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论文

摘要：快递业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本文基于31个省市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按照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构建三个回归模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论文 篇1：

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比较研究

摘  要：创新环境是制约资源型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關于资源型城市的综合分类为依据，以山西省为例，分析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创新环境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与人文环境方面相对于成熟型资源型城市较为欠缺，大部分的成熟型城市在市场环境方面明显落后于成长型城市。

关键词：创新环境  资源型城市  比较研究

创新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基本途径。创新环境作为创新的基础驱动力，是提高创新水平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来说，其创新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千差万别，必须分类引导，区别对待。山西省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其省域内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具有典型性。本文以山西省为例，分析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创新环境方面的差异，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分析框架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资源型城市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应从经济基础、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经济基础指一个地区的生产力总体水平，代表地区的经济实力，并能够为一系列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本文采用GDP总量、人均GDP、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四个指标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环境是创新所需要的重要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交通运输、通讯、水利、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设施和提供无形产品或服务于科教文卫等部门所需的固定资产等，它是一切企业、单位和居民生产经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的物质基础，是城市正常运行的保证。本文采用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公路通车里程三个指标衡量地区的基础设施环境。

市场环境可以反映区域内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竞争性活动是否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一个地区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的健全完善程度及其宏观经济形势。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进出口差额、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三个指标作为其衡量指标。

人文环境是创新活动的软环境，本文采用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三个指标作为其衡量指标。

二、山西省五个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分析

本文以《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和《山西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划分为依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成长型城市朔州市和成熟型城市长治市、临汾市、吕梁市、忻州市作为样本区域进行研究，所使用的2014-2017年数据来自相关年份《山西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来自各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经济基础

五个资源型城市经济基础各指标测度结果分别见图1至图4。

从图1至图4中可以看出，2014-2018年五个城市GDP总量、人均GDP、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于煤炭市场的不景气导致各项经济指标都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山西省资源型城市发展过度依赖煤炭资源，由于长期大量开采，资源储量下降，开采难度增大，成本提高，发展后劲缺乏。虽然各资源型城市近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畜牧业、旅游业、能源工业多方位发展，但是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于能源产业的发展显得微不足道。资源型城市经济积累能力弱，受经济周期影响程度大，财政收入下降明显，社会事业保障能力不足。

分类型来看，成长型城市朔州市的人均GDP虽然明显高于其他四个成熟型城市，但GDP、财政收入以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均处于山西省各市中下游水平，其经济基础环境有待提高。从图4中可以看出朔州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指标偏低，这表明朔州市工业企业产业结构层次可能仍比较低，具体表现在基础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工业经济盈利水平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这些行业的效益主要自来于初级产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创新能力较弱。

成熟型城市长治市、吕梁市、临汾市、忻州市中，人均GDP方面，长治居首，吕梁次之，临汾、忻州居后;地方财政收入方面，长治居首，吕梁、临汾、忻州其次;工业企业利润方面，吕梁、长治居首，临汾其次，忻州居后。可以看出，各市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经济发展即经济基础方面有好有坏，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方向或者政策使然。有的城市，比如长治市、吕梁市积极改革创新，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之前的入不敷出发展到2017年利润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反之，忻州市等城市不能与时俱进，人均GDP、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都整体偏低，经济基础就显得相对薄弱。

（二）基础设施环境

五个资源型城市基础设施各指标测度结果如图5至图7所示。

经济起飞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助推。从图5至图7中可以看出，朔州市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公路通车里程三个指标都位于四个成熟型资源型城市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朔州市通讯设施、网络通讯设施度、交通设施即基础设施的发展较为落后。作为成长型城市，朔州市必须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这也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反之，四个成熟型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山西省内相对完善，其中临汾市基础设施环境优势最为明显。

（三）市场环境

五个资源型城市市场环境各指标测度结果分别见图8至图10。

从图8至图10中可以看出在2014-2018年期间，五个城市地方财政支出、进出口差额、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三个市场环境指标中，作为成长型城市的朔州市与成熟型城市长治市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都比较高，一方面说明两个城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性相对比较强，并且有着高效益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说明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需求，进而促使政府满足这些需求，财政支出增大。进出口差额方面，长治市与朔州市进出口贸易额相对比较平衡，从长远角度来看有利于两个城市市场环境的进步与发展;反之，吕梁市、临汾市、忻州市进出口差额大量逆差，这种情况的出现将会致使山西省内资源外流、对外债务增加，不利于省内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这种状况同样会影响山西省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利于市场环境的长久发展，地方财政支出、居民消费水平均偏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吕梁市、临汾市、忻州市的市场环境发展程度较低。

