带一路倡议深刻落实，应当充分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切实解决国内企业内部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从目前国内物流企业的发展状态进行分析，物流企业应当强化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坚持创新企业的运营发展理念，强化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管理人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维认知，紧紧抓住时代发展带来的基于，将企业机构的经济实力切实提高。同时物流企业应当加强对国际物流有关业务的了解和掌握，坚持进行创新拓展，将物流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扩大，开通国际物流业务，为国家物流企业和国际贸易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应当推动物流领域向高新尖技术行业发展。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构建出物流实时更新系统，集成仓储系统等多项服务流程的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贴合个体发展方向的运输管理系统、全球性定位系统、仓储管理系统。应当将成熟和完善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应用到物流企业运营管理之中，不断推动物流企业管理体系的智能化，将物流应用软件标准化开发进行强化，坚持落实商品跟踪可视化智能服务，不断为消费者提供商品运输的最新信息，将企业贸易信息数据的获取成本有效降低。

提高“一带一路”倡议执行意识，强化国际贸易交流协作

切实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应当不断强化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沟通，从而获取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应当使国际上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提升，深刻认识到这一倡议并非单纯对我国和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有关键助力，同时也能够高效率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国家政府部门应当积极大力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维认知和了解，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提高国内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交流合作，从而切实推动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的协同发展。同时立法部门应当强化对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建设，不断拓展国际贸易业务的范畴，保障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往来过程中，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切实提高我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项目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贯彻落实。

构建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国际贸易是在国际范围中，各国家和地区间实现商品流动和交易，国际物流则是保障商品正常流通的前提基础，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关系极为密切。国际物流是有效推动国家贸易正常发展的前提条件，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的协同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贸易成本的支出，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核心竞争力，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能够为国际物流领域服务质量的提高實现保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全新思路，构建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协同发展的全新局面，将物流区域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划分规划，实现国家间的贸易和物流的有效对接，实现商品货物的流动转移。同时应当针对“一带一路”包含的周边国家和区域，建设公路、铁路、管道、港口等多元化运输方式，构建全方位的商品运输网络体系，将进行国际贸易的国际物流成本降低，提高国际间运输的综合实力。
结 语

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使得国际物流由此衍生，而国际物流水平又积极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两者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都有效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具体道路，也是坚持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必然趋势，能够充分提高我国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与沿线国家促成友好关系。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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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

国际贸易和竞争政策分析论文 篇2：

实施竞争政策，应对复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三季度，我国GDP初步核算的同比增长率为6.0%，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在复杂经济形势下，更需要将 “竞争中性原则”、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落到实处，对此，需要研究好竞争政策内涵和外延、竞争政策工具选择、竞争政策实施路径等问题。
如何认识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项基本政策。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足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对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世界各国和经济体的竞争政策实践来看，竞争政策一般包括竞争法律制度以及与之有关促进竞争的公共政策，竞争法律制度是其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美国、欧盟的竞争政策实践主要采取了狭义的方式，其竞争政策被称为竞争法，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内容。如欧盟竞争政策的主体内容主要包括禁止限制性商业行为、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合并审查、国家援助审查、竞争宣传、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则从广义角度界定竞争政策。前者将竞争政策界定为包括竞争法和其他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竞争相关措施， 如部门管制和私有化政策;后者将竞争政策界定为市场竞争相关的所有政策，包括贸易政策、调控政策和政府为处理私营或公共企业的反竞争政策所采取的各种政策。

竞争政策概念移植于国外，受此影响，我国学者对竞争政策的理解，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竞争政策是指以促进和鼓励公平竞争为核心的竞争法律制度。广义的竞争政策是指一整套旨在确保市场竞争免受不当限制的政策和法律。

对竞争政策的界定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给竞争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带来困扰，需要对竞争政策有个一致性的界定。实际上，从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主张和具体实践可以得出，对中国特色的竞争政策内涵的界定，既要考虑借鉴世界各国和经济体对竞争政策内涵界定的普遍做法，也需要在移植世界各国和经济体有关竞争政策内涵的同时，考虑我国特有的政治环境、社会基础、经济发展状况、价值取向、法治背景对维护公平竞争的兼容程度，立足现阶段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现实需求，坚持问题导向，体现竞争政策界定的“中国化”。

