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差距是法律与社会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小到日常的乱穿马路、乱丢垃圾，大到严重的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没有任何法律得到了完美的执行、充分实现了其目的，区别只在于违反的比例与后果的严重程度。然而这一包罗万象的领域却犹如一张有待完成的拼图：丰富多彩但缺乏条理与线索，令人眼花缭乱、迷途难返。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禁酒道德与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篇1：

试析近代伊斯兰法发展的特点

摘要

20世纪世界变革的冲击波，已使堡垒最为坚固的伊斯兰法迈向了自身改革的道路，西方化、现代化、世俗化与复兴伊斯兰法的趋向构成当代伊斯兰法发展的主要特点。在改革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选择一条中间道路，使现实的伊斯兰法既不与西方世俗法体系完全挂钩，也不与旧的宗教法制度彻底决裂，而是在跟随物质文明与维护信仰不变方面达成了妥协和统一。

关键词

伊斯兰法；西方化；现代化；世俗化；复兴

作者简介

黄跃庆，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教师（重庆 630047）。

伊斯兰法自公元7世纪与伊斯兰教同时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它有过生机勃勃的初生岁月，盛极一时的繁荣时代和高峰过后的恪守传统时期。然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像其他非西方的法律传统一样，在内部改革要求和西方列强逼迫的双重压力下，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开始了西方化的进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伊斯兰法律开始走向现代化，以顺应伊斯兰国家发展的时代步伐。到20世纪中叶，除沙特阿拉伯等少数几个国家仍把伊斯兰法作为基本的法律制度之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制度绝大部分领域都已世俗化。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伊斯兰法复兴”运动，发生了伊斯兰世界法律改革中引人注目的逆转。

一、伊斯兰法的西方化

近代西方法律向伊斯兰世界的渗透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紧密相关，宗主国的法律文化是伊斯兰国家法律西方化的历史渊源。它的西化，始于东方专制王朝日渐衰落、伊斯兰各国沦为西方殖民地之时。19世纪，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使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伸出触角，先后占领了亚非近百个国家，并通过治外法权的获得，逐渐打破了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宗教平衡关系，殖民统治从此给伊斯兰国家留下了深深的西方法印记。

外来的西方法首先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一席之地。奥斯曼帝国面临解体时，率先参照欧洲法律体系，企图按照哈奈非学派的观点，把关于财产和债权的伊斯兰法加以统一整理，通过了约1850条的规定（1869～1876年），称为《马雅拉》，在因袭传统一成不变的伊斯兰法中开始注入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埃及随后效仿法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殖民者直接控制下的英属印度的西化历程则有所不同，伊斯兰法吸收了许多普通法，可以被称作“盎格鲁—伊斯兰法”。当法官一旦认定沙里亚的规范有欠缺之处、含糊不清、已经过时或者同“正义、公平和纯洁的良心”不相容的时候，他们常常完全无意识地乞灵于自己更熟悉的普通法原理和观点，从而使伊斯兰法在印度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此外，法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受到宗主国法律的渗透，纯粹的伊斯兰法不复存在，西方的法律已和伊斯兰社会融为一体。

伊斯兰法的西化主要是以从外部逐渐渗透的方式进行的。早在中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就吸引了希腊、罗马等国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实践，这为近代广泛接受西方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伊斯兰法的现代化

从19世纪中叶以来，伊斯兰国家法律出现了现代化改革，旨在通过内部改革，摒弃传统伊斯兰法中的保守僵化因素，达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超越西方的目的。但这一过程曲折艰难，主要存在社会变化与法律变化、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本土法律与外来法律、价值合理与目的合理、伊斯兰法与法律现代化等几方面的冲突与抉择。

（一）社会变化与法律变化。伊斯兰法是一种宗教法，它主张体现真主安拉旨意的法律，具有绝对普适性，超越时间与空间，万世不移，永恒不变。在它的理论中，只承认一种法律，即作为宗教法的伊斯兰法。所以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它不是社会塑造法律，而是法律塑造社会，带有“不是文明发展法律，而是法律限制着文明”^[1]的古代法的典型特征。

像其他法律一样，伊斯兰法同样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在实际上，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大，伊斯兰帝国版图的扩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才会在《古兰经》、《圣训》基础上出现了“公议”、“类比”、“择优”、“公益”和“个人意见”等发展形式。

在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的互动关系中，社会发展会引起法律变化。拒绝变化法律，法律则会成为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如果不因时变革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该传统法律最终可能被淘汰；如果能够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主动变革传统法律，不断赋予传统法律以新精神和新含义，它也许便能更好地保留和发展。

（二）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对于历史悠久的法律传统来说，改革通常面临更大的困难，这种法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操之过急往往会导致动荡和传统的复归。伊斯兰法的复兴便证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条件和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试图将传统法律理想化，以为传统法律可以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纵观历史，伊斯兰法在古代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指导人们生活以及统一人们的信念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这种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落后，它之所以会出现现代化的问题，是由于西方现代化敲开了伊斯兰文化的大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急剧变革，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传统法律难以适应这种现代化过程的转型，必须以新型法律适应这种新型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斯兰法的现代化是西方化的过程，主要是以西方法律取代传统法律的过程。

伊斯兰法的这个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几经反复，到如今仍没有找到一条适合的路径。它们总是陷入一种窘境：恪守传统法律无法应付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移入的西方现代法律又往往会因不被接受而成为一纸空文，独创一种现代法律体制则绝非易事。所以，对伊斯兰法现代化过程的长期性和反复性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要在冲突中整合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在碰撞中创设新型法律文化。

（三）本土法律和外来法律。在法律界中对于法律的移植问题素来有不同的见解，美国学者赛德曼认为法律不可移植，认为因社会环境不同，移植的法律不可能收到与输出地同样的效果。而英国学者沃森则认为法律可以移植，认为“从最早的有记录的历史时期始，法律移植——即一条法规，或者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者自一民族向另一民族的迁移——就一直是屡见不鲜的。” ^[2]

