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方向

第一篇：政治体制改革方向

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三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公报以后，一些人在会前高度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落差的情况下，文章言简意赅，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澄清，文中明确了“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回顾了过去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未停歇，而是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推进，并取得了瞩目成就;反击了一些国外媒体指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轮调，再一次提出了邓小平说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衡量标准;强调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四个坚持”，特别强调西方模式不可在中国复制，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坚定了循序渐进走自己的路的决心。

这些重大观点的提出和强调，显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达到的，而且发表在文章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显要位置，也表明这篇文章既是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文章，更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作用号角文章，显示了其不一般的政治意义。大有对外界、对人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有网民根据人民日报的以往做法，把“郑青原”理解为“正本清源”的意思，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也有道理。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这条政治道路的重大意义。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早在1979年，我们党就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后一直强调，我们实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

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深化，始终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主题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持了党和国家活力，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不难发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我们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我们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

一、尊严和权威。

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大刀阔斧地推进机构改革，到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到建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汇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大潮，推动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创造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我们实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

不断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赋予社会主义制度新的生机活力，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效率。九八抗洪，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关键时刻、重大时节，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催生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使我们能够昂然战胜自然风险的挑战、经济危机的冲击、**的考验，使我们能够圆满组织、成功举办各种重大国际活动，在中华大地创造奇迹。

对于这一点，即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成果，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经验。那种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是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仍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最终目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在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认识到的真理，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壮大发展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篇：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有感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细读全文，不禁拍案称好。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发展需要的部分实行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盲目求快，或者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方式、制度，不能忘本，不能丢弃原则。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可靠保证。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赢得民主;脱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就会得而复失。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我国的政治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建立起来的，是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道路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政治体制中的各种弊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示;另一方面要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一切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作为我国政治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探索出的既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才会有可靠的保障。

西方一些国家和团体试图动摇我国政治体制的阴谋从没间断，面对这些，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把握方向，团结一心，排除一切外来干扰和阻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这不仅需要我党内部的全体同志一齐努力，也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现阶段我们面临着外界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困扰，但是我们要坚信，只有依靠党，依靠人民，依靠我们自己才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形成党群一心、干群一心、全国一盘棋、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股力量的支持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篇：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建议

小学阶段：

在小学阶段，国内注重的是基础科学的教育。例如自然科学，算术，语文，英语等。在国外，例如日本，更多的是从一个人的素质品德上面去培养一个学生。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人，首先自我的属性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单纯的只是学习文化知识，个人素质没有上去的话其实也是教育的一种悲哀。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说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我们也培养个人素质。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很多时候，某些高学历的人反而是最让人无法原谅的哪一类人群，而在我们某些人眼中的“文盲”的农民工，反而是见义勇为的主力军。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群体生物，最基础的是融入这个社会。我个人认为在小学阶段，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学生们的个人素质培养，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 中学阶段：

在中学阶段我们依旧避免不了中国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从高中到大学。这个应试教育是打不破的，只要中国还有这些人口，只要文凭仍然是就业的指标，只要教育界依然有后门可走，应试就是唯一的可行途径。那么我们在应试教育的基础上能否更好的体现素质教育就成为了我们目前阶段应该注重的内容了。例如现在考试成绩不公布和增加学生与班主任之间的沟通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但是仍然有一些东西还改变不了，例如学校分重点不重点，班级有好坏之分等。这个问题很明显，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肯去解决呢?因为我们不能做到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试想如果每所学校的教育资源都是一样的，还有哪位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一所需要交上万块钱择校费的学校就读呢?所以说因材施教在教学资源匮乏的今天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难题必须等到我国国力强盛之后才能解决。而另一方面在中学里面施行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激烈讨论的人群里，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含义呢?当然，过于学术的东西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有一些现象我们不得不关注。

很多人在呼吁减负，然后便是很“深刻”地分析到只有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才能真正的减负。于是媒体不断的暴露现有教育体制的丑闻，那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然后无奈的摇头，甚至很多时候要求减负要求改革成了很多人放松对自己要求变的堕落的借口。面对别人的指责或是自己的不足总是把原因强加给体制。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必须要改，但是怎样改呢?如果真的如向西方教育那样随意让我们的个性发展，给我们更多的自由与空间，真的会适合我们吗?经济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修养和精神境界和西方人比起来我们还有一定差距。中国人最大的性格特点莫过于冷漠与不屑，而且存在一种惰性。

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差距，试问就凭着我们这样的性格特点让那些从小在溺爱中长大，吃过饭连个碗都不愿意刷，妈妈做的饭不喜欢吃竟然可以和妈妈吵个没完的孩子们肆意的去发展自己的性格去发展自己的爱好，我们的祖国还能有未来吗?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高度的文明，校园里海充满了各种不和谐的因素，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缺乏自制力自理能力的中国孩子来说，怎么可能奢望他们能够自觉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呢?至少现在还不可能，

素质教育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借口论”应该摒弃，不要自己做得不够好就埋

怨制度如何落后，社会如何腐败。如果在这落后的体制腐败的社会下获得更多利益的是你，你还会埋怨吗?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有优势，只是在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存在着我们的不足。

教育的改革这决不是一个教育部能够解决的，这是全社会的责任。尽管我们教育体制有落后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必须应该看到，我们的国民组织总体在提高，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教育同样要和经济挂钩，切忌焦躁。 总结：

以人为本这句话是针对以神为本来说的，客观的认识马列毛及其理论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和先进国家的教育科研差异并没有缩小。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并不成功。以大学体制的改革为例。概括地说，迄今为止改革有几大明显败笔。

第一大败笔就是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营利机构。但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机器。前些年，当经济增长缺少动力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公然提倡把教育转化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政府提倡科教兴国。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就把眼光落在“钱”上。“钱”似乎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并没有给大学教育带来任何希望，反而导致了无穷的消极后果。

把创收作为目标，自然带来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把赚钱当做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做副业。当然，连教学和科研也是以“钱”为目标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位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一些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大量有钱阶层的人士，如商界和政界人士拥人大学。他们中间尽管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不可避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凭、权、钱之间的交易。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教授、政治人物、商界人物都是“同学”，结成一体，对各自的未来都是增值的，唯一受损的就是教育制度。

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人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考大学从来就是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只要有可能，社会底层的子女都会拼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最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家长甚至还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在中国的传统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二大败笔表现在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北京的学院路从前是名副其实，但现在全部升格为大学。中国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大学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大学升级毫无理性所在。升级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政治。教育部没有一个理性的宏观图景，让各个地方自行升级。为了地方利益，地方官员都希望自己的地盘里有大学的存在。这也是地方领导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喜欢，学校领导更喜欢。随着专科升为本科，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自然跟着往上升。