在分析世界各国和经济体竞争政策实践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和对竞争政策实施现状判断，可考虑将我国竞争政策内涵分为理念上的内涵和实践上的内涵。理念上的内涵界定采用广义的方式，可将竞争政策理念上的内涵界定为：党和国家为了维护公平市场竞争而制定的解决竞争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理念上的内涵阐明了对维护公平竞争的立场，但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抓住重点，不能面面俱到，而要考虑竞争政策可操作性，将竞争政策范围限制在规制市场垄断、行政垄断范围内。可将竞争政策实践上的内涵界定为：反映党和国家反垄断意图的指导原则和措施，既包括反垄断法、体现反垄断法条款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包括体现在党中央文件中各种反垄断主张。
如何看待竞争政策工具？

竞争政策工具既可以界定为 “客体”，也可以界定为“活动”。如果将竞争政策工具界定为“客体”，有关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可以看作是竞争政策工具;如果将竞争政策工具界定为“活动”，有关维护公平竞争的治理活动可以看作是竞争政策工具。若将竞争政策限定在反垄断领域，《反垄断法》是“客体”范畴的竞争政策工具，而公平竞争审查、竞争倡导则是“活动”范畴的竞争政策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反垄断法》與公平竞争审查、竞争倡导不是同一语境下的竞争政策工具，故此，在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过程中，不宜将“客体”范畴竞争政策工具即《反垄断法》和“活动”范畴竞争政策工具即公平竞争审查、竞争倡导放在同一层面。

实际上，对经济政策工具内涵一般是从“活动”范畴来界定的，例如将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等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投资等作为财政政策工具，而鲜有将货币领域和财政领域的法律作为政策工具。因此，对于竞争政策工具界定宜从“活动”范畴界定，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目标，可以将竞争政策工具看作：为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式。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实现竞争公平有序、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等要求，结合《反垄断法》等要求，我国竞争政策工具包括7个政策工具（“4+1+2”），分别为：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审查、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公平竞争审查，竞争指导、竞争倡导。
如何实施好竞争政策？

在实施竞争政策时，可考虑聚焦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实施竞争政策新要求和反垄断相关法律规范，呼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实施竞争政策的新期待。

在竞争政策界定方面，区分理念上的内涵和实践上的内涵，将“反映党和国家反垄断意图的指导原则和措施，既包括反垄断法、体现反垄断法条款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包括体现在党内文件中的各种反垄断主张”作为实施竞争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在竞争政策目标方面，将竞争政策目标限定在反垄断领域，以避免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中混乱和不确定性。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作为竞争政策目标。在竞争政策工具方面，从“活动”角度而不从“客体”角度界定竞争政策工具，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审查、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公平竞争审查，竞争指导、竞争倡导”作为现阶段竞争政策主要选择的工具，综合运用。

在竞争政策范围方面。统筹考虑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实施竞争政策的部署安排、反垄断法以及有反垄断条款的其他法律。聚焦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范围，同时兼顾其他法律中反垄断条款，如《专利法》《价格法》《合同法》《对外贸易法》《旅游法》《中小企业促进法》《港口法》《标准化法》《电子商务法》等涉及的反垄断条款。

在竞争政策措施方面。考虑从优化竞争立法、强化竞争执法、加强竞争指导、创新竞争倡导、重点领域竞争政策落实、强化竞争司法协作等角度，坚持问题导向，兼顾一般和重点，研究制定全方位的竞争政策实施措施。在竞争政策保障方面，考虑从竞争政策实施规划、竞争政策实施人才和资金保障、竞争政策实施评估和考核、竞争文化培育等方面，为竞争政策实施提供综合保障体系。

责编：陈栋栋 chendongdong@ceweekly.cn 编审：张伟美编：孙珍兰

作者：王山

国际贸易和竞争政策分析论文 篇3：

竞争中立：中国的实践与展望

一、竞争中立的提出背景

所谓“竞争中立”，是指国家在市场竞争这一问题上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视同仁。根据竞争中立的理念而构建的“竞争中立政策”，则是确保经营者不因所有制而产生竞争优势的一系列制度工具。构建竞争中立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机制，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展开竞争。

自竞争中立概念及其制度架构于上世纪90年代在澳大利亚最早提出并付诸实施，竞争中立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重要词汇。虽然此理念是发达国家为完善公平竞争环境而提出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而言，该理念在克服国家干预经济的惯性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竞争中立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用为过度评价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指责这些国家影响国际贸易和公平竞争的理由之一。

