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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读书报告菊与刀范文
读书报告《菊与刀》
摘要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读书报告：《菊与刀》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对日本社会的综合研究，与美国、中国、欧洲国家等的比较分析，从历史与近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来阐释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二战后期为制定对日政策和战后对日本的管理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本书于1946年由作者整理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日本社会人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菊与刀”，分别用日本皇室家徽‘菊花’和日本武士精神‘刀’这两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创始人;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8年病逝。代表作有《菊花与刀》、《文化模式》等。
一、这本书在寻找什么?
本书中鲁思在分析日本这一特殊民族时总共分为13章，第一章着重写了写作本书的背景以及研究日本的意义，提出了很多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人文的方法，提出了比较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而本书在很多问题的分析时都会把日本的社会状态与美国、中国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问题的答案。
作者从第二章讲述战争，比较美日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下，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开始，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风俗习惯、道德修养、报恩、义理、教育、孩子培养等等来阐明日本的民族特征和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性格。“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也是这本书的核心，不论是恩债、报恩还是义理、人情都围绕着这些进行阐述。鲁思将日本‘菊’与‘刀’这两种复杂的双重性格剖析清楚，从而来了解一个民族，了解日本人的逻辑。
日本这个民族，日本社会状态下的人们的性格到底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内部逻辑呢?本书就旨在寻找这么一个答案。
二、对“菊”和“刀”的理解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鲁思用这两者形象地比喻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
日本是个崇尚天皇的民族，“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象征日本人尚礼，忠义，坚忍不拔，顽强不息的精神。日本人表现的虔诚，正是对天皇的一种信仰。在很多时候，他们认为物资是无法战胜精神的，即使力量悬殊也不会惧怕，他们信赖精神而不是物资，相信精神可以战胜死亡。所以在日本人的信条上，不会向死亡低头。日本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飞行员在中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完成最后一次汇报的故事，他们认为意志，精神决定一切。而这个飞行员也就是对天皇信仰，忠义与坚韧。
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日本武士精神即是日本武士崇尚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日本武士的使命、责任和义务。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内涵即：忠诚于主人，勇武为本，重名轻死。
“刀”体现一种冷酷、血腥、凶狠、刚烈的习性。而这正是日本武士的性格特点。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武感，我们可以看到切腹自杀以报皇恩，可以发现他们对恩债耻辱的强烈反应。这种武者精神对日本旧社会以及新时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
三、负恩与报恩
“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者)。”鲁思在这本书中这样提到。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少让我们失去了说这句话时的自信。西方人对历史并没有什么负债感，而东方的民族则相反，他们认为是历史的负恩债者。英语中“obligation”译为中文是义务，而在日本就是指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的词。日本人所受某人之恩，也就是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债主视为恩人。因为对恩的一种负债感，日本人对于负恩有一种耻感，他们会记恩于心，时刻回报，正因如此会出现因为害怕别人背负恩债而拒绝帮助他人的现象。在日本有一个故事，“八公义犬”的道德含义就是：爱的别名是忠诚。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那么有负恩，也就有报恩了。正因为恩是债务，所以必须偿还。对日本来说，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报恩是一种义务，这在中国，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忠义思想相近。然而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这种恩义思想道德正颓化的同时，日本社会却强烈的奉为义务和道德内心的懿行。日本的恩大致可以分为两点：一种是数量和时间上无限的，另一种是有限、特定时间内必须偿还的。前者通常有两类：对父母的“孝”和对天皇的“忠”。鲁思在阐述时主要对中日这两个都受有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对比，她认为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本质区别在于：日本是无条件的，而中国是强调条件的。在日本的恩义中有道德、婚姻、教育等恩，有家长对子女，有子女对父母，有婆媳之间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对天皇的“皇恩”的回报。鲁思的主要思想就是日本所谓的恩和报恩其实就是“忠孝”，其核心即为“皇恩”，最高法律也可以说是“忠孝”，是对皇恩(也可以是等级制)的体现。
四、义理、名分与人情
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报答义理就像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对义理的定义是未免招世人非议而不愿意做的事。