这样做受损的也还是国家和学生。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在很大程度

上，大学把大量的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了学无所用的废料。中国现在是个工业化国家，这种经济要求大量技术型熟练工人，大学理应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但没有这样做。

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人会愈来愈明显。

第三大败笔就是假大空的并校风。为了赶上世界水平，这些年来中国到处出现合并风。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显然来自上层。上层搞瞎指挥，下面就跟着做。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什么教育科研基地等等，都要上面来批准。这样就强行制造出大学合并的激励机制来了。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先进的。但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已。

教育改革是一件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大事情，可惜的是，“钱”字当头的教改思想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弃之不掉的负面效果。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也会无济于事。

第四篇：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作者：王修达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10-22 16:02:37 摘要：尽管财政困难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因，但缩减财政支出并不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乡镇政府应当精简机构和人员，但主要着力点却不在乡镇自身。建设完整职能的乡镇政府，以及撤销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改组为派出机构、推行民主选举等方案，缺乏行政技术上的可行性。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着眼于县域范围，以实现政府职能的最佳配置为核心。为此，需要科学界定县乡政府职能，合理划定乡镇政区范围，改革政府设置形式和级别制度，并探索新的村级治理模式。

关键词：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针对乡镇存在的财政压力很大、人员严重超编、职能定位不明等问题，实践中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撤并乡镇、转变政府职能并调整县乡职权关系，部分地方还进行了乡镇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改革试点;理论界提出的改革方案，则大致可以分为撤销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改组为派出机构、 1 推行民主选举等几类①。乡镇管理体制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改革?下面探讨这个问题。

一、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偏差

(一)节约财政支出并非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

乡镇财政困难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因。2000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提出来的，直接目的是在乡镇财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中央要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与精简乡镇机构、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和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结合进行;试点地区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压缩人员，量入为出，调整支出结构，减少政府开支②。其中的传导关系，正如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原体制空间内农业的创收功能愈益降低→农村人口收入增长明显降低→基层政权财政困难→财政压力刺激了基层政府的乱收费→脱开正轨的乱收费愈演愈烈→决策层不得不下决心实施税费改革→税费改革试点暴露的矛盾引出了系统性、全方位实施制度创新的客观要求③。

现行财政体制是乡镇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基层财政困难的原因有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乡镇财政支出不规范等，但主要是财政制度上的④。据研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各级政府的责、权、钱。当时尚做不到配套确定省以下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框架，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深化省以下体制改革来解决。但由于省以下体制改革并未取得明显进展，在省、市都形成了本级政府、应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收入分配主要由上级政府决定、政府间支出的划分却没有明确标准的情况下，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这势必造成下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的不对称。处于最基层的乡镇政府财政来源最少、支出又无法下移，税费改革前就采取了主要依靠向农民收取税费运转的方式。

解决乡镇财政困难的主要措施是改革财政体制。从现行财政体制的角度看，乡镇财力紧张是整个政府系统财力紧张的表现，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上级政府财力的相对充裕导致的。解决乡镇财政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发展经济、增加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并通过改革财政收支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下级政府直至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 3 度等方式，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对城市锦上添花的事缓一缓，就能多做不少对农村雪中送炭的事”⑤。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三项改革成为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其要点就在于通过削减乡镇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及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责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等方式，提高基层政府的经费保障能力。应该说，作为解决乡镇财政困难的办法，这个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但不能把缩减财政支出作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乡镇政府是国家整个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其履行的职能是整个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国家为此提供一定的财政保障是应当的。在整个国家财政一盘棋的情况下，如果财政维持全国公共支出力有不逮，应该依次压缩那些从全国角度看重要性最小的支出，而不一定是压缩行政管理支出;如果必须通过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管理支出，也应该把乡镇机构置于全国整个行政体系之中，在优化整个体系的基础上，精简那些最需要精简的机构，而不是把改革局限在乡镇内部。也就是说，尽管改革乡镇机构与解决乡镇财政困难有一定联系，但从体制上看，其中存在复杂的传导关系：乡镇财政困难→改善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分配、优化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压 4 缩全国行政管理支出→优化全国行政机构设置→改革乡镇机构。从中可以看出，乡镇机构改革的着眼点，应当是在整个国家的行政体系与财力相匹配的基础上，使乡镇机构与其在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中所承担的职能相匹配，它要解决的问题与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是不同的。

(二)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并非重塑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治本之策

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税费改革后，尽管财政增加了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但不少地方仍在反映基层财政十分困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乡镇机构多、人员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增加的支出主要用在养人、养机构上⑥。因而国家在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时，要求对乡镇内设机构实行综合设置，严格控制乡镇领导职数，精简富余人员，从严核定和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由省级政府实行总量管理，确保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只减不增，并强调这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否则就控制不住收费养人，税费改革就会前功尽弃。”⑦各地在改革乡镇机构时，基本上都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导向。

乡镇人员超编的原因主要不在乡镇自身。根据研究⑧，在通常情况下，乡镇人事权由上级政府掌握，乡镇政府并无

5 增减其编制内正式工作人员的权力，因而编制制度执行不力是乡镇人员超编的主要原因。另据研究⑨，由于多种原因，有些乡镇的在编人员并不适应工作需要，为解决人手与工作的矛盾，在乡镇编制基本满编和进编人员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部分乡镇就在核定的编制之外自行增加了一些“乡镇编”。条条干预也是乡镇超编的重要原因。有些部门为了加强在乡镇的工作，常常将机构设置、编制数量、人员配备列入考核评比、分资金、立项目或评审达标的考核内容，有时还签订目标责任状。这也导致乡镇的机构、人员编制难以得到控制和精简。实际上，目前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存在超编的现象⑩。较高层级的机关超编经常表现为从下级机关“借人”或者将某些工作外包的形式，即使编外用工一般也不会引起较大的经费压力，因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乡镇处于行政层级的最下层，缺乏其他可行选择，只好采取编外用人的办法解决其人手不足的问题。

为此需要严肃机构编制纪律并改革人事制度。解决乡镇机构超编问题的最直接措施，就是科学核定乡镇编制并严格执行，否则不论如何改革乡镇体制、也不论为乡镇核定多少编制，都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国务院已要求全面推行乡镇人员编制实名制管理，建立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协调机制，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并要求上级部门不得以机构“上下对口”， 6 或用项目安排、资金分配、年终考核等手段干预乡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但由于社会保障及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安置乡镇分流人员的难度很大。据调查，有的地方的精简工作只落实在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11)，或者富余人员并未实质上分流(12)，或者分流了但工资照拿，财政压力反而有加重的趋势(13)。从地方机构编制统计年报数据看，2005年底与2004年底相比，有少数地方乡镇在职人数(含行政、事业)增加了(14)。就乡镇机构人员超编的问题，目前存在很多改革方案，有的方案把乡镇编制执行中的问题混同于乡镇建制本身的问题，难免影响了方案的可行性。实际上，乡镇建制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机构的庞大;即使改革了乡镇的设置，如果不能真正严肃机构编制方面的法纪，也很难保证乡镇的继承者不蹈同样的覆辙。

