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关于英国工业革命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1898年，戴雪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开设了一门讲座课程。在接下来的六七年中，他继续在牛津大学讲授这门课，讲座的主体内容、结构框架都保持不变，不过做了一些增补删削。1905年，他将这一系列讲座整理成书稿出版，并有意保留了讲座的形式。
第一篇：关于英国工业革命论文
浅析煤炭工业的发展对英国的影响
[摘 要]英国煤炭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最悠久的国家，它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强有力的能源基础。伴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生产方式和重心也由农业变成了工业，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大机器生产，工人阶级形成。在工业革命初期，煤炭工业发展缓慢，煤炭利用率低，生产方式以粗放型为主，工人的工资非常低，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始将煤炭工业收归国有进行大面积改良，主要针对煤炭的安全生产的技术方面进行革新。此后，英国煤炭工业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煤炭大国。本文将在英国煤炭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探究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煤炭安全生产的技术革新。
[关键词]英国煤炭工业;工人阶级;技术革新
一、煤炭业的迅速发展
英国是欧洲亦是世界上最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度，这与它的采煤业密切相关。英国的煤炭大多在地表，主要散布在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南部。英格兰东北部和纽卡斯尔在十三世纪开始有规模的开采煤矿，是欧洲最先取得成功和具有规模的两个煤矿之一。(1)1600年英国南部森林大多已削减。伊丽莎白上台，煤炭工业开始盛行。早在工业革命开始前，伦敦就主要依托从英格兰北部港口运来的煤作为主要的燃料。到1700年以前，英国的冶金业、制糖酿酒业、玻璃制造业已经广泛的使用煤作燃料。到1800年，英国的煤炭年产量已达0.1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0%。(2)煤炭在英国的普遍利用不但使英国从能源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且直接推动了蒸汽机的出现。(3)18世纪80年代，瓦特对蒸汽机纽卡曼进行了多项重大改进，使其功效大大升高，快速的代替了纽卡曼式蒸汽机。瓦特蒸汽机的独创和使用标志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它转变了工业的生产方式，使生产效率极大的提高，使人类进入了机器时代。
蒸汽机的发明极大的推动了机器制造的发展，为铁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1804年，一个名叫德里维斯克的英国矿山技师，首先利用瓦特的蒸汽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这是一台单一汽缸蒸汽机，能牵引5辆车厢，它的时速为5至6公里。这台机车没有设计驾驶室，机车行驶时，驾驶员跟在车旁边走边驾驶。因为当时使用煤炭或木柴做燃料，所以人们都叫它“火车”。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这是英国近代文明的标志。1825年，第一条蒸汽机车铁路修建，开始也是为了促进煤炭业的发展，主要是用于自达林顿到斯托克顿(达林顿是煤矿，斯托克顿是港口)之间煤炭资源的运送。之后英国开始大踏步地修建铁路口，据统计到1848年，英国的铁路增长到5000英里，这个数字到1867年达到了12000英里。(4)铁路的修建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运送方式，节约了劳动力成本，人类由畜力运输时代走向了机器运动时代。从此以后，不仅是英国，全世界范围市场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了，运输速度的提高也进一步刺激了市场的需求，也同时促进了人际交往和信息的交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方面的，铁路的修建和火车的推广运动也对煤炭业有了更高的需求，铁路需要大量原材料供应，也刺激了采矿业、冶金业、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煤炭的开采再也不局限于某一地区了，它可以被运往更遥远更有需求的地方，而同时蒸汽机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
二、工人阶级的形成
产业结构的调整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人城市。几百年的圈地运动造成大量自由劳动力。大量工厂开始兴建，工业发展无疑伴随着农业发展的衰落。大量没有耕地的农民，为了生存进入城市，因为那里工厂林立，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火热。在当时的英国，农业的衰落似乎变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5)总之，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和农业加速了农业手工业的没落，英国政府也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法令，阻碍人口流动的因素逐渐消失，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自由流动。
工业革命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加速，1781年英国人口只有8，900，000人，而到了1841年英国的人口增加到了18，551，000人，60年增加了一倍多。煤炭工业的发展让工业革命兴起的如火如荼。英国工业已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着，大批工厂不断对外招工扩张，对自由劳动力的渴望越来越大，短时间内劳动力资源变得紧俏起来。于是，在市场调整下，煤炭厂主为了更便捷的招到工人不得不提高工资待遇。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在增加的人群中大部分都是因为煤炭工业迅速发展，迅速涌向城市的工人阶级。在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和威尔士，19世纪人口的增长似乎与大城市中经济机会的增长成正比关系。经济机会的增长同样吸引了爱尔兰人。由于距离英格兰很近，当地人得知煤炭企业对于用人的要求特别渴求，几乎只要有力气就能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大量爱尔兰人背井离乡，在英格兰变成了产业工人。他们大部分全部涌向了工业区，特别是那些对于用工需求特别旺盛的煤炭工厂，他们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慢慢地变成了人类历史新的阶级成分——工人阶级。
二、煤炭生产的技术革新
在工业革命100多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近代大工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巨大的财富。但是，似乎人类的每一次大踏步前进都要伴随着工业的污染和对环境的破坏。由于开始阶段，没有法规约束，一切都在市场调节下完成，资本家追逐利益最大化，工业污染成为了社会的顽疾。由于当时的人们没有应用环境保护的措施，大量携有有害物质的浓烟直接排放到空气中，这是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发展的最高潮阶段，同样也是英国历史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阶段。
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因为自然环境的优美每年吸引大量欧洲游客来度假，然而污染加剧。烟雾似乎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标志，这也是工业革命最显著的一个象征。(6)大量污染空气污尘的排放，因此使得天空、建筑物等都变成了一片黝黑。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纺织业是最先开始实现机械化生产的行业，亦是最初生产量最大的工业部门，它对环境破坏也是最严重的。化学印染工业的发展也同样是因为纺织业的发展来带动起来的。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极大了刺激了近代工业发展，人类也同时从此开始大规模的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征服与破坏。1872年，英国人罗伯特·史密斯第一次创造了“酸雨”这个词汇，用来表示工业排放而造成雨水变质的情况。“温室效应”其实在那时的英国也已经开始显露端倪。
三、煤炭工业的技术革新和逐渐集约型发展
大型机械化设备开始应用于英国煤炭开采中。(7)在安全生产方面，英国煤炭主开始意识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新技术的开采方法可提高煤炭产量。英国法律严格限制在井下使用局部通风机。井下使用局部通风机容易导致瓦斯聚集超限，产生安全隐患。目前英国煤矿瓦斯抽放量仅仅约占瓦斯总排放量的1/3，再加上良好的通风条件，煤矿的通风参数能够满足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此后，煤矿的安全性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
21世纪后，煤炭工人死亡率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1986年英国国家煤炭局改为英国煤炭总公司，开始向私有化转变。1994年10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允许煤炭业私有化的法律，英国开始成立了煤炭管理局。该机构主要负责对于煤炭工业进行合理布局和管理。它再也不像从前一样由政府管理煤矿，而是发挥宏观调控的功能，对全国煤炭企业进行统一协调以免资源浪费，对租赁权利进行限制达到调控的目的，以此来确保各煤炭企业公平竞争和整个英国煤炭工业的有序发展。英国煤炭生产以地下开采为主。80年代以来，特别是煤炭私有化以后，煤炭工业发生很大变化。1996年与1984年相比，煤矿井总数从168个减为25。此外上述策略的有效实施保障了煤炭的利用效率，也减少了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煤炭业的经营状况出现好转，利润率也在逐年提高。根据英国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十多年煤机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为4.2%，而整个机械制造业为3.5%。(8)英国煤炭工业的私有制改革无疑成效显著，煤炭工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使英国煤炭业发展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结语
