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摘要：以共生理论为分析工具对体育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共生理念与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存在高度契合，作为一个共生系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要素、关系还是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共生理念指导下，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应该从体育改革整体考虑，进行各种制度设计，真正使体育和谐、有序发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篇1：

历史与变迁：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人本化回归及战略价值研究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等，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及战略价值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经历历史变迁的德国竞技体育在激荡中逐渐摆脱了政治利益束缚与畸形思维牵制，最终理性选择了符合国家和国民现实利益需要的人本化发展方式。其竞技体育人本化回归蕴含四个层面的战略价值诉求：其一，体育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其二，政治层面的战略诉求：契合于德国新时期的国家政治安全观和理性政治思维，摆脱盲目的政治效应追求;其三，经济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体育产业品牌化、科技化和集群化发展，助推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其四，社会层面的战略诉求：移民化背景下通过体育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国家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德国竞技体育的人本化回归在竞技体育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竞技体育职能转变、体育产业深度发展以及竞技体育发展思路转变等方面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战略价值

德国体育破旧立新，形成了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两翼齐飞的互动格局，正如德国有一句话所说的“也许我们不是竞技体育最强的国家，但我们一定是大众体育的世界冠军”。据2012年德国体育联合会统计，全德共有91 080个体育协会，其中德国足协旗下约26 000家单位中拥有近670万名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1]。可见，大众体育世界冠军的称号名副其实。竞技体育层面，德国是目前唯一全部斩获夏奥会和冬奥会金牌第一、男女足双料世界杯冠军的“大满贯”国家，就综合实力而言无愧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尽管德国在历史上曾遭遇纳粹集权统治以及东西德分裂等政治创伤，竞技体育发展之路更为坎坷，但富含理性与坚韧特质的德国人最终选择了最佳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即回归服务于国民和社会的人本化道路。据此，为明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脉络及规律，笔者将基于历史视角，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历史进行梳理，剖析其变迁特征，并系统阐述当代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所蕴含的战略蕴意，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1 二战前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迂回曲折（1945年前）

1.1 二战前德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曲折走向

近代体操是德国体育基石。但19世纪后30年，德国人的体育观有所改变。1882年，《果斯列尔游戏训令》颁布[2]，政府鼓励将英国现代竞技体育和户外运动推广于学校，形成了与体操竞争态势，但德国体育社会自治的传统得以确立，不受政府干预。步入魏玛共和国后，德国被国际社会排斥，国际奥委会会员资格及1920和1924年奥运会参赛权均被剥夺。但此时德国体育却异常活跃，相继出台了《体育奖章制度》和体育“黄金计划”[3]。当时德国社会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思想空气为竞技体育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的先进体育经验被大量引进，助力德国竞技体育发展，1928年德国重返奥运会便获得了仅次于美国的佳绩。1933年德国陷入纳粹政权统治，体育系统也沦为独裁统治对象。1936年柏林举办奥运会，纳粹政权炫耀政府功绩，并大量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论思想。二战期间，德国竞技体育仍然延续着政治使命，纳粹体育在欧洲赛场耀武扬威，德国国内的诸多体育赛事也未停滞[4]。尽管陷入政治囹圄，但德国体育仍然延续着俱乐部运行机制，纳粹战败后，德国诸多体育俱乐部仍然保留着正常的秩序与结构。

1.2 总体发展方式特征

在该历史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在走向上经历了从学校和军队向全社会传播，从权贵走向大众的传播路线，尽管服务于政治但仍然扎根于社会。在价值追求上，在服务大众与服务国家之间游离，集权统治的到来让其背负了沉重的政治使命，产生了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尽管政权交叠，但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体系始终建立在依靠体育俱乐部和体育社团的自治模式基础之上，总体上走的是一条社会化的、大众化、业余化的俱乐部发展道路。

2 两德分裂期间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分化与对抗（1946—1990年）

二战终结后，德国体育便开始了分化的进程，东德地区原有的俱乐部业余化体制瓦解，而在西德地区，俱乐部被视为民主重建的重要方式，对维护西方生活秩序具有重要的组织和精神意义，两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分道扬镳。

2.1 东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及特征

东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集中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举国体制”特征。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成为东德竞技体育的集权机构。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内设的几个部门联同教育部、内务部和国防部分别对东德学校体育、警察体育和军队体育进行共同管理，在此系统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权化的“举国体制”模式[5]。其竞技发展方式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其一是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东德政府将庞大的经费投入到竞技体育领域，用于兴建大量体育设施，支付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等人力成本。其二是重点发展奥运优势项目并进行早期专项化培养。在项目布局上，游泳、田径、体操、速滑等个人项目备受青睐;在人才培养上，通过青少年运动会、青少年体育学校、体育俱乐部、体育科研机构等对少年儿童进行系统选拔并进行早期专项化培养，给予充分的就业保障。其三是对体育智囊和科研的重视及保密。东德早期从苏联大力引进体育科研专家和优秀教练员，随后又通过建立体育院校系统培养教练员、科研人员以及情报人员，并将肌电刺激、竞训心理、类固醇等进行了系统性和保密性研究[6]，这些系统性的竞赛备战工程都是在东德政府严密周详的统筹协调中进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特征的集中体现。

