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超过一千万人次参加的考试，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名利诉求热潮；在这背后，其实存在—个隐秘的市场——公务员考试培训，这个生意究竟是对中国传统科举文化的包装，还是对当下浮躁社会的巧妙注解?这个冬天不太冷。从中央到地方蔓延的“公考”热火正愈演愈烈。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考公热社会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考公热社会学论文 篇1：
政治社会化视角下的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研究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人数的激增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大学生择业中的“考公务员热”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许多消极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大学生“考公务员热”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并基于政治社会化的理论视角探求适当的应对措施，以期引导大学生“考公务员热”趋于理性化。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考公务员热
作者简介：易凡（1991-），男，汉族，湖北孝感人，天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科员；张帅（1990-），女，汉族，山西太原人，法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引言
随着《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法》的相继颁布、实施，我国公务员的管理真正进入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全国报考公务员人数也不断攀高，出现所谓的“考公务员热”现象。
2015年，湖北省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突破12万，其中竞争最激烈的是武汉交通运输委员会科员职位，报考比例为418：1，2016年度国考报名工作于24日如期结束。据华图教育数据统计，截至24日17时，审核通过总人数1251897人，竞争比为45：1，“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首次明确在职公务员不得报考，在所招录的15659个职位中，超过80%的职位应届生可以报考，其中部分职位仅限2016应届毕业生报考”[1]，可见应届毕业生成为了报考的主体，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的确存在。
二、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的影响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大学生“考公务员热”这种社会现象是伴随着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诸要素的变革而产生的，因此，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必须从社会客观现实与大学生主观状况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是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政治背景
这里探讨的“公务员制度”主要包括公务员考试制度和公务员保障制度两方面。随着《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逐步得到完善与发展。公务员考试遵循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它为普通大众进入官员队伍开通了渠道，是由“推举制”到“逢进必考”制度转换的结果，也使得大学生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
公务员保障制度主要指相对于其他企事业单位而言，公务员职业较稳定，职业风险相对较小，职业福利较高。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较完备的保障体系，是吸引考生踊跃报考的重要原因。2015年全国公务员工资上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从待遇上提高了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吸引力。“只进不出”的超稳定性也让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急于捧上这个“铁饭碗”。
201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首次明确在职公务员不得报考，随后的2016年度北京市公务员招录公告中也规定在职公务员不得报考。这表明在职公务员通过“遴选”而非“公考”的方式进行岗位调整将成为一种趋势。在公务员招考公告中部分职位仅限2016应届毕业生报考也把部分社会人员排除在外，这些政策客观上也增加了应届大学生考上公务员的机会，促成了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
（二）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是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经济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广大大学生踏入社会获得经济收入与经济独立的根本途径。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大学生就业难就开始成为社会难题，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现状。最近几年，各媒体频繁报道大学生人才招聘会人满为患、水泄不通的场面，以及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案例，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感性印象。政府权威部门所发布的数据，也从理性层面印证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客观事实。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形势更加趋紧。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是产业结构、教育培养质量，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15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总量将达到749万左右，毕业人数再创新高，面对着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国家一次提供数万个公务员的考试职位无疑对于大学生有巨大的诱惑，因此也吸引着许多应届毕业生的报考。
（三）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是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文化背景
官本位是指以当官从政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把官僚阶层作为这个社会核心阶层的一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学而优则仕”为代表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如此多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背后是大“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做一名公务员，在现在社会，他从事的工作与常人无异，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也不应该有什么特权，但仍被社会认为是非常荣耀的，很多大学生把考公务员当成现代科举，当成提高自己身份地位的主渠道。结合现实生活中，面对官民社会分配社会保障中的不平等，面对仍存在的特权，大学生“考公务员热”固然有实现人生价值与政治价值的主观意愿，但不可否认大学生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这从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中报考的职业与岗位的“冷热不均”可明显的看出来。此外，“官本位”思想背后一方面是大学生认为的公共服务精神的缺失，一方面自己却又在盲目报考公务员，希望获得一己的私利，这也将反过来促使公共服务精神的进一步缺失，这两者之间是一种矛盾关系，而这种悖论的出现值得我们去反思。
（四）大学生缺乏职业规划与盲目跟风是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思想背景
不少大学生在报考公务员时存在“趋同心理”“别人在报考，我也报考。”“试试看”的良好心态背后其实是一种盲目跟风，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多一种选择，是一种理智的态度，但是许多大学生对公务员要做什么工作，需要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等都缺乏了解。“个体理性行为的结果导致了集体行为的一种非理性结果。”[2]许多大学生缺乏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对参加公务员考试没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认识，盲目的去赶“公务员热”的潮流。据统计：北京有1.55万名考生弃考，江苏有9000名考生弃考，广东地区有14000名考生弃考。如果为了一份不适合自己的工作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就影响了本来的求职道路。这些大学生即使如愿以偿进入公务员队伍，发挥不了专业特长，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得不到施展，反而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不良影响，到时候“铁饭碗”反而成了鸡肋。
三、政治社会化视角下应对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举措
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此后，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开始对政治社会化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逐渐使这一概念成为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小鲍威尔和阿尔蒙德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认为：“政治社会化也就是一代人把政治标准和信仰传给下一代，这个过程叫做文化传递。”[3]换言之，政治社会化就是培养和塑造人们形成合乎既定政治秩序和社会要求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过程。