煤炭工业因为自身的不可再生性对于经济发展扮演的角色无可替代。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私有化的模式，提高了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护环境的意识也逐渐加强。煤炭产业的合理布局也逐渐建立起来了，英国在新形势下，科研迅速转向，占领新市场。建议应加强洁净能源高效利用的研究开发力度，并与大型煤炭企业联合，走煤炭、电力、化工能源基地综合发展之路。
注释：
(1)亚伦：《两次英国农业革命》，载凯布贝尔和欧夫顿主编的《土地、劳动力和牧畜》，曼切斯特1991年版
(2)巴巴拉?弗里兹著：《煤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5年
(3)陈紫华：《一个岛国的崛起：英国产业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里格利：《探问工业革命》，俞金尧译，《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5)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6)杜晓荣，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07
(7)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8)董维武，英国煤炭开采技术和安全生产现状，《中国煤炭》，2008
作者简介：朱家俊(1989-)，男，湖南长沙人，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史—英国史。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创新基金(S130037)
作者：朱家俊
第二篇：英国会重蹈“大革命”覆辙吗？
1898年，戴雪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开设了一门讲座课程。在接下来的六七年中，他继续在牛津大学讲授这门课，讲座的主体内容、结构框架都保持不变，不过做了一些增补删削。1905年，他将这一系列讲座整理成书稿出版，并有意保留了讲座的形式。著作的题名为：“论十九世纪英国法律与公共舆论之关系的系列讲座”（犔犲犮狋狌狉犲狊狅狀狋犺犲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犔犪狑犪狀犱犘狌犫犾犻犮犗狆犻狀犻狅狀犻狀犈狀犵犾犪狀犱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犖犻狀犲狋犲犲狀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1913年，他为再版的著作增加了一篇长篇导论，评述20世纪初英国法律发展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20年的时间里，戴雪反复言说和讨论着英国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醒他的听众和读者去注意这个在法学领域经常受到忽视的主题。即便我们很难断言，这个问题主宰了戴雪此阶段的法学思考；但我们可以确信，他必然极为清楚地意识到此问题在这个特定时代的重要性。
在西方的法哲学传统中，思想家多致力于讨论立法者的智慧、法律的性质及其依据的理性原则[1]，却少有人关心社会的“公共意见”（或舆论）。戴雪一反常理，在方法论上剑走偏锋，长时间地费心研究英国立法实践与公共舆论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原因何在？意图为何？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又具有怎样的理论意义呢？
一、“革命”的危机：回顾19世纪
戴雪在这一系列讲座中讨论了英国法及公共舆论在19世纪的变迁。但他一再强调，这部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他无意考据英国法律或公共舆论的历史，而是致力于发掘两者间确切的关联，即要将“过去百年间英国法律的发展与英国思想进程联系起来”。他的研究甚至是着眼于未来的：在对过去和当下的法律变革做出评述的同时，还“不得不推测眼前发生的诸般事件的趋势与结果”[2]。既然如此，是什么原因让他问道于历史呢？19世纪对他又具有何种特殊意义？
在1913年写就的“导论”中，戴雪提出了他的担忧、警戒和希望。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他多年以来殚精竭虑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戴雪注意到，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的立法一直受到公共舆论的控制。从趋势上来看，公共舆论对立法的影响越发直接与迅及[3]。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的立法舆论由自由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英国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则越发深入。经过1832年、1868年、1885年历次宪法改革，议会选举权逐步由贵族扩展到中产阶级和独立户主。其政府由贵族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民主精神也在社会中深深扎根，人们普遍认为“最好的政府是多数人的意愿最终决定立法进程的政府”[4]。
由于特殊的原因，民主与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英国相互交织。自19世纪末开始，社会主义取代功利自由主义，成为立法舆论的主流。然而，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冲突，甚至存在根本上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张力尽管尚不为人知，但迟早要“产生最严重，而且很可能是最残酷的现实斗争”[5]。戴雪自社会与政治理念的矛盾中洞察到了巨大的危机。
社会主义的某些缺陷和民主政府的缺点很可能灾难性地结合起来，从而对英国造成毁灭性的损失。当前的立法舆论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然而，任何伟大的社会改革都应该在最优秀、最公正的专家指导下，审慎地一步步缓慢进行。这一点在民主社会却难以实现。民主强调民众的意愿，“只要人民（不论数目多少）有所欲望，他们就应该获得想要的一切，而且应该迅速地获得。”[6]也就是说，民主社会的天然缺陷会让激情裹挟一切节制、理性和审慎；缓慢、渐进的社会改革进程将会被民众的意志和欲望冲毁。另一方面，虽然民主立法具有与公共舆论和社会条件保持一致的优势，但社会主义者的智性傲慢却会使立法无视现实的公共舆论和人民的意志。他们认为自己比英国选民更了解何为英国人民的利益，从而将完全背离人民真实信念的改革计划强加给选民。社会主义式改革很容易借助公共利益之名，强制推行其计划，毫不顾及现实的社会条件。这两种谬误都可能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7]当它们交融在一起，彼此支持时，计划中的社会改革将会不可控制地演变为暴烈革命。
戴雪关于潜在危机的论述处处体现着法国大革命的影子。他一直将对英国法律的思考置于一种比较的视野之下。在这部著作中，英国与法兰西之间法律、社会条件，甚至民族特质的对照几乎无处不在。托克维尔备受戴雪推崇，他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自然也为戴雪提供了理论启示。在戴雪所处的时代，英国的社会境况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民情颇有些相似：改革热情高涨、社会民主化[8]与行政集权[9]高度融合，对底层社会苦难的同情、仁慈与博爱的情感迅猛发展，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和社会改革给予了有力支持[10]。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当中，民主政府与社会主义法律手段相互砥砺，点燃了最炽热的革命火焰，并产生了恐怖的暴政。
通过对20世纪初期所立法律[11]的分析，戴雪注意到英国正在创立一个与法国行政法十分类似的体系[12]。这些法律无疑是19世纪晚期以来集体主义立法舆论高涨的结果。结合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冲突，这些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正是一个警示：英国社会和法律的变革是否会步法国大革命之后尘？英国法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品质，足以抑制民主的狂热和社会主义的傲慢，使得社会改革能够缓慢、审慎推进，避免革命之风险？
戴雪预见到日益迫近的危机。革命的危机迫使他重新反思英国法律，尤其是英国法如何应对变革这一问题。在戴雪的系列讲座中，他无意讨论正义理念、法律概念这些至为根本的法理问题，也无意论述英国宪法的基础、内涵与构成（如《英宪精义》），他关注的是英国法律实践的一个具体环节———立法。任何法律的诞生、废除、修订皆依赖于立法。立法决定了一个国家法律的走向，也直接决定了其社会的状态。无论国家法律要保持稳定，还是要发生变革，以及如何变革都与立法直接相关。不仅如此，戴雪还将研究的主题限定为19世纪的英国立法。
19世纪无疑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辉煌，也最复杂丰富、最具深远意蕴的时代。英国在19世纪成长为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确立了新的世界体系法则[13]。对于英国法律而言，英国的社会变革是相较其帝国功业更为重要的方面。工业革命展现出巨大的能量，极大程度地改变了英国的生产方式、自然景观、社会组织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生活，甚至政治地理。新的财富阶层诞生，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易。工业精神与机械主义的人性理论与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工业革命既有其蓬勃的活力，又具有特定的粗鄙庸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社会，使贫穷等社会苦难与之相伴相随。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情感、思想亦随之发生变化。当代史学家马丁·威纳曾以1851年首届世博会为界将英国社会的一般精神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对工业精神以礼赞推崇为主，后期则以批判驯服为主。依据戴雪的分析，19世纪英国的立法舆论也存在类似的状况：到19世纪后期，立法舆论由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体现了对工业革命展现出的消极影响的反思。