2.2 西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及特征

西德竞技体育发展方式集中表现为社会自治主导下的政府协助特征。1950年11月，德国体育联盟成立，其主要职责在于发挥对体育事业的协调、鼓励和宣传作用。西德基本沿用了德国传统的俱乐部体制，各级俱乐部负责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材与培养、国家级运动员的管理与训练，并立足社会化运作。但出于竞技体育展示国家形象的作用，西德還是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对抗东德，尤其在1964年后，西德开始借鉴东德体育发展经验，包括建立体育援助基金，移植东欧的运动员分类标准，效仿苏联军队体育模式设置了西德军队竞技体育单位。另外，德国体育联盟内部还设置了一个中央代理机构——精英竞技体育促进联邦委员会（简称“BAL”），专门用于协调西德精英竞技体育发展，它将东欧的先进训练理论及时移植进西德竞技体育系统。再如，为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BAL还系统组织教练员培训，刊发教练员学杂志，传播教练员学术研究成果，并将成果应用到各体育项目的训练过程中[4]，这些措施保证了西德竞技体育的竞争资本。处于冷战总体背景下，西德竞技体育虽然理性保留了社会主导型的发展方式，但没有政府协助也难以完成，尤其是在两德对抗的后期，西德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协助程度提升，仍然体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意志。

3 两德统一后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人本化回归（1990年后）

3.1 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艰难的人本化回归

1989年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被称为东欧剧变[7]。作为剧变的一部分，1990年10月3日，东德通过并入西德方式完成了德国的再统一。时任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认为：“我们能在没有政府合约协定，没有宪法约束及议会决议的情况下，温馨完成统一大业，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它如实体现了良好的国民素质。[8]”但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并没有德国统一那么顺利。统一后的德国延续了社会主导型的竞技体育发展思路。为加速原东德地区体育发展方式转型，1992年德国政府在原东德地区实施“东部黄金计划”，通过247.72亿马克的投资，对东德原有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进行大规模兴建与改造。持续的资金投入推动了东德大众体育的长足发展，体育俱乐部数量大为增长[9]。

但由于长达40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西德体育经验在东部仍然遭遇了阻力，资金耗费巨大，场馆资源闲置的问题也不少。同时，合并后的德国竞技体育系统还出现了内部矛盾。由于西德对东德的兴奋剂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因此前东德很多教练员被解雇，大批运动员被迫退役或者流失到国外，竞技体育人才资源流失十分严重。继续留任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尽管在国内竞争上岗，但他们和西德同僚之间难免存在隔阂，甚至为了待遇问题经常发生内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一后的德国竞技体育成绩。但新德国竞技体育在价值追求上已回归社会与大众，不再盲目服务于政治诉求，因此其发展方式贴近人本需求，立足于德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现需要。

3.2 新德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的特征

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在坚持遵循德国社会的心理需要，适应德国大众对竞技体育的审美需求，尊重德国市场主体利益基础上，选择了理性的人本化回归。其在深化发展基础上有时代创新，即坚持社会主导下的政府支持方式，以大众体育和职业体育的发展来带动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新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在体制和思路上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德国体育管理体制遵循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成熟模式，更加有益于对德国各项体育事业尤其是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宏观调控。当前德国形成了层次分明，制度有序的体育管理格局。官方层面，德国内务部主要管理全国范围内的竞技体育与军队体育，并对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在发展经费和政策上予以支持。联邦州体育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地、市体育管理部门负责大众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场馆的建设与发展;非官方层面，主要由德国奥林匹克联合会及各运动项目协会对竞技体育实施管理。2006年合并成立的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负责对专项体育协会和各类体育俱乐部进行管理，并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等方面发挥作用[10]。作为官方代表，内务部对竞技体育给予了重要的扶持、投资与服务。作为非官方代表，德国奥体联拥有了更为统一的管理权力，其通过履行体育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与评估，对协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进行科学分配协调，体育发展方案的民主讨论与决策，奥运会代表团的组建与保障等职能对竞技体育发展给予宏观调控和指导。德国奥体联与政府关系平等，相互协助，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德国竞技体育治理。

第二，德国竞技体育摆脱了追求政治效应的思路，致力走职业化、市场化、大众化、产业化、科学化之路。德国对大众喜爱并有市场基础的项目进行职业化推进，形成了系统的七级“金字塔型结构”联赛体系，涉及到体育项目多达36项（含小项）[11]。德国职业联赛有效促进了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为运动员提供了竞技舞台和可观收入。同时职业联赛又促进了项目普及，带动了业余联赛发展，给高水平运动员转型教练提供了广泛的就业空间。联赛的商业化还大大推动了竞技体育项目的产业化和科学化发展。作为创新型国家，德国依靠强有力的科研背景在体育器材、装备、专利等方面的研发走在世界前列，从2002年到2011年期间，德国在欧洲专利局体育专利申请量每年都超过100项，2006达到历史最高186项 [12]。高质量的体育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到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各个领域，使德国体育发展科技含量大为提升。俨然，德国体育联赛体系已成为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协调推进的纽带，通过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带动竞技体育水平提高并加速大众体育普及，成为新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思路、新追求、新使命。

