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

矿产资源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由于世界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本国的矿产资源实现经济发展，因此就引发了矿产资源的跨国流动。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矿产资源跨国流动始15世纪。在近600年的历史长河中，有400多年的时间是相对发达的国家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资源国进行单方面资源掠夺。进人20世纪以来，全球矿业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 篇1：

陕西省矿产品贸易调查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陕西省矿产品企业生产经营、对外贸易、国际地位等方面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矿产品已成为陕西省进口及转口贸易付汇额最大的商品，矿产品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经营日趋灵活，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保障内需供应具有深远意义。并对矿产品企业后续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物贸易 调查 分析 矿产品贸易

调查显示：矿产品已成为陕西省进口的最主要、占进口总额比重最大的商品。矿产品企业在开展国际市场矿产品贸易过程中，运营模式逐步多样、方式渐趋灵活，拥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和收益，不仅极大促进了陕西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在不可再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电解铜等大宗金属资源国内持续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进口、转口贸易渠道保证了国内市场供给，具有十分长远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概况

（一）矿产品已成为陕西省进口及转口贸易付汇额最大的商品

目前统计数据表明，陕西省从事矿产品贸易的企业共30余家，由于国内资源缺乏的现状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对出口的消极影响，原本占比较小的矿产品出口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但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发展迅猛。2009年，矿产品进口付汇额达17亿美元，占全省付汇总额的37%。2012年，付汇额53亿美元，占全省付汇总额的53%。目前，矿产品贸易企业在陕西省货物贸易收付汇前20位企业中约8家，预计2013年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总额将持续增长，并超过以前各年份。

（二）矿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程度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对矿产品的需求剧增，矿产品贸易由顺差向逆差转变。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矿产品贸易不单以出口创汇为手段，更重视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因素，国内逐渐地增加了短缺能源、金属矿产原料等的国外进口量，中国开始从矿产品生产大国逐渐转型为消费大国。陕西省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付汇额大幅持续增长，既充分说明陕西省企业利用国际优质矿产资源发展经济的势头良好，也凸显了企业利用转口贸易方式扩大收益能力不断增强。

（三）陕西省矿产品企业进口商品以电解铜产品为主要份额

陕西省矿产品企业进口商品以电解铜产品为主要份额，另外还有镍、铅锌矿等产品。2012年，电解铜全球总产量2013万吨，国内电解铜总进口量340万吨，陕西省某矿产品企业1家2012年电解铜销售量就约达93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6%，年进口量约达70万吨，占全国总进口量的21%，说明陕西省矿产品贸易行业企业集中度较高。

二、矿产品贸易优势分析

（一）矿产品进口贸易方式由单一逐步趋向灵活

陕西省矿产品进口由过去一般贸易进口的单一模式，即进口方主要以进口自用或向国内销售为主，逐步转向进口自用、国内销售、转口贸易、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结合操作的、较为灵活的方式，在矿产品报关进口、转口贸易之间选择的主要依据是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比价关系，在较为有利的价格上选择适宜的贸易方式。

（二）企业利用金融工具降低成本、获取收益的能力逐步提高

在进行实物进口及转口贸易的同时，陜西省部分矿产品贸易企业设立了自己的期货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期现结合”的专业操作模式，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两个市场间同时操作，在化解和控制市场价格风险的前提下，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利用国际结算工具，使用境外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对宽裕且成本远低于境内银行融资成本的资金，极大降低企业采购成本。通过在正常的货物贸易交易中合理、组合使用有关国际结算产品、风险对冲工具，使企业在有效控制贸易项下资金成本的同时及时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正面影响。

（三）企业在部分矿产品国际市场已具有一定话语权

转口贸易业务的拓展对促进国内企业国际化、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电解铜消费量中，中国消费量895万吨、占44%，中国电解铜消费量中，陕西某公司供应量为93万吨，占10%，以这家公司代表，陕西矿产品贸易企业中又有3家公司，在国际市场商品定价谈判中，逐渐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四）矿产品进口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深入企业经营理念

