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机器和社会阶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离和有差别的互动关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篇1：

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

摘要：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运作主体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诸多形态表征利益的差异、意识形态与相应社会“工具”之间的矛盾等等。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并由此不断增强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提升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虚幻性；真实性

文献标识码：A

本文试图从一般意义上阐述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问题。这里所指的“矛盾”是哲学意义上的理解。诚如矛盾的普遍性所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内在矛盾与意识形态的特性紧密相连，并且与意识形态的相应功能也如影相随。这些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运作主体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诸多形态表征利益的差异、意识形态与相应社会“工具”之间的矛盾等等。

社会意识形态可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地看，意识形态是指实际支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某种思想理论体系。于是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着诸多意识形态。狭义地看，意识形态特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这种思想理论体系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和意志，是统治阶级巩固或形成和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聚合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与行为方向、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一开始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具有虚假(幻)性的、带有贬义的概念使用的，但在使用过程中，其词性就逐渐改变了，成为一个中性概念，表征着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后来，列宁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且认为意识形态可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部分。

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目的是为了深入认识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并由此不断增强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提升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一、社会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

尽管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词性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其内在矛盾却循着其必然性而不断展开并且有其共性特征。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两大方面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即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的矛盾和意识形态运作主体方面的矛盾(这方面的矛盾将在下一议题中论述)。在意识形态的内容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存在着虚幻性与真实性内容两者的矛盾。所谓真实性，就是指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真实地表征着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从来不存在不表征一定利益的纯虚幻的意识形态。所谓虚幻性，当时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任何意识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也就是说，意识会对现实生活进行虚幻的反映，这种映像会使人误认为它就是社会现实本身。应该看到，意识的这种倒影现象是不可避免和客观存在的，人们在认识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减少这种虚幻性，但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消解这种虚幻性。问题可能恰恰相反，人们还会利用这种意识的虚幻性来为自己构想未来景象服务，即人们意识的这种虚幻性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也会形成积极影响，即丰富人们的想象力，能够构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直接存在的某种具体形态的事物影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赋予这种虚幻性以另一美好的名称，即对现存的超越性。没有意识的虚幻性也就没有人们意识对现存的超越性。意识形态虚幻性的第二种情况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集团在描述自己意识形态对社会利益的反映时，或者为了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抑或表达自己的进一步意愿，总是要扩大自己思想的覆盖范围。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说得是再清楚不过了，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

在这段话语中，实际上已内含着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与真实性内容两者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确实表征着相应阶级和人们的实际利益，在这种情境中，意识形态起着社会沟通和团结凝聚的功能。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总是扮演着社会公共利益的角色，这种公共利益常常与具体的特殊利益相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就是说，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形态。可以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大部分，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自然也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种精神或观念共同体中，仿佛整个社会的人们的思想都互相一致或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样。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了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普遍性，即任何阶级在实施自己的思想统治的时候，都会有相似的路径，即首先要取得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其次，要夺取政权，再次，支配社会的精神生产，实施思想上的支配力。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预和约束成为必要。”

二、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主体的内在矛盾

这里所分析的问题是沿着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的矛盾而展开的第二方面的矛盾，这里的矛盾似乎更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主要根由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实际上，意识形态内容的内在矛盾——所谓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拥有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或者冲突——仅仅都是一种表象，因为思想观念从来都是属于人的思想观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谓书本上的理论观点或纯粹的思想之间是不会构成矛盾争端的，真正起矛盾争端的是人与人，是掌握不同思想理论观点的不同的人群之间相互的斗争。由此可以认为，是不同阶级之间，甚至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关系，加剧或缓和着意识形态中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对立阶级的思想文化也是对立的，至少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曾经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而在阶级内部，不同成员对自身利益和阶级使命的理解也不同，如恩格斯当年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不同成员的阶级意识问题时认为：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来，经典作家们进一步认识到在阶级内部会不断产生分化的现象，而且研究了有技术的工人与无技术的工人、旧工联和新工联的政治区别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不仅不同阶级的人群会产生阶级矛盾，即便同一阶级甚至在同一统治阶级中，由于劳动分工的不同，也会构成两部分人群的矛盾，并且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又会加剧或缓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的矛盾状况。他们指出：由于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于是在阶级内部形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以编造本阶级的思想和幻想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而另一些人在实际上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对于玄想家们所编造的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只有当阶级统治、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两者的对立和敌视才会自行消失。