4 新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人本化回归的战略价值分析

4.1 体育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

以人本化需求为导向，强调德国各项体育事业协调发展是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所坚守的体育战略诉求。这种战略举措有利于深度促进德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其具体的体育战略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连续性的政策推动，自德国统一以来，体育“黄金计划”“德国体育奖章”《德国体育指南》“体育使德国更美好计划”“体育为所有人服务”等重要体育政策被陆续推出，使德国公民在供给侧获得了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促进了公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提升体育与国民生活的融合度。

第二是精简机构，整合管理资源，深化俱乐部体制发展。德国奥体联的成立让德国体育管理方式更为统一、民主和科学，不仅精简了机构设置，达到了高效利用资源之目的，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决策机制，更是避免了各机构利益及其体育发展目标的分离，这对调控德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在之后出现了德国在夏季奥运会上成绩下滑的现象，同时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小部分人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呼吁，但德国奥体联并不为所动，始终将管理重心、资金资助、政策重点、志愿者服务等牢系俱乐部体系之中。

第三是强调學校体育的自主性及其与俱乐部的协同发展。德国地方州政府在学校体育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课时等方面具有自主权，学校体育和地方俱乐部之间在青少年体育教育方面保留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德国体育俱乐部的青少年会员均是学校的学生，他们在俱乐部训练并代表俱乐部比赛。俱乐部中的教练则会经常去学校指导训练并与学校联合举办比赛。在俱乐部中脱颖而出的学生，则有机会经过单项协会选拔并审查合格后进入更专业的精英体育学校[13]。可以说，德国学校体育充分利用俱乐部资源为自己服务，俱乐部帮助学校体育开展的同时进行广泛的体育后备人才选拔，最终实现两者的合作与双赢。如2010 年，德国奥体联还在青少年中推出了“青少年为奥运而练计划”，并推广到“青少年为残奥会而练计划”，督促残疾儿童参加体育运动，这一举措得到了学校和俱乐部的联合支持[14]。

4.2 政治层面的战略诉求：契合于德国新时期的国家政治安全观和理性政治思维，摆脱盲目的政治效应追求

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人本化回归，其施政重点便是在东德体育转型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竞技体育均衡和深度的社会化、职业化发展，它符合新时期德国竞技体育去政治化和大众化服务走向的利益诉求。德国竞技体育曾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遭遇政治意志绑架的坎坷历程，这是德国政治层面的历史教训，也是体育层面的历史教训。基于这种惨痛的历史代价，当前的德国社会已经深刻汲取了历史教训，在政治领域彻底实现了民主化，在军事领域更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选择奉行低调和安全的政治军事路线，相反，如果如同日本一样采取扩军战略则必然招致世界舆论对其军国野心和欲望的一致谴责，并不符合德国长远的政治利益需要。

总体而论，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沉痛教训的深刻反思，战后德国形成了“克制文化”的传统，在外交政策上体现为“奉行和平主义、反军事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理念，在国际危机与冲突中多持保留立场[15]，甚至由于德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一度“不作为”而留下了“经济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形象。然而，自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在欧洲凭借着极其突出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日渐强盛的经济体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统一后的德国对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起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欧盟内部的组织、团结和领导作用更加明显。

但当今的德国已不再将国家单个力量的强盛作为崛起方式，而是将欧盟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依托从而实现欧洲的整体强大。因此尽管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明显，但还是同法国建立了法德轴心作为领导集体，同时在欧盟深化进程中，德国往往以理念引导和制度构建方式，强调成员国的“集体行动”，更为隐晦地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可以看出，当前德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更多的是充当着积极的建设者、倡议者、组织者和责任者角色，这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国际形象完全不同。深受这种隐形的对外思维影响，金牌战略已经不符合德国的政治思路和国家形象构建需要，与美国等国在竞技体育上争霸不符合新德国政治安全观和理性政治思维，更不符合德国社会与民众的心理诉求。因此，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理性回归本质上是回归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利益需要，是符合新时期德国政治观的集中体现。

4.3 经济层面的战略诉求：促进体育产业品牌化、科技化和集群化发展，助推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核心竞争力提升

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理性回归在经济层面的战略要义在于形成健康的体育产业体系，助推国家产业结构体系的优化，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目的服务。德国曾经历过三次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最近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发展新经济产业为核心的世纪产业结构调整[16]。在此背景下，德国大众体育参与和消费水平空前提升，以职业体育为导向的竞技体育体系对高科技体育产品的需要更加迫切，德国体育产业发展进而获得契机，从而形成了竞技体育助推体育产业的良性格局。

德国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互动联系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其一，德国职业体育的品牌化发展和德国知名体育品牌间的互动，德国具有诸多世界知名的品牌性体育赛事，它们吸引了众多体育赞助商的青睐，促使德国体育赞助市场的火爆，如即便是2000年德国经济尚处于低迷期间，体育赞助费仍然呈现出了高速增长态势[17]。其中阿迪达斯更是经常主办双向海外竞技项目推广，促销其产品的同时，经常资助德国选手参与各项竞技体育赛事。

