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征实经济法律论文

[摘要]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它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力~iU,l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核心和根本目标，它包括执政能力、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引导农村文化建设和统筹农村社会发展的能力。制约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的因素主要有思想认识不足、队伍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发展现状制约等方面。对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田赋征实经济法律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田赋征实经济法律论文 篇1：

抗战时期国民党农民动员问题评析

[摘要]在持久抗战局面下，国民党被迫实行战时农民总动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农民能够坚持并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对农民所确定的动员理念、政策、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导致了与其愿望相悖的动员效果。本文拟对国民党的农民动员作深刻剖析，使人们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从而印证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民党，农民动员

在持久抗战的局面下，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认识到动员广大农民的重要性，农村运动成为最急迫需要的运动。蒋介石的《告全国国民书》，以“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表明对农民动员问题的重视，“把农民组织起来，已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国民政府遂多方面采取措施，对农民进行有效的战时总动员，为战争提供多方位的后援。但是国民党不愿牺牲其乡村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利益，不愿触动和改变其农村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本质，使其农民动员的理念、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与其愿望相悖的动员效果。

一、抗战爆发后农民的实际境况与国民党的农民动员政策

抗战爆发后，全社会对农民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倚重，与农民慌乱、漠然和散漫的现实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1　抗战爆发后农村、农民的境况

中国农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重重剥削之下，农民的生活已在最低限度的苟延中。抗战的爆发，对于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舶来品断绝和沿海各大城市工厂停顿而物价腾贵；土产运销不便，出口困难；富有之家将法币作为储藏手段，使法币的流通迟滞；捐税增加，如河南睢县1938年就实行将“三年仓谷－齐缴”的强制政策。农民成为抗战中最贫困的阶层。

由于自然经济下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农民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弱点。抗战对于各地的农民其威胁程度与触动也不尽相同。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薄弱，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要将他们动员成为自觉强大的抗日力量，绝非易事。尤其是一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由于生存的痛苦，使其对抗战的态度极为消极，虽然他们也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其主要敌人，非打倒不可，但还不明了这次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爭。抗战到来后，农民依其心理状态可分为4类，即满足于有地有食、安分守己而不闻天下事者；为贫困所压迫而怨天尤人者；胆怯怕死者；具有抗敌思想的“好事”勇敢者。农村与农民的实际境况使得国民党的农民动员工作十分艰巨。

2　国民党的农民动员政策

抗战持久艰苦的局面，使得国民党政府充分认识到农民在全面抗战中已经成为主力军的事实。因为无论物质的供应，人力的补充，地方的防卫等等，无不仰赖农村，如何对农民进行有效的动员，成为国民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国民政府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首先，在政治上，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新县制”，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上的保障，希望依靠农民抗日。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国民政府发现仅依赖工商业的经济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进战时县政机构促进抗战力量案》，指出：“欲求得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力量适应天然地形，运用广大民众自卫战，方足制敌死命。仍必须才县政上做起。”4月，蒋介石创制了《县以下党政机构关系图》，成立县政计划委员会。他认为：“广大农村，是决定抗战胜利的场所，乡村的广大人力、物力、财力，便是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建国的主要源泉，农村的地位，便随着抗战的发生和发展而跟着提高和重要。”

其次，在经济上，国民政府提出实行战时土地政策，以解决农民最根本问题，广泛动员农民抗日。这种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有三：一是“足食”，即“提高土地利用之精度，增加生产面积”；二是“足财”，即“增加人民之纳税能力，平均人民对义务之负担”；三是“恤功及安定社会”，即“彻底解决受伤将士及其家属以及难民问题”。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通过《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代表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政策。1941年，国民党最高当局连续调整土地政策并强调其实施的重要性。6月，蒋介石亲致训词，强调管制粮食与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是目前战时财政与经济的中心问题，尤为我们目前所急应完成的”。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在扶植自耕农、田赋征实、“二五”减租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

此外，在国统区，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去农村动员农民抗战最初也是表示支持的。蒋介石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动员农民中的巨大作用而发出过号召，但各地阻碍农民动员和不合作的事实严重存在，国民政府为此下达过禁止强拉民夫、壮丁和完善保甲制度之类的条令，并曾处决过个别强拉壮丁和虐杀壮丁的人。

