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相互融合研究论文

摘要：清末新政，清政府任命沈家本为修律大臣主持法制变革，沈家本面临法制变革阻力主要来自朝廷内部保守势力，中西法律文化难以融合的困境和法制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抵制等问题;他通过凭借学术资本、专家声誉资本和凭借政治权力资本等对策，克服种种困难，推动了法制变革向前发展，对中国后世法律建设产生重要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律道德相互融合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法律道德相互融合研究论文 篇1：

浅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德与法的融合

[摘要]文章从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学科和课程建设的高度提出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新课程基础课中德与法融合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探讨了新课程德与法融合内容和融合的方式。

[关键词]课程研究；道德；法律；融合

[作者简介]刘松，襄樊学院思政部副教授；顾土东，寰樊学院思政部讲师；谢丽霞，襄樊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湖北寰樊441053

从2006年秋季开始，全国高校都已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其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新课程体系中第一门课，它是由原来“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两门课程合并发展而来。教材编写首席专家罗国杰教授强调：在讲授“基础”课的全部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这是一门新课，它不是过去《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简单合并，而是一门在体系和内容上有机地将二者融为一体的崭新的课程。为什么要将“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两门课合并为一门课?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一、新课程德与法融合的意义

第一，从国家战略高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而且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道德与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道德与法律的产生到德与法融合治国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这种“德与法融合”的治国理念体现出法律和道德在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相融相长，相得益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我们将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的提高要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通过加强社会成员的法制意识来保障其道德素质的提高，通过先进的道德精神来引导社会成员遵循法律义务，自觉养成守法习惯。对于大学生来说，为了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必须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新课程主导教育作用。因此，开设该门新课程、加强“德”与“法”的融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客观需要。

第二，从人才培养高度看，在教育理念上奉行道德与法律相结合，是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规范，在调整、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法律着重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并明确规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对人们行为的最低要求；道德侧重从支配人们行为的内在思想意识进行规范，侧重于人们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它不同于法律，法律凭借国家的强制力实施，而道德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维护。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有着内在的不可分性，把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培养结合起来，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符合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从总体上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德与法两种作用，融两种作用于一体，对于实现人的道德追求、塑造高尚人格、约束人的不良陋习、规范人的文明行为方式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高度看，将道德与法律融为一体，对于学科建设和创新课程体系，整合知识结构，以科学的理论架构，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效性有着积极意义。从德法认知与社会德行现象的关系看，一种社会德行现象的出现，往往包含着道德与法律两个层面的诱发原因，仅仅从任何一个方面着手解决都会遇到困难，因此，只有将二者相融合起来，综合考虑，发挥两种手段各自效果优势，互相辅佐，问题才可能解决得比较圆满。从学术视野看，原有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应属于伦理学学科，“法律基础”课应属于法学学科，同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两门课程归属两个不同学科!为了加强两门课在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方面实效的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效性，党中央决定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等五个二级学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新课程的设立就是为了加强“德”与“法”两方面知识与效力的融合。这种做法对于推进学科建设、整合知识、构建合理的理论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德与行的实效性导引作用，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新课程德与法融合的内容

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从内容视角看，主要在于教育目的与教育要求的融合、教育方法与教育手段的融合、教育理性与情感的融合、德与法在教育的价值导向性上的融合以及追求所达到的境界的融合等方面。

第一，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体现在教育目的和教育要求的融合上。明确提出“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增强遵纪守法观念”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内容。在“五五普法规划”中，也将“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写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在05方案中，明确规定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任务是“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些文件都对新课程在教育目的和教育要求的融合上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在教育目的和要求上的融合成为新课程德与法融合的方向和指针。

第二，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体现在教育方法与教育手段的融合上。以前当我们遇到学生思想行为问题时，教育者总爱用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运用思想转化的方法使受教育者达到转化思想、改正不良行为的目的；而管理者通常用纪律处罚的方式来实施教育。然而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常常出现“学生知错而不改，导致教育者的教育无力”以及“学生与严格的管理者对立”等现象。究其原因，是缺乏将两种方法和手段的融合。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型教育也是由于父亲与母亲教育、惩戒相对分离，造成孩子对教育的两种印象的结果。因此，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在教育方法和手段上来看，就是要将道德的潜移默化的感化型方法手段与法律的外在强制约束控制型方法手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实现一种融道德的感化作用与法律的威严作用为一体、使道德负有应有的威严、使法律充满对人性应有的关怀的新教育方法和手段。

