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比较论文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产力——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和演化经济学的“心智——制度演化(遗传——变异——选择)”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具有根本性区别。但它们也有相通点。因此，应通过借鉴和吸收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合理成分，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内容。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经济学比较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马克思经济学比较论文 篇1：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

摘 要：在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在于扩大需求，在于促进和消费国内市场，由此，商贸流通在促进消费和开发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和交换几个方面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主要从财富的产生和交换进行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商务流通理论进行研究比较，可以为我国建立新型商贸流通理论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两种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以及总结。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比较

1 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

1.1 马克思经济学

毋庸置疑，每一种经济学的产生都存在一定的背景和条件，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密切联系，其代表的是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解决困难。马克思经济学，阐述了资本主义必将面临灭亡的结局，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的相关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提出的发展论。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会跟随时代的脚步，汲取精华，摒弃糟粕，逐步向好发展，实现自身的完善和提升。马克思经济学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马克思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国贸易走向国际化的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经济学。

1.2 商贸流通理论

1.2.1 商品流通内涵与过程

商品交换起初的形式是以物易物的形式交换，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货币出现在历史舞台，故后期的商品交换就转变成了通过货币作为媒介的交换。商品反复交换形成循环系统，各种不同的循环系统=组合一起就形成一个相对循环的系统，这两个系统结合在一起即为商品流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其实认为流通分为很多种，诸如商品流通、资本流通等。真正的商贸流通其实是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划由购买、售卖两个阶段组成，这两个阶段来共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商品流通的过程上文也有提到，第一階段是购买，第二阶段是售卖。商品流通的起初的形式——商品交换要受时间、地点等限制，发展到后来的商品流通能够打破时空等限制，以货币为媒介，进行所有权的转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能使商品的价值有所实现。

1.2.2 商品流通时间和费用

商品的流通时间指的是两部分的时间：一部分是购买时间（即货币转换成生产资本需要的时间）;另一部分是销售时间（也就是将商品转换成货币的时间）。众所周知，商品的流通时间越短，则资金周转的时间就会变短，从而资金的利用效率也会变高。

关于商品流通的费用马克思经济学划分为纯粹流通费用、生产性流通费用两个部分。

1.2.3 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

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是商贸流通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重点研究的内容，资本流通指的是以商品作为媒介实现货币之间的交换，而商品流通指的是以货币作为媒介实现商品之间的交换。由此也可以看出二者有一定的区别，首先是流通的起始不同，再者媒介也存在不同，另外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目的也不同，商品流通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而资本流通是为了实现货币的价值（交换价值）。另外资本流通中的起点和终点的货币的价值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数量。

1.2.4 商品流通的危机性

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商品流通的危机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流通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一致性。通俗的来讲，之前的以物易物的买卖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商品流通中的买卖却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卖了之后不一定买，买了之后不一定卖，这样就会造成商品流通如果在交换的某个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则会造成交易或者买卖中断，从而造成有一些人东西卖不出去，这是商品流通面对的危机性所在。

2 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

2.1 西方经济学

从时间顺序上来讲，西方经济学的时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现的时间更早。所谓的经济学，其实就是很多文献资料综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体系，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也是如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很多的派别，有的派别被重视，有的派别的地位则很低。

西方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的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对于经济表面的一些深刻的见解，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对资产主义的矛盾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进行研究。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微观经济学是对于“理想社会”进行宣扬和推崇，“理想社会”即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产生的;而宏观经济学着重于整体的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的经济进行分析研究，其经济分析的目标是国民收入作为的经济总量。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从总的来看，其实质上宣扬的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理想社会”，认为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私有制下的。另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大重点是国际贸易的问题。

2.2 商贸流通理论

2.2.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

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所研究的除了国内贸易外还有国际贸易，这对于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贸易进行的前提是每个国家都存在有自身独特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发挥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在关于国际贸易这方面的假设相同，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市场是处在完全竞争之下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国内存在优势后，才能以高价格出口国外，从而能够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当进口的商品低于国内时，产品的价格自然会降低，这样的循环过程最终会达到全球的产品价格处于均等的状态。且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也认为商品要素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2.2.2 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

