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双语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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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傲慢与偏见双语版论文

基于《傲慢与偏见》的文学语言研究

摘要《傲慢与偏见》是一部经典的小说作品。它不仅是我们研究文学创作的样本，也是研究文学语言的典范性作品。结合文学语言的研究现状，本文以小说《傲慢与偏见》为例，从多个角度详细探讨了文学语言中出现“空白”的原因。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小说中“空白”现象，不仅可以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空白”找到语言学上的原因，还可以为文学语言内涵的界定提供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研究现状文学语言空白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作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创作的一部经典作品。这部经典的作品不仅是研究文学创作的样本，而且也是研究文学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典范性作品。本文对文学语言相关问题的思考，结合《傲慢与偏见》小说作品中的典型事例，对文学语言中的“空白”现象阐释如下。

一文学语言研究的现状

关于文学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促成了文学语言学——这一语言学分支学科的诞生。在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出版后，又陆续有多位语言学家继续研究与文学语言相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著名的学者李荣启先生，他在2005年出版了文学语言学专著《文学语言学》。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从语言本体出发，深入地探讨了语言的文学性、审美性等诸多问题。文学语言学的建立，既为文学研究拓展了空间，也为语言学的研究丰富了内容。换句话说，文学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学科。

其次，文学语言的研究重点表现在对文学语言内涵的研究上。所谓对文学语言内涵的研究，主要的目的就是对文学语言做出明确的界定。例如，邹光明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学语言论》一文，以及童庆炳先生发表于《学习与探索》期刊的同名论文《文学语言论》，两位著名学者都对什么是文学语言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索，但无确切的定论。即，学术界对什么是文学语言缺少公认的、明确的界定。因此，在文章中谈到文学语言的时候，其含义是不一致的。

最后，文学语言的研究还非常关注对其概念外延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王佳琴发表于《海河大学学报》的论文《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五四”散文的成功》;林娇发表于《青年文学家》的论文《试论文学语言的形象生动性》;吴文杰发表于《作家》的论文《贾平凹作品的文学语言探析》等论文。这些论文都比较关注对文学语言外延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总之，从逻辑学的角度讲，明确一个学术概念，我们应该先界定它的内涵，同时也要明确它的外延。内涵的界定有助于掌握它所涉及的外延，掌握它的外延又有助界定它的内涵。当内涵不明确时，探讨它的外延也有助于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

二研究对象及思路

不论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文学语言及其相关问题，也不论是从理论的角度界定文学语言的内涵和探索其外延的相关问题，所有的研究都将有助于我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本文结合小说《傲慢与偏见》，对文学语言中的“空白”现象进行探讨。在具体的研究阐释过程中，主要注重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结合小说的文本，探讨《傲慢与偏见》中出现的“空白”现象;其次，再结合相关的理论，从多个层面探析文学语言中“空白”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在对文学语言外延问题的探讨基础上，为界定文学语言的内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 《傲慢与偏见》的文学语言研究

众所周知，文学语言中存在着“空白”现象。文学语言中的“空白”是指文学作品里存在的语言意义上的“空缺”。下面就结合小说《傲慢与偏见》，谈一谈文学语言中存在的“空白”现象。

1人物形象塑造中的“空白”

如何在小说中塑造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呢?作者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利用外貌描写，让读者中从语言叙述中了解人物形象的独特长相;另一个办法是作者利用对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让作品的人物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

达西是《傲慢与偏见》里的最具“傲慢”性格的人。为了表现他的傲慢，作者设计了一场舞会，并让他在与伊丽莎白见面的时候说出这样一句话：“她还行，不是很漂亮，还叫我动不了心。”

这句语言描写有两个作用：第一，作者通过这句对伊丽莎白评价用语来表现达西的傲慢性格，突出达西与众不同的傲慢性格。第二，作者用这句评价来介绍小说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给别人留下的具体印象——她没有令达西过目不忘的美貌。

这句文学语言里存在着两个“空白”现象：首先，当伊丽莎白听到这句话后，她的心里对达西的傲慢性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她认为达西是傲慢的，但究竟她心目中达西是怎么样的傲慢呢?读到此处，我们读者是不能有一个明确判断的——这是句中的第一个“空白”;其次，伊丽莎白长得怎样呢?应该如何判定“不是很漂亮”以及让“我动不了心”的伊丽莎白究竟是怎样的长相呢?这是此句文学语言里的第二个“空白”。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句最体现语言空白的名言：一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中也会有一千个林黛玉。

2故事情节中的“空白”

小说《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情节中也存在“空白”现象。利用这种情节发展过程中的“空白”吸引小说的读者，这是小说作者匠心独到的创作表现。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的“空白”也主要表现在小说经典的文学语言中。

《傲慢与偏见》的男人公达西在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的时候，因为那一句“她还行，不是很漂亮，还叫我动不了心”的话语，在女主公伊丽莎白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傲慢”印象。但在后来的接触中，伊丽莎白乌黑发亮的眼睛，美丽的表情以及潇洒自如、嬉戏活泼的风采却使达西着了迷。此时，小说中有这样一句文学语言成了所有读者公认的名言：“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句话，因为其具有较强的概括性而产生了情节发展中的一个“空白”，谁能说得清楚“可爱”怎么会导致“美丽”呢?它所导致的“美丽”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这是小说情节发展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文学语言表现出来的“空白”现象。这种文学语言的“空白”现象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

