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

2022-09-04

第一篇: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

英国工业革命对我国的启示

1、如果说大西洋贸易引发欧洲工业革命,那么现在太平洋贸易将催生中国和印度的工业革命。都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当年法国和英国的故事将在中国和印度重演。虽然印度工业化起步比中国晚,但是印度凭借比较良好的银行制度和司法制度,尤其是因为没有计划生育而有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近年还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调整人口政策已经成了中国的当务之急。

2、在圈地运动早期,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超出城市的吸收能力,出现大量无业流浪人员,威胁城市治安,英国政府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但是正是因为有大量的自由人口,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最稀缺的资源。中国凭借全国的劳动力使得沿海完成工业化,但是今后内地工业化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劳动力?1980年开始独生政策,2003年出现民工荒(还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推迟了民工荒出现时间),这难道是偶然?

3、英国圈地运动从土地上赶走的现有劳动力并不多,最主要是阻止了新增劳动力依附土地,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自由劳动力主要是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从 18世纪中叶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口增长三倍,有大量的劳动力补充)。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依赖农村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富余的中老年劳动力。工业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要是靠中老年劳动力的话,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切断,断了他们的生活后路,这些人进城工作时间短,然后就面临养老、医疗等问题,谈不上积累。现在中国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还有富余劳动力,以为劳动力能够满足中国工业化进程,但是现在农村年轻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新增加的劳动力又不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要是这个民工荒靠中老年劳动力补充的话,让他们脱离土地,对中国今后社保是一个巨大隐患。人口结构问题使得中国工业化要么滞后,要是走一条依赖中老年劳动力的畸形而充满风险的道路。

4、自主创新是英国工业化的关键。英国人口爆炸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科技和制度创新,并且大多是民间性质,大多是年轻人所为。欧洲工业化的时候,英国人口虽然没有法国多,但是自由劳动力却比法国多,创新人员比法国多。中国现在虽然人口13亿,比美国3亿人要多,但是中国大多是农民,这些人几乎与创新无缘,中国城市人口中大多是低技术层次(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普通工人就足以单独创新,但是现在面临的是第

四、五次产业革命,对创新人员素质的要求大为提高),真正有条件进行高技术创新的人员远远比美国要少。中国需要做的是,提高全民素质,稳健地调整产业结构(要是产业结构不改变,光是靠大学扩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不可能有机会创新了),使更多的人进入能够创新的阶层。要给民间创新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鼓励企业创新。

5、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全球市场还刚刚起步,航海贸易开辟了广大的全球市场,英国当时利用的是境外自然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当时对英国来说决定经济的是生产供给而不是本国消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资水平增长不快,只是处于李嘉图所说的生存工资水平上,当时英国的投资者主要来自本国,这种低工资模式有利于生产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本国的积累。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消费市场是关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要适当提高工资水平,提高本国的消费水平,充分利用本国的市场。由于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增加,日本和东南亚的工业化过程中,工资收入增加都比较快。英国工业化虽然以低工资著称,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增长三倍,英国的人均收入仍然翻了一番多。而中国工业化开始已经20多了,在人口增加非常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却比英国当年还要慢,甚至还达不到生存工资水平,这是很不合理的。中国现在是利用本国资源而成为世界工厂,要是仍然采纳低工资模式,劳动力工资太低,加上对养老的恐惧而增加积蓄,将导致本国消费的微缩,而生产的过剩必然导致产品的廉价外销(等于是消费本国资源,进口国际污染)。国内消费萎缩,将导致生育意愿下降。并且由于中国现在资本来源于全球,劳动力收入低于资本收入,意味着经济利润大量流往境外。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能够改善消费结构,一方面由于缓解养老的恐惧而增加消费信心。

第二篇:英国广播电视体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班级:174110101

姓名:**

英国广播电视体制是以公共服务机构的形式建立的,具有履行宪法规定的社会职责,服务于全体公民,传统上被称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其公共服务理念对世界公共广播起到了垂范作用。

与公共广播电视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就是其所服务的对象——观众,这就决定了公共广播电视除了要在变化的时代中不断保持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外,也要让观众适应这种节奏。英国的BBC就很好的发挥了公共广播电视服务机构的功能,带动民众的发展,让公民参与到媒介的发展过程中来。

2010

年,BBC

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项目,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与网络进行互动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与知识。BBC

同样很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它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在学校实施计划活动,为青少年提供播报新闻的机会,并且帮助国家将来的群众更好的能够在数字化大爆炸的时代筛选并理解各种信息。另外,BBC

