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故事苏力读后感

第一篇：法的故事苏力读后感

苏力《送法下乡》读后感

读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后有感

苏力在书中一直提倡“民间法律元”的建立，即“法治的本土资源论”。 其实正如其简介所言，这本书是一部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面，运用交叉学科知识(比如说社会学、统计学等等)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作品，它力求挖掘只有中国学者(由于其在自存环境和文化修养上的比较优势)才可能敏感察觉和提出的中国当代基层司法中具有实践意义的同时又对一般司法制度具有理论意义问题，学术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当前司法改革研究的参考书。

但是总的看下来，苏力提出不少问题，语言犀利老道，观点鲜明，独树一帜。在《送法下乡》一书中，我们没有发现苏力对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处置的技术性操作的分析，虽然该书的主题讨论了基层法官如何处理社会纠纷的技术和知识。所以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苏力的法治道路理论就“搁”在法治路上了，就是说他还是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当然这一半的解决仍然有着前述重要的意义，至少为中国法治的“病象”开出一部分单子来，还可以破除人们的一些关于法治的迷信，但是他并未提出更高明更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建议现在学法的学者真的可以从政，这样他们立法(从“宪法”到“宪政”)总归要比那些对法律“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所谓的政府官员要好得多吧。从宪法上来改变，是真正的治本而非治标了。

现在我来具体谈一下作者在书中的的观点，比如说“如何剥离法律中的道德、政治因素”这个问题，苏力说，“我分享这种理想，却不分享这种研究进路。也就是说，“制度——人”的体系未见得就是仅仅对传统的辩护和维护，也可能是建设性的——特别是在中国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语境下，更可能是建设性的，而不是保守性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下阐释法律与道德、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制度——人”的理论逻辑体系，展现了道德、政治与法律一定程度的分离，在特定的情况下，又将道德或政治因素纳入到司法判决的考虑之中。

此外，苏力对那种仅仅盯住西方的司法制度不放的理念、理论、实践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

还有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本第三十五页中他讲到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毛泽东提出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战略中，认为“正是这一革命历程中，产生了这种深入群众、下乡上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因此，„下乡‟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战略。”接着作者与送法下乡联系起来，认为“确有一致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文的核心论题是，今天的司法下乡是为了保证或促使国家权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因此，从一个大历史角度来看，司法下乡是本世纪以来建立中国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我觉得吧，其实法律的执行者在从事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是在客观上实现的一个国家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他们将中国社会中观念最陈旧的部分进行开化，不自觉的成为农村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的一部分了。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项被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的目标和一条耳熟能详的口号。而随着快速扩大的法律人职业团体和媒体推动的“维护合法权利”运动，从王海式的打假者到秋菊打官司到把诉状递到最高法院的高考学生，一位不知名伟人的名言“每一种利益都有其伸张的权利”，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身体力行。这反映出，不光是绝大多数法律

人，事实上相当多的社会公众也已经把西方式的现代法治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法治诉求而接受。

说到底，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苏力的“贡献”?如何看待苏力，有时候意味着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法学、法治和司法，甚至意味着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觉得苏力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一个先行者，虽然拥有敏锐目光(尽管我们说技术性操作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能够发现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实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徒增烦恼啊。

中国的法制化任重而道远。

社工0741罗兴

第二篇：苏力《法律与宗教》的读后感

 > 法律如何信仰?

——《法律与宗教》读后

>

> 苏力

 

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叶芝

>

>

>

一、

>

>

整整十年前，梁治平翻译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这本薄薄的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一些精彩的语句，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简洁且深刻。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样的句子至少当年获得了许多法律学子的心。记得我回国教学头一学期期末，学生交来的"论文"(之所以加上引号，因为在我看来更像是杂感、随笔)中，至少有5篇引用了这句话作为结尾或开头，且不论文之中引用的(由此从另一侧面也可见当时的法学理论书籍之稀少)。但是就"论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来看，这种引用许多并不尽然恰当，很明显，许多学生和我当年读书一样，还不注意或无法把握全书的中心论题，而是喜欢那些引起情感共鸣的响亮语句。这一句话，因此，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有理由的情绪和期冀：法律在中国缺少一种神圣性，希望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更大的发展。然而，从这些情绪和期冀中，我感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法律是如何被信仰的?