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途径与表现形式，是结构与过程的统一。一方面，大学生通过校园、媒体等渠道了解公务员与公务员制度、报考公务员乃至于成为公务员本身就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途径与表现，是大学生由个体的“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另一方面，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我国党和政府根据自身的需要，借助各种手段和途径，向大学生传播社会的主导政治意识，使其接受社会的政治意识，并内化为自己的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念。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是大学生学习政治文化与国家传播政治文化的统一过程。此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目的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化手段，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作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途径与表现形式，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的解决同样也可以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几个重要方面着手。
（一）父母要加强对公务员制度的了解，正确引导大学生理性报考公务员
家庭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家庭因素重要性在缓解大学生“考公务员热”问题中往往被忽视了。家庭因素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经济条件。一些大学生的父母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可能本身对公务员制度缺乏必要了解，盲目让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家长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首先，家长必须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客观分析孩子考公务员的利弊，引导孩子理性报考公务员。其次，对于公务员队伍中少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社会政治现象，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态度，对政治事件的评价以及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政治感情等必须客观公正看待，积极向大学生倡导主流的社会政治文化，让大学生在报考公务员中持“为人民服务”而非“捞好处”的心态。
（二）学校应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加强对大学生的德育与职业观教育
学校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化强有力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许多大学在“两课”教学中存在着“满堂灌”、流于形式等问题，不能激发同学们的热情，更有甚者，部分教师缺乏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认同，向同学们宣传一些消极、不健康的政治思想，这都可能导致大学生对公务员缺乏正确的态度与意识，对于“官”本位思想与公权存在盲目崇拜，让功利主义思想在高校蔓延。[4]
高校需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力度，首先，要加大对“两课”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两课”教育教职工不但应刻苦钻研，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专业理论，还必须具备较高的个人情操与社会主义信念。其次，要改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由以理论教育“满堂灌”的方式向互动式转变，并侧重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学习生活的各个部分，从而使大学生能更好地实现政治社会化，自觉抵制功利主义与官本位思想，更好地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化。最后，要积极加大对学生平等职业观的教育，倡导大学生树立多元化的就业观念，转变择业意识，启发大学生正确看待公务员这个普通的公共事业服务职业。针对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中存在的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薄弱的问题，高校还应结合自身特点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课程的教学，让大学生通过职业测评与学习，形成健康的职业价值观从而理性择业与就业。
（三）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媒，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工具是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实现政治社会化职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新闻报导、舆论渲染等方式，吸引社会大众对问题的关注，以增强公众政治认知。二是在宣传报导中直接宣传某种政治观念、政治价值和政治感情。大众传播工具在对待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事件中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校园与社会上功利主义思想的批判，吸引社会人群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注，让社会正视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积极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等舆论工具开展轰轰烈烈的职业平等观念，让职业教育深入大学生心里；倡导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社会新风尚；积极宣传一些爱岗敬业、争创先锋的普通劳动模范代表等。
（四）政府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健全劳动就业体系，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许多大学生非理性报考公务员是一种“就业难的”无奈选择。对此，党和各级政府组织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健全劳动就业体系，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源头上解决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问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制定与完善社会保障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形成高效率、规范的法律运行机制。虽然国家近年来颁布了《失业保险条列》《社会保险费征缴暂缓条列》等法律法规，但是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我国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较薄弱，存在着资金来源途径少，收管透明度低等问题，许多将要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由于就业压力大，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完善大学生就业、医疗等相应的保障措施，消减大学生的后顾之忧，将更好地消除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现状。
在“大众创业、万重创新”背景下，政府应该继续开展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实际措施，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与第三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扩大大学生的就业空间，提高大学生的创新与创富意识。其中重要的是鼓励与支持大学生创业，完善资金扶持、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大学生就业保护措施，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可持续运行机制。
四、结语
随着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公告的发布，新一轮的“考公务员热”即将展开。如何解决大学生“考公务员热”中的弊端与问题是既关系到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又与大学生就业难的重大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政治社会化的理论视角下看待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的问题，并基于政治社会化的理论视角探求适当的应对措施，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的关注和重视。
[ 参 考 文 献 ]
[1]中国教育在线.2016国考公告解读：首次明确在职公务员不得报考[EB/OL].http：//gongwuyuan.eol.cn/guojia/gkzx/201510/t20151014_1326100.shtm.
[2]孙文中，申丽娟.我国“公务员热”的社会学分析[J].行政与法，2007（06）.
[3][美] 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M].朱曾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1.
[4]郑雅文.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促进大学生社会化路径探析[J].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报，2014（01）.
作者：易凡 张帅
考公热社会学论文 篇2：
新“科举”生意
—项超过一千万人次参加的考试，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名利诉求热潮；在这背后，其实存在—个隐秘的市场——公务员考试培训，这个生意究竟是对中国传统科举文化的包装，还是对当下浮躁社会的巧妙注解?