在戴雪的论述中，19世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时代。根据法律和公共舆论的变迁，他将19世纪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段更长历史的延续，向前勾连起了光荣革命；后一阶段则继续延伸到20世纪。在他的理论视野中，“十九世纪”其实代表了由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政制法律传统。戴雪之所以将研究内容限定在19世纪，原因有二。首先，出于权宜的考虑，通过对近一百年的描述就足以勾勒出近代英国法律变迁的全貌，无须一直追溯到1688年。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并且使第一个原因成为可能：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主要的法律变革都发生在19世纪。在世界史的意义上，欧洲其他国家也像英国一样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像宗教战争一样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14]，共同的社会变革无疑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革命的烈火炙烤着欧陆大地的时候，19世纪的英国社会、法律、政制虽然从未停止变革，但它却享受着和平、繁荣与伟大。当我们聚焦于社会与法律的变迁时，19世纪的英国显得尤其不同凡响：它的法律具有一种包容、适应社会变革的品质，这种品质在光荣革命中就曾得以展现，在此之后又延续了下来。然而，这些品质是否足以应对潜藏在19世纪末社会主义立法舆论中的危机呢？这一问题意识促使戴雪进一步反思英国法律变革的内在机理，回顾19世纪的法律变迁。
戴雪对研究主题的选择凸现了他的问题意识。既然戴雪对英国法的思考从未逃离比较的视野，处处以法国的境况为其思想背景与参照物。所以，戴雪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开辟的理论传统。在这一思想脉络中，英国被当作理想的政治法律模型：它的政制实现了权力之间的制衡；它的法律实现了古老起源与现实条件的完美融和；它具有法律与风俗之间的完美一致；它的商业与法律共同塑造国民美德、成就其功业；其社会阶层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而非彼此分化孤立……孟德斯鸠力图从英国法中洞见到“自由”的精义，以救助法国专制之弊病。托克维尔则努力自英法的对勘中关照到法国革命的原因、理想的社会结构，以及贵族精神在民主时代的使命。这些问题均蕴涵了对政治法律秩序之基础的拷问。戴雪的问题意识与之一脉相承，他对19世纪“法律史”的反思则要以英国为分析案例，在与法国的对照中洞悉“大革命”的社会原因，从而洞见英国法律精神的独特面相：英国法的变常之道。他的问题意识虽然聚焦于英国法的一个具体方面，但却要基于对英国法律精神的整体理解，从而具有重大的法哲学意义。
二、英国的“立法舆论”：历史中的法律
大卫·休谟注意到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奇妙之处：“众人如此容易地被少数人统治着，他们竟能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激情以顺从统治者。”[15]由于被统治者人数众多，力量的优势永远属于他们，那么政治统治是依凭什么实现的呢？正是意见（Opinion）为统治者提供了支持。力量既可以选择服从统治者，也可以选择对抗统治者，甚至推翻统治者。力量要转化为政治行动则有赖于人的意见。由此，休谟将政府的首要原则归纳为意见。“政府完全建立在意见的基础之上。这一准则既适用于最专制最军事化的政府，也适用于最自由最民主的政府。”[16]
在历史和社会关系上，意见是一个中间体，它像桥梁一样连接起政治秩序与社会条件、法律关系与财产等物质关系。意见具有多元、可变化的特点，因此它可被塑造、被教育。于是在另一方面，它又连接起哲学思考、永恒的理性秩序与民族的一般精神和风俗习惯，连接起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品格与历史现实。
休谟为戴雪准备了理论工具，亦在方法上予以启发。“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制度的存在与变迁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依赖人类的思想和感情。”[17]戴雪在讲座伊始便引用休谟的论述并以之作为出发点。美国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实现了美国在宪法上的统一。此事关系重大，对美国和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戴雪以此为例[18]来论证休谟所言不虚，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有十足的理由认为，根本上是意见主宰立法。[19]
“公共舆论决定一个国家的立法，这种论断意味着法律的制定或废除依据的是该国居民的意见或意愿。”但戴雪发现，此原理并不能用于描述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似乎专属于19世纪的英国。戴雪界定了“立法舆论”的概念：它旨在简要地描述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普遍存在的信念，表明法律的存在是有益的，因此应该得到守护，或者是有害的，因此必须加以修正或废除。这一概念道出了英国法的特殊品质，其原因有三。
首先，在许多国家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立法舆论”。在这些国家中，民众缺乏对政治的公共参与，从而也缺乏对政治和法律的自我理解与反思。他们“更多的是被习惯影响而不是思想”[20]。这些习惯规则根源于特定社会条件下的需要，甚至根源于古代立法者的理论思索。在19世纪的英国哲人看来，许多东方国家（如密尔笔下的中国）陷入停滞状态，就是因为其行为受传统习俗的制约。这些延续几代人之久的传统或本能情感厌恶改变，完全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的立法舆论———它要求对国家的法律进行持续的改进。
其次，在很多地方，法律与制度的变革取决于少数或某个恰巧位高权重之人的意见，公众意见毫无位置。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法改制、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立法，乃至英国专家为印度殖民地的立法皆与公共舆论无关。
最后，由于缺乏适时、适当地应对不同时代情感的立法性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代表公共舆论。法国长久以来过分的权力滥用恰可以描述为：缺乏立法性机构，缺乏权力和意志执行法国知识分子长期要求的改革。戴雪一再强调，法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飞速增长的公共舆论提出的要求，其长期的权力滥用成了暴力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21]
这三重原因彼此关联，其基础与核心在于立法机构的性质。其他国家缺乏“立法舆论”的原因恰恰反衬出英国立法与众不同的基础：英国议会具有立法主权，能够即时反映民意，并将其转化为立法行为。立法过程需要广泛地参与讨论，便能吸引民众对本国法律的关注和思考，从而理解其与自身的相关性，对法律之优劣、合宜与否做出判断。所以，议会主权亦能教育民众，塑造特定的法律文化与精神，为“立法舆论”提供制度基石。所以，“立法舆论”这一概念，或者公共舆论决定立法这一独特品质正是基于共荣革命确立的政治制度。关于此点，休谟在《政府的首要原则》里亦有相关论述。所以，“立法舆论”不仅是英国法的独特品质，更是1688年以来英国立法的独特品质，这正是戴雪将其论述限定在19世纪的原因之一。在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立法与公共舆论之间保持了密切的直接联系。按照公共舆论与立法体现出来的总体精神，此两百多年间英国法律变迁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689—1830年。在这一阶段，英国宪制保持了大体稳定。既然戴雪将其论述的主题限定为“十九世纪的英国立法”，这一漫长的历史就用以“1800—1830年”来代表，戴雪将其描述为“旧托利主义或立法停滞时期”[22]。
光荣革命妥善地解决了政治、宗教和社会矛盾。光荣革命协定给专制权力以致命打击，一劳永逸地确保了个人自由。《宽容法案》则给予大部分英国民众以实质上的宗教自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质上终结了宗教迫害，也为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奠定了基础[23]。不仅如此，光荣革命使得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变得可能，为国家的伟大奠定了基础。光荣革命的成果在英国人民之间激发出一种对英宪和法律的“志得意满之情”以及对英国之伟大感到骄傲之情。布莱克斯通于1765年出版了《英国法释义》第一卷，他的著作很好地总结了光荣革命确立的英国法律体系，并对英国法中体现出来的理性、智慧和自由精神予以赞美。他的作品和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代表并表达了时代情感。
第二阶段是1825—1870年，为“边沁主义或个人主义时代”。由于工业革命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家，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英国人口逐渐增长，政治地理也发生了改变：北部的荒芜之地迅速崛起，变为人口稠密的新城。随之而来的要求是改革议会，在各地区间重新分配选举人和议员名额。社会的活力也激发了人的才能，这个时代天才辈出，数量众多的穷人变成了杰出之士。工厂的发展也使人们逐渐脱离了村庄等道德共同体，进入一个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组织中。旧有的破产法庭也不再适应商业和财富的增长。因此，改革法律的公共舆论由此成长起来，并使边沁的法律学说得到广泛的接受。1825—1870年的法律改革便在边沁主义的主导下进行。
第三阶段是1865—1900年，为集体主义时代。工业革命既带来了财富和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手工业者和农村工人的不幸。工业社会中消极层面日益受到重视，被人们理解，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进一步扩张。工厂运动开始关注工人的卫生状况、居住条件、劳动环境与工作时间，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生活。工厂运动与托利博爱主义结合起来，共同培植了集体主义的公共舆论，并将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引进到英国法中。质疑政治经济学的孔德哲学开始进入英国并在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法国哲学的影响又通过密尔等本土的理论家和作家而得到进一步放大，并引发公共舆论领域的革命。在商业组织中，联合日益成为现代商业体系的灵魂。铁路公司的成功展示了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优势，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社会条件和公共舆论的变化，集体主义立法随之出现。
戴雪梳理了19世纪英国法律变革与公共舆论之间的确切关系。正是因为法律与公共舆论之间的一致步调与彼此和谐，英国才未被席卷进由法国大革命掀起的狂潮中。依据戴雪的分析，英国的“立法舆论”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议会主权无疑为之提供了制度基础。所以，戴雪的这一系列讲座可视为对《英宪精义》的补充，即关于“巴力门主权”及其优越性的诠释。
三、守常之道：英国法律精神的社会分析