3环境描写中的“空白”

一部小说总会涉及到两种环境的描写，一个是社会环境描写，一个是自然环境描写。前者被作者用来交待小说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后者被作者用来交待故事发生的地域特色或烘托人物的心情。特别在小说的社会环境描写中，文学语言中的“空白”现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为了交待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小说的开篇之处有这样的一句话：“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简单的文学语言被作者用来告诉了读者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小说所述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总想要娶位太太的社会里。但是，当时的社会上究竟有哪些人是所谓的“有钱的单身汉”?这些单身汉又想娶一位“什么样的太太”这都是不明确的，都是文学语言中的“空白”。

上边简单的列举已经能够充分证明文学语言中存在着“空白”现象了。为什么在文学语言中会产生这种“空白”现象呢?本文偏重原因有以下几点：

(1)文学语言的原因

无论是文学语言，还是普通的语言，语言中的具体词汇在词义上都具有模糊性的特点。正是语言本身的这个特点，造成了小说作品中出现“空白”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文学语言词汇在词义上的模糊性造成了文学语言中的“空白”现象。例如，“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中，如果不另外附加条件，在“可爱”和“美丽”的前边加外修饰成分，我们是很难对“可爱”和“美丽”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可爱”和“美丽”这两个词语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2)作者的创作技巧

读者心中的“傲慢”与小说作者所要表达的“傲慢”，在具体内容上是有所差异的。读者和作者对同一词语“傲慢”的理解性差异，就是文学语言上的“空白”。

文学语言中“空白”的产生与作者对“傲慢”一词的解释方式极其相关，即与作者的创作技巧相关。特别是对比这种创作技巧的运用最能证明这个问题。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比，巧妙地把“傲慢”一词的含义分解并隐藏于每一次的对比内容之中。读者通过一次内容的对比只能感悟“傲慢”一词的一部分内容。而“傲慢”一词通过其它内容的对比才能了解的意蕴，就构成了文学语言中的“空白”。

在小说中，“傲慢”是男主人公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主要的性格特征。对于前者，即主人公的“傲慢”表现，我们可以通过小说开篇舞会上达西的消极表现与参与舞会的其他人的积极行为的对比来理解;而作为一种性格的“傲慢”则需要我们把以下几个内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后才能理解。首先，达西言行的前后变化形成了对比。例如，在小说开篇的那场舞会上，达西消极地参与舞会的言行与小说后半部分，当达西发现自己爱上伊丽莎白后，恰巧两个人有机会独处时，他假装读书的行为形成了对比。其次，达西在管家的家里遇上诸多的人，但不屑与其他人打招呼，竟扭头独自走开的现象与伊丽莎白拜访柯林斯家之时，发现达西与姨妈之间的交往时，他一点也不傲慢的言行进行对比。

如果说达西不同的傲慢行为的对比还不足以说明其“傲慢”性格的话，那么再把其“傲慢”与“非傲慢”言行对比，就更能解释“傲慢”是怎样的性格了。这种辩证的对比，既是作者创作艺术的独到之处，又是我们研究文学语言“空白”现象时必须要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当文中出现对比的内容时，我们更应该探讨这种对比和文学语言“空白”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3)语境因素的影响

文学语言中的“空白”还与语境相关。文学语言的具体意义至少要受到两个语境的影响。第一个语境是作者在作品里虚拟的文本语境;第二个语境是小说不同的读者所处的现实生活语境。特别当两种语境共同作用于小说读者时，更能体现出文学语言中的“空白”现象。

例如，同是研究《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人公达西，梁亚敏发表于《时代文学》的论文《〈傲慢与偏见〉中男主人公达西的性格分析》和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韩蓉毕业论文《基于态度系统的〈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的性格特点分析》一文中所提到的达西是有所不同的，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不是小说文本的不同，而是两个文章的作者(指梁亚敏和韩蓉)所处生活语境的不同。换句话说，这种不同的理解不就是文学语言因语境的不同而产生的“空白”吗?

总之，研究文学语言可以有不同研究内容。但是基于《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研究，本文把重点放在了探讨文学语言中的“空白”现象上。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小说中“空白”现象，不仅可以为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空白”找到语言学上的原因，还可以为“文学语言”内涵的界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汪正龙：《文学语言的空白结构和意义生成》，《文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2] 黄红：《文学语言的“空白”生成的张力》，《铜仁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 朱晓进，何平：《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4] 张海俐：《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模式研究》，《作家》(下半月)，2011年第24期。