第三，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体现在教育理性与情感的融合上。如果说“德”更多地体现对行为导向的情感激励作用的话，“法”则更多地体现为对

行为效果的理性控制作用。对受教育者而言，对行为的导向激励作用与对不良行为的约束控制作用就如同是对同一事物进行“拉”和“推”的作用一样，如果能有效将二者融合在一起，相互补充，相互激励，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岂不是更大?如果我们在教育过程中注重教育理性与情感的融合就可以减缓在国家制定法律与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间因为缺乏过渡、缓冲机制而造成的法律僵硬、冷酷，也能尽量减少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还能降低道德的无力感和被社会所蔑视程度，甚至可以有效避免道德的违犯，减缓了道德的衰落。

第四，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体现在法律精神与道德观念在价值导向的全过程中。首先，从价值形成过程看，法律是这样促进道德建设的：法律通过确认或吸收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法定标准而直接促进道德目标；或者借助于自身机制和内在准则，以间接方式促进道德目标。我们在高校道德与法的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体会到，道德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法律观念是相重合的。法律是维系社会运转和发展的最低和最基本的道德要求，道德观的基本要求不仅是法律构成的基础，而且在很多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在这一价值层次上，道德与法律一脉相承，法律精神与道德观念趋于融合。其次，从社会需求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法律精神需要道德观念在价值内容上进行不断充实，才能满足司法审判的需求，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道德是立法的基础并引导着法律进步和发展。但要注意的是，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必须立足于二者价值内容上的相互交融和区别。既不能将道德与法律的内容完全合一，不分彼此；也不能将道德与法律的内容完全隔离开来。而应该充分发挥德与法的同质同向性，在二者的价值内容上以道德融入法律的指导性和先进性，引导和推进法律的完善与发展。现代法律精神首先应确立宪法至上的理念，在二者价值内容上的融合上，把理想的道德通过立法表现为宪法中的原则性、指导性和倡导性规范，从宪法这一根本法角度来确认和宣告理想道德的地位、性质和目标；同时，通过道德的导入来完善法律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完成理想道德从应然到实然的跃进。中国古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与行为，就是法与德在价值内容上的融合。理想道德所主张和倡导的价值观，往往会融合为法律价值所追求的内容。再次，现代法律精神不仅表现于外在的司法审判制度的运行，而且更代表了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评判。现代法律精神主导下的法院公平审判是以法律和诉讼制度来扶植正气、压制邪气，使社会公众切身感受到国家法律以具体审判活动的形式对高尚道德的推崇和推行，从而弘扬理想道德观念。因此，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在新课程德与法的价值导向教育实践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将法律精神与道德观念融合起来。

第五，新课程德与法的融合体现在教育追求境界的融合上。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境界“修己以安民，天下为公，社会大同”，侧重于“人际亲如”和社会和谐。例如，中国儒家的道德教育追求就很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身修则家齐，家齐然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在《礼记·礼运》中对“天下大同”有这样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妇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在我党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社会建设的目标也有相似的描述：“……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而要达到这些社会目标，就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加强全社会道德文明的宣传和教育。法制教育所追求的境界是“各安其所，各得其位”，侧重于政权稳定下的社会秩序。在古代，中国法家的追求就是“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老幼君臣父子相安，国无外患，身无隐忧”的公正、平等的社会。如果能“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即只有通过有为，才能实现无为，法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就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局势曾强调：“中国不能乱。”他在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如果没有政权稳定下的社会秩序，和谐社会也就失去了基础。而要维护稳定的发展环境“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这里的“理想”主要指德治及其目标，“纪律”指的就是法制。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社会的和谐是建立在社会有序、依法治世的基础上的，社会的有序要依靠基本的法律规范和社会成员的道德和谐来维系。因此，德与法的融合表现在教育追求境界上就是要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而有序的社会秩序要依靠有权威性的公正的法律制度。而这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既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内心世界的和谐，也包括社会道德文化与法律制度的规制的和谐。这种和谐使人自合于法，自同于德，德与法的融合目标即在于此。