>

>

>

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快的发展，尤其在立法方面。法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尤其在经济生活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如今的学生们可读的法律书多了，在市场的熏陶下，他们也显然更为现实了，甚至连论文选题以至文风也都有所转变。似乎，"法律必须信仰"作为一个学理的问题已经由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法律的日益显赫而消解了。但是当年浮现在心头的那个被转换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消解，因为这更多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特别是对于转型时期大量立法的中国，如果要使这些立法不是停留书本上，停留在执法机构的建立上，而真正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实践，这是个长期的任务。因此，即使法学界以至全社会都接受了"法律必须信仰"的理论命题并不必然等于法律被信仰了，也并不等于法学界理解了和回答了"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这样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性的问题。 >

>

二、

>

>

>

无疑，由权力机关(人大)精良立法、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重要和必要条件;普法教育也会起到一些作用。这一点，在此，毋庸我再多言。但是，这还不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充分条件。因为，从事实上看，人们并不总是仅仅因为一个文件是由权威机关制定的，被冠之为"法律"，就会为人们(包括官员和普通百姓)自觉遵守(信仰)，尽管似乎原则上应当如此。人们也并不会因为一个法律得到国家有关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就会信仰该法律;相反，至少有些时候，有些法律越是需要并得到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倒更可能表明人们并不信仰它，例如文革时期打击"投机倒把"等，又比如我们法学院外中关村街上屡禁不绝的盗版光盘。而且，如同我其他地方曾经

探讨过的，人们了解法律知识也并不必定导致遵守或信仰法律，至少有一些人了解法律更可能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无论他是官员、法官、律师或是普通人，尽管这种做法，我将在后面论及，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可能构成或促成对法律的信仰。

>

>

>

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或者换句话说，如何才能赢得人们的身心?首先，我们必须具有一点起码的常识是，尽管人们遵守或诉诸法律的直接动机并不相同或完全不同，有时甚至可能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仅仅是出于习惯(例如在城市出行遵循交通规则靠右行走)，但就总体说来，遵循或诉诸法律必定是由于法律可能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公正)。如果一个法律仅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甚至是损害，或是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在场，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却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必定是具有功利性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或某个法律在所有的时刻给所有人都带来功利，也不意味功利就是或者应当是法律的唯一性质。

>

>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由于，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实际上是以国家立法为中心的;因此，我们就必须问立法能否总是在事实上实现这一点。注意，我问的是"能否"做到，而不是立法机关或立法者是否意图做到。就算是所有立法者都有这种意图，但只要立法者的判断有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是民主的立法程序也无法保证立法总是能够获得这一结果。而且由于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的，需要法律处理的具体事件是复杂的，一个在昔日是普遍有利的规则或在某些地区普遍有利的规则未必就一定对今天或对另外一些地区的人们普遍有利。因此，即使是好的法律也总是需要适时予以修改。任何法律只有在这种不断调整以适应人们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并不以某种固定形态出现，它也会因受到法律规制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的过程中，才能逐渐使人们接受它，逐渐形成遵循法律的习惯，以至产生对于总体法律的信仰。

>

>

>

因此，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是在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遵循或诉诸法律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而且，即使某个人一时"皈依"了法律，也并不意味着法律调适就可以结束了。如果由于社会发生了某种原因，一个本来适当的、好的法律变得违背或损害人们的利益，皈依者也会逐渐以行动"反叛"。从这个层面上看，信仰法律可以说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演进的理性选择结果。理性和信仰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致性。也是从这个层面上看，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也同样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至于一个人究竟是否成为一个法律的信徒，这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某种不变的"民族精神"或"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不能仅仅靠论辩、靠灌输"法律必须信仰"，"对法律应多些尊重、多些崇拜"，而使人们信仰法律;而必须以实际的法律运作使他/她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否则到真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