（四）人文环境

五个资源型城市人文环境各指标测度结果分别如图11至图13所示。

作为成长型城市，朔州市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三个人文环境的指标数据都严重靠后，在一定程度也说明技术的短缺和人才的匮乏无疑是制约朔州市创新环境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的稀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朔州市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相对落后，还需继续努力营造其创新环境的发展。反之，四个成熟型城市的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都显著高于成长型城市，进一步说明了成长型城市与成熟型城市在人文环境方面的差距，其中长治市的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第一，说明其技术研发程度较高，临汾市的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都排名第一，反映出临汾市的教育程度较高。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取成长型资源型城市朔州市，成熟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吕梁市、临汾市、忻州市共五个城市作为样本区域，分析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创新环境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确实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与人文环境方面相对于成熟型资源型城市较为欠缺，大部分的成熟型城市在市场环境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成长型城市。因此，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优化创新环境时应有所侧重。对于成长型资源型城市来说，创新环境的优化应加强经济基础方面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强人文环境方面的建设。而对于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来说，创新环境的优化应主要侧重于优化市场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 HILLMAN A J， HITT M A.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a model of approach，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y Decis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4） .

[2] SHARAPOV D， KATTUMAN P， SENA V.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R&D investment and firm survival[R].MICRO-DYN Working Paper，2011.

[3] ERICKSON G S.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the case of the entity[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1996，25（6）.

[4] 王缉慈.知识创新和区域创新环境[J].经济地理，1999，（1）.

[5] 李楠，龚惠玲，张超.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2）.

[6] 周兴，张鹏.市场化进程对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國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4，（2）.

[7] 董锁成，李泽红，李斌等.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与战略探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5）.

[8] 王文寅，梁晓霞.创新驱动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一一以山西省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康伟

作者：吉新峰 张维亮

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论文 篇2：

基于面板数据的快递业发展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 快递业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本文基于31个省市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按照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构建三个回归模型。研究表明：社会消费需求、信息化水平、快递业基础设施与快递业发展规模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快递业基础设施对三个经济区域的快递业发展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信息化水平影响次之;社会消费需求对快递业发展规模作用还需进一步激发。

关键词： 快递业发展规模 协整检验 面板回归估计

一、引言

快递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快递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文件的出台，将快递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我国快递业发展迅速，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新增长点。2014年以来，中国快递业务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快递业发展规模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快递业务规模差异较大。总体来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规模较大，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崛起，带动快递业实现规模的不断扩大，但内蒙古、新疆等地却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新常态，快递业的社会需求、产业格局、服务形态正发生深刻的变化，探讨影响快递业发展规模的因素，有利于把握快递业发展趋势，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

探究影响快递业发展规模的因素是完善快递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为找出关键因素，学者们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首先，大多数学者主要借助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吴传岭等[1]运用截面数据，分析了邮政快递从业人员数量、地区资产规模和人均消费水平对中国快递业务量和收入规模的要素替代弹性，结果显示快递业主要受到消费水平的拉动，当前资本和从业人员贡献作用不显著。柳谊生等[2]基于产业发展理论，选取快递营业网点和邮政业从业人员数量两个指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对快递业务量的影响。石咏梅[3]借助时间序列数据，选取互联网上网人数、营业网点、货物周转量等5个变量，研究表明营业网点和货物周转量是影响快递业务量最重要的因素。其次，部分学者采用面板数据进行考察。郭明德等[4]采用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研究各省域快递业投资、快递业信息化、快递基础设施、从业人数等因素对快递业发展的影响。钟耀广等[5]采用空间动态杜宾面板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上网人数、居民消费水平和货物周转量对快递发展的动态空间效应。

纵观上述研究，发现截面数据虽然反映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却难以反映单个个体随时间推进的动态变化过程，而时间数据的特点正好相反。面板数据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扩大了样本点，解决了单纯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样本点不足的问题，从而可获得更精确的参数估计值。虽然学者已从多个方面对影响快递业的因素进行了探究，但发现未能考察相关因素与快递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2007-2015年31个省级行政区（除了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来分析社会消费需求、信息化水平和快递业基础设施与快递业发展规模间的内在联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中国邮电局多用快递业务量和收入来表征快递业发展规模，为回避各公司快递价格不一致的情况，本文选用快递业务量来衡量快递业发展规模，主要选取社会消费需求、信息发展水平和快递业基础设施进行分析，假设存在如下关系：