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简单来讲，其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在于对产品（即生产要素）、需求、市场环境等方面。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有一席之地在于企业的产业，而企业的产业发展也依赖于国家的体制机制。

2.2.3 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

新兴的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给西方经济学开拓了新的思路，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方面进行微观模型的构造与思考，并据此形成了规范的体系。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交换、生产等环节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3 两种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

3.1 研究视角的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在对商贸流通进行研究时，是从四个角度（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来研究的。对于商品的流通問题，马克思经济学也将生产和消费包含进流通中，而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是商贸流通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重点研究的内容。而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财富的主要来源和交换等方面，前文对于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还有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已有详述，在此就不再赘述。

3.2 研究问题的不同

毋庸置疑，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对商贸流通理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视角仍存在差异，这也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商贸流通理论方面研究的问题也会出现差异。西方经济学相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商贸流通理论的研究内容比较狭窄，其分类下的经济学所研究得也比较单一。而马克思研究得比较全面。

3.3 研究范式的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商贸流通理论方面的研究上在研究范式上也存在差别。马克思经济学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在对商贸流通进行深刻、细致的研究中是以相关理论作为基础的，有着更开阔的视野。而西方经济学则是注重商贸流通的实践性，也可以说是应用性，西方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缺乏相应的理论来支撑。

3.4 对现实的影响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对于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商贸流通时更加注重流通环节，这启示我们要在以后要重视商贸流通业，而且马克思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能够在提升流通效率的同时降低流通的成本，同时在培育大型的流通企业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经济学其实对于所有的经济运行的理论指导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有一些理论和经验能够与现实的实践相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方经济学中的部分观点和经验也值得我国加以参考和借鉴。

4 结语

众所周知，商贸流通在促进消费和开发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和交换几个方面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主要从财富的产生和交换进行研究。本文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商务流通理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比较，解释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深刻内涵、商品流通内涵与过程、商品流通时间和费用、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以及商品流通的危机性，而且解释了西方经济学的含义，简单解释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新制度的商贸流通理论还有新兴古典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笔者通过分析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商贸流通理论上存在着四大不同，分别是研究视角的不同、研究问题的不同、研究范式的不同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当代有重要的启示。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商贸流通也正在快速发展，我国亟待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商贸流通体系。通过笔者对于本文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下的商贸流通理论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研究的视角和内容等都比较狭窄，而且缺乏深厚的理论支撑，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我国应当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商贸流通理论作为研究重点，同时也需要吸取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优秀之处，从而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爱平，宋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陈军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务流通理论的比较[J].商业经济研究，2016，（08）.

[3]任保平.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的比较[J].经济纵横，2011，（02）：1-5.

作者：依晗

马克思经济学比较论文 篇2：

马克思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产力——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和演化经济学的“心智——制度演化(遗传——变异——选择)”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具有根本性区别。但它们也有相通点。因此，应通过借鉴和吸收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合理成分，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比较研究

文献标识码：A

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是经济学家基于特定的理论体系，对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提出的一套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马克思经济学以“生产力——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而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主义为指导，以“心智——制度演化(遗传——变异——选择)”分析框架为基础，主要研究了西方国家经济制度的演化。全面、客观地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对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科学性，并借鉴演化经济学合理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框架的内容进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区别

(一)制度变迁的动因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它的微观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企业组织，“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终极动力，因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正是生产力及其决定的这些矛盾的不断变化促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企业组织形式、产权制度不断地变革。生产力及其决定的矛盾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运动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地进行变革。而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演化就是它们按照各自的内在逻辑，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其“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也是由三种机制所构成的：遗传、变异和选择”。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历史的载体，它们通过模仿而传递，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其中，纳尔逊和温特将微观企业惯例作为基因，而霍奇逊将经济制度甚至整个经济系统作为基因来研究遗传机制。变异即新奇的创造过程，它是分析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研究新奇为什么及怎样被创造的问题。在怎样创新的问题上，乌尔里克·魏特认为，这个问题“可归结为询问在新奇的心智创造的规律性。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进行重组。……为了揭示出无限增加的分叉重组的数量，必须追踪每一个单一分叉，这实际上是精确地从事一种特殊新奇的心智创造过程”。而霍奇逊则坚持“新事象的引入和对还原论的抛弃都必须依靠突现的概念”，“就是将意识、目的性和意志视为高度发展的大脑器官的突现的特性”。无论是威特还是霍奇逊都将新奇的根源归结于心智创造。选择机制主要研究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一般而言，“在创新扩散的初始阶段，旧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就有可能将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如果系统是开放和远离均衡的，由于自增强的作用，创新就会通过系统的涨落被放大，从而使之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阈值而进入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当新结构形成后，自增强机制将使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进入快速扩散阶段，最后演变成社会流行的状态”。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基于“心智——制度演化(遗传——变异——选择)”的分析框架研究经济制度变迁的。