义理包含一系列的混杂的义务：从报答救恩直到复仇。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他们的义理范围不仅包括对于“姻亲”的义务，也包括对父母，叔侄的义务。义理和义务是不同的，虽然强调的都是对于义务的报答，但是义务本身是无止境的，无法还清的。而义理是有限的，必须回报，这是严格的规定。
正像义理的未免非议而不愿做一样，日本对于名分的理解就要求极力维护自己的名誉。也就是“名誉的义理”吧。对名分的义理就是使名分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他们的名分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能报复，那么世界就无法平衡。日本人如果欠债，在到期无法还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逃避或抵抗，反而认为那是名誉的侮辱，而选择自杀。相对应的是如果自己的名分受到侮辱，一定会复仇。所以日本的武士比武失败，会选择报复，如若失败便会选择自杀，即使讲求忠孝的日本武士，如果自己主人侮辱自己，也会杀掉主人而后自杀。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所谓对天皇皇恩的尊重和维护，如果孩子起名含有天皇的名字中的字，他们会认为有损天皇名分，选择自杀并杀死自己的孩子。
在所有的日本故事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报复，一个是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
从“名分”到“人情”，也许大家觉得应该区别极大的事，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人情同样是从义理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人情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层面，而是在日本道德准则之下感官享乐的宽容。“人情”的分析即是对日本满足私欲，感官享乐的泛滥无制的思考。那么这种“人情”在本书中鲁思给出了几种：1.肉体享乐，性和热水浴都是对肉体感官的追求。2.睡眠。日本人的爱好，也是熟练的技能，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他们都能舒服睡着。3.浪漫主义的恋爱。4.同性恋。作为武士，僧侣等上层任务的一种公认的享乐。5.自淫性享乐。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
这些“人情观”，他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们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他们的性格所具有的善恶两性也就决定了这种对于道德和私欲享乐的两种态度。
五、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
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日本人极为纠结的人性，这自然可以说是日本的性格矛盾，义理与义务，恩债与报恩等表现出一系列的复杂性。这些也就可以佐证日本的道德困境。而这一切源自于日本对道德准则缺乏统一性。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各个世界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日本人的道德评价往往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规则。每个世界的道德准则也会随着情况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受到主君侮辱后，就可以背叛主君。
每个世界每个领域的准则不同会造成在同一事件里会有不同的准则，这就是所谓道德困境。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但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近代以后日本对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划分层次和范围的不满，使他们选择在教育上把“忠”作为最高道德。之后日本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的道德标准“诚”。日本人用“诚”并非指人的诚实，是指热诚的遵循日本的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诸如义理、忠诚、孝等等，也更强调日本的耻感文化，依赖罪感和羞耻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事。
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下，鲁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来比较，分析日本的道德畸形。她将之归结为德行世界的划分。那么日本又是这样来自我修养的呢?鲁思在书中阐述美国发达的修养系统，认为人在自己的可行目标奋斗过程中会通过自我锻炼来提高自己，弃绝良心和轻率，作为一种技术练习来学习。而日本确认为应在学习考试所必须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日本人将之归为，培养能力和能力之上的更高获得。日本人认为修养就像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为一把锋利的刀。日本会采取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技巧来自我修养，显示了与印度瑜伽的亲缘关系，把修行导入到忘我人神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有禅宗哲学的素朴的个人主义，讲求精神训练，在“公案”中探求真理，把、让装在“门”内的蒙昧的人性产生顿悟。
六、儿童学习
本书中鲁思将日本人性格及行为的矛盾归结为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因为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U型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得到最大的自由和人性，而随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大，在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
日本幼儿时期的教育非常注重孩子自身的自由，孩子可以有很多玩乐的权利。不论是出身、待哺，走路说话还是学习都体现了这一观念。日本孩子真正开始被纳入谨慎的生活模式是在入学三年左右，他们要学会控制身体。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学会复仇思想。这些贯穿至整个成长生涯，高中、大学、军队等他们都会接受诸如恩债、义理、名分的教育，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这些都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发育。同时对于男孩、女孩的教育在十岁左右开始有所区分，男生应学习的道德准则，女孩应学习各种义理约束，这些与年幼的自由任性截然不同，给了他们很多的约束，他们的性格也开始不断地凸显矛盾。幼年期他们建立起一面“不知耻的自我”的镜子，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常窥探自己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