1.社会消费需求对快递业发展规模有正向的推动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高层次。快递业的持续发展，更好地满足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吴传岭等[1]、钟耀广等[5]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社会消费需求对快递业发展规模有着显著影响，本文采用居民平均消费支出衡量社会消费需求，它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支出越多，说明需求越旺盛，从而加大了对快递的需求。

2.信息化水平对快递业发展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快递业因互联网而起，因互联网而兴。网络购物和大量的商业往来越来越依靠互联网，这拉动了对快递物流业务的需求。钟耀广等[5]、张兰[6]研究发现互联网上网人数对快递业发展影响显著。本文采用互联网上网人数衡量信息化水平，上网人越多，意味着互联网越普及，信息化水平越高。

3.快递业基础设施对快递业发展规模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快递运输是一个复杂系统，要高效运转此系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快递营业网点是快递企业直接对外营业，可收寄快件的营业场所和服务机构。随着网购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快递量的激增，场地不够、网点不足就会限制快递业的发展，快递网点可谓是快递企业的命脉，考虑到数据收集的难易，本文用快递营业网点数来表征快递业基础设施。

（二）模型设定

为了消除量纲和异方差的问题，所有变量均取对数。模型设定如下：

log （EBV）it=αi+β1log （PCCE）1t+β2log （NIU）2t+β3log （OES）3t+εit

其中αi为常数项，β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i、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EBV表示快递业务量，NIU表示互联网上网人数，PCCE表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OES表示快递营业网点数。由于2007年各省才有快递业的相关数据，所以变量数据从2007年开始选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采用软件eviews8.0进行数据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构建模型前需要对数据做平稳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Levin检验、ADF检验、PP检验同时进行检验，以结果一致为准。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信息化水平、社会消费需求、快递业基础设施通过了LLC检验，但没有通过ADF、PP检验，快递业发展规模通過了LLC、PP检验，但没有通过ADF检验。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

基于平稳性检验发现，对数化一阶差分后的变量间是同阶单整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接着进行协整检验。文中选用面板-PP检验、面板-ADF检验、分组-PP检验、分组-ADF检验，以四种方法检验结果一致为准。结果见表2，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可推断出信息化水平、快递业基础设施、社会消费需求与快递业发展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模型回归估计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经济地区的社会消费需求、信息化水平和快递业基础设施不可避免存在差异，导致快递业发展规模也会出现差别。本文参考程慧平[7]对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將其分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来分析。

首先，运用F统计量检验应该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见表3。三个经济区的F检验都拒绝原假设，说明都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接着使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表4可得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发达地区的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经济次发达区和欠发达区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经济发达地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经济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由表5回归结果可得，三个经济区拟合的模型拟合程度很高，每个解释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且不同变量的系数弹性均为正数，表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互联网上网人数、快递网点数对快递业发展规模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三个经济区的变量弹性系数之和都超过了1，表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经济发达区和次发达区的三个变量对快递业发展规模的正向推动作用明显大于经济欠发达区。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说，快递业基础设施对快递发展规模的影响最显著，信息化水平影响次之，社会消费需求对快递业发展规模作用还需进一步激发。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31个省市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按照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来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结论如下：

1.社会消费需求、信息化水平、快递业基础设施与快递业发展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模型结果看，社会消费需求、信息化水平、快递业基础设施对快递业发规模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与之前的假设相符合。其中快递业基础设施对快递发展规模的影响最显著，信息化水平影响次之，社会消费需求对快递业发展规模作用还要进一步激发。

2.三个经济区回归结果中各变量的弹性系数之和均超过了1，表明三个经济区均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经济发达区和次发达区的三个变量对快递业发展规模的正向推动作用明显大于经济欠发达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信息化水平、快递业基础设施等还有待提高。

（二）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快递业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开展个性化定制，促进消费升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高层次的趋势。要消费首先要有收入，政府应着力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扩大就业、减免税费等，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时提高快递业的服务质量，采用新的营销模式激发居民的消费意愿，如可利用淘宝网发放政府消费补贴等。

2.提高信息化水平，促进效率和提升服务水平。注重加快经济欠发达地区信息化建设，提升互联网普及率，建立创新公共信息平台，开发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地理信息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精准跟踪运输车辆，提高收投效率，增进用户体验，提升快递服务水平。

3.夯实快递业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政府应统筹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鼓励快递企业，利用现有农村服务中心、供销社、客运站、村邮站等建设快递综合服务站点，开展寄递和自取服务，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促进快递基础设施与其他行业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ZK（#]吴传岭，施国洪.基于二级多要素CES生产函数的快递业务规模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3）.

[2]柳谊生，李鸿磊.产业发展视角下中国快递业发展的实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01）.