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实行“新县制”等一系列战时土地政策以及支持知识分子到农村，对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进行动员，以达到争取农民抗日，为其提供坚强有力后援的目的。

二、抗战时期国民党农民动员的实际后果

国民党在抗战持久的艰苦局面下，已然意识到农民的主力军作用，一方面本着改变农民生存状况，提高农业产量为目标动员农民抗战，如经济部长翁文灏所言：“促进农业改良及科学方法之利用，并改善农民生计”，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农民动员的具体操作中所实行的却是一整套剥夺农民的政策，致使产生了与其愿望相悖的实际后果。

第一，国民党制定的战时土地政策，反而使农民失去土地，承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抗战爆发后，农民所负担的田赋税额之高，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首先是田赋，1941年国民政府宣布田赋改由国家直接征收。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田赋的负担越来越重，由1943年的6200万石增加到8000万石，到1945年更增加到1亿石。其次是县级公粮，国民政府于1942年决定征收县级公粮。此外，各种随意的摊派成为国统区压在广大农民头上的沉重负担。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繁多，使农民颠沛流离，无法生存。

第二，国民党在农村所征劳役、兵役，并非通过有效的动员方式使农民自愿参加抗战，而是靠强制手段来实行。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征发劳役的规模和频繁程度数不胜数，只要能用农民来完成的土木工程几乎都用征发劳役的办法来强制完成。人数庞大，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抗战中的兵源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村中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被拉去当兵了。如四川大竹县五百保中，“壮丁应征者，百分之九十三出自五石租以下人家”。

第三，国民党抗战时期政治上预行新县制，农民却未获得任何政治权利。所谓乡政“自治”，徒有虚名，在国统区没有哪一个乡村政权产生于村民真正的民主选举，政府每次整理田赋等等法令，往往经过劣绅们之手就变成他们生财的好机会。这种乡政的组织在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简直成了农民起来参加抗战协助抗战的障碍，成为恐吓、鱼肉老百姓的组织。

此外，国民党政府在农村普遍存在的对农民剥削至深的高利贷、农贷等问题上，都没能根本解决和改变。到抗战即将结束时，国民党中央也承认：“在抗战期中，农民出钱出力，贡献最大，而生活最苦。乃自二十年公布土地法及二十五年公布施行法，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見诸实施。国民党的种种作为，不仅不能深入动员农民投入抗战，相反大大摧残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情。生活的痛苦，使其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到抗战后期，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的事实说明，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民心。

三、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农民动员整体评析

国民党在持久抗战局面下对农民的动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农民能够坚持并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国民党在被迫状况下所进行的农民动员，既缺乏对农村现状严密精准的分析，也没有采取切合实际，深入农民阶层的动员方式；既深知农民在抗战中的主体作用，却又不愿给农民真正的民主自由，没有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所以，国民党自上而下的农民动员取得的是与其愿望相悖的结果，国统区的农民动员及农民问题成为导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一，抗战时期国民党仍然以不触动地主阶级利益为前提，是导致其农民动员失败的主要原因。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农民动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固有矛盾，其初衷是本着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为着眼点，但从其各项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看，其受益者仍是地主阶级。“新旧土劣把持后方工作及保甲制度，以为个人乘机渔利的工具的，也所在都有。如制裁汉奸和抽调壮丁，便在许多地方成为土劣敲诈平民的口实”。

第二，国民党农民动员的实质，是其农民动员失败的另一原因。国民党采取多项政策动员农民的实质，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重，不是以解决土地问题，培植农民生计为重。国民党所进行的农民动员结果，使得农民土地问题不仅未得以解决，而且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土地投机兼并之风愈演愈烈，租佃关系更为紧张恶化，农业生产日渐衰落。国民党采取的消极挽救政府财政困难的方针，加速了农村民力耗竭，使农民苦不堪言。

第三，国民党组织农民、动员农民的人员匮乏，宣传亦未真正普及，是其农民动员失败的原因之一。组织动员农民抗日，是一份艰苦的工作。了解农民疾苦能深入到农村的人才缺乏，对农民组织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也十分落后，加以组织动员农民的工作人员本身缺乏组织民众的经验，且因其生活习惯与农民隔离甚远，很难与农民打成一片。此外，乡政组织与农民组织合理的配置，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四，国民党的农民动员产生了与其愿望相悖的结果，致使国民党根基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农民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充满绝望起来反抗国民政府。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农民动员失败，引发一系列农村问题，成为国民党最终失败和共产党最后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深刻剖析国民党农民动员失败的原因，可以使人们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从而印证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深刻内涵。