解决乡镇超编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上级政府的配套改革。各地在农村综合改革试点中之所以普遍感到减人、减支都比较难，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乡镇政府的职能界定不清，事减不下来(15)。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综合改革主要还停留在在乡镇层面，县及县以上机构基本没有变化。基于我国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科层结构，仅有乡镇级机构改革，在上级政府部门均强调本部门重要性、要求设立相应机构的压力下，乡镇体制改革还存在体制复归和反弹的可能(16)。因此， 7 研究乡镇改革不能局限于乡镇自身，正如有的学者(17)早已指出的，乡镇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撤并几个部门、减少一些人员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增加转移支付、提高待遇所能解决的;只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还不够，因为这只是基础层面的横向综合，还应该有自上而下协调推进的纵向综合。不把上级政府压给乡镇政府的事减下来，乡镇超编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二、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误区

(一)建立职能完备的乡镇政府是不经济的

有的人士，特别是部分乡镇领导，希望在乡镇一级建设职能类似于县级政府的具体而微的乡镇政府。这是不现实的。乡镇地域较小，管理工作种类繁多，但每项工作的总量都不大，因而乡镇政府机构与人员“兼职”的现象比较普遍，即乡镇一个部门往往同时与数个县级政府部门“对口”，一个工作人员兼管多个岗位(18)。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样，乡镇部门和人员在一项事务上的工作量可能不是饱满的，但兼管多个事项则使人力等资源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乡镇要成为职能比较完整的一级政府，不仅必须全部“收编”县级政府部门设在本乡镇的派出机构，还必须增设一些机构，因为有些县级政府部门并没有在乡镇设立派出机构。考

8 虑到县级部门设在乡镇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执行，决策和辅助性的工作(如制定专业性的政策、机关后勤服务和技术支持等)主要是由县级部门完成的，如果把这些派出机构完全下放到乡镇，则必须增加人员和设施，否则这些派出机构就不可能成为功能类似于县级部门的乡镇部门。在乡镇设置这样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其工作量必然很不饱满。如果说相对于县域及人口而言，现有规模的县级政府就是比较庞大的，那么相对于乡镇区域及人口而言，完备的乡镇政府就会显得更为庞大。因此，尽管从长远来看，乡镇财政改善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及某些城市郊区的部分乡镇，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足以维持较大规模的乡镇政府机构)，建立完备职能的乡镇政府也是不经济的。以往“简政放权”之所以难以落实，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取消乡镇层次缺乏行政技术上的可行性

有观点以乡镇政府不是或不可能成为一级职能完整的政府为由，提议取消乡镇建制。从理论上看，乡镇政府的职能可以移交给县级政府行使，另外一些事项则可以由当地居民通过自治组织兴办，因而撤销乡镇政府似乎并不会影响当地的运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截至2005年底，全国有县级地方2010个(不含市辖区)，同期全国有村委会615066个，

9 平均每个县级政府管理约300个村(19)。如果撤销乡镇政府，县级政府是难以直接管理这样面广量大的农村地区的。从行政组织上看，如果把政府机关都集中在县城，其行政效率和效果必然大受影响，而且这也将给远离县城的居民办事造成极大不便，政府成本的节约将以社会成本的增加为代价。如果在农村派驻机构，由于县级政府部门分工较细，部门之间独立性较强，失去乡镇这个平台后，则不太可能由数个部门共用一个派出机构(否则将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这相当于把乡镇政府“混岗”的机构和人员专业化，由“一根针”变成“千根针”。其基本方式不外两种：一是维持原乡镇管理区域不变，各个部门分别派出机构，则总的人员用量必然增加;二是维持人员总编制不变，将数个乡镇相同岗位人员编组为一个派出机构，这相当于扩大了管理的地域范围，行政效率很有可能下降。此外，没有了乡镇政府的沟通协调，某些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往往需要通过县级部门协调，其迂回的过程也必然对行政效率产生影响。因此，即使撤销乡镇政府，县级政府也必须将其行政区域再细分为某种形式的地域性治理单位，不论称之为乡镇还是其他。事实上，我国数千年来，不论是采取乡官制还是职役制，在县与农村之间一直存在一个职能类似于乡镇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层次(20)，因而并不存在所谓“皇权不下县”的情况。近年来一些地方撤乡并镇后就因为农民办事不便，又在被撤并的地方设立了乡镇政府的派出机

10 构。相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市的交通、通讯更为便捷，居住地域更为紧凑，经济条件更好，人员素质更高，也没有做到取消办事处等区域性行政机构。

(三)改组为派出机构无助于解决乡镇政府面临的问题

有观点认为，乡镇政府改组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可以实现精简机构、理顺职能的目的。这未免有些想当然了。首先，乡镇职能转变不是改为派出机构就能解决的。因为县级政府仍然可以将很多职能“委托”给改制后的乡镇。本质上看，应该是职能决定机构而不是相反。其次，前面说过，决定乡镇超编与否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核定的帐面编制的多少。同样作为县级政府的下属机构，乡镇政府与派出机构执行编制制度的环境基本相同，如果作为派出机构能够真正做到精简，作为乡镇政府同样也能;如果作为乡镇政府做不到，作为派出机构同样难以做到。至于取消乡级财政，这在乡镇政府没有改变为派出机构的情况下，已经有不少地方做到了;而改为派出机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没有财政。从改革经验看，乡镇政府从基层政府转型为办事处，上级政府意图可更直接地得到贯彻;但乡镇政府的运行机制仍基本保留下来;上级政府仍将这些办事处与乡镇同等看待，除了组织机构采用任命制，其他方面都与乡镇一视同仁;内设机构基本套用了乡镇模 11 式，所属事业单位除有适当归并外，仍然保留原貌;凡是乡镇有的职能办事处也有。(21)

需要指出的是，改组为派出机构有可能削弱当地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居民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作为本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乡镇政府必须在对上级政府负责的同时，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决定了它有着比派出机构较大的独立性、自主权和责任心，有利于其对当地事务的处理。尽管派出机构也是管理驻在地事务并为驻在地服务的，但它直接对派出它的机关负责而不是对驻在地居民负责。这决定了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较小，而且当地居民对派出机构的影响要比对乡镇政府的影响来得间接和微弱。