近年来，竞争中立更是成为西方责难我国国有经济享有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基本理论立足点，也是西方对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治理发起挑战的主要论点之一。如何解释和应对这一问题，不仅影响我国在多双边经贸领域的谈判，也会对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竞争中立的不同立场与制度

尽管竞争中立在西方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公平竞争与自由贸易经济环境的重要尺度，但是不同的国家在竞争中立问题上所持立场以及具体制度仍存在诸多差异。

1.澳大利亚：竞争中立政策是澳大利亚于1995年发起的“全国竞争政策”（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的一部分。根据该政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六个州和两个领地签署了三项政府间协议：《竞争原则协议》、《行为规范协议》和《执行全国竞争政策和相关改革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澳大利亚各级政府都必须实施竞争中立政策，包括税收中立、信贷中立、规制中立等，即国有企业不得在税收、信贷和政府规制等各方面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任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企业，都可以借助“投诉机制”对享有不合理竞争优势的企业提出违反竞争中立政策的指控。澳大利亚专门设立了竞争中立投诉办公室（Competitive Neutrality Complaints Office， CNCO）受理相关投诉。

2.欧盟：欧盟的竞争中立政策集中体现在《欧盟运行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第106条和第107条。根据条约第106条的规定，对于公共企业及成员国授予特别或专有权利的企业，成员国不得指定也不得保留与条约的竞争规则相抵触的任何措施。换句话说，所有的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必须遵守欧盟层面的竞争规则。在必要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还可以通过针对成员国的指令或决定的方式保证该条规定的实施。

3.美国：以澳大利亚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纳竞争中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维护统一市场的考虑。相比之下，美国不像澳大利亚有那么多国有企业，也不像欧盟需要建立“超国家”的统一市场，因此其在国际上推行竞争中立政策更多的具有主导国际经贸规则治理和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而不是为了针对自身问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美国试图在TPP中引入包括竞争中立在内的“高标准政策”，要求参与谈判的国家消除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各种优惠，进而在削弱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的同时增加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4.其他诸多发展中国家：除了发达国家以外，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开始酝酿并实施竞争中立政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12年以来启动了若干关于竞争中立的研究项目，其关注点更多的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巴拉圭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研究和制定竞争中立政策既是融入全球化并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也具有推动国内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

通过比较竞争中立的不同立场和制度，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诉求。尽管竞争中立的理念具有共性，但是竞争中立的制度及其实施具有个性。认识中国在实施竞争中立政策方面的经验和特殊性，是中国进一步构建符合自身特色的竞争中立政策的前提。

三、竞争中立的中国实践和经验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尚未普及竞争中立的理念，更未正式提出竞争中立的制度框架，但是笔者认为，中国针对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和监管措施本身就是竞争中立政策的一部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在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中始终坚持“企业化”和“公司制”的改革道路，逐步地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绝大部分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已经蜕变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认为，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史，也是竞争中立政策在中国实施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后进一步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必然将推动中国竞争中立框架的正式确立。

（一）竞争中立理念与我国的体制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竞争中立的内涵具有一致性。竞争中立的核心就是最大程度地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虽然中国没有正式提出竞争中立这一政策，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具有竞争中立内涵的实质性改革措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起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开始以产权制度和股份制改革为核心，实现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可以说是实施竞争中立的第一步。之后，政府又逐步取消或放松了对各行业的管制，引入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推动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建立竞争机制。这可以看做是实施竞争中立的第二步。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在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政治文件中提出竞争中立思想。由此引发的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视为中国实施竞争中立的第三步。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分类监管国有企业等，将成为本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随着私人资本的进入、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国有企业分类监管的实施，竞争中立的政策势在必行。

以上历程充分表明，竞争中立与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具有协同性。竞争中立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为市场公平竞争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深重，中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也是客观存在的，其难度也是不容轻视的。

（二）竞争中立制度的设计要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符合

竞争中立是一个政策工具，其规则和程序必须要为一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服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通过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才能分享全球化的惠益，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的实践又表明，全面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国内市场环境建设中并非最佳做法。

在一个全球价值链逐渐分化的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的定价能力非常薄弱，因而与发达国家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要改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开放被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限制了的国内政策空间，赋予国家为保护国内产业、提高本国竞争力、对跨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力量加以限制而实施产业政策的能力，包括灵活制定和运用竞争中立政策的能力。

因此，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不仅需要通过实施竞争中立政策建立并完善本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由竞争机制培育出代表高生产率的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有必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促进和推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如何对接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是竞争中立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实现协同的关键要素。