[作者简介]张丽梅，女，吉林扶余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北华大学东亚中心副教授。

栾雪飞，女，吉林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柳文全]

作者：张丽梅　栾雪飞

田赋征实经济法律论文 篇2：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

[摘要]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它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力~iU,l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核心和根本目标，它包括执政能力、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引导农村文化建设和统筹农村社会发展的能力。制约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的因素主要有思想认识不足、队伍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发展现状制约等方面。对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陕西省

[作者简介]司武林，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讲师，陕西西安710062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切实搞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坚持党管农村的重大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当前，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着诸如观念滞后、队伍结构不合理、文化素质偏低、组织功能弱化等问题，因而导致基层党组织能力不足。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努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乃是关系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本文从农村现代化的视角，以陕西省为重点，简要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的相关问题。以冀有助于农村基层党建和新农村建设。

一、“后发”现代化中的农村问题

“后发”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内部展开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村发展的迟滞现状成为制约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同时，农村还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制度和政府，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叛乱之虞。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在一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因而，国家有必要高度重视和顺利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转型，方能最终实现现代化起飞。

在亚洲“四小龙”所开创的“东亚模式”中，这一点极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好农村发展和推进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比如，台湾地区先后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土地改革“通过田赋征实、肥料换谷等制度，台湾工业化从农业和农民中获取了大量的资本积累。据有关研究，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剩余，1952年为44亿元，1952—1955年的年平均量为49亿元，1956—1960年的年平均量为31亿元”。第二次土地改革则以推行共同经营和委托经营为主，旨在促进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的分离，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生产、机械化耕作和企业化管理。“如果说台湾的第一次土改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那么第二次土改才真正解决了台湾农业现代化问题，使台湾的农业与工业一起走上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道。”和台湾地区一样，韩国在工业化取得一定成效后，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亲自主持发起了旨在推动农村发展的“新村建设”运动，以协调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通过这一运动，农村的落后现状得以彻底扭转，工农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实现了现代化起飞。

30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在现阶段，“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要继续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和促进农村的全面进步，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可以说，我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在此情况下，党和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而“十一五”时期则是推进现代农业、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更鲜明地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就把新农村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之中。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入到一个全新时期。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证。农村现代化新时期的到来也向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核心则是其能力和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心应该是能力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问题。

二、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能力要求

具体而言，新农村建设要求基层党组织主要提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

(一)农村建设新阶段中的执政能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现着党对农村的彻底领导。在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应置于首位。

首先，要更坚定地坚持和强调“党管农村”的重要原则。针对近年来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不力的状况，必须强调党管农村、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我党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的情况下，非但不能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反而要更加坚持和强调这一重要原则。

其次，对村民选举活动要积极参与和主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是基层党组织领导村民选举的明确法律依据，因而应该积极参与和主动领导。积极参与，就是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引导村民认真、正确地行使权利；也应该动员党支部成员作为候选人公平参选。主动领导，就是配合村民选举委员会做好选举组织工作，并切实履行监督职能，保证选举公正。

最后，坚持对村委会的领导和对村务公开的监督。由于人们对村民自治的片面理解，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党支部难以领导村委会的现象。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上增强党支部的群众基础。近年来开始普遍推广的“两票制”、“两推一选”、村两委的“一体化”、“一肩挑”等，都是值得重视的探索。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的“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双签制”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党支部与村委会“民意基础不对称”的问题，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有力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

(二)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致富、带富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大幅增收，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对于处于西部的陕西农村来说，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更显重要。

首先，要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和现代农业理念。在西部农村中，农民的市场观念不强，缺乏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小农生产经营依然占优势。基层党组织要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必须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以市场化和产业化建设现代农业，促进特

色产业形成。

其次，积极促进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其迅速准确的市场信息、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体化服务，降解了分散农户的市场风险，并通过利益机制把分散的农民连接成为一体，成为农村社会中一种具有多元功能的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应该积极促进这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以其发展经济和整合农村社会的独特功能，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最后，努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应以一定的村级集体经济为基础，但是，现有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表现出困难重重、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等不利态势。基层党组织要更新观念，努力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三)引导农村文化建设的能力