三、新课程德与法融合的方式

新课程中“德”与“法”该如何融合?从“德”与“法”的关系结构和动态变化过程来看，主要有渗透式融合、差动式融合、碰撞式融合等方式。

第一，渗透式融合。这种方式主要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道德知识与法律知识或者道德教育手段与法律教育手段有着某些渗透、重合之处，在教育过程中可以相互借用、相互倚仗、相互渗透地实施教育活动。例如，在新课程第五章讲授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与法规时，就可以应用“渗透式融合”的方法实施教学。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举止既是文明的象征，也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公德、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法律法规的理解、认同和遵循。爱护公物、保护环境既是一种社会公德，也是法律所倡导的精神，对于损坏公物、破坏环境的行为既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社会公德低下，也可用相应法律条文对之进行衡量、处罚教育他。另外，从法律与道德追求的境界及价值层面看，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

第二，差动式融合。这种方式主要应用于因“德”与“法”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步性、境界的层次性所产生的差异造成在教育效果上不一致性，将两种思维融合有助于扬长避短，突显综合效果。在融合的过程上，呈现出“先动带后动”、“后动跟先动”逐步实现同步的特点。一般说来，从人类历史进步发展角度看，“德”性思维要超前于“法”性思维，所以有人说道德是高尚的法律，而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发展方向，当社会成员普遍的道德状况得到提高时，原来作为道德的要求会上升为法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化下来，从而导引着法律向着更高尚的道德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道德是“主动者”，法律是“受动者”，“德性思维”领先于“法性思维”，形成以“德”带“法”

的局面。人们常说的“道德法律化”就是这种融合的典型方式。道德法律化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立法将一些基本的道德标准确认为法律标准。例如，在新课程第七章、第八章中，谈到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强调了《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第六章还谈到了人们日常行为生活中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男女平等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的条文规定，这些都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种方式是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例如，民间的道德传统、社区习俗具有较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往往成为人们实际行为所遵从的行动准则，这种行动准则固化下来，就形成了法律。第三种方式是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

在差动式融合方面，有没有相反的情况呢?也是有的。所谓“善法产生普遍上升的道德”而“恶法放纵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的各自私欲，从而限制了全人类道德的进步发展”。在善法与恶法与道德的关系上，也存在着差动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道德曲折发展的原因。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法律引导着人们形成了“赚钱、积累社会财富是天经地义的道德”，并对此设置法律，对私有财产进行法律保护。这种法律所保护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他并不问利益的来源方式。这也就默认了可以用不道德的方式来聚敛财富。在这种法律下，形成了资本主义的道德。一旦法律改变，社会上也就出现相应的道德价值观念，这就使得特殊的法律导引着特殊道德的形成。

第三，碰撞式融合。这主要是指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对同一事物认定的不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在碰撞后，二者都有所改变，并产生了一种新思维的方式路向，改变后的二者在新的思维路向下融合起来。与前面两种方式不同在于，前面两种方式在融合后还能见到原来各自思维的影子，而这一种方式对碰撞前而言，产生了新的质的飞跃。道德与法的碰撞式融合，首先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要求的碰撞式融合，可以概括为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伦理化。其次，表现为处理同一事物的态度和手段上的碰撞式融合。由于法律对事物的假定是“恶”的，对待事物态度往往严厉而苛刻，有具体的规范，手段上也表现得强制而霸道，讲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而道德对事物的假定是“善”的，对待事物态度往往积极而乐观，只有原则性的行动要求，而不会具体规范行为界限，在手段上也表现得宽容而友善，更多提倡的是义务和奉献，至于权力是耻于言及。这两种态度、手段表现为对事物的认定的激烈碰撞。在碰撞之后，产生了融刚于柔、威严与友善于一体的方法手段。此所谓人们常常称道的“柔中寓刚”、“思圆行方”、“棉里藏针”的方法。

[责任编辑：白云]