这个冬天不太冷。从中央到地方蔓延的“公考”热火正愈演愈烈。
刚刚过去的2011年，“国考”(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人数已经超过140万，而他们将竞争137个招考单位的1.6万余岗位，平均竞争比达到88：1，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接近5000：1，令人咋舌，而加上省市县各级的公务员考式，总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在这场惨烈的“生死搏斗”中，众多培训机构打出“卖的不是课程，而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的宣传口号，无疑是‘公考生意’的大玩家。
中公教育和华图教育，分别声称自己是国内最大的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自认扮演着考生的救星和引路人角色。中公是最早进入这个市场的，其创始人兼总裁李永新声称，参加他们培训的每100个学生中，就有25个能通过笔试，面试通过率达到65％左右。这换来的是2009年4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华图创始人兼总裁易定宏却表示，他们在全国各地有200多个布点，作为第一家做公务员考试培训教材的企业，他们的教材“卖得如火如荼”。
这把火可谓越晓越旺。两个人都觉得自已撞上了好运，因为当初谁也没有预见到日后这个市场会产生如此爆发性的增长。据李永新回忆，2002年国考考生人数仅为12万左右，平均录取率为7：1彼时，中公从其他业务转型到公务员培训不足—年，那时的华图还在卖司法考试教材。
那么在过去的七八年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国考人数一跃翻了十几倍?这是怎样一门生意让中公和华图先后从其他业务转型到公务员考试培训?它们的未来，又在何方?
中国生意?
2010年12月，小祝第5次走进“国考”考场，习惯了煎熬和失败的她没有想到，几个目的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她终于把大部分竞争者撂倒在地，跨进了梦寐以求的海关。得知自己被录用的那天，小祝和家人在欢庆“中榜”之余，不禁感叹，这几年在考试培训上的几万块钱，总算没白花。
27岁的小祝之前是一名网络编辑，从大四开始，她每年都要从高悬的榜单上重重地摔下来一回。历史最好成绩是达到了外交部某职位的笔试过关线，而因为达线人数远远超出要求人数，最终无缘面试。
如果把镜头拉长拉远，再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人群或正在或曾经，姿势各异地跌倒在通往一扇龙门的羊肠小道上。曾经的小祝，折射的恰恰是公考(包括国考和省考)背后的一副众生相，而现如今的“公考”分明就是现代版的“科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洪大用解释道，“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很重，行政体系掌握了很多资源，人们趋利本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流动，此其一。其二，除了沿海，中国内陆中等城市的实业并不是很发达，就业机会有限，而对大学扩招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会更多地考虑政府部门工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人士也持相同观点，“公考热总体还是就业市场不乐观，跟大学毕业生缺乏出路有直接关系。另外，公务员所享受到的一些特殊福利也是部分原因。”易定宏干脆把公务员考试形容成晴雨表，“考生人数多，说明就业机会少；相反也一样。”
易定宏用计算器算了一笔账：假设目前有1000万左右的在职公职人员，平均每人工作35年，因为各种原因平均每年要更新换代30万人，平均每个职位30人去应考，一年也有将近1000万人参加考试。但是他又说：“中国以前的科举制度，除了战乱年代停止过，只要在和平年代都有。你想想以前的科举制度考试多热?比现在热多了。现在不这么热了。”
而耐人寻味的是，把不少考生亲手送进公职单位的李永新也有些无奈，认为“公考热”本质上不是什么好事。他们给出的原因也很简单，趋利、向权的价值观本身不可取，更别提与时下创新、创业的主张有所相悖。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李永新又自问道，“你能想出更好的方式来替代日趋公平的公考制度吗?”
请注意，“公平”不仅关系到上千万普通考生是否愿意参加公考，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中公、华图这样的考试培训机构是否存在价值的关键。而在这个问题上，李永新和易定宏保持了一致的口径，公务员考试正在越来越公平。“不得不承认，公务员培训市场的火，跟现在考试的公平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是，坊间对公考公平性的质疑声从未间断，很多考生自己也这样认为。但与之相形见绌的另一幅画面是，还是有上千万名考生抱着尝试和侥幸的心态前仆后继地奔向公考大门，甚至有的国考、省考一个都不落，而且热情难抵。在理智与情感的冲撞下，培训机构显然成了普通考生为求改变结果而所能借助的仅有的外部力量。
从2006年开始，中公的学员每年以80％左右的增速扩容，2010年大约有20多万考生接受中公的培训。而公务员考试培训费用则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李永新说，“看他愿意出多少钱”，其中面试培训收费要高于笔试，从600元到2万元不等。2万元的课程又分为“包过”和“不包过”两种，前者过不了退费，后者不退费但可以在中公持续学习三年。每种课程的名称听上去都很打动人心：“冲刺班”、“封闭班”、“特训班”……
与之相对应的是学生无法浇灭的热情，李永新说：“在我们这里坚持考下去的三年之内基本上都成为公务员了。国家的考不上，转过头来就参加省公务员考试，一年考三次、四次，三年考十多次、二十来次，最后肯定能被录取。除非你不想考了。”
而部分学生在考试培训的高额收费面前也很淡定，李永新认为：“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决定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提供一种课程是可以保证学员通过的，让他们出10万元都愿意出，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提供不了这样的产品。现在所有行业内的竞争对手加在一起，都无法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在这个听起来近似疯狂的逻辑背后，一个充满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意也日渐浮出水面。
赢家?