>

>

三、

>

>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和以大规模立法为主要特征的法制建设时期，我们即使有心却也无法保证所立之法均为适应人们需要的法律。立法者和其他人一样都会出错和出偏差，他们对社会交往、合作规则的认定可能与普通人以实际活动体现出来的

判断有差异，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进入了立法机关或在立法机关工作就一夜之间具有上帝的全知全能，洞察一切。因此，要使所制定的法律能够为人们信仰，除了其他必要条件之外，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要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关注和重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迁就，当然有时迁就不可避免)最大多数普通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对于法律的反应。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如果只是宣称法律必须信仰，并因此强求人们信仰，如果不是有维护自己的职业利益之嫌疑，那么也是一个迂腐的说教者。

>

>

>

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抽象的法律和具体的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法律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法律和制定法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个区别不能强调过分，以至形成对立。由于前述理由，一个社会中的总体法律可能是合理的，是应当信仰的，并不意味着对每个个别的法律或法条都应当崇拜和迷信。否则，社会就无需变革了，法律也就无从发展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正是因为有许多人以其行为表现出来对某个法律或法条不信仰――违反它或规避它――才使得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律存在的欠缺和问题，因此，也才有了法律的修改或完善。还有些时候，即使立法的文字完全没有改变，人们也会以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实践修改了法律文字的原先所具有的社会含义，实际上也就是修改了法律。只要想一想过去20年来，我国刑法中关于投机倒把罪的实际含义的变化以及实际生活中其他一些实际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变化，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如果从这一角度看，这种形式的对某个具体法律的不信仰恰恰是作为总体的法律得以发展的真正源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对某些具体法律或法条的不信仰，甚至可以说是对更完善、更恰当的法律的憧憬和信仰。当然，这里的分析决不应当成为社会公认的损害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借口。

>

>

>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法律的信仰和某些"不信仰"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或者更准确地说，必须要有一种"必要的张力"。的确，对法律的信仰有时恰恰是以这种悖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当一个律师为了打赢官司而千方百计寻找法律漏洞之际，当某个诉讼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说服法庭接受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之际，他们都明白自己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他们是在规避法律或规避法律的常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对法律缺乏信仰甚至没有信仰。但是，当他们把法律当作一种追求个体利益的资源而诉诸、利用之际，他们的活动已经展示着他们的全身心都已经卷入、沉溺于这种法律实践的话语，已无法解脱。他们已无需声称自己是否信仰法律，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们至少在此刻相信唯有通过法律才能更好地获取某种利益或保护即得的利益，他们是如此倾心以至无暇顾及其他。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尽管似乎不那么崇高的对于法律的信仰?

>

>

四、

>

>

>

对于法学家来说，这种张力也许格外重要。因为法学家除了以与普通人一致的方式展现他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即在日常生活中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诉诸法律争取自己的利益――之外，法学家还有他特殊的法律信仰表现方式。这种特殊方式是法学家的职业所决定和要求的。法学家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一个法律学术传统中(这很重要，这是他可能挑剔的基础)，以一种近乎挑剔的眼光来审视法律，以似乎是不相信任何法律的态度和研究活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他对法律的追求和信仰。一个好的、真正的法学家必须、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审视法律的眼光，他不可能只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了，就认为是对的，就认为应当这样做。那种法条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威权主义的信仰法律，尤其是制定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作为法学家责任，即不利于法律的发展，不利

于法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自然，也就是放弃了对法律的信仰。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挑剔、审视的过程中，在他发现具体法律或法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认真的解决办法(尽管这后者并不必须具备，因为社会应有所分工，也因为法律最终必定是社会的选择)的研究过程中，他正以执着的追求，以一种某些时候甚至他人看来是固执或偏执，展示着他对法律的最虔诚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怪异"得令人感动的关于信仰和怀疑的辩证法。的确，如果没有怀疑，还谈得上什么信仰呢! >

>

>

我们必须记住，从根本上看，信仰从来都不是、也无需一种言词的表白，而是一个人的活动所展现的他/她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未必不是如此。 >1997年11月21日于北大蔚秀园