还专门成立了类似于客服的网络机构,为公众提供各类信息与素材,提供全方位的解答,帮助公民加强信息的运用能力。从

BBC

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中,不难发现,它在顺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原则与理念。

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广播电视体制在慢慢的进行着革新,总体的水平和能力也在一步步向前推进。这些年来,中国在广播电视领域获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就整体水平上来看,我们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低俗化的广播电视节目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英国的BBC

一直制作着高质量的节目,后期为满足大多数观众的需求,也推出了多种多样的综艺节目,在保证了节目多样化的同时,唯一没有变化的还是节目的高质量,高品位。我们可以通过借鉴的方式来学习它们的运作模式,制作出更多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高水准的广播电视节目,让观众从这些节目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科学内涵。对电视综艺节目等进行严格的把控,力求传播更多更好的正能量信息,避免出现不良词汇等负面信息,要通过广播电视节目向观众传达中国形象。

第三篇:英国工业化以前农民的饮食革命

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工业化的实现总要以排挤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生产的发展以大众消费特别是农民的低消费为代价。这是历史的误读。近几十年国际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英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并非牺牲农民利益,恰是源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个人原始积累,并伴随着农民及大众消费水平的攀升。仅从饮食方面即可窥视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消费情况。

欧洲人并非天生的肉食者,14世纪以前,他们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多少世纪以来,面包一直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农民餐桌上除了又粗又黑、硬的像羊皮一样的面包外,很少发现小麦食品。农民也种小麦,但舍不得自己吃,而是拿到市场上换成货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交地租。他们的日常食品是:黑面包、麦糊、简单酿制而成的淡啤酒(像浓汤一样)、还有少量豌豆、巢菜、蚕豆、洋葱头等。有时农民也吃一些肉类,如鸡肉和腌猪肉以及鸡蛋。乔叟写于14世纪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农村穷寡妇吃的是黑面包与牛奶,有时也吃一点烤肉和一两只鸡蛋,蛋白质类食品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中世纪有这样的惯例:当儿子继承家庭土地等财产后,要与家长达成“赡养协议”,说明财产继承情况和继承人的回报,可见契约因素在英国社会发酵之早,渗透之深。赡养协议含有老人应得到的“食物与饮料”一项,后者成为研究农民饮食消费的确切证据。大多数协议表明,每人每年一般可得到谷物12蒲式耳以上。12蒲式耳的混合食物,折合每天约合1.5—1.75磅。现代的饥荒救济中,每人每天1磅谷类食物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数量,1.75磅能提供大约2000卡路里,相当于1.6市斤。

在比较慷慨的赡养协议中,提供的食品有面包、浓汤和啤酒。1437—1438年,贝德福德郡一位老农每年获得12蒲式耳小麦(每天2磅面包)、2夸特麦芽(酿酒,每天可消费2.5品脱浓麦酒)、1配克的燕麦片(用于做汤)。又例如,1380年诺丁汉郡一位农妇,每3周就可获得1蒲式耳小麦和2蒲式耳麦芽,这是一个较大的数量,小麦用于白面包,麦芽则为啤酒。显然,境况较好的农民可以吃白面包,定期喝到啤酒。较为拮据的赡养协议,不提供啤酒,只有黑面包和浓汤。

少数赡养协议中提到肉产品和乳制品。例如,诺福克郡的一位老农,在1347年得到了1口猪和四分之一的公牛畜体,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肉食供应,每天食肉0.5磅(大约相当于0.5市斤)。当时农民理想的食物是咸猪肉、香肠和奶酪,这些食品保存时间较长。在偶尔进行的商品税额评定中,总是少不了咸猪肉,可见其在农民饮食中的重要性。文字材料以及考古发掘表明,在肉产品消费中,首推猪肉,其次是牛排和羊排,牛羊通常在不能提供拉力、牛奶和羊毛之后才被摆上餐桌。总之,14世纪以前,大多数农民都是以面包和浓汤等谷类食物为主,家境较好的农民才能经常喝上啤酒。作为动物蛋白质重要来源的牛羊肉、猪肉和乳制品,消费有限,主要为上层村民享用。