作者：刘汝举

第二篇：“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

在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技术持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用。从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为科学技术争取“生存权利”开始，人类不仅经历了两次历时性科技腾飞，还正在继续健步迈向第四次科技革命。人类虽已身处技术空前便利的智能时代，但亦从未停止思考“技术进化”与人类解放之关系问题，尤其是经典的“技术异化”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丛”，即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高关联突破性技术的互赖助长性发展，兼具“被传统国家权力机器支配”和“脱离国家自行新型统治”两种倾向的“技术利维坦”被视为技术异化的产物，其发生线索及可能的消极后果开始得到敏锐的学术剖析。在此基础上，仍有若干基本问题值得讨论并澄清：“技术利维坦”不应被简单视为“技术控制人类”的新型统治力量，而应被进一步理解为动态演化的支配性社会秩序，它以技术进化为必要条件、以特定的技术与权力关系为结构特征，并集中体现为结合一定时空要素的过程性技术权力形态。本文将从社会关于技术与权力之未来关系的忧虑性建构切入，逐一予以讨论。

一、技术与权力的社会想象

“如果这个东西(高科技)存在，那么它就一定会按照既定逻辑演化”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可怕影响，“你我早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编剧大师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用其系列电视剧作《黑镜》(Black Mirror)，向观众呈现了一系列在理论上极具可能的社会想象：在《你的全部历史》(The Entire Historyof You)中，植入“记忆芯片”以记录“眼见为实”，异变为个体记忆(隐私)被随意提取、检查并最终沦为人人可见的“完全显露的透明视像”;在《白熊》(White Bear)中，运用“技术型惩戒”以实现社会正义，被异化成用一技“间歇失忆”让杀人犯反复遭受无尽“合法”折磨的“集体狂欢式复仇”;在《急转直下》(Nosedive)中，基于“数字拟态”来简化社会生活，异变为用“星级评分”来主宰个体社交形象、准入阶级与生存境遇的“数字独裁”，等等。《黑镜》创构了一个“技术全能”的时空，它表面上在技术理性和规则理性的支配下稳定运转，但内里却因技术与权力的捆绑纠缠而暗潮涌动;生存于那个时空的人们，理所当然地拥抱着技术进化，也自觉而不自知地臣服于技术权力，那是一个“踩着”技术全能而迈向技术主宰的“后人类”社会。

尽管影片剧情纯属虚构，但其关于“技术进化”的社会想象以技术发展的人性驱动和逻辑可能在当下与未来之间架起桥梁，它足以给观众带来真实的焦虑感，这不仅是因为技术早已“无处不在”，更是因为技术愈发“无所不能”，以致能够令人们“无所不从”。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演进中，我们始终生活在“技术体系”的世界里。所谓“技术体系”，强调一种技术与社会权力的关系状态，在此之中，技术与技术进化全方位弥散式地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等社会权力”互联互浸，并围绕社会利益分配而形成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每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技术进化都会带来生产资料的变化，并打破此前社会权力占有生产资料的均衡关系，而新的均衡会在各种社会权力挟持技术进行的斗争和博弈中再次实现，任何政权、市场和社会主体都不可能处于特定时期下的某类技术一权力关系框架之外。如果将“现代性”视为支配现代社会的理性的集合，那么“技术”无疑参与定义了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合理形式，尽管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认为现代性理应“建立在被合理地设计的技术人造物和由合理地技术规训(technical disci-plines)所赋予的制度(institutions)之基础上”，并寄希望于人们能够基于规约自觉来对技术内部进行合理化的文化改造——以技术的待确定性或曰可选择性来拯救现代性，但历史进程却更凸显了社会权力主宰技术，并不断构建以技术垄断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导致技术异化发生，使“技术利维坦”成为可能。根据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本质论，自然界之万物皆是“有限的”，人类社会暴露在自然规律之下，其有限性体现于事物间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性之中，并由此建构起应然的社会秩序;失序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挑战甚或突破有限性密切相关的，比如现代技术超越其自有边界而“挑战性”地介入并限定了自然与社会，冲破其有限性，导致了自然与社会新事物的非自然、非社会状态的展现，自然与社会都失去了自我展现的方式而被技术支配着。

从本文的视角出发，技术是人造物，其本质应是“人性”与“物性”的辩证统一，即代表人之意志目的和遵从自然规律的辩证统一。从结构性历史观察，“现代性屈从于技术”揭示的是技术本质在社会权力介入下的内在混沌;而从过程性历史观察，“现代性屈从于技术进化”则反映出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外生性的社会权力机制。“技术利维坦”就是失控的社会权力侵入技术本质的结果，其衍生逻辑由三个渐进相扣的过程构成：首先，社会权力向技术权力转化，进而形成“社会化技术权力”。技术乃人造物，它不存在拥有自主意志的技术权力，任何形式的技术权力都不是技术体系自驱动的结果，而是由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意义上的“社会权力”直接或间接转化形成的，其自主意志、力量限度、作用方向、影响范围等均取决于意识形態、经济、军事或政治权力;换言之，社会权力及其运作状况是决定技术是否会发生异化的关键变量。其次，社会权力在运作中失控，进而发生社会化技术权力对技术本质的反叛与侵夺，即对技术之“人性”与“物性”张弛关系的扭曲。再次，失控的社会化技术权力，即“技术利维坦”集中体现为两种互构共演的过程形态——“权力的技术逻辑”和“技术的权力惯性”。