第三篇：论法的精神读后感

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法的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理想的政治制度。该书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

该书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特别是为孟德斯鸠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经过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民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组织原则。孟德斯鸠所集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孟德斯鸠把法律置于决定地位，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则是对人性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践踏。他进而深入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主张宪法统率下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与宪法结合起来，奠定了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孟德斯鸠对政治理论最杰出的贡献。

他的贡献还体现在所运用的历史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孟德斯鸠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和世界各国古今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实践分析基础之上，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生存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动态关系中把握一国政制与法律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对传统政治学、法学研究方法的超越，使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

作者指出法律同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有关系，法律之间也有关系。这些关系构成“法的精神”。

作者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义，法律与政体关系，以及政体分类、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等问题。阐述政治自由和三权分立学说，并以英国为例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论述了自然条件同政治法律的关系，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性。论述了法律和工业、商业、货币、贸易、人口及宗教等关系，主张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反对横征暴敛，促进国际交往和世界和平。并论述罗马继承法和法国民法的起源和变革。强调严格区分各种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制定法律应遵循的原则及其应注意的问题。19世纪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部著作的影响。

《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也是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主要是关于法的概述以及法与政体之间的关系;第二卷讨论的是法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政治自由和分权学说;第三卷论述了法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该书中提出的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通观这本书，其部分政治、法律和经济方面的理论，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政治方面的理论主要有政体分类理论，自由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

关于政体的划分，不同思想家都有各自的划分，划分的标准不完全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根据统治者的人数以及统治的正当性进行划分。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三种，即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分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政体，而贵族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一部分贵族手中的政体。君主政体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是，君主是按照固定的法律进行统治的政体。而君主根据自己反复无常的意志来统治的政体则是专制政体。

在自由方面，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法律是公民自由的界限，一旦公民的行为越过法律，那么他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在他看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无休止的滥用权力，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来捍卫自由。

因此，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开。这三种权力必须分开行使，在分立的同时实现制衡。如果两种或三种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孟德斯鸠从与政治自由相对立的层面上来论述其三权分立理论。在他看来，权力具有这种特性，即“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便设法给权力某种界限。他设置限制的方法乃是“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他因此合乎逻辑地提出了权力分立理论，即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和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在其后又详尽地论述了三权之间的制约对于保障公民自由的作用。他说，“当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之手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无论分权还是制约，都服务于保障自由的目标。其权力理论与自由观是相互支撑的，作为保障自由实现的手段，权力分立反映了他对集权主义和暴政的厌恶及对自由的向往。其自由观是建立在坚实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因此，其考察英国政治得出的权力分立理论也有相当的基础。虽然当时英国的政治并非如他所想，但他的理论在美国的成功实施无疑可以证实其天才的设想的智慧。

在我们谈到权力分立有助于自由的保障与实现时，不可忽视的是，权力分立与制衡也能较好地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似乎以秩序为自由之前提。“在良好政治下生活的人民，总比那些没有规章，没有领袖，在森林里游荡的人民要快乐些......。”同时他认为，应采用温和手段改进社会顽疾以使法律恢复效力。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对无秩序状态的否定。

而法律方面，孟德斯鸠认为，法主要是由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人定法之前天然存在的法律。它源自我们的自然本性，而人定法是建立在社会之后，人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而后，孟德斯鸠又接着分析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税收、宗教习俗、货币等事物的关系。孟德斯鸠在书中论述了许多具体的刑法与民法理论。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在民主政体下，立法应该鼓励平等和节俭;在贵族政体下，立法应该限制贵族的骄横;在君主政体下，立法应该鼓励荣誉;而在专制政体下，立法要倾向于恐怖。他主张制定法时，表述简洁以事实为基础，无充分理由不变更法律，删除无用的理由，以有利于有用的法律。

在经济方面的理论上，孟德斯鸠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民事行为中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公共利益绝不能动用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去剥夺个人的财产。同时，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反对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

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三权分立思想虽然不是最先在法国大革命中实现，但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是利用了这个权力制衡理论，发展到现在超级大国。<<论法的精神>>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三权分力制度的思想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同时这里面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有着很大启发和借鉴作用.