其二，德国竞技体育的科技化和现代化发展需要体育产业的科技化支持。科技对竞技体育的贡献率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体育产业提供高科技成果。德国体育产业具备了创新化发展实力，得益于德国第三次产业转型的科技进步，德国体育科技研发水平大为提升。再以阿迪达斯为例，其运动鞋制作工艺先后获得了700 项技术专利，仅2010 年的研发费用便达到 1.02 亿欧元[18]。另外，德国在赛车、三维定位动态系统、门线技术等高端领域已经形成了极强的集群优势，其中足球的门线技术更是得到了国际足坛的广泛应用。

其三，体育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有助于德国传统产业的转型。体育产业具有助推传统产业转型的优势，目前，德国已经通过成功的人工改造将原本废弃和淘汰的产业转型为以体育服务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区。如欧洲著名的杜伊斯堡攀岩运动集聚区，是对原有废弃钢铁厂改造基础上形成的。又如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集聚区是在对一处报废机场改造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多功能体育综合商务区[19]。可以说，德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理性回归为德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和驱动，对促进德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德国产业结构、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起到了支持作用。

4.4 社会层面的战略诉求：移民化背景下通过体育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国家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

通过体育的社会整合作用来促进德国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这符合德国社会融合和国家成长的长远利益。当前，德国深陷第四次移民浪潮，尤其是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近百万人涌入德国[20]。尽管此前默克尔否认德国是移民国家，但2015年不得不对媒体宣布“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据德国《世界报》报道，高达22.5%的德国人具有移民背景[21]。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社会前途的重要命题。德国一项民调曾显示，64%的德国人认为种族主义已成为德国的一个“巨大”问题[22]。

當前，促进种族融合已成为德国体育新使命。1990年两德统一后，促进体育平等和社会融合在德国联邦州陆续开展。2001年德国奥委会推出了一项名为“体育促进社会整合计划”的政策[23]，在国家体育层面，德国全面推行社会整合，其重要宗旨便是激发包括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和新移民在内的所有人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热情，并在体育组织中增加社交的机会，以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当前，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已负责协调管理该计划。德国有超过750个俱乐部作为重点实施基地加入了该计划。在与移民部门直接联系后，这些俱乐部与移民主动联系并邀请他们进入俱乐部，还鼓励有相关技术的移民为俱乐部工作或担任教练，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移民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融入德国主流社会。

此外，移民也有资格以工作人员、志愿者或运动员等多种身份参加相关的体育竞赛并享受体育保险待遇。德国奥委会、内政部、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在移民的体育融合实施进程中给予了包括专业教练员选派、体育场地协调、体育赛事组织等多方面支持。德国9万多个俱乐部中，多达30%的俱乐部有移民志愿者，18%的俱乐部管理层中有移民人士。德国体育界已对外来移民更为开放，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德国452名运动员中有20%的人具有移民背景，来自30多个国家[23]。由此可见，在德国体育系统内部，移民运动员正在逐渐获得德国社会的认可和重视，德国体育系统在对移民的吸收和融合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尽管德国在反种族歧视上仍然任重道远，但德国在统一后持续推行体育的社会整合计划，必然对新一代德国人的社会融合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无疑对提升新时期德国国民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认同感具有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5 启示

第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型进程中要充分提高社会力量投入竞技体育发展的积极性、能动性、自治性、专业性、志愿性、服务性和优惠性，同时要发挥单项体育协会对我国社会基层体育社团、俱乐部的组织整合功能，并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加大志愿者服务体系的构建力度。

第二，要进一步积极转变政府竞技体育管理职能及其作用方式，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历史趋势是从国家主导导向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主导，最终过渡到社会主导，这是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生化发展方式的必然走向。因此政府职能的重点应是在政策规划与扶持、资金投入、增收与分配，对社会体育组织的治理、监督与协调，实现竞技体育直接管理到间接干预与宏观调控的转变。

第三，抓住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提升我国体育产业的创新化、科技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不断提升体育产业与职业体育、全民健身之间的融合度，实现与职业体育之间的品牌互动，实现与全民健身之间的双向促进。

第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维要从国家形象构建导向转变到大众健康导向，从奥运战略导向转向职业战略导向上来。竞技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服务社会和大众，竞技体育的国家意识和形象构建仅仅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副产品，并非最终目标和根本目标。在健康中国背景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背景下，竞技体育终将回归到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的融合上来，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民教育、大众健康与产业发展。

第五，职业化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出路和方向，也是我国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社会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桥梁。高度的竞技体育职业化需要夯实的竞技体育业余化作为基础，只有通过金字塔式的体育联赛体系的系统构建，我国竞技体育才能实现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的理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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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浦义俊 吴贻刚 辜德宏

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篇2：

共生理念下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摘要：以共生理论为分析工具对体育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共生理念与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存在高度契合，作为一个共生系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要素、关系还是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共生理念指导下，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应该从体育改革整体考虑，进行各种制度设计，真正使体育和谐、有序发展。

关键词：共生理念； 体育发展方式；顶层设计； 体育制度

Key words：the concept of symbiosis； sport development pattern transformation；top-level design ； sport system