(四)乡镇并不一定是适宜的自治单位

实行乡镇自治是比较流行的观点，但很少看到有人对自治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自治就是居民自主处理内部公共事务，居民在某些公共事务方面有密切联系，是结成自治体的基础。这就决定了的典型自治体(如美国的某些乡镇或市)往往是居民自下而上选择的，而不是政府自上而下划定的，同时也决定了实行自治的地方主要是不同规模的居民点，而不是很多缺乏有机联系的居民点组成的“面”。实际上就人口规模和居住特点而言，美国绝大多数实行自治的乡镇(以及相当一部分市)大约相当于我国的自然村和建制镇的镇区等居民

12 点(22);按法律规定，美国的县也可以在履行一定程序后成为自治地方，但美国的自治县极少。有人以为美国的乡镇相当于我国的乡镇，其实是一种误解。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自治，其自治范围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这种自治权与行政权是紧密结合的，甚至可以说是依附于行政权的，其实质是赋予地方行政单位较大的自主权(或者说“放权”)，并使居民通过选举等方式对当地政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总体来看，我国乡镇是按行政管理的便利划定的行政管理单位，而不是按农村居民之间社会联系强弱划分的自治单位。尽管乡镇居民共用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这是行政划分的结果，哪几个村结成一个乡镇，居民并没有选择权。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把乡镇转化为“自治”单位，赋予地方基层政府一定的自主权并非不可以。但这种“自治”单位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单位。如果想当然是认为乡镇就是合适的自治单位，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设立的内在根据，把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划分，等同于经济社会的自然联系和社区居民的内在愿望。

乡镇自治同样无助于解决当前乡镇政府面临的问题。乡镇自治所对乡镇政府职能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乡镇政府对于乡镇内部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职权，乡镇政府基本上都有权行使。实 13 行乡镇自治后，乡镇办理本区域内公共事务的权限并不会增加很多。另一方面，自治也不可能从乡镇政府剥离多少职能。如果把原乡镇政府行使的行政职能交给乡镇自治体，则乡镇自治体与乡镇政府就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撤销乡镇政府，把其行政职能交还县级政府，由县级政府部门派驻乡镇的机构来行使，则上面已经指出它缺乏行政技术上的可行性。实际上，完全剥离乡镇自治体的行政职能，它也不可能完成其自治职能。乡镇自治后乡镇长需由选举生产;而从形式上看，现行体制下乡镇领导人也是经过选举的程序。因而可以认为，近期推广乡镇自治并不能使乡镇政府的运转方式产生重大变化。

盲目推广乡镇自治有可能造成乡镇党政冲突和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冲突。在任何国家，设计地方治理方式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产生方式，都以妥善处理各级政府间的关系为前提。数千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首长都由中央政府或上级地方政府任命，这是保证政令畅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体制性保证。乡镇自治(或乡镇长直选)后，县级政府将不再实质上掌握对乡镇的人事控制权。在政府间权限没有明确划分的情况下，这将给县乡冲突留下潜在空间，如果乡镇政府自恃直选对抗县级政府，必将置行政工作于困境。而目前对此并没有做好体制性准备，有关方案也没有对方案实施后县乡职权分 14 配、县乡关系处理提出具体的预测或方案。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乡镇直接民主的呼声并不单纯是为了扩大基层民主，而是作为对抗“压力型体制”的措施提出来的。这种导向就有可能为日后的县乡矛盾埋下隐患。因此，乡镇自治或乡镇长直选并不只是乡镇治理的局部微调，而是涉及党政关系、政府间关系、政府与社会间关系以及执政党执政方式的重大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从长远看，应当改革包括乡镇长在内的政府领导人选举方式，使之能更好地反映民意，但这有赖于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可以预料，乡镇长直选之类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和必将服从和服务于维护政治稳定的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以科学配置政府职能为核心

(一)明确乡镇政府职能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

政府系统的建立是为了履行一定的政府职能。即使乡镇财力能够满足乡镇政府运转的需要，而且乡镇机构不再超编，一个没有明确职能的政府也不能说是一个体制良好的政府。因而设计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最基本因素，首先是科学设定乡镇政府的职能。从这个角度看，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之所以不断反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乡镇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税费改革前期，尽管也提出了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要

15 求，但由于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政府因收入减少影响的开支，主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等途径解决”(23)，并把这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最重要的配套措施”(24)，因而乡镇机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和服务于缓解财政压力的需要，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减人减事为主也就成为必然。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后，中央提出考虑乡镇职能要从农村工作的现实状况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要求出发，乡镇机构改革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重点强化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为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等三个方面的职能，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实践，乡镇政府的职能尽管还不是十分具体，但至少发展方向越来越明晰了。

(二)配置乡镇政府职能必须着眼于县域范围

乡镇政府职能并不是由乡镇政府独力行使的。按照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行政机关和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除不具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和民族事务、监察等行政工作”外，其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职权，与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基本相同。

16 但与此同时，法规又把具体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基本上都赋予了县级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乡镇政府能够独立行使的职权很少。各地实践中都是乡镇政府及其所属站所与上级政府部门派驻本乡镇的站所一起，在本乡镇共同行使政府职能;即使乡镇政府自身不具备管理某方面事务的机构和具体权限，也必须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与上级政府部门一起把这些事务管理起来。因此，尽管乡镇政府是最低层级的政府，并不意味着面对向乡镇居民的政府职能都由乡镇政府行使，它实际上是与县级政府部门一起，在县级政府领导下共同行使职能(县级政府职能又受制于更高层级政府)。

如何定位条块关系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最大难题之一。乡镇政府与县级部门间的权限分工一直是含混不清、变动不居的，这造成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变化。乡镇政权恢复建立不久的1986年，中央就提出“县级许多部门在乡设有分支机构，并且统得过多过死，使乡政府难以统一组织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工作。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必须逐步改革。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简政放权。凡属可以下放的机构和职权，要下放给乡;少数必须由县集中统一领导的机构，仍要集中统一领导”(25)。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试点，但从总体上看，乡镇政权建设早期“简政放权”的思路，不论是从“简政”方面，还是从“放权”方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17 (26)。最近一个时期，又出现了将某些权限上收到县级政府部门的趋势，如有的地方规定“凡属县级可以完成的行政事务，必须实行以县为主、乡镇协助体制。”含糊的职权界定给乡镇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据作者2007年对某市174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全面调查，在乡镇工作面临的13项困难中，选择“乡镇政府权小事多”的有66.5%，在全部困难中占第一位;选择“乡镇财政困难”的54.3%，占第二位;排在第三位是则是“各种检查评比多”，有46.8%;并列第四位的则是“条块关系不顺”和“乡镇工作人员素质不适应需要”，有29.8%。