第四篇：《论法的精神》读后感

14级法学院二班

罗雪枫

14307096 《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很多老师推荐过，起初因为有些晦涩难懂而不敢轻易入手，后来则是试图着努力消化它。当年就是因为惧怕政治而选择了理科，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略略吸了口冷气：好厚的政治书啊!全书包括了政治理论、法律理论和经济理论三个部分，在初高中中，我们接触的应该只是孟德斯鸠在本书中关于三权分立学说的部分(在介绍美国的时候)。也比较惭愧，我只是粗略地浏览而没有多次的精读。除了时间不足之外，兴趣不够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有一个部分我是看了很多遍，就是第一章关于自然法和人定法的描述。因为这个部分引起了我的一些可能比较“离题”的思考，或许已经和本书没有太大关系了，也希望老师多多包涵。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在第一章就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解释说自然法“源于我们的自然本性”。而在之前，他也说了“在法律制定之前，人们已经有了道德规则„„所谓自然法，实际上就是一些道德律令和道德戒条”。在他的阐述中，“自然法”是世界的创始人——上帝，在创世之际制定的规则。因此，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然法，即道德规则，是从宗教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 而由此我便想：在没有接触西方思想的时候，我们所谓的“道德”又是从哪里来，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然法是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那么这种理论能不能推广，如果不能，那这“自然法”是否名不副实，谈不上是“自然”法，而只是某些人眼中的“应当与不应当”而已呢。

而按照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然法是一种能让大家都认同与遵守，实现自我保存目的的默契，内容为“人类需要和平、应促进人们去生产财富、人们之间应相互关爱、大家都有对社会生活的渴望”。而这一个观点与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大同”思想不谋而合，同样是对无战、和谐、富足的渴望。在两种不同文化中产生出了相似的思想和道德，这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然法，起码在某些程度上是真的“由自然产生”。像是一种趋势，人们在追求自我保存的探索中不断靠近这类“法则”。以往我有一种想法，就是道德和人定的法律一样，都只是古代君主为了更好地统治国家、控制人民的思想而硬性推广的一种更为“省心”的默认准则，宗教也是如此。而事实证明这也不算是我的歪解，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佛教道教在我国受到推崇也的确有这方面的考虑。只是我没有想过这种道德，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然法”，也有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而君主对它的推崇，或许也是顺势而为呢。

而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种“自然法”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人们脑袋里的固性思维，当然这种固性思维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下也不尽相同。其中引起我兴趣的就是某些国家总是乐此不疲地对其他国家发表一些人权报告之类的，也会因为其他国家人权状况堪忧而去救世。撇开一些政治经济上的私心算计，单看这所能想出来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难看出“人权”这个词的分量之重。“天赋人权”，既然是神赐予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法律是可以凌驾于人定法律之上的，毕竟人不能与天斗„„而且这种思想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一般常识”，虽然在我看来这种思想的产生也太玄乎了，如果是无神论者的话，那这种理论是否能被接受，或者自家的神和别家的神想的东西根本不同„„好吧我好像有些胡扯，可是我还是认为这就是借神之名传播自己的思想，从而让大家更好接受。就如同中国古代皇帝自称“天子”一样。不同的是，“天子”是帝王们为了使自己能够名正言顺地称王称帝所编造出来的以天为名的称号，而“天赋人权”的确是有它的道理。它之所以算是一种“法”，是因为它算是一种科学，一种社会的、自然的规律，或许并不是孟德斯鸠或者其他学者所描述的那样，但是至少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而我们或许也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坚信。 按照斯罗葛派的说法，整个宇宙收一个普遍性规则的支配，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必然受宇宙普遍法则所支配。这个最高的普遍法则就是自然法，它是一切法律的来源，是判断一切法律好坏的唯一标准，高于其他任何法律。我有点意外的是，自己竟然觉得这个很合理。之所以意外，是以前的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一定会毫不犹疑地觉得人定法地位胜于自然法，或许是受了很多违反法律的后果比违反道德后果严重的事情的影响。渐渐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是一种进步，慢慢地推崇自觉自治，或许是自己素质高了呢!有点沾沾自喜~突然又脑洞大开地想到自己这一种转变会不会也是自然趋势，算是“自然法”呢，虽然没有在任何学者的学说中体现过。