面对农村文化凋敝、主体价值观缺失、一些落后腐朽思想死灰复燃的严峻现实，基层党组织应具备引导文化建设能力，以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阵地。

首先，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当前，各种自私自利的、消极颓废乃至腐朽堕落的思想观念在农村沉渣泛起，喧嚣一时，扰乱了农村的人心，搞坏了农村社会风气。基层党组织要积极重视“乡风文明”建设，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多种文化形式，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农村社会。

其次，宣传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能力。即利用村民自治这个契机，积极宣传和引导农民群众，普及法治理念，为乡村社会增添法律文化，以法治理念促进新农村建设。

最后，重塑集体主义观念的能力。近年来，集体主义观念受到了种种责难，似乎它和市场经济是天然不相容的。然而，我们发现，从闻名遐迩的南街村、华西村到小有名气的陕西省户县东韩村、礼泉县白村等，正是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强大发展动力。因此，基层党组织应该努力重塑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农村的思想凝聚力。

(四)统筹农村社会发展的能力

新农村建设是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旨在全面、整体地推动农村发展。在内容上，它包含了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法治强化和文化建设；在结构上则是着力优化新农村建设的组织领导、建设主体、资源供给、人才供应等要素。从短期目标而言，新农村建设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进步，改变农村发展不足的现状；从长远目标而言，则是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整体现代化，彻底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学会正确处理多方面关系，包括争取资金与挖掘内部潜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文明乡风建设、坚持领导与转变职能等。总之，要统筹经济、政治与文化均衡的发展，推动农村整体进步。

三、基层组织能力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其解决措施——陕西省的探索和实践

根据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的制约因素和陕西省的实际做法，笔者提出如下解决思路：

(一)思想认识不足。重在教育和规范

对于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有的作用和能力，不少基层党组织还存在着模糊认识，缺乏思想上的重视和准备。对此，应扎实开展对基层党组织成员的思想教育，并强调教育的规范化和设定明确目标。在教育规范化方面，陕西省委通过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组织实施素质培训工程。要求各市委每3年对乡(镇)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不少于1个月的普遍轮训，各县(市、区)委每年要对基层组织成员进行不少于10天的培训。同时，设定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长期目标，即以“三级联创”活动和“旗帜工程”为契机，争取通过5年努力，使全省80％的乡(镇)党委达到“五个好”乡(镇)党委建设目标，90％的村级党组织达到“五个好”村级党组织建设目标。

(二)队伍建设滞后。应予调整和加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队伍状况是制约其能力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当前基层党组织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结构不合理，“‘三偏’现象突出：在许多农村，党员队伍存在着年龄偏老、文化偏低、数量偏少的‘三偏’现象”；二是党组织活动难以保证，党员队伍出现“断层”；三是党组织工作状态不佳。对这些问题应努力调整。

首先，积极推行制度创新，选好“带头人”。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两推一选”、“双推直选”、“公开选聘”、“下派任职”等办法选好“一把手”，普遍收到实效，值得认真研究和推广。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凤翔和太白三县开展的村支书“公选”颇有典型意义。三个县首批“公选”村支书共131名，并且实行“异地任职”，有力促进了党支部工作。其次，促进组织完善与素质提高。尤其要注重在青年农民、外出务工人员、专业协会负责人、致富能手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切实解决“三偏”问题。陕西省委制定了专门规划，力争到2010年，全省农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比例达3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40％；到2020年，农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比例达4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50％。

(三)管理体制阙如．需要认真健全和完善

当前基层党支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普遍缺乏对村基层党组织的跟踪管理和明确的考核标准；激励机制不够，基层党组织队伍的待遇难以保障；税费改革带来农村基层组织面临“无钱办事”的困境、村级债务问题突出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人手。

首先，通过交叉任职，理顺现行村“两委”关系。积极推行和提倡具备条件的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提倡具备条件的村“两委会”其他成员依法实行“交叉任职”。陕西省委提出，力争到2010年。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比例达到50％，村“两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比例达80％。

其次，建立考核奖惩制度，完善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监督。陕西省已经全面推行村干部“年初工作承诺制、年中检查初评制、年末述职评议制”的“三制”管理办法，将考核结果与经济报酬、调整使用和评先评优挂钩。完善任期、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度。