进入15世纪,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英国农民的饮食结构悄然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小麦消费增长,达到40%以上。第二,肉食增多,这使得乡村屠户的生意逐渐兴旺起来。第三,酒的消费成为大众饮食的一部分,农民可以定期喝到啤酒,村庄永久性啤酒馆相当普遍。从营养角度看,膳食中面包提供的卡路里比例下降,肉的消费占到食物结构的1/5或更多,品种也丰富起来。肉类、家禽和蛋类,越来越多地摆上了农民的餐桌,蔬菜、牛奶、乳酪和各种水果为居民提供了多种营养。工业革命前的改善尤其明显。到18世纪中叶,一般农民也以白面包为主食,占到60%以上。饮食习惯进一步改变,18世纪早期每80个英格兰居民就拥有1个啤酒馆。啤酒成为重要产业,仅伦敦的啤酒厂就有上千家。大众肉食量的增多,被认为发生了一场真正的“肉食革命”。

此外,牛奶的消费极其普遍,即使一个雇工家庭,其收入的一部分也要用于支付牛奶。英国北部地区牛奶消费量更大,一些家庭每天喝掉3公斤!南北平均算下来,每个家庭一天消费0.5—1公斤牛奶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啤酒的消费更加普遍,葡萄酒、杜松子酒也流行起来,这是物质生活相对宽裕的结果,似不能认为饮食习惯使然。根据1808年的价格水平,估计英国中等农户每人每周的饮食消费大约需要5先令,包括2磅腌肉,蔬菜,半配克褐色面包,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5.9升淡啤酒。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每人每周消费可达7先令3.5便士,除上述消费外,另有4升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叶。

糖也是迅速增加的大众消费品之一。17世纪末,英格兰已建有50家糖厂,供本国消费外还大量出口到德意志和北欧。1750年,糖厂的数量增加到120家,糖的消费量也增至100万英担以上,比17世纪末增加5倍。据估计,当时欧洲的食糖有1/3被英国人消费,人均月消费大约1.5市斤。工业革命前继续增长。从食糖量的激增,可知咖啡、茶叶和可可的消费亦可观,因为在这些新饮品中欧洲人有加糖的习惯。

茶叶、咖啡、可可等,在17世纪中叶还是富裕阶层的饮品,大约经过一两代人之后,逐渐成为大众饮品。1739年伦敦已有五六百家咖啡店,沿街随处可见。饮茶也蔚然成风。来自中国等东方的茶叶成百倍增长,法国史学名家布罗代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欧洲“茶叶消费量增加四百倍”。购买力旺盛的英国人和荷兰人,迷上这一新兴饮料,奉为时尚。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如果知道那个时代“最贫困的英国人每年消费五到六磅茶叶,这一下我们就明白这项奇特的贸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可见,过于看重商品出口能力,是片面的,其实较大规模的进口某种大众消费品也是一种能力,而且是更重要的能力。大众购买能力,意味着生产能力和市场消化能力,也是创造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温床。

工业化前,农民仍是大众的主体,农民的购买力真正代表了国民的消费水准。1745年,英格兰一位富裕农民被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他的雇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这说明一定的消费水准已经衍生为相应的消费习惯,即使一个雇工,也要喝茶,也要吃肉蛋、蔬菜和奶酪,多少也要有啤酒或布丁。据记载,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三餐的菜单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在星期天,人们通常还可吃上鲜猪肉。在北安普顿郡,雇工的三餐分别为:早餐有腌肉、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早餐大致一样,外加少量啤酒。一位史家分析道:18世纪英国农民的热量摄入与20世纪60年代欠发达世界的水平相当接近,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的不足也颇为相似。

不仅如此,很久以来农民进餐开始增添一些礼仪,吃饭不完全为填饱肚子,还要求某种气氛和舒适感。饭桌上铺着亚麻布或粗帆布,仅有的一把椅子由男主人享用,其他人坐在长凳上。在较富有的家庭,饭前要洗手,使用金属盆和亚麻布的毛巾。较贫穷家庭的餐桌上,也摆着装饰性的陶瓶。他们认为,吃饭能维持家庭成员的和睦,正像教堂里圣灵降临节的啤酒能增强公众的社区意识一样。

还需说明的是,

16、17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分化出一批生活窘迫,需要社会救济才能生存下去的人,被称为“贫民”。不过数量不多,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上升。尽管肉吃的很少,最穷的家庭每周吃肉不超过两天或每周吃肉不超过一次。但他们还是有吃的,并没有挨饿。当时各种济贫机构档案,留下了关于穷人饮食的规定,颇为详细。1687年伦敦圣·巴塞洛缪收容所日常饮食包括:285.3克小麦面包,1.7升啤酒,2品托汤、肉汤或牛奶糊。每周