二、被传染的“偏见”：权力的技术逻辑

作为社会化技术权力的“他权力主宰”形态，“权力的技术逻辑”强调社会权力借助不断进化的技术来实现更加有效和广泛的运作，以实现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巧妙传递，进而完成对权力对象的规制性目的。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讲，有技术与技术进化的历史，就存在社会化的技术权力;而作为一种张扬而进击的社会化技术权力形态，社会权力对技术理性的主宰使得“权力的技术逻辑”在比较现代化的进程中随处可见。

现代技术是历史性的产物而非自然的产物，从特定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来认识现代技术是马克思技术批判哲学要旨。因此，“技术介入历史”甚至“技术改变历史”均不是自然选择，而是社会权力自主有为的过程和结果。17—18世纪，启蒙运动及其间发生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用世俗权威取代了宗教权威，假借神之意志支配庶民的神性政治在过渡到以“理性”为根基的人性政治时，实际上也同时跨入了技术型时代。历史地看，技术参与现代性的定义，是以技术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工具性价值为基础的;尽管在打破蒙昧之后，早期的科学发展仅达到为人们提供便利其政治社会行为的器物进化技术，但此后大到一个政权的对外贸易、殖民甚或战争，小到个体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都享受着技术红利，并逐渐形成现代化早期技术体系的关系秩序。随着技术进化的持续发生，尤其当技术应用愈成功，就愈“使人幻想有上帝般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并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但这种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单一目的的狭义自然技术观念，没多久便在技术体系的关系秩序中发生根本转变，即人们对技术的运用开始从面向自然事物扩展到面向政治社会事务，社会权力与技术也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开始发生关联、紧密纠缠、相互转化甚或探出边界的;当技术“对自然事物的这种支配或控制进入社会场景，触及到他人或他组织的利益”，介入到“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控制关系”，技术所有者或操控者就拥有了支配或控制他人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关系秩序变换中，社会化技术权力开始强势且具有偏见地改变着历史。

在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史中，相对于伪装埋藏在“现代化”技术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政治和军事权力则始终是毫不掩饰地操控着帝国扩张的工具——技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技术进化程度的差距往往会形成技术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的差异化应用过程，进而造成不同地理疆域之间巨大的发展落差，甚至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到19世纪末，几乎整个地球都处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在此前近400年的“征途”中，欧洲之所以能够“畅然无阻”，航海技术与军工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航海将欧洲人带到了美洲、非洲和亚洲，而机关枪和重炮则荡平了当地人的长矛和战马;欧洲现代化早期的技术进化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开其道，进而深刻影响了15至20世纪的国际格局与权力秩序。正因如此，不同社会才在追逐现代性的过程中将技术与技术进化置于对内建立有效统治、对外实现赶超式发展的战略要位。这意味着，脱胎于社会而成长起来的现代国家在确立其直接统治之后，会进一步借助多维手段来推动自我认知意义上的赶超式发展，尤其对于受到过先进军事装备碾压的国家，技术无疑是他们最为有效、也最具生命力的抓手。由比较历史观之，无论是被后世定义的1800年前后开始形成的东西方“大分流”，还是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基于器物和技术来认识西方现代化以图国强，甚至是深刻改变欧洲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一战、二战和冷战，都无一例外地暗合了“社会权力主宰下的技术改变历史”的实践逻辑。

时至今日，马克思关于现代技术“物质形态”作用的历史性限度主要根源于其后的历史性质、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这一判断依然独到深刻，以特定历史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权力限定了特定时代技术应用的方向与限度。人類的自省与文明之演进并未透过社会权力主宰的技术进化及其应用而超越一己私利，技术仍然“被”支持着特殊的目的和偏见，它是“主导的霸权对权力和利益追求的常规化”。如果说从欧洲对外殖民扩张到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到冷战，人们还可以相对较明确地勾勒出政治和军事化技术权力的运作，那么到了和平阶段，走在历史前台的社会化技术权力则更多是以模糊复杂但又具备全场景规制性的关系、形式而运作。有国内学者将当下这种经济资本、意识形态、政治等社会权力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称为“数字化垄断技术帝国”和“超级权力体”，认为“新技术及其技术企业代表了技术革命环境下的某种超级权力，其特质决定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技术企业的崛起具有更加复杂的面相和影响”。这实际上反映了技术体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即数据、硬件和算法开始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并以用户数据的获得能力、智能算法的编写能力与核心硬件的研发能力等三种能力为数字技术时代生存的核心能力。当获取和掌握数据及其相关资源(所谓“数字权力”的物质形态)能够帮助资本实现增殖，帮助国家提升内部治理和对外竞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就会不遗余力地将权力运作数字技术化，它形成了一个无硝烟的战场，其权力对抗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场热战。