1共生理念与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之契合

1.1共生理念简介

“共生”本源于生物学，主要指“两个不相同的有机体生存在一起。一般用来指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影响的物种之间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包括寄生、互惠共生、共栖和客居等”[1]。社会科学领域借用了“共生”概念，因为社会科学领域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都类似于“共生”关系，社会就是一个共生系统。由此，给出的定义为：社区内形式不同或性质不同的人口单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每个单位的生存都离不开其他单位的持续存在，同时每个单位的存在就是其他单位生存的条件[2]。“共生”不仅是一个抽象名词，它还孕育着丰富的理念与思想。由于学者们对“共生”内涵理解各异，在总结共生理念时也存在一定的不同。比如，有研究认为：进化理念、共同理念、合作理念、互惠理念以及均衡理念在不同层面揭示了共生的本质特征[3]。还有研究认为：生命理念、过程理念、异质共存理念、中和理念、关系理念以及生活理念反映了共生的特质[4]。实质上，上述研究虽然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都反映了共生理论的本质：互依、互惠、协同与合作。很多研究到此戛然而止，本研究进一步引申为：共生的结果是对秩序的追求。也就是说，合理的共生（比如互惠共生型）导致了社会的有序发展。

1.2体育发展方式转变阐释

体育发展方式研究是当前体育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所谓体育发展方式就是指：确保满足社会体育需求的这一过程得以持续的方法与机制[5]。其中不仅包括体育发展中的增长方式，而且包括体育结构、发展质量、发展效益、体育利益分配、体育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6]。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就是对上述内容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改进与创新，目的是由目前的或者说传统的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加符合发展逻辑、讲究发展道德的新体育发展方式。它的核心和实质是“为谁发展、如何发展”。从历时态角度看，我国体育发展先后提出了“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战略构想，这些都是“新体育发展方式”在不同阶段上的具体体现。体育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由资本社会主义进入到了人本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必然要求一种新的发展方式[7]。党的十六大以来，倡导科学发展观就是适应新时期发展，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其第一要义就是发展，核心则是以人为本。它明确了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创新思路，体育发展当然涵盖其中。转变体育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的具体践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进一步重视，无论是体育结构变化、体育利益分配，还是对体育发展质量及效益的要求都以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上述是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大环境要求，更有内部原因迫使其做出转变。

山东体育科技第36卷总第148期2014年第1期贾文彤，等共生理念下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No.1 20141.3二者之契合

共生理念与体育发展方式转变在很多方面发生勾连。首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二者共同的基本指导思想，这里“人”的内涵非常丰富，比如强者、弱者；还可以涉及到社会精英、弱势群体等。共生理念承认异质性，尊重个体，倡导平等与公正。而体育发展的目的就是使不同的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支援西部、实现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很好的写照。其次，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共生不仅是整体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指一种结合方式的变迁或者进化[4]。结合方式就是本文一开始所说的共生定义中提到的寄生、互惠共生等。反过来看体育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一些研究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应该实现由“管理型体育”向“服务型体育”转变，从“锦标主义”向“民生体育”转变等[8]。实质上，这种转变就是结合方式的变迁，比如，“管理型体育”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共生关系，或者也可以称作偏共生关系，之所以向“服务型体育”转变，就是想打破这种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向均衡共生关系发展。最后，达至的结果相同。本研究认为，和谐共生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的有序化；同样，通过转变体育发展方式，使体育问题出现的机会和程度大幅度减少、降低，由此，体育发展得以平稳、顺利推进。

2体育是一个共生系统

2.1体育共生要素

对于共生要素的认识，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目前主要存在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三要素说包括两种，第一种包括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约束条件[9]，第二种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10]。四要素说主要包括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11]。某种意义上，四要素说是第二种三要素说的扩展版。目前的多数研究中主要以四要素说为分析工具进行论述。基于本研究需要，将以第一种三要素说为依据展开讨论。体育共生主体要素主要由人以及组织构成，其中组织包括体育行政部门、体育社会团体以及体育企业等，单项运动协会是体育社团的代表，职业体育俱乐部是体育企业的代表，一方面，它们体现了一定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很多问题，比如主体错位、缺位、越位现象等。资源要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能产生某些效能以满足人或组织需要者都可看做是资源，比如体育信息就是一种看似无形的物质资源。体育资源是体育共生关系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纽带，体育领域矛盾出现与体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有密切关系。约束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本研究不理解四要素说为什么不突出此要素。如果失去约束条件，任何共生关系都难以存在。具体到体育共生系统中，约束条件包括体育法律、法规、政策、体育道德、行业规范、习惯等，由此看出，约束条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共生规范，它们是分层次的。不重视约束条件建设同样会导致体育共生系统的紊乱。

2.2体育共生基本结构

社会共生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多种类型，比如两个主体之间资源互换型、多主体之间资源交换型、 两个主体之间同一资源分享型以及多个主体同一资源分享型等[9]。具体到体育领域，在举国体制背景下，我国体育共生关系基本结构主要体现的是多主体之间资源交换型，辅之以两个主体之间同一资源分享型以及多个主体同一资源分享型。多主体之间资源交换型的关键是资源配置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体育行政部门是主导，如何配置即如何把控体育资源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结构是个难点，问题往往出在此处。两个主体之间同一资源分享型以及多个主体同一资源分享型主要出现在一些具体的个案中，比如两个或以上省对某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争夺。