目前，国内能源及原材料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陕西省矿产品贸易企业已不仅仅停留在资源的进口和使用上，而是利用进口资源，发展循环经济，通过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不仅扩大了进口规模，而且有利于建立生态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些企业逐步致力于发展循环经济，每年推出新的技术改造项目，采用的精馏烟气余热收尘系统技术、消烟除尘设施改造项目等，开创了国际、国内冶炼工艺技术的先河，被列入陕西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单位。

三、矿产品贸易劣势分析

（一）矿产品进出口政策有很大的随意性

由于进出口政策还不完善，矿产进出口政策很容易收到行政指令以及人为地干扰。也正因为矿产品的资源形势不能从全局角度加以考虑，因此，也无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好的固定地位。

（二）贸易观念落后，交易方式单一

无法在国际上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由于贸易观念欠缺，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均采用单纯的“进口替代”、“调剂余缺”等平衡策略加以解决，而交易方式上则采取较为单一的现货交易方式，这直接造成国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

（三）矿产品出口的创汇效益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矿产品出口创汇额逐渐增加，但是出口创汇额仅仅是矿产品出口增量的结果，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从最近几年的单位产品创汇效益来看，矿产品出口创汇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

四、矿产品贸易机遇分析

（一）国外矿业投资环境为矿业实现国际化合作提供了条件

虽然国内的矿产资源较为短缺，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矿产资源还是较为丰富的。这与陕西省矿业现状实现了很好的互补，也为矿产资源实现国际化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使很多实体经济都受到影响，矿业也不例外。一方面，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很多矿企债务增加；另一方面，矿业企业融资途径少，融资成功率低，很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目前，许多国外企业均出现了现金链断裂的情况，直接导致矿业经济转向了低迷。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均采取了保证矿业领域正常运转的有利政策，这也为陕西省矿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实现全球资源分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陕西省矿产品企业必须尽快适应环境，努力抓住机遇，与周边国家实现共赢。

（二）金融危机促进了“买方市场”出现

金融危机促进了“买方市场”出现，这为我国获得境外矿产资源主动权创造了条件。金融危机导致矿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很多对于矿产品依赖性很高的国家，经济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占有重要资源的发达国家希望借助资源开发利用以增加社会的福利，并且积极地为矿产资源寻找新的市场。另外，我国是国际市场大宗矿产品的主要消费国，是世界上矿产品生产的主要目标市场。所以，在金融危机促进形成的“买方市场”背景下，中国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境外矿产资源的主动选择权，这也为陕西省矿产品企业获取价格谈判话语权创造了机遇。

五、扩大矿产品贸易、促进陕西省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矿产品进口满足了国内各项基本建设对资源性产品的需要，转口贸易由于具有破解不同国家间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用缴纳关税和增值税等诸多优势，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中发展迅猛。为强化陕西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下对外贸易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在保障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下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对扩大陕西省矿产品进口及转口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国有大型企业应重视使用金融工具规避市场风险

国际贸易存在汇率、价格、运输等多方面的风险。经调查，陕西省部分国有矿产品企业拥有自己的矿山资源和冶炼工厂，具有较强优势，但由于责任承担原因，很少采用金融产品和工具来规避风险。对此，企业应树立积极避险的意识和态度、主动规避风险，扩大利润空间。金融机构应积极推介和宣传自己的金融避险工具，为重点客户选择整套适合的避险工具和方案，为企业成本下降和利润增长服务。

（二）促进陕西省矿产品企业做大做强

促进陕西省矿产品企业做大做强，发挥合力、争取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尽管我国及其他国家多次呼吁建立国际矿业经济新秩序、改革矿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但由于国际市场矿产资源企业多数已有欧美等国公司参股，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参股矿产品企业极其敏感，导致中国在国际市场矿产品定价权方面很难有所建树。但我们仍应理性分析市场，从加强自身建设出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规模大、实力强的大型企业，发挥合力，争取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三）鼓励企业走出去，走合作勘探开发及加工之路