之后，葛兰西在研究政治的要素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了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具体矛盾。他认为，政治的第一要素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事实。政治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这个事实之上。更为人们关注的是：这种事实也发生在“相同的集团内部”，并且产生大量的“服从”，而这种只讲“服从”的特征，很容易造成卡尔多纳主义(即独裁)。因此，“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以及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如何能够了解最近抵抗路线，或人们如果希望保证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的服从的最可行合理路线。”

如今也有学者区分了意识形态的三种层面：一是作为领导核心的政党意识形态；二是与国家生活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三是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三种层面意识形态有其不同的影响领域及影响人群，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协调整合关系。在执政党层面占统治地位与起支配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如何影响国家政治生活领域，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占统治地位和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又如何使其在社会生活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和起支配作用?这里需要结合丰富的社会阶层甚至各种利益群体的实际状况来认真分析，其间的矛盾会随着分析变量(如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态度)的增多而变得愈发复杂。

三、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态在表征利益方面的差异

在讨论意识形态运作主体间的矛盾问题基础上，如果加上意识形态内容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的话，问题会变得更加多样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形式，如政治、道德、科学、宗教、文艺等，第二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态，如马克思在分析法国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间的分离状况时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个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在这里显然很明确地指出了思想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态多样性问题。抽象地看，意识形态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具体方式，即第一，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第二，理论形态的人生观、政治观、价值观等；第三，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情感、意志、信念等。

众所周知，社会意识形式常常指社会意识表现的诸多样式，如政治思想、法律、哲学、道德、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从总体上看。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由诸意识形式高度协调整合的系统，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占据核心地位，而其他意识形态则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地位或调整着自己的作用范围，或广或窄、或深或浅、或中心或辅助，等等。但也不排除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主要以某种意识形式作为自己进行意识操纵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分别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含法律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司法政治、宗教政治、伦理政治、科技政治，乃至今天人们开始讨论的文化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与具体表现形态两者是交叉渗透的，两者又可以组成许多及其丰富的表现样式。也就是说，任何基本表现形式都可能通过具体表现形态得以体现，而具体表现形态又离不开基本表现形式。如政治意识形态可以表现为一定的思维方式(即人们所说的政治思维，即习惯从政治的视角去思考与对待问题)，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观点，自然也大量表现为政治心理。宗教意识形态也可能表现为思想方法、理论观点和宗教心理三大形态方面。至于从具体表现形态的视角看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从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层面看，它可以表现在政治意识方面，也可以表现在道德、科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式方面：从理论观点看。它也同样体现在这些不同的意识形式方面；至于社会心理的表现形态，它在各种不同社会意识形式那里的表现程度可能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心理因素在宗教、道德、艺术等方面的表现会浓郁和突出得多，但不能简单认定它在政法、科技等意识形式方面的表现必定淡弱，可能仅仅在于表现途径与更具体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在不同社会主体身上的表现会有多大的差异?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研究。但从社会经验层面看，如果将社会阶层简单分成社会上层(主要指社会高层

管理者、领导者包括如马克思所指的“思想家”、“玄想家”)、社会中间阶层(一般管理者、教师、律师以及白领人员)和社会基层群众三大层面的话，不难发现，他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感受状况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甚至较大的差别。社会上层人员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印象深刻，或者说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内容更感兴趣，因为这更多与他们的主要利益及其表达相关。而社会基层群众可能对这种理论形态的感受就会模糊得多，他们对社会心理的感知可能会更浓郁些，对于生活在日常情境中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公共政策的感受性更直接与敏感，这多半由于公共政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度较高，并且由于公共政策与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相比，具有更多的直观性与可理解性，因此政策导向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更何况社会基层群众由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受教育程度以及了解社会信息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可能会产生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的现象。至于社会中间阶层，他们可能既关心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部分，又关注社会心理成分，并且看到一定的社会心理环境是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重要基础，但他们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具体感受，在某种具体形态上说，可能又都不如社会上层人员或社会基层群众来得那么深刻和真切。