戴雪从公共舆论的角度来研究英国法，这一视角将法律放到具体的历史之中，拒绝了自然法传统。公共舆论并非抽象的原则或教条，它与具体的民族精神、风俗传统和历史现实结合在一起。通过揭示英国立法与舆论之间的一致性，戴雪继承并发展了孟德斯鸠关于英国法的论述（即法律应当随从风俗），剖析出不同于“旧制度”法国的别具一格的法律精神。戴雪为其赋予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更强调法律在应对社会和舆论变化时应具有的品质。19世纪英国法律变迁的三阶段论展示了法律与舆论之间的确切关系。它表明英国法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能够对社会条件的变化做出有效调整。但它仍不能揭示出英国法应对变革的真实品质，因为法律和秩序的根本恰恰是稳定，是保持的能力，而不是变化[24]。如果将法律完全交付于不断变化，甚至剧烈变化的社会条件，就像将船舶置于汹涌的浪涛而不加控制一样，终不能免于倾覆和毁灭的命运。这样的结果与革命带来的毁灭并无差异。
孟德斯鸠的论题隐含了一个理论预设，即风俗自身具有稳定性和保持的能力，风俗自身即为秩序或为秩序确立了基础。对戴雪而言，这一逻辑同样成立：若要真正理解英国法的精神，则需要对“立法舆论”本身作一番研究，它当有自身的内在精神和稳定性。
在“法律与变革”这一组关系中，英国与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是以保守闻名的国度，但在19世纪的漫长历史里，其法律一直在调整之中。法国是个革命的国度，但《拿破仑法典》是1804年以来就未曾有丝毫改变。[25]无疑，英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正是源自于英国法律的持续变革。与此同时，我们还须注意的是，英国法律具有开放性与保守性双重特点：开放性表现在它随社会状态和一般精神做出调整，绝无僵化或墨守成规之弊；保守性则表现为英国法律变革渐进、缓慢的过程。开放性是舆论的天然属性，因为它自身即为社会条件的重要构成部分，也能够灵敏地反映社会条件的变化。英宪的议会主权原则确保了法律与舆论间的一致，也就确保了法律的开放性。英国法的保守性映射出“立法舆论”的保守性。但是，“保守”并非舆论的普遍属性，而只能源自于英国的民族属性，或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
在他的讲座中，戴雪至少从两个角度去探讨英国的立法舆论：主导性的法律哲学以及公民大众的思想情感。理论家和哲人是时代的教师。他们不仅能最敏锐地把握时代问题的肯綮，做出理论思考，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也能引导和教育公众，塑造其意见、思想与情感。另一方面，理论思想要为公众所接受就必须具有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必须与社会的一般精神相一致。理论体系的沿革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必然要自前人的思想中孕生出来。理论的接受过程则要经过社会总体精神的过滤。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的公共舆论必然会打上浓重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烙印。
在戴雪所述的三个阶段中，每个阶段都有一种法学理论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在“立法停滞阶段”，布莱克斯通的撰述正得其时，具有总结性，很好地呈现了对英国法的乐观情感。边沁的法律哲学是第二阶段的代表。它之所以被广泛接受，除了功利主义“根植于特定时代转瞬即逝的环境”外；其根本活力还在于“它切合英国思想与情感的永恒趋势”[26]。首先，边沁主义体现了英国人的保守主义天性。虽然边沁力主对英国法进行系统的改革，但其理论却在根本上反对暴烈的革命。边沁对英国法的批评亦多限于政策性层面（如工商业中普遍存在的学徒制），从未攻击过英国社会制度的基础。其次，立法功利主义从根本而言只是系统化的个人主义，英国则一直以来都是个人主义天然的故乡[27]。
密尔的社会、法律改革思想是第三阶段的代表。密尔发展了边沁主义，并受到孔德等法国哲人的影响，在其学说中融入了社会主义因素。正如密尔与边沁之间的渊源呈现出来的那样，19世纪末期的社会主义舆论与边沁主义之间同样具有承继关系。[28]边沁主义的立法原则是致力于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然而，在任何国家，穷人和缺衣少食者都是大多数。所以，边沁的原则就必然指向这样的结论：立法的所有目的应当是促进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阶层的幸福，而不是贵族老爷甚至店主的利益。不仅如此，在个人主义时代，法律改革者在推进其政策时，每一次都遭到受邪恶利益影响之阶层的人们的反对和抵制。真诚信仰自由放任原则的人发现：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改进和加强政府机能是绝对必要的。于是，由布莱克斯通教导、被边沁变为现实的议会主权原则成了社会主义立法的工具[29]。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边沁主义的思想体系导致了“培育民主国家专制权力”的效果与社会主义的立法舆论。但既然它滥觞于边沁主义原则，必然不违背其根本精神，必然会在根本原则上反对革命。
19世纪末期所谓“社会主义”立法舆论的保守倾向亦能从密尔的哲学中体现出来。密尔虽然主张加强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其思想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他从未建议颠覆并完全取代旧有法制，而是试图调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与现实的集体主义要求。密尔哲学思想的底色仍然是个人主义，他对社会改革的主张仍然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性的。不仅如此，戴雪一再强调：19世纪末期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思潮只是一种情感而非理论。此时一个重要的思想潮流是怀疑主义，或信念体系陷入崩溃。集体主义只是思想的一个侧面，并没有像边沁那样提出系统的法律改革方案，也就是说它尚不具备理论上的自觉，因此也必然缺乏进行社会主义系统改变的自觉。戴雪同时还洞见集体主义思潮与法律历史主义研究方法间的内在一致性，因为历史主义强调社会与制度的整体性，而非其个人主义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主义在天性上拒绝革新，具有保守主义倾向。[30]
通过对19世纪英国舆论自身品质的分析，戴雪发现，英国的集体主义舆论并不能等同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观念。它融入了英格兰特有的保守主义精神，这正是英国法坚持渐进性变革的精神基础。
英国法之所以呈现出保守性，古老贵族在立法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英国法律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法官造法。尽管由于议会主权的发展，法院的造法功能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缩减，但它确实仍然在运转。议会主权保证了英国法对公共舆论和社会条件的开放性，法官造法则保证了英国法内在精神和自身逻辑的一致性。“法官是法律职业的领袖，他们秉承英国律师的理智与道德风范，是享有高尚生活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保守分子，他们的薪俸、地位和声誉都绝不依赖选民的好恶，甚至不依赖政府官员……他们更有可能受到自身职业习惯的影响，而非当时的民众情感。”[31]法官的职业特性和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甚至可能与普遍的公共舆论论调相左。法官造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法律的逻辑性和匀称性。遵从先例是法官造法的基础，它是一种旨在并且倾向于维持固有法律体系的立法形式[32]。与议会立法相比，法官造法代表了相对古老的思想观念，以及更为深刻、更具理性的法律精神。法官造法对公众舆论具有教育作用，会形成一股舆论“逆流”，在“求变”与“守常”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训练有素的法官无疑秉持了英格兰古老的贵族传统，既为英国的民主政治烙上了深重的贵族色彩，也为英国法的守常之道夯实了基础。
四、结语
通过对19世纪英国立法与公共舆论间确切关系的考察，关于英国法如何应对革命危机，戴雪渐渐恢复信心。他确信英国的法律将会像其文化传统一样保持连贯性，维持“变”与“常”之间的平衡、法律理性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平衡，以及社会（财产）结构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平衡。在深入分析中，他也更清楚地认知了英国社会的基础性原则。“我们会发现，英国史的进程事实上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英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实际上也建立在适合发展最伟大的商业社会的理念之上；因此，将英国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看起来就绝对不可能。”[33]对英国社会性质以及英国法律精神的认知驱逐了戴雪关于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担忧。英国法既能守常，又能变通，“它将每一个时代的政体形式带入下一个时代，并将它们的优点结合起来”[34]。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舆论下，英国法和英国人的理性精神亦能将“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美德和法律带入二十世纪，并将它们与新时代里的社会主义美德相融合”[35]。
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相比，戴雪提出了一个反题，即英国的制度与法律何以能够避免并克服革命的危机？其答案便蕴涵在“立法舆论”这一最能体现英国法律精神的概念之中。“立法舆论”将法律、制度与民族精神、风俗、社会结构勾连起来，也开拓出分析和理解法律的社会学视野。
注释
[1]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霍布斯的《利维坦》《论公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甚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的核心问题亦为“立法者的宽和精神”。
[2]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3]同[2]，第48页。
[4]同[2]，第25页。
[5]同[2]，第26页。
[6]同[2]，第33页。
[7]同[2]，第34页。
[8]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指的是一种人们彼此平等、相似的社会状态，而非特定的政府形式。
[9]我们尚不能说在英国存在像法国一样集中而强大的行政权力，但社会主义的立法舆论则倾向于加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干预，必然会强化行政权力。戴雪考察了20世纪初英国新立的《国家保险法》《劳资争议法》等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法律，发现通过这些法律的实施，英国创立了一个“与法国行政法十分类似的体系”。同[2]，第10页。
[1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1]这些法律包括：《养老金法》（1908）、《国家保险法》（1911）、《劳资争议法》（1906）、《工会法》（1913）、《最低薪资法》（1906）等。
[12]同[2]，第10页。