(三)实现政府职能的最佳配置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

以尽可能小的消耗完成特定的任务，或者以一定的资源取得尽可能大的收益，是人类各项活动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依据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界定乡镇政府职能的基础上，研究乡镇政府职能的最佳履行方式，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寻找完成既定目标的最佳手段的纯技术性问题。因为履行既定的乡镇政府职能，总要消耗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社会资源;在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各种方式中，必定有一个行政成本最小的最佳方式(政府职能的实现还需要消耗行政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理想状态应该是行政成本与社会成本之和最小。这里所说的成

18 本不只是经济上的)。尽管乡镇政府职能会随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在任何特定时期仍可以看成是既定的;地理、民族、历史等因素对乡镇政府的设置有较大影响，但其影响的主要是其职能的设定及其行使方式，如果把这些因素看作既定的外在约束条件，则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完成乡镇政府职能，仍是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上面谈到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存在的实践偏差和理论误区，本质原因在于或者没有准确定位乡镇政府职能，或者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缺乏行政技术上的可行性与

经济性。当前之所以热议乡镇行政管理机制改革，目的也在于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乡镇政府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还有存在的必要

一方面，乡镇政府是离农民最近的国家权力象征，是投放公共权力的前沿阵地。在基层民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乡镇政府的存在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目前形势下，在县与村之间没有一级政府不利于农村发展(27)。虽然乡镇政府运转中存在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措施是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28)，管理较大区域的较高层级政府，

19 对各地居民偏好的了解一般没有当地政府清楚(主要是因为与居民相距较远，信息传递难以及时准确，即使准确的信息也会存在时滞等)，其所提供的服务一般针对整个区域居民中带有较大普遍性的需求，而难以照顾到个别地方的特殊需求。由于公共需求的产生一般存在地域性差异，对特定地域的居民需求来说，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层级越高，其所得到的服务就越有可能发生偏差、提供不足或过量。因而政府的设置越接近当地民众，越便于了解所辖区居民的需求，并设法满足他们的偏好。从这个角度上看，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在地域上和层级上尽可能贴切民众的政府，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将乡镇职能全部上收到县级政府，或者将乡镇政府改组为派出机构，并不一定是最适宜的。

(二)设计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

科学配置乡镇政府职能涉及到几个变量。政府职能是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政府机构来履行的，因而政府职能配置的内容主要是以政府机构配置的形式体现的。总体上看，影响政府机构配置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政府机构在地域上的分布。政府机构在地域上的分布越广、越密集，对社会的掌控程度就越高，居民接受政府的服务也越便利;但也会因此需要使用更多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二是政府机构的权限。政府机

20 构的权限越大，就越容易对当地的事务作出处理;但这将增加不同政府机构间协调统一和监督的难度，而且越大的权限往往需要越多的资源来保证。三是不同机构间的分工。分工越细，处理事务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但分工将增加不同部门间协调的难度，而且分工也意味着专业人员和设备等的需要。平衡需要与可能，在适宜的区域范围内设置适宜权限与专业分工的机构，是设计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最主要内容。

合理界定县乡政府职能。要根据不同职能的不同特点合理划分县乡政府的分工。县级政府主要负责行使那些专业性较强、规模效益比较明显，以及需要维持较高程度协调统一的职能;乡镇政府主要负责行使那些专业性不强、地域特点明显、以及那些可以允许各地灵活决策的职能。也就是说，要打破既然称之为政府就应该具备完整行政职能的思维定势，不是通过某一特定级别的政府、而是通过各级政府间的分工协作来完成特定地域的行政管理，做到哪些职能适宜而且需要由乡镇政府承担，就交给它哪些职能;哪些职能由县级政府(或更高层级政府)承担更经济合理，就不必再让乡镇政府担负这些责任。实际上，如果所有职能都不再适宜由乡镇政府承担，那它也就确实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21

合理划定乡镇政区范围。在特定地方履行既定的政府职能，可以采取不同的管理幅度和层次，而不同的政府结构意味着不同的政府规模和行政成本。由于政府结构与政区划分存在直接的联系，可以用调整行政区域大小和层次的办法优化政府结构。从理论上看，任何特定区域内都应该存在一个使行政总成本最小的最佳政区划分。就县域范围内看，如果乡镇政区过小，即使单个乡镇政府的规模不大，所有乡镇政府汇总起来的总规模仍可能较大，这时就可以采取适当扩大乡镇政区、减少乡镇数量的办法，缩小乡镇政府的总规模(乡镇政区扩大一般不会导致单个乡镇政府规模的同比例扩大);如果乡镇适宜规模可以达到或者接近现有县级地域的水平，那么就确实存在撤销乡镇一级的可能;如果乡镇过大，则可能出现政府职能难以履行到位的问题。总之，通过政区的科学划分，是可以优化县域内的政府总规模的(从更大的范围内看，通过调整县、市乃至省级地方的设置，还可以优化省域甚至全国范围的政府总规模)。

改革政府的设置形式。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都拥有比较广泛的职能，各项职能的行政区域是一致的。由于履行不同的职能需要不同的政府结构，每项职能的最优政区划分不一定是相同的，有的可能只有部分重合，甚至相差较大。这时不论按哪一种职能确定地方政府的政区，都有 22 可能造成他项政府职能不能按最佳政区配置的情况。条件适宜时，不再为所有政府职能划定统一的政区，也不再强调一级政府必须是完整职能的政府，而是在加强协调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公共服务的特点划定不同的政区范围，建立适宜的职能机构，使各项政府职能都能按其最佳方式履行，而不必因为整齐划一的需要而互相迁就，不失为值得考虑的一种思路。近年来，在乡镇政府与县级政府部门派出机构的职权调整中，部分地方开始走出只是在权力收放里打转的怪圈，不再完全依托乡镇政区，而是在县域内分区域设立公共服务机构，就是一个尝试性开端。这可能是乡镇乃至地方政府发展的方向之一，值得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打破乡镇设置中的级别观念。乡镇政府又被称作地方基层政府，即行政级别最低的政府。尽管设定行政级别是规范各级政府设置的重要手段，但它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即使最初设置各级地方政府时，其级别、规模、权限与其职能是完全适应的，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也会使这种适应变得不适应。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作内容和工作量相差较大的地方，其政府设置却基本相同;在行政管理上很多相似性的地方，却可能因为附加于其上的行政级别不同，在政府设置上产生很大的差异。如沿海发达地区的很多建制镇在建成区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等方面，已经达到或超过内地某些 23 县级市乃至地级市市区的水平。尽管这些镇政府的级别较低，但在城市管理以及为居民提供城市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实际上与县级市、地级市等级别更高的城市政府有着基本相同的需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种情况可能越来越多。因此，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应当赋予乡镇政府在建设和管理当地方面所需要的各种权限，特别是那些已经演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的乡镇。