最后，建立完善待遇保障机制。拟逐步将村干部的补贴报酬直接列入市、县(区)财政预算；积极推行在职、退职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村干部“年薪制”和公职化的路子；多途径解决村干部的政治待遇问题。前述陕西省宝鸡市三个县“公选”村支书的另一亮点就是“年薪制”，通过待遇保障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四)发掘自身潜力，寻求突破口

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滞后，不利地域条件和较为闭塞的文化环境，传统习惯对市场的天然排斥等，是西部农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发掘自身潜力人手，认真寻求突破口，然后才能带动发展。在这方面，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张堡镇白村的经验值得重视。

白村从一个没有优势的落后村一跃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首先得益于组建了一个好班子。在村支部书记的带领下，班子成员增强了“村荣我荣、村衰我耻”责任感。他们把企业模式和竞争机制引入班子内部，实行项目包抓，责任到人，并进行考核奖惩；开展“党员九带头”活动，发挥党组织的整体优势。其次，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思考，明确提出“舞水果龙头，敲养殖锣鼓，奏三产乐章，唱经济大戏”的发展思路。现在白村年产优质果6000多吨，2005年此项收入就达1000多万元。村里还积极走农商结合的路子，多渠道增加群众收人。最后。为了保持发展优势，白村注重培养新农民。村里筹资定期举办科技知识讲座、实用技术培训、组织外出参观学习等，树立新观念。在全村评选十星级文明户和长年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树立新风尚。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容丰富，目标要求甚高。当前应该围绕着提高能力这个核心来推动建设。真正体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扎实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动农村社会发展，促进小康社会实现。

[责任编辑：荷　叶]

作者：司武林

田赋征实经济法律论文 篇3：

台湾历次土地改革与工业化的交互演进

【摘要】台湾土地改革与工业化二者之间存在双向的、交互演进的关系。一方面，土地改革构成台湾工业化的初始和持续推进动力;另一方面，台湾土地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内容也受到工业化的深刻影响。台湾土地改革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也通过工业化的发展预设了下一次土地改革的主要背景，二者在交互作用中共同促进了台湾的发展。

【关键词】工业化  土地改革  交互演进  台湾

台湾地区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在此过程中，台湾先后进行的三次土地改革推动了工业化的进行，特别是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成功受到了广泛赞誉。如果把土地改革放到台湾工业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存在双向影响和交互演进的关系。

工业化构成台湾土地改革的宏观影响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说，历次台湾土地改革都是在特定工业化条件下进行的改革，在改革动力、基本条件，乃至具体改革内容等方面，这几次土地改革都受到了同一时期开展的工业化的重要影响。

台湾工业化发展目标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动力。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开始致力于发展岛内经济，以工业化先行国家为目标，确立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要达此目的，必须进行土地改革。陈诚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的《自序》中曾说，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对于土地的投资和剥削，实际上已经构成阻碍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如果要谋求工商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土地改革解除资本和劳动力的限制。①这样，启动工业化进程成为台湾当局推进第一次土地改革的主观动力。此后的两次土地改革也无不是为了服务于工业化的目标。土地重划、推广土地商业化经营是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在不触及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应对工业化造成的弃耕等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问题。第三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农地释出，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满足日益扩大的工业发展用地需要。

工业化造成的农业衰微是台湾土地改革的客观原因。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动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特别是农业衰退问题则不是客观规律，只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经济现象。关于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历来存在“重工轻农”和“工农平衡”两种发展战略。台湾在较长的时期内实行了重工轻农的“唯工业化”战略，过于强调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业作出了太多的牺牲。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农业发展速度逐渐趋缓。80年代，发展经济学界对“重工轻农”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农业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农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工业经济的发展即便获得成功，也会进一步加重普遍贫困、城乡差距、失业等问题，造成经济趋向严重的不平衡。②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也认识到“以农养工”的工业化战略存在的问题，开始转变对农业发展的认识，着手从改革土地制度入手，通过在农业中引入商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工农业均衡发展。