在他们的记忆力始终会有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任性的时期，这在成人里的二元性变得既追求自由的恋爱又会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可以沉湎于享乐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接受极端的义务，有时怯懦但有时也很鲁莽，有时傲慢有时殷勤有礼，这也就证明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而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也正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
七、鲁思的答案
在第一部分提到了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作者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为十三章讲述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特殊性格，一直在阐明日本人性格中的内部逻辑。
距离鲁思写作这本书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对于日本这个能够轻易从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的民族来说，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也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此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的一些特质，似乎依旧有效。 在鲁思这个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一些日本人行事的准则，比如义理、恩债、名分等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极为普通。
在鲁思看来，中日之间的道德准则的本质区别是“仁”。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信奉无条件的"忠"、"孝"，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皇恩”，“等级制”或者说“武士道”的忠义思想的继承。其实很多的日本传统仍保留至今，家庭、婚姻、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等等。 所谓的日本社会的传统道德的保留，这也许有以下这些原因：1)二战失败后，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2)当时，美国并没有给日本足够的压力和帮助促使他改变;3)后来，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无意中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4)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
鲁思这本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和“仁”的这一关键观念没有被美国人重视。 二战失败后，因为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人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而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依旧保留了完整的封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意识到日本文化中缺乏"仁"，也就是"人道"的关键元素，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压力和帮助去促使他改变。此后，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客观上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反人性的一面，而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而现在，在个性彰显的小泉先生的领导下，日本人更是执拗起来。从这方面来说，太沉溺于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美，太沉溺于自己经济的发达，真不是好事。在国学虚热、经济虚高的今天，值得国人引以为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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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菊與刀》崔树菊、吕万和 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初版(日本丛书)，ISBN 7100012937
0120822 纪伟
12物流管理1班
2013-6-4
第二篇：《菊与刀》读书报告
——极端的矛盾统一体 班级：行政管理三班姓名：张耀学号：20134843
一、摘要：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被命名为“菊与刀”，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本书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矛盾的日本、美丑善恶并存的日本、一言难尽的日本。它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作。虽然很多日本学者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但在1951年此书已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在上世纪60年代已重印近40次。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与对日本的态度，首先需要对其民族性格与文化模式有深入的研究，《菊与刀》在提供参考上，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二、关键词：菊刀忠情义 耻感文化等级制度日本人性
三、正文：
(一)引言
《菊与刀》是一本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特性的书，这本书让我对日本人、社会、乃至文化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对以前许多对日本人许多行为的不理解转化为了理解，书中对日本人的描述，生性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背叛;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让我感觉确实如此，很多时候日本人对一些事件的处理方式就完全体现出他们这样的性格，例如在清朝时中国皇帝无法接受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导致闭关锁国，落后于其他国家;日本却可以在保留原有精神文明的情况下，坚持明治维新，学习新的技术与文明，让其他国家警惕。这就是他们区别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矛盾性格和双重性文化。 虽然距离这本书最初写成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世界格局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我觉得如果想要了解日本文化，这本书绝对是首选。
(二)内容综述
1、作者简介