李永新和易定宏，创业初期的项目都与公务员考试培训无关。戏剧性的是，两人早年都与公考结缘，且遭遇企业发展瓶颈时，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到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
先说易定宏。他是凭借出版司法考试教材立稳的脚跟，司法部门推指定教材时，恰好公考撤销指定教材，易定宏自认鸡蛋碰不过石头，便跳出司法投身公考。华图是第一家做公考培训教材的企业，此后逐步搭建起公考培训机构三驾马车的商业模式——培训、图书和网络教育。他与公考的结缘是曾在广东商学院教书期间出版过一本关于领导干部如何竞争上岗的书。易回忆说，“当时是排行榜的畅销书，卖了几十万册。”
而有着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的李永新，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老本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这是自己能掌控的核心资源，而这也是做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
创业之初，李永新曾在全国首创“高考状元演讲团”
的生意模式，也就是把各大名校的高考状元拉到全国各地演讲，通过卖门票和签名售书的方式赚钱。但是很快也就发现，“做状元演讲团核心资源不在自己手里，状元的演讲水平很难控制，这个产品没办法规模化、标准化。后来就想再做项目的时候，产品一定要可控，而且要可复制。”虽然也蜻蜓点水式地尝试过家教服务、奥数、高考复读培训等项目，却者没有引爆李永新的成就感和兴奋点。
在此期间，李永新身上的行政管理专业背景、公考经历以及办培训这几个零散的特征，引来一些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要求以私人的名义帮助他们辅导公务员考试。就是这么着，李永新被推上台面办起了公考培训班，时间恰好在10年前。
最初，考试比较简单，公考培训其实就是一个为期两天、两三百人左右规模的冲刺班，效果却显而易见。中公的第一个培训班有300人，“2002年之后每个班的规模至少有400人，还要排两期。”李永新一脸笑意也回忆道，“那时候真的是挺赚钱的。”冲刺班的收费由最初的240元逐渐提高到280元、320元、360元，直到现在的480元。
实际上，当时有两股力量在做公考培训，一类是高校、机关；另一类是洪恩、恩波这样的老品牌。他们又可以统称为学院派，很多传统的名师在做辅导，但是在应对2000年后模块化的公务员考试方面显得日益不足，辅导效果一般。
2004年，中公进入图书出版的举动被李永新称作“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契机”，他认为，这时中公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不是从培训到培训，而是从图书到培训，“他们是一个互相联动的关系”。
易定宏从图书起家，认为“从培训到图书的企业，不少，但是从图书到培训的却不多”，言外之意做出版不是件容易的事，“图书的水很深，你不搞几千万下去，是拿不回钱来的”。易定宏甚至断言，现在教材市场已经饱和，新人想进来几乎不可能。业内一位投资人士也表示，“教材市场要比培训市场大很多，但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做起来”。可是一目做好，教材能帮助推进培训的发展。在这点上，中公和华图是殊途同归。
2006年，公务员考生数量产生了爆发式增长，从2005年的36万猛增至60万，增长率接近50％。而中公的学员比市场的增长比例还要高，从2006年开始，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在80％以上。
“我们对市场的判断和认识变化了之后，开始逐步引导市场。而一旦引导之后，变化是相互的，这个市场很快就快速发展。”李永新甚至得意地说，“公考培训的行业标准都是中公指定的，我们的课程体系、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个行业的标准，像封闭班、特训班等名称和内容都是中公首创和确定的。其他机构纷纷模仿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整个市场形势的好转，公务员考试培训课程产品的确多样化起来，收费模式也做了调整，“原来最贵也就1000多块，后来推出一万元甚至两万元的产品，这样把整个市场的盈利(能力)和规模完全扩大了”。
最突出的反应就是地方公务员考试火苗的蹿起。上述业内投资人士指出，早期基本上都是地方把场地和招生工作做好，某个名师飞到当地讲两天课。所以会出现某知名高校教授“走场子”的现象，说不定各竞争对手之间还存在“名师资源共享的情况”。
而当一张中国地图同时摆在两人眼前时，华图意图通过直营走向全国，中公则在早期选择了相对快速的代理模式。
易定宏的观点是，“加盟在别的领域挺好，在教育培训领域不行，教学质量是无形的，很难控制”。所以，由华图总部指派的分校校长，权限却仅限于市场和行政管理，当地的教师资源不归他调遣，而直接听命于总部调研中心。这被易定宏概括为“教管两条线”，目前在全国有200多个布点。
实际上，这跟中公走的代理路子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公也是总部出师资、教材和课程，当地代理商负责场地和招生，但是因为华图不存在与地方的分成问题，省却了中公后来遇到的很多麻烦。
有专注教育培训的投资人士提到，“培训本身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行业，主要依赖名师以及企业在地方的关系和资源，这比标准化的教材、课程更为重要。扩张过程中的地方性因素太强。”
而李永新认为当时总部资源有限，没有办法考虑太长远的事情。所以，中公依靠上面提到的粗放式合作路数，仅仅两年之后，就在主要的省和省会城市建立起了代理机构。代理商打着中公的牌子招生，招到就开班，招不到就歇业，收入很直接，跟中公对半分账。
2006年，“看起来很美”的扩张方式却让李永新尝尽苦头，他用“痛苦和困惑”两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而问题的根源就出在代理模式。
最突出的矛盾是，一些高端课程随着公考的热度被中公推出，依据代理制度，这些高端课程也要被投放到地方市场，然后按照传统方式跟代理商对半分账。但是李永新逐渐发现，这种分账方式几乎要掏空了总部，却养肥了地方。“地方代理一个产品是做，十个产品也要做，他不会为了某个班次重点宣传，是一体化宣传，有更多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但是总部对高端课程的师资、讲义等方面的投^却是远远大于市场投入的。”
李永新无奈地说道，“所以每到年底，总部资源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地方分校的实力却越来越壮大。还有一些代理打着中公的牌子去开一些其他课程。我们很痛苦。”但一下子斩断跟代理商的关系又让李永新内心焦灼，“利润全在代理商手里，要是不做就损失兀百万的纯利润。”
衡量得失之后，李永新决定快刀斩乱麻，“我必须要真真正正地把它变成一个有效的渠道，从上到下统一管理、统一运营、统一步调、统一品牌、统一传播。”这场自2007年开始的代理整合，也消耗掉中公不少内力，李永新不无惋惜地说，“不要代理商一分钱，重新开家直营的分校，这种情况在整合后期出现很多。”
这是中公和华图第二次踩在了同一个模式鼓点上。从不同的出发点，中途相遇，改道，最后万流归宗为直营面授培训、图书、网络三驾马车式的公务员考试培训模式。目前都是以面授培训为主，图书对整体业务的贡献比重都在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
中国版兰德?