工业化成果为台湾土地改革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二次土地改革前，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工业化取得的成果为台湾此后实施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一是工业化的扩张提高了从农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为农村进行土地重划、小农转业创造了条件。第二次土地改革前，台湾的产业层次逐步提升，农业劳动力被不断吸收到工业部门。在土地改革中，台湾进行了土地重划、辅导小农转业，从追求土地生产力的极大化转向追求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二是农业机械制造业的成长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为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在第二次土改中，插秧机、收割机、干燥机等农机设备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提供了必要条件。三是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使农业专业区经营成为可能。在加工出口工业的带动下，台湾农村地区出现了各种农业生产专业区，为加工出口企业定向提供初级农产品。四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市场机制的完善，也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台湾农业的自足性特征逐渐淡化，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台湾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启动奠定坚实基础

战后台湾工业化的启动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农业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台湾工业化的起步势必延迟。台湾土地改革在工业资本积累、人才和劳动力、消费市场以及宏观环境等方面都为工业化的启动作出了贡献。

土地改革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工业资本。一是实现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第一次土地改革释放了长期冻结于土地的资金，使其转化为工业资本。耕者有其田政策，对征收地主的土地实行以七成实物土地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股票搭配补偿，促使地主将得到的土地补偿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直接成为工业化的资本注入。③此外，该政策还规定，禁止工商业资本向土地资本的反向流转，保证了台湾的工业资本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增加。

二是实现农产品向工业资本转化。第一次土地改革后，台湾的农产品出口为工业发展换取了大量外汇。1952～1960年，初级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是台湾出口的主要产品，占全部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此外，台湾实行的“肥料换谷制”通过对农产品价格的压制和农工产品的不公平交换，大量农产品资本注入了工业建设。

三是实现农业赋税向工业资本转化。第一次土地改革后，农业赋税也成为台湾工业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1952～1968年间，台湾当局通过田赋征实制每年以赋税形式转移农业资本4.04亿元新台币，总计达68.7亿元新台币。

土地改革为工业化输送丰富的人力资源。工业化初期，台湾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工业化战略都依赖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第一次土地改革后，台湾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出农业部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规模是十分可观的。从农业人口的变化来看，1955年台湾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50年的52.9%下降到50.7%，1970年则降至40.9%。从农业劳动力人数的变化来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台湾总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是1953～1960年间台湾的农业劳动力却是零增长，1955～1958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大多从事简单重复劳动，工资水平较低，从而有利于降低工业生产成本。

第一次土地改革后，台湾农业部门除了向工业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廉价劳动力资源，也造就了一批工商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台湾第一次土地改革促使一部分地主或其后代完成了向工商业经营者的转型，有的则成为台湾第一代工业资本家。如，彰化县的辜显荣家族在土地改革前拥有1.5万公顷的土地，土改时，辜家的大部分土地被征收，获得了巨额工业股票以及土地债券，辜氏家族从此进入工业界。辜振甫继承父业后，以这些事业为基础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位居台湾五大富豪之列的大资本家。因此，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1990年4月的全台土地问题会议上指出：台湾当局用工厂股票和粮食债券，向地主购买土地，把地主逐步引导进入工商业，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地主是不肯主动进入工商业的。④因此，台湾的土地改革，在把佃农变成自耕农的同时，也把部分地主变成了工商企业家。

土地改革为工业化拓展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制度的实施，使佃农变成耕种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具有了生产投资的强烈意愿。农民负担减轻、收入增加，也有能力购买生产资料以提高农业生产，购买生活资料以改善生活，从而有助于提高工业品在农村的消费水平。由于土地改革，台湾的农民所得在1948～1966年间增加了23%。据边裕渊的估算，1952年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消费为111.3亿元，1953～1963年的年均消费支出约178.1亿元，占历年农业所得的80%左右。⑤在台湾工业化初期，农村成为工业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如，由于农业对肥料的依赖性较强，加之肥料换谷制度的实施，台湾生产的肥料尽数被农业部门吸收。

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资本、劳动力和市场之外，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国民党退台初期，台湾内外交困、社会动荡、危机四伏。显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顺利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对台湾的农业土地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直接改善了约占1/5的下层群众的生活，大批佃农、半自耕农因获得土地而增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为台湾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土地改革形成台湾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力量

分别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两次土地改革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台湾工业化的持续发展。