为有效增加国内资源经济的增长点，鼓励企业“走出去”，企业走出去是緩解和解决我国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途径。许多发达国家均在积极地探索和开拓海外市场，并将此转化为基本国策，海外市场开拓往往通过跨国公司形式进行国际经营。合作开发可采用就地加工法，为增加矿产品的附加值，可在目的国建立矿产品加工企业。矿产品就地加工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跨国矿业公司的赢利，而且还可以有效减少初级矿产品及加工这些初级矿产品所用能源的进口，从而降低该类产品加工、冶炼对国内环境形成的巨大压力。

（四）节能环保，绿色低碳开发经营

矿产品企业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切实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思路拓宽视野，从全局出发，不盲目上规模和加大产量。通过发展矿产品深加工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节材、节水、降耗技术和工艺，降低资源消耗水平；依靠科技进步加快资源的二次开发和再回收利用，形成“开发——消费——再开发”的良性循环，不仅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而且对环境保护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利用技术壁垒措施对进口矿产品进行合理调节

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是消除因技术法规和标准的适用而产生的贸易技术壁垒。然而，各国的某些技术壁垒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应该允许各国结合自身情况，设置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等限制措施，来确保进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

（六）各部门加强配合、健全进口保障机制

一是协调海关、外汇管理、商务等部门，完善大宗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通过降低关税、取消数量限制、推动进口贸易便利化等措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扩大进口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完善进口信息发布机制和渠道，为企业进口提供及时详尽的咨询和信息服务，同时加强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三是建立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各司其职，又互为依托、有效配合的协同体系，发挥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的合力，争取在定价权方面有更多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乐爱山. 矿产品贸易的分析与思考[J]. 中国检验检疫，2012（04）.

[2]何良君. 我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SWOT分析[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13（11）.

[3] 刘向晚.中国矿产品对外贸易现状及对策[J]. 经济师，2009 （04）.

作者简介：吴华芳（1965-），女，陕西渭南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渭南市中心支行。

（编辑：龙大为）

作者：吴华芳

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 篇2：

世界主要国家矿业涉外政策历史演变及现状

矿产资源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由于世界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本国的矿产资源实现经济发展，因此就引发了矿产资源的跨国流动。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矿产资源跨国流动始15世纪。在近600年的历史长河中，有400多年的时间是相对发达的国家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资源国进行单方面资源掠夺。进人20世纪以来，全球矿业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纵观不同类型的国家矿业涉外政策的演进，主要可以分为以下5个阶段。

1. 第一阶段，殖民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殖民主义敲开资源国的大门，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掠夺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而资源国只能被动地接受掠夺。

这一阶段始于巧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早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出于对全世界财富的渴望，最早走上海外殖民掠夺的道路，荷兰、法国和英国步其后尘。它们通过对殖民地国家金银和宝石的掠夺来获取全世界财富。掠夺资源的手段多种多样，大都采取以强欺弱的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强盗式掠夺、垄断商路、欺诈性贸易、黑奴贸易。

随着欧洲和北美工业化革命以及人口增长，原材料需求大幅增加，本土矿产资源逐渐耗竭，同时由于需要开辟消费品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殖民扩张和跨国矿业经营，对殖民地矿产资源掠夺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掠夺手段以“自由贸易”为主，虽有资本输出，但以商品输出为主，落后国家和地区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这一时期以英国最为典型，它最先开始和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工厂”，一方面在本国市场实施保护贸易，另一方面强制实行自由贸易。到1870年，英国已经占有世界煤、铁产量的二分之一，若算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国家的产量，则高达四分之三。

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殖民扩张，争夺殖民地和掠夺殖民地财富。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除采取上述手段外，资本输出成为掠夺的主要形式。英国输出的资本中，有一半以上投向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后，也到处运用所谓美元外交，控制世界各国经济，矿产资源更是其主要目标。

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和瓜分殖民地及其矿产资源的斗争终于达到白热化，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动战争为资本输出掠夺矿产资源提供了保证。