作者：刘　松　顾土东　谢丽霞

法律道德相互融合研究论文 篇2：

浅析清末沈家本法制变革的困境及其对策

摘  要：清末新政，清政府任命沈家本为修律大臣主持法制变革，沈家本面临法制变革阻力主要来自朝廷内部保守势力，中西法律文化难以融合的困境和法制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抵制等问题;他通过凭借学术资本、专家声誉资本和凭借政治权力资本等对策，克服种种困难，推动了法制变革向前发展，对中国后世法律建设产生重要意义。

关键词：沈家本;法制变革;清末新政

1901年清政府为缓解激烈的社会矛盾实行的“清末新政”，法制变革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慈禧下诏“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1] 914-916并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创设修订法律馆，沈家本从此登上了清末政治舞台。

沈家本（1840年-1913年），字子惇，号寄簃，浙江归安人。1864年到刑部任职，1865年中举， 1883年中进士。历任天津知府、山西按察使、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从1902年沈家本被任命为修律大臣到1911年被迫辞职，期间以修律大臣的身份推行变革清朝现行法律，废除旧有法律中不合时宜的条文，使中国原有法律向西方法律转变，以西方法律为武器，拯救清王朝，实现国强民富。

一、清末沈家本法制变革面临的困境

法制变革是清王朝实施的一项巨大的自救工程，因变革过程涉及到各统治阶层各方利益，沈家本面临着众多压力和阻力，包括：

（一）法制变革阻力主要来自朝廷内部保守势力

法制变革面临着朝廷内部顽固派的质疑、百般阻扰和破坏。按保守程度大致可以分为：

1. 基本持反对变法势力。沈家本1904年筹备修订法律馆，受到潘庆澜弹劾;1905年提出废除刑讯，御史刘彭年坚决反对;1906年，当他将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写入草案时，立刻遭到热河都统廷杰、广西巡抚林绍年等强烈反对;1911年，刘廷琛更是咄咄逼人，指责沈家本为抗命之臣，阳奉阴违，沈家本被迫辞去修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职务，退居二线。可见随着变法的深入，同僚反对的声音接踵而来。

2. 表面支持的统治者。主要指最高决策者慈禧选择变法实为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只在变革实质上有利于统治时才会予以支持。因此，沈家本要时刻揣摩圣意，不敢过于激进，否则性命难保，在如此政治环境可见其两头为难步履维艰的角色。

3. 开始积极支持，后来又转为保守势力。如最先支持变法并推荐他任修律大臣的张之洞，后认为他在西化路上走得太远转为保守，还有部分皇亲国戚、官僚大臣初为救亡图存而积极支持变法，后因威胁到其特权利益便坚决阻止。

（二）沈家本面临中西法律文化难以融合的困境

从法理上来看，从法律根源上来说二者相差甚远。西方近代法律的精神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了“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精神观念;而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基础之上，法律精神体现的是专制特权思想和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的“纲常礼教”观念。

从政策要求上来说，清政府在政策上要求法制变革，既要使新律能中外通行，与国际接轨，又要充分体现“三纲五常”“千年之国粹”，不能逾越这些立国之本。因此，沈家本面对如何实现以专制特权思想和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传统法制，与反封建专制政体的西方现代法律制度较好融合，是其在变革过程中要解决的最大理论难题。

从沈家本自身的知识结构来看，他不断学习西方法律的，在担任修律大臣之前，他所接触的学识都是儒家理论体系，虽了解中国传统法律，但面对新法律制度文明，除了感到吃力，更重要的是，他终不会对统治中国几千的儒学根基进行彻底的变革，因这和他所受教育相矛盾。

（三）沈家本面临着法制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抵制问题

法制变革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但中国历来没有法治传统，加之地方官员向来奉行实用主义，上有决策，下有对策。因此，法制变革在执行上往往面临地方的抵制问题。如经过沈家本极力主张，朝廷终于决意废除刑讯，并发布上谕责令各省督抚“尚有阳奉阴违，再蹈前项弊端者，即行从严参办”。[2]505但是，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但地方上仍出现许多“滥刑毙命”的事件。