一、

二、四和周日4天吃肉,每天170.1克。其他不吃肉的三天吃黄油和干酪。

第四篇:工业革命时英国环境污染与当今中国污染的整治

高一

(一)班

谢榕顺

众所周知,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为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认识尚不能承载工业化带来的全面影响,加之国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约,河流污染的状况在19世纪没能得到显著改善,引发生态环境恶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依我看来,当今世界应以英国工业化的得失为镜,实现工业化与科学化的科学发展。

1.水污染

上百年来,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例如,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再者,然我们看看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但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

反观今日,水污染随处可见。全世界196个国家中,有超过100个国家缺水,其中2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可见我们面临的形势有多么危急。我国水形势更不容乐观,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调查显示,有115个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其中重度污染约占40%。水污染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带来了负面影响!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全世界将有超过20亿的人口缺水,21世纪将是一个水比油更宝贵的世纪,保护水资源迫在眉睫!

针对工业水污染,加强管理,后期水处理至关重要。首先,要加强法律对工业污水排放的监督,对不严格处理污水的企业应严肃处理。第二,加强在水处理方面的研究,建立足够的污水处理厂,并尽量降低污水处理的成本(污水处理成本高是污水不合格排放的主要原因)。第三,工业处理后的污水可以用作他用,只要指标合格,可用作城市道路清洁、建筑清理工作,这对于节约水资源至关重要。

2.土壤污染

随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英国工业革命进程的环境问题之一,英国当时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当时有人统计,工业革命时,英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当时,工业污染物主要包括:汞、镉、铅等重金属和砷的化合物以及氰根离子、亚硝酸根离子。当时有人比喻,若撒一粒种子,就能变成一颗“金子”。可见,当时土壤污染之重,毒害之深。

尽管当时,议会立法和政府作为是治理污染的主导力量,但是,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所以,导致土地大部分变得寸草不生。而当人们想起治理时,却花费了数百年,以至于今天,仍有一部分土地困扰着不列颠王国。

其实在现在,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影响了经济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基于土壤污染的急剧恶化,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刻不容缓。一方面是立法,而另一方面,却需要人们的配合。我们应该要控制和消除土壤污染源,加强对工业“三废”的治理,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针对土壤污染物的种类,种植有较强吸收力的植物,降低有毒物质的含量。通过生物降解净化土壤(例如蚯蚓能降解农药、重金属等)。施加抑制剂改变污染物质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方向,减少作物的吸收(例如施用石灰),提高土壤的pH,促使镉、汞、铜、锌等形成氢氧化物沉淀。还可以通过增施有机肥、改变耕作制度、换土、深翻等手段,治理土壤污染

3.空气污染

大家或许对毒雾这个词并不陌生吧,没错20世纪初,伦敦人大部分都使用煤作为家居燃料,产生大量烟雾。这些烟雾再加上伦敦气候,造成了伦敦“远近驰名”的烟霞,英语称为London Fog(伦敦雾)。因此,英语有时会把伦敦称作“大烟”(The Smoke),伦敦并由此得名“雾都”。1952年12月5日至9日期间,伦敦烟雾事件令4000人死亡,政府因而于1956年推行了《空气清净法案》,于伦敦部分地区禁止使用产生浓烟的燃料。时至今日,伦敦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明显改观。而这期间,花费将近30年,以10年发展换30年的治理,您认为值得吗?

而今天的“十面霾伏”,与当年的毒雾强度不相上下。特别在中国,雾霾早已成为家里人茶前饭后针对的现象。而原因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业上的废气比较严重,有无法较好的排放,所以导致许多小颗粒都悬浮在空气中,形成了雾霾。我想,若中国再想这样毫无至的让废气随意排放,我相信,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雾都”!