2.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大批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资源国家主权概念被强化，发展中国家进入资源民族主义阶段。发达国家更多采取资本输出方式保障矿产资源供应，并通过各种方式阻挠新兴国家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进程加快，除美国以外的世界主要国家，为恢复国民经济，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原材料工业上，矿产资源需求剧增，矿业受到高度重视。此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大批亚非国家纷纷独立。在此背景下，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转而采用间接方式，谋求资源利益。在经济上以提供“援助”的形式，通过附加苛刻条件的贷款、投资、不平等贸易、组织跨国公司，甚至参与发展中国家制订矿产资源法等手段，控制并掠夺这些国家的矿产资源，以保障国内矿产资源供应。同时，为阻挠新兴国家发展，在经济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国家在矿业等领域的优势，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组织机构包括咨询小组、调整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其中中国委员会于1952年成立，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美国等17个西方国家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协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端技术，其范围包括金属、矿物及其制成品、化学类和石油产品、原子能物质和设备等领域。因此，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相当长时期里，经济上仍受发达国家殖民主义势力的盘剥和榨取，甚至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

伴随着联合国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的确立和发展中的资源国联合起来组建生产国或输出国组织，再加上受到罗马俱乐部悲观论的影响，为控制矿业，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起了国有化运动，矿业立法及矿业法改革也主要着眼于国家控制。资源国政府开始对海外公司采取敌对态度，限制外资勘查开发本国的矿产资源。一些资源国政府采用了直接对外资进行没收和征用等方式，而直接参与或通过其国有矿业公司参与跨国公司的项目，在项目中占多数股权或者进行产量分享或利润分享的形式运用得更为普遍。

矿业国有化在20世纪60年代初具规模，70年代达到顶峰，这段时期世界范围内崛起了大量国有矿业公司。随着国家控制力的加强，国有经济逐步在矿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官僚、效率低下、技术和管理经验短缺、运行机制不灵活等痼疾逐渐显现出来，加之1973年和1978年世界性石油危机增加了采矿的能源成本，1974年金属价格暴跌，以及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日益增加，政府再无财力继续投资于矿业。因此，在内因外力的作用下，政府开始进入角色重新定位的调整期。

3.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国家对矿业进行非国有化改造，吸引私人投资成为主流。发达国家展开新一轮资源利用攻势，矿业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得到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矿业国有化趋势产生逆转。逆转的原因除了对国有企业顽疾的认识外，有的国家也受到了外部压力。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已债台高筑。同时，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矿产品需求下降，矿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此外，70年代发展中国对国有公司的大量投入，到80年代开始发现大量矿床，需要注入资本进行开发，但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扰和财政赤字泥潭，难以继续投资。为渡过难关，很多国家求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这些组织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当时资源供应紧张论调已经缓解，因此，欧美、亚太及非洲、拉丁美洲都开始进行矿业法改革，对其大型国有企业公司进行私有化改造，并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解除外资股权限制、增加程序的透明性和矿业权安全性以及降低税率和权利金费率等来改善矿业投资环境，吸引私人投资；同时，政府开始调整其在矿业中的角色，从矿业的直接经营者向管理与服务者转换。

由于发展中国家矿业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出于扩大资源和保护本国环境等目的，许多发达国家积极支持本国矿业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有些跨国公司为扩大地盘，抢占全球矿产资源，还采取了兼并、购置、资产重组等方式来增强竞争实力。这样，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矿业跨国经营的高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美国政府为确保战略矿产资源长期稳定的国外供应来源，充分利用矿业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采了各种政策和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大量资本输出，主要包括国家资本输出(含军事援助)、对外直投资和间接资本的输出(证券投资和借贷资本)，支持众多的跨国石油和矿业公司在海外进行矿产勘查、开发、冶炼和营销，掌握全球矿产资源基地，保证原料的充分供应。