这里制约着人们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意识形态与各种不同人群的利益攸关度。在意识形态的作用过程中，利益紧密而又普遍地渗透在诸种形态中，这种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换言之，人们对意识形态内容(它们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等)的态度，通常以它们与自身各种利益的反映程度与实现状况为依据。特别是对于大量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并以此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广大工农群众来说，他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态度常常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与他们各种切身利益的攸关程度间接发生的。于是，人们就会考量怎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既通俗又广泛地连接广大社会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容易被他们所理解与接受，或者是形成如下的情况：对于同一种形态呈现的意识形态，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组织乃至家庭、个人等，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未来的希望，或者各取所需地找到自己言行的合法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与维护着自己的相关利益，于是人们就对这种意识形态产生明确的倾向性。例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通行的一些价值观，由于已渗透进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具有很大的社会附着力和影响力，如忠烈、孝悌、义勇等，不仅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它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般的家庭也遵循这些价值观而维护着家庭的秩序。因此这些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它不仅具有政治含义，也有道德含义，还有生活含义。我们今天所推行的大量高端价值观，也基本具有这样的特性，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它们很容易被老百姓作为他们生活化的一些理解。在生活经验中，人们常常会遵循“管用”的原则行事，一套价值观也必须让人们普遍感觉到它们的管用性。这种管用性不能仅仅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为依据，更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为依据。

四、社会意识形态与相应社会“工具”之间的矛盾

我们如果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也存在着准确与否以及程度差别问题。再具体地看，即便某种意识形态正确反映了一定阶级的整体利益与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会由于该阶级内部的成员因社会分工不同、具体利益不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角度不同等缘故，导致不同的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解发生差异，甚至发生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与一定的实施路径、社会网络等“工具”也会发生复杂的关系。基本关系主要有：第一，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正确，“工具”运作规范合理，那么其结果则有助于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壮大，且有助于巩固相应的经济基础。第二，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正确，但“工具”不合适甚至“软弱涣散”，则不利于巩固这种意识形态的地位。第三，意识形态的内容失误，而“工具”运作有力，从表面看来似乎在巩固着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由于这时意识形态已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相脱离甚至背离，于是相关工具越卖力，实际状况会越糟。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状况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相应媒介宣传阶级斗争理论越卖力，就会使国家越接近崩溃的边缘。

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其真理性因素和虚假性因素的地位及关系的变化，其中两者关系在表现方式与表现程度上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和形成着较大的差别，并且这种程度差别的扩张会逐渐导致基本属性的变更(即量变引起质变)。因此，对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社会网络和路径等“工具”来说，它们与意识形态有一致性的方面，但又不是意识形态本身。所谓一致性的方面主要指功能属性和内容上存在的一致性，包括这些“工具”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而两者又存在着非一致性，这种非一致性主要指“工具”本身的一些功能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有差异，也指“工具”所属社会实践活动类属性的附加特征和意识形态的属性相区别，如大众传媒有自己的特性，于是宣传思想工作不能不具有大众传媒的一些类属性；家庭教育不得不具有家庭的一些类属性：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个方面，它就具有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的一些类属性，如大学精神的批判性特征同时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功能的主要表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批判应该是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并阐述自己对这一过程的更为全面的理解”。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教育类属性，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批判质疑、改革创新等，无一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多样化的影响，影响着它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复制、选择、加工、调适、转化等功能。

也就是说，实施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诸多工具除了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它们所属社会实践活动类的类属性。正是由于这些工具的类属性，使得它们对社会意识形态内容及其功能的运作具有一定的平衡、调试和批判功能，具有调谐意识形态中真理性成分与虚假性成分两者的地位和关系的作用。这种平衡、调试和批判功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可能放大和强化意识形态中真理性成分的作用，同时缩小其虚假性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迷失意识形态中真理性成分的意义，而放大并强化虚假性成分的作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的因素是掌控这些社会网络和工具的人员的作用，他们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种力量的内在能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研究了意识形态控制问题，并且认为“意识形态控制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其实，“工具”也具有双刃剑的属性。而意识形态与“工具”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平衡得协调、得体，双方就会相得益彰。相反则两败俱伤。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00、84、84—85、99、61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9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2页。