总之，出于“实质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考虑，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制定竞争中立政策时考虑符合自身发展阶段需求的“豁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包括但不限于：（1）在维持公共服务中国有企业的特殊保障义务；（2）国有企业作为产业政策的实施工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3）国有企业作为一国“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必须加以优先考虑；（4）在确保财政收入的考虑中，国有经济是最大的保障。但是，在考虑上述政策因素时，应当以不会对市场竞争带来严重影响为前提。

（三）竞争中立制度的实施要与一个国家的法治背景相适应

竞争中立的制度设计及其实施不仅要考虑国际发展趋势，更要正视中国的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和法律规定。以下因素在制度构建及其实施时值得加以考虑：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基本规定是关系到竞争中立政策是否能够在中国实施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宪法》第6条和第7条规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如果单纯将公有制理解为“国有制”，并将国有企业的优先发展作为一项宪法原则，那么竞争中立就没有发展空间；相反，如果从“社会所有”角度来看国有，并将《宪法》第15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款作为优先于“公有制条款”和“国有经济条款”的条款，那么竞争中立就具有发展空间。

第二，尽管政府相关政策明确提出要创造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垄断法》的出台和实施也为竞争中立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法律条件，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都还在探索和进行中，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改革阻力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将中国针对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和监管措施看作是竞争中立政策的一部分，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推进竞争中立理念的宣传和竞争中立制度的建立。

第三，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与竞争中立直接相关的投诉和监督机制，但是中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通过“提案”的形式间接地建立了一条投诉渠道，可以针对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展开议论，并推动形成立法文件。

可见，尽管当前的法律和制度似乎存在阻碍竞争中立发展的内容，但是通过恰当的法律解释和制度构建，仍然能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竞争中立制度。

四、竞争中立的中国立场和展望

竞争中立的核心是最大程度地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对中国而言，当前的重点仍然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并通过分类监管在竞争性领域实现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公平竞争。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竞争中立的配套措施，确保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不当竞争受到制度约束。

（一）确定中国竞争中立的基本立场

中国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公平竞争”理念为指导，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既定方针和实践，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满足中国自身需求、与国际接轨的竞争中立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不叫“竞争中立”，但是应体现竞争中立的基本内涵。

（二）构建中国竞争中立的基本制度

1.确定竞争中立的适用范围。竞争中立应当仅适用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国有企业，而不适用履行公共职能或从事公益性活动的国有企业。一个国有企业可能同时存在公益性行为和营利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前者不适用竞争中立政策，但后者适用。在实际操作中，要在商业活动和非商业活动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并不容易。

2.建立竞争中立的投诉机制。借助于投诉机制，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企业可以对享有不合理竞争优势的企业提出违反竞争中立政策的指控。投诉的对象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相关的公共部门；投诉的主体既可以是私营企业，也可以是与投诉对象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国有企业。举证责任由投诉者承担，由其证明竞争对手存在有违竞争中立政策的情况。由专门的投诉机构对被投诉的国有企业是否具有“净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对有违竞争中立的国有企业采取一定的“矫正措施”。

3.确定竞争中立的实施机构。根据《反垄断法》的第9条的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其首要职责是“研究拟定有关竞争政策”。这是中国首次以立法形式提出研究和拟定竞争政策的任务。作为维持和发展竞争性市场机制所采取的公共措施，竞争政策本身即具有竞争中立的内涵。若能将竞争中立相关事宜及相关的投诉监督机制赋予反垄断委员会来实施，那么不仅能发挥其协调竞争执法机关和各政府管制机关之间的关系，还能有力地推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展开公平竞争，将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优势降到最低。

4.构建竞争中立的配套机制。竞争中立的有效实施还需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这些制度主要包括：（1）与竞争中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相关的制度，如竞争政策的透明度问题，行业立法与产业政策的竞争性审查，国有垄断企业适用竞争法的问题等；（2）促进和影响竞争中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制度，如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涉及竞争中立的税收政策、政府补贴政策、环境政策、融资政策以及土地政策等。

（三）构建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立政策评价工具

一项政策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实施效果，因此有必要对竞争中立政策的实施效果予以评估。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政策问题的国家显然不应该适用同样的评价工具和指标。因此，应该根据中国面临的“问题”来设计评价中国竞争中立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和方法。（本文受上海高校智库项目、上海市高校“085工程”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FX085）资助。作者：应品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教育学院讲师，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赵丽芳 lifang.zhao@wtoguide.net

作者：应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