其实在伊斯兰教的初期，随着对外征战，版图扩大，许多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法曾大量向外移植。19世纪中叶，西方法律同样伴随着坚船利炮移植到了伊斯兰体系中。从效果看，并非是不可接受的。一种法律是否能移植，关键应看输出地与被移植地的社会条件是否类似。近代以来，多数伊斯兰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它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与西方国家日益趋近。正像罗马法特别是发达的私法精神和原则，反映了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市民社会的一般需求一样，近代西方法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民族国家条件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因此，一些适合西方国家的法律，也可以被伊斯兰国家所采用。但也要看到，文化价值越强的法律越不易移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婚姻家庭法领域从古到今几乎没有怎么改变过。至今，这些领域最多作一些修改，而没有太多外来法律的入侵。

（四）价值合理与目的合理。前者是属于实质合理性，后者是属于形式合理性，亦称工具合理性。用这两种概念来分析伊斯兰法律传统，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兰教及其法律所追求的是价值的合理性。这种价值的取向不在于取利，而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慰藉。这从它的原则中就可看出：至善行为是能够获得真主恩典行为的原则；禁止收取利息的禁令；通过救助贫困者免除某些惩罚的规定；公平买卖与信守约言的告诫；孝敬和善待父母，善待妻子，关照孤儿的劝导等。有时，由于过分拘泥于宗教信条，甚至导致不合情理和有悖逻辑的结果。^[3]

伊斯兰国家虽然一直坚守着这一价值取向，但随着西方用武力将现代价值取向输入伊斯兰文化后，它们的法律价值导向已出现重要变化，即从价值合理向目的合理的转变。但这一过程同样十分艰难。因为伊斯兰社会长期奉行价值合理性，突然要转向“感受型”的目的合理性，短期内必定会发生激烈的价值冲突。转变过急，往往会导致对新价值的抵触，甚至在转变过程中会发生对传统价值的回归。伊斯兰国家在150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已形成了合理性效率导向的社会架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因伊斯兰教价值合理导向有时占据绝对优势，常造成社会功能系统的失调，导致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方面产生明显冲突。

（五）伊斯兰法治与法律现代化。伊斯兰法治有两个含义：1、当代伊斯兰国家试图依法统治，而现代国家出现的一些强权政治则予以制约；2、这种法治不是西方的法治，而是“伊斯兰”的法治。

这种法治过程，要求伊斯兰国家法律与宗教分离，这意味着法律与信仰的分离，也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很显然，伊斯兰法的发展陷入了一种困境：首先，要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必须要有一套现代法律，而西方法因文化价值上的差异而难以得到认同，但独创一种新的符合原价值取向的现代法律又大非易事；其次，传统的伊斯兰教价值取向，本身就与现代法律不相协调，传统法律更多是倾向价值合理，而现代法律则倾向于目的合理性，在传统价值上构建现代价值观必然困难重重；最后，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从未受到任何冲击，奉行的是政教合一体制，法律是宗教的法律，国家是宗教的国家，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国家、法律“三位一体”，这种体制很难打破。

但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难，伊斯兰国家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们在神学理论上，更新观念，以理性、进化论，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律学说，逐渐构成了伊斯兰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当代伊斯兰法正在从精神圣坛走向物质领域，这场改革也同样渗入婚姻家庭领域。

三、伊斯兰法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基本含义是用国家的、社会的、人定的原则和规范取代上帝真主的意志、取代注重人内心与思维的宗教信仰、取代法的宗教含义与精神强制性。伊斯兰国家法律的演化，受世界潮流影响也日益脱离宗教色彩而开始世俗化。具体表现为：

（一）当代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逐步认可了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分离的事实，改变了视宗教思想为唯一法源的理论，制定了许多世俗法，构成伊斯兰国家法律体系的世俗部分。而沙里亚与世俗法相互融合，并行不悖，形成了伊斯兰国家二元化的法律格局。在世俗化过程中，宗教法被限制到只适用与婚姻、家庭、遗嘱继承等有关的穆斯林私人身份案件，而在具体法律行为方面，如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等领域，则明显偏向于世俗法，这就形成了伊斯兰国家宗教法与世俗法的二元化。

（二）伊斯兰国家宪法的颁布是伊斯兰法世俗化的突出表现。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世俗化的烙印。在历史上，伊斯兰宗教法的实施得到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机构强制力的保障，伊斯兰法的长久不衰，同样得力于阿拉伯帝国的认同和推行。而当世俗政权取代哈里发制度后，制订世俗化的宪法以巩固其政权就成了必然。

（三）伊斯兰法存在时代局限性，这为世俗法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伊斯兰法主要是在《古兰经》、《圣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随意性很大，很难适应多变的社会需要。因为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活动，也有精神活动之外的物质生活、经济事务，这些活动如全由原伊斯兰法来规范是不现实的，因而必须要有世俗法的存在。同时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法庭之外，还设有其他世俗法庭，诉讼活动的世俗性也决定了法律运行机制的世俗性。

四、伊斯兰法的复兴

20世纪60年代末，伊斯兰世界的法律改革发生了一种逆转，表现为一些国家断然宣布废除原来取自西方的法律、重新恢复适用传统的伊斯兰法，这种转变被称为“伊斯兰法复兴”。

伊斯兰法复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和对法律世俗化的不满。60年代末，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阿拉伯国家的纷纷独立，阿拉伯与西方关系趋于紧张，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倡导下，中东地区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成了一些国家的革命和突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要恢复昔日“纯洁的穆斯林社会生活”，就应以反映真正伊斯兰价值准则的“原初教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清除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这种观点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面旗帜。它在利比亚、伊朗、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从而把自下而上的的复兴热情变成为自上而下的复兴行动。同时，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国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革，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列强施压和逼迫的结果。经过长期的改革，传统的宗教势力大为减弱。改革的初衷是想要增强政府的行政效率、迅速发展经济，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来势力特别是西方国家侵略和干预的目的，但改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它使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强烈冲击，使大多数穆斯林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怀旧心理；其次，这些国家世俗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过程，伊斯兰国家饱尝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之苦，对西方法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第三，近代以来的西方化改革，始终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灌输的，政府往往采取强硬措施，这引起了穆斯林民众的抵触情绪；第四，世俗化的改革中存在许多弊端，其中主要是政府专制腐败；第五，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引进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导致社会秩序不稳；第六，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被急速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加上外来的西方文化价值与传统文化价值相冲突，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引进的西方法律又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上种种都是导致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诱因。