⑧[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⑨林尚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学习时报》2006年12月18日，第3版。

⑩参见杨耕为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所作的“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参见白文刚《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

作者简介：邱柏生，男，1950年生，上海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邱柏生

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篇2：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机器和社会阶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离和有差别的互动关系。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层面上，它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分离，并认为这种分离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剥削关系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国家和社会阶级”关系层面上，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简单统治工具，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关系进行调和；同时它还认为，这种超越并没有完全使国家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要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规定。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完全不同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力。

[关键词]国家相对自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阶级

[作者简介]范春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100732

[文献标识码]A [

“国家相对自主性”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后20年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都引入了这一概念。那么，“国家相对自主性”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何承继关系，它产生的背景和衰落的根源是什么，它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解读有何独到之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

一、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历史任务是揭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关系，因而也就对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形式强调不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近代自由主义已经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特殊形式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国家，也就是由拥有天赋权利的“个人”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以及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并对“个人权利”进行补足和规范的公共权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治之间此消彼长的制衡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早期著作中也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分离”进行了论述，但后来经由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他最终揭示出了这种“分离”的秘密。他认为，近代自由主义所说“个人主体”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构，真实的是劳动过程的集体化和新的“物的依附”的产生。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从形式上来看是现代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成为不受束缚的纯粹私有制，实际上这种分离的根源在于一种新的、有着契约外表的剥削方式代替了旧的、直接的剥削方式，而正是这种经济领域的新的剥削方式要求政治国家与自己在形式上相分离。分离并没有产生出一种具有超阶级超历史的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国家就是资产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因此，马克思后来就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取代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析范畴，并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工具和社会阶级”的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抽象化和神圣化的批判上，因而他更为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而不是其特殊的形式。

而对于处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之后并没有走向灭亡，而是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在西方出现了持续近20年的黄金增长期。其次，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的调节和干预作用加大，危机管理能力增强。因此，他们也就更为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不同表现形式。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灵活的调节和有效的维护；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仍然服膺于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服膺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而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自主。它所说的国家自主性，不是泛指任何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自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本质是经济优势阶级的政治统治工具，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事实：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具并没有被资产阶级所直接掌握。从人员来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机器掌管者(官僚)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从国家制定的政策来看，也往往和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不相一致，例如福利国家政策显然是损害了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国家的意识形态来看就更是这样，这种国家宣称自己是全体公民的代表，与阶级毫无关系。由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结合”的关系，而是具有一种超越于资产阶级直接利益之上的自主性。另外，它所说的自主，也不是泛指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剥削关系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自主，这种自主使资本主义国家比以往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的“空间”来发挥其维护经济基础的功能。在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的封建年代，国家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维护剥削关系，因此，国家时刻处于剥削关系和再生产过程之中；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使经济领域剩余价值的榨取可以不必时时依靠国家的直接干预。

二、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新解读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在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论证中首次使用了国家相对自主性这一术语。他认为，要在保有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来论证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就必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进行“原则”和“事实”的区分。也就是说，原则上是经济起决定作用，但是并不排除事实上政治也能起到特殊的决定作用。因为原则性的考察只是确定政治环节和经济因素相比所占的地位，而不是说明“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环节究竟占主导地位还是占从属的地位”，因而也就无法得出“事实上”国家的特殊决定作用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哪个更重要

一些。言外之意就是，原则上考察的地位是不变的，总是经济占着决定性的地位，但在事实上却不一定是这样，国家有时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普朗查斯后来又把这种原则和事实之间的区分具体化了。他认为经济的原则地位实际上就体现在它决定着事实地位的转换：“整个结构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统治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和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某一个环节起统治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他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一无所有的人”的出现，这样的人既失去了生产资料，又摆脱掉了人身束缚。这对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连接关系而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在一起，剩余劳动的榨取采取的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政治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须臾也不能分离；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剩余劳动的榨取打碎了人身依附以及严格的政治强制，政治可以在形式上相对地置身于事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特殊性正是在于一种物的统治关系的形成和确立，由于“经济关系的元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政治国家也就不必时时事事插手和干预，国家形式就是一种没有直接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公共权力。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实际占有关系的框架中，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赋予国家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以针对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自主性。”这种相对自主性是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出现的，而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上层建筑针对经济基础的一般关系。