2.3体育共生机制

竞争与互补是体育共生机制的主旨，其中互补共生为主，竞争共生为辅。传统观点对体育进行了三分：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在这三个领域中，竞争共生的最大体现就是对体育竞技人才的争夺。竞技体育是一条主线，它也贯穿在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中，大学生运动会、农民和工人运动会就是极好的说明。尽管如此，互补共生才是体育共生系统的主导。依照我国体育实践，互补共生的情况比较复杂，应该具体分析（见表1）。从互动关系看，我国体育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体现的是主动——随动关系，竞技体育优先，其他方面随动配合。这种互动关系的形成由一定历史原因造成，关于“赶超型体育”的诸多研究可以对此有一个较好的诠释。这种互动关系使得体育资源配置偏重于竞技体育，然而，竞技体育发展突飞猛进并不能代表我国体育的整体发展。所以，从实践结果看，这并非我们想要的理想类型。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其实是对主动——主动互动关系的追求，无论是体育资源配置还是发展，讲究的是全面考虑，对称性互惠共生，这样才能达至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

3体育共生发展中不和谐现象分析

3.1主体要素分析

3.1.1主体间关系定位不清

体育行政部门、单项运动管理中心以及单项运动协会是不同性质的组织机构，在体育发展中应该扮演不同角色。但是，在体育发展实践中常常出现“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等问题，错位、缺位、越位现象成为具体表现，以中国足协为例，为什么饱受诟病？关键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角色多重，管理者、经营者、监督者等不一而足，结果在很多事情上应该做而没有做、不应该做却做了，这样很容易使其他主体比如俱乐部无所适从，何谈和谐共生？由此，传达给人们的信息是足球发展的一种“失序”甚至是“无序”状态。

3.1.2单项运动协会发育迟缓

单项运动协会在我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曲折变化和发展，在管理结构调整、政府体育职能转换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体育法亦明确赋予了单项运动协会的职能。但是，从发展历程看，我国单项运动协会刚刚进入独立社团法人实体改革阶段，发育迟缓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单项运动协会的孵化与培育是以运动管理中心的不断消亡为前提的，作为体育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运动管理中心的自我消亡牵涉到很多行政利益，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阻碍因素。

3.1.3职业体育俱乐部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

职业体育俱乐部同样是主体要素之一，其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会导致职业联赛环境动荡不安。1992年，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我国拉开了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的大幕，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出现是标志之一。众所周知，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是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内部治理结构的前提，但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政俱不分”问题时至今日仍在发生。据近期报道，南方某一职业体育俱乐部想聘请某教练，但是省体育局不同意，俱乐部一意孤行，某教练到任后，被告知不得在训练基地用餐，住处距离训练基地较远，只配一自行车供其使用。长此以往，结果可想而知。

3.2资源要素分析

3.2.1配置结构性问题

现阶段，体育发展中的矛盾是体育公共服务难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如何合理配置体育资源，使之发挥更大效用以解决现实矛盾成为关键。在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配置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国家过分看重竞技体育价值，在资金资源上超大投入，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之比竟然达到7：3。[12]从宏观上看，导致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失衡，缺乏公平性。

3.2.2资源浪费与配置效率低下

在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行政部门色彩浓厚，忽视体育事业发展资源的共享与优化，体育、教育等多个部门各自按照行政区划建立自己的服务体系，在体育基础设施布局、机构设置、人员安排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整合空间，由此既浪费了体育资源又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3.2.3软件领域投入不够

长期以来，体育财政投入多流向于体育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很多体育政策的发布都与此有关，比如全民健身路径建设、“雪炭工程”等等。相较而言，对于体育人才培养、优化流程、信息平台等软件领域投入有限。

3.3约束条件分析

3.3.1体育法律法规立法空白、内容滞后

合理体育共生关系的维持需要约束条件发挥其应有的约束作用，一旦约束条件失效，共生的双方或多方不遵守已制定好的规范，体育共生关系将难以为继。某种意义上讲，一种共生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从立法角度看，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体育法规体系，但是，问题依然不少，其中体育法和法规的修改是一个突出问题，应该说，体育领域的“修法”时代已经到来。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难以应对体育的迅猛发展，立法空白频现，即使早有规定的学校体育，相关学者也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体育法关于学校体育内容的修改应该明确学生的体育权利，明确贯彻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制度，明确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的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等等。[13]地方体育立法更是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及时修订，本研究对此曾经做过诸多分析，20世纪90年代是地方体育立法高潮，但是很多地区将体育立法当成了填补地方立法空白、一种装饰，从此之后再不过问，逐渐导致地方体育立法内容老化，与上位法、其他法规打架、冲突问题不断出现。

3.3.2没有处理好体育自治与法治关系

从层次间看，各类规范不统一 ，最突出的问题是体育行业规范与法律、法规冲突，没有彰显法律权威。体育是一个共生系统，共生系统具有自治性特点，但是，体育自治应该是法治下的自治。体育共生规范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乱”，自然也影响了体育实践中的“非和谐发展”。

3.3.3体育灰色共生规范一度盛行

体育共生规范与体育共生实践体现的是两种秩序，一个表达的“应该是什么”，一个表达的”实际是什么”，二者存在差异是常态。但是，差异过大就会说明一个问题：还可能存在其他规范，比如潜规则，本研究称为“灰色共生规范”。一个时期以来，“假球”“黑哨”盛行，这种灰色共生规范起了很大作用，导致体育共生规范失效。