探索村级管理方式。尽管乡镇政府是基层政府，其某些职能却是通过村民自治组织行使的，研究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必须充分考虑村级组织的功能和地位。伴随乡镇撤并出现的行政村合并，反映出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派出乡镇干部担任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干部包村、为村干部发放工资等形式，初步实现了村干部的专职化并加深了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市场主体，这时村级治理的主要任务将转到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上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某些农村居民点将发育成为规模不等的城镇，而伴随着行政级别制度的打破，这些居民点也应当可以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其他农村居民点，如果其村民仍有自治的愿望，则可以继续保留某种形式的自治 24 组织;如果某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不具备自治的条件，或居民缺乏自治的愿望，政府应直接把农村社区管理的责任承担起来。实际上，自治以居民具备自治的愿望为前提，它不应是强制的或统一的。

(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

近期方向。在未来一个时期，鉴于对乡镇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造的条件尚不具备，一方面应当继续优化并改革财政体制、科学核定乡镇编制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应当根据乡镇在行政体系中的职能定位及时调整其体制。当前应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县级政府部门与乡镇政府各自行使那些应当或者适宜由其行使的职权;县级部门派出机构的政区划分不一定再依托乡镇;明确由乡镇政府管理的事项，应赋予其相应的法定权限和手段。为此应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并赋予试点地方在机构编制、行政区划、行政执法体制等方面较大的自主权。目前很多地方通过撤并乡镇的办法精简机构和人员，并相应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村合并，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在乡镇之下增加了一个中间层次，说明合并后的乡镇规模偏大，有可能对行政效率和政府职能的落实造成负面影响。对撤并后的乡镇是否就是适宜规模，应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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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前景。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条件的改善，在具备一定规模的居民点，可以设置“点状”的县辖镇(也有人拟称之为市。如果解决了级别、权限方面的问题，名称就不是很主要的)，将乡镇政府目前行使的管理该居民点基础设施、维持社会程序等职能独立出来，一部分乡镇政府就可以转化为名符其实的镇(市)政府。某些虽未达到相应规模，但居民有自治愿望和能力的居民点，也可以设立真正的自治组织，自主管理其内部事务。其余乡镇就演变为真正的广域型行政建制，乡镇政府(确切地说是乡政府)负责那些不具备设立镇(市)条件、又缺乏自治愿望或能力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日常运转，并调整到适宜规模的行政区划。县级政府部门(甚至更高层级政府部门)仍会在县域内派驻机构，但其政区与乡镇政区不一定是重合的，与乡镇的分工也是比较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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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改革动力方向方法

人民日报披露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方法

“上”与“下”的呼应—— 2013年11月11日 04:07 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提示：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人民日报8日起就全面深化改革刊登系列述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要“上下呼应”，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点面协调”，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变稳平衡”，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相关文章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些都是“硬骨头”。

文章说，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会、更清新的空气，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

统筹协调，上下呼应闯险滩(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篇)

本报记者 龚雯 许志峰 王珂

改革无坦途，路该怎么走?

35年改革实践，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高超的智慧不断探索改革路径，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创造了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方法论。

方法正确，改革事半功倍、破浪前行。

今年7月，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指出：“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这是对改革经验的宝贵总结，对改革方法的科学概括。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把握改革规律，为改革再次谋篇布局。

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

今年10月底，一项新举措牵动人心——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推进。

此前，按照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总体改革思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广东等地先后试水企业登记制度创新，“宽进严管”引发企业注册热潮。

它是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相结合的成果之一。从发

轫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萌芽于深圳小渔村的特区开放，35年来许多重大改革都源自地方创新，再由国家指导支持，最后在全国推广普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折射“中国智慧”。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改革打响攻坚战，迫切需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在摸石过河中把握规律，在统筹规划中推进改革。

强调顶层设计，是改革的大局观。

趟深水，过险滩，“导航仪”不可或缺。有科学的顶层

设计，才有合理的改革路径;有明晰的系统谋划，才有扎实的改革措施。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表层麻烦解决了，深层问题凸显了;显性症结化解了，隐性风险浮现了;发展水平高了，诉求也更庞杂了。新旧矛盾纠结，利益藩篱交错。缺乏顶层设计，改革难以凝心聚力，有的改革不仅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全面改革拒绝碎片化。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啃掉这些“硬骨头”，非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能够单打独挑，必须从顶层谋篇布局。

1

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今年9月，35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直接受国务院领导，超越条块利益的顶层设计有了更具体的依托。

改革不断深入，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

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屏障不拆除、公共服务不均等、尊重基层首创，是改革的群众观。

不久前，一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在上海出台，给不少人带来观念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奖励改革创新福利沟壑不填平，农民如何变市民?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企业成本上升，经营困难如何应对?完善社保制度，必然加大财政收支压力，财税体制如何与此相适应?

者，更强调对“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实行“免责”，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亿万人民是改革主体。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就要集思广益，鼓励先行先试，让群众探索实践的涓涓细流，汇聚为推动改革的滚滚热潮。越是牵涉面广、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往往难度越大。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每一份改革方案集民智、顺民意，才会破解千难万难。

“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十八大以来，上与下的呼应，最大程度聚合着改革正能量，激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点”与“面”的协调——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

9月29日，中国境内首个自贸区在浦东揭牌。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田”，要做的文章并不止于“自由贸易”，还涉及外资、财税、物流、政府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探索。

“不是栽盆景，而是种苗圃”。在自贸区的框架设计中，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清晰可见。

改革从一开始就非简单的修修补补。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更需把握好点与面的辩证法。

全面，意味着不能单兵突进。

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必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全面，并不代表遍撒胡椒面。

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改革大局尤为关键。

矛盾有主次。抓准主要矛盾，“小切口”能解决“大问题”。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这一“马前卒”疾步快跑，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推动政府“自我革命”;“营改增”渐次铺开，对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形成倒逼„„牵住牛鼻子，可以“一子落而满盘活”。

诉求有缓急。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

会、更清新的空气„„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问题，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在这些紧要处发力，改到痛处，改得彻底，既是改革的题中之义，也能凝聚社会共识、提振改革信心。

没有整体推进，改革会顾此失彼;不搞重点突破，改革会节奏迷乱。

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展示了我们党从容驾驶改革航船的智慧、技巧与能力。

“变”与“稳”的平衡—— 2

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

35年的改革没有采取激进式休克疗法，不搞一步到位，而是采取“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的渐进办法，避免社会震动过大，较好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发展成果无法惠及最广大群众，改革会失去动力，发展将没有意义，稳定的环境就难以保证，建设和谐社会就离开了民意根基。