近几年公考市场由冷及热的过程，众人有目共睹，但面对公考面授培训未来的持续增长性问题时，利益相关各方的说法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前述投资人的一种观点是：首先，政府对公务员的需求未来不可能大幅增加，相反，还有可能有所缩减。由于现在录取比例已经过高，市场不可能继续高速发展。这样一来，公考培训与外语、课外辅导等培训市场的特征差异就显而易见——受政府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严重，政策风险非常高；其次，培训市场的成长空间有限，最近几年能有一定的价格增长空间，但从长远来看，会随着需求的下降，议价能力也降低；第三，培训需求不够刚性，虽然有大量学生参加考试，但不一定都参加培训。
他还一并指出，市场上之所以鲜有VC投资公考培训企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市场规范有限，独立上市可能性较低，而且很可能是并购的对象。
而另外一名曾经在2008年同时考察过中公和华图两家企业的投资人透露，当初之所以没投给任何一家，主要也是考虑到整个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的规模不够大。“参加考试的人可能很多，但最终参加培训的还是少数。”
话题抛给李永新后，他虽然承认市场有限，但是对成长空间非常乐观，“市场虽然说相对小一点，但是市场垄断，主要是我们跟华图两家。区域市场是我们跟一些区域竞争对手垄断，比如我们在浙江是和浙江大学。另外，这个市场正处于初期阶段，有10个亿的规模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他认为现在100(7多块的人均消费值远被低估，“他是以考上来定价的，如果能够让考生感觉有很大的提升或者能够考得上，考生还是愿意出非常多的钱。”所以，他预计未来市场至少有上百亿。
这边是围绕公考培训市场大小争论的一个“罗生门”，那边中公和华图却在积极地拓宽业务线。两家都有所涉及职业教育和培训等，还有一块共通的业务是向公考的上游延伸。2010年，中公为一些省份的厅局级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提供培训服务；华图拿出的案例是帮助政府干部提升演讲、沟通协调、解决突发事件及危机等综合素质能力，干部升职培训也在它的业务范围内。
李永新的想法是，以后公考培训还是很重要的一块业务，但是中公会走两条线：一条针对个人考试培训的B2C，学生想加入公务员行列和在职干部的升职考试培训；另一条则是B2B，向一个部门兜售整体兜售相关的进修课程。2010年，中公把根据某省公开选拔干部的要求设定的课程挂到网上，吸引来700多人参加考试，平均每人收费6000－8000元。但是他也承认，“现在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总体数量是很少的，但是未来就会很厉害，因为2010年是一个启动年，今年是起步之后的第一年。”
易定宏也在积极为华图向上延伸铺桥筑路，“公务员考试培训只是我们的初级产品，以后可能会做很多，逐步往上延伸。”
公考培训生意开始延伸到政府在职干部晋升和综合能力素质的培训，这条路线看起来似乎也比较顺理成章，无可厚非，重要的是，他们表示已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但是在他们提出向上延伸的业务规划中，有一块尤其值得关注，那就是为政府提供咨询和规划。
李永新说，“现在正好是政府转型过程当中，每一块儿都需要咨询机构、培训机构来进行合作，我们正好在这个机会点上。”易定宏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政府不会在一棵树(官方智库)上吊死。而且服务对象越是高层，越要看机构的水平。而民间机构可以参加培训这条，已经被写到政府规划书里面。
华图花费100多万元打造的一个针对地方市政府的公共服务力排行榜，就是一个注脚，易定宏强调，要打造一个最有公信力的排行榜作为品牌亮相的头阵。目前，为政府服务的收入在千万级别。他们下一步还打算聘请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做顾问，据说，目前华图已经有部级的干部在坐镇，当然也有司级、局级的。
“我们以后的顾客就是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全部为中国政府服务的，是除了社科院、大学这些机构以外，为政府服务的民间机构。”易定宏说。
话说到这里，很自然地引出了两人共同的一个愿望，那就是让各自的企业成为中国版兰德。易定宏说：“华图的目标就是中国的兰德，这是我大学时候的梦想。”
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AND)是美国最著名的民间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主要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跨学科分析研究，被誉为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是美国最大的研究机构之一。“年收入为十亿美元。”易定宏说。
它的运作方式为，大部分政府项目是根据长期合同和政府预算来安排，部分项目是兰德认为有意义或会造成重大影响而自主选择。对后一类项目，开题后兰德会向可能的用户推荐和兜售，或研究结束后，以粗线条方式告诉潜在用户，动员他们来购买研究成果。
兰德的长处是进行战略研究，曾经开展过不少预测性、长远性的研究，提出的不少研究结论和预测是经过很长时间才被当事人所证实的。比如，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会参战”、“前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具体时间”等。
中公和华图都想成为像兰德这样的公司，因为他们都认为，政府对民间机构智慧和服务的重视，蕴含的就是一定的商业机会。但有社会学者却对此充满质疑，认为“民间智囊在中国没有市场，政府倾听民意也不是从所谓的民间智囊中获得”。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美国民众对公共事务和决策的影响不是通过兰德这样的公司，兰德也不是靠培训、咨询来赢利。在中国，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更能得到政府的信任和资助，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政策服务机构都是不会和政府建立长期合作和信任关系的。”洪大用教授提到的政府智囊也是上述这些耳熟能详的机构。对公务员培训机构服务政府这件事，他表示“不太清楚”。
业内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人则认为，中公和华图目前的模式不是在为政府服务，相反是在解构政府的选拔考试，就像课外补习和高考一样。他觉得，二者可能长期共存，但缺乏合作的基础。
而从大的环境来讲，是否存在利于中公和华图服务于政府的外在机制和规则，也很难下定论。
美国的咨询机构在行政上不隶属于政府和有关企事业单位，也不受政府机关的约束和控制，咨询机构承接项目，采用的方法、手段以及收费标准等都具有独立性；咨询成果质量不以其建议是否被采纳而论好坏，而是以实践检验的预测准确性为标准，强调研究手段的独立性和结论的客观性。
相比之下，在国内的政府咨询服务市场，“跟政府走得太近，肯定会有风险。”李永新承认，中公在接受投资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近期正在洽谈的几家VC，都是非常本土的人民币基金。“我们不太愿意用一些美元基金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这是一个中国概念的公司，我要去美国上市很容易，我明年可能就行，但是那样的话政府会对我的防范性就比较强，因为你掌握太多了，光公务员的数据库就掌握很多。”
所以，他表示只在资本层面跟政府“走得近”，或者从股东结构上考虑合作关系。但是在整个业务层面上，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操作手段，跟政府泾渭分明。