本尼迪克特，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现代人类的开创者之
一、美国人类学之父法兰兹的影响，和爱德华共同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与《菊与刀》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视与关注。
2、本书结构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九章 人情的领域
第三章 各守本位 第十章 德行的困境
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十一章 修养
第五章 历史和世界的负债者.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偿还第十三章 降服后的日本人
第七章 “最难承受”的偿报
3、写作背景
二战后，美国为制定对日政策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女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写出《菊与刀》一书。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及日本人后所作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还参考了大量的书刊以及日本文学和电影，得出了日本政府会投降并且要保留天皇、利用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统治日本的结论。
4、书中观点摘要
(1)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世界。日本对等级制绝对信任和依赖，同时认为精神必将
战胜物质。
(2)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如果一个人不时时刻刻记念着天皇所赐的恩惠，他就不能为国家、生命、身边的大小事件而感到欣慰。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的最大债主，就是他的最高上司。在不同的时代，这种人曾是地方主君、封建领主、将军;今天则是天皇。
(3)日本的性格，大概来自人类最深重的一种自卑感。不论表现为武士的强毅、冷静、自制，或表现为军事侵略的凶残顽恶，或表现为经济掠夺的嚣张跋扈，皆为其深重的自卑感之表现。在这一点上，一个国家与一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的自卑感来自肉体上的或心理上的残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卑感，则是来自地理上的或历史上的诸多因素。
总之，日本人对等级制、忠、孝、情义等遵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四、我的认识：
日本人重视精神信念，因此产生了武士道精神，对待战争，也相信精神会带来胜利，一旦被俘，要么剖腹自杀，要么变成完全倒戈的叛徒;日本的等级制度森严，但没有人会去打破它;对他们来说，依据等级制度做的行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日本人生活的等级制度就像表现在家庭之中一样彻底。在日本封建社会具有复杂的层化组织，各人的地位都是依世袭而决定。而像中国一样存在的暴动与起义，日本却有着不同的作法。因为他们接受这种等级制度，所以他们的行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而是为了其它如尽忠、为了让日本更强大等原因。本等级制度的另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日本人民对天皇的态度。日本人眼中的“情义”，不同于任何国家，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日本人厌恶竞争却又争强好斗，服从强者。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许多都是别人深入理解的，例如耻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罪恶感来自于恶行彰显于天下之后的极度羞耻，它只关心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恶行，如果没有人知道，那么人们并不会因为自身的恶行而感到困扰。
日本人认为自己是社会和历史的负恩者，日本人对天皇绝对的忠诚;他们把对天皇的恩泛化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成受恩和报恩的关系。这种对天皇的信仰，不仅是长期的等级制度文化的一种体现，也使等级制度更为明确化。这样，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恩情，使得他们自觉履行义务而毫无怨言，实际上也就从社会心理层面阐释了等级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日本式的报恩，要像“义务”一样的去完成，恩是一种债务，是必须偿还的。对天皇报恩就是“忠”，给父母报恩 就是“孝”。这些都是强制性的，是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中，情义和忠诚往往是协调统一的，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忠诚的。但是在日本，“情义”和“忠诚”准则是互相独立的，这两者并没有成功整合融为一体，而始终各行其是。这主要是与日本人对情义的理解的独特性，日本人所理解的情义是指自己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有一种为名誉而生的情怀在里面。日本人的“忠诚”既对上级组织和长辈及有恩者的一种坚贞不渝的道德取向。这种强烈的忠诚意识，使得他们认为在忠诚面前，甚至于正义与非正义都不重要了，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觉得忠诚更能维护他们的荣誉，他们也会做出违反情义的事。从情义和忠诚这个角度，日本文化中的矛盾性就可见一斑了。
耻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本人的耻辱都是来自他人的评判，只要觉得别人看不起他或者让他受辱，日本人就会杀人或者自杀。日本人认为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耻辱。这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这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是不同的。“耻感文化”还带给日本人一项性格特征，即过分关注别人的评价更甚于自我评价。这种特征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会使人为了名誉的行为经常“不想为而不得不为”，这也形成了这个民族自重，认真，严谨的特点。
五、结语：
正是日本人在这种矛盾的环境下形成了矛盾的性格表现，从而造就了他们看似矛盾的种种行为，亦即这种矛盾的性格组成了大和民族这一个统一体在世界的一角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因此，当你读过此书你就会明白这个不同寻常的民族的种种行为中所隐藏着的深层缘由。
非常感谢社会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给了我阅读此书的机会，这本书也的确给了我深深地震撼，使我对日本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从而对以前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有了相对的理解。作为一名中国人，有必要对自己的劲敌多些了解，从而加强防范意识。
鸣谢侯飞老师的贵荐!