最先采取恢复伊斯兰法实际步骤的国家是利比亚。1971年10月28日，利比亚正式宣布恢复伊斯兰法，随后颁布了一系列刑事和民事法律，恢复传统伊斯兰法的一些主要制度。随后，巴基斯坦、伊朗、苏丹等国也开始恢复伊斯兰法，这些恢复伊斯兰法的思潮和行动，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伊斯兰法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渊源的变化。在中世纪，《古兰经》、《圣训》是阿拉伯帝国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最权威的法律渊源。但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法律改革使之成为辅助性渊源。即只有在无明确的立法规定时，才可作为法官判案的参考依据。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些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关于伊斯兰法作为法律渊源的规定发生了变化。1971年，利比亚的一项法律宣布“伊斯兰法是一个最主要的渊源” ^[4]；1973年《苏丹宪法》的9条规定“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惯例是最主要渊源” ^[5]；在埃及，1980年通过全民公决决定修改宪法，原宪法规定，伊斯兰法只作为埃及立法的“一个主要渊源”，新的修正条款规定伊斯兰法作为埃及立法的“主要渊源”^[6]。从而把伊斯兰法的地位突出出来，高于其他渊源而不是与它们并列一起；一些国家甚至把原来宪法中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改为“一切权力属于安拉”。

（二）确保法律与伊斯兰原则相一致。在巴基斯坦，早在1956年宪法的第198条规定“任何制定法都不得与《古兰经》所规定的伊斯兰禁令相抵触，并应使现存的法律与伊斯兰禁令保持一致”。为此，宪法规定设立由总统任命的咨询委员会，负责监督议会立法，就如何使现行法律与伊斯兰法保持一致提出建议。1973年宪法确立了这一原则。伊朗在霍梅尼掌政后，也赋予伊斯兰法以最高权威。伊朗1979年宪法第4条、第72条和第170条宣布，立法不得与官方的宗教原则和命令相抵触，一切与伊斯兰原则相抵触的法律都无效，为此还设立了最高司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利比亚也在1971年的一项立法中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主要职能是负责审查当时生效的法律是否与伊斯兰原则相一致，并起草新的法律，以废除和取代违背伊斯兰原则的法律。科威特和埃及分别从1977年和1980年开始对当时通行的和新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确定它们是否与传统的伊斯兰原则相一致。

（三）恢复传统刑法。在19世纪，无论奥斯曼帝国还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巴基斯坦当时作为组成部分），都废除了传统的伊斯兰刑法，而代之以从欧洲大陆国家引进的世俗刑法制度。但是，由于刑法在《古兰经》中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并且在近现代的法律改革中基本上被废除。因此，在伊斯兰法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刑法便成为一些国家关注的核心内容。

在1969年利比亚革命的第二天，新政权就发布了禁酒令，1972年10月11日的法律恢复了伊斯兰法关于盗窃罪和抢劫罪的规定。1973年10月2日颁布了关于通奸的法律规定。巴基斯坦1979年也颁布了《经定刑执行法》，1979年颁布了《对财产犯罪法》、《通奸犯罪法》。伊朗1982年颁布了《犯罪惩罚法》，规定对饮酒者处以鞭刑，同时恢复了对盗窃者处以断手的传统刑罚，还恢复了关于对杀人和伤害行为实行同态复仇的传统规则。

（四）传统民商法原则的恢复。在民商法领域，《古兰经》涉及的内容不多，而且也较为笼统，后虽也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但不能适应现代民商关系发展，遂被西方引进的民商法所代替。而当代伊斯兰法复兴过程中，民商法领域并不像刑法那样全面恢复，只是某些基本原则被一些国家恢复。

在恢复传统民商法原则方面最积极的是伊朗。1979年7月，伊朗政府就下令将所有私人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绝大部分大中型工商企业收归国有，随后又将两家大型报社收归国有，并将无数私人公司国有化。1983年，伊朗对原《民法典》进行了修改，以伊斯兰法原则为基本制度并颁布了新的《民法典》和《商法典》。这两部法采用了原法典的西式结构，但废除了原法典中所有非伊斯兰法的内容。巴基斯坦于1980年制定了《天课和什一税法》，恢复了古代伊斯兰法的内容，把天课变为一种强制的税收制度。苏丹于1984年的《民事交易法》中也废除了原来的《买卖法》、《契约法》、《代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新法第6节规定“法院在适用本法规定时，……应以伊斯兰法原则和1983年《司法判决渊源法》中的规则为指导” ^[7]。此外，伊斯兰法的复兴还涉及到了婚姻家庭某些传统规则的恢复，传统司法组织的恢复等。

少数几个伊斯兰国家带头，影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并采用政府立法的形式，把伊斯兰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虽然理论和立法在实际中存在脱节，但总体而言是实现了伊斯兰法的复兴。

综上所述，伊斯兰世界的法律发展历程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在各种因素的冲突与妥协中，努力寻求着适合的发展方式。它的西方化、现代化、世俗化发展均体现了伊斯兰世界社会进化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标志着伊斯兰法的法律文化在经历了近几个世纪衰微后，迈出了至关重要的改革步伐。但在改革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在寻求一条中间道路，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交织，新的规定与传统法律并行。如今的伊斯兰法既不是中世纪古板僵化的教条教义的重现，也不是任何形式的西方世俗法的翻版，它已在物质文明发展与维护信仰不变方面形成了妥协和统一。

注 释：

[1]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页。

[2]阿兰•沃森，贺卫方泽：“法律移植沦”，《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辑，第61页。

[3]约瑟夫•莎赫：《伊斯兰法概论》中“伊斯兰法的性质”一章。

[4]A.E迈耶：《利比亚对伊斯兰刑法的恢复》，载D.H德怀尔编《中东的法律和伊斯兰教概述》，1990年（英文）版，第103页。

[5][7]S.H.阿明：《中东法律制度》，1985年（英文）版，第339页。

[6] A.E迈耶：《穆斯林中东的法律与宗教》，载《美国比较法杂志》第35卷，1987年冬季号，第138页。

作者：黄跃庆

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篇2：

当法律撞上社会

“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差距是法律与社会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小到日常的乱穿马路、乱丢垃圾，大到严重的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没有任何法律得到了完美的执行、充分实现了其目的，区别只在于违反的比例与后果的严重程度。然而这一包罗万象的领域却犹如一张有待完成的拼图：丰富多彩但缺乏条理与线索，令人眼花缭乱、迷途难返。因此，建立一个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框架，指明该领域的基本问题、基本进路与基本观点，在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继续将各类差距研究整合成一张地图，实有必要。