“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从利益格局的调整，到体制机制的创新;从各方诉求的改革是动力，停不得;发展是目的，慢不得;稳定是平衡，到发展方式的转型„„挑战前所未有，改革稳中求进。前提，“冒”不得。今天，改革发展稳定彼此交融的态势日益明显，相互作用的趋向更加突出，必须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全面改革顺利进发。

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胆子大，才能啃动“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面临多元多变的新环境，改革不再是先前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闯关夺隘，不失时机地大胆开拓。改革越前进，发展就越有底气，抗风险能力越强，越能获得积极的社会稳定。如果因为局部利益和短期风险而顾盼犹疑，就可能前功尽弃。

步子稳，才能掌好“方向盘”。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无论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还是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都应科学权衡。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更要稳妥谨慎，任何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推行，必须统筹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阻力，消解隐患，使改革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循序推进。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今年，改革新政密集出台，项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营改增”为企业减轻上千亿元税负，20多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涉农资金整合拉开序幕，制约民间投资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加快打破„„

改革的唯一价值，是为人民而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民而发展。如果改革红利不能反映在老百姓身上，

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指引，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改革布局，有凝聚各方智慧的改革方法，中国式的改革道路越走越宽广。

市场取向，效率公平为百姓(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篇)

本报记者 龚雯 田俊荣 吴秋余

《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10日01 版) 改革用什么改变了中国?

从短缺到充裕，从温饱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化到活跃，改革用市场魔棒激活当代中国，焕发蓬勃生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中国改革的不变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市场化改革再扬风帆。

市场化改革是活力之源

回望来路，才知道中国的改革已走出多远。

35年改革历程，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配置。市场经济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杠杆，把有限的人、财、物以最优化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快速满足千姿百态的需求，实现效率3

提高和财富增进。

改革从市场起步，中国需要市场经济。

35年前，改革起步，国门打开，“市场经济”第一次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但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进入我们党的视野。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三大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市场取向轮廓逐渐清晰。

21年前，十四大将“市场经济”第一次写上社会主义旗帜，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奠定我国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11年前，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1年前，十八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市场的作用，增强了我们锐意推进改革的自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改革的每次重大突破，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坚定步伐。

35年来，市场化改革披荆斩棘，一路开枝散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彻底改写中华民族的命运，成为活力之源、变化之源、发展之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基因组合，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中国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看不见的手”要充分施展——

经历了多年争论，人们终于明白，任何计划与行政干预，都不可能比市场这台“超级计算机”更高明。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没有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而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面对所谓银行“钱荒”，没有降准、降息一味“放水”，而是在适度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让利率杠杆调节资金需求;面对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不是急于输血，而是放宽准入门槛、降低创业台阶，使民营银行好梦成真，“零成本”注册遍地开花。

“看得见的手”要真正有效——

市场一旦失灵，政府就要出手：“一袋奶粉”曾让千家万户头疼。今年，“奶粉进药店”，最严监管重塑国产品牌公信力;“6家奶企罚款6.7亿”，最大反垄断罚单逼出奶粉降价潮。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

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不可随意而为，但也不能无所作为。从“划桨”变“掌舵”，从“全能”变“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担当，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好“守夜人”。用好“两只手”，呼唤政府“革自己的命”，使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错位的正位。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刀阔斧，展现了壮士断腕的勇气。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开放初期，“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人们的追求。今天，“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公平焦虑”却越来越多，人们对公平正义呼声强烈。

向市场经济要效率，向社会主义要公平。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提升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改革就能最大程度地凝心聚力。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种种不公平社会现象，并不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坚持市场化改时间紧迫，距离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只有短短7年：任务繁重，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革方向，就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消除不完善因素，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避免“权难制衡，利难共享，人难出头”。

要促进权利公平。通过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弥合“城乡二元鸿沟”，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别让一纸户口簿挡住农村人口的平等养老和医疗、挡住农家子弟的平等教育和高考、挡住农民工的平等劳动和报酬。

要促进机会公平。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让不同类型的经营者平等参与、同台竞技。

要促进规则公平。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很多人宁信“潜规则”、不信“显规则”，“不找熟人不安心、不送红包难放心、不走关系总担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健全法律体系，用法治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各种利益主体才能公平竞争，释放创造潜能。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政府既要跟上市场节拍，又须守护公平正义，每一次改革都应考量：是不是“保障大多数人切身利益，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同时，“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调节器”。

今年，一项项促公平、惠民生的举措接连亮相：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九连增”，前三季新开工保障房620万套，600万户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负，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金融和铁路等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国务院决定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还需攻坚克难。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来，改革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阔步前行：

国务院多个机构调整撤并、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门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市场化改革越往前走，触及的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越

复杂，遇到的难题也越大。目前，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因素依然存在，市场化改革面临新挑战。破解前进中的旧痼新疾，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亟须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轮驶入更辽阔的海域。

人们对下一步市场化改革寄予热望：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户籍、社保制度等改革要破题，促进新型城镇化;财税、金融、投融资改革要大力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加快形成;市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加强公共服务„„

改革无止境，方向不动摇。

十八届三中全会继往开来，市场化改革站上新起点。沿

5

着这个方向挺进，我们坚定不移，壮志满怀。

改革开放，永续发展激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变化篇) “看得见的手”精心调控，让风景这边独好。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明显，党中央保持定力、稳定政策，坚定推动改革，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8%，结构调整也呈现积极变化。

本报记者 江夏 赵永平 陈仁泽 《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09日02 版)

今天，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注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35年，改革开放大潮奔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将全力打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二季”。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倾听中国前进的足音，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坚定。

中国实力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中国距离民族复兴的梦想越来越近

如今，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发展的强劲脉动。

世界舞台，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

金秋十月，印尼巴厘岛的APEC峰会，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大厅内人头攒动，许多外国记者前来询问日程，不少人能用流利的汉语提问。墨西哥海滨小城的G20峰会，“中国态度”影响世界经济走向。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中国企业、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中国分量越来越重了。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

应对挑战，中国能力越来越强。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

迎战非典、抗震救灾，依托应急管理体系，应对更加有效有序，社会心态也更加成熟理性;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快速发展，开放的中国更加自信。

当年，世界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在北京大街上，

曾引来了无数中国人的围观。可如今，独具中国特色的丝绸、中国红成为世界时装周上的重要元素。加入WTO，中国加速融入世界。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神舟”飞天、“蛟龙”探海到首艘航母“辽宁舰”交付，中国人从未如此底气十足。

这背后，源于中国实力。

——经济从“濒临崩溃”走向“世界引擎”。35年，中

国经济总量增长142倍，全球排名跃居第二，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今，中国不到3天创造的财富，就超过1978年全年。

——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近十年，中国农村的脱贫人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城乡收入大幅增长，出行越来越方便，生活越来越多彩。