2014年4月7日
第三篇：菊与刀 读书报告[模版]
日本文化
——读《菊与刀》后感 提要：“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者也恰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与矛盾性，温和而又好斗、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倨傲、善变而又顽固、驯服而又专断、忠贞而又反叛、勇敢而又怯懦„„每种极端矛盾的性格，都如经纬纵横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之中。
关键词：日本矛盾性耻感文化等级忍
作者介绍：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女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于是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同时也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完成了报告，并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以直接的方式统治日本;美国需要保存并运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她的预见和建议得到了证实和采纳。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她于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 of Culture,1934年)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
该书主要是探讨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从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其特性，追问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菊”的隐忍淡泊与“刀”的锋芒毕露统一在日本文化中，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骨架，而其中更加细致深入的一切，还需我们慢慢了解。 整本书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安本分 各尽其职，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历史与世界的债务人，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恩报，第七章 “难以承担的”回报，第八章 洗刷污名，第九章 人情世界，第十章 德之两难，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读完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将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在日本说一个人没有耻辱感是对其人格极大的侮辱。这种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理解，内心的耻辱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优秀甚至一个国家更加昌盛，可是在日本对待中国的侵略上，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内疚、自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狡辩、装腔，除了少许的日本老人愿意出面表示他们对中国万万人的忏悔，大多数的日本人仍旧坚持，当年的侵华战争是正义使然，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贫穷的局面。日本当局也没有扭转他们国民的想法，反而改版教科书，肆意的宣扬他们当年所谓的正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得不到缓解的原因。为此，我对他们的“耻感文化”表示很不理解。
还有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孩子对父母命令的绝对遵从，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听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屈服，此所谓“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无不显示着日本文化中的强烈的尊卑感。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日本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统治权不在天皇手中的时代，然而天皇处于等级制的最顶端这一事实却从未改变过。如果不能“各安其所”，于他们而言便是莫大的灾难了。所有的日本人在一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背负上了“皇恩”与父母之恩;在生活中，一旦接受的别人的恩惠，便又要背负上“情义”二字;对于非直系血亲的亲戚们，也有着种种义务。而与中国文化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乌鸦反哺”不同，日本人“报恩”，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报恩不是出于心中的感激之情，而是必须执行的任务，与一个人的尊严与名誉相关。
最深刻的是日本人的“忍”他们对自己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日本武士的修行：忍耐饥饿，忍耐疼痛，忍耐疲倦，甚至有人在这样的修行中死去，然而却不曾放弃。信奉所谓的精神力量，日本的战术手册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二战期间，他们的空军“神风特攻队”，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而普通民众也十分重视自我修养，培养能力，更进一步的，则是培
养坚忍与“圆通”。我们经常听说日本的种种耸人听闻的苦修方法：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一文钱不花支持一个星期，连续几天不睡觉„„然而在日本人眼中，这样的忍耐恰恰是“人生乐趣与享受”的前提，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从而更好的生活。而日本人的锐意进取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而他们的荣誉感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强制力：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他们往往必须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巨大牺牲以求做到完美而不至于遭人轻视，于是他们必须放弃能为自己带来甜头的个人乐趣，抑制自己的种种冲动。然而追求自由确实是人类的本性，无论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享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民主自由与追求自我约束激烈碰撞，只好向着一条扭曲而艰辛的路途发展：渴望成功，奋发努力，却在得到成功之后仍然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这也就是日本人均GDP总是高居世界前列而国民的幸福指数总是很低的原因。日本民族的忍者精神实在是令我佩服，我想，当今越来越物欲的社会最需要的还是所谓的精神力量，每个中国人还是应该向日本学习这种精神的，坚忍与勇气在人生面前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在谨记那段屈辱历史的同时，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
参考书目：《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武士名誉观》王炜
《日本武士道》张万新
第四篇：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 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 ① 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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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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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 ①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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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 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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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ss”(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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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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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研究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与育儿方式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的价值体系，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战时的日本：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对于发动战争的理由，日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叫嚣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强调“日本精神”，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除了等级制和精神力量外，日本认为万事都是他们主动要求的，决不是被动的。正如西乡隆盛遗言道：“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 美国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对于天皇，天皇和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是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天皇地位至高无上，不受批判。对于死亡和战俘，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他们认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荣誉就是战斗到死，丢脸莫过于当俘虏，但是有些人会当一名模范战俘，在生命中翻开新的一页，好像他们的信条就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的选择另一条道路。