“其实我们可以做中国的兰德，很简单，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比较有品牌的机构在跟政府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成为中国的兰德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政府，我们要想成为中国的兰德其实很容易，只要政府给政策就可以了。”
易定宏则认为，“这种商业的东西确实很复杂，而且是一个专业的服务领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他现在就判断，以后会形成半垄断性质的局面。
而相比上述宏伟蓝图的勾画，中公和华图的实际步伐却要显得谨慎许多，中公希望把这块业务视为今后旗下繁茂业务的其中一枝；易定宏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比较现实，“也不是完全照搬兰德，不太一样。现阶段要跟北大、清华合作，这是中国特色。我们跟美国体制不一样，刚开始你完全自己搞，谁服你，谁信你?”
作者：翟文婷
考公热社会学论文 篇3：
统考新政与学考新贵
摘 要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牵动了各方的视野，也让高考改革这一教育领域的核心环节再一次成为各阶层人们热议的共同话题。实现高考改革有两大途径：统考改革与学考改革。本文基于现实与历史的视角，阐述通过这两大途径来实现高考改革的现实合理性、两大实现途径的历史源流以及由此生发的担忧与思考。
关键词 高考改革 统考 学考
2014年9月4日，随着国家《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正式发布，长久以来为人们热烈讨论的高考改革终于尘埃落定。统考科目、方式的变革与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地位的凸显是此次高考改革的两大亮点：统考科目实行语文、数学、外语与学业水平考试的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科中任选其三）作为高考录取成绩，外语提供两次考试的机会，取高分的一次，这是此次高考改革与以往的高考政策不同之处；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科中任选其三）计入高考录取的总分，作为录取的依据，同一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这让往常在高中阶段的考试中成为“鸡肋”的学考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成为统考中的“新贵族”。
《实施意见》提出的改革内容，是我国自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统考与学考为手段实现高考改革，是基于中国教育的现实选择与对未来憧憬的综合设想。
一、现实的选择与愿望
我国高考从1952年建立，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相比较历时1300年科举考试，其过程还是很短暂的。统一高考自实施以来，是坚持还是废除统一高考的争议始终伴随着这一进程。
1.精英教育是大众化教育不可或缺的人才培养方式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步入了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时期，那么，是不是不需要精英教育了呢？当然不是！在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呈现出了多样化：国家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普通传统高校、新晋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高专……尽管有这么多培养人才的方式，但是，这些不同层次的高校对培养人才的层次性、专业性还是有较大的区分。不排除“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至理名言，可是，由于不同层次的高校在历史进程中所积淀的厚度不同、所获得的资源各异、所录取的学生基础的差别，其学生成长的路径也是迥然有别的。精英教育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储备的最主要的基石，而统一考试是为中国精英教育提供了海选人才最好的平台。
2.公平与效率必须同时兼顾的社会理想
“公平选才是社会大众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也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精神之所在。”[2]中国每年的高考都有几百万名的甚至上千万名考生参与，统一高考仍然是他们步入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主要的途径。统一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才方式，是力求公平选才的精巧用心之妙法。宋代文豪欧阳修称赞科举之法是“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3]，今天用来评价统一高考制度也不为过。大而言之，统一高考是中国社会的“维稳器”；小而言之，是中国许许多多家庭实现梦想的台阶。而中国高考试图像民国时期的考试或者像今天博士研究生考试一样，为所有的考生提供一个自由的选考方式，也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剔除经济成本这一巨大的障碍，这其中有三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一是一个考生需要考多少个学校才会安心？自己心仪的高校肯定有很多所，只有经济条件允许，起码要赶考两所，然后保底的学校起码要考一所，这样一个考生需要参加三所高校的考试。相对于参加一次统一高考，就可以报考所有自己心仪的高校和保底的高校，这其中的优劣与高下立判。二是考生赶考这些高校，路途中的不少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如何保障？现在每一年的高校开学的时候都有学子失踪、被害等报道，这肯定会引发家长的担忧。这就引发了第三个问题：一个考生就可能会有一个家长去陪伴。
3.学校教育与教育评价标准的共同要求
学校教育的人才是否达到了社会需求？教育评价标准的可比性如何界定？我们憎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价标准，因为那样会让我们的人才走上趋同性。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共同的标准，最终结果就是没有标准。没有考试这种刚性的选才标准我们经历了十年，给我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也使中国的人才出现断层。科举考试文化盛行1300年，对科举的评价，潘懋元先生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盖棺没有定论。”毋庸讳言，今天我们的统一考试在诸多方面的确借鉴了科举中的一些做法，但是正是这种刚性的评价才能和学校教育与教育评价的标准相一致，从而能更清楚地厘定人才的标准。
4.减轻压力与全面发展的出发点
学生全面发展是学校教育的要求，是教育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教育最终的追求。《实施意见》提出，今后我国高中教育不分文理学科，所有学生必须同时学习高中的全部课程，并且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文理不分科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教育目标的综合体现。同时，学考制度采取的方式是“学一科目，考一科目，清一科目”，这种方式与大学教育相接轨，摒弃了以往所有学科到最后再进行总的考核清算的方式，极大地减轻了学生学习的总负担与精神压力。而高考科目从原来的“3+X”（X包括理科综合的三个科目或者文科综合的三个科目），X的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是属于学考的科目，在平时就已经完成，并提供了学生两次考试的机会，这赋予了学生极大的选择性，又减轻了学生一次高考学科多的压力，减轻了学生“一考定终生”的压力，同时更激发了学生在平时学科学习的关注度与积极性。