治理雾霾是持久战而不是运动战。持续高发、频发、连片、且越来越严重的雾霾,使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漫天的雾霾,让不少人感受到了一种无力的焦虑和无解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去消除。这种“雾锁霾困”之下的无力感使上上下下痛定思痛,高层重视、公众呼吁和随时可能再来的雾霾的倒逼下,地方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治理雾霾,有的着力治标,有的着力治本。在此基础上,为普通老百姓修好马路牙子的提案、建议也应出现在两会代表、委员的视野当中,带动社会从细微处着手治理雾霾。

贯穿古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与当今我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发展!虽然如此,当中央现在已经高度关注了,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我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

第五篇:英国工业革命改变英国妇女地位

学校:贵州大学

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历 史 系

年级:081

姓名:孔 祥 涛

学号:080501110109

英国工业革命影响英国妇女地位

摘要: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且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动。工业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它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工业革命在带来强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家庭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这些都对英国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工业革命前夕相比,英国妇女的家庭地位、婚姻状况、社会地位和权利以及社会角色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革命初期,大多数妇女还被禁锢在家庭内,基本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外部世界的一切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但伴随着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许多妇女走向社会,走进劳动力市场,成为独立的雇佣劳动者,从而扩大了眼界,增强了独立意识她们在不断争取与男子对等的各项权利的过程中,自身社会地位也逐步提高。本文将主要论述英国劳动妇女逐渐实现济独立以及工业革命改变了她们的婚姻家庭状况和家庭地位。我们将看到工业革命时期普通劳动妇女对家庭的经济有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

工业革命

英国劳动妇女

婚姻家庭状况

家庭地位

经济作用

正文:

英国工业革命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动,摧毁了前工业化时代那种以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强制为基础的等级差别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获得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机会,尤其是妇女她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工业革命为她们提供了改善婚姻家庭状况、家庭地位以及家庭经济地位的机会。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不断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对家庭生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家庭地位状况:地理大发现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英国也借了大发现的东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为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但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也使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加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工业革命前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排挤了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导致了大批的破产农民。15世纪末英国开始的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又使大批小农丧失土地,沦为无产者,农民失去了赖以维持生活的经济资源。因此为了维持生活,农村中形成了新的家庭手工业形式:“在家庭内部,男人、女人和小孩一起工作,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他们从批发商那里购买原料,每周到布匹市场出售布匹。”⑴这样家庭就转型为集生产、消费和人口再生产于一体的家庭。这一现象使家庭生计取决于家庭所有成员的贡献,每个人都要帮助维持整个家庭生存。在大多数家庭里,仅仅家长的收入不能满足家庭最基本的需求。阿瑟.杨在估计农村劳动力的家庭正常预算时,理所当然的认为,“一家之主如果老婆孩子不挣钱就不能维持家庭最低生活,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妇女以及有劳动能力儿童的劳动所得必不可少”。 大多数妇女和儿童的收入不属于自己个人,因此,“离家结婚年龄在花边女工中常常很高,因为她们的收入对整个家庭至关重要。”⑵因此这一时期,随着家庭经济结构的转变,妇女的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就对整个家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妇女在经济上和家庭中的作用开始显现,也开始引起社会尤其是男性注意,因为妇女的收入对维持家庭生计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革命为她们开创了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机会,外出工作使她们有了一份独立的收入,从而第一次给了她们独立于丈夫和父亲的机会。但在早期,这种家务劳动广泛存在,使直接参加生产的妇女并不能因为参加工作获得经济权利而得到解放,相反,却加重她们的负担,因为以前由她们承担的家务劳动依然得由她们在工作之余来完成。这样家务劳动的范围被大大扩大了。不过总体而言,这只是妇女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过渡时期。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割裂开来,下层妇女因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家庭,进入工厂工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论述过妇女解放的条件是:“妇女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女工是最早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的妇女,尽管她们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却由于她们有了一份独立的经济收入,而使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所提高;或者至少认为由于经济的独立,她们的家庭地位有增无减 。

尽管从上面看,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时期的这样一种现象:17世纪的英格兰,家庭内部的关系仍然体现出一种等级制,这就是性别的等级差异和年龄的等级差异。性别的等级差异指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低位,年龄的等级差异是指在两代人中,下一代对上一代人而言所处于被动地位。一句话,在17世纪的上半叶出现了父权制再度加强的时期。在家庭和婚姻中,感情因素的上升和亲戚关系的疏远构成了17世纪初扩大的核心家庭内父权制再度加强的原因之一。结果,直到17世纪中叶,父权制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密尔顿在他所提出的六种义务中写道:“男人为上帝而生存,女人为男人的上帝而存在”。⑷在城乡社会里最贫困的家庭中,为全家人的吃、穿、住和抚养孩子而竭尽全力,已是丈夫和妻子婚姻生活的全部内容。在穷人的婚姻生活中,“打妻子”已成为家庭内部斗争的一个特点,在这个阶层中丈夫赤裸裸的行使着17世纪婚姻生活中的夫权制。卖妻是夫权在家庭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买妻实质上是一种离婚形式。在英国19世纪中正式确立离婚制度之前,卖妻成为丈夫与妻子脱离关系的一种手段,由此完成经双方同意的配偶分配,以此“规避”当时婚姻契约从法律上讲不能任意更改的规定。这反映了英国这一时期婚姻关系的不平等性。卖妻仪式是性质复杂,这似乎是一种纯动产买卖。妻子被看作动产或者动物。卖妻这种形式显示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仪式本身是女性服从的证据,除了特殊情况外,妻子不能出卖她们的丈夫。