美国等国家在控制矿产资源的同时，继续阻挠发展中国家。它们还继续建立联盟性质的组织，其中有许多涉及矿产资源的安排。1994年4月1日，“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解散后，美国等国家又于当年7月出台了新的限制措施——“关于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从1996年11月l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瓦森纳安排”声称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不妨碍正常的民间贸易，也不干涉通过合法方式获得自卫武器的权力，但无论从其成员国的组成还是该机制的现实运行看，“瓦森纳安排”都具有明显的集团性质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这个时期的矿业投资开放以及自由化的结果是矿业全球化加速，体现在全球化经营的矿业企业数量增加，对外资开放的国家增加，矿业资本市场全球化，各国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各方面合作加强。

4. 第四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供求呈现新一轮紧张局势，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并立而行。反全球化的主要手段是资源利益调整。

21世纪以来，因矿产品供需两旺，矿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矿业企业盈利大幅增加。各国处于不同的波动周期中。

一些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对矿业投资提供很多优惠的国家，由于政府、社会与企业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衡，尤其是国家没有获得公平合理收益的问题突出，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收益分配问题。亚洲许多国家主要通过提高权利金和资源税、征收所得税等方式来提高政府收益；拉丁美洲则主要采取增加收费额度、降低补贴、提高收入税等方式；而非洲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提高权利金、国家股份、公司所得税，征收可变利润税、暴利税，缩小勘探区、开发区的面积，缩短开发区许可证的时间，开发商要参与当地经济建设等。除了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上涨的矿产品价格中增加政府收益外，某些发达国家为了增加税收和投资，根据新的矿产品价格，签署了新的法律，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州。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资源民族主义倾向，强调资源为本国企业或公民控制。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赞比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很多国家，就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种倾向。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为维护资源主权，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在非洲，最具影响的就是南非政府颁布新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开发法》及配套规章《提高弱势群体在南非矿业领域社会经济地位基本章程》，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收归国有，支持和鼓励以黑人为主的弱势群体参与资源工业，最终做到使全体南非人民都能平等地参与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根据新矿业法，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所有正在南非从事矿业活动的公司必须在2009年和2014年以前先后将公司股份的15%和26%转让给黑人公司。

而一些过去对外资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比如阿尔及利亚、加纳、乌干达、肯尼亚、朝鲜、伊拉克、伊朗等，则开始吸引外商投资。它们主要通过修改矿业法，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或控股矿业企业，同时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及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包括我国、俄罗斯等在内的新兴资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加性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开始对外资实行限制，其中以俄罗斯为最。

加强矿产资源行政管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蒙古、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刚果、几内亚等国家开始对矿业项目进行重新审视和整顿。有些国家对过去尤其是外国公司同前政府签署的协议条款进行重新审查，同时对矿业权履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一些不合理的合同或提出重新谈判，或直接取消矿业权。

继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百余个国家修改矿业法以后，目前很多国家进入新一轮矿业法修改周期，此轮修改的目标是调整利益分配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因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广泛参与和各国之间互相借鉴，矿业立法更趋理性。如何实现矿产资源利益在国家、企业、社区之间公平合理分配，随着市场状况进行自动诈整，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

5. 近年来，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书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对矿业投资的审查和限制，设置矿业投资壁垒；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贸易政策呈趋紧抢势；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引发了新一轮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波及矿产资源和能源领域。

近年来，随着国际并购的活跃，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投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纷纷出台新规定，提高外国投资限制门槛，加强了对外国企业的审查和限制，一些欧洲国家也在效仿考虑这方面立法。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投资环境相对清晰透明和稳定，投资保护法律体系比较健全，通过立法对外国企业投资本国企业进行审查和限制，特别是对能源、安全等设立了大量壁垒，相关部门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角度等方面综合衡量。对国外国有企业投资，无论规模大小，还要进行额外审查，具体审查的内容包括国有企业是否受母国政府控制，是否有损国家利益，是否导致不当竞争或对该国行业产生不当控制等。有时，会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为名予以反对。