勞伦斯·弗里德曼所著《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就提供了这样一张地图：他以法律的“影响”为核心构建起一个研究大纲。所谓影响，是指与某些特定法律、规则、教义或制度有某种因果关系的行为，而影响研究则从逻辑上环环相扣的三个方面展开：影响的前提、类型与原因，前提是法律信息的传播，类型是从遵守到不遵守的行为光谱，原因则包括法律赏罚、同侪压力与心理作用。这一大纲能使现有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法律与社会差距研究各就各位，进而得出某种中观结论，为“法律对社会的影响有限”这一现象提供参考答案。

具而言之，在影响的前提方面，其预设是不为人知的法律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于是法律信息的性质、传播的对象、传播的机制就成为值得追问的三大问题：人们接收到的法律信息是正确还是错误、清楚还是模糊、全面还是片面，是否混淆了规则与标准、法律与社会规范、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谁比谁更了解法律，所谓“法盲”就一定不懂法、法律执业者就一定懂法吗？什么才是可靠的法律传播机制，媒体与影视作品的“普法”可信吗？回答这些问题以后，才能继续讨论法律对人的行为有何影响、为何有影响。

在影响的类型方面，其基本观点是遵守与不遵守的二分法难以适用于所有法律部门，更无法囊括两极之间广阔的不确定地带。对刑事与商业规制领域而言，遵守/不遵守是合适的术语，但对民事领域而言，使用，不使用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等或许更为恰当。然而，为少交税而进行更多慈善捐赠，为避免被捕而与执法者斗智斗勇，为避开医疗诉讼而采取更多防御性医疗，为离婚而精心安排一场出轨表演等，并没有直接违反法律，要称之为守法用法也略显勉强，甚至“法律规避”“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都不完全贴切。弗里德曼认为，以“调适”概括之或许较为妥当，能够有效代表守法/不守法、用法/不用法之间的行为变化光谱，充分揭示法律对人的行为之影响的复杂性。

在影响的原因方面，法律赏罚既通过提高执法概率或加重惩罚后果的方式来阻却特定与不特定的违法者，实现使罪犯不再犯的特别威慑与使民众不敢犯的一般威慑，又通过赏金、补贴、费用减免乃至更不易察觉的架构与助推等方式来激励人们守法用法，更有效率地维持社会秩序。同侪压力是声誉机制的另一种表达，通过社会规范的作用使人从事法律所期待的行为，典型表现为前现代熟人社会中的各种耻辱刑，并由于互联网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增加了弱关系的数量、增强了强关系的强度，因此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还能升级为数字化的普遍性社会信用制度。心理作用则深入每个人独特的思想感情，通过特定的意识，如对法律正当性的认同、道德规范的内化、信任法律或认为法律公平，乃至无意识的自动化行为，令人们自愿守法用法。各因素的内部构成十分丰富，彼此之间还会发生相互作用，不仅会协同一致，共同促进法律实施，也会发生矛盾冲突，导致法律影响的实际图景尤为复杂，甚至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力，反抗执法。如何对此进行描述与分析？作者借助的工具是所谓“威慑曲线”。

以执法概率或惩罚后果为横坐标，以威慑效果为纵坐标，得到正向相关的一条曲线便是威慑曲线。它是曲线而非直线，说明因果关系并不是线性，而且边际效果是递减而非递增。换言之，提高执法概率或加重惩罚后果能够带来的威慑效果是越来越少的，在一定数值以后甚至趋近于零。这一特点的经验意义在于：许多人是不受威慑影响的，因为他们要么是极端的守法者，要么是极端的违法者，其固有偏好无法被威慑改变，比如普通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象自己杀人越货，而某些恐怖分子、反社会分子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惩罚阻却。所以，讨论威慑问题需要集中关注可以被威慑的人，否则就会导致执法资源的浪费。

刑罚的威慑效果呈边际递减，增加一倍刑罚不会减少一半犯罪，犯罪越严重越不受刑罚影响：这本是一个常识。事实上，即使是偏经济学进路的学者，也不会把人当成机械反应的装置，毕竟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中再常见不过的现象。商品的价格越低，其销售数量就越多，但二者同样不是线性变化的：十块钱能够卖出十件商品，并不意味着五块钱就能卖出二十件。类比到法律领域，无过错离婚法降低了离婚的成本，增加了离婚的数量，但并非成比例。大多数人仍想维持婚姻，对新婚夫妇或恩爱伴侣而言，成本对离婚毫无影响。反之，婚姻冷静期提高了离婚的成本，也不会成比例地降低离婚数量，仍然有人无论如何也要离婚。

但明确指出威慑犯罪的非线性变化，承认法律影响的边界与局限性，并以此指导法律的执行，甚至定量地考察法律的影响，仍有意义。这提醒我们慎用法律的赏罚，更经济地规划法律的实施方案，更多考虑并使用法律以外的因素来影响人的行为。就像美国历史上的禁酒法令，同样尝试用法律来影响人们的日常饮食，但完全无法禁止酒精走私、私自酿酒与地下酒吧，最终以失败收场，正因为没有考虑威慑曲线的具体形状，误判了法律对此的影响能力。

作者对威慑曲线最为重要的应用在死刑问题上。死刑针对最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但对这些犯罪而言，威慑曲线迅速变平，不必施加死刑，大多数人就已被威慑，不可能从事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的行为;而即使施加死刑，也不会对极少数一时冲动或具有反社会人格等极端情况的犯罪分子增加多少威慑作用，徒增惩罚的成本与争议。更何况，死刑判决与执行之间巨大的时间间隔已使死刑无限接近于终身监禁，这就更降低了死刑相比于终身监禁所能产生的边际威慑效应。