二、沈家本面临困境所采取的对策

沈家本主持法制变革虽然面临众多困境，但他凭借一系列资本，借助各方权威力量，采用灵活的对策，主持变法长达十年之久，从而保证了变法总体方向的进步。

（一）凭借学术资本，发挥传统优势，诉诸历史和儒学权威

沈家本拥有的学术资本，主要分为历史学学术资本和儒学学术资本。他对传统知识甚为精通，在论述中时常发挥传统优势，从历史和儒学中寻找论据。

1. 托古言志，勾沉史料，为法制变革寻找历史依据。据《清史稿》载，沈家本“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创获……博稽掌故，多所纂述。”[3]2723所以，其基于深厚的史学功底，托古言志，勾沉史料，通古今之变，为法制变革寻找历史依据。其一、因前朝法律在国家统治中仍有相当权威性、合法性，他常借助前朝法律特别是封建法典楷模《唐律》来论据。其二、他采用在古制中论证西法，以复兴古制为幌子，进而主张变革。尤其常附会三代或前朝的古例，认为古代法制中已包含西法的精意，只是后人没有发扬遵守，才致法律日衰。沈家本通过附会曲合古制，为新法铺垫了道路。

2. 引经据典，用儒家主张与道德阐释西法的合理性。沈家本一生苦读儒家经典，考取进士，拥有深厚的儒学学术资本，所以他基于其儒学资本，引经据典，通过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引用，与西方法学融为一体，为法制变革减少阻力。一方面他在论证中借助儒家经典“仁”“礼” 等封建儒家旧道德观念，将传统的仁政思想和他主张的修律原则相结合;另一方面，、因儒家讲究情感，沈家本在法律说理中也讲究用道德感化，如他用陆游文章来展示凌迟处死的残酷，通过儒学提倡的情感来感动世人，赢得同情，达到减轻刑罚的目的。

（二）凭借专家声誉资本，发挥兼通中西优势，诉诸西方法律权威

沈家本初在刑部任职时便“专心法律之学”，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大量的考订工作，后师承律学大家薛允升，与法学名家赵舒翘也是知己，深受二位前辈的影响。袁世凯等也上奏赞誉他精通中国传统律法，后他不断接触西方文化与法律，逐渐有了与西法对话的资格。所以在满朝皆不知法为何物的情况下，沈家本在当时的朝廷之中堪称兼通中西法学的专门技术专家，拥有良好的声誉资本。

他凭借其兼通中西法的专家声誉资本，在朝廷“向西方学习”思潮下，借助西方成功经验，通过中外对比来为变法提供合理性。如用“泰西欧美各邦，近年治化日进，深知从前竞尚蓄奴，为野蛮陋习。英国糜数千万金币，赎免全国之奴。美国则以释奴之令，兵事累岁，卒尽释放，义声所播，各国从风。”[4]2037来主张禁止买卖奴婢。”

又因清朝各方对西方评价很重视，他常借用西方对中国法制的评价来为自己法制变革提供有利环境。如为了主张减轻刑罚，说“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5]2024将中国法制放在国际大背景中，从西方角度评价唯独中国法制落后于世界，从而激励中国改变法制。沈家本以世界进化趋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作为论据，证明法制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具体法制变革措施的正当性。

（三）凭借政治权力资本，依附各种政治力量，诉诸政治权威

皇权才是法制变革的最重要推动力，它关系到变法进程中经费问题、机构设置、人员调动和同僚大臣的阻力等问题，沈家本深知只有在皇权的庇护下，变法才能有力推动。为此，他对皇权表现出绝对的恭敬与忠诚;以拉拢变法同盟者，减少变革阻力。

政治集团支持也是法制变革的重要力量。沈家本身兼刑部侍郎和修律大臣二职，在刑部是掌握实权的“当家堂官”。于是，他将稍有声誉的政法留学生几乎全都聘任到修订法律馆，如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又与伍廷芳、俞廉三合作，还有宪政编查馆官员、庆亲王奕劻、下属董康、杨度的支持，另聘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等充当顾问。这些师生同僚在争论中，都站在沈家本一边，与坚持传统的保守势力论战。因此，法制变革不是沈家本一人力量可能完成的，而是与师生同僚形成政治集团，以便在变革中处于有利位置。

权力是沈家本主持变法所依托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本，通过对权力的利用，他周围形成了一些支持变革的同盟者，使他在困境之中不至于太孤立，且取得最高统治者及同盟者的支持，以保证法制变革顺利进行。