[3]石咏梅.快递业务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管理研究，2018（06）.

[4]郭明德，李红.中国快递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J].包装工程，2019（23）.

[5]钟耀广，郭方方，唐华军.互联网发展、居民消费与快递市场的关系研究—基于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19（04）.

[6]张兰，朱厚强.中国快递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29）.

[7]熊启跃，张依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经济区域效应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12（07）.

作者：王林珠 姚尚莹 贾亚茹

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论文 篇3：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0YJA790103）摘要：我国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地区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程度不足，促进GDP增长，扩大内需，必须考虑如何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学术界对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少有文献将重点投向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本文将基于26个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方程多变量的SUR模型来定量考察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总体上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对消费呈现负向影响的基础设施大多为社会基础设施。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居民消费

一、引 言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把基础设施中的“经济性基础设施”界定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以及交通设施”。该报告将“经济基础设施”之外的基础设施定义为“社会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方面＼[1＼]。本文中的基础设施包含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

在定量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影响的文章中，计量模型的变量较为单一，通常为基础设施投资流量或存量水平＼[23＼]。本文在变量的选取上更为全面，除了考虑到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变量收入外，还引入了反映产业结构、社会保障投入及人口结构的控制变量。再者，大多数的文献仅局限于测度基础设施投资对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而未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总体或其结构对消费结构所造成的细微影响，且目前研究基础设施或其他变量对农村各类消费的影响时，都将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看成是独立的，这会导致偏离实际的结论。各项消费支出决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作出的，因而各项消费之间并非独立。本文充分考虑到各项消费之间的联系，采用似无相关（SUR）回归模型来研究农村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各消费方程的干扰项包含了影响家庭作出决策的共同因素，例如消费习惯和观念等等，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定量影响

（一）研究方法简述

似无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也叫Zeller方法，它是Zeller于1962年提出的一种系统估计方法＼[4＼]。SUR的含义是每个方程的回归参数可以不一样，单个方程的回归看起来彼此不相关，但实际上它们通过随机项的相关而彼此联系，这些不同方程的随机项同期相关，不同期不相关，即：E（μi，t1，μj，t2）=σij（t1=t2）

0（t1≠t2） （i≠j）

σ2i （i=j） 此外，对于每个方程而言，其随机误差项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所有基本假定，即零均值、等方差、无自相关，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满足以上条件的模型称为SUR模型，即单个方程满足经典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但不同方程通过随机项联系在一起。对于似无相关估计，有如下两个结论：当随机项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则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越大；X矩阵之间的相关性越小，使用SUR方法带来的功效提高就越大＼[5＼]。

（二）模型的建立及变量的解释

消费结构反映了居民在各个消费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和比例，《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八大类：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支出。近些年农村衣着支出占居民总体支出的比重稳定在5%左右，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其他支出包括的内容较为模糊，因而这两类消费支出将不作为本文考察对象。

各类统计年鉴并未直接统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本文选用与基础设施相关行业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来近似地反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这些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000年、2001年、2002年的行业分类口径与2003年-2010年不同，2000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文化教育事业及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2001年和2002年基础设施投资额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及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加总额。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占比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构建SUR模型时将其舍弃。

为了准确测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必要构建合理的控制变量组。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关键变量，首先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生命周期假说指出，边际消费倾向受社会中人口结构的影响，以下模型中以乡村人口总抚养比指标来控制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对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使用乡镇企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来控制农村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理论界已经就社会保障的消费效应达成共识，因此将社会保障投入也纳入计量回归模型中。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指标为农村社会救济费、自然灾害救济费及农村医疗救助三个部分的加和数值再除以乡村人口数。以上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及《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

最后，为了分析各变量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额对消费的实际影响，有必要剔除物价波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根据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指标进行了价格平减。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及四大直辖市农村问题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性，本文剔除了西藏、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五个地区，仅采用26个省份2000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分别以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以上分析的各变量全部加入SUR模型中的每个回归方程，运用Stata12.0软件并将回归结果中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得到如下的联系方程模型：

Spcit=a1+b1Srit+c1Dlssit+d1Slssit+

e1Wyssit+f1Cyjgit+g1Shbzit+i1Fybit+εit1

Jzcit=a2+b2Srit+c2Jtssit+d2Slssit+

e2Wyssit+f2Cyjgit+g2Shbzit+i2Fybit+εit2

Jtcit=a3+b3Srit+c3Jtssit+d3Slssit+

e3Wsssit+f3Cyjgit+g3Shbzit+i3Fybit+εit3

Wjylcit=a4+b4Srit+c4Slssit+d4Jyssit+

e4Cyjgit+f4Fybit+εit4

Ylcit=a5+b5Srit+c5Jtssit+d5Slssit+

e5Wsssit+f5Cyjgit+g5Shbzit+i5Fybit+εit5

Jtsbcit=a6+b6Srit+c6Dlssit+d6Jtssit+

e6Slssit+f6Wsssit+g6Cyjgit+i6Fybit+εit6

式中：Srit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Dlssit为农村地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tssit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Slssit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Jyssit为教育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sssit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Wyssit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Cyjgit为农村产业结构；Shbzit为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投入；Fybit为农村地区的总抚养比。

