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庭前预断视角下的庭前会议构建

2022-09-10

一、庭前预断现象深层次原因分析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庭前预断现象久遭诟病。我国防止庭前预断的做法一直以来是以“堵”为主, 即设置法官庭审前接触案件当事人、了解案件信息的障碍, 保持法官在庭审中的中立, 案卷移送制度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了我国的案卷移送制度, 全案证据移送制修改为起诉一本主义。但是这一制度并未能如愿有效遏制未审先判, 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 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仅仅向法院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以及主要证据复印件等材料, 使得案件承办法官难以了解案情争议、有效开展庭前准备工作, 从而很容易导致庭审过程中的中断, 影响庭审效率。另一方面, 案卷的部分移送也使得辩护方在庭审前对部分控方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难以获得, 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意见, 严重影响辩护质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这一修改致力于改变法官的庭前预断, 然而实践中法官庭前阅卷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让我们认识到要把防止庭前预断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1]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现了案卷全部移送制度的回归, 意味着法官在庭审前就有机会接触到案件的全部材料, 虽然有助于提高庭审效率和辩护质量, 但是同时又使得庭前预断的问题更加突出, 其解决也更显急迫与必要。

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深入探讨我国庭前预断出现的原因,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笔者认为我国司法现状中导致庭前预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我国尚未真正实现“审判中心主义”, 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也未能确立这样的工作意识, 使得传统的庭审方式往往弱化了庭审的核心作用。审判中心主义, 是指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将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 侦查、起诉等审判前程序则被视为审判程序开启的准备阶段。[2]然而,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地树立起这样的意识, 庭审中的工作往往被忽视。

(二) 我国法官的业务水平不强。由于法官的业务能力不足以应付激烈的庭审交锋、复杂的证据链条、难以预测的突发情况, 所以为了保证庭审集中顺利地进行, 很多法官也不得不在庭审前通过阅读案卷等方式来了解案情、整理争点等庭前准备工作。但是在这样的“事先了解”的过程中, 法官又难以避免地受到案卷材料的影响, 在没有经过法庭辩论、质证的情况下就对案件或者当事人形成主观偏见, 对案件事实也产生预断。

(三) 我国没有真正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指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 从而形成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 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它是现代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 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重口供、重笔录的情况, 法庭辩论环节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因而也得不到重视。

二、庭前会议制度规范内容及其功能

庭前会议程序是指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 为了避免审理期限过长, 法官依职权或依控辩双方的申请, 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到庭, 对庭审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必要沟通的准备程序。[3]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将庭前会议制度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并初步搭建了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整体框架。

目前学者论述较多的庭前会议的功能主要有: (一) 资讯功能, 即通过保证辩护方可以查阅控方的全部案卷和证据, 实现信息在法官、当事人、辩护人以及诉讼代理人之间的交换与流通, 实现控辩双方攻击防御手段的平等。[4] (二) 争点整理功能, 即通过审判人员组织召开庭前会议, 由控辩双方通过证据出示, 明确控辩双方观点, 有利于法官确定案件的重点和焦点, 有利于开庭过程中对庭审活动的引导, 提高庭审效率。[5] (三) 集中审理功能。集中审理, 即指法院开庭审理案件, 应当在不更换审判人员的条件下连续进行, 集中进行审理, 除必要的休息时间, 原则上应当不中断进行。庭前会议通过实现上述的资讯功能与争点整理功能, 明确庭审重点, 排除干扰庭审因素, 有助于促进庭审的集中顺利进行。[6]

但是笔者认为, 庭前会议作为一个初建立、完善中的制度, 不仅可以作为单独一项制度发挥上述作用, 更可以作为一个庭前程序平台, 承载更多的庭前准备程序, 并可以在防止法官庭前预断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理由如下:

(一) 法官通过主持庭前会议, 可以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确定案件的争点, 从而为引导庭审、做出裁判提供基础。

如前所述, 以往针对庭前预断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以堵为主”, 限缩法官审前接触案件信息与当事人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使得法官对于案件基本事实不了解, 难以有效地引导庭审工作顺利进行。而且也使得很多本可以在庭前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 在庭审中提出又难免导致庭审的中断, 影响庭审质量与效率。因此, 笔者认为在“堵”的同时也应该建立有效的疏导机制, 即通过建立法官获取案件信息平台, 并适当有所限制, 使得法官既可以获取保证庭审集中、质量所必须的案件信息, 同时又避免因接触案件太深入而弱化庭审功能。