三、结语

沈家本凭借学术、声誉、政治权力等多种资本结合形成的综合资本，采用上述三种渐进的、刚柔并济、谨慎圆通的变革对策，这三种对策相互支持，有机统一，使得沈家本得以主持法制变革长达十年之久，从而取得较大成就：他主持翻译各国法律;改造旧律，废除酷刑和反对刑讯;制定新律，我国近现代意义的各个部门法都是在这时开始产生的;主张和践行司法独立，瓦解了中国传统的行政司法混一的制度， 建立起四级三审的中国司法制度;开创中国近现代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虽然因时代局限和他的变革对策，新法中保存了一些封建残余，但他的法学成就为民国、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运动史料.914-916.转引自陈柳裕.法制冰人——沈家本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沈家本，伍廷芳.最新法部通行章程.沈家本未刻书籍纂.转引自陈柳裕.法制冰人——沈家本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卷四百四十三.列传二百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寄簃文存八卷.卷一.奏议.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寄簃文存八卷.卷一.奏议.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何芳芳 邓啟刚

法律道德相互融合研究论文 篇3：

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研究

摘 要：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有效融合可以促进大学生道德素质与法治素养的提高。通过借鉴美国、德国和新加坡道德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经验，提出高校应全方位加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力度，大幅度培养德法素养兼备的师资力量，多层次改革思政课教学方法，宽领域完善思政课考核制度。

关键词：道德教育;法治教育;融合

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联性

德治与法治是调整社会规范的两种方法。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具有共同的政治价值，以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法治为主要内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责任感。此外，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互渗透、相互补充。道德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任何强制的法律都需要人们内心自觉遵守，道德教育只有得到公众的自觉支持，法律的权威地位才能稳固;而法治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保障。现实生活中，矛盾尖锐依靠单纯的道德教化不足以规范人的行为，而法治教育强制性可以弥补道德教育的柔性与不足。因此，法律和道德既不是分离关系，也不是包容关系，而是一种各自独立、双向互动、相互交叉的互补关系。

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1.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使“融合”成为必要

高校思政课“05”方案以后，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教材合二为一，体现了国家促进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决心。但由于之前“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作为高校两门独立的必修课程，长期以来的观念认为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着本质区别。因此，2015版教材在内容编排上也体现出两者的相对独立性，前五章为思想道德教育，后三章为法治教育，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自成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教材与课程设置之间不协调的情况。同时，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更加倾向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讲，法律课程的传授相对薄弱。长此以往，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各自为政、相互分离，不利于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养。

2.教师中存在的问题使“融合”成为必要

当前，高校的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师资队伍配置不合理。从全国高校来看，面向大学生层面的法治教育，主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实现。但在大部分高校，该课程主要师资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专业研究的教师，法学背景的专业教师比例较少。由于教师的法学专业理论水平不高，很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会贯通，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法学专业教师所开设的课程和讲座大多是针对法学院的学生和少部分选修法律课程的学生，科班出身的法学教师资源难以做到全校大学生共享。一方面，会导致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资源的安排不能满足教学需要;另一方面，现有的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资源因配置不合理带来资源浪费。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使“融合”成为必要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让大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升自我修养。法治教育的目的是让大学生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而当前高校的道德教育表现出重理想、轻实际，重说教、轻操作和法律教育重条文、轻意识，重程序、轻信仰的倾向，在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偏重程序化与模式化，因而就大学生道德和法律素养的实际状况而言，并不让人满意。在社会转型期间，部分大学生受到社会上不良思想的冲击较大，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关系时会出现行为失范的问题，而多数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则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对于不道德行为侵犯他人的利益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需要法律的规制。这也使得在高校开展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的融合教育愈发重要。

国外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经验

1.美国

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家，但美国在追求法治化的过程中道德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并且推动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促进道德与法治的融合：一种是法中有道德，坚持道德是法律的根本原则，西方强调自然法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他们把普遍的原则作为法律的价值根据;另一种是德中有法，坚持道德法治化。立法者根据社会关系的变化，为了维护社会和平，开始注意社会行为规范的调整，把公序良俗、诚实守信等道德规范引入法典。如今，诚实守信已被转化为最高的法律原则，被称为“帝王条款”。