印度、越南等国家为了满足本国未来的矿产资源需求，以及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通过提高出口税等方式对战略性或关键性矿产的出口进行控制。柬埔寨、朝鲜、巴西等国家为了延长本国的产业链，加强下游产业的发展，限制或禁止矿石出口；而津巴布韦等国家则采取激励措施，鼓励矿业企业在矿产所在国进行矿产品深加工；蒙古、南非、赞比亚等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倾向。蒙古等国家吸引外资的方式可能会发生明显转变，由以前的直接授予矿业权的方式转变为雇佣外国矿业公司，以工程承包的方式进行矿产资源开采。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危机逐步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迅速影响到世界各国。伴随着金融危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出现。为阻止经济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启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阀”。在矿产资源领域，贸易保护主义亦日趋严重。欧美在自由贸易上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对本国国内矿业行业极端保护，另一方面却对我国的合理保护向世贸组织进行起诉。

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论文 篇3：

蛋糕还是陷阱：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铝业投资力拓的失败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人担心的是，在中国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想法：两方企业只有在绝望和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与中国企业合作，而且西方企业看中的是中资企业的钱，而不是专门技术和声望或者其他什么。

2009年是不折不扣的大单之年。

中石化8月18日宣布，以每股52.8加元的价格成功收购总部位于瑞士的Addax石油公司。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公司进行海外资产收购最大的一笔成功交易。

同日，中石油与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簽署协议，购买后者所持Gorgon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份额中的液化天然气。交易价值约为500亿澳元(约合412.9亿美元)。这是澳洲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协议，也可能是中国油气能源史上最大金额的交易。高更气田曾是中海油折戟之地。2003年10月，中海油曾与高更项目的第一大股东雪佛龙签署意向书，约定中海油将在25年内从高更项目进口8000万至1亿吨LNG，整个项目的交易金额将达220亿美元。

这些似乎仅仅是中国企业在国家力量推动下强力走出去战略的序幕。2月之后，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并购案风起云涌。先是中铝宣布195亿美元注资全球矿业巨头力拓方案，若不是力拓毁约，险些成就中国企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接着是湖南华菱钢铁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17.34％的股权，成为它的第二大股东；鞍钢入股澳洲矿企Gindalbie；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的交易获得成功；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亿美元)，创下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

前些年时常在“走不走出去”和“怎么走出去”两个问题上纠结徘徊的中国企业，似乎陡然间增加了信心。据汤森路透集团发表的报告称，从2009年年初起，在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今年的海外收购总额同比增加40％。

商务部统计显示，近两年，中国海外并购势头发展迅猛，已从2002年的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8年的2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总投资的50％，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制造业、商贸、服务等领域。

走出去很容易水土不服

不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并不顺利。麦肯锡的统计显示，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总共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受阻，到2009年中国铝业投资力拓而失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屡次受到重挫。这两次交易的失败都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公司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中海油开出了185亿美元全现金收购的优惠条件，而中国铝业则在对方处于危机之时准备掏出195亿美元巨资，但中方却仍然遭受失败。为什么不差钱的中国企业屡次受挫?中国企业怎样走出去才能规避风险?应该借鉴什么经验和教训?

笔者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的跟踪研究发现，自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海外的投资并购至少有十多起大的交易失败案例。所涉及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企业，所涉及的行业包括石油、矿业、通信、汽车、IT和集装箱运输等领域。从目标国家来看，中国企业投资的目标国家分布较广涉及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芬兰、巴基斯坦、卢森堡等国。

虽然商业性的海外投资出现失败是正常的，但中国企业遭受的许多失败却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原因。包括：1)投资报价太低，2)市场环境变化。第二类是非商业原因。包括：1)国家安全考虑，2)国内政治压力，3)与当地法律冲突，4)反垄断，5)相关利益团体反对。

实际上，任何一桩对外投资的失败都不是由于单一的原因，尤其不是因为纯粹的商业原因。从上述案例来看，非商业因素的反对和干扰起到了主要作用。为什么中国企业受到如此的“礼遇”?