从根本上说，这一曲线所反映的是多元规范与多元秩序的存在，是统一的法律遭遇多元的社会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法律的影响，还受社会规范、个人准则的制约。当后者与前者一致时，往往无须法律也可以存在法律所欲的秩序，亦即那些不必威慑者的存在，比如一辈子循规蹈矩，甚至没有乱穿马路、乱丢垃圾，更侈谈杀人越货的人;而当后者与前者不一致时，或许仍有秩序，但可能并非法律所欲，又或许就完全不存在秩序，亦即那些不可威慑者的存在，比如黑帮分子、恐怖分子、叛乱分子。这一多元存在也说明了国家法律并非行为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受法律否定的行为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无须法律的秩序、公民不服从乃至革命都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正当性基础。

威慑曲线对我们认识犯罪与刑罚助益良多，但仍有其局限或缺陷。首先，上文已述，威慑曲线事实上只是对常识的提炼，甚至没有超出经典经济学的认知射程。作者反复批判的经济学僵化思维，或许只是一种稻草人谬误，将自己对于经济学的刻板印象强加于人，其实没有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会接受完全线性变化的价格曲线。而从经济学视角评判，威慑曲线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可以帮助理解许多现象，但进一步的分析乃至预判能力不足，换言之，威慑曲线并未真正数学化，无法作为精确计算的工具使用。但以作者的逻辑观之，这一精确的数学化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难以为数学公式所概括。于是威慑曲线的概念性与粗糙性就不可避免。

抛开前述操作问题，这一经济学渊源还决定了威慑曲线的概念解释力也是有限的。作者以威慑曲线来论证死刑的非必要性，其内在逻辑是圆满的，毕竟以威慑为目的，死刑的作用相当有限。但跳出其外则会看到，刑罚的目的与功能并不限于威慑，还包括更为基本的报复：死刑确实对加害者不具很大影响，但对重大犯罪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而言，死刑或许是他们能得到的唯一心理慰藉，是善恶有报、因果循环的朴素正义感之确证。就此而言，死刑仍然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否则没有得到心理满足的受害者很可能自行采取报复手段，而这引发的报复循环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

诚然，这种因果报应的思维在作者看来必然是原始乃至野蛮的。文明、民主的社会应当更加致力于保护被告人权利，避免国家权力对个人的过分干涉，同时倡导相互理解与体谅，不应当用一个错误来纠正另一个错误。但站在实事求是的法律与社会研究立场，而非预设结论的教条主义立场观之，这种最基本的报复情感应当受到承认，而且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非一句纵容民粹主义的托词，而是集体情感与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再度确认。因此，保留死刑但慎用死刑，或许是更为折中而妥当的解决方案。如果一味考虑经济效益而废除死刑，很可能产生不可见的社会动荡成本，甚至导致共同体的瓦解，而这些往往是精于计算的经济学人所容易忽视，而执法者、执政者又不得不考虑的。

上述威慑曲线的固有问题事实上折射出整个影响研究框架建构的内在困难。由于作者所欲统合的各个细分领域早已成熟完备，因此前述建构能总结出的最大公约数十分有限。对例如税法、死刑、商业规制和法院判决研究而言，在可共同适用的影响研究总体框架以外，仍然存在因学术分工的细致入微而产生的差异极大的其他研究细节。因此，该建构依然没有逃脱为具体研究提供工具的命运，没能将具体研究统一到一個更高层次、内部可对话的研究总体中来。作为入门教科书，它是完全合格的，但作为学科宣言与研究大纲，或许仍待改进。

统一之难不仅在于研究领域的多元，还在于研究进路的参差。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等跨界学科已经相对发达或至少成型，各自的基本假定、研究工具、主要观点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以法律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为例：法律经济学主要以个体理性为基本假定，以数学分析为研究工具，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各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法律社会学则反其道而行，认为个人不是完全理性的，集体对个人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力，社会调查则是其研究工具。上述差异之巨大与根本更使人怀疑影响研究的统一性是否只是虚幻。

此外，更重要的是，作者看似主张研究进路多样化，批评经济学的大一统倾向，但实质上遵循的仍然是经济学进路，其他学科往往只是作为经济学论证的修正或补充。这一本质固然减轻了学科碎片化问题，却又强化了作者论证的局限性，执泥于死刑的威慑效果与经济收支即是显例。

事实上，上述统一学科建构之难同样是当代中国社科法学（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瓶颈所在。这一学科建构以经验研究对抗法教义学，试图将法律还原到其得以生成的社会土壤中，与弗里德曼强调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出一辙。但教义学具有精致的理论体系，为具体的问题提供了可批量生产、可重复检验的分析工具。反观社科法学，则亦如弗里德曼的影响研究，仿佛一盘散沙。必须承认，该标签在发展初期确实有团结少数的统一战线作用，但继续发展则面临像弗里德曼一样难以拿出更高层次统一纲领的困难。

要想增强社科法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各“法律××学”研究就有必要回到各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中去，但这或将更为撕裂统一的社科法学阵营。实际上，经济法早已在强调规制分析中的经济学视角，以对抗官僚主义的行政视角，从而建立“独立学科”。社科法学能为经济法带来的只有修补乃至否定经济分析的其他学科，因此难以对后者实施兼并。其他跨学科法律分析亦然，盲从于不同学科的对话与沟通，或许只是学艺不精、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体现。在学术分工已极为细化的当下，建立大一统社科法学或许有点逆潮流而动的味道。

具体研究的政治倾向则是一个老生常谈但往往被人忽略的问题：法教义学往往用所谓基于逻辑的教义分析来掩盖自己不过是“把东西放进口袋再拿出来”的预设立场与结论，而社科法学则如弗里德曼，运用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来完成同样的“先定后审”的把戏。作者或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隐藏在理论工具之下，给人一种价值中立、科学分析的错觉，实则比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更危险。因此，如何更明确地表达、更有效地讨论政治倾向问题，既不异化为思想渗透，也不沦落为观点互喷，值得学者深思。

加缪有言：“最细微的碰撞，都能让我们的存在根本产生动摇。连一道光瀑的泻下，都可以从中看到永恒。”弗里德曼的这本小书，或许能够引起更多人对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思考或者批判，从而使法律与社会的碰撞产生更多更有意思的理论火花。