一方面，从国家内部维度观察，技术总是在政治和资本的支持与利用下实现进化的，因而无论是经济资本权力还是政治权力，二者皆可通过伺机掌控人工智能等全技术应用来实现智能化的社会控制。社会化的技术权力能够大幅提升社会权力的运作效率以达到特定治理目的，但也存在社会化技术权力的驾驭难题：“国家信息技术的全面装备，将公民置于彻底而富有成效的监控体系之下，而公民却难以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来维护其公民权利，即无法通过数字民主来制衡国家的监控体系。”有学者提出“液态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概念以解释在当下这种快速变化的技术社会，由数字信息技术创建、互联网平台积累而形成的各种数据集和信息流能够为政府或企业所利用，进而导致人们处于一种“监控”无所不在且人人皆可执行“监控”的社会状态;此外，社会化技术权力还可以在“监控”基础上实现“操控”，其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问，英国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基于对5000万脸书用户数据的提取完成关于选民心理、性格和行为偏好的归类分析，进而通过精准的定向广告投送来操控选民情绪以达到干预大选的政治目的，类似操作还发生在2013年的马来西亚选举、2017年的肯尼亚选举以及英国脱欧公投中。

另一方面，从国际竞争维度观察，和平时期的地缘竞争仍然常常凭借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权力的技术化运作来实现，抛开显而易见的军工、航天甚至太空等技术竞争，由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主宰的技术压制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化技术权力对抗模式。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尤其是2017年开始美国对华采取的一系列科技压制政策和行为即是例证，甚至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技术冷战”(technological cold war);出于对霸权地位的守持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因，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从内制定技术形态标准、对外垄断技术应用规则，这种“权力的技术逻辑”形态的背后充斥着丛林法则一般的“部落式偏见”，是社会化技术权力主宰下的技术进步时代的人类文明倒退。

三、掩不住的“傲慢”：技术的权力惯性

凭借人类的智慧，关于技术理性及其“自权力驱动”后果的本体论担忧和警惕早已在众多技术哲学思想中浮现，但后现代的技术型统治时代毕竟尚未到来，加之技术进化带来指数级增长的利人能动性轻易就能唤起人类的逐利性，以致人类毫无顾忌地任由社会权力以技术逻辑之形态肆意发展。相比于“他权力主宰”的张扬而积极的“权力的技术逻辑”形态，“技术的权力惯性”虽由技术自权力驱动，但实际上却是人之理性对技术理性的主动放任，是人之理性面对技术理性以“无为”换“有为”的过程与结果，可谓隐蔽而消极的社会化技术权力形态。

在历时性演进的技术体系中，技术迭代持续发生的背后是一日千里的技术进化，其累进式发展确立了技术自体系内部自我强化、增量替代的进化规则。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巨头可以凭借具有用户依赖性的功能性技术应用(例如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基于个人唯一ID标识的“社交—认证—金融”交互应用平台)来建构关于社会大众的与政府相同的“易读性”(legibility)系统，它同时结合了“权力的高度集中、统治(支配)技术的智能化管理以及资源(数据)的分布式汲取三重优势”，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据此而广泛建立起适用于社会权力传递的、带有唯一性和绝对主义色彩的认授规则。随着技术体系的永动式演化以及深处其中之人类无可避免地被技术化，技术的物质形态及其运用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社会性依赖，进而构筑起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权力结构。

在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表面上仅为“二维码”形态的“健康码”，其发挥功用的过程却恰恰体现了社会化技术权力的运作过程，值得予以深入的理论观照。健康码当然展示了技术进化带给疫情防控的便利，但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警言，技术“将以一种超越对它的控制的内部必然性继续自己的道路，它将创造出越来越多令人惊奇的知识和控制力量”，由此而显现的“技术理性很容易以‘科学管理’的形式实施控制，在技术理性的规律和机制蔓延至整个社会的同时，它们形成了一套自我的真理价值”，并极易在技术政治中滑向绝对主义。实际上，全方位运用于社会治理和生活场景中的健康码集中暴露出社会化技术权力的傲慢及其正在引发的三方面驾驭风险：

第一，以技术理性“审定”个体健康资格的健康码，存在着因技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的“码上失灵”风险。在全民防疫期问，基于“深度数据化”的健康码作为“规制科技”(RegTech)出现，凭借一组颜色标记便改变了社会对个体健康的认授规则，甚至还在特定条件下上升为能够限制个体人身自由的技术权力;作为个体被准许合法流动的技术标识，人们因“绿”而安、见“红”而恐，管治方也因应而动，双方默契地建构着“技术即正确”的意识形态并默许着技术的独裁。然而，健康码以人为设定的健康风险评价和云端大数据为支撑，是基于既有知识论和“已知”数据而评价出来的“概率性健康”，这意味着健康码是“纯科学性质”的事物，本质上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数据化呈现;但人类的个体健康本质上是“非纯科学性质”的，这意味着除了医学知识论上记载的“已知”，还存在诸多在人类实践经验中未曾显现的“未知”;尽管人工智能时代宣称一切皆可量化，健康码能够具有一定基于“已知”的评判能力，但它不可能业已集成尚未发生的“未知”数据、不具有对“未知”的预测能力。