(二)制度变迁的形式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存在改良和革命性变革两种形式，其在微观经济组织上的表现是：一种是企业私有产权制度性质的根本变革，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性质不变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而进行资本私人产权制度实现形式的渐进性变革。不过，马克思更强调革命性的变革方式。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渐进性思想为基础，认为经济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连续的和渐进的。纳尔逊和温特认为：“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演化过程。……这是一个摸索、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天的情况来自前一天的实际情况，而且不确定性很多。……在那一体系的巨大复杂性面前，我们理解和预测它的主要希望在于这一事实：有实质性的时间连续性，相应地，我们的任务是去理解那种连续性的结构和来源”。当然，遗传基因的突变或变异有时也会引起新奇的创生。

(三)制度变迁多样化问题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是由一种占有支配地位的产权制度决定的多种产权制度体系，占有支配地位的产权制度将最终完全战胜其他产权制度而成为单一的制度。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变迁是支配性产权制度的根本性变化，尽管可能存在多种产权关系，但产权制度变迁不需要其他产权关系的存在也可以完成。对此，霍奇逊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非常高明地认识到了不同种类生产方式之间的某些关键性差别。他没有认识到不同生产方式相结合在功能上的必要性”，因此，对“资本主义多样性共同的视而不见使他们的理论体系在政策上是无能的”。而演化经济学认为，所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都是多种亚系统或生产方式的结合。这种多样化的基础在于“不纯粹性原理”，即“任何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必须依赖至少一种结构上不相似的亚系统。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必须总是存在的，为对付变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形成具有机构上的必要的多样化。因此，如果一种结构流行的话(如中央计划)，那么为了能使系统作为整体有效运转(如市场和私人企业)就是必要的。……总的说来，一种生产方式不可能变得如此全面，以至于驱除了所有的其他的形式。每种系统都要依赖着它的‘不纯粹性”’。但“不纯粹性原理”却是难以证明的。基于经验的归纳总结，霍奇逊认为：“虽然不可能正式地被证明，但有关这个原理的部分理由可以通过分析以往历史中社会经济的形成而得到。……不同的结构和系统在历史上是并存的，这不只是一种经验上的观察，而是涉及这种断言：这些经济结构中的某些(因素)对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运转是必需的。”

二、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相同点

(一)均注重对制度变迁的动态研究

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的长期动态变迁。对此，诺斯也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不仅注重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自然史基础研究制度动态变迁的。他在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达尔文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借鉴并首次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提出社会有机体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同时，他深入研究了这个有机体中的微观组织形式—企业的技术条件和产权制度相互作用引起的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形式的变迁进程，即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变化，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形式由单一的业主制逐渐向股份制形式的变迁。马克思继而以此为基础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因此，纳尔逊、温特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演化的。同情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们和有较多正统倾向的经济学家们近来正规表述马克思的多次尝试，我们认为，都被当代正统理论的分析工具紧紧地束缚住了。结果，他们不能公正地对待他关于经济变迁规律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某些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很一致的，我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利润和规模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演化经济学也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即正是持续的新奇的出现使经济制度不断地、动态地多样化演化。