2.德国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我们就愈是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敬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德国非常重视思想道德建设，随着社会法治化程度提高，道德教育中的法治化也越来越明显。在德国没有明确的道德教育课程，是将道德教育融入伦理学、教育学、神学、经济学进行教育，并出台教育法律法规为学校管理者提供依法治校的依据，提高了教学质量与水平。

3.新加坡

众所周知，新加坡具有极其严酷的法律制度，可以保障公民教育的实施。新加坡立法具有两个特点：法律内容详细和法律刑罰严酷。所谓法律内容详细主要指大到安定国家小到公民衣食住行都有详细的法律规定。这样使公民在公共场所也可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所谓法律刑罚严酷，如随地吐痰就会罚款1，000新元，如果犯罪情节严重的还会判予鞭刑。由此可知，道德建设需要有相应的法治保障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

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路径

1.全方位加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力度

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效结合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长远发展。为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结合为有机统一整体，需要从思想、实践、制度上进行教育。首先，改变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片面认知，正确认知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高校要推出道德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系列讲座与论坛，或成立法律社团吸引大学生主动参与，让大学生更好感受法的魅力。其次，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的融合。高校对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要加大法治教育力度，避免在“基础课”教学过程中出现“重道德、轻法律”的现象。还有，让大学生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深刻认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将法治思维与道德理念深入内心。最后，创造和谐校园法治环境。高校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教学、管理、学生生活的行为，让校纪、校规贴近大学生生活，将法治理念深入到治校理念中;此外，高校还可将法律与特色的校园文化相结合，使大学生在校园法治文化中拥有更多的法治获得感，促进法治理念在人内心的深化。

2.大幅度培养高校德法素养兼备的师资力量

教师是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真正实施者，为了有效融合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培养高校德法素养兼备的教师必不可少。首先，要完善师资结构。面对当前思政课教师背景结构比较单一的情况，需要引进法律背景专业的教师，高校应从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等方面严格考察，还需要建立领导同事以及学生的量化考核制度。此外，高校应选聘高水平专家担任特聘教授，统筹好党政领导干部、社科理论专家、高校领导班子成员等走上思政课讲台，提高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其次，要开展教师专业培训，提高思政课教师德法兼备的素质与能力。高校可以聘请国内外专家开展有关道德与法治的专题讲座，让大学生在聆听讲座中提高法治意识。最后，可以通过不同高校或者不同学科背景之间教师的交流，促进教师道德与法治能力的提升，组建成一支融合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3.多层次改革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

不同的教学方式有不同的教育效果。面对当前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现实问题，需要改革教学方式，调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了更好地促进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教师可以采取专题式教学方式，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内容融为一个“板块”进行教学，这样既教给大学生道德知识，也教给大学生法治知识，不容易将二者割裂开。现在大学生多数为“95后”，教师也可根据其独特的思想、行为并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此外，教师可以带领大学生参观博物馆、革命英雄纪念馆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英雄人物事迹的熏陶，让大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先烈的伟大爱国情怀，提高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自觉把法治观念、法治理念的培养融入到自身的成才成长中。同时，教师在道德和法治融合教育的过程中，还要引导大学生注重知行统一，学会运用课堂所讲授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鉴别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

4.宽领域完善高校思政课考核制度

改革思政课考核制度，可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首先，要改变考核理念。思政课的考核不能只局限于书本知识，教师要善于观察大学生的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思政课的考核中要将知识点与道德、法治素养及能力结合起来进行考核。其次，要采取多样化的考核方式。高校可以采用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开卷内容是课本知识的升华，更重视大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必要知识点则要通过学生记忆来强化。通过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使得教材内容体系向教学内容体系转换，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实质融合。最后，要注重平时表现的评价。考核大学生道德与法治素养水平，重在平时。“修身”是道德教育的首要目的，将法律“内化于心”是法治教育的终极追求。法治教育不仅教育大学生遵守法规，而且也要求大学生完善独立人格、加强自我管理。因此，高校思政课的考核应加强过程性评价体系建设，更关注大学生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提升其综合素养，真正实现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效融合。

本文系北京市委教工委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主体间性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项目编号：BJSZ2018YB4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领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15KDC037）经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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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翟 迪]

作者：智晶晶 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