但是普朗查斯后来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研究并没有沿着政治——经济这条线索继续，而是转向了对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特殊关系的研究。后来的西德资本逻辑学派对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考察。他们的研究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的实质就是国家能够处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之外为资本积累提供灵活的政治支援。他们认为，国家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会随着不同阶段资本积累的要求不同而变化。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确立，国家自主表现为维持资本积累所需要的“自由和平等”的法律体系；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和追求私人利益的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资本积累出现了困难，国家自主就表现为对生产领域的直接干预，通过干预达到延缓、抵抗和中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处于再生产过程之外的国家干预也同时损害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国家的自主遭遇到了自身的界限，从而形成危机。也就是说，政治在干预时运用的非商品化、非市场化手段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的原则产生了矛盾，一方面干预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资本积累，但是又对资本积累本身构成了一种束缚，因而减缓了经济的增长。六七十年代中后期滞胀的出现就说明了这点。

三、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阶级之间关系的新解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法国波拿巴政权进行分析时，曾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错位”现象，即政治统治阶级和经济优势阶级不一致，资产阶级并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政权。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在一种“例外”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特殊形式的，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只是出现在阶级力量均势下的过渡时期。他们仍是把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看作是一种“常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阶级关系层面上提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时，虽然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相关论述出发，但却把他们所说的“例外”推及“一般”，把“具有特殊性的独立”变为了“具有普遍性的自主”。普朗查斯认为，国家具有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性质，与特殊历史时期的阶级“均势”无关。他认为：“法兰西波拿巴主义国家针对统治阶级或派别的那种相对自主性只能从这样的事实中来理解：这种具体形式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这种国家提供了作为其概念的制度上的特点的相对自主性。”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来寻找相对自主性的“资本”根源。他认为，封建国家中的封建主本身既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又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国家和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之间是直接结合的，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是直接统一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是这样，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情况下并不一致，国家也并不总是代表经济优势阶级的利益。他认为这种自主性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表现就是国家能够通过让渡部分经济利益的方式来维护一般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即通过给予被统治阶级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在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的功能。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里……被统治阶级的一项经济要求往往就是直接威胁公共权力体系的一项政治要求”。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自主性有可能触及到统治阶级的部分经济权力，但并不威胁到它们的政治权力。当国家给予被统治阶级一定的经济利益时，国家的目的正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以换取被统治阶级对现存国家的支持，从而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不受触犯。

沿着国家和社会阶级之间关系来论证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另一个主要作者是英国的密立本德。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传统不同，密立本德采取的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更多地考察国家官僚的阶级来源、价值观等等。从“人员”本身出发来论证国家相对自主性。在密立本德看来，国家主要是通过相对自主性来整合分裂的资产阶级。他认为：“如果国家要为实际上是拥有不同的和互相冲突的利益的资产阶级的不同成分和不同部分进行调解和调停的话，那么国家显然必须对‘统治阶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只要那个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它决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它就不能像委托人对代理人那样行动，它也就不能够简单地把国家当作它的工具。”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不只是作为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冲突的消极的“听证会”，而是作为维护整个资产阶级长期利益的“管理委员会”，那么它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这些阶级之外。而只有透过这种方式，国家才能展现其调节功能，才能真正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那么，国家相对自主性产生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呢?密立本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一种特殊的“代理人模式”使相对自主性得到了贯彻和发挥。国家官僚和资产阶级之间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一种辩证关系，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完全脱离这种利益。首先，国家官僚和统治阶级之间并不

一致，也就是说国家官僚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自身，而是包括来自工人阶级在内的不同阶级的成员构成的，这就给了国家以相对自主于资产阶级的空间；其次，国家官僚和资产阶级又有一致性，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致性，这就使自主性仍处于资产阶级制约的范围之内。密立本德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总是偏袒资本家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会推行一些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左的政策，如战前的罗斯福新政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等，这些都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表现形式。二是改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要担当改良的组织者，掌权者就需要有某些行动上的自由，因为改良政策往往违背“统治阶级”的直接利益。三是当代国家对经济领域的“调节”，这种“调节”也是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重要体现。