第二，以技术理性决定准入资格和人身自由的健康码存在着导致技术型“卸责”或“避责”的风险。一方面，从官员全力履行政治职责、高效实现行政管治的角度出发，依据健康码定义的个体健康认授规则因为有科技和大数据的背书而具备了广泛的合法性，它不仅简明直白、易于操作，还实现了对人口流动轨迹数据的便捷掌控;基于此，健康码不但构成了一线执法官员摸排疫情蔓延态势、规制个体行为的准则参照，还成为官僚体系中上级官员制定防疫政策的必备依凭;然而，围绕健康码而建构起来的技术体系同时也构成了一套官员权责体系，无论健康码是否失灵，它都在行政管治权的认授下成为无须人工复核的免疫准入标识，即使出现例外事件，首先也是健康码“背锅”，是技术失灵而非行政之责，或最低限度也可以实现部分卸责;另一方面，从个体完成健康码认证之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在疫情防控期间准许人口跨区域流动的条件下，“健康码治理”造成了“无码寸步难行”的特殊社会现象，行政赋权后的健康码在事实上决定了人们的跨地域准入资格与人身自由，并将主动出示健康码设定为人们在防疫时期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然而，在“健康码治理”背后，隐藏着行政权力的机械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義惯性，由它造成的“履责障碍”反而催生了“避责陋行”。例如，因不同地域的健康码互认难题而催生的“伪造健康码”问题。据报道，一款名为“健康码演示”的App于2020年底在某手机应用市场上提供开放下载，“该应用可以模拟各地区的健康码/复工码/通行码的不同显示风格，并且可展示绿码/黄码/橙码/红码状态，同时还可以自定义显示数据，如地区、城市、姓名等。”仅凭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就可能实现技术型“避责”，由此而带来的后续防疫风险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除了机械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惯性，还可尝试从各自行政区域内部的政治追责压力、“监管俘获”(capture of regulation)倾向与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三维视角来分析全国范围内的健康码互认困境，此困境会进一步导致地方社会产生“再部落化”风险。如果说健康码是达到必要数据规模和技术标准的健康认授标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省(市)域互认难题?统合来看，在疫情防控成效直接影响官员政治生命的非一般权责压力下，地方官员更倾向于认可本地区、相对发达地区或防疫成效较好地区的健康码。其背后存在着“被动监管俘获”的缘由，即监管者不具有被“俘获”的主动性，但监管者因其某项能力不足而不得不将部分资源或权力让渡于被监管者，体现在健康码开发事项上就是地方政府出于防疫需求而不得不与掌握超强数据收集和云计算能力的市场化企业合作。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越能支撑健康码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自然也就越能“俘获”地方政府，而技术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水平地域差异程度与其市场自利性便成为造成健康码统一困难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各自行政区域内部愈是强化本区域健康码的唯一合法性，就愈会造成地方社会的“再部落化”。从技术体系的视角出发，由健康码互认困境诱发的地方社会“再部落化”是社会化技术权力的运作结果，当然也是政治和经济资本权力主动放任技术自权力驱动而产生的社会失范现象。对此，国家卫健委曾于2020年12月10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明确推进“一码通”融合服务，由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负责运行维护的微信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试运行)亦开辟“防疫健康信息码”以促成“一码通”，但一些地方省市在防疫实践中仍以本地健康码为准，并且不同地市之间互不相认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揭示出在技术体系中一旦社会化技术权力被放任并形成后果，再以权力来“拯救”权力，其收效未见乐观。

可见，“技术的权力惯性”是以“自权力驱动”之技术理性主宰甚或取代人之理性为根本逻辑的，其实现过程表现为社会生活中技术理性不断扩张“遮蔽”与人之理性逐渐惯性“惰失”的相向演进，前者强调技术理性走向意识形态、成为绝对正确，后者反映人之理性转向对技术理性的“理性屈从”，两者在相向演进中实现接榫并形成路径依赖。而所谓技术权力之傲慢，无非是基于人之理性的社会权力对技术理性主宰的主动遮蔽与惯性放任。

四、结语

面对技术型时代的人类命运，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将人类技术的发展分为工具运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在技术统治阶段，信息控制机制通过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和宗教驾驭技术，技术试图攻击和取代文明，但无法达成;至技术垄断阶段，信息泛滥成灾，技术至上主义于无形中吞噬着传统世界观，从而实现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作为具有历史性质的人造物，其任何形态的自主运作甚至所谓的技术统治都离不开人类本身以及社会权力的因素，“技术利维坦”在本质上是社会化技术权力对技术本质的反叛和侵夺，是社会化技术权力失控的后果。

其实，人类对此早有认知，但治乱循环仍在历时性上演，或许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尾声：纪念”一节中所表示，“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反思历史，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这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阿普尔鲍姆关于人类会重蹈覆辙的论断，是基于她对古拉格、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20世纪大规模悲剧事件的人性洞察而做出的，诚然，或许文化、制度、机制等都可以改变，但人性的逻辑难以改变。回到本文，这意味着无论实践场域中的技术理性表现为自权力驱动还是他权力主宰，它们都是社会化技术权力的物质运作形态;作为以人性逻辑为根基的社会权力，不管面向自然还是社会，社会化技术权力都惯性地漠视着“有限性”而追逐着“无限性”，因此纵向的历史进程中才不断重复着一幕幕似曾相识的悲剧。人类的悲剧往往不是源于“未知”，而是源于对“已知”的自觉遮蔽和主动放任，何时人类能够开始尊重“有限性”，开始让克制的智慧大放异彩，那么人类或许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袁超