（《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劳伦斯·弗里德曼著，邱遥望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作者：邱遥堃

禁酒道德与法论文 篇3：

“禁而不止”的禁酒令

摘 要： 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18条（禁酒令）。1920年，禁酒令正式生效，开始了美国历史上长达14年的禁酒时代。作为美国禁酒运动中最重要的成果，禁酒令给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并最终于1933年被废止。文章通过分析禁酒令背后的社会问题，揭示禁酒令失效的原因。

关键词： 禁酒令 社会问题 失效原因

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利弗法案》，禁止用粮食酿酒，并授权总统禁止制造其他酒精饮料或向军营销售酒精饮料和进口各类蒸酒。“禁酒”一词开始出现在联邦法律条文里。全国禁酒的时机随着一战爆发而成熟，战争给了主张禁酒者一个最为充分的理由，它包含三个方面：第一，由于酿酒消耗粮食，面对战时物质紧缺的事实，禁酒成为解决粮食紧张的一剂良药；第二，士兵在战场上，如果酗酒则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①第三，出于对德国的战恨，美国人对德国的啤酒，以及德国所发明的蒸汽酿酒法也十分反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禁酒主义者把从19世纪初便开始的禁酒运动推向了高潮。1917年美国国会提出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明确指出：“（第一项）本条经批准一年后，凡在合众国及其管辖境内制造、售卖和转运足以致醉之酒类，均应受到禁止，并不准输入合众国或自合众国输出。”1919年10月，与宪法相配合的《沃尔斯特德法》获得国会通过，关于酿酒的战时禁令在战后继续实施，任何含酒精量为0.5%的饮料均为酒精饮料；禁止在禁酒令生效后酿造、出售这种饮料。为配合实施禁酒令，联邦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禁酒局，并指派专人代理监督禁酒的实施工作。于是，在1920年1月16日，美国全面迎来了长达13年的禁酒时代。但是，禁酒令的背后，却是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禁酒令背后的社会问题

（一）私酒盛行。

根据宪法的规定，酿制、转运和贩卖酒类都属于违法行为，实际上除了医疗和圣餐需要外，政府全面禁止酒在公共场合出现。但是，这一法律规定并没有打消制酒商的逐利念头，酒精的酿造、转运和贩卖都转入了地下进行。“酒类走私者从加拿大穿越五大湖，从泊在离海岸三里外的大船上向美国贩运酒类（这类人被称为Mumrunners）”。②在当时，“小船很容易地从古巴把大量的酒类运送到佛罗里达和山地各州”。“从缅因州到迈阿密，在离每个港口三英里限制以外的海上航行着装着各种酒类的海洋运输船队。由摩托艇把这些货物送上岸，它们速度之快使海岸警卫队或禁酒局无法抓到他”。③可见，这些走私者装备精良，经验丰富，所选择的航海路线比较隐秘，不容易被禁酒局人员发现。

比走私更为方便的，是在美国本土私酿酒类。以下是非法酿造的情景：

“加利福利亚和纽约州内有求必应的葡萄园里提供了一桶桶的葡萄汁，只要花一点时间，放一点蛋糕酵菌进去，便可以把它变成无与伦比的人间甘露；一车车的葡萄运到了意大利和希腊裔的美国人那里，然后用传统的制酒机榨出汁液并进行发酵”。④

这些“人间甘露”与平常的葡萄酒无异，只是酿制秘密进行而已。在当时，私酿酒类主要分为三种：圣餐用酒、医疗用酒和工业用酒。根据法律规定，酿造用于宗教仪式的圣餐用酒和医疗用酒是合法的，因而用于宗教仪式的葡萄酒在实行禁酒的前两年消费量一下子上涨了80万加仑。而很多药剂师可以自由地开出酒的处方，因而也大大促进了私酒的消费。⑤此外，工业酒精的生产更为私自酿酒者提供无数绝好的机会，许多允许制造的工业酒精被转化成了酒类饮料。一些违法者甚至将工业酒精兑水酿洒，造成了大批饮酒中毒而死亡或失明的案件。⑥

在销售方面，秘密的非法酒馆取代了正式的酒吧，⑦私酒馆取代了正常酒店，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光顾当地的私酒馆，甚至在一些州花上10美元就可以在杂货店货架上得到一瓶英国的杜松子酒。⑧

尽管禁酒令颁布了，但是美国人民的饮酒习惯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享用酒的渠道。一些家庭妇女为维持生计或增加收入，悄悄地在自己家里酿造酒，秘密接待到访的“客人”，穷人可以走进商店的后堂享受杯中之物，富裕者则专门有人给他们送上门，书房成为掩人耳目的酒吧。⑨大学生坐在澡盆里喝杜松子酒，鸡尾酒会也日益盛行。⑩

（二）黑帮犯罪与官员腐败。

政府越禁酒，私酒就越盛行，酒价就越高，就越会激发酿酒商的生产动力。巨大的利润催生了地下酒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促进了黑帮的发展。林格在《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一书中说：“想到有组织的犯罪，人们便不能不想到禁酒，因为正是禁酒导致了有组织的犯罪的产生。”“据估计，在禁酒时期，美国每年消耗的私酒至少达到1亿加仑。”{11}在禁酒令实施的背景下，居然存在数量如此庞大的私酒，说明了政府对于禁酒的力度是够的。

黑帮用售酒所得款项贿赂政府官员，从而得以在政府官员的庇护下经营酒吧。在禁酒之前，黑帮已经走私酒类。，在禁酒令颁布后，他们的活动有增无减。在20年代，最大的芝加哥黑帮头目艾尔·卡彭不仅违禁法令经营酒业，而且是坏事做尽。“他不仅在芝加哥开设了酒店、赌场、妓院和毒品馆，而且拥有一支1000人左右的私人军队，专门从事各类非法活动。他们的活动得到了私酒者的资助，并很快发展了一套自己的遍及中西部地区的酒类生产和销售体系”。{12}在艾尔·卡彭经营下，私酒生意越做越大，每年获利都在1.5亿美元以上。黑帮一方面经营酒业，另一方面暗中贿赂政府官员。他们每天向高级政府官员支付报酬，让其大开政治保护伞，使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被判罪的。1931年，艾尔·卡彭因为所得税舞弊罪被判11年监禁，但又因为“表现良好”得以提前释放。