首先，政治性的阻力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阻的重要特色。近年中国企业大量高调“走出去”，给国际社会带来“突然崛起”的形象，由于对中国企业不了解，许多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感到不安。在笔者看来，对中国企业投资的不安，其实与对中国这个国家感到不安相关联。“中国威胁论”不管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俄罗斯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仍然存在深刻的烙印。

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在国宴上讲话时含蓄地问中国客人：“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英国女王的看法在西方世界非常有代表性，也是中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当中国企业投资西方发达国家时，“中国威胁”是最容易唤起政治反对的理由。

其次，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这也是引发国外担心的一个原因。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国有企业，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即使国企再三强调作为企业的独立性及商业性考虑，海外仍把国企与政府相关联。不过，虽然国企再三解释，但在具体操作时却常常忽视这个因素的影响。

第三，对于经济安全与资源安全的担心，也是海外拒绝中国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借口。据澳大利亚方面的统计，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已接受了34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这种背景下，澳方对中国企业控制澳洲资源的担心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对战略性资源的关注具有全球性。在美国，只要是涉及能源、矿产、港口等具备战略意义的资产，就容易引起美国人在政治和国土安全方面的焦虑，从而启动严格的投资安全审查。

第四，中国企业在投资海外时的运作模式，也引起了投资国的担忧。比如在非洲，中国的企业集团通常会带中国工人来修建公路或港口。但在多数拉美国家，这种方案备受争议。巴西前经济部长德巴罗斯表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往往希望完全控制项目，”但“带来大量工人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有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形象不佳；一项早期投资——首钢1993年收购铁矿石商秘鲁铁矿公司——就曾因为工作条件引发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而陷入困境。拉美驻北京的一位外交官表示：“中国人完全没有与公民社会接触，没有与工会及其他组织沟通，说服他们相信中国的投资没有威胁。”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要重视传达

这样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一项交易，中国的收购者在将来能够为相关各方，尤其是被兼并企业的员工带来更多价值和确定性。

第五，忽视投资所在国的文化因素，往往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通病。不少被投资国抱怨，中国企业就像只会开采资源、赚钱的机器，自成一体，没有努力融入当地社区，也不注重当地的文化背景。这种形象往往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大量失分。

进军海外应“去政府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无法改变的大趋势，与此同时遭遇的大量挫折则显示，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需要调整海外投资的策略了。

笔者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客观地看待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在观念和策略上都不要走极端。在笔者看来，中国企业应该着眼于长期投资策略来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充当“世界工厂”，长期稳定的资源供应与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投资海外资源类企业应该作为一个长期事业去规划、经营、建设，而不能定位于短期的资源买卖和交易。对企业而言，进行资源投资也是一项资产投资，会获得原材料与资产等不同性质的收益，这种综合性的收益应该成为企业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钢铁企业找到铁矿石这样的简单目标。

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为改善海外投资环境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操作。既然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争取投资目标国社会的认同就十分重要。这方面，除了政府在外交方面提供长期支持外，中国企业更应该有眼光进行长期投资，如学习日本企业寻找智库代言人，建立与新闻媒体的良好关系，向研究机构提供引导性的研究支持，在教育方面提供长期的公益性支持等。这些事情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那样简单，还涉及企业认识和观念的变化，而中国企业过去在这些方面一向是忽略的。

中国应该尽量减少对外投资中的国家行为特色。中国很多对外投资都体现了国家目标，这是被外界指责最多的一点。但在企业对外投资的操作上，企业和政府都需要精心筹划，淡化政府特色。不管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在评价日本企业的投资时都高度认同一点，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是私人企业的投资，是商业性的投资。中国企业要避免在海外形成一种形象——大型国企加上大型国有银行联手在全球争夺资源，而要尽量低调、淡化、“去政府化”。对国内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来说，在国内市场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一切资源为我所用”，政府监管和企业市场化经营不需要明确区分，就可以“横行”石油、电信、航空等诸多领域，在行为上也会漫不经心。这些问题在对外投资中都要改变。

选择投资对象不要贪大求洋，要选择有竞争力的合适对象。从此前失败的案例看，中国不少对外投资的目标都是行业内领先的大企业，吃下大企业当然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也更容易引人注目，引发更多的反对。这方面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低调以及仔细研究之下的谨慎。投资入股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引发更有利于自己的竞争局面。因此，调整投资目标，寻找合适的对象反而可能成为最优选择。