第三篇：后女性主义语境下的《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

摘 要： 《BJ单身日记》是英国作家海伦·菲尔丁的代表作，被誉为“现代版的《傲慢与偏见》”，这两部小说均出自女作家之手，探讨的都是爱情、婚姻问题。但是这两部小说的创作时间相隔甚远、创作背景颇有差异。本文从后女性主义语境下分析两部作品爱情观、婚姻观的异同点，试图揭示现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境的改善及仍然存在的困境，肯定“女性主义”存在的必要性。

关键词： 《傲慢与偏见》 《BJ单身日记》 后女性主义 两性关系

《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是一部传统的婚嫁小说。“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经典的开头已经把文章的主旨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BJ单身日记》出版于1996年，掀起了小妞文学(Chick Lit)的风潮，描写现代都市职场女性爱情生活的小说层出不穷，而“BJ”也成为单身女性的代名词，这两部小说相距超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同样的故事不断重复着，只是背景有所改变。十八九世纪的乡村绅士女儿伊丽莎白看书、弹琴、参加舞会、把自己嫁出去，20世纪的都市职场女性布莉琪戒烟、戒酒、减肥、找男朋友为了把自己嫁出去，可见对婚姻生活的憧憬及对家庭生活的向往始终是女性文化的中心。有的人认为小妞文学仅仅是传统婚嫁小说的现代版，是一种倒退的文学形式。但是有人认为此类文学反映了现代普通职场女性的生活现状，可谓女性成长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西方媒体纷纷宣布了女性主义的终结，并宣告后女性主义时期的到来。下面将从工作与家庭、女性身体与年龄、女性与性三方面对比分析《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这两部小说，试图证明后女性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义”存在的必要性。

一、工作和家庭

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但“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婚姻、家庭的模式还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傲慢与偏见》里的女人们女性主义意识尚未觉醒，安于做一个家庭主妇，而且除了做家庭主妇外她们基本无事可做，因为她们从小学习的无非是“编织钱袋，点缀屏风”，弹弹琴跳跳舞等为家庭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服务的技能。班纳特太太最忙得不亦乐乎的是把女儿嫁到有钱人家做家庭主妇。但是现代女性因为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的范围扩大，面临的困境就是要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出选择。但实际上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需要服从家庭角色。布莉琪的女性朋友玛格达就是如此。她奉劝布莉琪坚持单身到最后一刻，并且怀念以前有工作的日子。布莉琪的母亲琼斯太太在将近60岁的时候女性意识突然觉醒，找了一份在电视台的工作，还找了一个情人。因为她觉得自己耗费了几十年的青春为丈夫料理家务，“后来等他结束一生的工作以后，我的工作还得一直继续着，永无止境……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我只是下定决心要去改变某些东西，在我仅剩的生命里做些不一样的事情”。除了对不平等的婚姻生活埋葬女性青春、消耗女性生命这件事提出控诉外，琼斯太太还说如果再有机会，那么她不确定会不会生小孩。这个说法在十八九世纪的女性作家作品中是鲜见的，更别提男性作家的作品。许多文化将女性浪漫化，尤其是将母性神圣化。人们通常觉得生小孩是女性的天职，而带孩子也自然而然成了女性的义务。但是后女性主义者倡导女性维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像过去的女性主义那样通常地把工作与家庭对立起来。这个理论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还是有令人质疑的地方。因为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实践起来十分困难，女性既要做好工作，又要照顾好家庭，这无疑给女性带来更大的负担，而男性却只需要做好工作，这加深了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不平等。有人认为女性主义的失败在于极端反对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角色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及身份的途径，是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来源，即使这样的角色不再那么可靠。这种看法仍然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催眠。这里所谓女性的目标是什么?女性的自我价值又是什么?靠什么实现?难道只是生儿育女、处理家务、相夫教子?女性的目标和自我价值显得如此单一。“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的婚姻目标在《傲慢与偏见》所处的时代合情合理，因为正如之前所言，那时女性的职业技能几乎为零，她们必须依靠男性获取生存资源。可是到了现代社会，女性的职业技能大大提高了，却只能束缚在家庭里，当男性的“贤内助”，而男性则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施展拳脚，这完全是对女性抱负、视野、能力的一种轻视。布莉琪的朋友沙伦的想法则代表了现代女性独立的一种思考和宣言。她说：“我们这一代的女人之所以受到打压，就是因为我们是坚持拒绝为爱妥协、积极主张经济独立的开山鼻祖。”“事实也证明，像我一样年纪的单身女性都有固定的收入和自己的房子，生活过得出很愉快，根本就不用可怜兮兮地去洗别人的臭袜子。”