此外，黑帮之间为了争夺对私酒的控制，还进行械斗、暗杀、抢劫运酒车、破坏对手酒厂等犯罪活动，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安全威胁。1924年，卡彭帮射杀了乔治·莫兰帮成员。“单是芝加哥一地，因划分地盘不均引起的内让而死的匪帮就不下千余人，其中最剧烈的一次黑帮内讧中使用了炸弹从空中袭击伊利诺斯州威廉森县的一家私酒酿造厂”。{13}黑帮之间的内讧，造成了社会不安，对美国人民生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三）损害法律尊严

尽管禁酒令出台了，但是仍有很多人违法饮酒。走私酒类和黑帮组织的盛行，部分政府官员的包庇犯罪，使得人民对禁酒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法律尊严大大下降。“禁酒令实施的后果在于，它迫使个人自己去做决定他是应该打破这项法律还是遵守它，这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了尊重”。“假如你不得不违反少数令人不快的法律，那么你很快就会蔑视它们并同样蔑视所有的法律”。{14}“据统计，在禁酒期间，政府总共逮捕了50多万人，其中30万人被判刑，这些被逮捕和判刑的人中大部分是平时守法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人”。{15}一些人觉得法律干涉了他们的自由，因而对禁酒令相当反感。特别是欧洲移民，他们当中不乏天主教徒，而天主教规是允许饮酒的；有些爱尔兰裔嗜酒，这些移民对于禁酒令相当不满。眼看法律不可行，禁酒过程又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他们便对禁酒法不屑一顾，使得美国法律的尊严极大地下降。

（四）造成民主党分裂。

从1920年到1932年，共和党继续施行禁酒，因而他们的队伍在禁酒运动上没有太大的分歧。相反，除其他问题外，民主党人在禁酒问题上却分裂得十分厉害。城市里的民主党人憎恨它，但南方的民主党人却为它唱起了赞歌——虽然往往还一边继续喝着酒（幽默家威尔·罗杰斯讽刺说，密西西比州的选民如果能够摇摇晃晃走到投票站的话，他们或许会投票赞成禁酒）。{16}

二、禁酒令失效的原因

1920年正式生效的禁酒令，为什么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会出现“禁而不止”的情况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饮酒是人的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文化所在，用立法的形式限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违背人性的。

酒作为一种饮料，具有杀毒、驱寒、振奋精神的作用，更是节日、婚庆等活动必不可少的饮品。自古以来，酒就成为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古埃及有葡萄酒之神俄赛里斯（Osiris），古希腊神话里有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古罗马神话里有酒神巴克斯（Bacchus），《圣经》中记载诺亚亲自种葡萄酿酒。酒深深地与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另外，在20世纪的美国，工人可以在酒馆里交流思想，倾诉生活的悲苦，在彼此间形成认同感；一般民众更多地享受饮酒给生活带来的乐趣；上层人士则可以通过酒宴进行人际交往。

酒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法律的制定也是需要依据的。法律是根据一个国家的社会风俗、民情等综合因素考虑而制定出来的。美国用立法的形式禁止饮酒和贩酒，实质上就是用法律规限道德和社会风俗，忽略了美国人饮酒的传统。在禁酒令颁布前，尽管清教徒的节制思想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但是也提倡适度用酒，没有完全禁止酒的饮用和贩运。

“禁酒令出台后规定，任何含酒精量为0.5%的饮料均为违禁酒精饮料，这也就包括了淡酒和啤酒”。对于很多喜欢啤酒的民众来说，这显得过于严厉。据统计，卡彭贩卖私酒的收入大部分是卖啤酒得来的，{1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众对于啤酒的需求是十分大的。大体上说，如果禁酒领导人认识到大多数对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反对是由于禁止出卖啤酒和淡酒，禁酒也许会成功。在修正案批准以后，威斯康星、马萨诸塞、纽约、马里兰和新泽西等州的立法机关立即通过取消酒馆和禁止卖买烈性酒的法律，但允许出售淡啤酒。反酒馆院外集团成员不接受这种在执行上的微小偏差，强迫通过《沃尔斯特法》，并认为这些州的啤酒法有违宪的嫌疑。“没有禁酒的州”的官员和人民群众，必然不仅不尊重禁酒法，而且开始对禁酒政权展开无情斗争。{18}

压力越大，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很多温和派人士因此转而违反禁酒法。禁酒令出台的目的主要是应对社会出现的种种因酗酒而造成的家庭暴力、种族对立等社会问题，并非单单在禁酒本身。像枪支一样，酒本身不会导致罪恶，只是饮酒人的思想决定了自身善恶。即便禁了酒，也还有毒品，还有卷烟。酒并不是社会问题的唯一诱因，而是社会问题表达的形式。假如当时社会各种诉求能够畅通地表达，民众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借酒消愁的情形。禁酒令首先必须合情，其次才是合法。对于酒业，美国政府应该允许酒业的正常经营，并把酒业纳入其管理范围，而不是让其在地下发展，提供让罪恶滋生的温床。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度的禁酒是可行的。

此外，禁酒令本身的基础并不稳固。20年代禁酒运动的中心是在中西部的农业州，虽然一度遭到东部一些州的反对，但是禁酒运动还是借助于一战所带来的爱国主义激情而促进了禁酒令的通过，如美国历史学家杜蒙德所言：“虽然东部州拥有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宪法却是可以违反这12个州的愿望加以修改，只有另订一项修正案才能废除这一修正案，可全部人口不到600万的12个小州却可以阻止另订一项修正案。”{19}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是抵制禁酒运动的。就全国的实际情况看来，诸如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伊利诺斯等这些拥有大量外国出生人口的州，大多数人是反对禁酒的，许多人认为喝酒是个人不可侵犯的一种权利，禁止喝酒是对人身权利的粗暴侵犯。这类群体的美国人不但不支持禁酒，相反还团结起来，开展反对禁酒的斗争。“在纽约、巴尔的摩等地一度出现了反对禁酒的集会和游行，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骚乱和请愿，美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要求对禁酒令进行修改，维护工人们喝啤酒的权利，等等”。{20}