看了一本书，那么厚，可是最后记得的也就第一章的第二节，而且所谓的感想也比较凌乱和语无伦次，这更像是一篇吐槽而非严肃的读书报告，这让我有些惭愧。或许在看了《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需要仔细地再多几次看这本书，毕竟它也给了我很大的惊喜。里面的思想很多被沿用到今天，很多被人称作文明的象征，而撰写这本书的人生活在距离现在两百多年的法国。18世纪的思想，直到今天还熠熠生辉，没有显得陈旧，没有落后的意思，甚至有超前的部分，对于我们还有很多指导意义。就说这个标题吧，“论法的精神”，何谓“法的精神”?只是匆匆把书掠了一遍的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问了一些人，大家的答案也都不尽相同。是不是这也是一万个人心中就有一万个答案呢?我想并不完全是，至少会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则是我至今无法总结，需要探索、继续思考的问题。

第五篇：《论法的精神》读后感

趁着寒假，我拜读《论法的精神》这本书。《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著作。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宗教、历史、地理等领域，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论法的精神》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经典著作，它不仅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也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模式和原则，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

孟德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是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同时也是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法学家。《论法的精神》是其一生重要的著作，当时的伏尔泰把此书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论法的精神》一书，虽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中，可称之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

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同时也是法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法学家。孟德斯鸠以他辽阔的视野、广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通过这部著作详细的阐述了从皇权向人权转化的历史过程中，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人的只有的精神，他以法律为基础，以详实的资料和充分的论证，为人类描绘了一个完全新式的社会蓝图，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决定人类命运的将不再是某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一部代表了人民利益的法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行政、立法、司法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没有一个机关会拥有无限大的权力;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人将不再是臣民，他们将成为社会的公民，而公民的权利是被得到充分的保护的。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探寻和阐释法律的精神，是本书的中心内容，也是它对法理学的最主要的贡献。孟德斯鸠主张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他认为

法律与国家政体、自由、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贸易、货币、人口、宗教都有关系，法律与法律、与它们的渊源、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各种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是法律的精神。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世界万物是由一个最根本的理性的存在。法就是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以及存在物彼此间的关系。万事万物有着最根本的联系，即规律，而法的精神就是这种规律和规则，其精神就是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间的关系中的秩序规则。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探讨人类生活中的规律即人类生活中法的精神。因为人作为智慧存在物，总是不断违背上帝制定的规律而更改自己制定的规律，作为社会动物，总是忘本和忘记自己，由此需要宗教、哲学以及法律来督促他们尽责。

三权分立学说是其思想核心。他提出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理论，认为三权相互制衡，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三权分立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提出。《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他还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明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指明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可通过相互的反对权相互钳制，立法机关的两部分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而行政权亦受立法权的约束，彼此协调前进。如同他的著作所说“当我一旦论证了原则，人们便将看到法律从原则引申出来，如同水从泉源流出一样”。他的分权说并非空洞的政治理论，而是顺应时代的步伐，提出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纲领，其实质在于“阶级分权”，这在当时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需要。三权分立就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某一国家机关或者个人的独裁和专制，从而保证国家政治上的稳定。在国家生活中，它大体发挥了以下几种功能：一是区分功能，二是平衡功能，三是制约功能，四是补救功能。当三种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在行使权力不当招致社会不满时，其他的机关可以行使权力，挽回影响和损失，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正确认识三权分立的性质以后，就会发现它与我国奉行的“民主集中制”并不矛盾。

看完这一部书之后，猛然清醒了许多，对于世界，特别是人类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明白了原来人类社会也会存在一种普遍的真理和理性，这种理性和真理只有在一个健康的土壤中才会真正茁壮的生长。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阳光，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用自己的一切去培育出这种健康的土壤，让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孟德斯鸠几百年之后得到我们自己的理性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