4共生理念下体育发展方式转变路径

4.1体育发展改革的“顶层设计”再思

体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对未来体育改革的整体谋划。其核心与共生理念具有相通性，强调整体与协调，考虑的是整个体育改革的发展逻辑、内在结构的问题。所以，本研究不赞成再以“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作为突破口和重点推进（具体操作包括对一些项目如足球、羽毛球等先行改革）”的观点[14]。因为当前体育改革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明显变化，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提上了重要议程，成为所有问题焦点；另外，从内在结构看，虽然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以及社会体育都在改革，但是，后两者的短板效应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如果不整体谋划，竞技体育改革方案再好，也难以实施。

4.2构建“一主多元”体育发展治理模式

我国体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非和谐共生发展的事实表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发展体育社会组织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也成为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的一个着力点。新时期“举国体制”应该具有新内涵，建立政府主导——体育社会组织合作型的治理模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体育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并存的体育发展治理格局。政府没必要事必亲躬，体育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技能，能够代表、联络、沟通不同层次的会员群体并且能够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所以，一些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它们，由它们提供不同的体育服务。

4.3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体育资源配置

共生理念下转变体育发展方式，首先应该加大各级财政投资力度，逐步提高体育发展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此基础上优化体育资源配置，具体而言，应该统筹城乡体育事业资源配置，推进城乡体育事业一体化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促进城乡体育事业共建共享。另外，特别加强软件建设，实现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运行机制合理同步推进。

4.4加强体育制度建设

体育法律、道德、行业规范等具有共生功能，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应该加强体育制度建设。首先，应该不断强化体育法治意识，确立法律至上地位。其次，进一步加强体育法规的清理与修改工作，防止成为“老法”，以致变成“恶法”，若此不但不能保障体育改革顺畅进行，反而成为阻碍。第三，加强行业规范建设，根除灰色共生规范。行业规范最接近行业实践，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是这些规范，应该完善、修订不合时宜的规范，真正实现体育法治下的体育行业自治。

5结语

以共生理论为分析工具对体育发展进行了分析，共生理念与转变体育发展方式有着高度契合，作为一个共生系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要素、关系还是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导致体育“失序”或者“无序”现象的出现，为此，在共生理念指导下，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构建“一主多元”体育发展治理模式，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优化体育资源配置，加强体育制度建设，真正使体育发展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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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德浩，季浏.基于“顶层设计”的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J].

作者：贾文彤 郝军龙

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篇3：

对我国西部地区乡镇体育发展的研究

【摘要】采用文献、问卷、考察等方法，描绘我国西部地区乡镇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背景，提出发展模式及对策。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西部地区应根据不同的发展环境和目标，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如特色体育、单位体育、家庭体育和体育旅游，使我国西部地区乡镇体育得到跨越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乡镇体育发展

1.我国西部地区乡镇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1.1农民健身意识不强。

1.2健身消费水平不高。

1.3体育经费投入不足。

1.4体育健身场地不多。

1.5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2.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管理体制操作错位

现在市、县、乡镇普遍推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管理体制，乡镇、村领导成了上级下达各种目标任务的责任人和执行者，凡是与目标责任有关的工作指标就想方设法去完成，而与之无关的事往往被忽视。乡镇、村领导为了不被一票否决，长年累月都是围绕财政收入、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而忙碌，很自然地把体育工作视为额外负担放到一边而无法顾及。加之乡镇领导变动比较频繁，因此很难静下心来思考农民健身之类既没有经济效益又"无"政绩的事情。

2.2劳动力流出较多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现在农村留在家里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包揽农活、料理家务、照顾小孩等，几乎无时间锻炼，无心锻炼。这在客观上给工作带来了难度。

2.3集体经济较为薄弱

现在大部分乡镇已没有集体企业，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上级下拨的支付转移款，且基本上都用之又少，何况排位在体育之前的还有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乡镇体育工作往往成为摆设。

2.4体育骨干比较缺少

农村体育骨干本来就很少，加之大环境的影响，城区的体育指导员、体育教师、教练员、裁判员和体育爱好者都不愿意下到乡镇，因此农村群众很难得到指导和帮助。

3.未来我国西部地区乡镇体育的发展背景

3.1政治经济环境展望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非常注重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从总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看，西部的开发将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内陆地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繁荣；农村工作的重点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政府将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等，"十二五"期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发展群众体育事业难得的机遇和大好时期，将对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乡镇体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提高我国农村群众体育水平和体育人口起到积极作用。

3.2农村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21世纪中叶是我国城市化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从现在起的几十年内数亿农民将在空间位置、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上发生变化，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加速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使大量农业人口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这一局面将逐步改变我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体育格局，推进乡镇体育的快速发展。

3.3城镇规模结构和区域分布格局发生大的变化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和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许多专家、学者预测在我国的版图上将出现：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镇群，长沙--武汉的华中城镇群，开封--洛阳的中原城镇群，济南--青岛的胶东半岛城镇群，以昆明为中心的城镇群和兰州--乌鲁木齐为轴心的兰新线串珠状城镇群。这些城镇群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相近，历史背景和地域背景相通，人际交往的方式相融，丰富的地域文化圈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整合力，大大有利于人们的交往流动。加快小城镇发展，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都是农民收入的增长点，也是发展乡镇体育的载体，它将为广大农民享受体育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3.4"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扩大