——社会保障从低水平到制度全覆盖。公共财政的阳光

更多洒向民生领域，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织就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对外开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更深：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86倍，2012年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连续七年世界第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13亿中国人意气风发地融入文明现代的新生活，我们离民族复兴的6

梦想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中国活力

挣脱体制羁绊，长期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从过去公有经济一花独放，到如今多种经济主体百花盛开，经济细胞更有活力;从过去一块肥皂、一盒火柴都由国家定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人的积极性大迸发，社会生产力大解放

中国实力的背后，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的铿锵话语，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鲜明宣示。

回首35年改革路，一个个镜头跃然眼前：

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当年为求个活路甘冒坐牢风险。如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到处涌现，亿万农民快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

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当年曾为卖点纽扣提心吊胆。如今，民营经济已占据中国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

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当年为“4分钱奖金”惊动了中南海。如今，上海自贸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试行“负面清单”模式，形成敢闯敢试的宽松氛围。

„„

这是思想活力竞相迸发的35年。

冲破精神枷锁，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曾经被固定在土地、车间、单位的人们，现在可以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就业、创业。一个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体汇聚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

这是市场活力激情四射的35年。

到如今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是市场定价，各种要素活跃起来，僵化的计划体制已经被市场配置资源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越走越宽。

改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瞄准“难啃的硬骨头”，一系列“破冰”之举加大了“放活”力度：

更大规模放权。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政府正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更多行业“松绑”。给民企松绑，涉及国计民生的多个领域放宽市场准入，给小微企业减税，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加速打破民间投资“玻璃门”。

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启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欧洲国家瑞士和冰岛签署了自贸协定，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今天，改革正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从经济领域向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推进。中国，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朝气和活力!

中国动力

经济发展引擎正在换挡，加快转型升级，建设生态文明 35年改革创造中国奇迹，也伴生日益突出的问题：人们普遍富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经济高速发展了，但资源、环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眼睛盯着GDP多了，社会建设落后了，还有产能过剩、雾霾围城、食品安全事件、腐败严重„„“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 7

改革，一直在前进中不断反思、不断突破。面对成长的烦恼、发展中的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08日01 版) 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十八大的召开，让中国的改革开放站上新的高点。

随着改革步步深入，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面对产能过剩，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更注重持续的“动力源”，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长远后劲。“不以GDP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不少地方主动调低增速目标，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更大空间。今年以来，宏观调控严控“两高”行业，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4%。

推进结构调整，加快释放内需潜力。今年上半年，内需拉动经济增长7.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拉动3.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这说明增长动力正加速切换。

人口红利衰减，加快创新驱动。一系列主动调控的决策举措，不断释放创新动力，“宽带中国”战略上路，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5.3%。北京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11家科技企业，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跨国公司研发目的地首选国，“人口红利”正在转变为“人才红利”。

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建设美丽中国，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今年以来，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

“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痛下决心打破体制机制藩篱，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正如外媒感叹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中国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

三中全会，历史抉择树航标(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篇) 本报记者 皮树义 朱剑红 陆娅楠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天开幕，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即

将展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系列述评”，敬请关注。

又是一次三中全会。

金秋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引来无数金色畅想。

又是一座历史丰碑。

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勾画宏伟蓝图，推动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回首35年改革，党中央已召开了7次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党中央都站在历史潮头，果敢抉择，科学部署，引领改革阔步前行。

7个三中全会，7座历史航标。举世瞩目的第八个三中全会，必将树起中国改革发展航程上的新航标。

改革的航标灯

三中全会总是在关键时刻，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重要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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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中国，就站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 走出文革“十年**”，百废待兴。经济濒临崩溃，商品匮乏，百姓生活艰难，世界快速变化。面对此情此景，经济迫切需要增强发展后劲，社会迫切需要化解突出矛盾，人民迫切需要公平正义。这些都离不开深化改革。改革正从面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转向面对相互交织的经济社会矛盾，改革正从经济体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中国共产党人伟大觉醒，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传统计划经济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

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压抑活力，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改革探索，使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明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年后的2003年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航程。

又是十年过去，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新起点。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从“濒临崩溃”变为“世界引擎”。但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腐败严重等社会矛盾压力日增。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10月的上海外高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服务大厅，一派热闹景象：20多个服务窗口前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和注册的长队一直排到楼外。挂牌刚一个月，自贸区就新增234家企业，外资新设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是去年同期的7倍。建立自贸区这项大胆的改革给上海经济带来了新活力。

明体制全面进发。

改革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勇气。正如总书记最近所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果敢抉择，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加油站

三中全会总是集中人民的意志，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是亿万人民的坚强意志，一次全会就是一次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那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35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偷偷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手印，“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是每到秋收就被迫出门要饭的小岗村农民的悲壮之举，也是广大农民有粮吃、有钱花的朴素愿望。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1984年3月，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是国有企业摆脱僵化体制束缚的大声呼唤，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解放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改革的根本动力。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每一次三中全会都顺应民意，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小岗村农民的呼声得到了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改革首先在农村开花结果，广大农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1998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9

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加快农村改革。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决定。改革惠及亿万农民，希望的田野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新农村画卷斑斓。

改革是一场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单兵突进。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组织，党中央在驾驭复杂局面中展示大智大勇。

历次三中全会在部署改革任务时，都要部署加强党对改福建厂长们的呼声得到了回应。1984年10月召开的十革的领导，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结合，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城市经济和企业改革的大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活力焕发，民营企业茁壮成长。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正是因为尊重人民意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改革才得以稳步推进。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带来成就也带来了更多的期盼。最近，人民网关于“改革心声”的大型调查，表明人们对新一轮改革最为关切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人们期待经济更有活力，生活更有保障，社会更加公平。

人民的新期待就是改革的新目标。十八大以来，多项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汇聚更多民意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更多地回应人民的呼声。

改革的百宝箱

三中全会总是驾驭复杂局面，科学组织改革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领导改革能力的提升。

价格闯关是改革史上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挑战。1988年，为了革除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弊端，中央准备一举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消息传出，各地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抢购风潮，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飙升到20%以上。这年9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改善宏观调控以及综合改革的理念，这成为此后推进改革发展的两项基本方法。

重点突破与统筹协调结合，尊重群众创造与顶层设计结合„„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保证了改革有序推进。

改革进入深水区，渡过深水区，需要方向，更需要方法。

“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博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这样描述今天改革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无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又一次考验领导改革的能力和智慧。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稿已经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问计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总结改革经验，汇聚各方智慧，决定将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35年风雨兼程，35年挑战接踵。一次次穿过风雨，一次次越过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以更大的勇气、更高超的智慧，续写改革新篇章。