综合上述两方面,我们要明白英国工业革命前后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促使进步的过程中,也表现了落后的成分,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遭受了重重的困难。但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制度毕竟开创了妇女走出家庭,走上社会的先例,虽然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女工并不是因为具有了女性意识,主动离开家庭,走上社会;她们进入工厂是因生活所迫,一旦生活好转,她们还是要回到家庭的。但是它毕竟开了这样的先例,这就为19世纪后半期,中产阶级妇女形成女性意识,走出家庭,走上社会作了铺垫。

婚姻家庭状况: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关系的平衡,加剧了贫富分化。随着土地资源变得日益稀缺,英国流民数量不断增加。似乎工业革命并没有给贫困人口带来财富,反而造成赤贫。人们就必须依靠推迟结婚组建家庭来适应这种变化,或者另谋生路,这一时期英国普遍流行晚婚的重要原因。“普通农业工人和小业主中,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女性初婚年龄从25岁上升到27岁,男性从27岁上升到28岁。对有的人来说,婚姻是永远无法获得的一种机会。”⑸“18世纪,社会下层终生不嫁的姑娘占10%至15%。”⑹“在极其贫困的穷人中,择偶、结婚和组织家庭,都要得到教区权威人士的正式同意。因为这些人组织家庭、生儿育女会涉及社区济贫税收的问题,人们往往不乐意教区贫困人口比例增大,因而总是设法阻止穷人、流氓和乞丐的婚姻。”⑺(《17世纪的英国社会》许洁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往往由于经济的原因,对于穷人,特别是穷苦女性,婚姻机会并不总能得到保障,非婚生子也是困扰她们的大问题。人口学家统计的非婚生子率,在17世纪初曾达到一个高峰,占出生婴儿的4%。那时,绝大多数私生子是那字儿正在准备结婚的仆役所生。有时“为了可靠起见,人们不惜通过拒付嫁妆或通过系统的‘愚笨化’使女儿丧失结婚机会。这样人们便可以节省一笔置办嫁妆的费用,同时把女儿留在家中作父母的劳动力。”⑻所以,一般来说,无财产的人在择偶时更注重个人的因素,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成家以自立门户的愿望、寻找伴侣的理想、身体条件,以及是否具有养家糊口的能力等等。社会下层建立家庭最根本的力量取决于婚侣的劳动能力。妇女婚前实际工作能力对她作为婚侣的价值远远胜于其家庭背景,如父亲的职业、财产或社会地位。“女工纺织水平越高,她越容易找到丈夫。”⑴它反映了这样一个道理:“乡村中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家庭结构主要靠的是双方最佳的潜在工作能力。”⑼(同1)因此,很多人只有在生理成熟之后十几年才能结婚,晚婚模式逐渐流行。也就是说,社会下层家庭的生活来源必须由新婚夫妻自己去创造,这需要一段较长的积累实践。按照英格兰人的文化习俗,年轻人要等到有一定的资财足以自立门户时才能结婚。社会上层的女子比较容易以继承产业和获得嫁妆的方式,从父母那里得到资助,农业工人、仆役等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基本上谈不上对父辈财产的继承,他们要靠自己劳动的所得积攒钱财。 “到1700年,人口形势的基本特征是晚婚,私生率和高独身率” ⑽结婚需要个人艰苦创业和经过长时间煎熬。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工业革命一定程度导致了更多的贫困和流民,成为这一时期女性年龄推迟以及非婚生子女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财富的增加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经济条件又让位于其它影响结婚的因素。所以工业革命成为这一时期影响英国社会婚龄和家庭结合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⑴⑺《17世纪的英国社会》许洁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⑵⑻⑼(《分化与整合:1688~1783英国社会结构分析》舒小昀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⑶⑸⑹《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陈曦文 王乃耀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⑷《妇女的屈从地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

王溪译

⑽《英国社会史》阿萨.勃里格斯著 陈叔平、刘城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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