(二) 完善的庭前会议程序有助于实现审判中心主义。

有学者担心将一些原本在庭审过程中解决的事项提前到庭前会议阶段解决, 会不会弱化庭审之功能, 甚至会不会“掏空”审判程序。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对于庭前会议制度的定位与构建是合理的, 这样的担忧完全是可以解决的。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除了宏观的程序建构之外, 我们还要朝着诉讼程序的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7]一些程序性的准备活动, 例如申请回避、管辖权异议、申请证人出庭等并不直接关系到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 甚至可能导致庭审的中断, 因而完全可以将其提前至庭前会议阶段解决。

(三) 有助于实现审前阶段的控辩平衡。

庭前会议一方面提供了控辩双方在法官主持下进行言词交流的平台, 避免法官太大程度上受到卷宗等书面材料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实践中的法官与检察官或者当事人的单方面接触, 实现案件信息在控、辩、审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为将来的庭审活动做好准备, 以提高案件的质量。

三、庭前会议的规范构建

尽管现有的法律与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庭前会议这一制度, 但是其规定较为原则性, 操作性不强, 导致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充分发挥庭前会议预防庭前预断之功能, 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探索:

(一) 明确庭前会议的启动权属。

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与司法解释只明确了审判人员有召集庭前会议的权利、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有申请召开庭前会议的权利, 并没有明确规定公诉人有无庭前会议的启动权以及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就非法证据排除之外的问题有无申请权。

程序正义的核心与实质在于程序主体的平等参与和自主选择。[8]一方面, 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讲, 当事人应当享有程序选择权。但是需要明确的是, 在庭前会议的启动方面, 我们赋予当事人的仅仅是申请权, 其行使并不必然导致庭前会议的召开, 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归属于法院。另一方面, 基于控辩平衡的原则, 公诉人也应该享有庭前会议的启动权, 但是也仅可以是建议权, 即公诉人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召集庭前会议的权利, 但是最终召开与否的决定权则由人民法院享有。

(二) 科学规范庭前会议处理对象的范围。

庭前会议就其本质来讲属于庭前准备程序, 划定其处理事项的范围必须立足于庭前会议的设置目的与制度定位, 谨防越俎代庖、虚置庭审。根据庭审中心主义, 庭审过程中应集中解决关涉被告人定罪与量刑的事实与法律问题。实体性问题或者其他关涉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重要问题不应放在庭前会议中处理, 否则容易弱化庭审功能, 导致法官庭前预断。庭前会议作为一种准备程序, 主要解决上述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 尤其是一些程序性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划定其处理范围, 应当遵循以下要求:第一, 必须是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实质性问题以外的事项;第二, 必须是容易导致庭审过程中断的事项;第三, 必须是不需要实质性调查就可以决定的事项。只有满足上述条件, 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庭前会议的功能同时又不至导致法官庭前预断。

(三) 明确庭前会议处理方式及其效力。

现行法律对于庭前会议的处理方式规定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实践中一种理解认为, 该规定意味着除了“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之外, 法官不能再有其他作为。而笔者认为如果庭前会议的处理结果及效力仅仅停留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层面上, 庭前会议的功能根本无法发挥。因此从维护庭前会议制度定位的角度出发, 应当在庭前会议阶段赋予法官一定的裁决权, 譬如管辖权异议、回避申请、出席证人名单确定等问题。事实上, 在庭前会议程序中解决上述事项, 也就解决了可能拖延甚至中断庭审的因素, 将庭审真正集中在实体争议上。

四、结语

庭前会议制度的创立, 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防止庭前预断提供了新的可能平台。虽然现有的立法不免较为原则、失于粗疏, 要想真正发挥庭前会议的应有功能, 仍然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不懈努力共同探索, 但是立法上的尝试毕竟提供了这样一个制度平台与契机, 也为今后的立法与司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要：防止庭前预断是确保刑事审判公正的重要条件, 我国一贯的做法是限制提起公诉时移送案卷的范围, 以控制法官庭前知悉案件内容的范围, 但是仍然难以避免实践中存在的庭前预断现象。庭前会议则提供了一个满足法官庭前了解案件争点、有效指挥庭审需要的平台。然而, 为真正发挥庭前会议预防庭前预断的预期功能, 实现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 有必要对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处理事项及其效力等问题做更加细化的规定。

关键词：庭前预断,庭前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