可见，虽然他们二人都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是对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具体认识却各不相同。在研究方法上，密立本德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注重国家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具体的交往关系，而普朗查斯主要是从结构主义出发，更为关注资本主义国家一种客观的、非人格的结构；在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上，密立本德认为国家自主性来源于国家作为整合分裂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以及官僚和资产阶级的一种特殊关系，普朗查斯则认为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分离，他反对把官僚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集团来讨论。

四、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式微的根源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一时，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批评的困扰，并逐渐式微。

首先，理论内部一直争论不断。首先是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以密立本德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决定论”，他们完全舍弃了对代理人和资产者之间的现实关系的分析。而以普朗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密立本德的分析从“主体”出发因此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倾向。除了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在理论内部还有资本方法和阶级方法之争。国家自主性是被资本积累的要求所规定还是被阶级斗争的要求所形塑，究竟是内在结构的体现还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以赫施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学派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其本质是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一种调节作用；而在奥菲等人看来，国家相对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制模式，也就是精英自身利益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批评资本逻辑学派把国家自主性完全归结为资本的需要，从而也就剥夺了国家自主的任何可能性；而赫施等人则认为，奥菲把国家自主性归结为官僚制，就是把自主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割裂开来，从而使国家在本质上成为了社会发展过程一个“管制者”主体，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来自外部的批评主要认为，相对自主性理论过于强调“相对性”，因而就无法对“自主性”进行更为深入和有效的分析。虽然这一理论的初衷是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相结合，但是由于这种结合过于“生硬”，并没有突破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单化”分析，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还原论”。例如斯考切波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就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只是用一种“阶级斗争的还原论”代替了“支配阶级的还原论”。杰索普认为，国家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不自主的，而不能是相对自主的。Altony Culter等也认为：“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不相容的，要么是各种伪装了的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要么就是否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因为只要承认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不管是诉诸多元决定论还是资本逻辑，都必然会把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区分抹煞掉，从而不能确立国家的自主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式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没有超越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分歧，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含义清晰的理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被作为“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而遭到了批评。实际上，强调自主性的限度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国家扩大了的调节总是和危机相联系，而危机本身就是这种限制存在的表现。如果完全抛开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分析纬度，国家相对自主论就会变成国家绝对自主论，从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如同普朗查斯生前在面对一些左翼学者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批评时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要首先确定自己是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来讨论问题。如果是，就只能谈论‘相对的自主性’，这是唯一的结果……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就可以谈论政治的(完全)自主性和其他类型的关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胡彩芬]

作者：范春燕

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篇3：

农业文明时期的土地政治

摘要:土地是农业文明时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地主阶级进行统治的经济基础,农业文明时期的封建政治就是土地政治。小农经济形成了农民对国家强权的依赖,土地政治是封建家长制和皇权专制形成的基础,君主通过对土地的价值分配来掌控整个国家的权力。君主授予不同的官吏大小不等的地域管辖权,并予其相应的官职、薪俸和社会地位,而臣属依据其权利的大小对君主承担相应的义务,君主和臣属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层层责任只对上的体制也有利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

关键词:农业文明;土地政治;社会价值;分配

收稿日期:2009-12-08

作者简介:陈茂来(1983-),男,山东枣庄人,山东师范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威权主义与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一、农业文明与土地政治的含义

(一)农业文明

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农业和牧业相分离,生产工具的改进,金属器具取代石器,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种植业技术使人类能够利用金属工具开垦出一片固定的土地进行作物种植,从而获取人类所需要的比刀耕火种、渔牧狩猎获得更多更容易更稳定的食物。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启蒙、发展和繁荣。这样,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当时封建的政治、文化为上层建筑的时期称之为农业文明时期。

(二)土地政治

农业文明时期,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社会价值的主要表现形态,拥有了土地就等于拥有了分配社会价值的权力或权威。对土地的支配是划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基本依据,也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整个农业文明时期的政治本质上就是土地政治。

二、农业文明与土地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农业文明时期,土地是生产力中劳动者的劳动对象。而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进行阶级划分的根本依据,也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自然也就成为农业文明时期政治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农业文明时期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这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农业文明时期奴隶制和封建制为特征的分封制政治。