[13]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5页。
[14]按照托克维尔的论述，法国大革命具有宗教革命的特点，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革命。同[10]，第50—53页。
[15]Hume.Essays，Moral，Political andLiterary.Indianapolis：LibertyFund，1992：32.
[16]同[15]。
[17]同[2]，第44页。
[18]值得注意的是，戴雪讲座的听众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
[19]同[2]，第52页。
[20]同[2]，第45页。
[21]同[2]，第46—48页。
[22]同[2]，第84页。
[23]同[2]，第94页。
[24]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54页。
[25]同[2]，第47页。
[26]同[2]，第150页。
[27]同[2]，第150页。
[28]值得注意的是，戴雪专门用第九讲来阐释社会主义立法与边沁学说间的内在联系。
[29]同[2]，第241页。
[30]同[2]，第333—334页。
[31]同[2]，第279页。
[32]同[2]，第279—282页。
[33]同[2]，第34—35页。
[34]同[2]，第35—36页。
[35]同[2]，第35—36页。
作者：康子兴
第三篇：英国世界工业霸权兴衰的宏观分析及其历史启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曾一度执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之牛耳长达近200年。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霸权地位逐渐削弱，其经济实力先后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乃至意大利等国所赶超。一时间，“经济衰落”问题成为20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为学界所热衷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讨论的结果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宏观层面主要有“民族国家兴衰论”和“追赶与趋同假说”，微观层面则有“文化论”“金融论”“国家论”“帝国论”“工业论”“教育论”“政党论”“福利论”八种主要解释。[1]但时至今日，所有上述讨论都或多或少地暴露出其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即使当时红极一时的以马丁·维纳为代表的“文化论”，也在后人的研究中显得漏洞百出，几成谬论。[2]
英国的衰落问题，仍有讨论的学术空间与现实必要。笔者认为，英国世界工业霸权的兴衰，是近代以来英国国内经济结构与性质的改变和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二者间互动的历史产物，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虽为历史必然，但重新讨论与认识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下新兴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历史启示意义。
一、英国世界工业霸权兴起的历史逻辑
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确立，是以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开始与完成为根本前提的。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新的人类经济生产技术与组织模式的大变革，同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生产技术与组织模式相比，它有着无可竞争的高效率、高产出、高辐射能力优势。在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尚处在农耕经济的时代，英国近代工业化经济的优势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匹敌的。这种绝对优势不仅为英国国内带来了空前的巨大财富增长，更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国力，深刻地改变了其武力，使其凭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近代化军事装备，不但击败其诸多欧陆竞争对手，而且可以绝对军事优势击败其所殖民地区土著居民的抵抗，对这些地区实施全面的有效控制，在获得其国内工业发展所需原材料与销售市场的同时，更完成了对本土与本土之外广阔世界经济资源的高效整合。这些因素就是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关键性资本。其在近代世界的工业霸权，也正是立基其上。
但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所立基于上的工业革命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不仅仅是18世纪60年代后英国经济领域的种种快速变化，“它持续了150年……至少准备了另外150年”[3]。法国年鉴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曾言，“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4]。自18世纪60年代始至19世纪50年代这近100年的时间中，英国经济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断，这是布罗代尔所说的“普通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也是人们所通常讨论的工业革命。但作为“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的工业革命，特别18世纪60年代之前种种变化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却长期鲜有人把它讲清楚。
作为一个“长时段过程”的工业革命，其最初源头可追溯至14世纪黑死病结束之后的英国。黑死病之后，英国人口触底反弹，经历了一次长时间的快速增长。1525年恢复到黑死病爆发前的230万，16世纪中期增至280万;之后人口增长进入加速阶段，1600年达到了400万，1700年达到了600万。“在长期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给人一种人口爆炸的感觉。”[5]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钢铁、造船、啤酒、煮盐等生产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皇家海军的战舰制造等，对当时最为稳定的能源供给源———森林资源(木材)的需求呈几何速度增长，导致英国森林资源几近枯竭，木材供应短缺，价格飙升。于是，英国在17世纪遇到了一场前所未遇的“能源危机”[6]：自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始，木材一直供不应求。木材的短缺，在17世纪达到了引起民族危机的程度”[7];1500—1630年间，英国木材价格上涨7倍，涨幅远远超过一般物价上涨幅度的3倍。[8]这使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遭遇“能源危机”的国家。
日益减少的森林资源与快速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间所产生的深刻矛盾，使英国社会不得不全力投入寻找、开发和利用可替代性新能源。虽早已为人类所知但一直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矿物资源———煤炭由此开始成为传统能源的高效替代品。在能源压力促使之下，英国社会对煤炭的开采与利用量的增速惊人。“1700年的煤产量大约是1550年产量的10倍。煤已成为城市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燃料……英国的工业也靠煤来提供动力……1700年，英国的煤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煤产量总和的大约5倍。”[9]1750—1755年英国煤炭产量为423万吨，1801—1805年为1296万吨，1846—1850年为5096.8万吨。[10]英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采和在经济生产中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
同之前的传统能量供给源———人力、畜力、风力、水力和木材相比，煤炭在能量供给上具有更为稳定与长久的特点，且可进行大规模的异地运输，基本不受使用地点与季节的影响。因此，作为一种可为人类发展提供无限能量供给的优质能源，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生产性使用将人类社会经济生产带入一个增长不受能源限制的崭新阶段。在1750年之前，除英国以外，世界上的全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尚处于传统能源统治下的传统经济范畴，它们的发展受限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所提供的能源。英国则在此时由于充分利用了其丰富的煤炭储藏，“发展起建立在蒸汽这种新动力基础上的工业化，从而摆脱了那些束缚”。[11]结果，英国的经济结构发生质的改变，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和无可匹敌的提高。英国国民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8世纪的前45年中尚不过0.3%，但在19世纪的前40年中已达到2.9%，提高了近10倍。[12]
在英国，煤炭的巨大储量、易获取性、价格的低廉性与消费的大众化等特征，使其迅速成为英国社会在各个层面所广泛使用的新能源。国民经济由“以木材和水利为基础转变为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13]，是英国这样一个海岛小国通向世界霸权进程中的关键性一步。不仅如此，对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作为生产性能源的广泛使用，还引发了1760年前英国社会的一系列重要变革，为此后英国经济的“起飞”做好了充分且至为关键的各项铺垫。
1.煤炭生产，促生了现代蒸汽机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出现，为英国经济全面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最初为解决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矿坑排水问题而生的蒸汽机，因其燃料消耗不能为其他行业所承受，而不具有生产性意义上的普及使用价值。但“在急需这种机器的煤矿井口，煤是便宜且充足的……这种机器……在煤矿井地仍有充裕的立足之地。事实上，煤炭工业为这种新兴技术提供了很多庇护，使它在几十年里生生不息，直到……最终得以走出矿井，成为一种堪称全能的工业负重机器”。[14]对煤炭的开采与使用，促生了现代蒸汽机。而现代蒸汽机的出现，又使人类自煤碳中获得长期、持续高效的机械能成为可能，从而彻底帮助人类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动力瓶颈束缚。煤炭中所蕴涵的惊人热量与蒸汽机相结合所形成的巨大机械动力，在使英国近代社会发展与经济生产彻底摆脱能源瓶颈束缚的同时，更使其工业生产的规模与能力得到空前扩大与提高。
