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买假”现象之法律经济学研究

2022-10-29

一、我国对“知假买假”的反对态度

所谓的“职业打假人”, 是指以索赔获利为目的, 故意购买存在瑕疵的商品或接受服务, 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经营者索取惩罚性赔偿。

“职业打假人”并非法律上的概念, 而是社会上对这类专职打假者的俗称。

起初, “职业打假人”专注于商品质量方面的“打假”, 也打出了不少经典案例, 其行为不仅在社会上得到支持, 在学术界、司法界也得到了认可。

然而, 随着新《消法》的修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 职业打假群体的不断扩大, 其“打假”行为逐渐“变味”。

如今大多数“职业打假人”均是通过钻法律、制度空子, 以外包装标签瑕疵进行投诉、诉讼, 从中谋取巨额利益, 更有甚者看准某些商家怕投诉、怕处罚、怕曝光等畏惧心理, 以“私了”、“收保护费”等方式进行敲诈、勒索。

所谓的“职业打假”如今已成了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1]。

“知假买假”行为出现自今已经20余年, 但反对声音从未停息, 反对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职业打假人”不属于消费者

我国的《消法》和《食品安全法》所保护的对象是“消费者”, 根据《消法》规定, 购买目的应当满足“生活需要”、“不以营利为目的”等条件, 而“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则是以牟利为目的, 购买目的与普通消费者不符。

同时, 2016年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 第二条指出:“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 不适用本条例”。

虽然该实施条例尚未落地, 但可以看出工商部门对“职业打假人”消费者身份的否认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指出:“不宜将食药品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

由此可见, 最高人民法院对限制“知假买假”行为亦持支持态度[2]。

(二) 对“职业打假人”净化市场作用的质疑

大多数“职业打假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打假”, 其行为根本起不到打假效果, 普通消费者关心的是商品本身使用是否具备正常功能、食品添加剂是否合法等商品质量安全问题。

而“职业打假人”则更多的关注商品标签是否存在标记错误、宣传用语不当等, 均是和商品自身质量关系不大的小瑕疵,

其行为不是在“打假”, 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来达到牟利目的, 其行为并不能促进我国交易市场商品质量的提高[3]。

(三) “职业打假人”造成行政、司法资源极大的浪费

“职业打假人”对相关执法程序非常熟悉, 善于纠缠程序上的细节, 执法程序稍有瑕疵便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如行政程序得不到解决, 便会采取司法救济。

由此可见, “职业打假人”基本穷尽各种法律救济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大量的执法、司法资源, 有关执法部门及法院内部不得不调配相应人员扩充执法、司法力量, 应对这些“职业打假人”的纠缠, 反而让真正需要维权的消费者无法及时得到救济[4]。

二、法的经济学分析“职业打假人”存在的必要性

(一) 有助于解决“理性冷漠”现象

人都具有“理性冷漠”, 理性人通常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即便某一行为能够增进公共利益, 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 人们才会主动采取行动[1]。

对于普通消费者, 其维权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行使成本, 笔者在此可对消费者行使成本进行一个基本的量化, 以产品责任纠纷民事诉讼案件为例, 各方面成本支出情况如下:

1. 直接支出时间方面

根据程序需要, 可以假设原告为主张权利共需要花费5天。在交通费用支出方面, 5天时间预计支出150元。

2. 机会成本方面

以2016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05元为基数, 则5天的误工费为28324元÷365天×5天=388元。

3. 败诉风险方面

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 从2014年至今受理产品纠纷类案件的情况来看, 胜诉率为90%左右。

经过量化之后, 可以大致测算出普通消费者的行使成本为交通费加上机会成本, 即150元+388元=538元, 假设维权所得收益为C, 以胜诉率90%计算, 则预期收益应为0.9C。若要消费者积极维权, 需满足0.9C>538, 可折算为C>598。

也就是说, 维权所得收益C在大于598元时, 消费者才会采取维权行动,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其购买的商品往往数量不多、价格不高, 很少会超过500元。

因此, 大多数情况下, 消费者若要主张权利所得的收益普通商品一般为500元, 显然, 普通商品的维权要低于维权成本, 可见, 普通消费者往往缺乏维权欲望。

而“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个困境,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才能得到广泛适用。

(二) 私权打假比公权打假效果更好、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当前, 公权力作为保护消费者的主要手段, 但是, 公权力执法存在着局限性。

首先, 政府监管难以及时、有效的掌握商场上商品的信息及不法商家的欺诈行为, 并且经营者对于执法机构的执法套路相对熟悉, 往往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规避。

其次, 行政执法具有相对较严格的执法程序, 要达到执法效果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 甚至高于执法后所增进公共利益。

再次, 由于缺乏激励以及行政资源有限, 导致案件周期冗长、效率低下。

对于“职业打假人”而言, 在利益驱动下, 其会积极主动的寻找问题商品及不法商家的欺诈行为, 结合其专业性、团队性运作, “打假”手段更为多样, 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