美国政治学者伊斯顿在《政治体系》一书中认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或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在农业文明时期,土地作为社会生产也即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自然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社会资源并具有最大的社会价值,对土地的占有和分配就是农业文明时期的土地政治。

三、农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一)土地与农业文明时期的经济基础

自农业文明始,土地便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人们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相对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刀耕火种、渔牧狩猎,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能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还可以有一部分剩余。金属工具的应用,生产工具的缓慢但渐进式的改进使社会生产水平——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等都有了不断的提高。

但是,农业文明时期的农业生产是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由于统治者害怕商品经济会危及其统治而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和业者害怕竞争而结成的行会制度的束缚,还有封建割据状态的存在使各地的商品不能自由流通,土地上农业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整个社会自身基本的需求外没有更大的生产动力。占有大量土地的所有者有了更大的经济实力后也是尽可能的兼并更多的土地,而不是用来扩大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生产力始终得不到根本的更大的解放,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而广大无地或拥有极少量土地的人只能耕种土地占有者那里租来的土地,劳动产品的大部分还要上交给土地所有者,租者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更无力扩大生产。掌握土地支配权的统治阶级将没有土地的被统治阶级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既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也形成了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依赖。由于土地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整个社会形成了对土地的崇拜。国家被称为“社稷”,各地都有自己地方的土地神,每年上至君主下至普通百姓都要举行土地的祭拜仪式,感谢土地的赐予,祈盼五谷丰登,遭逢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更是如此。

(二)土地与农业文明时期的上层建筑

1.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制度权威都直接表现为对人的权威关系的依附。[1](P.144)正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力量的弱小性,即使依靠血缘和宗族关系,由于其地域性的限制也不可能抵抗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和大型的自然灾害。他们必须依靠国家这样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大型政治组织来保护他们,政府组织用强制性的方式促成和维系小生产者的联合,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巩固国防等,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君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2](P.693)即君主专制政体。同时,统治阶级也需要一套系统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其阶级统治,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这样,君主作为整个国家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便掌握着社会价值资源的支配权,因此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无土地者对土地的依赖和崇拜便上升到对君主的依赖和崇拜。而君主也乐于依靠神话自己的王权来对臣民进行更好的统治。于是,君主将自己幻化为神明的化身,提出“君权神授”,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圣的合法的外衣。

2.君主拥有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掌握着最大的社会价值资源,但是他并不能依靠自己和家族本身的力量进行统治。君主授予不同的官吏大小不等的地域管辖权,并予其相应的官职、薪俸和社会地位,而臣属依据其权利的大小对君主承担相应的义务,主要是征收赋税、地租、徭役、兵役和保卫王权、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等。这样,君主和臣属便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层层责任只对上的体制也有利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同时,同为统治阶级阵营的各地的土地所有者出于共同阶级利益的考虑,也积极拥护君主的统治,与国家机器一起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

3.作为整个社会最大的社会价值资源,拥有土地的多少就意味着拥有多少财富、权力和地位。因此,统治阶级总是尽其所能的掠夺、兼并土地及其土地上的财富。原本就少地甚至无地的被统治阶级除了要上交地租,服劳役,遭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外,还要面临彻底失去土地的危险,土地的兼并和高度集中使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经常处于激化的状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稳定,统治阶级有时不得不进行至上而下的改革。但是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改革都会遭到土地大所有者的激烈抵制,改革一般难以很好的实施,即使实施了也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改革不能解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土地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大规模起义的发生。起义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极端形式,也是土地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由于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即使胜利后的新政权也不可能跳出土地为极少数人所占有的土地政治的规律,最多只是土地作为社会价值资源在另一极少数人中间重新分配而已。

4.土地作为最大的社会价值资源也往往是农业文明时期国家或地区之间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土地即意味着财富和权力。一国的君主和统治阶级总是希望获得更多更富饶的土地,为此不惜发动掠夺战争,使社会战乱不断,动荡不安,人民遭受极大的痛苦。同时,掠夺战争也是国家版图经常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农业文明时期,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属,整个社会的政治都是围绕土地这一当时社会最大的社会价值资源展开的。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有了对整个社会进行权力分配的权威,整个农业文明时期的政治就是土地政治。

参考文献:

[1]李松玉.制度权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王建武]

作者：陈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