此外，从煤炭的开采、运输开始，到煤和蒸汽机的结合，以及煤和冶铁业的结合，蒸汽机在采矿业之外其他领域(如运输、纺织业)的应用，也是一个不断挑战人类既有知识体系与认知能力，不断提出各类新的技术难题，持续刺激人类进行技术革新与发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探索，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不断提高把煤转化为动力与热能的能力，最终将英国的工业生产率先带进“蒸汽工业”时代，使之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2.煤炭的大规模运输问题，引发了英国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近代交通运输系统的建立。为便利煤炭的大宗运输，英国旧有的公路系统被加以近代化改造;为之开凿的诸多人工运河，将原有的自然河道连通，使英国形成了一个沟通各大内河、连接内地各大经济区、经由各个港口便捷联系海外市场的内河运输网络;已有轨道运输中木质轨道逐渐为铁轨代替，现代铁路系统的建设由此发端。此外，因蒸汽机的出现，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与蒸汽机车也出现于水路与陆上轨道运输中。蒸汽机车在运输部门的运用，不仅带来了铁路建设的高潮，更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品运输的快速与便利;蒸汽动力作为船舶动力源的发展和铁壳船身代替木质船身，则促进了英国另一个重要工业部门———近代造船业的兴起。煤炭的运输问题和蒸汽动力的引入，引发了英国的近代交通运输革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成为引发英国社会经济在近代发生重大飞跃的重要先导力量。随着近代化交通系统的建设与大宗货物运输业的兴起，英国工业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环节被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各种生产要素由此获得高效整合。二者间的相互促进，使英国工业经济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3.煤炭的广泛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英国各主要经济部门发展的能源束缚问题，“使得许多英国制造部门的规模和产能发生了革命———棉花、煤炭和铁器的生产尤其如此”[15]。其中，棉纺业的发展，不仅促生与完善了对后世经济生产影响深远的现代工厂制(现代工厂制所产生的经济效率，是其他任何生产组织形式都难以比拟的)，且其质优价廉的纺织品更是其击败竞争对手、叩开世界市场的强有力武器。钢铁产量与锻造技术的不断提高，则使得各种工作母机制造、现代水路与铁路运输系统乃至近代军事力量特别是远洋海军的建设成为可能，为之提供了关键性物质与技术保证。煤炭运输在极大地推动英国海上运输业发展的同时，也使英国海军变得日益重要并因此获得巨大发展。海上煤炭运输与贸易要想免遭海盗与其他国家海上力量的骚扰与攻击，需要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海上军事力量为之保驾护航。现代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和现代海上军事力量，是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重要辅助力量与武力保障。
简而言之，在近代经济发展中，煤炭已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灵魂”[16]。“在煤烟的笼罩下，一个工业时代完完全全地现出了雏形”。英国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煤精灵改造得焕然一新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爆发，英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17]
二、英国世界工业霸权衰落的历史逻辑
英国在近代所取得的工业奇迹，是建立在三点基础上的，即对新能源的率先生产性开发与利用、第一个完成工业化进程及因此而占得的各种发展先机，以及以其强大工业实力为基础的“日不落帝国”所提供的广大原材料供应与商品销售市场。这三点对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建立与维持至为重要。若此三点丢失，则英国的世界工业霸权必然瓦解。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历史发展，却恰恰是英国逐步丧失这些优势的历史。
1.英国对世界工业生产的垄断地位，在“发达经济体的趋同”[18]历史现实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下逐渐丧失。在其世界霸权的兴起过程中，英国尽管一直面临着传统劲敌法国的竞争与挑战，但终因其工业化进程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不发达状态”[19]、不具问鼎世界经济霸权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而未能对之构成实质性挑战。但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比利时、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等欧陆国家和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等新兴工业大国的出现及其经济的工业化，其所生产的工业品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市场上同英国产品进行激烈竞争，英国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开始遭遇全面的竞争与挑战。德国不断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俄国不断四处扩张;美国不仅视拉丁美州为自家后院，而且还强力推销其“门户开放”政策;其他实力稍弱一些的工业化国家则纷纷对本国民族工业实行国家保护主义，对国外产品进入其本土市场和其所控制的殖民地市场设置各种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商品在这两个市场上的份额。此前，英国工业产品在世界各地难有强敌、畅销无堵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不仅如此，这些新兴国家还纷纷以“国民经济学”为其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动用国家力量，对民族经济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对外国商品的进入设置各种关税壁垒，保护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向英国商品部分关闭了这些市场，压缩了其产品的市场份额。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与其工业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对英国产品的不断竞争，标志着英国工业产品全球垄断地位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全球自由竞争时代的结束，以及导致作为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基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失败。“英国的兴盛与自由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英国时代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终结，标志着英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开始遭到步步蚕食，其世界工业大国的地位开始日益下降，英国的衰落由此开始。[20]英国的工业优势明显丧失，至19世纪70年代，其工业生产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已由50年代的40%滑落至32%，到1900年更是跌至18%。而美国的比重则由19世纪70年代的27%上升至1900年的31%，雄踞世界榜首，此时的德国也占有了世界16%的份额。简而言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享有了近100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21]
2.技术创新领域优势地位的丧失。在以石油和电力作为主要能源与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一直领跑世界技术创新。工业技术上的领先，使英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但这些技术都是围绕煤炭与蒸汽动力而设计的，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和电力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的新能源新动力，英国便因固守传统而落伍了。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国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随着对石油和电力工业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德美逐渐成为世界新经济的带头羊。在新一轮能源与动力开发技术领域的落后，预示着英国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即将过气。
凭借在新能源新动力领域的领先优势，德国与美国在迅速完成工业化、实现各种基础工业产品自足甚至输出的同时，也建立起更具活力的新工业经济体系。但在新一轮竞争中，英国乏善可陈，未能在新领域取得发展优势。不仅在汽车、电力、化学化工等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新秀与标志性领域几乎看不到英国的影子[22]，就连在钢铁这一传统工业部门的竞争中，因技术落后，英国也明显落后于使用当时先进生产与管理技术———转炉和平炉炼钢法与建立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美国和德国。1870/79—1910/14年间，英国钢年均产量从66万吨提高至703万吨，而德国和美国的同期增幅却远远超过了英国的增长，分别从31万吨提高至1479万吨和从38万吨飞升至2657万吨。[23]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纺织、煤炭、钢铁、造船等传统工业部门仍是其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固守原有技术、生产设备陈旧的英国经济，为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所赶超，实在情理之中。