健康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健康投资不只是纯粹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是我国目前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转变对劳动者的健康和体质提出的新要求，将逐步成为人们新的消费理念和自觉行为。用于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等的国民开支急速增长，同样能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农民增加就业选择的机会，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对提高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3.5人才流动的积极影响

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人才密集的大城市发挥作用，同时，人才向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发达的小城镇分流，才能促进人才平衡分布，加速经济均衡发展。进入市场经济后，人才流动的自由度加大，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寻求自身发展的愿望，加强了人才对职业、工作地点和薪俸等的选择性。中央各部委制定了一系列"人才西进"规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将对我国西部地区乡镇全民健身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推进该地区乡镇体育的健康发展。

3.6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植入

著名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化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过程，既是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又是变化的结果。城市文明的扩散将继续保持比人口城市化较快的速度，现代生活方式的扩散主要表现为：

(1)观念现代化。

(2)工作职业化。

(3)消费时尚化。

(4)交往社会化。

(5)行为传媒化。

4.我国乡镇体育的发展体制

4.1政府支持和管理体制

鉴于我国大多数乡镇缺乏自身发展能力，缺乏自觉地提高和拓展乡镇体育效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应根据颁布的法律法规，使用行政命令手段，下达可实现的指令性发展目标，这对于启动和加快大多数乡镇体育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乡镇政府应把乡镇体育列为政府工作和目标管理内容，尊重和满足乡镇居民享受体育生活的权利，制定乡镇体育考核细则，为乡镇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4.2有宏观控制的自我协调体制

宏观上，由上级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进行有效控制。微观上，由乡镇政府、体育社团根据当地的体育社会化基础等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体育职能部门合理使用建议权和控制权、帮助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主要依靠乡镇经济实力和社会力量办体育，解决场地建设和活动经费问题。

4.3自我完善发展体制

当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达到较高程度，乡镇体育逐步过渡到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滚动发展，政府体育职能部门与乡镇体育自动脱离，只起到一个咨询作用。同时，在乡镇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扩充，体育生活已与乡镇社会文化生活融为一体，人们参加体育活动不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成为自觉的行为，首先进入高水平小康社会的乡镇肯定走这条路。

5.我国西部地区乡镇体育的发展模式选择

5.1区域发展模式

区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制定区域性乡镇体育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和发展目标，不仅有利于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也有助于如期实现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和全民健身工程提出的具体目标。

5.2"地域发展"--解放思想，打破行政管辖

其好处是：

(1)有利于高效、合理利用社会体育资源，开发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

(2)有利于省、市（县）边缘乡镇体育的发展和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3)有利于少数民族聚集区乡镇体育的建设和发展。

5.3"超前发展"--富裕乡镇率先走体育现代化之路

随着对外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开放较早的沿海地区崛起了一些富裕乡镇。富裕乡镇的出现，缩小了城乡差距，它在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起着带头和示范作用。富裕乡镇在乡镇经济实力雄厚的基础上，公共体育设施的规模，人们的体育意识和参与能力，社会的支持系统，已具备了迈向体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它们将在先行中高起点、高质量的建立起我国未来乡镇体育模型，成为发展我国农村体育的根据地。

5.4"创建特色体育乡镇"--以某个运动项目带动群众体育的持久开展

特色体育项目的形成是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的一个标志。是乡镇群众体育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它不仅能在形式上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而且能建立起心理沟通的渠道，有效的促进人们的交流合作，提高乡镇居民的综合素质，增强乡镇社会经济建设的文化底蕴。

5.5"单位体育"--乡镇体育的支撑和主要形式

"单位体育"是我国群众体育中一个独特的形态。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乡镇体育骨干和体育群体中的许多人是"单位人"，单位体育是乡镇体育的支撑和主要形式。在乡镇体育还处在一个低水平发展的起点上，乡镇公共体育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发挥单位体育的示范作用和服务功能，是我国乡镇体育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和明智的选择。今后，举行大规模、高度集中的群众体育活动的难度越来越大，在乡镇这个层次上，单位体育是最好、最合适的组织形式。

5.6"家庭体育"--最具特色和可操作性的模式

家庭体育的勃兴，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乡镇公共体育设施严重不足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丰富了家庭生活的内容，为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家庭体育为家庭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要求，也是发展我国乡镇体育的一个突破口。家庭体育的好处是：由家庭成员和亲属组成的活动群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家庭可以自主地选择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和活动时间，自由的调节体育消费能力。更有利于妇女和儿童的健身娱乐活动。积极影响乡邻间的闲暇生活方式。

5.7"体育旅游"--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促进乡镇体育的再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发展体育旅游可以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反过来促进群众体育的再发展。发展体育旅游是保护、开发民族体育的生路之一。

6.结论

6.1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府职能。

6.2加强队伍建设，健全组织机构。

6.3因时因地制宜，广泛开展活动。

6.4推介先进典型，实现以点带面。

6.5落实工作经费，创造外部条件。

6.6发挥技术优势，加强业务指导。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08(1).

2.黄仁伟.如何理解和抓住"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N].文汇报，2002-11-08.

作者：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