二、历史的渊源与流变
高考改革是一个“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过程。我国高考政策从来都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着深厚而丰富的考试传统。从历史的纵向来看，统考与学考都有其渊源流传的历史基础。
1.统考科目的改革
高考科目的设置一直都在变化着，这种改变的过程用唐代诗人韩愈的诗句来形容最为贴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4]。有人说，高考科目的改革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这种提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语文、数学、外语始终都是统一考试科目的基石。从我国第一次统一高考到恢复高考，科目的改革都是在生活工具与社会需求中寻求平衡。1952年6月，高教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自1952年起，除个别经教育部批准的学校以外，全国高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统一制定报考、体检、政审及录取政策，国家统一命题考试；地方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高校录取。自此，全国统一高考由此开启。同时还规定：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为8月15、16、17日3天，每个科目考试时间为100分钟。国文、政治常识、中外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国语（俄、英）为统一考试科目，所有考生均须参加8门科目的考试。1977年恢复高考，《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又规定：高校招生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统一考试分文科和理科两大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史地、语文、数学。理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理化[5]。次年，外语科目又列入了文理科考试的科目的范畴。从此以后，统一高考科目的基本框架确立，“三科鼎力”的局面开始形成。从素质教育的理念出发，1997年，教育部在上海和“三南”高考实验的基础上推出“3+X”的高考模式，进一步巩固了语文、数学、外语三个科目的工具性地位。随着高考改革进入深水区，“3+X”的考试模式有了不少的组合模式，如“3+文综/理综”、“3+大综合+1”、“3+文综/理综+X”、“3+X+1”等等，但是语文、数学、外语的基础地位都没有撼动过。面对分省命题争议的纷起，人们对分省命题的权威性也提出了异议，《实施意见》提出“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这无疑再次强调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基础学科的重要性。
2.统考方式的改变
外语学科的高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吵得很激烈的关于外语退出高考的话题，一度博得了很多的眼球。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这些偏激的讨论予以了及时的纠正。从内心而言，可能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学习外语。当然，能减少一门高考科目是多少莘莘学子内心的渴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还没有能够奢侈到不学外语的地步。外语是年轻人走向世界、学习先进文明的重要工具，必须自上而下加以重视。外语水平的加强，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增进国际交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6]。外语考试的统考地位没有变化，外语科目的分值没有变化，而且外语考试从原来的一次考试改变为两次，这意味着：一是考生对这一学科有更大的自主性，如果学生外语成绩比较好，可以提前考完，这样可以节约时间，让统考科目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二是分散了考试的压力，两次外语考试，可以有效地防止考生由于考场发挥失常而与自己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的意外。
3.学考地位的凸显
学业水平考试主要是为了检验高中学生的学习水平，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国家规定的高中所有学习科目都是考试范围，按国家课程标准和考试要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1985年，上海市教委提出：高中毕业会考是衡量高中毕业生是否达到合格水平的考试，考试科目为九门必修课，从高中第一学期开始到第五学期，每学完一门科目考一门科目。国家教委批准了上海市高中毕业会考与会考后高考改革的试验。这是我国会考的正式开端。此后，海南、云南、湖南与浙江相继加入高中会考实验。1990年的高中毕业会考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决定把高中毕业会考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是按国家政策从普通高等学校参加统一考试的合格高中毕业生中有计划地选拔新生的考试。高中毕业会考则主要是衡量高中毕业生是否达到毕业的合格水平的考试。会考是高考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通过九门必修课的毕业会考以及相关学科的实验课考核的学生才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这样的学生才能取得参加高考的资格。到了2000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改革的意见》：由各省自行决定是否举行会考。历经15年的会考开始进入改革时期。第二年就开始有一些省份取消了毕业会考。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进行，山东、广东、宁夏和海南四省区于2004年率先启动了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省份也陆续进入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高中毕业会考华丽转身，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取代，高中毕业会考的改革进一步深化。2008年，教育部正式下文《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建立和完善对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并逐步纳入高校招生选拔体系。各地要加快建设在国家指导下由各省份组织实施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15个进入新课程改革实验的省区都实行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从此，我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步入了推广时期。