显示除了医疗消费支出方程的R2未达到50%外，其他五个方程的拟合度都在80%左右，这表明以上方程中各变量相对较好地解释了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

2003年-2010年Wyssit包括农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文化教育事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文化教育事业投资中教育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将文化教育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归入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而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中卫生社会福利事业所占份额较大，因而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Wsssit的变量值。2001年及2002年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相关的行业包括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同样因为两个行业中卫生福利业和教育的投资额占主体地位，因而其投资额分别被归到Wsssit和Jyssit变量中。正是由于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使Wyssit的变量的样本值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因而其在回归方程（1）、（2）和（5）中的符号为负，且在回归方程（3）、（4）、（6）中并不显著。以下对单个方程的分析将不再讨论Wyssit变量的影响。

在回归方程（1）中，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对食品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影响，且电力基础设施在5%的水平上显著。投资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将使农民的用电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与食品相关的电冰箱、微波炉、豆浆机等家用电器消费量将会上涨，从而带动食品的消费。水利基础设施变量前的符号除了在回归方程（4）、（5）中为负外，在方程（1）、（2）、（3）、（6）中的回归符号均为正。水利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抗灾能力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因而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水利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增加，将促进农业产量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交通等方面的支出水平。

在回归方程（2）中，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居住支出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每增加一单位，农民居住支出将分别增加0.123 922 8元和0.335 180 7元。

在回归方程（3）中，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明显促进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单位，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将增加0.197 181 6元。

在回归方程（4）中，教育基础设施投资抑制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这可能与教育的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有关。教育支出是农村居民较为重要的一类支出，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从而替代了农民部分教育支出。例如，免除小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将极大地减轻农村家庭的负担。

在回归方程（5）中，交通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将促进农民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将促进农村地区信息的传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将下降。道路里程的增加和道路状况的改善将方便农民外出打工，但农民工在城市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在农民工医疗保障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医疗保健支出也会随之上涨。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农村除少量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外，大部分基础设施对于消费仍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且对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的基础设施大多为社会基础设施。出现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消费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农村居民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中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

收入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均很高，且对消费均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保障变量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的符号均为正，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投入仍不足，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意义重大。虽然农村人均社会保障变量在各个方程中的显著性水平并不高，但因其为控制变量而非关键变量，并不会对整个模型的回归估计效果造成太大的影响。抚养比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这与之前的研究相符。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抚养比越高，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6＼]；与大部分的研究不同，宫旭等得出农村抚养比与消费呈同向变化＼[7＼]。

三、政策建议

要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于农业的直接补贴，还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补助。

（一）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边界＼[8＼]，这就意味着基础设施的“空间范围”或者是“受益范围”应该与其供给主体相匹配。对于受益范围特别大且不局限在地方的基础设施，如教育等，可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而对于受益范围仅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基础设施，例如水利设施等，则可以由村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尤其可以利用现在农村“一事一议”的方式，来实现相关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

（二）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战略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可搞“一刀切”，要分层次分地区逐步合理进行。要首先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例如，农村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和供电能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往往存在较大的供求缺口，因此资金要重点投向这些领域。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直接关乎农村的消费水平，从而对整个农村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农村基础设施往往与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相对完善。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为了体现公平，政府有必要加大对于中西部的财政补贴。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3.

＼[2＼] 孙虹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消费需求的增长：基于1978-2009年经验数据的实证＼[J＼].消费经济，2011（5）：3336.

＼[3＼] 刘伦武. 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消费增长的相互关系：一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7781.

＼[4＼] Zeller Z.An Efficient Method of Estimating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s and Tests for Aggregation Bia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62，57：348368.

＼[5＼] 胡再勇.计量经济学原理及应用＼[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6＼] 陈 冲.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J＼].农业技术经济，2011（4）：2532.

＼[7＼] 宫 旭，李 睿，杨志明.人口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J＼].经济与管理，2012（6）：3136.

＼[8＼] 李郁芳.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公共品的边界匹配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2011（2）：1924.

作者：孙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