土地改革加速农村地区工业化进程。一国或地区的工业化是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全面的工业化。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就是农业产业化。就台湾而言，第二次和第三次土地改革推动了本地区农业的产业化。第二次土地改革通过土地重划，把土地化零为整，解决第一次土地改革后遗留的土地细碎问题，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同时，第二次土地改革还通过推广专业区经营、共同经营以及委托经营等商业经营模式，在不触及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扶植资本主义大农业，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第三次土地改革则从法律和政策上清除了阻碍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和市场化流转的制度性障碍，为工业资本进入农村地区，以市场机制经营土地创造了条件。作为改革的成果，台湾的农业实现了五大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米糖”经济的单一结构转向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多样化结构;二是从传统手工劳动耕作方式转向以机械化为主的现代耕作方式;三是从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四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转向现代食品工业制造;五是农工关系从城乡脱节、农工分离的二元结构转向城乡布局合理、工农较为协调的一体化发展。

土地改革促进台湾加工出口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逐步建立发展，岛内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工业制成品迫切需要寻找销售市场。台湾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从以岛内需求为导向转为以外销为导向，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台湾早期的加工出口产业以轻工业为主，主要包括食品、饮料、烟草、纺织、衣着、木材家具、皮革、橡胶制品等。台湾农业的快速发展，为轻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粮食、水果、原木等初级农产品原料。第二次土地改革中，台湾农村进行了土地商业化经营改革，通过实行专业区经营以及共同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加快了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此外，加工出口工业属劳动密集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使台湾的加工出口工业得以在低工资水平下进行，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增强了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

土地改革满足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自然资源，对于台湾而言更是如此。台湾本岛总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户籍登记人口为2288万人（2006年），是一个典型的幅地狭小、人口稠密的地区。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指出，使农业与其它部门区别开的第三个特征，是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其它部门也要使用土地，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的土地发挥着在农业部门这样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在相对于人口来说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美洲地区，还是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亚洲多数地区，耕地的可获得程度如何基本上对使用什么样的耕作技术起决定作用。⑥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加速和城市的扩张，工商业及公共设施、住宅建筑用地的需求激增，土地供求关系紧张，农地转作非农用地的压力加大。统计资料显示，1969～1990年水田转为非农用地19.4万公顷，在工业化黄金时期的1968～1972年的5年间，水田变更为非耕地的面积就达3万公顷，其中一半左右变更为住宅建设用地、工业建设用地、交通建设用地或其他非农业用地。⑦为了满足工业发展的用地要求，台湾在第三次土地改革中重点实施了农地释出政策。1991年，农地转用被纳入“国建六年计划”，提出在1991年至1996年期间，转用2.86万公顷的农用土地，供给工业、房地产业、服务业、旅游和重要交通设施所用，其中：工业区以及工商综合区转用农地6140公顷，住宅区转用农地1万公顷，年均转用土地接近4770公顷。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将大规模农地转用列入经济建设计划。⑧1993年，台湾颁布的《振兴经济方案》也提出释出农地满足工业发展用地需求。1994年的《工商综合区设置方针和管理办法》，允许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混合区。1995年，台湾召开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研讨会提出，释出16万公顷的农地，作为工业、住宅、商业以及旅游休闲用地。1995年6月颁布的《农地释出方案》允许依法释出农地。

结语

历史地来看，历次台湾土地改革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这个发展逻辑就是，通过对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变革，一步步地释放土地生产力，进而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和利用效率。从首次土地改革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发展小自耕农经济，到第二次土地改革中采取措施淡化小农经济、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再到第三次土地改革中破除土地流转限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都具体地展现了这一发展逻辑。同时，历次土地改革又是在台湾的工业化进程框架中开展的，台湾工业化对台湾农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正是几次土地改革所致力完成的历史任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在交互中共同演进的关系。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注释】

①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

②[美]托达罗：《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94页。

③单玉丽：“台湾第二次经济转型期农业发展走势述评”，《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4期

④陈立夫：“国父的土地政策必须完整实施”，引自《人与地》（1990年4月30日台北版）第75、76期合刊。

⑤边裕渊：“台湾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之贡献及地位”，《台湾银行季刊》，第23卷第2期。

⑥[美]马尔科嫫·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19页。

⑦修春萍：“台湾农地的保护与利用”，《台湾农业情况》，1990年第2期。

⑧赵玉榕：“台湾‘农地释出’政策浅析”，《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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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