认定普通高中生毕业资格重要条件的会考，逐渐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的学考所替代，现在学考成绩直接成为高考录取分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考华丽转身，一跃成为统考政策中的新贵，完成了它在高中教育中最重要的转变。
三、未来的忧虑与思考
《实施意见》中，对高考的革新主要通过统考科目、统考方式与学考地位的改变来实现，充分表明了教育行政部门对当前我国人才甄别方式的理性认识与对高考制度的深刻理解，在完善高考制度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新举措与新问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总是伴随而至的。那么，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仍然有哪些呢？
1.学考的质量如何监控
这些年来，在教育评价中，无论是会考制度还是学考制度，都有“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的味道，其关键在于学考地位的模糊与功能的弱化。教育部于2012年9月颁发了《关于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定为“在教育部指导下，由省级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国家考试，是依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行的终结性考试，旨在全面反映高中学生在各学科所要达到的学业水平”。文件明确了学考是省级组织的国家级考试。根据这个精神，各省自主实施学业水平考试。各省市基本上把考试成绩分成A、B、C、D等级，需要达到哪一个等级才可以被相同级别的高校录取均有不同的规定。与此同时，这种等级的划分往往缺乏刚性的界定，到底是按照分数划分等级还是按照比例划分等级，仍然是一个无法统一的话题。同样，学考成绩在高校录取过程中也只是起到参考的作用，是软挂钩。少数的省份如海南是硬挂钩。海南规定：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以10%折入高考成绩，作为高校自主招生的参考之一。纵观这些年各省的学考，其地位与会考没有太大的差异，基本上处于“领导不强调，学生不重视”的状况。正是学考这种社会价值功能的弱化，学考自然也处于边缘化。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对学考命题的质量与试卷评阅的担忧，也往往对学考的价值产生了疑问。学考命题都是本省考试院组织实施，首先，试题缺乏了国家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考的重要性；其次，命题教师的命题理念与命题知识水平有待提高，经验命题为主，科学规划不够，命题的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同时，由于学考的社会价值的不足，在试卷评阅方面也有诸多的问题。譬如阅卷的规范性、客观性、严谨性等方面都存在漏洞。学考阅卷还无法做到像高考阅卷一样：教师的高度密集、标准的高度统一、评判的多重把关等，这些特征在学考阅卷中是很难做到的。财力、精力似乎都不允许我们这样。于是，分区评阅、各自包干等方式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情形下，阅卷质量的保障是很难落实了。
如何才能更好地控制学考命题的质量、监控试题评阅的质量，同时又能缓解阅卷教师不足以及经济窘困的情形？广东省的学考、台湾地区的高考、美国的SAT考试都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导向。广东的学考全部都是选择题，美国的SAT考试总分2400分，只有作文25分不是选择题，台湾地区的语文高考（指定科目考试）选择题共55分，占总分的55%。标准化考试评阅客观、经济快捷，是一种十分适合学考的命题方式。学业水平考试是一种水平性考试，不是选拔性考试，要求覆盖的知识面广，难度不大，让大部分学生过关为主要目标，这正适合标准化命题。只是由于前些年对标准化考试的争议，使标准化考试的内容在语文试题中的比重下降了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标准化考试不好。在今天学考面临众多指责的时候，采用标准化考试无疑是极佳的方案选择。
2.统一命题的权威是否依然
在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这展示了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威在高考中的彰显。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统一命题如何适应“众口难调”？从2004年开始的大规模分省命题至今，已经经历了11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分省命题的质量的确受到了一些质疑。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形式的命题在贴近实际、内容精美与形式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一大批命题老师为我国考试命题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在我国考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反，这几年的统一考试命题中，却留下了让人遗憾的地方，甚至有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以语文为例，2013年全国卷的作文“尚先生丢手机”与2014年全国卷的“农民工老王胃穿孔”两道作文题，无论从材料的情景设置、内容的设置、还是主题的设置都有一种让人“欲说还休”之感。相比较当年多省份独立命制的作文题目，其美感、内涵、形式都有一定的距离。如何在彰显国家意志与权威的同时，让试题的内容、形式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这应该是命题者在今后的命题中必须全力以赴的方向。“改革是介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词语，既不是愚顽不改，也不是全盘颠覆”[8]，但又必须有进步，有创新。认识了成规的不足，则必须改正缺失，长足优势，形成新规，否则只会落下“是进亦忧退亦忧”的遗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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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2卷（1976～1990）[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4] 周剑清.高校自主招生的误区、禁区与盲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6）.
[5] 杨帆.高考会考制度与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比较与思考[J].考试研究，2009（4）.
[6] 刘海峰.高考科目改革：为什么首先是英语？[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14（1）.
【责任编辑 关燕云】
作者：周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