二、女性的身体和年龄

《傲慢与偏见》里，女生的容貌及姿势经常被指手画脚，尤其在舞会上，人们热衷于讨论哪家的小姐最美丽。伊丽莎白为了讨得韦翰先生的欢心，比平常更小心地打扮了一番;彬格莱小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故意在达西面前卖弄她优美的体态和矫健的步伐”。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当代的父权制文化中，大多数女性的意识中存在这一个展示全景的男性权威：她们永远站在他的凝视和判断之中。而且，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如今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流行，人们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已经远远超过对男性身体的规训。整容和减肥是现代的新时尚，而且愈演愈烈，网络上电视屏幕上充斥整容脸和各种减肥广告。女性如果说是为了自己的美丽而这么做的话，未免就有些自欺欺人。布莉琪心情不好的时候边吃边说“才不管什么身材不身材的——没人爱你或关心你的时候，根本一点意义也没有”，好友汤姆告诉她“接受整形外科手术的女人，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那些丈夫跟着年轻女人跑掉的人”。显然“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减肥和整容往往是为了赢得男性的青睐，或者避免被男性抛弃的命运。她们常常为自己的外貌、体形感到自卑，因为她们把它与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那种天使脸蛋、魔鬼身材联系起来考虑。如果不节制饮食，她们就会产生负罪感。在男人的审视下，她们经常厌恶的是她们自己。因为整容和减肥，有的女性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坎坷情路，但也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除了外貌和身材外，年龄也给女性带来了巨大压力。《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的姐姐吉英与彬格莱先生的交往遭到了阻碍，妹妹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吉英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老处女了。她快二十三岁啦!天哪!我要是不能在二十三岁以前结婚，那多么丢脸啊!”在那个时代二十三岁不结婚就是老处女了，嫁不出去也成了一件丢脸的事情，和现在的大龄剩女面临的处境一样悲哀。《BJ单身日记》里汤姆的理论是“男同性恋和三十几岁的单身女性有一种自然联结的力量——两者都已习惯让父母感到失望，而且被社会视为怪人”，而沙伦则觉得“女人一从二十几岁步入三十岁的时候。权力重心就很微妙地转移了，就连最放浪形骸的轻佻女子，都会一反她们平日的大胆作风，为她们初次感受到的存在感而焦虑、痛苦地挣扎着——害怕自己会孤孤单单地死去”。可是男性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会受到年纪的困扰。男人越老越有吸引力，女人越老就越没有吸引力，因为与女性不同，男性的价值不会体现在他的容貌、身材上，更多的是他的经济能力、人生阅历上。

三、女性的“性”

《傲慢与偏见》里“性”的问题还没有体现出来，那是一个较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六十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话语的题目;到了八十年代，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争论的题目，又是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因素。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对有关两性关系的规范、制度进行了考察，发现“从历史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天生的、生物学性别就可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并且，这一统治权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制度化”。事实上，现代女性比传统女性更能享受自己身体可以获得的愉悦。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到“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性被允许与生殖和婚姻家庭关系保持更远的距离。在性追求和性快乐的追求中也容纳了更多一般被归属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亲密、社区和性平等”。布莉琪的上司丹尼尔因为她的短裙和她开玩笑通邮件，布莉琪不将其视为性骚扰，而是乐在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布莉琪在第一次和丹尼尔准备发生关系的时候，因为丹尼尔并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严肃的事情而被布莉琪以他是“情感上的性无能”拒绝了。发生性关系以后，布莉琪每天就想着丹尼尔如何表态，丹尼尔却没有任何表示，直到布莉琪生气：“你一直不停地调戏我，还跟我睡觉，却连一通电话也没有，还装作一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布莉琪以为自己怀孕了，神经紧张，结果发现自己没有怀孕，虚惊一场，但是丹尼尔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情。从此种方面看，女性在“性关系”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首先，男性比女性更能把“情感需求”与“性需求”区分开来，他们不会轻易投入一段严肃的情感关系中。其次，女性的生理结构决定她在“性关系”中更脆弱，享受“性愉悦”之后很可能还独自承担糟糕的后果，或未婚生子，或堕胎。传统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身份和尊严。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BJ单身日记》里杰里米在外面搞外遇，最终还是得到妻子原谅，回归家庭。布莉琪的母亲结交了新情人，但是遭遇骗局，回归家庭，可谓是对女性“外遇”的一种讽刺。

四、结语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大部分18至24岁的女性虽然认同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但是并不喜欢女性主义，甚至还会憎恨女性主义这个词，认为它意味着愤怒、好斗精神和女同性恋;认为它意味着必须拒绝“正常女性”的性、母性、养育性、热情和非攻击性。而后女性主义拒绝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有意把女性塑造成为“受害者”。但是从《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中女性地位的发展可以看出，现代女性在职业选择、经济独立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自由，然而在两性关系上，男女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不是一种夸张，所以说“女性主义”仍有存在的必要。

参考文献：

[1][美]贝蒂·弗里丹，邵文实，尹铁超，译.非常女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2]蔡晓燕.从《BJ单身日记》谈后女性主义语境中女性主体的重构[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2(01).

[3][英]海伦·菲尔丁，庄静君，译.BJ单身日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英]简·奥斯汀，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澳]杰梅茵·格里尔，欧阳昱，译.女太监[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6][美]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7]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温淑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