各安其位：日本人的口头禅就是“各安其位”，他们对于等级和秩序的信赖，与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个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尽管日本近些年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些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虽然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后规矩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的宗族制度，在日本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才有族谱。
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在日本，孝道只有在家庭内部有效，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的接近西方。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他的行动关系到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当时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武士不能兼做农民、工匠和商人，成为寄生阶层的一部分，坚守“俭朴乃最高的美德”。多年以来幕府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做了各种规定和规范。虽然这种等级制不公平，但是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减少了流血，给予了安全。
明治维新：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胜利，既没推行岛国主义也没实行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方针。首先明治时代的精英们没打算废除登记制度，只是认为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之后的政治家们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谨慎地规划国家在政治中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认为与国家直接相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之，日本人在构建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职权范围，必将受惩罚。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敢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就像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是完全针对祖先，只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背负深恩很容易使人发怒，日本人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责任，所以会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借出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尚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在日本，无论是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正如老话说过：“只有慷慨非凡之人，才能受人之
恩。”
道德和它的压力：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仁义”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在日本，恩、孝道，比个人幸福更加高一级，但日本的孝道仅限于生存者。忠诚，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的更远。日本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就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命令就是投降的命令，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与情义：作者讲了日本人的“情义”，第七章写的是对“社会的情义”，第八章写的是对“荣誉的情义”。“对社会的情义”大体指一种契约性关系，包含了对姻亲家属所应负的所有义务，而且书中提到：情义倘若逾期未还，还会像利息一样增长;“对荣誉的情义”要求日本人消除对自己的诽谤或侮辱，根据自己的身份过与之相关的生活，并包括对各种职业的义务。
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作者介绍了日本人的情感、道德。日本民族经常处在进退两难的情感困境中，一方面日本人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这样，日本人就使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品尝个中趣味之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在对道德的态度上，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态度中不包括恶，他们认为人生是一场戏，在这场戏里，每个不同的道德或不同的行为特征，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都是善良的。书中举了“四十七士”的例子，四十七士在报答了浅野侯的“情义”后，选择了自杀来尽“忠”，他们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结果，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尽“忠”的对象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没有必要自杀。日本人的哲学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内心冲动直接表现为行动时，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人们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来消除“羞耻”。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不会有第六感的障碍，这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儿童学习：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而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约束。日本人骄纵、嘲弄孩子，用重视整洁等传统习惯来训诫教育孩子，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随时给孩子吃糖果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日本的这种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方面性，一开始他们过着骄纵有特权的儿童时期，使他们始终保留着“不知耻”的欢乐童年记忆，
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有过天堂，他们认为人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很容易使他们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还有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他们性格的二元性，使他们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充满了矛盾性。
投降后的日本人：日本这样一个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在投降后发表社论道：“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战后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在教育的问题必然十分尖锐，因此日本人今后无疑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是全体事业失败的根源。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然而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若情况允许，日本也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若不允许，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再变成一个大兵营。
日本人是机会主义的，他们没有特定的主义信仰，没有善恶分明的世界观，荣誉和名誉是他们选择军国主义或是和平道路的重要背后动机，所以耻辱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不能忍受的。大和民族对耻辱过度敏感，却缺失对许多文化都有的原罪感。二战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是耻辱，而不是罪恶。都重视忠孝的中日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还有一个前提，“仁”，而日本是无条件的服从。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事实证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