关注投资所在国的历史文化，尽量融入当地社会和社区。中国企业过去在国内“牛”惯了，基本不太注重文化与回馈社会，也缺乏融入社區的动力和经验。但诸多教训告诉我们，建立与当地社区生活的密切融合，寻求来自当地社会的政治支持，对于企业在海外扎下根十分重要。这是中国企业要重新补上的一课。

学习日本好榜样

中国企业如何更加顺利地走向海外?这方面日本企业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从上个世纪开始，日本企业就大量投资海外，寻求稳定的资源供应。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企业也在海外投资中遇到阻碍，不过日本企业逐渐消除了海外的敌视和警惕，最终在全球对外投资中占据了战略主动，打下了牢固的资源基础和市场基础。

总结起来，日本企业有如下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和政府借鉴。

一是日本企业注重从长期战略来考虑对外投资，奉行资源优先的投资战略，以长期稳定的资源供应为经营目标。在全球铁矿石价格高涨的2007财年(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里，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丸红和双日等日本最大的6家综合贸易公司盈利全都打破历史最好纪录。六大商社2007财年的总盈利达到1.5万亿日元(约合144亿美元)，大约是4年前2200亿日元的7倍。三菱商事总裁小岛顺彦表示，能取得这样的业绩，与公司资源优先投资战略有很大关系。由于着眼于长期战略，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往往也是长期的。

二是日本企业能够主动、有序地融入海外市场。日本企业的协调性强，相互抱团，互相搭台。多年来，到西澳谈判的日本企业主要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公司，它们甚至可以联合起来，买下资产后再悄悄分配。日本企业投资海外资源时并不追求控股，往往只占5％－10％的股份，主要不是为了分享股东红利而是影响价格，在价格谈判时日本比其他国家的钢铁企业更了解真实的成本等内部信息。日企并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管理，避免了在当地陷入就业、劳资、土地等问题。在投资策略上，日本企业往往不投资于最大铁矿企业，而是投资于其竞争对手。比如在澳大利亚，日本投资了原第三大罗布河铁矿，然后支持罗布河扩产，这就间接给其他铁矿商造成扩产压力，从而降低了价格。在巴西，日本投资了第二大的MBR铁矿为卖方扶植竞争对手，有效防止了卖方的垄断。因此，日本企业的海外收购往往十分低调。

三是日本公司注重利用智库和新闻媒介来塑造公司形象。比如，在1980年代，为了对不断增长的敌意做出回应，日本公司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策略，以期被美国社会所接纳。由于多数官方批评都来自国会而不是州及地方政府，包括尼康、索尼、松下和东芝在内的众多日本公司都建立或扩大了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以期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积极的形象。目前，有37家日本公司在华盛顿设有这类代表处，这使日本成为在美国首都开设代表处第三多的国家。它们试图通过与智库、记者和前政府官员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华盛顿对日本投资的主流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的各个智库从19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举办有关日本投资的各种论坛，发表证明日本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研究报告。在许多情况下日本公司都对这类研究提供了赞助，它们或是向智库的这类学术活动提供资金，或是与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相互合作。这类行为至今仍在继续。

因此日本公司得以向人们展示：与许多人所担心的截然相反，在美投资的日本公司经常聘用美国人担任高层管理职务，它们还从美国生产商那里购买货物。美国经济分析局发表报告说，自1982年以来，本田美国供应商的数量已经从40家增加到550多家。本田的情况并非个别，丰田汽车(Yoyotal从北美供应商那里采购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目前超过了110亿美元。

四是日本公司努力将自己整合到所投资的当地社区。日本公司成功缓解了那种认为它们在美投资只是为了给从日本进口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在美国各地，许多日本公司都在为地方的社区建设贡献力量。从小联盟棒球队到儿童癌症研究中心，日本公司向各类地方机构捐助了成百上千万美元。日本公司实际是在仿效美国公司的做法——投资、培养社区支持力量、取悦当地政治家以及拓宽与其投资相关联的经济利益。

作者：贺　军　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