3.长期的殖民争夺与殖民帝国的最终解体，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英国殖民帝国的解体中，德国的崛起影响巨大。在其统一伊始，德国即感觉“缺乏空间”“领土太小”，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试图挑战英、法等传统大国的殖民地利益。结果，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不仅几乎耗尽英国的本土国力，而且其经济发展所长期依赖的殖民帝国也最终分崩离析。尽管有殖民地是“帝国的负担”一说，但殖民市场的丧失给英国工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难以计量的。帝国的崩溃与殖民地的丧失，不但使英国失去了来自殖民地的滚滚财富，而且还使其失去了在帝国时代作为其整个工业霸权体系一部分的殖民地工业。这些工业本为英国本土资金为赢得更大利润游离出本岛在殖民地建立的工厂，它们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就近取材，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为英国资本赢得空前的利润。加之在殖民地开工设厂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在本岛设厂，这使英国本岛的大量资本和工业生产设备外迁殖民地。在帝国时代，当英国能够对各殖民地有效掌控时，资本与生产力自本土的外迁与本土工业的“空心化”，可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些工厂仍都是帝国工业生产体系与国际工业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战后非殖民化过程中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并成为与英国相互平等互不隶属的独立国家，却将这些工业生产能力从英国的整个工业生产体系中分裂出去，导致英国本土生产性意义上的资本与经济体缺少，这不能不说是战后英国整个工业竞争力的一大损失。
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垄断地位的丧失、新一轮能源开发与生产技术创新中的惰性与落后、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国力消耗、战后殖民市场的丧失(尽管仍有所谓的英联邦，但英国同原来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现已成为现代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了)等一系列现象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已无可挽回地退回至世界二流国家的地位。战后美国世界霸权的确立、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德法等欧洲国家经济的复苏、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缘化状态、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与工业化发展、亚洲四小龙的繁荣、今日中国的崛起等，基本使英国自工业革命起所积攒起来的全球竞争优势荡然无存。在此局势下，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丧失已是非常明确的历史逻辑，无可避免。
三、英国经验的历史启示
宏观来看，英国在近代世界工业领域中的霸权，是一种在人类文明自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一枝独秀优势主导下对工业品生产与销售的绝对垄断，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因此，随着多个新兴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并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取得各自相对优势，以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英国在近代世界工业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也随之自然解体。这虽并未导致英国因此而一蹶不振，但却使英国永失世界工业“老大”的地位，不再具有引领世界工业发展潮流和控制全球工业产品贸易的绝对能力。[24]可以说，无论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的兴起还是衰落，都是近代以来全球历史发展的情势所致，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辩证法。但尽管如此，对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兴衰的经验与启示加以总结，无论是对我们准确认识这一历史过程，还是对目前新兴国家特别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来说，都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与借鉴意义。
大致而言，英国近代世界工业霸权兴衰的历史有如下几点启示。
1.新能源获取与新动力开发技术，是影响人类经济活动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和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影响力大小的关键性因素。充足的能源获得与其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断创新，对人类经济的发展而言，永远是最为重要的。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通过对新能源新动力的不断开发与利用，推动人类经济活动不断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对新能源的拥有量与开发和利用能力。在新能源新动力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谁先抢得先机，谁即可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在世界工业贸易中占得更多的份额。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生活就是一个对物质能源不断消费的过程。对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一旦能源消费需求超出能源供应时，人类即会陷入程度不等的能源危机，结果要么是经济的扩张性发展受到瓶颈限制，要么是既有的经济发生衰退，某一人群或整个人类因之陷入发展甚至生存困境。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进程来看，人类始终在为获得足够的能源供应而努力，且每次对能源危机的克服，都会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人类文明也会获得巨大进步。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轮能源与动力变革中，为解决新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所遇到的能源瓶颈，英国首先对煤进行了大规模生产性开发与利用，并因此抢得了第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先机，从而也是第一个利用这一先机实现对其广袤殖民地与本岛生产要素近代生产意义上整合的国家。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与近代军事力量的支持下，英国取得了对仍处在以人力、畜力和森林资源为主导，辅以少量水力和风力能源这种传统能源供给模式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的绝对优势，引领世界工业经济发展和控制全球工商业贸易长达近两个世纪之久。
2.国家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干预、调控甚至大规模地组织，在近代以来的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力提升方面至为重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整个工业化过程基本是一种自然过程，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国家干预的影响。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长期奉行与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与立场。在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起始阶段，“自由放任”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在一元独享的世界工业格局中，确实非常有利于英国工业产品的全球销售，因为没有其他对之构成较为强有力挑战与竞争的力量。但在多元竞争格局下，国家力量对经济生产与技术创新进行必要组织与协调的影响，即成为一国国际竞争力大小的关键所在。1870年，新统一的德国对本国经济发展采取关税保护政策，20年后它快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1890年，法国和美国也开始实施同类政策，结果在19世纪结束时它们即取得了好于英国的工业表现;俄国在彼得大帝改革和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的推动下，也快速从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快速走上工业资本主义之路;亚洲的日本则在明治维新“置产兴业”的政策下，大力推动国内工商业发展，并先后废除幕府时代西方国家所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它们凭借国家力量在经济领域的强力干预、协调、支持与保护，不仅快速完成了本国经济的工业化，而且还在新一轮技术创新中赢得了关键性优势。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家干预政策成功的例子说明，市场取向型的威权主义政权在发展经济方面比纯粹的民主政权更为有效。[25]