通过“职业打假人”积极投诉、举报的行为, 能够促进“职业打假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 让政府执法更具有针对性[3]。

(三) 无需担忧寻租现象

部分不良商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时会通过“权力寻租”的手段掩盖其违法、违规行为, 让公力监管流于形式, 这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外部成本。

从利益角度出发, 由于执法部门及其官员的自身利益与法律赋予的义务所产生的公共利益并非同一, 当两者之间差异越大, 被经营者“俘虏”的可能性越大, 容易引发寻租现象。

对于“职业打假人”而言, 由于人数众多, 并且没有公权力, 都是通过行使权利获得相应的利益, 故经营者难以“俘虏”购买者[4]。

同时“职业打假人”积极寻假、投诉、举报等行为, 实际上就是对执法部门的一种监督, 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倒逼执法部门认真履职, 积极查处问题商品, 从而间接的遏制寻租现象。

三、对私力打假行为的合理引导

制度的私力执行和公力执行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如果私力执行的成本更低, 激励更大, 效率更高, 负面影响不大, 而公力执行的效率不高, 则私力路径是应该考虑的, 并不能一概否定[2]。

但是, 由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固定为3倍或10倍, 这就导致了不少“职业打假人”为节省打假成本, 在打假只是“蜻蜓点水”, 打假效果并不乐观, 难以起到净化市场环境的作用。

为此, 笔者认为, 可通过对惩罚性赔偿基准的改进来引导“知假买假”行为走上正轨。

惩罚性赔偿的主要作用是处罚, 这就应当遵循比例性原则, 根据情节的轻重来确定赔偿基准, 而不是设置一个固定赔偿数额或计算基数。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的设置, 可考虑以下情节:

(一) 商家的主观恶意程度

一般来说, 消费者购买到假货主取决于经营者主观上存在故意、过失的行为, 显然, 经营者“故意”的主观恶性要大于“过失”。

因此, 经营者“故意”售假的行为在应设置较高的赔偿基准。

反之, 经营者“过失”行为的赔偿基准应相对较低, 不仅能让蓄意制假、售假牟利的商家付出更高的成本, 还可吸引“职业打假人”去揭发主观恶性较大的不良商家。

(二) 商品质量问题的危害程度

要发现真正的商品质量问题, 会涉及到相关专业机构或人员的技术鉴定, 这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打假成本, 这显然与“职业打假人”牟利目标相悖。

若要引导“职业打假人”将打假的侧重点放在商品质量方面,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质激励。

为此, 对于一般的标签瑕疵问题, 如不影响商品质量, 赔偿基准不应设置得太高, 而涉及到商品的实质质量问题, 则应该设置一个较高的赔偿基准。

不仅可以填补“职业打假人”付出的高额成本, 还能获得更丰硕的回报, 以此来激励大部分专业能力强、追求更大利益的“职业打假人”。

更倾向于去发现及打击那些社会影响更恶劣、涉及面更广、潜在危险更高的商品质量问题, 从而发挥出私力“打假”的真正功能。

(三) 消费者的权益受侵害的严重程度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往往是其权益受到侵害后, 才发现商品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一定的专业水平, 其维权的代价通常会比较高。

笔者认为, “职业打假人”在打假、维权方面拥有较强的专业技能, 可通过引导“职业打假人”实现角色转变, 让其成为维护普通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从而达到提高维权效率, 降低维权成本的目的。

在惩罚性赔偿基准设置方面, 其高低应当与消费者受侵害程度挂钩, 消费者的权益受侵害的严重程度越高, 则获得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也就越高, 以高额赔偿金作为激励, 可吸引“职业打假人”主动上门为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作为代理人为其维权索赔, 并分享一部分赔偿所得。

消费者权益得到了保护, “职业打假人”也从中获得了利益, 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

四、结语

“职业打假人”是我国市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执法机关纠正能力有限、消费者怠于维权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不健全背景下的孳生物。

通过法律经济法学分析, 证实了他们能用比执法机构更低成本进行市场监督, 成为了市场监督的补充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

面对重瑕疵、轻质量安全等乱象, 不是一味的去抵制, 而是采取正确的方式引导“职业打假人”走向正轨, 以最低的打假成本, 实现最高的公共利益, 让广大消费者最大程度的得到保护。

摘要：自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法》) 颁布以来, 社会上便出现了一批“职业打假人”。该群体以牟取利益为目的, 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惩罚性赔偿。这种现象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监督作用, 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职业打假人”利用法律漏洞、抠字眼等行为进行“打假”不仅起不到监督作用, 还有扰乱经营秩序、挤占用了行政、司法资源之嫌, 如今, 要求规制“知假买假”行为的呼声愈来愈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规制“知假买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打假”乱象, 关键在于完善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准, 以物质激励的方式正确的引导“职业打假人”的行为。

关键词：公正,效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