（二）禁酒令缺乏可操作性，充满欺骗性。

美国第一任禁酒局长曾保证：“再也不会有人造酒，也不会卖酒，送酒或用任何东西在地上、地下或空中运酒。”但是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美国幅员辽阔，单靠禁酒代理人的努力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美国禁酒局的力量也非常有限，“1920年，禁酒局只有一千五百二十个代理人，十年以后增到二千八百三十六人”。{21}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执法人员微薄的薪水，1920年，大多数禁酒执法人员的薪水是每年1200至2000美元，直到1930年，也只有每年2300到2500美元。{22}

“结果是，禁酒法的实施并不普遍，在那些舆论反对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而且由于许多代理人品质恶劣和硬性执行往往引起暴力和腐化的地区，禁酒大都是无效的”。{23}实质上，当时的政客已经知道禁酒是不可行的，但是为了应付院外团体，获得妇女等禁酒派的支持，因而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即一方面要满足禁酒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兼顾造酒商的利益，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法禁而实际上不禁。一些政府官员从仓库里偷出藏酒卖给贩酒商，甚至哈定总统还在夜总会中饮酒，可见禁酒令背后所隐藏的是政客的伪善。

（三）禁酒令侵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

在执行禁酒令的过程中，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使人民担心宪法赋予个人的权利成了空头支票，人权处于危机之中。禁酒人员为了执法，不惜搜查公民的汽车、窃听公民电话；法院也不顾及公民的控诉，直接判定禁酒人员合法，极大地违反了宪法修正案“人人具有人身、住所、文件及财产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捕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查的地点，必须搜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令”的规定。{24}

这种为了执行法律而罔顾宪法精神的行为，一旦继续下去，必然对美国人所崇尚的“天赋人权”原则造成极大的损害，国家权利也会因此膨胀，个人权利随之被剥夺，这是人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些禁酒主义者也纷纷加入到反禁酒的行列，发出废止禁酒令的呼声。

（四）妇女禁酒联盟力量的减弱。

作为禁酒运动的主体，妇女推动了禁酒令的出台。但是禁酒只是妇女运动中的其中一个目标，她们的首要任务是争取选举权，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地位。一旦这个目标达成了，并以法律的形式把成果巩固下来了，她们便失去了奋斗目标，禁酒的力量便削弱了。尽管此后妇女还在参与禁酒运动，但是运动的力量已经不比当年了。可以说，禁酒运动在妇女运动中处于附属地位，妇女在禁酒过程中争取了自己的话语权。过去，妇女在家中成为丈夫酗酒的受害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们没有财产权和选举权，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现在她们获得了选举权，得以通过禁酒法限制丈夫酗酒，限制家庭暴力的目的也达到了。另外，随着一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享乐至上的消费主义也逐步影响了部分妇女，她们获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广大的美国妇女把同男子一样吸烟、喝酒、参加各种聚会视为男女平等的一个标志，妇女也由原先禁酒运动的中坚力量开始成为禁酒运动的一种瓦解因素，美国妇女的禁酒运动开始转入低谷。“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开始不满禁酒带来的社会弊端，主动放弃禁酒立场，投入到了同样是为了保护家庭和社会正义的反禁酒运动当中”。{25}

三、结语

在禁酒令的遮盖下，私酒业迅速发展，改变了人民饮酒的方式。黑帮在酒业中迅速发展，并导致部分官员贪污腐化，法律尊严被人民所轻视，民主党也因此分裂。伴随着美国禁酒运动，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1933年2月17日，《布莱恩法》（BlaineAct）通过，将《沃尔斯特德法》修正为容许3.2%酒精含量的饮料。同年12月5日第21宪法修正案通过，废止了第18宪法修正案。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启示。禁酒令之所以失效，首先是立法者企图以法律作为治理社会问题的主要药剂，把禁酒等同于解决社会问题，罔顾社会民情造成的；其次，禁酒令本身缺乏可操作性，大开法律漏洞，也剥夺了个人的自由权利；最后，作为禁酒的主体力量，妇女在禁酒问题上的松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启示我们，任何一种法律出台都必须经过缜密的思考，不能够仅仅满足一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做到合情而又合法。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多种途径去解决，而不能万事皆依靠法律。否则，最终会导致法律失效。

注释：

①方堃.禁酒立法四十年.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45.

②杜小惠.Bootleg与美国历史上的Prohibition.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③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2：492.

④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2：492.

⑤［美］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著.美国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492.

⑥李慧.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3.

⑦［美］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著.美国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492.

⑧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2：494.

⑨李慧.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4.

⑩［美］阿瑟·林克（Link，A.S.），威廉·卡顿（Catton，W.B.）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45.

{11}策乐山.美国的罪与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09.

{12}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2：493.

{13}董乐山.美国的罪与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10.转引自李慧.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5.

{14}Anonymous：The Realstory of a Bootleggar，Boniand Liveright，Inc，New York，1923，p.231，转引自李慧.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5.

{15}samue—E.Morrison，The Oxford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1869—1965，New American Library，1972.Vol.3：237，转引自李慧.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5.

{16}［美］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著.美国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17}［美］阿瑟·林克（Link，A.S.），威廉·卡顿（Catton，W.B.）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45.

{18}［美］阿瑟·林克（Link，A.S.），威廉·卡顿（Catton，W.B.）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44.

{19}［美］德怀特·L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91：218.

{20}Allen.Only Yesterdav：206，转引自郭九林.美国禁酒运动的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83.

{21}［美］阿瑟·林克（Link，A.S.），威廉·卡顿（Catton，W.B.）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44.

{22}Frederick Lewis Allen，Only Yesterday：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 Twenties，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31：207.转引自李慧.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43.

{23}［美］阿瑟·林克（Link，A.S.），威廉·卡顿（Catton，W.B.）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44.

{24}赵一凡：《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49.

{25}郭九林，马威.美国禁酒运动的特点分析.理论界，2010，（7）.

参考文献：

［1］［美］林克，卡顿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美］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2.

［3］［美］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著.美国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4］庄锡昌.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5］［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4.

［6］［美］埃里克·方纳（Foner，Eric）等著.新美国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肖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