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初，英国在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中赢得了暂时性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充分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工业霸主红利。但当这种优势逐渐丧失时，英国仍固守传统的“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政策，任由其企业自由发展，自生自灭。结果，因缺少强有力的国家组织、推动、支持与保护，作为只关注一人一厂、一企一业的企业家个体只从自我利益出发进行投资与生产行为决策，在尚有一定市场与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只着眼于如何用既有生产设备、技术与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当前利润的最大化，很少会去考虑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与国家战略竞争力。结果，到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仍是一个“小店主之国”[26]，缺少具有足够资金投入与技术创新实力的国际知名大企业。国家组织与保护力量的缺位，不能不说是英国工业国际竞争力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不断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3.在世界一体，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任何优势都是暂时的。一朝获得，不等于永久占有和受惠。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一枝独秀所确立起的近代世界工业霸权体系，即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多国竞争世界经济格局的出现，在所难免地瓦解了。尽管技术创新特别是一些决定性创新技术的研发非常缓慢，但其在研发成功后的传播速度却是异常迅速。对新技术的研发国来说，它很难长期垄断所研发的新技术。而这种新技术一旦溢出其研发国，则该研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创新就消失了，其自该新技术中的受益亦开始加速递减。这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势和当今全球化时代历史的实，没有人可以阻挡与改变。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中，一国要想始终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则它必须时时居安思危，努力防止和克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上的，对暂时性优势的陶醉与依赖症以及由此而生的创新惰性。那种幻想凭借一朝优势，永享红利的想法与做法，只会将这个国家无情地抛入落伍者行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上到国家下至社会，普遍地表现出创新惰性。工业部门传统，生产设施陈旧，惰于接纳和采用新技术，企业经营与管理方式落后……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大科技发明与革新方面，1851—1900年间，英国有105项，德国是202项，美国在1860—1900年间则有67.5万项。[27]结果，经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役，英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优势已所剩无几了。
4.现代世界经济间的竞争，仍是实体工业经济为王的时代。历史地来看，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以工业和制造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它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即便在1815—1870年间，其最具经济优势的行业也是商业和金融业。以伦敦为代表的商业与金融业，始终是英国近代经济的核心部门。以中产阶级在全国所得税的贡献率为例，伦敦在自拿破仑时期至19世纪50年代的这一时期中一直占到全国总额的近50%，在19世纪50年代虽出现相对的降低，但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又出现了稳定回升，并在一战爆发前的1914年回升至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而作为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区，兰开夏和约克郡两地中产阶级对全国中产阶级收入所得税总额的贡献率在1812—1813年度尚不到10%，1865—1866年度时虽超过22%，但仍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且自1870年开始，两地的贡献率又开始下滑，至1911—1912年度时只有19%左右。从就业人数来看，其工业与制造业占其总就业人数的比例，1861年为40.9%，1881年为43%，1901年为43.9%，1921年为44.4%，战后黄金时期的1961年为47.8%，此后即一路下滑，至1981年只有37.5%，1987年更降至30.6%。[28]这种现象，在缺少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时代，并不影响英国工业技术与产品垄断世界。但至19世纪中后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结束后，其致命性缺陷即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其直接结果就是为实体经济强大的德国所迅速超越。无论是与同期的英国还是本国国内其他产业的比重相比，德国的工业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一直占有着较大的优势。1912—1913年间，在德国国内产值中，工业、制造业与采矿业占有44.6%的比重，服务业和运输业为32%，农业占23.4%。[29]一直到今日，因良好的实体工业的存在，德国在欧盟诸国中一直具有良好的经济表现与不断上升的政治影响力。也正是凭借良好的经济实力，德国正逐渐代替法国，成为欧盟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
发达的金融业并不一定有助于本国实体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英国虽一直有着发达的金融业，伦敦长期扮演着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但同对国内工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长期资本投资相比，伦敦金融城更重视与偏好于资金回笼周期短、收益回报率高的国际投资。结果，资本的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岛新的资本投资与产业设备更新，导致其制造业的衰落。[30]相关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1850年，英国对工业的投资率将近8%，1914年下降至不到5%;英国工业年增长率1820—1880年间长期维持在3%以上，1880年下降为2%，1890年更下降为1%。[31]
注释
[1]姚爱雨、陈祖洲：《英美学者关于英国衰落问题等研究》，《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
[2]参见尹建龙：《关于英国企业家“乡绅化”现象的争论与反思》，《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3]RonaldMaxHartwell(ed.)，The Causesof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England，London：Methuen，1967，p.35.
[4][法]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23页。
[5][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1页。
[6]JohnUlricNef，TheRiseofthe BritishCoalIndustry，Vol.I，London：Routledge，1966，p.262.
[7]CharlesWilson，England’sApprenticeship，1603—1763，2nded.，London：Longman，1984，p.80.
[8][美]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著：《人类能源史———危机与希望》，王正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9][美]巴巴拉·弗里兹著：《煤的历史》，叶娜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0]B.R.Mitchell，British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247.
[11][美]罗伯特·B.马克斯著：《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页。
[12]P.DeanandW.A.Cole，BritishEconomicGrowth，1688—1959，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4，pp.80，170.
[13]PhyllisDeane，TheFirstIndustrial Revolution，2nd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9，p.137.
[14]同[9]，第54页。
[15][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48页。
[16][英]克拉潘著：《简明不列颠经济史》，范定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17]同[9]，第3、12页。
[18]F.M.L.Thompson，Gentrification andtheEnterpriseCultureBritain，1780—1980，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48.
[19]闵凡祥：《法国工业化“不发达状态”的社会心态解释》，《学海》2000年第4期。
[20]刘成：《英国衰落的标志———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2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2]刘景华：《对英国“衰落”问题的再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3][日]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陈小洪等译，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24]参见陈晓律：《重新解读英国衰落的原因———试析蔡美尔的〈帝国时光〉》，《复旦学报(社科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5][美]弗兰西斯·富山著：《历史的终结》，翻译组译，《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26][英]特里西娅·默里著：《玛格丽特·撒切尔》，星灿译，新华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27]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28]W.D.Rubinstein，Capitalism，CultureandDeclineinBritainin1750—1990，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pp. 28，33.
[29]A.MilwardandS.B.Saul，TheDevelopmentoftheEconomiesofContinental Europe，1850—1914，London，1977，p.19.
[30]参见WillHutton，TheStateWe’re In，London：Vintage，1996;GeoffreyIngham，CapitalismDivided?：TheCityandIndustryinBritishSocialDevelopment，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Macmillan，1984.
[31]同[22]。
作者：闵凡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