(二)均注重技术和制度变迁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基于“生产力——-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分析框架，研究了技术和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具体地说，首先，包含在生产方式中的生产技术条件的变迁决定经济制度的变迁。马克思认为，技术条件是一种呈现累积性特征的变迁或演化过程。马克思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里阐述磨的技术进步过程中，清晰地表明了技术条件的累积性过程。当然，技术进化过程还表现出选择『生特征，“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马克思在这句话的注脚里，进一步阐明了生物学隐喻的思想方法：“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正是基于技术的不断变迁，所有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相应不断地变迁，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其次，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对技术条件变迁具有反作用。马克思指出：“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关系，现代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和制度是相互依赖的，二者存在着协同演化的关系，即“技术创新导向的演化需要支持性制度，同时也会对其制度背景形成某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也会束缚技术的改进，或者决定哪一种技术可以在经济体系中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而不存在相互之间的支配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关于技术和经济制度演化关系上尽管存在着辩证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差别，但它们一致认为：“经济关系和其他很多因素会对技术产生影响——包括技术的方向和增长速度(从正增长到负增长)。同样，……技术对于经济关系和其他许多方面产生影响，技术常常破坏社会关系，有时会朝着崩溃或者激进变革的方向发展。”

(三)均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

马克思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及其表现，而且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其微观基础的矛盾，即“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指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诸要素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并以此分析了同一社会形态内部运转的自我协调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它生而具有的这些宏观和微观矛盾运动中毫无出路地“恶性循环”着。演化经济学的“法国调节学派的工作始终围绕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每一个稳定的积累体系，都一定需要生产力(技术范式)与生产关系(调节模式、制度形式)之间保持系统稳定性。”不过，在研究的层次上，马克思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根本性的矛盾及这种矛盾运动中量的渐变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尽管量变的表现形式有多样化特征，但这种多样化从根本上改变不了生产力与资本私有产权制度之间质的矛盾。而调节学派同样坚持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质的不变，“在阿格利耶塔那里，这种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而且恰恰是还会通过调节方式的更替或质变而使资本雇佣关系更为普遍化，就像雇佣劳动关系在后福特制时期要比在福特制时期更为普遍化一样”。但在量的关系上，通过资本与劳动关系、企业形式和国家作用等调节模式的改变来维持积累体制的稳定。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调节学派都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很明显，对此，“调节理论的贡献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为这个理论像是在用放大镜来仔细研究‘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却没有看到落在放大镜之外的区域和问题”。

三、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一)马克思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需要创新

马克思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比，无

疑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但马克思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应该是开放的，仍需要不断创新，这是因为：

1　马克思经济学是基于“生产力——经济结构——上层建筑”辩证关系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并据此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和长期的发展变化的研究。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大量的‘反常现象’和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大量存在的‘反常现象’”，对具体国家经济制度发展中所特有的曲折变化及原因，特别是对不同文化、政治等形成的多样化道路，马克思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更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即使做了一些阐述，那也只是从一般性、原则性的层次说明的，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具体地进行研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进一步以马克思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为指导，同时适应研究具体的、特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变迁的需要进行分析框架内容的创新。

2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需要创新。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对生产力和经济结构之间质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并据此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但就生产力和经济结构之间量的矛盾关系没有深入研究，从而也就没有从质和量统一的层次深入研究国家生产力和经济结构具体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经济制度状况。

3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经济结构内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技术条件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多样化变迁理论需要创新。尽管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变迁的一般理论，但其中技术条件、分工和协作及生产关系的多样化变迁特点及引起的产权制度变迁多样化、经济发展差异化的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从而没有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抽象分析和具体分析结合起来。

(二)坚持并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应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同时，对演化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进行吸收，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内容的创新。

1　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分析法。既要坚持生产力的根本决定作用，同时要坚持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从而研究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变迁的客观规律，从深层次、宽领域和长焦距层次研究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变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建立的、科学的分析框架，只有坚持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分析框架，才能真正揭示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2　吸收演化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内容。演化经济学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定阶段的资本累积体制(如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达成的协调过程的研究，对具体地研究特定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运行机制、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反常现象”(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垂而不死”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从质的层次研究经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演化经济学从量的层次研究特定社会经济制度运行方式的分析框架结合起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的科学创新。

3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研究制度演化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要吸收和借鉴演化经济学基于“不纯粹性原理”而形成的所有社会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都是多种亚系统或生产方式结合的多样化社会结构及多样化经济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解决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多样化的问题，从而形成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具体研究各个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多样化的、非最优的和进化的理论。

作者：王胜利 张 棉

马克思经济学比较论文 篇3：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

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

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作者：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